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文章首先回顾了从古至今史学史上关于时间概念的思考，指出过去、现在、未来三个维度的相互关系一直为人重视。相较于古典时代和中世纪，现代史学思想的决定性因素是认识到过去、现在、未来的区别及其变化。其次，通过分析从启蒙史学到当今全球史的演进，文章指出未来已经成为历史研究的组成要素，回顾历史可以预测多种未来，同时对未来的预期也影响着历史学家如何重建过去。最后，针对历史研究如何应对未来这一涉及历史功用的问题，文章承认“历史是人生之师”的观点有其局限与风险，但认为“以史为鉴”仍然可能。这是因为历史经验有助于反思和寻找可能的方向和规律，历史研究可以比较历史各阶段的同异，历史训练有助于形成对未来的合理预期。
【关键词】时间；未来；历史研究；以史为鉴
【作者简介】于尔根·科卡，柏林自由大学教授；本文译者杨晶晶、修毅，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校译者王晴佳，北京大学历史系长江讲座教授、美国罗文大学历史系教授。
一、历史文献中呈现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之关系
当历史学家谈到他们专业的基本特点时，他们经常会讨论过去和现在之间的关系。由于历史学家治史更多地与现在而不是过去形成关联，意大利历史学家贝奈戴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与之相对，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阿尔托格（Francois Hartog）则谴责了“当下主义”（presentism），指出如果史学家从现在的立场上强行接管过去，那么过去就会丧失其自身的特性。对于这两种立场，大多数历史学家可能都会因其过于夸张而不愿接受。不过他们其实也清楚，重建过去是他们的专业实践，体现为一个不断建立过去与现在关系的过程。史学家一方面从史料中汲取有关过去的信息，另一方面他们作为当代人，又有自己的问题、观点和假设。而这些问题和观点被引进历史的研究和书写之后，就不是纯粹的主观臆想了。所以，《过去与现在》不仅是1952年以来一本有影响力的历史刊物的标题而已。当学者们就历史学这一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展开争论的时候，其语境便由过去与现在的关系所界定。
不过，我们如果浏览一下相关的文献便会发现，对于历史研究来说，未来的重要性抑或对未来的期望，似乎不受关注。当然，历史学家对未来的思考并不罕见，但它们通常集中于历史研究如何在理解、塑造和预测未来的方面可能或应该发挥的作用上。比如提出“我们如何鉴往知来”这样的问题，便是一例。对此我将在最后一部分涉及。但是，历史著述中很少提出与之相反的问题，即未来或者对未来的展望又如何可能影响历史学家和其他作者重建过去的实践。这是我首先要探讨的问题。
我们其实有充足的理由将过去、现在和未来放在一起讨论。可以看一下现存历史著述中的几个例子。我所注意到的最早一位作者是古罗马人，名叫塞索里努斯（Censorinus）。他在公元前3世纪上半叶撰写的一篇文章中认为：“绝对的时间分为过去、现在和未来。在这三者当中，过去没有起点，未来没有终点，而处于中间的现在则不仅转瞬即逝，而且扑朔迷离。（现在）没有自身的空间，它似乎只是过去和未来之间的连接，形式上又复杂多变、漂移不定。现在所涵括的就是从未来中撷取出来然后加在过去的那个时间。”在拉丁语中，这三个时间维度有不同的表述，对它们的相互联系也有频繁的讨论。例如在4世纪末，基督教神学家和北非主教奥古斯丁（Augustinus，354—430）在他的自传《忏悔录》中，写到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奥古斯丁用“记忆”（mernoria）或“过去的中介呈现”来表示过去，未来则是预期的希望（expectatio），而现在（contuitus）虽然稍纵即逝，却因为人类的经验得以有所持续。奥古斯丁承认在他的思考中，现在获得了某种优先的地位，因为它是让人关注和构建过去与未来的空间。
在历史研究和著述中，思考时间的功用颇为常见。明显的例子就是保罗·利科（Paul Ricoeur）、莱因哈特·科塞勒克（Reinhart Koselleck）、吕西安·霍尔舍（Lucian Hölscher）、约恩·吕森（Jörn Rüsen）、彼得·伯克（Peter Burke）、克日什托夫·波米安（Krzysztof Pomian）等人的论著，以及林·亨特题为《考察时间，创造历史》的演讲。这些研究都包括了对未来的预期和展望的一些思考。例如，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在他的《论时间》中认为：“今天的未来是明天的现在，而今天的现在是明天的过去……它们之间的分界线游移不定，时刻变动”。最近，认知科学家和脑神经研究者如维维安·埃文斯（Vyvyan Evans）指出，虽然过去、现在和未来三者的语言表述受制于文化，呈现时间和空间的不同，但区分这三者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并在人脑神经运转及部位中有着相应的区别对待。换言之，古代的论著、历史学的理论和现代科学家都强调，时间经验的模式或时间的这三个维度形成了一种相互关联性，应该将它们结合起来讨论。那么史学史是否能论证这一立场呢？
二、过去与未来的差异和关联是现代历史思维的决定因素
在《历史是什么？》中，爱德华·卡尔（E. H. Carr）有此判断：古典时代的作家中，没有几个人具有历史感。他的结论会让人惊讶，因为正是这一古典文化产生了像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那样的人物，他们通常被奉为历史研究和书写的开山鼻祖。卡尔认为变化才是历史和历史研究的核心。他补充说：“修昔底德曾相信在他所描写的那些事件以前没有发生有意义的事，而其后多半不会发生有意义的事情。”对于古人来说，“历史不是走向任何地方：因为没有意识到过去，也同样没有意识到未来”，所以“希腊和罗马的古典文明基本上是非历史的”。
摩西·芬利（Moses Finley）和其他希腊、罗马历史思想的研究者不太同意上述的观察，但他们基本上还是认同：古典作家认识不到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质的差异。于是，古人会相信学习历史有直接的功用：人们可以温故知新，用过去的经验为在未来解决类似的问题做好准备。西塞罗在公元前一世纪中叶认定“历史是人生之师（historia magistra vitae）”，便是这一观念的集中表述。
正如卡尔·洛维特（Karl Löwith）在《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1953）这本富有神学意涵的历史哲学著作中所展示的那样，正是在犹太—基督教末世思想的语境中，人们才开始将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关系视为一个有始有终的过程，终点为人类的救赎或基督的再次降临。在这个过程中，未来将与过去截然区分，而同时相互之间又有所联系。这是一个“变化”和“连续”相互关联的观念。我已经引用过奥古斯丁的说法，他把人类的历史比作一次朝圣之旅，也就是一个有着终极目标的旅程。其他中世纪作家的论述也表达了时间会有质变的思想。
但是，这种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有质的差别的新观念，大致停留在超验的层次。它并没有根本改变中世纪的主流历史叙事：图尔的格雷戈里（Gregory of Tours）或可敬的比德（the Venerable Bede）等人仍然认为历史有其内在关联，并以此来描述历史事件的依次发生，也即今世与来世之间没有质变。他们尚未采用现代的变化观念重建这一内在相连、没有质变的历史(inner-worldly history)。
正是在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这一时期，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有着“本质区别”（basic difference）的概念逐渐流行，并成为现代历史思想的决定性因素。14、15和16世纪以来的学术、艺术和文学，让人们将自己的时代与古典时代相比较，颇为一厢情愿地对后者加以重新发现或重新发明。他们强调了自身的时代与古代的过去之间的差异，并主张对古典世界进行理想化的复兴和进一步的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处于“中间”的时期被视为一个衰落的时期，被大体上看作黑暗的“中世纪”；这一我们至今仍在沿用的概念，最迟在17世纪初便出现了。正是这种将自我与想象出来的古典过去加以鲜明对比，并认定在这两者之间有一“间隔期” 的概念，使得当时的人形成了将自身的时代视为“现代”的自我认知。在17世纪末和18世纪，以巴黎为中心兴起的有名的“古今之争”（Querelle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便是一例。其中不少欧洲国家的知识界围绕审美标准、文化规范、制度变迁和进步观念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辩论，讨论从过去到未来的长久历史变迁中“现代”所处的位置。在这一时期，“现代”的概念和“现代性”的愿景（visions）开始成形，而在这一话语中，诸多社会科学也开始涌现。
现代的历史观念也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人们坚信现在不同于过去，未来也会不同于现在。但现在又源于过去，未来也出自现在。之后，孟德斯鸠深入阐述了过去和现在的区别，视之为历史（研究）的核心取径。其他启蒙作家也试图展现，人类可以通过研究他们的过去，以求对历史的未来走向有所感悟。从这种历史观出发，区分我们的现在和我们可能的未来，变得至关重要。比约恩·维特洛克（Björn Wittrock）指出进步是可以想象和期待的，也是可以实现的。“发展”（Entwicklung）变成了一个核心范畴，其不同的阶段也被构建起来。
这是一个远在工业革命发生之前、植根于社会与制度变迁而产生的一个知识发生重大变化的复杂过程。那时虽然大部分地区还处于王权专制主义的统治下，但这一变化与那时资产阶级的兴起和大西洋两岸逐步形成的跨国交流的公共空间，均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在这里我只想强调，这种新的历史观念是这一复杂的历史变化中的一个部分。在这一历史观和历史时间观中，未来显得十分重要：它不同于过去和现在，处于更高的阶段，因此被一些人视为某种目标。过去和现在则构成了一种双向的关系。一方面，人们希望重建过去而阐明历史未来发展的走向；另一方面，这种对未来的预期、展望，又引发了期待、不安、愿景和规划，产生了多样的视角和多种的问题，让人重建过去并思考过去与现在的关系。林·亨特已经向我们揭示，这种历史思想（对未来的态度）如何在法国大革命中成为一股政治力量，而与此同时，法国大革命又如何使其昭然若揭。
如果我们看一下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末的历史，我们便会发现有各式各样、相互媲美的历史哲学理论，它们都质疑启蒙思想家视作理所当然的普遍主义信念。以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74年的《另一种历史哲学》为例，他强调人类社会的多样性乃是他们在不同环境下发展的结果。与西方启蒙思想所偏好的普遍主义思维模式相对，赫尔德认为不同的民族为追求不同的发展道路而提出不同的诉求，合情合理。他视历史为一种“最真诚的爱国精神的手段”，并加以提倡。
我们再以19世纪德国历史学的创立者兰克、尼布尔和德罗伊森为例。他们生活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之后，在许多方面都对启蒙运动持批评态度。虽然形式各不相同，他们都质疑伏尔泰、孔多塞、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以及康德所宣扬的普遍主义进步信念。他们认为，研究历史可以展示特殊化——历史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可以为实现现代化所采取的不同方式提供合法性和正当性。比如可以有“德意志的道路”或“普鲁士的道路”，后者通过改革而不是革命来建立强大的国家并由其推动现代化，而非采取自由放任 (laissez-faire) 的方式。
作为西方启蒙思想的批评者，赫尔德、兰克和他们的追随者提出了一种对过去和未来关系的不同看法，与启蒙思想的立场迥异。但是，他们对未来也怀有一种愿景；他们期待未来，既满怀憧憬，又心存恐惧。从上面举例所见，这些史学家对未来的观念是：让德意志民族成为世界的一员，而这一世界由已经建立或正在建立的欧洲民族国家所构成。这些历史学家和他们的大多数读者认定，通过历史的研究和教学，这一目标将能实现。同时，他们对未来的预期和谋划也对他们作为史学家如何重建过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些影响在他们的历史观念、问题意识、史学概念和方法上均有体现。
这就是我要强调的：前述这些史学家与启蒙作家所提倡的基本信念相去甚远，特别是在怎样看待历史的进步和现代化，几乎有天壤之别。但问题在于，无论他们是接受还是否定启蒙思想中比如进步之类的思想范畴，他们还是与启蒙思想家共享着一个基本的认识论前提和一种共同的智识经验。历史学家莱因哈特·科塞勒克将这一智识经验描述为在“经验空间”（space of experience）与“期待视域”（horizon of expectations）之间不断增大的差异或间隔，也即过去与未来之间的根本区别。但无论如何，过去与未来之间又呈现一种连续性。科塞勒克的说法被多次征引，代表了现代心智思考的一个成就。对之我想补充一些他或许也能认可的内容：如同对过去的研究可以影响一个人的“期待视域”那样，一个人对未来的愿景，无论表现为憧憬、不安、疑虑还是信赖的模式，也影响我们如何重建过去及思考过去与现在之关系。
由此可见，对未来的态度已经成为研究和展现历史的组成要素，直到今天仍是如此。未来在历史中占据着不小的比重。当然，差别还是存在的。如果一个人致力于书写全面的综合作品或构建宏大的叙事，这一点就比较明显；如果一个人从事高度专业化的经验研究、关注细致入微的主题，这一点就不那么明显。通常情况下，大多数历史学家的工作都属于后者。不过即便如此，我还是认为，对未来的愿景或类似愿景的展望，对历史研究仍然具有间接的作用。
三、对未来的愿景如何影响历史书写
通过聚焦对未来之预期（经常以含蓄的和间接的方式）及其变化，看一下不同的史学家或学派如何重建过去，然后以此视角来重述历史思想史和史学史，这将是一个有趣的实验。但这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迄今尚未曾有人尝试过。我在这里也不可能去做。我在此仅仅想举一些例子，做一个粗略的勾画，以便能更为清楚地阐释我对这一问题的想法。
（一）如前所述，启蒙思想中有关未来和进步的看法，影响了18世纪的历史学。孔多塞的《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1794）和伊曼纽尔·康德的文章《关于一种世界公民观点的普遍历史的观念》，都可为例。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1776—1789）或路德维希·施勒策尔的《普世史的观念》（1773）则是更为实证的著作。尽管历史研究那时尚未成为一门专门的学科，史家们已经普遍采用线性的历史时间观，从人世而不是用神意来解释历史。18世纪的史学是广博的，涵括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各个层面，尚未受限于政治史的藩篱。那时也有不少人尝试比较人类各文明的优劣，而同时又出现了一种认可欧洲文明有其特殊性和优越性的倾向。
（二）我还提到了历史学作为一门职业化学科，如何在19世纪的欧洲兴起。与之相应，历史研究和书写也服务于国族建构和民族主义这两个相互关联的目的。于是，以民族国家兴起为主题的叙述史成为历史书写的主流，其重点是研究政治制度、政治进程和政府决策。历史学成为一门面向大众的学科，在学校和公众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同时又出现了这样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史学家在大学里就职，并以档案资料为基础从事科学的研究。德国历史学家兰克、聚贝尔和特赖奇克，法国史学家基佐、米什莱和梯也尔，英国史学家斯塔布斯、弗里曼和西利，瑞典史学家埃里克·盖耶尔和埃米尔·希尔德布兰德，均可为例。
（三）卡尔·马克思及其许多追随者（以 E.P.汤普森和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为杰出代表）的著作中表现出来的对未来的展望，是人们对未来的期望如何影响他们看待过去的一个显例。展望未来和解释过去之间的内在联系，还影响了学者们对一些重要概念的选用和界定，比如“资本主义”。当这一概念在19世纪后半叶出现时，各种不同的定义四处流传，但它们中的大多数又有着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将资本主义与其替代选项加以对照而设定其定义。这一替代选项要么是前资本主义的过去，要么是一个既定的未来，通常被认为是社会主义。不仅社会主义者以此方式界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而且其他学者也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相提并论。例如德国自由保守派经济学教授阿尔伯特·谢富勒（Albert Sch?ffle）便在1870年写了名为《以商业和资产类型考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巨著。如果不知道资本主义之后会发生什么，人们对资本主义这个概念，便根本无从谈起。也就是说，人们对未来的愿景，也即对一种特定未来的预期想象，形塑了他们研究过去（包括现在）的诸多观念。
（四）当然，也有人对未来抱持一种否定的态度。雅各布·布克哈特便是如此。这位瑞士史学家用保守的观点看待世界，对现代世界是否有一个令人鼓舞的未来充满怀疑，因此他在1860年写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以那个遥远的过去为题来凸显那个时代与现在的差异。马克斯·韦伯在一段时期内也曾对未来持悲观的看法，视其为“铁笼”，认为这一“铁笼”会抑制创造力，损害人类的自由，使其无法生成真正的政治领袖。韦伯对未来所持的怀疑态度与他解释资本主义的论点形成了一种关联。他认为由于新教伦理的作用，新教徒们基于自由思考的个人道德行为促成了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1940年将保罗·克利（Paul Klee）的画作《新天使》（Angelus Novus）解读为一位历史的天使，也是一个例子。他的隐喻性文本描述了历史的天使如何被一场不由自主的风暴驱使着，走向一个黑暗且危险的未来。而当天使回顾过去，看到的则是因一系列的灾难和毁灭而造成的一堆废墟。本雅明对未来和过去之间关系的这一解读，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中，处于个人生命危在旦夕的时刻。
（五）如有时间，我还可以详论20世纪60至 80年代社会史学家如何有意或无意地将现代化和人的解放作为未来的期望和目标来批判地重建过去，而他们的努力又如何与他们批判性的自我反省产生间接或相应的联系。可以举的例子有年鉴学派的史学家和他们的仿效者，德国的汉斯·乌尔里希·韦勒（Hans-Ulrich Wehler）这样的韦伯主义者，像埃里克·霍布斯鲍姆那样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以及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等历史社会科学家。对这些社会史学家来说，“批判”（Kritik）和“现代性”的概念至关重要，因为它们融合了历史的解释和以未来为视角的观点。在这种批判的社会史或历史社会科学中，“落后”（backwardness）的概念也频频出现。这一概念可以被用来分析和思考过去，将其归为以往历史发展所致的结果。而另一种解读可以是：“落后”是因为过去还没有展现出它的所有潜力。未来和过去形成了一种反衬的关系。前者若即若离、似乎令人向往但却无法掌握，后者则可以用批判的方式加以考察思考，但又不能弃之如敝屣。
（六）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的史学思想产生了一些影响，大多体现在弗兰克·安克斯密特和海登·怀特等理论家身上，但也有从事实证研究的史学家参与其中，如研究思想史的多米尼克·拉卡普拉（Dominic LaCapra）和研究劳工史的帕特里克·乔伊斯（Patrick Joyce）。后现代的史学家思考过去与未来之间的关系，方式截然不同。一般而言，他们对现代化大都表示失望，并颇有说服力地批评了各种目的论的观念。他们强调的是历史的断裂。据我看来，人们可以说后现代思想家强调过去和未来之间的差异，这显然不会有任何异议。但同时我们要看到，后现代思想家会倾向于松开乃至切断或消解重建过去和预测未来之间的任何联系。在这方面，他们的理论对近现代历史学形成了最为激烈的挑战，也许因此他们对历史研究和书写的实际影响相当有限。
（七）最近20年来，跨国研究是最有意义和最有前景的发展趋势，其最新的例子便是全球史的勃兴。这一发展为现实世界的变化所驱动，在不同的国家中被一些历史学家所推动。他们虽然人数不多，但成长很快。现实世界的变化包括了非殖民化和后殖民主义的现象；国家和世界各地区之间快速增长的相互依赖性，但这一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将会融为一体，亲密无间；还有各地区之间通过移民、通讯和知识等交流，在经济和政治上所形成的日益明显、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跨国史和全球史的研究趋势，不仅为职业历史学家所关注，而且也被对历史感兴趣的社会科学家所推进。跨国研究的趋势和取径，为历史学家和有志于历史的社会科学家相互之间的合作，提供了新的契机和动力。乌普萨拉大学就是一个显例。在比约恩·维特洛克的领导下，瑞典高等研究院（The Swedish Collegium for Advanced Study, SCAS）结合历史学和社会科学，开展了不同形式的全球化的合作研究。瑞典高等研究院发起、资助和主持了对多重现代性的研究，讨论了现代性中进步与战争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有关“轴心时代”的全球性变迁的跨学科论述。正是在这些领域里，比约恩·维特洛克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不仅是一位学术活动家，领导力很强并有号召力，而且还是一位颇具原创性的思想家和学者。我希望看到他富有开创性的论著很快能集结成册。在过去的20年里，如果没有瑞典高等研究院和比约恩·维特洛克的推动，全球史的国际趋势将不会有如此实质性的进展，其面貌也会有所不同。
全球史的近年趋向，让我们看到重建过去与预测未来之间的关系正面临新的挑战，但同时也使其显得更加重要。例如，我们所讨论的历史思想，采用的显然是源于西方的范式。不过用这一范式理解作为全球现象的历史，并不一定就是无用的或是不合适的。但我们需要问的是，其他文明中是否也有同类的或相似的历史观念：既强调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有着根本区别，而同时又相互联系。对全球范围内的史学范式进行深入地比较，将会给当前所讨论的欧洲范式，带来一个崭新的视角。
从全球观点着眼，不同国家对未来的看法，影响了历史学家重建“我们的”历史的尝试。一方面，新一代的历史学家越来越认识到，下列的未来观不证自明，即尽管存在大量似乎不可逾越的差异，但未来属于所有的人类，因为人类的需求、机会和权利也有其普遍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乌托邦式的未来观或许会对全球史带来某些启发。这种对未来的希冀而不是预言，应该在全球史的探索中发挥比现在更大的作用。然而，“恶托邦”（dystopia）或反乌托邦的因素，则又形影不离并似乎有日益增大之势。人们愈益担忧人类对其生存的自然条件尤其是环境和气候正在造成的严重破坏，也关心人类是否有一个可持续性的未来。这些都有助于激发人们从长时段的角度考察全球史的结构和发展。最近有关“人类世”的历史所引发的争论，就反映了历史观的一种变化。它走出了人类历史的时间框架，注重从更为长期的角度考察其影响。如果人们采取了长程的视角表达对未来的希冀和不安，他们也会采用长程的方式来考察过去。因此，历史学正经历着一场变革。
在历史学家和有意治史的社会科学家中，未来已经成了他们讨论和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但我们尚不十分清楚的是，我们对未来的观点、期待、展望、想象、不安和希冀，又如何影响我们对过去的看法。未来在历史学中占据了很大的比重，这就是我在上面这几段想要说明的内容。
四、我们如何以史为鉴？
现在让我转换一下视角，考虑一下历史研究在我们应对未来的时候可以发挥什么作用。我想关注的问题是：鉴往知来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老话题，历史学家常受到别人的询问，但他们却很少自我反省。
有一点十分明确，从历史中直接习得教益，也即认定“历史是人生之师”这一说法，其可能性不大。如果我们承认这个基本事实，至少在现代社会，快速变化是其特征，人们所经验的空间和所期待的视域之间存在着差异，而上述差异又构成了历史思维和历史研究这一学科的前提，那么解决过去问题的方法并不有助我们处理现在和未来的问题。正如黑格尔所言：“经验和历史告诉我们，人民和政府从来没有从历史中汲取教训，也从来没有按照历史的教训行事。每一次都有其特殊的情境，并且是一种独特的情况，以至于只能根据自身逻辑独自决定。在世界历史的压力下，普遍原则和对类似情况的铭记都无济于事，因为一个苍白的记忆无力对抗现实的活力和自由。”我所展示的大意已经表明，鉴往很难知来。
不过，我们也不要一概而论，人们仍然期待以史为鉴。尽管经历了不少失望，充满了怀疑，但这一期待仍然普遍存在。在文章的结尾，让我讨论一下人类心智活动的三个事例。在一定程度上，这些事例或许能让我们看到鉴往知来的某种可能。
（一）值得一提的是，杰出的历史学家相信以史为鉴是可能的。马克·布洛赫和莱因哈特·科塞勒克便是例子。在《为历史学辩护》或《历史学家的技艺》中，马克·布洛赫不仅表达了自我批评，而且还谴责了他的同代人对法国社会的自欺欺人、毫无防备没有做出及时的警告，由此导致随后法国被德国人征服。1941年，当他决定加入反对纳粹德国占领的抵抗运动时，布洛赫痛惜地指出，“我们的执迷不悟使我们陷入了可怕的悲剧，其实我们一无是处，连自己都不了解”。他继续写道：“在这种困惑中，我们渴望理解、希求预知，于是我们求助于过去。这种希望以史为鉴的旧习让我们觉得，如果我们恰如其分地温习过去，或许能有助认识现在，并对未来也有所知晓。”大致而言，布洛赫相信对历史进行反思和研究可以有助发现一些常规。虽然这些常规总是只在有限的时段内有效，而且他也知道有彼此抗衡的趋向存在，但还是认为能指明一些方向。
针对“历史是人生之师”这一自古以来的信念，莱因哈特·科塞勒克出版了大量论著，加以批驳。不过令人惊讶的是，在他生命最后十年里，他却一再强调所谓的“重复结构”（Wiederholungstrukturen），即了解过去能有限预测未来。
我们当中会不会也有很多人认同这一信念？我们会不会在积累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在有限的程度上，对可能发生的事做出预测性的判断？例如，人们通过观察一些政府的外交政策，是否可以成功地预见其政策制定由于国内出现困境，社会和政治矛盾激化，政府想将国人视线往外转移？又如，虽然无法确切知道下一次资本主义危机的具体特征，但还是能成功地预知其必不可免？
我们必须看到，我们所做的预测都需要有一个时间限制，即只有在有限的时间跨度内才有效；我们也需要考虑语境的作用，即语境如何决定了这些预测是否有效，以及通过何种方式并在何种程度上有效。换言之，我们只能做概率性的预测，并承认这些预测含有一些无法克服的不确定性。归根结底，通过对于历史经验的反思得出的有条件的规律性的知识，还是能指明一些方向。当然，这与西塞罗将历史奉为“人生之师”这样崇高的地位，不可相提并论。但历史知识可能会让人更为谨慎行事，这也是以史为鉴的一种方式。
（二）当2008年经济大衰退席卷世界之时，不仅学者和评论家，而且顶层决策者（例如经济史学家、时任美联储主席的本·伯南克）都求助于历史知识，以求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并设想如何去应对。将当时的动荡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进行比较研究，便是一个主要的做法。他们思考的是，处理这两场经济危机有什么主要的应对思路，又产生什么样的结果？虽然没有不言自明，但他们决定性的一步是达成这样的认定：这两次动荡都是（源自其内部的）资本主义的危机。所以，首要任务便是考察和关注两者之间的各种相似性：如股票市场的暴跌、信贷业的失败、许多银行的破产，国际贸易的中断，以及公司业绩、工人工资和职员薪水的下降和失业率的攀升。
而下一步则是（其实也是整个分析的一个部分）查明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的多种原因及其所造成的一些问题较大的社会与政治后果。这一分析变得更为困难，因为有关其原因和后果，不但看法各异，而且各有所见。这一比较的做法也使得人们发现两次经济危机之间的不同和差异：如资本主义在此时和彼时形式之不同、全球化发展程度和方式的不同、人们储蓄和消费习惯的变化以及美国在世界经济和政治秩序中扮演的角色之不同，等等。由于比较分析而显现的这些不确定性和不同之处，又对如何决定做下一步、也是最重要一步的可能性产生了影响：如为了能避免其灾难性的部分后果，在应对20世纪30年代危机的时候，人们还可以或应该做什么？为了避免现在和将来出现相似的后果，人们在2008年又应该做什么？
对历史学家和政策制定者而言，这些问题都没有简单的答案。但大家都承认，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政府没有积极干预危机处理是一个重大失误。因此在应对2008年危机的时候，政府大规模干预的决策获得了多数人的认可：政府从公共资金中提取大量信贷，拯救那些规模大到不能倒闭的银行和金融机构、发放利率很低的贷款。这些措施多有成功之处，但也带来预料之外的后果，比如一些国家国债高居不下，货币大幅贬值。欧元那时出现的危机便是一例。因此基于历史经验的分析，往往不能预示未来会产生这些预料之外的结果。
我想已经表明了我的主要立场：如果我们的目的是从过去中汲取对现在和未来有益的教训，那么常见的跨时期比较方法，比较发生于不同时代的事件之异同，是个很好的策略。它有助于深化人们对概念的理解，显现其语境之变化如何至关重要。当然，这样的分析方式并无法克服不确定性，亦不能排除做出错误结论的可能性。但它们让我们在当下采取将影响未来的行动时，提出一些有所依据的建议。这些建议是否能转化为实际的政策，则另当别论。
（三）我想说的最后一点是：“以史为鉴”还有另一个含义。瑞士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在1868年曾指出：“我们汲取历史的经验，不仅仅为了一时之需，而是希望它能垂诸久远，让人永远明智”（Wir wollen durch Erfahrung nicht sowohl klug ［für ein andermal］ als weise ［für immer］ werden）。我们对布克哈特这句话的意思，并不一定完全了解。他很有可能希望历史学家的知识和教育能够超越他们狭隘的专业领域。他们需要学会考察长时期的历史变化，他们需要认知结构和行为之间复杂的互补关系，他们也需要学会处理人的行动意图及其结果之间常有的差距。布克哈特说这句话的时候，可能要表明，历史学家的核心任务不是像许多社会科学家那样，孤立地看待历史的动因，而是要将它们语境化，并研究在德文中所说的“一致性”（Zusammenhang），即看到过去的经验和未来的期待之间的内在联系。唯有仔细研究过去，方能取得和练就这样的技能，这些技能可能有助于人们应对未来，对之做出合理的期望、拿出正确的抉择和采取有效的行动，同时包括做好对未来的失望准备。
我强调，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基本区别，是历史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认识论前提。正是这种时间分化的模式，让人们对未来的某种期望以及如何认识过去和重建历史，产生了可能的影响。因为历史“不会重演”，这种时间分化的基本模式也指出，温故知新、鉴往知来，其实并无直接的可能性。不过尽管快速变化已是常态，历史的许多方面的确一去不返，但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基本区别并不排除在一定的时间范围之内，人们在一些方面可能看到“重复结构”（即历史重演——译者）的存在。如果我们想对此继续讨论，就必须区分对未来预期的不同层次：对长期和遥远未来的展望显然不同于对即时和近期未来的期待，而对中期未来的预期又介于两者之间。系统地区分历史现实的不同维度，看到每个维度都可能有自己的时间性，并区别于其他维度中的时间性，同样有助于我们的讨论。因此，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和政治史学家以及研究资本主义、宗教或民主的学者，必须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讨论与未来有关的想象、期望和愿景如何对重建历史发生作用。这是一个蕴藏新知的领域。我们的生活经验和知识储备已经显示，历史通常会进入未来，影响其降临的方式。但我们也应严肃地认识到，未来也进入历史的思考。我们对过去的解释，映照出我们对未来的想象。
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