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因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执政党和国家将全体人民的利益作为政治的最高原则来对待，从而形成了超越党派利益的使命型政党，以及由使命型政党统合并引领的人民群众高度信任与广泛认同的人心政治新形态。这种人心政治新形态，以政党组织的先进性为纽带，以人的组织性、组织的情感性和制度的生命力为核心，以持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美好生活政治观为指导，通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使命型政党肩挑“人”与“制度”的主体理性力量的锻造，以及以“将心比心”的情感治理模式所激发的独特情感力量为特色，形成了超越委托代理制基础，融国家硬实力、软实力和信心力三者于一体的新型理论范式，这将为人类社会闯出一条基于委托信任制的集“良心+良制+良治”于一身的新型政治发展道路，进而开创超越时空、与子偕行的人心政治形态的新境界。
关键词：人心政治；使命型政党；信心力；美好生活政治观；情感治理
作者简介：唐亚林（1967-），男（汉），安徽宿松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政府与政治、城市治理与区域一体化、地方政府与地方治理、比较政府与政治。
现代政治是以政党、政府为核心的政治主体运用政治权力，调配政治资源，调节政治关系，分配公共利益，建立政治秩序，推动政治发展，实现政治价值，建构美好生活的过程。而主导现代政治过程的政治主体，从理论上说是可以由多元主体来充当的，既包括立法（议会）、行政（政府）、司法（法院）、政党这些传统型政治主体，又包括利益集团、市场组织、非政府组织、社会组织、公民等新型多元主体。
在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关于公共利益的分配，明面上似乎是通过民选的政府上台进行政策实施，可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资本与政治的联姻，并形成了由议会、政府与利益集团相互勾连的政治“铁三角”现象［1］。在社会主义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执政党和国家将全体人民的利益作为政治的最高原则来对待，由此便形成了超越党派利益的使命型政党与使命型政治［2］，以及由使命型政党统合并引领的人民群众高度信赖与广泛认同的人心政治新形态。
一、问题的提出：重构人类政治形态发展的理论基础
现代政治是对传统政治的超越，通过代议制的方式实现人民主权。密尔认为，“理想上最好的政府形式就是主权或作为最后手段的最高支配权属于社会整个集体的那种政府。”［3］而人民主权的实现，需要通过人民选举自己的代表组成代议机关，人民再通过表达意见和监督等方式间接地行使公权力，即通过代议制的方式。这是因为现代政治走向了超越狭小地域范围和较小人口规模的规模国家政治时代。代议制从形式上是“一种间接民主，不是由公民直接行使其主权权力，而是以只能选举代表的行为将其权力委托给一定的代议机关”。［4］也就是说，支撑间接民主式代议制运作的原理是委托代理制，而支撑委托代理制实现的现代政治机制主要靠公开选举制和多党竞争制，以及与此相配套的言论自由制、财产公开制等机制。
现代西方政治制度体系是建立在“分权发展导向型”基础之上的，与立基“合力发展导向型”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体系有着本质的区别。［5］到了20世纪之后，基于“分权发展导向型”的现代西方政治制度体系的运作，愈来愈依靠政党政治与选举政治来支撑，而且代议制所孕生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三权分立式政治制度架构的重心也越来越呈现出从以议会为中心走向以行政为中心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现代西方政治制度体系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均日益被简化为一种熊彼特式“程序性民主”，即“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的方法，是“为了达到政治——立法与行政的——决定而作出的某种形式的安排”。［6］简言之，就是通过竞争的方式挑选领导人的过程。
透视通过竞争方式挑选领导人的“程序性民主”的本质，可以发现这种民主选举的功能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的变异过程［7］：第一，历史上，选举的首要功能是被用来为相互对立的权力集团而不是为普通人提供了一个和平解决冲突的机制。按照恩格斯的说法，就是“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8］在现代国家稳固之后，为相互冲突的权力集团解决矛盾冲突的机制演变为每隔几年一次的选举制度。第二，在达成稳定的权力分享协定的背景下，选举让普通公民来帮助决定相互对立的权力集团中哪一个将会在政府中扮演主导角色，即通过公民的投票与定期的公开选举来决定哪一个统治集团上台执政，哪怕最终被证明这不过是一种表演式的“换汤不换药”。第三，在企业（资本）主导的各种职业、宗教和种族团体所构成的选举联盟中，公民的作用蜕化为仅仅是对某些特定的经济和社会议题发挥影响，比如有关失业者、残疾人、老年人等弱势群体的政策议题。第四，当极端的国内问题导致社会大规模分裂时，选举是引入新政策的一种重要途径。也就是说，选举又开始成为转移社会矛盾焦点、暂时平息各类政策纷争的一种有效工具，因为接受所谓大众投票的结果是选举民主的内在要义。
基于“程序性民主”的选举民主，首先转移了普通民众对轮流坐庄执政的资本与权力联盟统治国家的实质的关注，模糊了真正的国家主人即普通公民对国家权力的最终决定权这一焦点问题，形成了选民可以“反政府”但无法“反国家”的选举民主实质；其次，让普通选民将关注重点放在对各种碎片化的政策性议题的争论与选择之上，形成一种莫名的“权利拥有与权利行使”错觉，忘记被资本与权力联手统治的真实本质，进而忘记起来抗争的使命，以致于让不合理的政治制度体系得以长久地被稳固和被传承；最后，形成了只顾及眼前对己有利的形势判断与政策取舍的功利性选举文化，而忽视将个体与代际的永续发展、社会的公平正义、国家的长治久安、世界的和平发展等有机结合，其结果必然导致建立在“程序性民主”基础之上的选举民主愈来愈劣质化、短期化与纷争化，最终导致国家发展始终处于一种内在紧张、断裂乃至崩溃的状态。
因此，重思人类社会政治形态的建构，就必须对人类社会政治形态建构的委托代理制基础进行重构。在承认代议制不可或缺的基础上，引入基于国家硬实力、软实力和信心力三者有机结合的委托信任制新型理论范式，创建人心政治新形态。
二、硬实力、软实力与信心力“三位一体”：人心政治形态的理论分析框架建构
基于委托代理制的代议制的理论基点，一是权力来自人民的授予，由人民选举代表组成代议机关，并产生政府，实行责任制；二是“人性是恶的”（经济人或理性人假设），权力也是恶的，因此需要将最高权力进行三分（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交给不同的部门和人来行使，实行监督制；三是通过定期的选举，由人民决定由谁上台执政，并让政府接受人民的检验，实行选择制。
这种基于委托代理制的代议制，在实际运行中不得不接受被资本利益绑架的党派利益的干扰；同时随着现代传媒的兴起，它又不得不接受被资本操纵的媒体的特定输出影响，从而导致现代西方社会呈现从议会-政府-利益集团的政治“铁三角”向议会-政府-利益集团-传媒的政治“铁四角”变迁的格局。而且，这种政治“铁四角”现象又因为每隔几年大选的短期选票效应，让以政党政治运作的现代西方政治无法内生出可以改变基于委托代理制的以代议制为中心的政治制度框架的根本性力量。
一般而言，现代政治体系模式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价值层次的理论，二是操作层次的理论。价值层次的理论确定政治体系模式的基本原则和政治取向，而操作层次的理论将价值层次的理论化为具体的步骤、程序和规范，使价值层次的理论得以在现实生活中运行。这两方面的理论相辅相成，缺一不可。［9］有鉴于此，本文从价值层次的理论层面对基于委托信任制的人心政治形态的建构①，提出一个基于硬实力、软实力与信心力“三位一体”的理论分析框架。
超越被日益简化的以选举民主为中心的现代西方政治制度体系的话语叙事，基于主权国家长存于民族国家之林的“国格”以及发展于地球之上的“资格”问题，以推动国家发展与人民幸福为根本出发点，就必须重构人民与政府的关系，将展现国家硬实力与软实力、体现民众对政府高度认同与政府全心依靠民众的交互信心力三者融为一体，通过使命型政党的引领，创建超越委托代理制、基于委托信任制的人心政治新形态，从而为人类政治形态的发展开辟新的理论空间与实践模式。
所谓硬实力，是指“可用于要求他者改变其地位”的权力，可依赖劝诱（“胡萝卜”）和威胁（“大棒”）来实现，军事权力和经济权力是硬实力的核心，通常以强大的物质实力表现出来，并与控制力联系在一起。所谓软实力，是指“一种常常源于文化和价值观念并在太多情况下被忽略的吸引力”，它往往“与无形的权力资源相关，如有吸引力的文化、政治价值或政治制度、被视为合法的或有道义威信的政策等”，［10］常常与同化力关联。“软实力与硬实力密切相关，都是通过影响他人行为，进而达到自己目的能力。二者的区别在于其行为的性质，以及资源的有形程度。控制力，即改变他人行为的能力，以强迫或利诱做手段；同化力指的是影响并塑造他人意愿的能力，依赖的是文化和价值的吸引力，或者操纵议程令人知难而退的能力。控制力和同化力之间涵盖了多种行为：从强迫到经济诱惑，从议程设置到纯粹吸引。软实力资源与同化力密切相关，控制力资源则通常与强势行为相关联。”［11］
传统上认为，硬实力与软实力共同构成了一个国家的总体实力。但是，这种理解往往是将其放到国际关系的视域去把握的，且带有将孕生于西方的现代政治制度体系作为人类政治制度形态的范本予以普遍化的认可之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其内在不足在于既忽视了一国内部民众在长期的实践比较过程中形成的对政治体系的自觉认知、高度认同与热切预期所产生的巨大威力，也忽视了一国政治体系的多元主体中作为主导力量的政党所内蕴的使命感所激发的引领力量，更忽视了将国家实力与人民美好生活有机对接所建构的人心政治形态的整体合力。
因此，回到人类政治形态建构的初心，首先要将现代政治的落脚点放到可以持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国家实力的持续增长之上，这是人心政治形态建构的基石，它既包括以物质实力呈现的硬实力，又包括以文化价值实力呈现的软实力。其次，要在硬实力与软实力支撑基础之上，通过为人民服务的使命型政党的引领，将人民和政府二者间的相互信任所建构的强大信心力作为人心政治形态建构的关键，形成集硬实力、软实力与信心力于一体的人心政治形态“三力”发展框架（见图1）。
其中，政治体系的三大政治主体，包括人民、作为使命型政党的执政党和政府三者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简单地以人民向政府的单向度授权而建构的基于不信任的权力监督与制约关系，或者是在授权之后人民对政府执政绩效高低的认同度问题以及在下一次选举来临时行使赞同或否决的选举决断问题，而是通过执政党的引领和政府的有效施政，以不断提升的累积性绩效创造，建构三者间交互信任、彼此承诺、持久合作、发挥合力的委托-信任-齐心关系，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上下齐心、同心同德、合作发展”。最后，通过发展目标的一致性追求，以美好生活政治观指导下的人民利益作为使命型政党推动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根本使命，充分发挥“将心比心”的情感治理模式的独特情感力量，将融硬实力、软实力、信心力于一体的人心政治形态，贯穿于国家现代化建设之中，进而开创人类政治形态发展的新境界。
三、美好生活政治观：人心政治形态建构的制度基础［12］
古往今来，人类社会对于优良政治形态的落脚点的追寻，都集中地归结到一点——“至善生活”或“美好生活”的追求，这是以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和中国古代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外思想家试图诠释人类过“良善生活”的根本奥秘之所在。立基美好生活的政治观，就是美好生活政治观。
虽然现代政治因解决了规模政治和权力政治的有效运行问题而超越了古代传统政治，成为现代国家治理的主导范式，但其不足也显而易见，即建立在人性恶与权力恶“双重恶”假设基础之上的现代西方政治制度设计，祛除了其伦理面向的价值，也日益失去了其生活面向的意义，最终演变成了赤裸裸的权力追逐游戏，并因其被当成可交易、可算计、可买卖的博弈游戏。此外，现代西方政治还被包装成为一种科学的中立的工具知识体系，被广为传播，甚至被奉为人类政治发展的主流方向。毫无疑问，这种背离“至善生活”或“美好生活”追求的权术政治观，最终让西方发达国家与社会陷入贫富两极分化境地。
从“至善生活”或“美好生活”视角考察，首先，美好生活政治观为人心政治形态建构了满足个体及其家庭身心在内的多层次复合性需求基础。
对于个体及其家庭来说，美好生活需求是一个复合性的概念，它既包括满足人身体需求的物质产品，又包括满足人心理需求的精神产品，同时还包括基于共同体而生的对家国和世界认知与认同的文化情怀。笔者曾经将此概括为圈层包容共生式“四层次三十二字”需求观：即保障个体与家庭的“丰衣足食、安居乐业”之生存需求；保障家族共同体血脉延续的“出入相友、守望相助”之交往需求；保障国家繁荣发展的“国泰民安、政通人和”之发展需求；保障世界和平共处与共同发展的“天下为公、四海一家”之共荣需求。这四层次需求观体现了相互依赖、依次递进的特征，并一体化贯通于人的一生之中。［13］
以往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发展实践过于将关注重点放在公权力的分配与制约、公民权的维护与保障之上，忽视了公权力的有效行使还是一国繁荣发展与民众生活幸福的源泉。党的十九大报告站在美好生活政治观的视角，提出了全新的论述，即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也日益增长。［14］这就意味着美好生活需要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满足和实现、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
其次，美好生活政治观为人从出生到死亡的全过程提供了体系化的公共产品，从而为人心政治形态建构提供了体系化的公共制度基础。
“现代的人是在政府资助的医院里出生的，是在公立的中小学、大学中接受教育的，他的很多旅行时间是在公共交通设施中度过的，他与外面的联系则是通过邮局或半公共性质的电话系统进行的；他喝的是公共生产的饮用水，读的是公共图书馆的书；他用公共排污系统处置垃圾，他在公园中野餐，他受公共治安、消防、卫生部门的保护，最终，他又在医院里离开人世，甚至被埋葬在公共墓地。总之，不管人们在意识形态上多么守旧，现代人的日常生活总是同政府关于提供上述和许多其他地方服务的决策联在一起，这种联系是挣不脱、割不断的。”［15］
这种整个人的出生、成长和发展过程与现代政治须臾不可分的现实，让现代政治的内涵被深深地打上了生活政治的烙印，其后果是改变了传统政治对权力、法律、支配权等的追逐，转而关注现实生活中的人的生活的有效满足与社会秩序的有机建构，并通过仪式化生活化的日常交往方式、多样化的生活方式选择以及体系化的公共制度安排，让现代政治戴上了脉脉温情的面纱，展现日常生活政治的美好。换句话说，如果现代政治只是堕落成一种对权力支配权的追逐，恰恰忘了生活的本真意义，忘了这个世界本应是温情脉脉的世界，乃至把政治泛化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不是通过政治塑造美好的生活，那么，这种现代政治都是不合格不人道的政治，更谈不上是美好的政治。
最后，美好生活政治观为人心政治形态的建构提供了一种积极的行政观。
现代西方政治只是初步解决了公权力被制约、公民权利被维护这两大问题，但对于公共利益是否得到有效分配、物质生活是否得到有效保障、社会生活的精神品质是否得到有效提升这三大与美好生活政治观密切相关的问题，即使建立了体现一定福利水平的国家与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也始终难以达到其所宣称的“平等公平正义”的美好状态，甚至暗中始终奉行的是“弱肉强食”式社会达尔文主义法则。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提出了美好生活政治观的基础上，看到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社会生产力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基于美好生活政治观的积极行政观，一方面强调对公权力进行有效监督和制约，防止行使公权力的机构、团体与人员出现腐败和堕落的现象，这是人类社会政治制度演化几千年来的基本经验之结晶；一方面强调在划清公权力边界的同时，积极履行行政职责，集中高效且有保障地行使公权力，积极利用公权力促进国家和社会的繁荣与发展；另一方面强调通过问责与激励方式，推动行政能力建设，发挥政府、市场、社会三只手的合力，形成整个社会的共生共进共荣局面。
基于美好生活的生活政治观主张恢复现代西方政治中被长期遮蔽的，实际上是政治的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的真正面目，即政治本身就是为追求美好生活而来，是为建构美好人心而生，而不是为追求权力而来，进而把长期被颠倒的现代政治观给恢复过来。
基于美好生活政治观的人心政治形态，虽然遵循公权力的现代运作规律，但必须回到公权力运作的初心，即现代政治是关于人生、人口、人民、人心“四人”的生活、生命与共同体之学问建构，其立足的根基是民众的日常生活，其所要建构的政治是促进人与人日常交往、友好相处、共荣发展的政治。它既是一种生活政治，又是一种关系政治、共荣政治，还体现出政治对人、人生、人情的关怀的情感，因此也是一种人情政治，当然更是一种人心政治。
四、用使命型政党肩挑“人”与“制度”：人心政治形态的主体理性力量的锻造
现代政治因为确立了人民主权原则，并通过作为国家代表的政府的运作，获得了对传统政治的超越，使得人类政治形态的发展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现代政治又因利益表达的多元性与政府运作的有序性之需，被引入了政党政治，以让规模化复杂化的公共事务得到更顺畅更有机的运作。
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始终存在由议会、政府与利益集团相互勾连的政治“铁三角”现象，导致被权力和资本联合主宰的政治难以有效回应民众需求并公正地分配公共利益，进而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社会阶层固化的极化现象日益突出。建立在人性恶与权力恶“双重恶”的不信任文化基础之上的现代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体系，其着力点在于“分权发展导向型”政治制度体系的建构，进而实现从人治制度向法治制度的嬗变。然而，这种“见物（制度）不见人”的制度建构后果，其弊端也是很明显的，即无以发挥本来应该成为现代政治运作“主心骨”的政党的作用，反而长期陷入利益纷争、资本侵扰、政党恶斗的泥淖而不可自拔。
虽然在英文中，“institution”既可作为“制度”理解，又可作为“机构”理解，还可作为“习俗”理解，甚至可以互换，但在中文中，“制度”是“制度”，“机构”是“机构”，“习俗”是“习俗”，三者各有不同的涵义。更为重要的是，对于一国政治制度体系的理解，英文“institution”是将“制度”“机构”“习俗”三者合一，充其量发展出一种被称为“政治文化”的深入理解，但是忽视作为“机构”是由一群人组成的，且是可以通过诸如特定的组织（如工会、政党）将这群人有机集结并团结在一起，并赋之以特定的组织人格、组织情感、组织生命和组织力量。在中文语境中，作为制度的制度、作为机构的组织、作为习俗的文化或者精神，完全呈现不同的内涵，并一旦被组合在一起，将发生强烈的“化学变化”，产生不可名状的力量。
把握中英文语境下“制度”“机构”“习俗”三者的涵义及其叠加组合在一起的不同后果，就可以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即以往在西方政治制度体系建构的历史进程中，通过将机构的制度化进程，慢慢地放弃或者忽视了机构本身作为一种组织的特殊角色和力量，忘记了“正式组织成为现代经济体系与政治体系活动中的主要角色，法律制度和官僚制度在当代生活中也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一基本现实。［16］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制度还是机构抑或是习俗，都需要有一个“主心骨”即“使命型政党”去统合，进而通过“使命型政党”所拥有的“主体理性力量”去保障制度与机构的稳固建立、秩序与生命力的经久不衰以及人民利益、国家利益与人类利益的有机统一①。
中国共产党作为有着崇高政治理想和远大发展目标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一直致力于建构超越资本主宰、发挥多方合力、及时回应需求、公正分配利益、反映民心民意的人类社会政治发展新形态。为此，中国共产党通过发挥政党组织的主体理性力量，日益成为“融性质、价值、地位、功能、使命于一体的一种使命型政党（Mission-oriented Party），其所致力于建构的政治已经成为一种使命型政治（Mission-oriented Politics）”，［17］其目的在于形成激发全体社会成员（机构）多方合力的作用机制，并由此锻造出“用‘使命型政党’肩挑‘人’与‘制度’”发展格局，开创人类政治形态发展的新境界。
如何理解“使命型政党”的特质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六大相互连接又整体配套的方面来认识。
第一，使命型政党是立基党性人理论原理之上的。
人类政治制度的设计离不开一定的理论假设，但更看重立基长期社会历史实践所形成的理论原理的内在规定性。现代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设计是立基不信任文化的“理性人假设”，而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设计则是立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实现人类伟大解放的历史使命这一历史实践与理论基础，并由此建构了通过先进分子组成的先进政党组织引领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党性人理论原理”。
使命型政党的“党性人理论原理”，立基“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以及由此体现的“现存的阶级斗争、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18］这一根本理论原理。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是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有机结合。因此，中国共产党是建立在超越自私自利性质、只是为部分人与团体利益服务和负责的“理性人假设”基础之上的新型政党组织。它是由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一群先进分子组成的、拥有崇高政治理想与远大发展目标的先进政党组织；它开创了现代公共机构组建原理的革命性变革，即立基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党性人理论原理”这一新型理论原理基础，实现了人类政治发展形态从“为私”到“为公”的历史性飞跃。
第二，使命型政党是立基严密的政党组织体系之上的。
现代社会是由不同的组织组成的。其中，最为重要的政治组织就是政党组织和国家机构。政党组织、国家机构与人民利益的结合程度，决定了一国政治制度体系的根本性质，也最终决定一国政治制度体系的根本绩效。使命型政党的历史性任务是引领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这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需要将执政党的利益、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和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三者有机结合在一起，并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根本动力。
为此，中国共产党不仅从上到下建立了分工合作、高度严密的组织体系，实施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为实现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建设发展目标奠定组织与人力基础，而且在国家政权组织体系、市场组织体系、社会组织体系等中均建立起相应的领导与引领的组织机构，发挥着领导核心作用，并建构了包括政治领导力、组织覆盖力、群众凝聚力、社会号召力、发展推动力和自我革新力在内的强大组织力体系，以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第三，使命型政党是立基服务与引领功能之上的。
传统西方现代国家的政党只是发挥连接国家与社会的作用，只是起到代表与表达的功能，如萨托利所说的那样，“政党首先且最主要的是表达的手段：它们是工具，是代理机构，通过表达人民的要求而代表他们……伴随着政治民主化过程，政党成为表达的手段”。［19］
中国共产党是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没有自己私利的政党，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进程中，发展出了既有代表与表达功能，又有整合与分配功能，即不断整合公共需求，不断丰富发展成果，不断增值社会价值，不断公平分配公共利益，还有服务与引领功能，即服务于各类组织和人民的功能，引领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功能。这种复合性功能的核心本质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功能。
第四，使命型政党是立基民主集中制之上的。
使命型政党的活动原则，一方面需要充分发挥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作用，汲取民意、集中民智、汇聚民心；另一方面需要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中枢作用，实行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
中国共产党不仅在党内生活中实行民主集中制，而且在国家生活中同样实行民主集中制。这是因为“思想的统一、政治上的团结、行动上的一致是党的事业不断发展壮大的根本所在”。［20］在有关党和国家重大战略与决策等问题上，始终秉持走群众路线的方针，认真贯彻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制，形成了“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议事与决策制度。这是确保党和国家的决策与执行活动始终能够立基广泛民意、能够集中集体智慧、能够保持高度责任心的根本制度保障。
第五，使命型政党是立基与时俱进的自我更新文化之上的。
在长期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要实现引领国家和社会朝着推动人类社会伟大发展、实现人类社会伟大解放的宏伟目标迈进的历史任务，就需要增强执政本领，加强执政能力建设。而注重理论学习和加强自我改造，提高道德修养，增强学习本领，不断强化拥有高度主体理性的政党对世情国情、人事人心的能动反映与自我建构的能力，是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必由之路。
这种超越故步自封、保持开放胸襟、拥有与时俱进能力的自我更新文化的政党，不仅是一个生物体意义上的组织，而且也是一个生命体意义上的组织，还是一个文明体意义上的组织。这是由使命型政党所拥有的强大自我进取的使命感和责任心驱动并塑造的。
第六，使命型政党是立基高度人格魅力与丰富情感之上的。
社会是由人组成的，国家是有丰富历史文化传承的。人是具有丰富情感、复杂思维、多样需求的物种。由人组成的组织、社会和国家，都具有各自所属的特性，比如组织特性往往突出专业互助性质，社会特性往往突出多元异质性质，而国家往往突出族群地域人口性质。贯穿人、组织、社会和国家的同一元素，就是建立在共同生活、共同情感、共同信仰、共同发展基础之上的相互关爱之心和惺惺相惜之情。这种基于高度人格魅力与丰富情感的组织人格、组织情感、组织生命，将个体的力量有机融入组织的力量、社会的力量和国家力量的洪流之中，使其得到尽情地释放和乘数效应的放大，并日益内化到人的生命体和日常行为之中，成为推动人、组织、社会和国家有机连接并生生不息的内在动力。
虽然现代政治组织为确保国家制度与机构稳固建立、确保社会秩序有序建构、确保共同体生命力经久不衰，需要将其建立在层级化、专业化与非人格化基础之上，可它从来都不排斥身处其中之人以及作为一级组织充分施展其人格魅力，设身处地地为他人和社会主体着想，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美好情怀。这种“通过制度（组织）的道德性与公共官员的道德修养，结合现代民主制度的基本程序”的做法，［21］将政党组织的先进性、人的组织性与制度的生命力三者有机结合，是可以将使命型政党所内生的情感力量发挥到极致，进而创造出一个个充满无限生机、给人无限关爱和希望的情感共同体。
作为组织的使命型政党所承担的角色、功能，作为先进分子集合的精英团体的引领作用，作为拥有高度主体理性的能动行动者，作为具有崇高使命与远大理想的社会价值塑造者，作为令行禁止、上下同心、服务人民的美好情怀践行者，这五者的有机组合，共同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经由政党组织和国家政权这一统合平台，将一个个孤立的个体组织起来，充分发挥将人与制度有机连接的作用，进而实现超越党派利益，致力发展使命，全心投入服务，展现美好情怀的伟大目标，最终开创人类社会“良心+良制+良治”的文明发展之路。
五、“以心换心”的情感治理：人心政治形态建构的独特模式［22］
现代社会讲究人与人的交往以尊重个体隐私和权利为前提。但是，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助人为乐、扶危济困、善于替他人着想、急他人之所急，总会换得被帮助之人以及旁观者的热情欢迎和高度赞许。人们到政府机关去办事，不仅希望“门好进”“事好办”，而且希望“脸好看”“话好听”，更希望在一个宾至如归的面对面服务环境中，充分感受“以心换心”的情感服务。
然而，现代政治的运作又是讲究规则首位、程序第一、照章办事的，这就导致了去人情化的后果，即立基层级化、理性化、制度化、去人格化等现代法理规则与程序而构建的科层制体制，容易在工作中出现让身在体制之人被动地照章办事，进而导致程序至上而缺乏变通、繁文缛节而运作死板、规则第一而没有人情味等现象比比皆是，更谈不上身在体制之人为行政相对人提供主动服务、靠前服务、暖心服务、以心换心服务等等。
对此现象，西方有学者一反去人格化的科层制立场，从政府是人性机构的视角进行了剖析：“政府是一个人性的机构……它自始至终都是有人性的；它不仅依赖于正式的安排、技术和数字，还更多地依赖于态度、热情和忠诚。它当然不是一部能够依据机械规律来分拆、重新设计和重新组装的机器。它更像是一个活生生的有机体。政府的重组不是一个机械的任务。它是一项人性的任务，必须被当作一个有关士气和人事的问题来加以处理，就像一项逻辑的、管理的任务一样。”［23］只可惜这一深刻认识，无以在政治制度层面通过有使命感的政党和政府得到有效反映，也无以深刻地体现在政府机构日常运作的活动之中。
一个社会如果仅靠冷冰冰的制度和规则体系来维持运转，不仅整个社会运行成本巨大，而且如机器人般公事公办的环境会让人与人之间失去基本的信任和温情。而自古以来中国社会所内蕴的“仁者爱人”“推己及人”的思想以及道德教化与道德感召的情感力量，可以让整个社会充满了温情，更充满了希望。
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生活在地球的东方，形成了一个个通过情感依托、情感连接、情感寄托的生活共同体、体验共同体、关系文化共同体，由此构成了中国人独特的家园文化、家国文化。而且，这种独特的家园文化与家国文化在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熏陶、充实、指导与引领之下，通过“微笑服务”“结对子”“送温暖”“无讼社区”、谈心、调解、对口支援、扶贫脱贫、共同富裕等情感治理方式，将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有机结合，不仅建构了人心政治形态的情感治理模式，而且建构了人心政治形态的持久发展根基和独特情感魅力。
（一）情感治理的内涵及其特征
所谓情感治理，是指在包括行政事务与生活事务在内的日常人情事理处置过程中，主事组织与主事人运用“以心换心”的思维、以情唤情的方式、以德报怨的方法、以情感人的境界，在遵循既有科层制法理规则与程序基础上，心平气和地推动涉及人情事理的多方主体就共同面对、相互争执的事物事件、矛盾纠纷等问题相互体谅、共同商议、各自退让、彼此合作，进而促成整个社会的人情事理得到有效处置、人心民风得到教化熏陶、社会秩序得到安定保障、发展绩效得到有机提升的和睦和谐和合目标和状态。
1.情感治理首先反映的是一种态度情绪。体现在当事人等多方主体待人接物、行为举止中的情绪情感。它往往表现出人际关系亲密程度与连接状态，因此，情感治理模式首先是一种人情化连接方式。作为主事者，尤其是党政部门和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首先要创造条件，让办事人容易感知和熟悉办理所需事项的规章、流程、程序，并尽量简化各种手续规则，改变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局面。
2.情感治理体现的是一种行为方式。在政务事务处置过程中，各级公务员对待行政相对人的实际作为，往往表现为一种人际关系交往状态。因此，情感治理模式是一种人情化事务处置方式。在尊重规则和程序的基础上，不论亲疏，不论好恶，有事好好说，有事好商量，有事好办理。
3.情感治理是一种工作方法。当事人在处置人情事理过程中所呈现的人情练达状态。它往往表现为能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急当事人所急，想当事人所想。因此，情感治理模式是一种人心换人心的工作方法。比如对待突发急事的处置，在可以补交非必要附加证件的情况下，以重要事项优先办理为第一原则，让办事者心安；比如各地安排各级党政干部下基层宣讲政策，住农家认亲戚，促生产帮发展，这就是典型的“以心换心”的工作方法。
4.情感治理是一种治理机制。情感治理反映的是一种柔性治理机制，与照章办事的冷冰冰的刚性治理机制相对，它表现为“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一句六月寒”的嘘寒问暖状态，体现为处理人情事理的人际联络机制。因此，情感治理模式是一种内嵌于科层制，但又超越科层制的社会心理治理方式，它去除一切不必要的繁文缛节，追求人情事理处置程序简单化、成本最小化、情感温暖化。
5.情感治理是一种价值观。情感治理不仅反映的是科层制治理体系下事主双方地位平等的状态，而且展现的是主事者对待服务对象时的态度和情感，以及在处理人情事理时所秉持的“将心比心”的公道心。因此，情感治理模式是一种与科层制理性化治理方式相辅相成的德性化治理方式，它体现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就是依法治国模式与以德治国模式的有机结合。
6.情感治理是一种关系共同体。情感治理建构的是一种信任关系和关怀之情，它既连接孤立的个体之间的关系，又连接不同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还连接不同的组织、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民族之间的关系。这种不同类型的关系共同体的建构与叠加，是情感治理所体现的一种最深层文化模式，最终为构建人心政治形态奠定包括信心力和情感力在内的社会心理文化基础。
（二）情感治理的实践模式
情感治理是中国共产党超越资本主导的资本政治、体现人民利益至上的人心政治形态的独特模式。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这一质的规定性，决定了执政党要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作为密切党和人民关系的根本遵循，并把人民的需求、冷暖和利益放在治国理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之上，这也是决定人心政治形态根本成色的基本判断标准。
在长期的治国理政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党组织、政府组织和其他组织结合各地的实际，以扶危济困、情感慰藉、服务保障、秩序维护、共同繁荣、强化认同为重点，创建了各具特色的情感治理实践模式，如个体关心、人群温暖、组织关怀、家国情怀塑造等做法。一是，通过“访贫问苦”“结对子”“对口联系人”、谈心活动，推进组织及其主要负责人对出现家庭和生活困难、自身发展困难之人以及对在一些重要领域和重要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各类人才，进行帮扶、关心、慰问和支持，尽力解决实际问题。二是，通过包括工会、联谊会、议事联盟、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等各类正式与非正式组织，推进对弱势群体、特殊群体、新阶层群体等的保护、关爱和支持，推进群体成员之间的交往，了解群体实际需求，关心群体社会心态。三是，通过逢年过节、重大节日等特定时机，推进对老年人群体、生活困难群体、离退休人员群体、特定年代做出独特贡献的群体的“送温暖”行动，传递党和政府的声音，展现组织关怀，体现同志温暖。四是，通过加强对口支援、实施扶贫脱贫、促进民族团结、推进共同富裕等方式，推进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人群间互帮互学、共建共享、共同进步共同繁荣，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强化国家认同意识，塑造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家国情怀。
（三）情感治理的制度化形态
作为人心政治形态的最富有爱心、最富有生命力、最富有传承性的情感治理，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制度化形态，内嵌于当代中国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全过程，成为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柔化科层制治理、提升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绩效的情感力量。
从分类视角察之，情感治理的制度化形态，从组织制度来看，主要包括专职从事特殊团体与区域的服务与关怀的工青妇、关心下一代和革命老区等“群团式制度形态”；从国家制度来看，主要包括以经济援助、医疗援助、教育援助、人才援助为核心，以东中部较为发达地区和国家有关部门对口帮扶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对口支援制度”；从行政制度来看，主要包括注重从源头预防和化解诸如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纠纷，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区和谐稳定的人民调解制度、行政调解制度、司法调解制度等；从工作制度来看，主要包括如批评与自我批评制度、组织成员内部相互谈心制度、工作经验交流制度等；从工作作风制度来看，主要包括下基层制度、实地调研制度、征求听取意见制度、集中接诉接访制度等；从日常交往制度来看，主要包括促进廉洁自律、规范从政的各类生活规范制度、提倡移风易俗、转变生活方式的村（居）规民约等。
结语：开创超越时空、与子偕行的人心政治形态的新境界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人类栖居在同一星球，同呼吸，共命运。可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族群因为各种历史与现实原因，发展有快有慢，生活有好有坏，问题有多有少，唯一不变的是同一个苍穹之下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毋庸讳言的是，目前人类社会正处在“一球多制”时代，而带有标杆意义的制度竞争就是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和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制度之间进行。长期以来，以美式民主为代表的现代化发展模式的传播被建构为一种普世价值，而以中式民主为代表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虽然在改革开放短短四十多年的历程中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奇迹，但却在国际上遭遇话语权份量不够的问题，而且在国内也面临话语体系、知识体系传播不力的问题。这实在是让人非常遗憾的事情！
这种“墙里开花，墙里墙外都不香”的状况，在2020年3月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境内得到成功控制，而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至今还在继续肆虐的关键时刻，得到了根本性扭转——人类社会两大政治制度类型防控重大疫情的竞争绩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人类政治制度类型面对同一难题的大试验大比拼，究竟谁优谁劣，答案不言自明。
虽然对于作为使命型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来说，带领中国人民实现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仍然漫长，可其以政党组织的先进性为纽带，以人的组织性、组织的情感性和制度的生命力为核心，开创出的以美好生活政治观为指导，以使命型政党为引领，以情感治理模式为特色，融国家硬实力、软实力和信心力三者于一体的人心政治形态，必将为人类社会闯出一条基于委托信任制的集“良心+良制+良治”于一身的新型政治发展道路，进而开创超越时空、与子偕行的人心政治形态的新境界。
我们完全有理由和信心相信并期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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