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东西方冷战局面已经形成，中美关系当时即已成为影响整个国际关系格局的重要因素。七十年来，中美双方国力国势均已发生重大变化，国际力量对比与风云际会让人眼花缭乱。虽然两国间的矛盾、对立和冲突广泛存在，对话、协商与合作却也如影随形。这种曲折复杂而又持续不已的战略博弈，不仅对地区和全球事务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同时还可能从根本上决定这两个属性不同的世界大国的前途和命运。
（一）50年代初，美国试图通过外交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等诸多手段，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反对美国战争阴谋和侵略政策，成为与苏联结盟的新中国对外政策的主旋律。为此，中美在朝鲜战场兵戎相见，意识形态对立、社会制度对抗同地缘战略之争紧密叠加。此时，美国维持并强化对逃亡台湾的蒋介石集团的支持，武装占领台湾并与之建立共同防御关系，导致中美进一步复杂化，双方的对立和对抗不断加剧。
朝鲜停战后，新中国领导人从争取良好的国际环境以利本国和平发展的现实需要出发，积极考虑中美关系正常化并正式建交问题。毛泽东提出了与美国和平共处、中美签署长期和平协定、中苏英法美实行集体安全、三十年后中美总要建交等政策构想。虽然美方顽固坚持反华政策，中方良好意愿无法实现，双方通过日内瓦领事级协调机制和后来的华沙大使级会谈，还是建立了难能可贵的沟通渠道，并且也解决了双方需要紧急处理的一些特殊问题。中方对美民间外交，此时也拉开了序幕。
50年代后期，台海局势日趋紧张。美方在中国炮击金门期间，公然支持台湾当局，企图武装介入台海问题，以空投特务等方式侵犯中国安全与主权之事时有发生。中美矛盾成了“不可调和”“不容抹杀”的矛盾，两国关系成了“势不两立”“不共戴天”的关系。
（二）进入60年代，美国加紧在中国周边地区排兵布阵，进一步打造反华同盟并不断强化对华军事包围，中美关系根本无法改善。60年代中期，美国介入越南冲突，很快将特种战争升级为全面战争，并将战火扩大到中国家门口北部湾一带。中国一方面旗帜鲜明地在全世界范围内支持一切反美运动，包括美国国内黑人抗暴斗争，另一方面全力支援印度支那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双方的意识形态对抗和地缘战略博弈亦不断升级。中美两国在华沙进行的大使级秘密谈判，时断时续，难有实际进展。
但60年代中后期，中国与苏联的友好同盟关系彻底撕裂，1969年中苏双方多次发生激烈的边界冲突。面对骤然增大的大规模战争风险，毛泽东接受几位老帅建议，做出了联手美国共同对付苏联的重大战略决策。中美关系面临历史性转机。
（三）进入70年代，中美关系开启了相互释放善意、实现高层接触，最终走向正式建交这一新的发展阶段。1971年，中国成功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美国将新中国隔绝于国际社会的图谋彻底失败。尼克松总统进一步意识到，国际力量对比和世界战略格局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中美两国打开相互封闭的大门符合美方利益。1972年美国总统成功访华，双方发表的《上海公报》成为指导两国关系发展的第一个政治文件。为了消除影响中美两国开展正常交往的外部因素，周恩来秘密出访朝鲜和越南，耐心争取该两国理解并支持中美双方改善关系。
中美双方相互打开大门之后，高层接触和政策沟通持续推进，美方要人经常来华，但中方官员鲜有访美，经济、科技、人文交流仍微乎其微。双方在对方首都设立的联络处，虽然不是外交代表机构，逐渐成为沟通并处理双方事务的重要渠道。
70年后期，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提上日程，双方正式启动关系正常化谈判。在邓小平直接领导和参与下，双方围绕台湾问题展开激烈交锋，最终决定1979年1月1日正式建交。双方签署的建交公报，成为指导两国关系未来发展的第二份重要文件。但是，美国出于意识形态偏见和战略利益考虑，随即通过《与台湾关系法》，为中美关系健康发展设置了重大障碍。
（四）1979年1月中美两国刚刚建交，邓小平即对美国进行了成功访问，美方给予邓小平国家元首礼遇。双方经济与人文交流同步启动。双方在反对苏联霸权主义以及东南亚个别国家的地区霸权政策方面，拥有共同或相近的立场和主张，中美关系进入全新发展阶段。
但是，台湾问题此时仍是两国关系正常发展的重大障碍。里根总统执政时，美国对台湾的武器销售急剧扩大，明显突破两国建交时美方的承诺，中美关系出现建交后第一次重大危机。在邓小平的坚强领导和指挥下，中方围绕美国对台售武的外交斗争最终取得重大成果。1982年，美方被迫在限制对台售武的《八一七公报》上签了字。虽然美国玩弄双面手法，随即向台湾当局做出所谓“六点保证”，但《八一七公报》作为指导中美关系的第三份政治文件，意义不可低估。此后，中美关系经历了一段相对平稳的良好发展期。
80年代末，中美关系出现重大意外和波折。由于东欧国家相继生变，苏联改革陷入困境，美国布什政府借口北京发生政治风波，策动西方国家进行所谓对华制裁，中美关系出现远比里根时期更加深重的危机。中国坚持原则不妥协，有理有力有节地开展对美斗争。随着美国对中国的所谓制裁被打破，中国参与地区和全球事务的力度空前加大。美国对华政策“接触加遏制”的两面性特点，也日渐顽固和突出！
（五）整个90年代，由于苏东剧变，冷战结束，中国在美国外交棋局中的作用下降，又由于中国改革开放不断加速，现代化建设成就不断积累，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影响越来越大，中美关系跌宕起伏，一波多折。但双方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合作的契合点也在逐渐增多。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坏也坏不到哪的说法，此时应运而生。
90年中后期，美国社会的对华怀疑情绪与恐惧心理极为扭曲地交织在一起，媒体炒作中国崩溃论与中国威胁论，成为时尚。美国政府利用台湾问题以及所谓的人权问题、西藏问题、最惠国待遇问题，不断对中国施压，甚至搞起在美国国内抓捕所谓“中国间谍”，在公海上迫停并搜查中国货轮的闹剧。世纪之交的中美关系，进入多事之秋。
1999年5月，美国军机轰炸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美关系出现双方建交以来的第三次重大危机。中方将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有机地统一起来，迫使美方作出道歉并赔偿了损失。中国的主权与尊严得以维护，中美双方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包括在APEC等多边机制中的对话合作，续有发展。
（六）2000年，共和党人小布什就任美国总统，宣布中国、俄罗斯为美国的主要战略对手，公开指责和抨击中国内外政策。中方为新世纪两国关系稳定发展定位定向，未获相应回应，对美国分化、西化、弱化中国的战略图谋有了新的认知。
4月1日，美方军机在中国南海抵近侦察，造成撞机事件，导致中方机毁人亡，中美关系再次出现严重危机。虽然经过强力交涉，美方最终软化了蛮横立场，向中方表示了歉意，但美国“亡我之心不死”成为中国社会新共识，双方政治互信度严重下降。“接触加遏制”成为美对华“阳谋”，中方则将抵御美国策动“颜色革命”当作长治久安头等大事。
当年9月，美国遭遇“9.11事件”，国际恐怖势力成为美国首要打击目标，争取中国支持其反恐行动成为美处理对华关系的优先选项。中国从自身发展利益和安全利益出发，兼顾世界各国的普遍诉求和人类社会的共同需要，支持国际反恐斗争，小布什总统在国内事务极其繁忙的情况下来华参加中方主办的APEC会议，中美重趋紧张的关系再度缓解。
经过10多年艰苦谈判，中美双方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一事此时达成协议。中国获得了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全面加速现代化建设的宝贵战略机遇期，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急剧上升。中美双方的经贸往来、人文交流、科技合作、安全对话全面推进，在朝核伊核等地区事务以及应对气候变化、传染病扩散等共同性挑战方面，对话与合作的质量不断提高。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经济表现一枝独秀，令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刮目相看。在此背景下，中方一方面努力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尊严，一方面秉持既反强权政治又谋平等合作的建设性立场，为中美关系未来再作规划。中美关系作为影响和牵动整个国际关系平稳发展的重要引擎，作用显著增强。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之丰，利益交融之深，共同关切之多，远远超出了世纪之初的预想。美国有人甚至开始讨论G2即所谓“中美共治”的可能性！
（七）21世纪第二个十年到来之际，中美关系总体呈现持续向好的发展大势，但双方结构性矛盾无法调和的根本问题，因中华民族全面复兴势头迅猛，美国全球影响力相对下降，双方在许多问题上的利益冲突及立场相左加速凸显。奥巴马执政后期，美国宣告结束反恐战争，国际战略重心开始东移，旨在遏制中国和平崛起的“亚太再平衡”政策付诸实施，与之相适应的“印太战略”提上日程。中美战略博弈进程中竞争与合作相辅相成的新范式，开始被遏制与反遏制循环往复的亚冷战所替代。中美关系“修昔底德陷阱说”成为国际热门话题。
2013—2015年间，中美两国领导人举行多次会晤。庄园漫步、瀛台夜话、华盛顿秋叙，对消除中美互信赤字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方稳定和发展两国关系，提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愿景新思路，国际社会对当今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的新关系新动向寄以厚望。
2017年共和党人特朗普入主白宫后，中美关系全局突变。为了破坏中国和平崛起进程，阻止中国走向国际舞台中心，消除中国经验对人类进步事业的积极作用，美国政府已无所不用其极。2020年新冠疫情来袭后，特朗普政府不仅将疫情问题政治化，对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国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制度全面污名化，同时在台湾问题上一再突破底线，持续挑战中国底线，利用人权、环境、网络安全以及涉港涉疆涉藏等问题，全面对华发难，甚至扬言要炸毁中国南海岛礁及其军事设施，进行赤裸裸的战争威胁！
目前，中美关系正面临两国建交以来最复杂最严峻最危险的局面！遏制打压围剿中国已成为美国两党共识，中美关系已经回不到过去。不单中美双方，实际上，整个世界都在为中美关系继续恶化进行必要的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