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辽宁省档案馆保存了一部《明太祖实录》稿部份抄本，不少学者认定其为建文初修《明太祖实录》抄本，此说有误。建文时期，朱棣很早就被废为“燕庶人”，抄本称其为“燕王”，恰恰证明其不可能是建文初修《明大祖实录》。抄本记事日期、每日记事条目、内容与永乐三修《明太祖实录》完全对应，仅语言风格略有差异，二者承袭关系明显，据此可以推断，抄本是现存唯一的永乐三修《明大祖实录》底草部分抄本。
关 键 词：《明实录》/永乐三修《明太祖实录》/《明太祖实录》底草
作者简介：杨永康，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
辽宁省档案馆保存了一部《明太祖实录》稿部份抄本(以下简称《辽宁稿本》)，关于《辽宁稿本》的性质，刘玉岐、潘国华二位先生认为“当属建文时所修太祖实录稿之抄本”，丁亮、张会会也持相同的看法，认为“抄录‘稿本’所使用的底本应为建文帝时期编修的《明太祖实录》，极有可能是该《明太祖实录》初稿的抄本”，他们都判定《辽宁稿本》是建文帝初修《明太祖实录》的抄本。笔者认为刘、潘和丁、张二文对《辽宁稿本》性质的考订存在着重大失误之处，《辽宁稿本》与《明太祖实录》之间的关系问题值得进一步推敲。
一、《辽宁稿本》基本情况介绍
《辽宁稿本》原件保存在辽宁省档案馆，笔者未曾亲眼目睹原件，刘玉岐、潘国华二位先生对其纸墨装帧有过简单的描述：“辽宁省档案馆保存一部明朝洪武二十五年正月癸巳(十二日)至六月癸酉(二十三日)实录稿抄本。此本书写材料为生宣纸和墨。据有关行家眼鉴，此纸为手工制造，主要原料是树皮，纸面不平，比毛边纸略厚；墨的主要原料是碳素、胶和香料，因经过裱糊，估计各种配料已发生化学变化。毛笔行书，间有行楷和行草。抄本页长二十五厘米、宽十三厘米，共九十九页，已裱糊装订成册；按日记事，共八十八日条(正月含十二条、二月含二十一日条、三月含十六日条、四月含十三日条、五月含十七日条、六月含九日条)。”①对其流传情况也进行了简单的介绍：“这部明洪武二十五年正月至六月的太祖实录稿抄本，原系清宫内阁大库所藏。后随大库档案散失而为罗振玉收藏，嗣经罗氏献与伪满奉天图书馆。解放后，经东北图书馆接收，现藏于我馆。”②
比较《辽宁稿本》与今存永乐三修《明太祖实录》(“江苏本”“红格本”)的相关文本，可以发现《辽宁稿本》有以下三个特点：③
首先，《辽宁稿本》记事日期、每日记事条目、内容与另外两本完全一致(仅江苏本缺二月丙子日，该日的内容错记在癸酉日内，癸酉日与丙子日记事前后相承，应该是江苏本漏抄所致)，记事日期、条目、内容可以一一对应。只是语言、词汇略有差别，语义、内容则基本相同。
其次，《辽宁稿本》语言质朴，浅显易懂，另外两本文字更正式，更书面化一些。《辽宁稿本》文本更接近起居注、钦录簿一些，成书时间早于三修《明太祖实录》。④
最后，《辽宁稿本》讹误之处极多，涉及大量的人名、地名、职官名。丁亮、张会会对比相关文本后，“认为‘稿本’是一份由不熟悉明初情况的抄手‘听写’而成，这才产生了许多‘同音异字’的讹误”。⑤言之有理。《辽宁稿本》讹误多的主要原因是抄手“听写”造成的，也反映出抄手明史素养极低，经常犯一些常识性的错误。
以上是《辽宁稿本》版本原貌、流传过程、文本内容及特点的大致情况。就目前为止，笔者没有见到《辽宁稿本》的影印本，整理点校本可以参考刘玉岐、潘国华：《〈明太祖实录〉稿部分抄本》，《历史档案》1985年第3期；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明代辽东档案汇编》，第四部分“《明实录》稿本”，辽沈书社1985年版。
二、《辽宁稿本》祖本不可能成书于建文年间
《辽宁稿本》祖本成书时间对认识其文本性质极为关键。刘、潘及丁、张二文认定《辽宁稿本》祖本形成于建文时期，据此他们认为《辽宁稿本》是建文初修《明太祖实录》抄本，最主要的证据就是《辽宁稿本》不避讳朱棣的名字。刘、潘二人文章说：《辽宁本》和《江苏本》、《红格本》的成文时间究竟谁先？从三个本子对明成祖朱棣的称谓上可得到正确的答案。封建社会对当朝皇帝和先朝皇帝不能直呼其名，而呼尊称。《辽宁本》对朱棣直书其名，称之为燕王，《江苏本》和《红格本》则书为“今上”。如正月壬寅日，《辽宁本》记：“晋王朱刚、燕王朱禔……觐见。”《江苏本》和《红格本》则书为：“晋王?、今上……来朝。”二月庚申日，《辽宁本》记：“晋王朱刚、燕王朱褆……均往回封地。”《江苏本》和《红格本》则书为“晋王?、今上……俱还国。”诸如此类，载者皆是。可见，《辽宁本》对朱棣直书燕王，不避讳；而《江苏本》和《红格本》为避其讳，尊书为“今上”。这就证明，《辽宁本》是于朱棣位居燕王时纂修；朱棣登基前，独有建文朝修过一次实录，并于建文三年完稿，《辽宁本》很可能为此时所修实录稿本之抄本。而《江苏本》和《红格本》则是朱棣称帝后纂修的。据此，《辽宁本》的成文比《江苏本》、《红格本》都早。
“江苏本”和“红格本”的祖本即永乐三修《明太祖实录》。与“江苏本”和“红格本”不同，《辽宁稿本》不避讳朱棣的名字，这个现象无疑值得进一步细究，但是刘、潘二人的解释却与历史事实相差甚远。他们认为《辽宁稿本》不避燕王朱棣的名讳即证明其必为建文帝所修，但是他们却忽略了建文帝时期的政治背景——“靖难之役”。根据一些史料来看，早在建文元年建文帝朱允炆就已下诏削夺燕王朱棣的王位，称其为“燕庶人”，成书于建文三年的《明太祖实录》怎么会继续称呼朱棣为“燕王”呢？谈迁《国榷》有云：
(建文元年七月)壬辰，命长兴侯耿炳文为征北大将军，驸马都尉李坚、都督宁忠为左右副将军，率师三十六万讨燕……书谕诸王，削燕属籍，诏曰：“朕奉先皇遗诏，纂承大统，宵衣旰食，思图善政，以安兆民。岂意国家不幸，骨肉之亲，屡谋僭逆。去年周庶人橚潜为不轨，词连燕齐湘三王，皆与同谋，朕以亲亲之故，不忍暴扬其恶，止治橚罪，馀置不问。今年齐王榑谋逆事觉，推问犯者，又言与燕王棣、湘王柏同谋大逆，柏知罪自焚，榑已废庶人。朕以燕于亲最近，未穷其事，今乃忘祖逆天，称兵构祸，意欲犯阙危宗社，悖逆如此，孰不骇闻。昔先皇帝时，棣包藏祸心，为日已久，印造伪钞，阴结人主，朝廷穷极，藏匿罪人，先帝震怒，遂以成疾，至于升遐，海内闻知，莫不痛忿。今不悔过，又造滔天之恶，虽欲赦之，而获罪宗社，天地不容。已告太庙，废为庶人，遣长兴侯耿炳文等，率兵三十万，往讨其罪。咨尔中外臣民军士，各宜怀忠守义，奉职平燕，与国同心，永安至治，布告天下，咸使闻知。”⑥
永乐三年官修《奉天靖难记》所载建文元年十一月乙亥《朱棣上建文帝书》有云：
今见诏内言“燕庶人父子”，岂葬父皇以庶人之礼耶？可为哀痛！⑦
建文初修《明太祖实录》成书于建文三年，此时燕王已被建文帝削夺号位，《辽宁稿本》果为建文朝所修实录，应该称其为“燕庶人”才对。《明太祖实录》初修时期，正值“靖难之役”战事最为激烈的时期。双方经历了郑村坝之战、白沟河之战、东昌之战、夹河之战、藁城之战，战事惨烈，早已你死我活，撕破脸皮。根据笔者的考证，建文二年，燕王朱棣开始不使用建文年号，用干支庚辰来纪年；建文三年，朱棣去除建文年号，用洪武三十四年纪年，并追改建文年号。这种“去除”建文年号的行为意味着朱棣与朱允炆彻底翻脸，不承认建文帝的合法地位，不臣之意表露无遗。⑧建文帝在削爵诏中一方面指责朱棣忘祖逆天、称兵构祸的谋反罪行，另一方面并指出，朱元璋在世的时候朱棣就已经有包藏祸心、印造伪钞、阴结人主、隐匿人犯等罪行，《明太祖实录》的纂修是朝廷最重要的舆论工具之一，朱允炆一定会掌握历史书写的话语权，将“燕庶人”朱棣的累累罪行大书特书。在这种惨烈的政治斗争局面下，《明太祖实录》怎么可能还会给朱棣留面子继续称其为“燕王”？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没有这种可能性。根据《万历野获编》的记载：“文皇帝新即位，以前任知府叶仲惠等修《太祖录》，指斥靖难君臣为逆党，论死籍没。”⑨《明太祖实录》纂修者叶仲惠(《明史》本传为叶惠仲)因在实录中指斥朱棣君臣为逆党被杀。永乐初，朱棣敕修《奉天靖难记》反过来丑诋建文君臣，革除建文年号，用洪武代替建文纪年，通篇直呼建文帝名讳允炆，可以视作朱棣对建文初修《明太祖实录》的报复。种种迹象表明，建文初修《明太祖实录》在涉及朱棣史事记载时使用“燕庶人”称谓的可能性较大。《辽宁稿本》称朱棣为“燕王”反而证明其不可能成书于建文帝之手，其祖本也就不可能是建文初修《明太祖实录》。
丁亮、张会会进一步认为，永乐三修《明太祖实录》关于朱元璋在朱标死后欲立朱棣为太子的说法是有依据的、可能是事实，对传统说法提出质疑，但是这种质疑是有问题的。他们的主要证据即来自于《辽宁稿本》“洪武二十五年四月戊寅日”的记载：“帝坐东便门，诏内大臣晓谕曰：‘朕年老，太子不幸，遂如此者，命也。古云，国有长君，社稷之福。朕第四子聪明、仁厚、勇武，与朕相同。朕欲立太子如何？’翰林学士刘山伍奏曰：‘君言是也。惟秦、晋二王如何？’帝不答，大哭而止。”
二人认定《辽宁稿本》为建文初修《明太祖实录》，这条记载又与永乐三修《明太祖实录》基本相同，因而认为永乐三修本的说法并非朱棣后来捏造。且不论《辽宁稿本》非建文时期所修《明太祖实录》，其所引史料不足为凭，就当时“靖难之役”惨烈的政治、军事斗争情形来分析，这样的记载决不可能在建文时期出现。如前所述，建文帝一定会利用纂修《明太祖实录》的机会打击朱棣，对“燕庶人”进行贬低，揭露朱棣的罪状，也一定会记载朱棣“庶出”的事实，他怎么会如此美化犯了谋逆大罪的“燕庶人”呢？在这种情况下，建文帝会允许史官们用“聪明、仁厚、勇武”这样的词汇来形容“燕庶人”吗？更遑论这样的话出自朱元璋之口，且意在立朱棣为太子。如此记载将置在位的建文帝于何种境地，叶仲惠这样的史官们能不考虑吗？《辽宁稿本》这条记载明目张胆地站在朱棣一边，由此即可判断，其成书必然在朱棣取得“靖难之役”胜利之后。
三、《辽宁稿本》为永乐三修《明太祖实录》底草部分抄本
《辽宁稿本》的祖本既然不是建文初修《明太祖实录》，其成书时间又早于永乐三修《明太祖实录》，那么它究竟是怎样的一部官修史书呢？众所周知，有明一代《明太祖实录》经过三次纂修，建文朝初修，永乐初重修，永乐中三修。《辽宁稿本》可能是永乐初重修的《明太祖实录》吗？笔者认为，《辽宁稿本》不可能是永乐重修《明太祖实录》，它跟永乐三修《明太祖实录》的关系更为密切。主要依据有二：
其一，《辽宁稿本》记事日期、每日记事条目、内容与永乐三修《明太祖实录》完全一致，《江苏本》、《红格本》的祖本即永乐三修《明太祖实录》。永乐重修《明太祖实录》总计183卷165册，永乐三修总计257卷、205册，从卷数上来看，三修本比重修本内容至少扩充了三分之一，从册数上来看，三修本比重修本扩充了近四分之一，永乐三修比重修内容丰富了许多。按照常理推测，三修记事日期、每日记事条目应该较重修为多，各条内容也更为详细，《辽宁稿本》记事跨度长达六个月，却与三修实录一一对应，不见丝毫缺略差异，显然跟三修实录关系更为紧密，成书时间较重修本为晚。由此亦可推断，《辽宁稿本》不可能是建文初修《明太祖实录》，初修本的卷、册史无所载，但就《明太祖实录》三次纂修的情况来看，初修本记事日期、每日记事条目、内容一定与重修本、三修本有所不同。换而言之，初修本记事日期、每日记事条目、内容不可能与三修本一一对应，因而《辽宁稿本》不可能是初修本。
其二，从“朱元璋欲立朱棣为太子”这条史料来看，《辽宁稿本》与三修本更为一致。以下分别是《奉天靖难记》、《辽宁稿本》、三修《明太祖实录》对“朱元璋欲立朱棣为太子”一事的记载：
《奉天靖难记》：四月丙子，太子薨。太祖愈属意于上矣。一日，召侍臣密语之曰：“太子薨，诸孙少不更事，主器必得人，朕欲建燕王为储贰，以承天下之重，庶几宗社有所讬矣。”学士刘三吾曰：“立燕王，置秦、晋二王于何地？且皇孙年已长，可立以继承。”太祖遂默然。是夜，焚香祝于天曰：“后嗣相承，国祚延永，惟听命于天尔。”⑩
《辽宁稿本》：帝坐东便门，诏内大臣晓谕曰：“朕年老，太子不幸，遂如此者，命也。古云，国有长君，社稷之福。朕第四子聪明、仁厚、勇武，与朕相同。朕欲立太子如何？”翰林学士刘山伍奏曰：“君言是也。惟秦、晋二王如何？”帝不答，大哭而止。(11)
《明太祖实录》：上御东角门，召廷臣谕之曰：“朕老矣，太子不幸，遂至於此，命也。古云，国有长君，社稷之福。朕第四子，贤明仁厚，英武似朕，朕欲立为太子何如？”翰林学士刘三吾进曰：“陛下言是，但置秦晋二王於何地？”上不及对，因大哭而罢。(12)
根据王崇武先生的考证，《奉天靖难记》成书时间早于三修《明太祖实录》，笔者曾进一步考证其成书于永乐三年左右，(13)距离重修《明太祖实录》成书的永乐元年很近，以上《奉天靖难记》的记载应该来源于重修《明太祖实录》，《奉天靖难记》成书时间较早，采取“革除”立场，极端丑化朱标、朱允炆，其立场应该与重修《明太祖实录》很接近。比较以上三条材料，可知《辽宁稿本》与重修《明太祖实录》的差别较大，《辽宁稿本》省略了对朱标、朱允炆的贬损之辞，如“太祖愈属意于上”、“诸孙少不更事”，朱元璋夜祷于天的情节也被省略，朱元璋的态度则由“默然”被修改为“大哭”。从整体上来看，《辽宁稿本》对“朱元璋欲立朱棣为太子”的历史书写采取了更为缓和、婉转的立场，也更具欺骗性，距离重修本尖锐对立的立场较远，与三修本则基本完全一致，充分说明了《辽宁稿本》与三修《明太祖实录》文本关系密切。
那么，到底该如何界定《辽宁稿本》与三修《明太祖实录》之间关系呢？两者记事日期、每日记事条目、内容完全相同，仅语言风格略有差异，后者对前者的承袭很明显。如果我们了解《明实录》的纂修过程，这一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根据一些材料的记载，《明实录》成书之前先有底草，成书之后会将底草按照章程予以销毁。吴晗先生曾比较系统地搜集了“焚草”的相关材料：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五《书吴潘二子事》：“实录纂修完成后，誊录正、副二本，其底稿则于择日进呈前，史官会同司礼监官于太液池旁椒园焚毁，以示禁密。”
郑晓《今言》卷三四三：“实录成，焚其草禁中。”又卷一零三：“实录进呈，焚草液池，一字不传。”
《万历会典》卷二二一“翰林院”条：“其实录草稿，会同司礼监官，于内府烧毁。”
沈德符《野获编补遗》卷一“今上史学”条：“实录成时，史臣俱会同焚稿于芭蕉园，人间并无底稿。”
朱国桢《涌幢小品》卷二：“实录成，择日进呈，焚稿于芭蕉园。园在太液池东，崇台复殿，古木珍石，参错其间。又有小山曲水，则焚之处也。”
刘若愚《酌中志》卷一七：“玉河桥东岸，再南曰五雷殿，即椒园也。凡修实录成，于此焚草。”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六：“有坊二，一曰金鳌，一曰玉蝀，再南曰五雷殿，即椒园也。凡实录成，焚草于此。”又卷一三：“凡一帝山陵，则开局纂修，告成焚稿椒园。”又卷三二：“史成焚草，中贵传旨，犹传大学士为翰林学士。”(14)
此外，薛三省《薛文介公文集》卷三《移阁列实录条例揭帖》亦云：“窃照国家之正史，取裁于累朝之实录，而实录之典故，又取衷于每年之纂注。起居注与六曹编纂，即实录之底草，实录又正史之成案也。故必实录慎而后正史当，纂注详而后实录备。”(15)
笔者认为《辽宁稿本》的祖本应该就是三修《明太祖实录》的底草(或称底稿、草稿)。《明太祖实录》主要取材于洪武朝的《起居注》《钦录簿》《奏事簿》《大明日历》，但是在这些前期官修史书、官方档案与《明太祖实录》正、副定本之间，还有一个重要环节，这就是“底草”阶段。之所以称之“草”或“稿”，顾名思义虽然是定本形成的依据或基础，但毕竟不同于定本，一定会与定本略有差异。将《辽宁稿本》与三修《明太祖实录》对比一下，就会发现《辽宁稿本》符合三修《明太祖实录》底草的所有特性。首先，从记事条目及内容上来看，基本相同，二者关系密切。其次，前者文字质朴、浅显易懂，保留了《钦录簿》口语化风格，以及《起居注》的行文格式，(16)后者则更为正式、更为书面化，二者文本略有差异，但前后承接关系明显，显然，《辽宁稿本》的文本处于《起居注》《钦录簿》与三修《明太祖实录》之间，是它们之间的过渡环节。最后，从一些细节上来看，《辽宁稿本》草稿属性意味浓厚。从卷帙形式上来看，《辽宁稿本》不分卷，史料长编的性质较明显，而相对应《明太祖实录》分为四卷，215卷(正月)、216卷(二月)、217卷(三、四、五月)、218卷(六月)。(17)从称谓上看，《辽宁稿本》称朱元璋为“帝”，《明太祖实录》称“上”，应该是保留了《起居注》《大明日历》等洪武官修史书原来的称谓。(18)《辽宁稿本》称朱元璋为“帝”，若称朱棣为“今帝”，没有先例，若称“今上”，则称谓不统一，索性不如遵循洪武官书惯例，称其爵位姓名。总之，“底草”本来就不是正式的官修史书，它只是《实录》的过渡产品，留有一些旧有史料痕迹，不避讳朱棣的名字也属惯例。
按照《明实录》纂修仪制，实录底草最终是要被焚烧掉，那么《辽宁稿本》何以流传后世？不外乎有两种可能：其一，参加焚草的史官或宦官找机会保存了一部分，即焚草之余。其二，焚草之前参加实录纂修的史官私自抄录了一部分。不管哪一种可能，实录底草大规模泄漏的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
综上所述，《辽宁稿本》是现存唯一的三修《明太祖实录》底草部分抄本，它的存在可以让我们直观地了解到什么是实录底草，对学界重新认识《明实录》的纂修过程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应该给予足够重视。
注释：
①刘玉岐、潘国华：《〈明太祖实录〉稿部分抄本初考》，《历史档案》1985年第3期，第80—82页。
②刘玉岐、潘国华：《〈明太祖实录〉稿部分抄本》，《历史档案》1985年第3期，第3—16页。
③刘玉岐、潘国华二位先生的文章对《辽宁稿本》的文本特点也进行过总结，参见刘玉岐、潘国华：《〈明太祖实录〉稿部分抄本初考》，第80—82页。
④丁亮、张会会：《从〈明太祖实录〉稿本谈明初立储问题》，《历史档案》2018年第2期，第76—84页。
⑤丁亮、张会会：《从〈明太祖实录〉稿本谈明初立储问题》，第76—84页。
⑥谈迁：《国榷》卷一一，惠宗建文元年，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805页。
⑦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第76页。
⑧参见杨永康：《朱棣“革除”建文年号考——以孔尚任所藏〈燕王靖难札付〉为证》，《文史哲》2018年第5期，第139—152页。
⑨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监修实录”条，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6页。
⑩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第11页。
(11)刘玉岐、潘国华：《〈明太祖实录〉稿部分抄本》，第3—16页。
(12)《明太祖实录》卷二一七，洪武二十五年四月丙子。
(13)参见杨永康：《朱棣“革除”建文年号考——以孔尚任所藏〈燕王靖难札付〉为证》，第139—152页。
(14)以上诸条均转引自吴晗：《记〈明实录〉》，收入《吴晗史学论著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19—320页。吴晗先生并未对这些资料进一步展开论述。
(15)薛三省：《薛文介公文集》卷三《移阁列实录条例揭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16)丁亮、张会会利用《万历起居注》《明太祖钦录》，与《辽宁稿本》的书写格式和语言风格进行对比，认为《辽宁稿本》还保留着起居注的书写格式和钦录簿的语言风格，笔者认同这一判断，但不认同他们将《辽宁稿本》定性为建文初修《明太祖实录》。
(17)需要指出的是，《辽宁稿本》首尾正月、六月记事并不完整。
(18)洪武七年官修《皇明宝训》称朱元璋为“帝”，此本《皇明宝训》直接取材于洪武时期的“记注”，据此推测，当时的《起居注》《时政记》，包括与《皇明宝训》同时成书的《大明日历》，亦称朱元璋为“帝”。参见杨永康：《洪武七年官修〈皇明宝训〉史料价值初探》，《史学史研究》2008年第3期，第86—9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