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外国文学译介和研究出现了重要变化。之一是市场趋于成熟和稳定，追风和迷信明显消退，这主要归功于“四个自信”和“拿来”的从容，次之是外国文学本身呈现出空前的多维发散状态，同某些政治经济单边主义适成反差。在文学这个天平上，“东边日出西边雨”、“几家欢喜几家愁”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譬如自然界的“蝴蝶效应”，任何事件、任何地点都可能成为世界性的文学书写对象，任何写手也可能成为潜在和显在的作家。此在彼在，你写我、我写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业已成为世界文学的常态。之二是无论国内、国外，出版和接受日趋理性；一书既出，“洛阳纸贵”现象不再。这两者自然一而二、二而一，相辅相成。之三是外国文学多元格局的形成反过来助推了我国外国文学译介和研究的多样化趋势，这也充分体现了我国的开放包容和了解世界、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体认与美好愿景。当然，这也充分显示出问题的复杂性和多面性。以下仅就学界广泛关注的“世界文学”问题略呈管见。
首先，不加引号的世界文学客观存在。从历时性角度看，人类自有文化起便有了歌舞和口传文学；从共时性角度看，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皆有文学。因此。世界文学是实实在在的存在和丰富多彩的呈现。正因为如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也便一直有一份令人欣慰的刊物《世界文学》，就像《文艺报》有一个“世界文坛”版面。前者最早由鲁迅和茅盾创刊，是为《译文》；上世纪50年代末改称《世界文学》，而且历来奉行文学平等理念，其天平甚至常常向第三世界和被压迫民族倾斜。
其次，加引号的“世界文学”既是古来理想主义者的一厢情愿，也是现实主义者无如之何的选择。19世纪初，歌德萌生了“世界文学”的理想主义怀想，谓“现在，民族文学已经不是十分重要，世界文学的时代已经来临，每个人都必须为加速这一时代而努力”。歌德关于“世界文学时代”的预想并非建立在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基础上，而是出于对《玉娇梨》《好逑传》或《沙恭达罗》之类的东方文学的激赏。在他看来，“世界文学”即各具特色的世界各民族文学“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并举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但遗憾的是，这种理想主义早已在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全球大众消费文化和大众审美趋同中彻底瓦解。马克思和恩格斯预见了这一点，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到了另一种“世界文学”。在他们看来，“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
再次，迄今为止世界文学的经典谱系建立在文艺复兴运动之后西方文化的价值取向。无论是夏志清还是马悦然，大抵对我国“四大名著”评价不高，《红楼梦》也远未进入“世界文学”的经典谱系。除了极少数汉学家和凤毛麟角的“蠹书虫”，西方读者鲜有知道《红楼梦》者。或者换一种说法，单就读者数量而言，《金瓶梅》和《聊斋志异》远超《红楼梦》。至于我国当代文学，则大抵还是西人文化猎奇，甚至政治博彩的介质。平心静气的理解尚须假以时日，一视同仁的欣赏却必得我国全面崛起。19世纪的英、法文学和20世纪的美国文学，其所以风行，甚至被一些人奉为圭臬，除了文学本身带有某些超前基因，背后的综合国力和文化影响自不待言。如今，作为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文学，却也不再沉默，其生命力和艺术价值更是不容小觑。问题是，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是否已经在这个信息化时代、这个全球化时代摆正了位置。我们扪心自问：是否像对待美欧文学那样对待过巴基斯坦文学？因此，国内外达姆罗什们、卡萨诺瓦们的所谓“世界文学”果真是对世界文学一视同仁的接受与赞美吗？当然不是。但我们不应该顾此失彼，甚至戴上有色眼镜。世界文学作为一种愿景、一个问题甚或一种审视文学的方法，恰恰是在全球化时代被重新提出并得以广泛讨论的。各民族文学的共性也是的确存在于兹，从文学的起源到体裁的发生可见一斑。文学内部的诸多题材的、内容的、人物的、意象的、情愫的相似也是实实在在可视可感的。因此，姑且让这个带引号的“世界文学”问题暂时悬置吧。让蝴蝶飞一会儿，看看它的效应如何。好在杂事倥偬、时光倏忽，我辈之后，还有来者；也好在世界一日千里，时间很快就会过去，后人很快就会得出结论。
需要说明的是，我国外国文学界近年来风气乃变，多数学者不再唯西方同行马首是瞻。学术史研究、伦理学研究、历史社会学蔚然成风。如此等等，并不排斥纷纷攘攘的主义、思潮，但基本视野却回到了历史唯物主义、“三大资源”和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以及“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以下我仅举三个例子：
先说学术史研究。众所周知，学术史是一切学术研究的重要前提，自然也是文学研究的常规武器。然而，在林林总总、熙熙攘攘的当代学术思潮中，这种常规武器被有意无意地淹没、忽略和遗弃。随之失踪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于是，唯文本论和形式主义、碎片化和虚无主义大行其道。且说学术史研究兴发于俾斯麦时期，适值德国统一并作为强国崛起。而学术史研究方法多少蕴含着历史唯物主义精神。自此，德国学术再次影响现代西方乃至世界学苑。我国早期学术史研究起始于“百日维新”之后。受“体”“用”思想驱使，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明显借鉴学术史研究方法，指出：“凡研究一个时代思潮，必须把前头的时代略为认清，才能知道那来龙去脉。”诚哉斯言！
再说伦理学研究。我国的伦理学研究同样起始于“维新变法”之后，尽管伦理学资源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这在蔡元培先生的《中国伦理学史》中可见一斑。但是，同样由于唯洋人、唯文本，在较长一个时期，伦理学这个常规武器仿佛被付之阙如，甚至被当作冬扇夏炉。近十余年来，在学者聂珍钊的带领下，我国的文学伦理学批评早已蔚然成风。
然后是历史社会学批评。它延承传统社会历史批评，同时对不同学科、不同学派兼收并蓄，不拘一格，具有鲜明的跨学科取向。这在学者王守仁和杨金才以及蒋承勇等引领或主编的现实主义再评价中得到了广泛印证，同时也在吴笛主编的《外国文学经典的生成与传播研究》中得到了验证。
无论是学术史研究、伦理学批评还是历史社会学，归根结底都立足于新时代我国文学文化发展的需要，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精神和辩证方法。它们虽然是学术研究的“常规武器”，但从过去30多年的情况看，无论国内国外，无不面临危机。也正因为如此，适当地回到常识，同时兼及当代范式，至少具有以下几重意义：一、后现代主义解构的结果是绝对的相对性取代了相对的绝对性。经典在此语境中首当其冲，成为解构对象。因此它们不是被迫“淡出”，便是横遭肢解。所谓的文学终结论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它与其说指向创作实际，毋宁说是指向传统认知、价值和审美取向的全方位颠覆。因此，上述常规武器重现“江湖”至少具有拨乱反正的意义：藉经典重构以实现价值重塑则是进而求其上的诉求。二、在作家作品研究的同时，进行更具问题意识的社会历史研究，庶乎“既见树木，又见森林”。三、适当阻断现代主义以来唯文本论所奉行“拔起萝卜不带泥”的形式主义批评，让文学作品适当回归其从出的土壤。
当然，其他还有诸多可圈可点的新探索、新尝试，遗憾这里只能挂一漏万，无法面面俱到。需要补充的是我国几大外国文学研究刊物几乎无不彰显了主体意识。由此催生的一个基本问题和认同是：从小看外国动漫和从小读经典的结果一定不同。这好比童年的味蕾，一旦形成是很难改变的。同时，20年前的互联网巨头们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文化才是这个时代的真正原动力。从布热津斯基的“奶嘴战略”到波兹曼的“娱乐至死”,人们大抵看清了文化产品的厉害。林林总总、潮起潮落的理论与创作实践的关系也不再紧张到老死不相往来。
（“21世纪文学20年”专题由中国作家网策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