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新冠大流行突如其来，给中国及其与世界的关系带来巨大冲击。中美关系已经成为影响世界稳定及新格局形成的主线。在中美战略博弈过程中，不能忽略第三方视角。本文通过梳理俄罗斯媒体和智库公开发表的文章和报道，对俄国人如何看待大流行中的中国角色、中美摩擦以及中美竞争激化背景下俄罗斯的选择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主要结论：俄罗斯社会对中国抗疫措施及成效的评价较为积极，专家们还揭示了中国体制模式和文化传统在危机治理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俄媒对武汉疫情暴发原因的报道较为平衡；对中美就病毒起源和扩散责任产生的争执评价较为负面；在对中美两国抗疫表现进行比较和对抗疫摩擦进行解读时，俄媒普遍遵循大国竞争叙事，认为中国走强美国变弱的趋势进一步强化，导致中美矛盾激化乃至走向两极对抗；对中美矛盾激化背景下俄罗斯的定位问题，俄知识界的共识是不选边站队，在保持与中国友好关系的同时，努力改善与美国的关系，为国内发展争取更大的国际空间。俄罗斯精英们进一步提出要使俄罗斯成为独立的第三极力量中心以发挥平衡者作用。在对“俄罗斯视角”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就疫后时代中国对外交往中的几个问题提出了对策建议。
关键词：新冠大流行；俄罗斯视角；中国角色；中美竞争；俄罗斯选择
作者简介：曲文轶，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教授；戈利姆比茨基，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研究生。
2020年春天，新冠疫情不期而至。中国迅速采取果断措施，很快控制住了疫情，也为国际社会赢得了宝贵时间。遗憾的是，3月份以后当中国疫情基本得到控制并开始逐步复工复产时，一些国家陆续开始了疫病大暴发，并最终演变为全球大流行，遭受了巨大的人员和财产损失。美国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加大了对中国抗疫与国际援助的指责，并在国际上就疫病的起源和扩散责任问题掀起了反华浪潮。中国在这种境况下也不得不进行反击与反制，两国在疫情期间的摩擦愈演愈烈，甚至有人开始用“冷战”来描述当下中美两国的关系。
作为世界上两个最重要的大国，中美矛盾激化必然会对国际政治乃至国际秩序演进产生重大冲击，从而引发第三方力量关注。作为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中俄两国在疫情期间在政治和道义上相互支持，并且相互提供抗疫物质和人员支持，正如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接受采访时所言，“中俄合作堪称国际抗疫合作典范”。另一方面，俄罗斯最早关闭了与中国的陆路口岸，并对中国人实施了严厉的防疫监控措施。这些交织在抗疫合作中的“不和谐音符”也受到广泛关注。那么，作为中国唯一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俄罗斯是如何看待中国在大流行中的角色以及与美国的摩擦与竞争的？中美矛盾激化的背景下，俄罗斯人对于自己的立场定位与国际角色又是如何认知的？
本文以疫情期间俄罗斯主要媒体和智库公开发表的报道和文章为依据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就疫后时代的对外交往提出对策建议。
一 新冠大流行中的中国角色
武汉疫情甫一暴发便吸引了俄罗斯媒体的关注，报道内容和关注点随着时间推移变得越来越丰富。迄今为止，围绕中国疫情刊发的报道和评论主要围绕两个议题展开：武汉暴发新冠疫情的原因，以及中国抗疫成功的经验和原因。
（一）武汉缘何暴发新冠疫情？
1月下旬，当中国宣布暴发冠状病毒疫情后，一些俄罗斯媒体立即开始讨论其产生的原因。离汉通道关闭当天，“俄罗斯商业咨询公司通讯社”（РБК）即对此作出了报道。该通讯社转引了《南华早报》的相关报道，援引中国科学家发表在《医学病毒学杂志》上的文章说，在比较了病毒和各种动物的遗传密码后，两种毒蛇的基因与新冠病毒最为接近，是最有可能使人感染新冠病毒的宿主。报道还指出，中国居民经常吃蛇和其他野生动物。根据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一项研究，中国西南地区60％以上的人口在过去两年中至少吃过一次野生动物肉。
与РБК转引其他媒体上刊登的中国科学家的说法不同，1月27日，也就是离汉通道关闭四天后，《莫斯科共青团员报》（Московский Комсомолец）采访了俄罗斯生化学家尼库林（Игорь Никулин），发表了题为《专家在冠状病毒的传播中看到了美国生物恐怖主义的迹象：400个实验室有嫌疑》的报道。这位专家是前联合国生化武器委员会成员（1998~2003），他对武汉暴发疫情的原因进行了推测，直言美国存在实施生化攻击的嫌疑。尼库林首先指出，武汉的新冠病毒疫情“出现了奇怪的巧合”。冠状病毒存在了数百万年，始终只能寄生在某些动物体内，并不能感染人类。但自2000年以来，对人类危险的冠状病毒却越来越频繁地出现，20年间已经出现了8种致命病毒。疫情暴发频率过大，不像是病毒的自然突变。此外，在中国暴发感染的时间似乎是为了最大程度地造成伤害而专门选择的。因为恰逢中国农历新年，会出现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并举行大规模的活动。地点也好像是经过特别选择的，因为武汉有一千多万人口，是中国最大的交通枢纽之一。在给出人造病毒的可能性后，尼库林又进一步推测了病毒可能出现在哪些实验室。他提醒人们注意：中国与俄罗斯一样，被美国的生物实验室包围。这些实验室位于中国的邻国和地区，包括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菲律宾、韩国和日本。美国设在外国的实验室共有400个，全部由五角大楼资助并受其监督，而五角大楼的钱在尼库林看来是不可能用于和平和人道主义研究的。美国设在海外的生物实验室所在地或附近总会暴发未知的新疾病。例如，在格鲁吉亚一个实验室附近，一个月之内有一百多人死亡，但却不允许外人进入调查。尼库林主张，“那些认为自己是生物恐怖主义受害者的国家应调查所有这些案件，并将其列入国际讨论（例如联合国安理会）。应该提出美国的境外生物实验室活动的问题。”《莫斯科共青团员报》是较早刊发病毒起源的“美军投毒论”的俄罗斯媒体，但其采访的专家只是从逻辑推理的角度给出了自己的猜测，并未提出有力的证据。
1月29日《生意人报》（Коммерсантъ）对武汉出现新冠病毒感染的可能原因进行了分析。在动物起源说外，该报还援引美国《华盛顿邮报》的信息介绍了另一种病毒起源版本：武汉海鲜批发市场附近有一个实验室可产生致命病毒，12月下旬那里可能发生了泄漏。在介绍了武汉疫情的西方版本后，该报给出了俄罗斯自然科学院主席团成员祖耶夫（Виктор Зуев）的看法，他认为这种疾病不可能是人造的，“大自然是一切的罪魁祸首。每个人都携带着自己的‘微生物包’：承载着病毒，它们在体内支持着隐蔽的感染过程。最好的例子是疱疹病毒。” 1月30日经济学者拉琳娜（Елена Ларина）接受《论据与事实》（Аргументы и факты）采访时提出，不能排除武汉实验室泄漏的可能，因为任何微妙的技术过程都可能出现偏差，而且冠状病毒完全有可能是非国家行动的工具。拉琳娜还以深圳双胞胎基因编辑事件为例指出，一些个人和商业组织出于私利行事，而且最危险的是不受国家控制。
至此，在离汉通道关闭后不到一周的时间里，有关疫情暴发的三种可能原因在俄罗斯主流媒体中都得到了反映。此后，针对这三种版本又陆续出现各有侧重或倾向的报道，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支持野生动物说。认为武汉疫情源于野生动物的俄罗斯专家学者多是从中国的饮食、文化和国家特性的角度进行论证。1月29日《生意人报》发表了两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的看法。卡内基莫斯科中心研究人员加布耶夫（Александр Габуев）认为，武汉海鲜市场是个重要的传染因素，因为在市场上不仅出售海鲜，还出售各种活体野生动物，这使得不同野生动物得以在市场内交换各种病毒，而病毒变异后传播给人类。中国的饮食习惯（例如重视新鲜程度）以及经济考量（安装冷藏设施来存储动物食物很昂贵）是中国存在大量活动物买卖的原因。此外，传统上，在长江和黄河以南的省份中，人们经常捕食不同的动物，包括鸟类、爬行动物以及啮齿动物，并以它们为食物。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卢贾宁（Сергей Лузянин）则认为，中国南部暴发冠状病毒疫情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当地居民的世界观。中国人认为野生动物的肉具有神奇的特性，其行为助长了感染的传播：“SARS和冠状病毒的疫源地正好在中国南部各省并非偶然。这与中国人喜好野味和其他的民族特色有关”。在卢贾宁看来，“生活在这些省份的中国人对野味（蛇、蝙蝠等）具有神秘的渴望，认为在节日里吃这些东西会使人获得某种特殊的力量。”在文化角度之外，也有人从科学角度论证动物起源说。4月20日私人通讯社“美丽春天”（Красная Весна）介绍了澳大利亚科学家霍姆斯的说法：这种冠状病毒通常生活在野外，并在生物中找到新的受害者。他说，这是SARS-CoV-2发生的最可能解释。РБК在4月21日报道了世界卫生组织有关病毒起源的看法，认为该病毒可能来源于动物，但尚不清楚它是如何克服物种障碍的，很可能它有一个中间宿主。
反驳病毒人造说。一些媒体通过引用科学家的说法来驳斥新冠病毒人造论的谬误。4月19日РБК援引中国CGTN电视台的报道：武汉病毒所负责人称新冠病毒不可能是实验室泄漏，因为人类尚无充足的知识以制造该病毒，而且该实验室有严格的工作流程，也不可能出现泄漏。“美丽春天”4月20日介绍了澳大利亚免疫学家麦克米伦的看法，他认为，对于科学家而言，创造一种无法预测其进一步发展和传播规模的病毒是毫无意义的。由于这种病毒确实与蝙蝠固有的病毒有关，因此应注意这个重要事实。尽管蝙蝠的病毒样本RaTG13确实已存储在武汉病毒学研究所，但它不会引起流行病，因为根据基因组序列差异，数十年来的进化变化使新的冠状病毒与RaTG13病毒分离。流行病学专家哈桑·谷则指出，没有任何一个事实可以证明能够在实验室中制造这种病毒。
支持病毒人造说。4月5日社会政治网报《晨报》（Утро）引用捷克分子遗传学和病毒学家索尼娅·切科娃的说法，指出人造论（包括美军阴谋论和武汉实验室泄漏说）是可能的。切科娃认为新冠病毒的临床特征与其他相同类型的病毒非常不同，基因序列与自然序列并不十分相似，因此不能排除人造的可能性。4月6日《消息报》（Известия）也刊发文章介绍了人造论的说法，称2月4日有匿名病毒专家对该报说，新冠病毒可以是人造的生物武器，因为冠状病毒的大基因组，其潜伏期长以及由此引起的严重肺水肿是可以有效地用于感染的因素。
支持美军阴谋论。3月24日《共青团真理报》（Комсомольская Правда）发表了俄罗斯经济学家杰里亚金（МихаилДелягин）对于病毒来源的看法。他从谁会从疫病大流行中受益出发，推测是美国制造了病毒，目的是为了惩罚中国经济和本国的银行家。
支持实验室泄漏说。4月5日《晨报》给出了COVID-19起源的三种版本，其中就包括实验室泄漏说。文章指出，武汉病毒实验室从2005年开始研究SARS冠状病毒，这次疫情有可能是该实验室病毒泄漏所致。以前也曾有过病毒泄漏事件，技术进步不可避免地导致新技术风险的产生，而人的疏忽或大意会引发灾难。4月6日《消息报》借用2015年《自然》杂志上的一篇科学文章介绍了对基因组滥用的怀疑。这篇学术论文讨论了一种可以感染人类细胞的蝙蝠冠状病毒，而文章作者中有两位是来自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科学家。РБК在4月19日的报道中援引美国的说法介绍了对武汉实验室的质疑。按照“福克斯”的说法，第一名感染冠状病毒的人是武汉病毒所的一个工作人员，但病毒“不是作为生物武器而起源于实验室”，而是由于中国试图在检测和抵抗病毒方面超越美国而致。该报道还指出，法国病毒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卢克·蒙塔格尼尔也支持病毒起源于武汉实验室的说法。
通过梳理上述报道可以看出，尽管新冠疫情的动物起源说在俄罗斯媒体上是主流，并得到俄知名学者乃至官方（例如卫生部长的说法）的认可，但是人造论包括美军阴谋论和实验室泄漏说也有一定市场。与泄漏说多是引用西方媒体和国外科学家的说法不同，俄媒通过采访俄罗斯生化专家比较早就提出了对美军生化攻击的质疑。
（二）中国的抗疫经验与模式
得益于强有力的封城和隔离措施，到3月中旬，中国疫情迅速得以控制，复工复产进程也快速推进。俄罗斯媒体注意到了这一变化，对中国抗疫所取得的成就进行了广泛报道。例如，《独立报》(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3月17日发表题为《中国在冠状病毒后恢复》的报道；《俄罗斯报》（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3月19日报道指出，中国开始恢复对外经济活动；《今日经济》(Экономика Сегодня)指出，中国通过恢复购买俄罗斯石油（并在未来逐步增加）显示了该国的经济复苏，这对两国经济的发展都是一个有利信号。3月26日俄罗斯国际传媒“Meduza”引用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科学家的研究报告指出，尽管客运量稳定增长，但是中国国内的新增确诊病例并不多，表明冠状病毒的传播不再与境内的人员流动相关，意味着出现第二波感染的概率比较小。
在中国成功控制疫情并逐步恢复经济社会生活，而国外疫情出现大范围蔓延的情况下，俄罗斯媒体开始讨论中国的抗疫模式及取得成功的经验。3月24日俄罗斯联邦议会周刊《议会报》（Парламентская Газета）发表了题为《中国如何战胜新冠病毒》的文章。该报对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马斯洛夫（Алексей Маслов）进行了采访，马斯洛夫认为，中国政府之所以能打败冠状病毒主要源于采取了如下措施：（1）信息的开放性。首要的事情是向民众详细地介绍情况，使人民认识到疫情的严重性，但同时了解到，只要遵守卫生标准，就不会感染，这样就消除了恐慌。（2）经济激励的措施。中国拥有坚实的金融和经济实力，可以向所有受灾地区提供资金支持。例如，政府保证，国有企业的员工被隔离后仍能获得标准工资；中小企业将获得利润补偿和税收减免，缓交社保和医疗保险。正是因为有这些经济支持，在疫情高峰时期中国可以停产两个月，仅开工20%~30%的生产，而到3月底就可以全部恢复生产。（3）货物的不间断供应。商店里供应人们所需要的一切：从口罩到食品。“这是一种动员型经济”。中国及时地将部分工业生产转移到口罩生产上，包括飞机制造企业。此外，中国政府还严格监控网上销售并打击投机分子。结果是，即使对于隔离区居民而言供应也没有出现中断。（4）对病毒传播的快速反应。当中国政府认识到疫情的严重性时，迅速对武汉市实行了封城，还采取了严格的隔离措施。许多城市都被封锁了，政府严格监测隔离情况，并为被隔离居民创造了最舒适的条件，例如在旅馆中互联网得到了提速，许多餐馆开始提供外卖服务。（5）商家和官员的参与。中国大企业对这一流行病作出了充分的反应：精英们开始为购买口罩、兴建临时医院提供资金。公务员也没有脱离民众：许多人亲自去拜访感染者，很多人被派往被隔离的湖北省工作，他们向市民讲解如何在流行病中恰当行事，而且人民也信任公务员。
5天之后，马斯洛夫又接受了《即时报》（Реальное время）采访，从中国历史文化和体制角度对中国的抗议模式和经验作了进一步阐释。按照马斯洛夫的观点，中国的国家治理传统是政权与人民之间的紧密联系，正是这一国家治理特点决定了中国能够有效控制疫情。“简而言之，中国之所以能够克服这一巨大的危机，是因为该国几千年来没有改变其基本的治理模式。领导人的头衔和行政区划发生了变化，但是政权与人民之间紧密联系的观念并未改变。”具体而言，中国抗疫模式包括如下要点：（1）政府迅速采取行动，扭转了早期不利局面。马斯洛夫首先从中国的历史传统开始，指出中国善于转危为机。疫情刚刚暴发初期，中国形象受损，但两个月后中国成功地实现了逆转。“中国开始成为稳定和经济增长的唯一孤岛，证明了该体系的有效性，而该体系刚刚遭到所有人批评。”危机发生后，中国政府立即降低税收并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增加供应。这些支持民众的措施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国内政治稳定，因此，中国得以与历史上完全不同的方式摆脱瘟疫，而这是任何欧洲国家都无法做到的。在马斯洛夫看来，尽管中国遭遇了巨大危机并实施了严厉的措施，但并未招致大规模反对，相反，政权赢得了人民的支持，这并非采用了什么新方法，而是“一个古老的机制”，即“中国以一种相同的方式来解决一切问题：不是像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通过压制，而是通过大量注入资金”。（2）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对于抗疫而言是有效的。尽管中国的体制不是专门针对新冠病毒而设计的，但马斯洛夫认为，对于抗击疫情而言，“整个系统都有效”。首先，可以遏制地方的反对；其次，该系统运行良好，可以快速地将命令传达给每个城市和村庄，并且在必要时撤掉任何不称职的官员；再次，中央政府掌握着庞大的资金可以用来供应整个国家；最后，通过维护共产党来维持统一的意识形态体系，中国设法重新提出了政权与人民相互团结和相互依存的观点。最重要的是，在这种困难时期，政府与人民之间没有出现分歧。此外，在严厉措施的帮助下，中国政府还“非常认真地与所有谣言作斗争”，很快就使疫情初期那些容易引起恐慌的网络杂音消失了。（3）转向了动员型经济。国家自己管理和控制所有资源，甚至是形式上由私人所有者所拥有的私有企业，包括产品的分配、生产规模和资金分配。其运行要素包括：第一是食物供应。没有人担心商店里缺少食物，粮食价格没有上涨，因为国家控制商店和网上食品配送。第二，控制了许多材料的生产和增长。例如医护用品，包括在私营企业生产的口罩。第三，增加了必需品的生产。不是因为人们需要消费更多，而是为了避免恐慌。国家还启动了在线服务系统。例如，在抗疫期间大大扩展了国有在线平台，与供应商建立联系。
4月2日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研究研究员库林采夫（Юрий Кулинцев）也对中国的抗疫经验进行了全面概括。他在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网站上发表评论文章指出，中国与COVID-19流行病斗争成功取决于几个决定性因素：（1）中国领导人决心对1 1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采取极端隔离措施，严格限制公民的社会交往，才有可能争取时间，包括为国际社会争取时间，并防止在疫病暴发的最初几个月不受控制地传播。（2）在全国范围内调动资源有助于应对武汉的危机。（3）国家广泛使用“互助”机制的经验，使尽快在湖北省各城市中建立援助渠道成为可能。该机制的运作原理意味着，在其中一个省发生危机的情况下，中央政府有义务使受危机影响较小的邻近省份向受灾地区的一个城市提供援助。在库林采夫看来，这次抗疫的“一省包一市”做法并非新鲜事物，“多年来，中国一直使用类似的互助机制与贫困作斗争”。（4）使用三级隔离系统以及在湖北省内部建立必要的医疗基础设施避免了高死亡率，并缩短了该病的传播。（5）重视民意的宣传运动避免了恐慌的蔓延。（6）使用心理措施使民众与国家建设性互动。尤其是，媒体积极展示国家为使局势正常化所作的努力，这些宣传导致民众的总体焦虑水平降低，并增加了人们接受隔离或自愿接受治疗的意愿。（7）互联网公司为遏制这种流行病的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8）努力保持经济稳定。总之，库林采夫认为，“中国政府的行动表明，采取一套特定的多层次措施可以阻止COVID-19流行病的蔓延”。
综上，俄媒对中国在较短时间里控制住疫情普遍给予了肯定，并就中国抗疫成功的经验和模式进行了讨论。俄罗斯学者不仅对于中国采取的防疫抗疫措施高度认可，而且还深入体制和文化层面，揭示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因素在抗疫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概括而言这些中国因素包括三个层面：（1）政府的及时反应及对人民的支持；（2）经济和科技实力的支撑，包括对企业和居民的金融支持、强大的生产能力以及整个社会的信息化；（3）文化和体制带来的强大动员能力（中央政府集中各种资源进行分配和援助；在物质人力供应之外，进行意识形态和舆情引导；人民对政府的信任）。
二 新冠大流行背景下的中美竞争及其后果
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中美两国的外交互动以及两国在抗疫中的不同表现，都受到俄罗斯媒体高度关注。俄媒普遍将中美疫情互动和抗疫比较置于竞争叙事的框架下进行报道和分析，并对中美竞争激化及其对世界秩序的影响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一）中美关于病毒起源与扩散责任的“口水战”
武汉疫情暴发伊始，就有美国政客公开对此表示幸灾乐祸。更有甚者，个别政客无端散布病毒来自武汉病毒所的信息。特朗普更是把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将中美自疫情暴发后出现的摩擦推进到新的阶段。俄罗斯媒体普遍将中美两国在病毒起源和扩散责任上的争论称为“口水战”，并就此发表了大量的报道和评论。
对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托马斯·科顿指控的反击。科顿是第一个提出阴谋论的人，认为中国人在生物战计划的框架内发明了一种新病毒。俄罗斯科学院安全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布洛欣(Константин Блохин)也对美国阴谋论持高度怀疑态度，认为这种甩锅和相互指责的真正原因在于信息战并预测中美之间这种你来我往的“信息战”、“高音对话”还将继续。
俄罗斯远东联邦大学国际关系学者阿尔乔姆·卢金（Артём Лукин）3月16日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官网上刊文指出，新冠大流行下“华盛顿和北京并没有团结起来应对共同的致命威胁，而是相互指责和彼此对立”，“结果令人失望”。3月23日《论据与事实》刊文称，“在冠状病毒流行的背景下，美国和中国发动了一场口水战”。当然，在对中美两国争吵进行批评的同时，俄媒也普遍指出是美方挑衅在先，例如卢金指出，加剧敌对行动的始作俑者显然是美国人。在中国暴发这种流行病的初期，许多美国人并没有掩饰幸灾乐祸，他们希望冠状病毒会给地缘政治和经济竞争者带来沉重打击。此外，俄媒普遍认为美国挑起病毒起源争执是为了甩锅。例如《资讯报》3月23日刊文指出，特朗普指责中国隐瞒疫情是对美国国内质疑其抗疫领导不力的反应。《俄罗斯报》4月4日刊发文章指出，“出于意识形态的偏见，并为了获取个人利益，一些不道德的西方政客和媒体故意无视及时的警告，在流行病问题上抹黑中国。
5月初，美国近6.9万人死于冠状病毒，近120万人患病，经济损失也在增加。特朗普政府开始频繁地指责他人，包括媒体、奥巴马政府、民主党议员和世界卫生组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再次挑起了病毒起源和扩散责任的话题。5月3日，特朗普在林肯纪念碑前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重申，认为中国“犯下了一个可怕的错误，并且不想承认”病毒来自武汉实验室。国务卿蓬佩奥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中国人对冠状病毒的反应是“典型的共产主义虚假信息”，称“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这种病毒来自武汉的那个实验室”。特朗普和蓬佩奥的这次讲话被称为“与冠状病毒有关的第二波反华言论”。在重新指责中国在病毒扩散中负有责任外，美国政府称正在考虑对中国采取惩罚措施。惩罚措施可能是新关税，也可能是剥夺中国“主权豁免权”，以便允许美国政府或美国冠状病毒的受害者起诉中国“造成损害”。一些政府官员还讨论了美国取消对中国部分债务义务的可能性问题。
针对美国政府对华的第二波指责，《新报》（Новая Газета）5月5日发表文章，介绍了国际社会对美国新一波反华指责的态度，指出在国际舞台上特朗普的指控尚未得到任何七国集团或二十国集团国家的支持。澳大利亚总理斯莫里森呼吁对该病进行全球调查，但同时表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该病是从实验室产生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尽管也质疑中国的“透明度”和应对疫情的方法，但他的办公室发表声明说：“迄今为止，尚无事实证据来支持美国新闻界散发的信息，即在COVID-19的来源与武汉P4实验室的工作两者之间存在联系。”反过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在接受NBC记者采访时说，任何与冠状病毒有关的针对北京的赔偿要求都是荒谬的，是“政治闹剧”。报道还以小布什政府2002年要求情报部门确认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以及萨达姆·侯赛因与基地组织之间的关系为例，指出特朗普政府要求情报机构调查中国“隐瞒了大流行的严重性”，是“将情报政治化”。该报认为，针对中国的新一波指控的原因之一就是为了11月份的大选：“接近11月的选举时，新冠病毒是议程的主要议题，而白宫如何应对这种大流行将决定特朗普的连任机会。”
5月6日，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网站上刊发了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研究员瓦西里·卡申的文章，对美国的第二波指控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作者首先分析了针对中国的新一波指责的动机：（1）美国指控中国是美国政治进程逻辑的必然结果。在美国已经成为COVID-19死亡人数世界冠军的背景下，将冠状病毒的传播归罪于中国，期望以这种方式使现任总统摆脱政治责任。（2）反华运动的第二个目标是确保特朗普作为不惧怕对中国采取严厉行动的领导人的声誉，同时指责民主党及其候选人对中国共产党的“软弱”。（3）北京和华盛顿签署了所谓的第一阶段协议，旨在制止彼此之间正在进行的贸易战，并为进一步的谈判铺平道路。特朗普可以将中国对冠状病毒大流行负有责任的指控视为是迫使中国人在谈判中屈服的一种方式。（4）其他国家指责北京“在传播这种疾病上的罪过”，或者是为了改善与白宫的关系，或者是为了解决其内部问题。
卡申指出，针对中国的指控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在中国实验室中产生的病毒；中国当局故意向国际社会隐瞒真相；提供虚假的统计数据和数据，增加了对抗该疾病的困难。卡申认为，这些指控过于草率，并进行了反驳：（1）中国医疗机构于2019年12月26日启动了对该病毒的科学研究，并于12月30日发布了第一个治疗该疾病的指南。12月31日，世界卫生组织获悉暴发了不明原因的新型肺炎。根据中国的数据，在华盛顿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始于1月3日，并且1月5日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就已经发布了关于新流行病的第一份声明。因此，“如果特朗普在3月份辩称，流行病的威胁被民主党人夸大了，那么这显然不是因为中国人对美国隐瞒了关于这种疾病的真相”。卡申也承认，中国在1月份前几周中所采取的行动并不成功，但这与隐瞒无关，而是由于认知不充分，中国各级政府的反应也能证明这一点。卡申据此对于实验室泄漏和隐瞒说总结道：“最合理的说法是，在收到有关该疾病的性质及其危险程度的一致的医学意见之前，中国中央和地方当局只是害怕作出任何痛苦的决定。各级领导人没有根据不完整和不可靠的数据采取行动。但是，如果问题的范围变得清晰时中国人开始迅速果断地采取行动，那么，世界上大多数主要国家，当疾病传到他们那里时，表现出的则是惊人的行动迟缓和不负责任。”（2）关于中国对于疾病的统计和数据可靠性问题，卡申认为，“没有真正的证据表明这些统计数据是故意捏造的”。中国从一开始就没有淡化问题的严重性。“从1月底到3月流行病衰退，中国领导人不遗余力地描述局势的严重性。”同时，如果真的进行扭曲数据的工作，那么它的规模应该很大，以至于无法避免泄漏。因此，卡申一针见血地指出，所有关于中国压低统计数据的讨论都是由于西方的偏见和对本国的迷之自信：“一些欧盟和美国公民的信念，即认为他们的国家根本不可能在应对流行病方面比中国更糟”。卡申进一步以东亚其他国家（越南、韩国、马来西亚，甚至印度）的抗疫表现来对比说明西方在当代世界上地位的衰落：除了中国，其他亚洲国家也显示出比美欧要好得多的抗疫数据，因此，美欧应该多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以便“使他们能够更现实地评估自己国家、地区和文化在现代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
针对美国挑起的反华言论，俄罗斯官方也进行了公开的评论。据РБК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的一次会议上对美国对中国的批评日渐增多表示关注，并呼吁华盛顿停止“发布反华言论”：“没有理由指责中国在与COVID-19病毒战斗的整个过程中采取的措施不及时、不正确、不充分。”
尽管总体上俄罗斯在中美因病毒起源和扩散责任的争论中同情中国，有学者和官员甚至公开驳斥美国指控，但也应该看到，对于中国在整个争执过程中的表现，俄国人并非完全认同。卡申就认为，中国在对抗美国指责时，存在过度宣传的问题：“中国人有时为了反击（对自己的指控）而极端夸大自己在与COVID-19斗争中的成功。”杰尼索夫（Игорь Денисов）和祖延科（Иван Зуенко）5月26日在《侧面》（Профиль）杂志上发表文章，直言不讳地指出，由于缺乏公共交流的经验，中国的外交应对显得过于粗鲁和笨拙，并且在国外听众中间带来扭曲的效果。
此外，中美就大流行起源问题的激烈争论未能说服俄国人接受任何一方的说辞，相反，俄罗斯媒体上一直有怀疑的声音，并主张进行国际调查。3月19日，“今日俄罗斯”转发了一位英国人的推特，表示，“需要权威专家进行公正的国际调查，以确定这是特朗普总统所确认的中国病毒，还是中国官员所说的美国病毒。4月5日《晨报》在介绍了三种起源版本后也表示：“我们对真相并不了解，但希望能了解病毒的起源。5月18日俄官媒《俄罗斯报》发表了评论文章。在介绍完中美在世卫组织大会上的交锋之后，文章指出，由欧盟和俄罗斯签署并得到122个国家支持并提交的决议草案是“平衡且去政治化”的，呼吁“确定病毒的来源及其进入人体的途径，包括通过联合科学研究”。文章对于俄罗斯在世卫大会上行动的解释是：“不能指望那些依靠扩音器和推特外交的政客们来冷静地研究大流行的起源，而应该让公认的科学家和医生发言。他们的公正结论和专业建议，而不是令人厌烦的地缘政治叫嚣，才是世界最需要的。”
综上可见，俄罗斯社会对于中美两国有关疫情起源和责任的争论非常关注，对于美方的挑衅和大选带来的疫情政治化形成了共识，甚至有学者（例如卡申）对于美方的指责进行了详尽的批驳。但是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俄国人对于中国在所谓的“口水战”中的表现也颇有微词。更值得注意的是，对于病毒起源问题，俄罗斯人也并未接受任何一方的说法，而是希望进行公正的国际调查，并且在5月18日的世卫组织大会上俄罗斯官方以正式提案的方式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二）中美抗疫摩擦及其后果
新冠疫情以史无前例的方式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席卷全球，中美两国也先后遭遇打击成为世界疫情中心，均付出了巨大的人员和财产损失。遗憾的是，疫情并未促进两国合作，相反两国在疫情期间出现了诸多摩擦。俄罗斯媒体将中美两国因疫情产生的新摩擦普遍看成是此前两国在贸易和科技领域竞争的延续，并对其影响和后果展开了热议。
2月4日，《莫斯科共青团员报》发表了政治研究所主任马尔科夫（Сергей Марков）就新冠疫情对于中美关系影响的评论性文章。作者首先梳理了中美两国的贸易战进程，认为其本质是对技术平台的争夺，第一阶段贸易协定只是短暂搁置了争议。关于疫情的影响，马尔科夫认为，尽管疫情打击了中国经济，但国有银行会低价收购这些企业以稳定经济；另一方面，95%的新冠死亡病例发生在武汉，显示中国是真正的大国。中国因新冠疫情证明自己 “有权扮演超级大国的角色”，并会因此极大提升自己的软实力。最后，马尔可夫预言，中美之间的技术战争将会继续，“但是在新冠大流行之后，中国将比其他国家更强大”。可以看到，在中国疫情暴发初期，马尔科夫就将新冠疫情的影响纳入到此前中美贸易竞争进而地缘政治竞争的框架下进行解读，指出中国抗冲击能力强，并有可能因控制疫情而提升自己的软实力。此后，随着疫病向全球蔓延，尤其美国成为世界的疫情中心并且两国摩擦频现后，类似的中美竞争叙事更是大量涌现。
大流行不期而至，客观上成为展示各国体制和治理能力的舞台，并因而影响到一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俄罗斯学者普遍将中美两国在大流行中的竞争和摩擦解读为两国体制的竞争，甚至将其看成是争夺地缘政治影响力的博弈。莫斯科卡内基中心主任特列宁指出，大流行使中美两个大国及其卫生系统和政治制度均受到严格审查。俄罗斯知名国际问题专家卢基扬诺夫强调抗疫竞争实质是国家治理能力的竞争，认为一国应对冠状病毒传播的能力将成为国家能力的标志，它也会影响该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因此，疫情冲击之下，国家间实力的调整是不可避免的。还有学者提出，新冠大流行这场巨大的危机对于世界主要参与者而言也是一个巨大的机会，会影响改变世界秩序或保持世界秩序的能力。疫苗研发竞赛在俄罗斯学者眼中也具有了特殊意义，认为其“实质是中美之间全球竞争的另一个战场”，疫苗战争因此具有了地缘政治性质，第一个将冠状病毒疫苗投入生产的国家将获得“重大的政治加分”。疫苗的创造者将在世界舞台上赢得声誉，疫苗成功将被看成是科学和社会体制的成功，并会影响地缘政治。
在对中美两国抗疫表现进行比较时唱衰美国。《观点报》 3月22日发表文章，首先对比了中美两国的抗疫表现，指出美国疫情仍在扩散，但美国政府所做的一切，仅仅是为了美国自身。与此相对照，中国在控制住疫情后开始向他国提供援助。汉学家马斯洛夫预测，在物质援助之后，中国还将向欧盟提供金融帮助，并指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就凭借大幅增加海外资本输出，使许多国家（首先是欧洲和中亚）受到了中国的影响。他认为现在北京也最有可能采取同样的策略。中国现在成为稳定和经济安全之岛，对比之下，“美国看上去却不会很美”。报道还援引其他专家的分析指出，美国在这场流行病中行动不力——不仅美国官员，特朗普总统本人也犯了错误，他的信息和推文在民众中散播了恐慌和不确定性。此外，国家和私营部门也没有准备好生产和供应抗疫产品，并且白宫只关注国内政治，这使中国得以展示自己的软实力并取得世界领导地位。“1956年的苏伊士危机标志着英国在全球舞台上的统治地位的终结。如果美国不奋起迎接新挑战，那么冠状病毒大流行可能就是苏伊士危机的重现。”其他媒体刊发的文章也普遍认为美国抗疫表现不佳，并且在大危机期间放弃了自己的世界领导者地位和榜样角色；中国则相反，利用这次机会在与美国的战略竞争中得分，并致力于“改革全球治理”。中国正在加速和扩大向贫困国家供应医疗用品和专家。因此，当危机结束时，北京完全可能会比大流行之前拥有更积极的国际声誉。中国在国际援助和国内组织方面表现出了较高的能力，并“正在承担人类拯救者的角色”。
预言中美抗疫竞争激化将导致两国走向全面对抗甚至“新两极化”的出现。俄罗斯权威国际政治期刊《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3月31日刊登了主编卢基扬诺夫的文章 ，预言中美两国因疫情开始了全面对抗。作者指出，尽管美国正在远离“领导权”，但统治世界的想法并未放弃。中国则因成功战胜了疫情，感觉自己“处于历史的正确方”，因此其外交摆脱了以前的谨慎，结果是两个“超级赞助人”的竞争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前台，并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 “以公开形式转向全面对抗” 。《资讯报》4月8日也发表了评论性文章，指出伴随中国崛起与美国衰落，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关系在大流行前就没有处于最佳状态。新冠疫情扩散情况下，两国的战略不信任、误解、竞争、相互敌对和指责与先前存在的趋势完全一致。不过，尽管中国寻求扩大相对于美国的国际影响力，甚至以牺牲美国为代价，但作者认为不应该扩大或扭曲COVID-19出现之后的北京的战略野心。中国并未寻求征服美国或将其从全球霸权地位上驱逐出去，而是力求在国际层面上使其治理和发展模式合法化，以便与其他模式和平共处，并扩大中国在建立全球治理规则方面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作者也指出，尽管中国并未试图取代美国统治世界，但中国的行动足以给美国带来前所未有的战略性挑战。“至少，这反映出中美两国体制之间所具有的战略竞争性。”总之，COVID-19并未改变美国与中国之间战略关系的基础。地缘政治、相互不信任和持续的竞争正在推动两国走向对抗和相互指责。
除了指出疫情使中美竞争激化和对抗升级，俄罗斯专家学者还普遍预言竞争的结果将是中国进一步走强，甚至出现新的两极对抗趋势。4月2日《观点报》发表文章，指出华盛顿将竭力利用冠状病毒以与中国进行大博弈，但美国在不久的将来对中国发动攻击的可能性将受到严格限制，因为大流行仍在发展之中，而如果美国死于冠状病毒的人数达到数十万，并且经济萧条持续下去，那么在大选背景下，这可能会导致本已分裂的美国社会发生严重的内部动荡。尽管经济危机打击中国经济和出口，但中国经济较比美国经济更具活力，此外，中国经济更易于管理和监管，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在下跌后的复苏也将更快。中国将成为世界上许多弱势经济体的救星，美国人阻止中国购买和设立项目的能力将下降。文章最后总结道，即便没有当前的危机，也会发生中国走强和美国走弱的现象，这是近几十年来的主要趋势，但是新冠疫情确实加速了两国实力的调整。4月28日《新报》发表的文章提出类似的观点：危机并没有改变世界，但会增强之前国际生活中已经出现了的趋势，并且这些变化将导致世界秩序发生变化。主要迹象包括：美国正在逐渐脱离世界领导地位；变得强大的中国向活跃的全球政治过渡。不仅可以预期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将不断增强，而且总体上的权力中心也将从西方转移到东方，所有这些都是在中美对抗已经开始和日益加剧的背景下进行的。莫斯科卡内基中心主任特列宁因此提出“新的两极化”的可能，即中美对抗，其他国家特别是欧盟成员国和亚太地区国家，将不可避免地参与到它们的经济、技术甚至政治对抗中。特列宁认为，尽管在短期上中国的表现更胜一筹，但中美长期竞争结果却不同，他认为：“这场斗争将是漫长而艰巨的，但可以假定，最终美国不会击败中国，但中国也不会取代美国的地位。
“新两极化”的说法也得到了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的回应。他认为，当下的世界不是新的两极化，而是复杂的多中心，许多主体和因素在起作用并且仍将发挥作用。同时他也指出，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的背景下，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对抗加快了向新的两极化——中美将成为世界舞台上的主要参与者——过渡的步伐，对中美竞争激化乃至“新两极化”前景作出了分析。报告认为，在自由主义秩序试验失败之后，人类在组织社会（国家）间政治关系方面有可能出现 “新两极”这样的简单抉择——世界权力分配的进一步重组和以中美对抗为基础的两极化加速趋势。两国当下正在上演的信息战（双方相互指责人为制造病毒）就是激烈对抗的显著表现之一。在报告作者看来，新两极化并不能提供新的秩序模式，而更可能导致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和严重危机的出现。报告将中美对抗与20世纪下半叶的美苏冷战作了对比，认为当下的两极化是在完全不同的国际条件下、不同玩家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冲突，类似于一战之前的帝国主义竞争阶段，而不是“回到'幸福'且相当有序的冷战年代”。而且，中美在追求领导权的同时，自身并不拥有牢固的道德基础。“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在道德实力（吸引力）方面都不能与冷战时期的苏联和西方相提并论，它们都没有提出明显的替代性选择。”因此，新两极化“不会带来新的权力平衡，而是制度、权力、生产方式和国际关系的完全重组”，结果将可能 “出现无政府状态的最具摧毁性的形式，因为行为体开始越来越多地遵循本能来行事”。新两极化对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小国家）而言，将会比“单极时刻”更加难以应对。报告为此提出了为避免出现新两极化而应实施的治理方案。
综上，俄罗斯专家普遍将疫情期间的中美摩擦置于前期贸易战和技术战的叙事框架下进行解读，认为疫情凸显了中美两国在国内治理与全球领导力方面的差异，中国走强美国变弱的趋势进一步强化，世界因此将面临两极对抗重现的风险。
三 中美竞争激化背景下的俄罗斯选择
中美矛盾激化乃至对抗升级无疑将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正如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所言，美中两国作出的战略选择，将塑造新兴全球秩序的格局。亚太国家不希望被迫在美中之间作出选择，它们希望与双方培养良好关系。那么，俄罗斯又是如何看待自己在中美竞争中的国家定位和国际角色的？概括而言，俄罗斯国际政治专家们主要提出了以下几点主张：
俄罗斯应拒绝两极化趋势下的选边站队。2020年5月7日，在“瓦尔代”俱乐部与华师大俄罗斯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网络会议上，卢基扬诺夫提出，中美两国激烈对抗，迫使其他国家要选边站，这不好。5月20日卢基扬诺夫在《侧面》杂志上刊文进一步指出，在中美对抗激化的背景下，俄罗斯的定位问题引发热议。目前俄罗斯的国际问题专家中存在这样一种共识，即在中美对抗中，俄罗斯不应站到任何一边中去。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研究所所长、院士亚历山大·邓金（Александр Дынкин）也反对俄罗斯站队，认为在中美之间如果俄罗斯明确选站到某一边那就是“过于鲁莽了”。
俄罗斯应在同情中国的条件下秉持“利益均沾”立场。卢基扬诺夫认为，在中美对抗中，俄罗斯不选边站并不意味着没有立场。因为一直以来的政治对抗，俄罗斯不可能站到美国一边，而中国作为大国和邻国，俄罗斯也没有理由与其发生争端。但是，“同情中国和存在一系列共同利益是一回事，为中国堵枪眼则是另一回事”。卢基扬诺夫认为，对俄罗斯而言，更为重要的是解决国内发展问题，因此不应该为中国而卷入战争，相反，应该“通过灵活的外交和挖掘机会”来获取成功。卢基扬诺夫还引用总统普京的话——“这不是我们的战争”来强调，中美正在为争夺世界统治权而展开斗争，但“这是他们的事务”，俄罗斯过去曾经参加过这种斗争，但未来不会参加了。对于中美争斗，俄方“友好的中立立场，同时对中国表示同情，这就足够了”。邓金院士反对明确站到中国一边，主张当前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定位是“永远不对抗，但并不总是在一起”。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研究所国际安全中心主任阿尔巴托夫（Алексей Арбатов）对此也表示同意，认为尽管俄中之间现在有很好的关系，“但是俄罗斯需要保持距离”，不要“忘记了我们在50年前曾经打过仗”，“不能从一个极端冲到另一个极端”。
总而言之，俄罗斯政治精英们普遍反对俄罗斯在中美对抗中明确选边站队，主张在中美之间保持中立，以灵活的外交谋取利益，并避免陷入大国战争。在此基础上，一些学者更近一步主张，俄罗斯应在中美之外发挥大国作用，作为独立的力量中心扮演平衡者角色。6月1日《即时报》发表的访谈中，邓金院士认为，俄罗斯面临着“平衡性大国的新角色”；阿尔巴托夫主张，俄罗斯应该最大程度扮演一个“独立的力量中心”的角色。但对于 “独立中心”和“平衡者”角色具体何指，访谈中并未就此展开。但我们通过其他报道和文章可以看到，大体包括如下两方面内容：
新世界秩序与和平的缔造者之一。4月2日《观点报》发表文章，认为美中地缘政治战争中，俄罗斯不仅像美国人认为的那样是“黄金股”的持有者，而且还是创造新世界秩序过程中的主要动力。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冲突加剧的情况下，俄罗斯不仅可以避免选边站，而且还可以充当稳定器，参与新博弈规则的讨论和协调。2020年9月即将召开由普京倡议的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会议，对当今世界的和平和安全进行讨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被称为“新雅尔塔”会议，俄罗斯将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瓦尔代”俱乐部发布的2020年度报告认为，冷战以来的新自由世界秩序已经摇摇欲坠，中美矛盾激化更加剧了失序和极化对抗的风险，为避免大国战争，以及世界秩序崩塌带来的无政府状态，报告也主张发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构建新和平机制中的作用，为中美对抗设置安全阀，并为疫后世界构建新的世界秩序。
“新不结盟运动”的领袖。4月21日《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杂志发表了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团名誉主席卡拉加诺夫与俄罗斯高等经济学校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副主任德米特里·苏斯洛夫（Дмитрий Суслов）合写的文章，明确提出，在单极世界瓦解、中美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俄罗斯应作为独立中心发挥战略平衡者角色。作者指出，当今世界中美两国为填补意识形态真空正在开展激烈的斗争。美国一方面仍在挥舞着自由民主的旗帜，努力发展经济和军事实力，以此维护其霸主地位，另一方面又在 “放弃”自由主义的做法，表现出社会达尔文式的利己主义。中国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出中国的使命是促进和谐与发展，但这在实践中究竟意味着什么，目前还不太清楚。意识形态构成了一个大国的决定性特征，为此，俄罗斯有必要在新形势下提出自己的大国理念，而其中之一就是成为“新不结盟运动”的保障者，即将那些不愿站在寻求全球或地区霸权主义的国家一边，希望独立发展的国家联合起来。作者认为，俄罗斯应保持与中国的友谊和战略伙伴关系，并努力改善与美国的关系，同时应重视并推进不结盟运动，这将巩固俄罗斯作为全球独立力量中心的地位，使其成为那些试图避免陷入强制性战略选择的国家所希望的合作伙伴。俄罗斯越早向自己和其他所有人表明对和平的积极贡献，它参与塑造未来世界秩序的可能性就越大，而巩固自己作为秩序奠基者之一的机会也就越真实。
综上，在中美关系恶化乃至全面对抗的条件下，俄罗斯知识精英的共识是不选边站队，即明确否认与中国结盟对抗美国阵营的可能性；希望在保持与中国友好关系的同时，努力改善与美国的关系，并利用两强对抗、第三方国家不愿选边站队的现实，作为独立中心，为构建新的世界秩序发挥独特的“平衡者”作用。
结论与政策启示
新冠大流行突如其来，给中国及其与世界的关系带来巨大冲击。中美关系已经成为影响世界稳定及新格局形成的主线。未来世界能否保持在和平与发展的轨道上，还是会进入大国全面对抗甚至冲突，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中美关于对方和两国关系的定位，而这一过程也会受到第三方力量政策取向的影响。正因为如此，傅莹指出，“在中美战略博弈过程中，不能忽略第三方视角”。而在这第三方力量中，俄罗斯无疑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本文通过梳理俄罗斯媒体和智库公开发表的文章和报道，对俄罗斯人如何看待新冠大流行中的中国角色、中美摩擦以及中美竞争激化背景下俄罗斯的选择问题进行了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1）俄罗斯社会对中国抗疫措施及成效的评价较为积极。无论俄罗斯官媒还是私人媒体，对中国采取的防疫抗疫措施总体上持肯定态度，认为严厉果断的措施在很短时间里就控制住了疫情并使生产和生活得以快速恢复。俄罗斯专家还揭示了中国体制模式和文化传统在危机治理，尤其是动员以及协调全国资源支援湖北省和武汉市的进程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这与西方尤其在疫情早期阶段套用民主—专制二分法对中国采取的封城和隔离举措进行抹黑形成了鲜明反差。
（2）俄罗斯媒体对于武汉疫情暴发原因的报道较为平衡。主流声音倾向于认可动物起源论，并认为与国人的饮食和文化习俗有关。与此同时，所谓的病毒人造论，包括武汉实验室泄漏说，在俄罗斯媒体中也广为报道。另外，与泄漏说多是引用西方媒体和国外科学家的说法不同，俄媒通过采访俄罗斯生化专家比较早就提出了自己对于美军生化攻击的质疑。
（3）俄媒对于中美就病毒起源和扩散责任产生的争执评价较为负面。俄媒普遍以“口水战”和“舆论战”来称谓中美两国有关疫情起源和责任的争论，认为两国都是出自国内政治需要而相互指责，并无实际证据支持。同时，俄罗斯社会对于美方的挑衅以及大选带来的疫情政治化形成了共识，并且在5月初特朗普政府借病毒来源、赔偿责任等问题掀起第二波反华浪潮后，以学者卡申为代表，发表长文对美方的指责进行了细致的反驳。对于病毒溯源和应对问题，俄罗斯人也并未接受任何一方的说法，而是主张进行公正的国际调查，并且在5月18日的世卫组织大会上俄罗斯官方以正式提案的方式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4）在对中美两国抗疫表现进行比较和对抗疫摩擦进行解读时，俄媒普遍遵循大国竞争叙事，并且一致唱衰美国。俄罗斯专家一致将中美抗疫摩擦引申至中国崛起与美国遏制，以及体制和战略竞争的叙事框架下进行解读，认为疫情凸显了中美两国在国内治理与全球领导力方面的差异，中国走强美国变弱的趋势进一步强化，刺激了中美矛盾激化乃至走向全面对抗，世界因此将面临两极对抗重现的风险。
（5）对中美矛盾激化以致形成全面对抗趋势之下俄罗斯的定位问题，俄罗斯知识界的共识是不选边站队；尽管同情中国，但不愿意无条件支持中国，更不愿卷入战争；希望在保持与中国友好关系的同时，努力改善与美国的关系，为国内发展争取最大的国际空间。不仅如此，素有大国雄心并长于谋划国际大战略的俄罗斯精英更进一步提出要使俄罗斯成为独立的第三极力量中心以发挥平衡者作用。
俄罗斯对大流行中的中国角色、中美竞争以及俄罗斯定位的认知和态度，这一重要的第三方视角对于我们审视对外政策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第一，有关抗疫宣传。作为全球抗疫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抗疫经验的分享将有助于其他国家从中汲取经验，对国际合作控制疫情将发挥积极作用。同时，对国外客观了解中国防疫抗疫行动乃至治理和体制特性也有积极意义。但俄罗斯媒体对“高调宣传”和“极端美化”却颇有微词，尽管对于中国的抗疫和援助实践都给予了高度评价。事实上，中国的反危机治理能力，以及对外援助对于受援国控制疫情扩散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得到包括俄罗斯在内的诸多国家认可。只要我们能稳定住疫情并尽快恢复国内经济，并力所能及地帮助国际抗疫，不必高调宣传自己的成就，中国的软实力也会得到提升。另一方面，在这场世界级的大灾难中，各国普遍受损，一些发达大国的实力甚至出现了相对下降，国际形势敏感脆弱又复杂。在这种情况下，过度突出中国的一枝独秀，容易招人嫉恨。尤其考虑到不同国家对于抗疫成效的认知存在相当大的差距，过度宣传不但容易引起反感，更容易激发不必要的争执。此外，尽管中国自身的发展模式在某些方面有相对优势，然而，在传统模式出现承压迹象的时刻，中国积极分享自己的经验和解决方案，则无异于“捅了马蜂窝”。因为它会使人担心，中国试图把世界重塑成为它自己的样子。“公开宣扬中国叙事，只会激起竞争对手对这个国家的愤恨。”鉴此，当下的对外传播中，应避免高调宣传抗疫成就，以缓解国外对于中国输出自己模式的担忧。
第二，应对挑衅的策略。特朗普置国内抗疫与国际合作于不顾，为国内政治和竞选需要频繁向中国甩锅，并不断发起挑衅，这招致国际社会不满，甚至美国国内对此也多有批评。但另一方面，对于中方针对美方挑衅的反击，俄方也有很尖锐的批评，例如“外交语言粗鲁”， “用野蛮人的手段对付野蛮人”，“战狼”语气“不具有吸引力，而只会增强仇视情绪”等等。这提醒我们需要反思反击策略。首先要认识到，针对攻击与挑衅，如果我们只是简单地回以对称性的攻击，为怼而怼，却缺乏实据的话，则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相反却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负面互动过程，从而给美国那些极端的反华鹰派提供了弹药。此外，这种应激式反应在国外观众中间也会产生相反的效果，不但不利于塑造我们的软实力，而且会使国家形象受损。因此，对于特朗普政府的无理挑衅，我们大可不必睚眦必报，应避免“以野蛮人的手段”回应野蛮人的挑衅。同时要保持战略耐心和战略定力，要有所选择、有所区别地作出回应，并讲求实际效果，使反击作到有理、有据、有节。
第三是对美政策。疫情期间中美关系急剧恶化，甚至有走上全面对抗的趋势。那么未来的疫后时代，中国是该坚持在这一既定模式上与美方互动，还是作适当调整以引领中美关系走上“稳定、合作和协调”的发展轨道？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因为不仅取决于我们的意愿与选择，也受制于美方的选择，而至少当下，特朗普政府甚至两党均对华敌意甚浓。除此以外，第三方力量的选择也会发挥重要影响。如果中美不可逆转地走向了冲突，许多国家在缺乏来自中国的利益和安全保障的情况下，即便不主动选择美国，也很难选择支持中国。研究显示，至关重要的第三方大国——俄罗斯同样不希望世界分化为中美两极对抗，而且不愿意跟随中国共同对抗美国，相反，却寄希望于改善对美关系，以实现利益均沾并为自己谋取最大的发展空间。这意味着，如果中美对抗趋势加剧，未来中国可能缺乏实力盟友的有效支持，而只能单独应对实力更为强大的老牌霸权（甚至及其盟友阵营）的打压。此外，广大的中间地带，尤其是实力大国，必将利用中美矛盾抬高要价，从而更多消耗我们的资源。
在第三方态度之外，我们也要对自己的“绝对图景”有清醒的认识。在时殷弘看来，尽管我们取得了抗疫的阶段性成果并且在国际上相对占有优势，但更为重要的是，国内为抗击新冠疫情付出了巨大的经济社会代价，而且大流行导致外部政治经济环境加剧恶化，二者叠加，意味着中国显著弱于新冠疫情暴发以前，所以我们当下最优先的事项就是争取恢复经济和防止疫情卷土重来，其余所有的都是次要事项。
有鉴于此，我们应该在客观评估双方的实力和对抗的代价，并准确判断世界潮流的基础上顺势而为，以管控中美关系的未来，确保对内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进程不被打断，对外赢得和保障国家发展所需要的和平与合作的环境。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双输。“在现阶段的中美博弈中，中方需要更多地从积极的角度发挥引领作用，尽可能多地注入理性和务实的成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