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贾向桐(1975- )，男，河北石家庄人，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研究方向为科学技术哲学，E-mail:jiaxiangtong@126.com。天津 300050
原发信息：《自然辩证法通讯》第20199期
内容提要：近代实践观念的转变对自然科学的革命与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与意义，这构成我们透视十六世纪以来科学演变转化的一把关键钥匙。随着古希腊自然哲学与基督教文明的碰撞，以亚里士多德主义为代表的实践哲学理念逐渐发生改变和泛化，并延展至传统理论与创制活动领域，由此在自然哲学中相对立的“沉思”与“操作”维度日渐融合起来，换言之，即阿伦特所谓的实践开始附属于理论与创制活动。在从沉思哲学向实验科学的转变过程中，“自然-技艺”二分的破除确定了实验干涉自然的合法性，而牛顿的物理学-数学进路最终取得成功则预示着实验与数学的真正结合，近代科学实践的基本范式成型，这也决定了自然科学在当代社会发展中的逻辑与特征。
The changes of ideas about practice have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rise of modern science.This offers us a key to 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oria and praxis that dated back to Aristotle became not so important,practice got a broader meaning,and the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artificial and the natural broke down.In the view of Arendt,this means that practice began to belong to Theoria and Poesis.In this way,scientists paid much more attention to experiments that intervened nature.The breakdown may explain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speculative philosophy to experimental natural philosophy,which determined the logic and character of experiment science.
关键词：自然-技艺/实践/沉思哲学/实验科学 Nature-art/Practice/Speculative philosophy/Experimental science
标题注释：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当代科学哲学的自然主义进路研究”(项目编号：TJZX17-001)，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当代科学实在论的局域化辩护研究”(项目编号：63182031)的阶段性成果。
从实践观念的转变角度理解和解读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与革命是我们深入解析现代科学及其社会特质的关键视角，这种实践观念的转变主要表现为以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伦理政治实践向泛化了的社会“生活-生产”活动实践的过渡。在此背景下，新的“科学世界”逐渐形成，而这种发生转变了的新实践观念指引着人们重新去认识和探索自然，就此，古希腊以来的静观科学开始向介入性的近代实验科学发展和演进。
一、古希腊哲学“实践”的意义及其泛化
古希腊以来，人们一直将科学(知识)视为人类理性静观的产物，即对自在自然的纯粹客观洞察的绝对知识。这在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自然哲学传统中体现的尤为明显。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将人类活动划分为理论(Theoria)、实践(Praxis)与创制(Poesis)三种形态：理论具有最高地位，它又内在包括形而上学(神学)、物理学和数学；而实践活动主要涵盖在伦理和政治领域；创制的“目的是活动之外的产品”，例如“医术的目的是健康，造船的目的是船舰，战术的目的是取胜”。[1]这样，理论、实践与创制被亚里士多德视为不同的活动类型，其中，“实践活动的目标被定义为实践自身，而理论科学的目标则是知道(gnosis)”，在这里，“理论科学仍保留着宽泛层面上的‘实践’意义，其意在目标：智慧”。[2]再者，因为人的“行为(action)与制造(making)是不一样种类的东西”，“制造意在一个制造行为不同的目标，而行为的目标只能是行为自身”，所以，“创制活动的目标不在活动自身，而实践活动的目标则在于活动本身”。[3]这也是亚里士多德界定不同知识类型价值与等级的重要原因，纯粹理论是对绝对实在的静观，这种性质的认知活动可以停留在必然性的知识世界，只要凭借人类理性本身就能够直接通达心灵的自由。实践则被限定于人们的政治与伦理活动之中，如此一来，“实践不能等同于活动(activity)，它也是和生产、沉思，包括上帝的沉思相对照的”，这是一种贵族式的生活方式。创制活动相对来说则不是“自我选择的”，因此也不具有“自己的目的性”，[4]这样，无论是其地位还是活动方式在古希腊人那里都相对并不重要。
所以，在亚里士多德主义传统中，自然本身的存在与发展具有某种内在目的性，“自然就是运动或变化的原则，并且变化是目的论概念化过程的效果，或者是向目标的努力。这样，成长和消亡的变迁通过目的因就有了合理秩序”，按照这种理解，人们“给出一个科学解释就是说明一个事物的特殊本质或者形式，而一个事物的本质只有通过发现其趋向目的才能揭示。这样看起来，亚里士多德应用的范式是生物学的：例如，获知一个橡子的本质，就要通过观察其生长为一棵橡树的过程”[5]。这也就是意味着，科学的理论研究最终是“自然自我决定的”，换言之也只有那些具有内在原则的存在才是自然，“那些具有‘变化或静止的内在原则’的才是自然物质”，这不像是那些没有内在原则或目的的人工物，它们是变化而缺乏内在原则的，因此不属于理论所要关注的范围，正是基于“在自然与人工产品的区分下，亚里士多德对实验不感兴趣”。[6]
与此相关，在理论活动中，形而上学关注的是“自然实体(natural substances)：具有运动或静止内在本质的实体”，[7]而实体又可以分为三类，“可感的可毁灭的实体，可感的不可毁灭的实体，和不可感的永恒的不运动的实体”，“前两类是物理学、天文学的研究对象，而后者才是真正形而上学的研究对象”。[8]其中，“物理学是关于自然世界的定性科学，它用物体的本质属性解释事物为什么正好如此”，([5]，p.3)也即这种物理学应该是常识和定性的，亚里士多德传统的理论关照是“一般自然与自然变化的第一因”。([7]，p.4)这一点与柏拉图主义相反，数学在亚里士多德以物理学为代表的自然哲学传统中并不重要，而且数学应用于物理学本身也不具有合法性。
中世纪以后，古希腊自然哲学观不断面对新的冲击，特别是随着基督教文明的确立，人们对“实践”观念的理解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随着古代城邦的终结-vita active这个称语失去了其特定的政治内涵，而指向世上万物的各种生活”，[9]这决定了古希腊实践观念要逐渐脱离伦理与政治的基本指向，并在普通社会生活中泛化起来。古希腊人们生活活动等级高低的划分受制于活动自身内在目的观念，随着上帝创世说的确立变得难以维持了，“基督教的创世观念大大降低了自然的存在论地位。作为受造者，自然原则上分享了偶然性，而丧失了自主性。……经院哲学将亚里士多德与基督教教义相结合，把自然界重新按照共相结成一条合乎理性的存在之链，仍然维护了作为理性体系的自然”，在此基础上理论、实践与创制之间的严格区分开始松动，以至于后来培根甚至开始将“科学”与“技艺”并列，很明显，“作为典型活动的实践与创制在社会实践中已经彻底相对化了”。[10]
更重要的是，中世纪后期人类社会生产劳动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古希腊传统对劳动的歧视观念逐渐淡化，随之，劳动与创制活动的地位开始上升，“制作，即技艺者的劳动，存在于对象化的过程中……由于在造物主上帝形象中看到他的生产力，这样在上帝从无创造出有的地方，人类则从给定的物质中进行创造”。([9]，p.138)在此背景下，亚里士多德纯粹政治与伦理意义上的实践内涵在古希腊城邦瓦解之后难以持续，“每一自然物生长的目的在于显明其本性(我们在城邦这个终点也遇见到了社会的本性)。事物的终点，或其极因，必然是达到至善，那么这个完全自足的城邦应该是(自然所趋向的)至善的社会团体了。”[11]于是，人们对实践观念给出了新的解释，其中，“功利”价值逐渐成为各种人类活动的总体目标，以至于“技艺者的以人为中心的功利主义在康德的公式中得到了最佳的表述：人不能成为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每一个人自身就是目的”，“如果人这个使用者是最高的目的，是‘世界万物的尺度’，那么不仅自然界这个几乎被技艺者视为对工作‘无价值的材料’，而且‘有价值的’东西自身也仅成了一种手段，因而也就失去了它们自身的内在‘价值’”。([9]，p.151)
而且，伴随着中世纪后期唯名论与实在论的争论，“唯名论极端强调作为造物主的上帝的意志、全能和任性，拒绝共相真实地起作用，使自然物彻底丧失自主性和内在根据。原本用来解释自然物之所作所为、使自然界结成一体的形式因和目的因被否定，唯名论实际上使自然裂成碎片。每一个自然物都是独立存在的个体，直接接受造物主的支配，并不存在某种自然物‘必定’遵循的坚不可摧的内在逻辑。”[12]以至于在唯名论的大力“破坏”之下，“在中世纪，自然物逐渐失去了古希腊的那种自主性，它们都成为独立的存在”。([3]，p.186)原来理论对象的自然观念破碎，创制与理论的对象差异性没有了意义，加之实践观念不再滞留于伦理政治含义上而也指向了理论与创制，在此意义上，确如阿伦特所言，所谓“实践”已经逐渐附属于创制和理论，[13]这也是近代实践哲学观念泛化的重要前提，这种实践的泛化同时也就意味着理论地位的下降而创制活动影响和地位的上升。①([9]，p.222)
归其根源，古希腊理论观念发生转变的原因其实还是在于理论认识自身的有限性，它只是人类活动的一部分，但人类活动不只有活跃于头脑中的纯粹认识和反思活动，更有与物质世界相碰撞交互的社会实践活动。须知，人类活动是异常复杂的，它不仅涉及人类理性认知，还涉及情感、意志与价值判断等诸多问题。而且，这些活动本身也并不能完全还原为纯粹理论的认知活动，也就是认识论不能解决所有人类的活动与实践问题。丁立群教授这样描述近代实践观念的泛化问题：“实践概念泛化的关键环节是技术、技巧、操作和手艺进入实践概念。由于它们在生活中具有普遍性，人们常在掌握‘生活技巧’的意义上使用实践概念，即通过实际活动习得一种生活技术”，而“所谓实践智慧在日常生活中，也随之泛化为处理生活问题的‘机智’性智慧。实践与此相连，其含义就变得复杂而多样，从而逐渐泛化。换言之，这种泛化的实践概念强调的是操作技术，其核心和原型是科学实验。因此，从根源上说，泛化的实践概念是从亚里士多德的‘制作’概念逐渐侵袭和替代实践概念过程中形成的”[14]。事实上，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他本身也有这种倾向性，以至于“乐于见到作为‘实践’的理论自身”，例如，“在《政治学》中，实践生活被分为指向其他人、包括伦理美德的生活；来自于实践(doing)但目的在于自身包含理论与思想的实践”。([2]，p.15)理论与伦理政治实践至少存在趋近关系，而创制活动则通过了基础作用，创制与操作渗透到了理论与实践，换言之，近代意义的实践观念开始形成。
二、“自然与技艺”二分的消解
实践观念的泛化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观念转变就是创制向理论与实践活动的靠拢。由于理论沉思在根本上就是其自身活动的目的，所以，“在最高意义上，只有那种活动于思想领域，并且仅仅为活动所决定的人，才可以被称之为行动者。在这里，理论本身也就是一种实践”。[15]而创制与宽泛意义上的实践的相互趋近的直接结果带来的是“自然-技艺”(nature-art)二分被逐渐消解，于是，自然物与人工物、静观与创制不再是严格的对立关系。一方面，“自然物能够自我决定”的亚里士多德传统自然观念日益失去市场，“在中世纪，自然物逐渐失去了这种自主性，它们都成为独立的存在”，([3]，p.185)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物理学研究对象就此发生了根本变化；另一方面，“建立在技艺基础上的自然观则认为，自然过程可以被人工制造和原因所颠覆，因为技艺用人的目的性取代了自然的目的性”。([5]，p.155)由此，自然物与人工物之间泾渭分明的界限消失了，而亚里士多德主义对实验的排斥也缺少了坚实理论基础，由于“避免人工介入是亚里士多德主义自然科学概念的必然结果，因为亚里士多德将‘自然’对象界定为规则属性的总和”，所以，“任何试图把事物从其正常环境中分离的努力只能是干预其本性”，但“实验恰恰依赖于这种干预”，([6]，p.239)人工物-自然物之间的界限模糊化预示着创制活动介入自然具有的合法性，技艺不再仅仅是自然的模仿，也就是肯定了实验干预自然的合法性。这是实践观念泛化在认识论方面带来的一个重要结果。
近代现实生活与生产的发展从社会实践层面更坚定了这种信念——人工物与自然物之间没有什么质的差别，例如“培根认为，技艺只是为自然产生所要结果而建造环境的东西，因此技艺是人类对自然的探索，而非外在于自然的活动。这样，设计环境就不再与自然环境有根本的不同。”([6]，p.155)此外，自然物与人工物的界限模糊还获得了炼金术传统的有力支持，“炼金术对技艺-自然之争有重要作用，炼金术在中世纪学者手里变成了一门研究科学，通过在实验室中的操作发现自然特性的工具”。([6]，p.238)技术实践操作与实验手段、技巧在炼金术中有着重要意义，严格的动手操作能力对炼金术士至关重要，而实验或操作成果具有自然物的属性关系着整个炼金术领域的成败，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肯定了自然物与人工物的统一性。
在这种观念以及相关社会实践的影响之下，实践观念的泛化使得理论科学与实践、创制与理论的对象界限也相对模糊起来，理论静观不再是，也不可能在是自然哲学(科学)的独有模式，创制与干涉的实践观念盛行起来。这样，自然界具有了古希腊自然观不一样的内涵，“自然界不再是学生仅仅需要找好角度观看的舞台，培根要求自然的学生们去主动参与，为了看清楚它们的情况而迫使事物进入以前不存在的状态，‘自然秘密的揭示更需要在技艺侵扰之下，而不是放任自流’”[16]。新实践观念支配下的理论研究的对象可以是自然物，抑或人工物，因为二者没有了泾渭分明的差异性，而静观和技艺同样都可以成为新实践活动的基本方式，“只有建基于知识之上的生产，即为政治生活提供了经济基础的‘制作’才是实践的对立者。这种‘制作’可以不是‘低等奴隶’的技艺，而是一位自由人在不失身份的前提下从事的工作”。([15]，p.80)
如此一来，亚里士多德对三种人类活动的划分不再严格，工匠传统与学者传统的鸿沟出现了交汇的可能性，以前创制活动的社会阶层中不少“新兴团体对科学革命产生了很重要影响”，特别是艺术家逐渐成为新学者和科学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库恩由此写道：“艺术家-工程师(artistengineers)对这些古典领域的关心，已经成为对它们(传统科学)重建的重要因素。”[17]在自然与技艺的界限消除之后，培根典型性地把自然界分为了三种基本状态：它们分别属于“三种不同的存在条件”，一是自由状态(natura in cursu)，自然“遵循着自己的发展方向”，这是处于自由的、完全自然的状态之下；其二是非正常状态(natura errans)，“自然出离了正常发展方向”，这是受到“妨碍性暴力”等影响的状况；最后是处于偶然状态(accidental condition)，这是在“技艺和人工条件下受到约束”的状态。[18]在这种划分中，“培根明显是在利用亚里士多德的术语和范畴来扩展和重新解释他新技艺的意义，以达到自己自然自身状态的一致性”。([18]，p.77)但无论是哪一种自然状态，其实在培根这里都已经具有了合法性的意义，这悄然改变了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有机论自然观和“为科学而科学”的纯粹学者传统，“自然就像是工匠制造的产品，它表现了制作者的能力和技巧而不是他的设想。利用这些方法，培根(和伽利略、笛卡儿等人)努力减轻那种科学研究自然会动摇信仰基础的恐惧”，特别是自然的约束状态，“机械技艺的实验是研究压迫和管束下的自然，也就是说，通过技艺和人的手，她被压迫，被挤压和模铸出她的本性状态”[19]。
更关键的问题是，“亚里士多德主义在技艺与自然二分的区分依赖于把人类目标和自然目的相分离的基础上，而相反，培根则把人类的目标视为最高的：其自然哲学意在创造如何实现人目标的知识，一个独立存在的自然目的领域在严格意义上就变成无关范畴了”。([5]，p.155)在自然-技艺相融合的视角下，传统创制的强制性和变动性的活动意义被逐渐消解，于是，强制性活动所要避免或回避的属性也就随之消失或较弱，这种活动没有内在价值和目的的传统观念被人们所摒弃。因为新实践观念不再认为只有活动的内在目标才为其本身提供真正意义，自然哲学对目的因的探索开始让位于对自然现象的因果性问题的认知，这为创制活动与理论活动的相一致奠定了基础，只有在这种理解中，实验不再是对自然状态的干扰，它具有了积极的价值和意义。②([18]，pp.78-79)不只如此，按照新的实践观念，物理学的研究内容也将发生重大变化，原来“非自然”状态的运动学成为科学革命的中心，“是受迫运动而非自然运动，应该是自然哲学探索的对象”[20]。
而且，这种新的实践观念与机械论思想具有某种天然的亲和关系，并且将培根式的经验主义解释置于了机械论的阐述范围之内。换句话说，“各种形式机械论哲学的普遍接受总伴随着对哲学上技艺-自然二分的削弱”，([5]，p.151)近代机械论将自然世界视为一部精密运转的机器装置，这部机器本身便是某种技艺或技术的产物，但其运行原理最终与微粒主义的世界观联系起来，“在微粒论世界观(corpuscularian world-view)看来，所有自然现象都是相对较少几个原则作用的结果，如果一种力或者定律的作用因为其它因素的干扰而不能被观察到(例如物体的自由落体运动受到空气阻力的影响)，那么创造条件将其孤立出来就有了意义”，因此，“真空不再是亚里士多德主义或笛卡儿主义那样的逻辑不可能性，这是推动实验方法的重要因素”而且，这还“不得不通过介入创造人工条件”来实现。([16]，p.467)这是近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得以存在与发展的必要条件，从此，自然哲学从沉思到实验操作的转变便有了客观基础和坚强后盾。
三、从沉思哲学到实验科学
“自然-技艺”二分观念的逐渐消解意味着近代自然观的初步形成，而新的自然哲学也要随之而出现。这种新科学的出现过程就是从传统沉思哲学(speculative philosophy)向近代实验自然哲学(experimental natural philosophy)的转变和发展过程，安斯特(J.Anstey)等人这样比较这一跃迁过程：沉思自然哲学“是对自然现象的解释，但并不诉诸于系统的观察与实验”，这是由自然本身的属性所决定的，而“实验自然哲学则强调建立在观察和实验基础上收集与整理观察与实验报告对自然现象说明的意义”。[21]实验对自然-技艺的沟通也是由人们理解的新自然属性所决定的，而且，人类活动的伦理与功利实践属性也保证了二者互通的必要性。其中，“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代表性的物质变化是在自然环境中成功实现的，因此为了更好观察而将物体置于人工条件下是没有意义的，人工条件更可能是妨碍典性运动，我们在这种环境下(实验)其实得不到什么结果”，([6]，p.239)这是哲学家静观和沉思自然的根本预设。但在培根等人看来，“当科学的目标变为操作性知识而非自然的目的论知识之后，实验设计就是允许的了”，([5]，p.158)即沉思当中可以有干涉性的实验介入，而新科学的目的也为新实践观念所改变，这是沉思哲学转向实验科学的内在动力，“按照传统柏拉图主义的理解，真理需要揭示的是另一个领域——现象背后的实在——培根转变了整个真理问题，从沉思到实际的践行，因此需要的结果是对自然的统治。实践的目的不再是发现作为沉思结果的真理，而是发现相关的、信息性的真理。”([20]，p.228)
简言之，实验的本质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某种新的实践理解，“实验首先是与自然的相互作用过程，其次这些相互作用具有一种启示性的结构(heuristic structure)”[22]。从这种新的实践要求来看，“亚里士多德主义自然哲学的问题不是说它不是真的，而是说它寻找的东西(目标)是错误的”。([20]，p.168)在以功利主义作为新实践目标的前提下，理论研究的目的论转变为因果论，静观转变为操作性研究，创制活动成为实践活动和科学理论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然，技术性实验对自然哲学的介入并非突然之间就能完成的，这是一个相当缓慢的过渡过程，换句话说，在从沉思哲学向实验自然哲学的发展过程中，实验方法的地位并非一蹴而就的。例如，“笛卡尔提倡应用实验方法，但实验在笛卡尔系统中的作用似乎更多的说明而非证据，正是这一点培根和笛卡儿之间的差别变得很明显，培根比笛卡儿在目标上保留了更多的定性解释，而回避了形而上学基础以及源自于理论限制的第一原则”[23]。库恩对这一问题做了细致研究后指出，科学革命以来，“人们可能已经开始相信需要观察和实验，而且他们较之17世纪之前更频繁用到了实验等方法”，但这种实验我们还不能完全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实验，“这忽略了新旧实验之间操作的本质差别”，特别是许多实验其实是“思想实验”(thought experiment)，“也就是人们在心里建构了实验的潜在条件而又可以从先前日常经验中可靠预见到的结果”。([17]，pp.10-11)泰尔斯(Tiles)也进一步指出，“实验在前伽利略科学中也起作用，但这不同于我们赋予实验的作用。一些实验明显是做过的，但一些仅仅是‘思想实验’，其结果可以从已有经验可靠推断，这种实验是在头脑中对潜在实验条件的构造”，所以，“实验只能证明事前通过其它途径已知的结论，或者扩展已有理论所需要的细节”。([16]，pp.464-465)
其实，在近代科学革命时期，理论哲学的静观传统仍占据重要地位，实验的证明依附或者说附属于理论沉思与思辨，而实验科学的真正确立还有待时日。而且，按照库恩的理解，“思想实验与实际实验的划分不是能够简单划定的，例如帕斯卡的一些实验似乎不是当时人力能够完成的，其它一些他明确说用过的工艺与工程技术的提炼也难以实现”，以至于“试图重复这些帕斯卡生动描述的实验也面临着困难”。([16]，pp.464-465)这都验证着以下判断：实验方法地位的确立过程是逐渐渐进的过程，但人们在经历了这场革命的时候也不得不承认，科学研究的关键问题在于“发现而非检验，真正的实验包含对自然过程的一些主动介入，而不是纯粹的被动观察”。([6]，p.239)换言之，自然与非自然、静观与干涉在新实践中只具有相对意义，实验介入自然与沉思并行，而且实验更具“生产性”和开放性的特征。
培根赋予自然哲学的“实践或功用维度”为实验确立的稳固地位奠定了客观基础，([5]，p.395)从实践效果来看，在培根的规划中自然哲学操作部分的价值要远远大于沉思部分。虽然实验自然哲学在伦理和功利实践指向的影响下获得了认同，并逐渐占据决定性地位，但其内在发展逻辑仍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③([20]，p.166)迪尔曾这样描述实验哲学最初的发展可能性：“十七世纪以来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受到越来越大的质疑，因为通常它只能产生有问题的说明。反之，数学科学能够给出数量关系的证明，在此意义上一般认为这要优越于仅仅是概率性的物理学。这种新评价逐渐被接受，亚里士多德主义认为物理学在说明物质对象方面优于数学的传统观点不再流行，在这种观点看来，物理学要比数学更重要，因为物理学关注的是事物的本质，而非仅仅它们的数量特征而更高贵。”([5]，p.3)这种差异明显体现在培根-波义耳传统与笛卡儿“物理-数学-实验学术传统”的争议方面，其关键环节是如何使得理论与创制有机联系起来。([22]，pp.130-132)
其中，培根-波义耳传统认为，“试图从他们(理论自然哲学)关于名字和定义的形而上学沉思出发得出实在实体存在的物理结论，这种推理只能导致他们错误的理论”，[23]所以，他们强调实验方法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但相对贬低数学应用的价值和意义。而笛卡儿等人却极为推崇数学在新科学研究中的影响，实验的介入并不能否定理论沉思，包括数学的重要作用，“这是一种新的研究形式，即物理-数学(physico-mathematics)”[24]。因此更为关键的问题是在近代自然哲学中数学与实验的关系，“笛卡儿与培根引发实际科学实践存在的细微差别，波义耳明显倾向于培根主义的实践途径，科学应该建立在更具竞争力的细节上，建立在‘实验史’基础上”，([21]，p.215)但笛卡儿等人则强调数学在科学研究的重要性，从沉思哲学向实验科学的过程也是实验与数学(理论传统)重新结合的过程，这样，迪尔才相对客观描述了笛卡儿与培根-波义耳传统的不同发展路径：“波义耳式的实验哲学并不是通向现代实验主义的高速公路；而是一条弯路”，但这一过程仍是“早期(实验科学)发展的重要阶段，而不是某种辉格史式通向现代实验科学的高速的背离”。([5]，p.3)
在此意义上，新实践的内涵仍有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影子：“理论与实践的渐近关系，人类道德生活层面的实践，似乎实践与理论存在某种分离，但在最高的本体论层面，思想与生活活动则都是原发性实践(primordial praxis)”，这是理论与实践在最初意义上原本存在的复杂性，“但作为纯粹静止的绝对思想并不能解释运动变化的宇宙，宇宙的部分秩序仍需要在亚里士多德物质自身的最高目标角度考虑”。([2]，p.25)可见，传统实践观念的综合不仅仅只是自然哲学发展的要求，也是实践观念转变的内在逻辑展开的结果，即使是在一定程度上偏离这一传统的波义耳，其本身的一个基本思想仍是要实现实践与沉思的某种嫁接。([23]，p.41)
近代以来，随着实践观念内涵的泛化以及创制与理论活动界限的日渐消失，实践的政治伦理意蕴为功利与技术化趋向所压制，这推动了自然哲学中沉思与操作维度的融合，亚里士多德传统的理论与创制二分鸿沟被超越。([2]，p.15)可见，近代实践观念的转变促使自然哲学从沉思哲学向实验科学发展，最终造成“自然-技艺”二分的消解，从而从根本上肯定了实验操作对自然干涉的合法性。但在表述这一新功利的实践活动的历史进程中，存在两条基本路径，即培根-波义耳的纯粹经验主义以及牛顿等人的物理学-数学进路，而实验与数学的结合标志着近代自然科学革命的成功发展。近代科学实践的基本范式也随之成型，技术因素由此成为奠基性框架，而亚里士多德政治(伦理)意义上的自然与实践就此被遗忘，人类活动的内在目的性(如Theoria中的“真”)开始服从于外在功利的技艺标准，这也决定了自然科学在现代社会中演进的逻辑与问题。所以，这也是从现代性维度对科学技术批判的重要根源，“在现代性批判的背景下将技术归结为现代性危机之根源，对之持批判态度，但对于技术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却也是提高到了极其炫目的高度。而处在现代性发展之初的哲人们对于制作或生产劳动则是在乐观的基调上给予高度评价。”[25]
因此，新实践观念在现代性的逻辑展开中也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一方面，正统的控制自然——和实现它必须依赖的技艺和科学的‘道德清白’——是派生于神所授命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换言之，培根是参照坠落以前人的条件，当人自身存在于一种道德清白状态并且全部创造物完全和谐一致的情况下，来证明人控制自然的；在另一方面，通过技艺和科学恢复对地球的统治对于重建清白状态毫无帮助，因为那是一个完全不同于宗教领域中的道德知识和信仰问题”。([19]，p.48)在我们看来，这也是人们一般进一步将科学技术化理解的重要原因所在，“在不考虑本质上属于有关我们世界经验的和熟悉的整体性情况下，科学已由脱离实验方法发展成为一种关于可操作性关系的知识。因此，科学和实际应用的关系要在和其现代本质完整一致的意义上来理解。”([15]，p.62)这的确可以视为技术思维对传统实践的渗透或侵袭，但换句话也可以说这意味着实践观念对理论与创制活动的改造，正是这种改造过程极其强烈影响到了从沉思哲学向实验科学的发展与轨迹。
①阿伦特强调说：“柏拉图以及较低程度上的亚里士多德是最早提出用制作的形式来处理政治事务与占统治的政治体系的人”，这样，“制作替代行动，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沦为一种实现所谓‘更高’目的的手段”。随之发生沉思与行动的倒转以及技艺者最后取得的胜利，实践的技艺化倾向越来越明显，这也是实践概念发生泛化的重要原因。
②而亚里士多德主义在自然-技艺二分基础上对此是持坚决否定态度的，“技艺的操作中甚至会出现错误，并且这些错误很明显也可能出现在自然的操作中。”自然与技艺由于内在目的性的不同，它们是不用种类的事物，而其活动也不相同，“技艺只能完成自然所许可的任务”。
③限于篇幅，我们没有特别专门讨论实践伦理属性对近代以来科学的影响，但不可否认实践伦理意义与现代科学的内在关联关系，因为“伦理学的要点不再是获得知识，而是使得人们的行为更好”。这是近代科学超越亚里士多德主义目的论的重要理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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