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9世纪最后几十年，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大繁荣”和“大萧条”并存的发展方式，深刻影响了西方的社会和思想，是将西方国家推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要力量。这样一种发展方式的形成，是科技发展周期、经济发展周期和“体系积累周期”进入资本大规模输出阶段相结合的结果。在欧洲历史上，后一个周期的资本输出阶段往往意味着经济中心开始转移和大规模战争威胁的逼近。不过，今天我们可以从新的视角看上述发展方式与战争的关系：大繁荣、大萧条或资本大规模输出和世界经济中心转移虽然都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世界上的主要国家能建立起一个相对有效的国际协调机构，而且它们愿意共同致力于减少大萧条产生的有害影响，那就有可能避免大规模的战争。
关键词：19世纪末 大繁荣 大萧条 周期 战争与和平
作者简介：王加丰，浙江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19世纪最后30年，在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历史上均有重要地位，因为它既是我们习惯上所说的第二次工业全面展开的时代，又是逐渐走向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导致俄国及后来一些东方国家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这个重要时期的发展极为复杂，还有不少问题需要我们深入认识。波德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中有这样一句话：“由1873年经济危机所开启的、并一直持续到1895年的‘大萧条’，既开启了工业资本主义的第二阶段，又开启了帝国主义时代。”意思是说，第二次工业革命、各发达国家进入帝国主义时代，掀起瓜分世界的狂潮等，都与这时期经济上的“大繁荣”“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的发展特点有关。关于这段时间的“大萧条”及其相关问题，国内谈得比较少，本文拟对这个问题作一些初步探讨。
一、大繁荣中的“大萧条”
我们的出版物和教材在讲到西方19世纪最后几十年的历史时，大多强调资本主义如何“大繁荣”，进入了钢铁时代和电力时代，等等；虽也会提及其中的几次危机及其某些表现，但一般不使用“大萧条”这个词。其实西方也是如此，当代人写的著作，对那个时代使用“大萧条”的种种描述，一般都不予理会。比如，1992年发表的一篇论述19世纪末英国人结婚率变化的文章，作者强调“我不介入关于这时期是否存在一次大萧条的争论”，有的人甚至还认为大萧条是“虚构”。不过，1969年兰德斯对这个时期作过如下描述：
当时，在许多人看来，1873年到1896年的这些年月好像令人吃惊地偏离了历史经验，价格不时下跌，没有规律，但是不可阻挡地贯穿危机和繁荣时期，各种商品的价格平均下跌大约三分之一。这是人类记忆中最厉害的通货紧缩，利率也同时下跌，跌到经济理论家开始认为资本已经如此丰富，有可能成为一种免费商品的地步。利润减少，如今被认为是周期性的萧条好像在漫无尽头地持续下去。经济制度似乎快要停止运转。
同时代人心目中的“大萧条”到底是夸张的描述，还是偏离历史常规的现象？霍布斯鲍姆在《资本的年代》中说道：
对企业家而言，从没有比19世纪70年代初期更令人兴奋的经济发展期。此即德国著名的“企业振兴”年代。在这个年代里，即使是最荒谬和明显骗人的企业，都会因其许诺的赚钱希望而招来无数的逐利生手。这个年代，就像维也纳新闻记者所描写的那样：“人们筹设公司，好把北极光运送到圣史蒂芬广场，或在南海岛屿的土著中出售我们的鞋油。”接着，出现了大崩溃。甚至对那些最爱夸口说经济繁荣正处于蒸蒸日上、兴旺发达时代的人来说，这次大崩溃也是极其明显的。美国有2.1万英里铁路因破产而瘫痪，德国的股票价格从繁荣顶峰的1877年下降了大约60%。而且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在世界主要产铁国中，几乎有半数的鼓风炉熄火停业。……与早期的大繁荣衰退不同，这次衰退似乎没有终止。1889年，某位德国人写了一篇题为《针对政府与商界人士的经济研究导言》的研究文章，其中指出：“自从1873年股票市场倒闭以来……除了短暂例外，‘危机’一词总是萦绕在每个人的脑海里。”而且这种情形还是出现在德国，德国在这个时期的经济增长一直相当可观。历史学家曾怀疑所谓的1873—1896年的“大萧条”是否存在。……对当代人而言，大繁荣已被大衰退取代的感觉是非常明确的。
受这时期大萧条影响最大的是英国经济。1878年英国就有人说：“恐怕我得承认这个国家的贸易，或至少是其最重要的一些商品的贸易处在最萧条的境况中；许多商人和制造业主得不到任何利润；这些行业中的工资已经跌到非常低的地步；制造业地区有大量工人无事可做或只做半天工；这些地区遭受着许多苦难……于我们不利的贸易差额逐年扩大，我们正处在商业深渊的边缘。”当然，大萧条绝非英国一家的事情，它也是“世界范围的一种趋势”，特别是在欧洲和北美。虽然它在各国、各地区之间明显存在种种差异，但其基本倾向和许多特征都表现出“程度广泛的统一性”。比如，大萧条不是总体上的经济衰退，不是惊人的经济崩溃，相反，总产量，商业总营业额和国家财富持续增长。它可说是既繁荣又萧条的时代，在某些情况下，在企业家和投资者的眼中，生产的量的膨胀似乎是经济困难的反映。价格持续下降，既比此前的1849—1873年低，也比此后的1897—1914年低，大量资本处于闲置状态或投资于政府证券或国外，由此开启了一个便宜的公共借款时代。
总体而言，欧美各国在19世纪60年代的繁荣到1872年达到顶峰，接着步入衰退，一直持续到1878年；80年代进入繁荣，1888年进入高峰，但1890年以后国际资本市场突然关闭；后来又逐渐开放，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大萧条”对各个国家发生严重影响的具体时间和影响程度有所差别。美国学者笔下的大萧条主要有5次，在本文讨论的这段时间内有两次，即1872年、1893年（另外3次是1837年、1907年和1929 年）；英国学者所说的大萧条，着重指1873年到1896年整个时期的价格下跌；而“德国的大萧条开始于1879年……法国的大萧条开始于1882年和1899 年”。各家说法略有区别。莱维说：“大萧条”的主要表现是生产扩张的同时物价严重下跌。从1873年到1896年，绍氏（Sauerbeck）物价总指数从147下降到81，其中有四个下降周期，分别是1873、1883、1890和1900年。刘易斯说：批发价格“从1873年到1895年下降”，这是由于运费的下降引起的，此后上升，一直到1920年。英国的表现很典型：从1873年起价格长期下降，商品批发价格下降近40%，比其1814—1851年间的物价下降幅度还要大，并与该世纪中期的物价上升形成“强烈的对照”。这一下降以波动的方式进行，包括3 次商业衰退和两次商业恢复：第一次衰退的低潮在1879年，第二次在1886 年，第三次在1894 年；第一次工业恢复在1883 年达到顶点，第二次的顶点在1890 年；“两次恢复伴随着价格上升，三次衰退伴随着价格下落”，而且“下落的水平一次比一次稍低”。欧洲农业品受到的打击也非常严重，这与美洲廉价农产品的输入有关：“1894年农业收入降到最低点，直到1910年还没有恢复到1873年的水平。”
但是，熊彼特又提醒我们：总体上看这是一个大繁荣的时代，是大繁荣中的大萧条，即在迅速发展过程中许多行业和许多阶层遇到了各种各样的艰难局面。这时期西方经济在迅速发展，“但伴随着实物产量的增加而来的，是物价的跌落，广泛的失业和企业的亏损。‘繁荣’阶段同‘萧条’阶段比较，在时间上要短些，在气势上要弱些”。他还说，从1873年到1898年虽被称为“大萧条”，但这只是“‘富裕中的贫困这一矛盾现象’的翻版”。后来，阿端基指出：“大萧条不是像当时人看来的那样令人吃惊地偏离了历史经验。”当时生产和投资都在继续增长，不仅像德国和美国这样刚实现工业化的国家，而且英国也是这样。这使得后来一位历史学家声称，1873年到1896年的大萧条完全是“虚构”出来的。而阿瑞基则强调：“如果说在生产和投资持续扩张的时期有过一次大萧条，这种说法也毫不矛盾。恰恰相反……大萧条不是虚构出来的。”
综上所述，我们应该从总体上认识这个时代，既不要否定它大繁荣的一面，也不要忽略它大萧条的一面；认识这时期大萧条的表现及其成因，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现代经济发展过程的曲折和特点，也有助于深入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及其结果。
二、在“大繁荣”中出现“大萧条”的原因
在马克思主义学术传统中，斯大林提出的帝国主义三大基本矛盾可看成是对这种现象的解答。法国的波德提出大萧条源于四个基本矛盾，与斯大林的分析比较接近。19世纪末以来，西方学者对这种现象的解释产生了大量文献，对它的描述和讨论还反映在诗歌小说中，出现了许许多多关于大萧条原因的观点，如“过度生产”“不公平竞争”“全世界的生产和流通突然转型”“国际事务的易燃条件”（inflammableconditions）等等。下面着重介绍几种解释：
1. 生产能力大力提高，竞争加剧造成物价持续下降
科学技术的进步、普及和一系列工业化国家的崛起，生产能力大为提高，各种工业品生产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人口增长和市场扩大的速度，造成物价持续下降。特别是英国以外的许多国家加入对工业品市场和原材料的竞争，破坏了“以联合王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使它失去了“对某些特定市场或多或少的绝对控制”。其中，农业成为重灾区与农业技术进步和运输能力提高特别有关。随着这时期收割机、播种机、化肥、排水瓦管等的使用，还有新的小麦种子的出现，都极大地提高了产量；又由于交通条件改善，火车、轮船和冷冻技术投入使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阿根廷等地的粮食和肉类源源不断进入欧洲，欧洲本地的同类产品根本无法与之竞争。
技术和生产进步会带来一些在农业社会根本无法想象的情况。卡龙曾这样讲到法国的经历：1860—1880年间，铁路虽对“边远地区”有好处，但“加剧了地区之间的不平衡”。所以，在经济萧条时期，“工厂几乎普遍倒闭，纺织工业在利穆赞失踪了，冶炼工业在普瓦图不见了，钢铁工业在贝里绝迹了，织布工业在南方中央地区全部歇业”。总的说来，技术进步，交通条件改善，工业化的范围扩大，国内外市场一体化的进行，都使国内外竞争加剧，不平衡加剧，价格普遍下跌，不少企业因此而破产或半破产成为普遍现象。
2. 贵金属短缺造成“大萧条”
这是同时代人很强烈的一个观念。比如，1894年英国有人指出：“正因为过去20年来商品有了大量增加，所以如果要物价不下跌，就需要货币量有相应增加；正因为这相应的货币量并非唾手可得，所以物价下跌了。这确实是所有这一争论中最重要的论点，是人们在理解当前问题时感到的所有困难的根源。”不过，考特指出：当时人把萧条归之于商品增加而黄金供应不足，“这种因果关系间的确切性质从来没有令人满意的解释”。还有各种相关的理论，其中有的值得注意。如熊彼特所说，这些理论的特点是“把萧条归因于一般货币收入的不足……或归因于人们的储蓄习惯，或最后归因于某些阶级的收入不足和另一些阶级的储蓄习惯”。但主流经济学家对这些理论不屑一顾，“他们显然很不重视储蓄可能造成的失调，甚至不重视用于银行贷款的储蓄在循环中所起的作用，因而留下了很大一片旷野未设防。今天的经济学家回过头来看，在这片旷野上似乎有一光辉灿烂的光圈，当中矗立着J. A. 霍布森的形象。实际上，光圈中并不是只有霍布森一个人。霍布森也未预示当今的凯恩斯派学说”。换言之，这些理论中有一些闪光的东西，是旧理论与凯恩斯的理论之间的过渡物，但尚未发展到成为凯恩斯的先驱的地步。
由此又牵涉到金本位制在19世纪末是否起积极作用的争论，但一般认为它确实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一种比较公允的评价是：“1914年之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往往使国际货币政策的学者们陷入危险的错觉，即该体系的特点是调整有序，并且总体运行稳定”；实际上这个制度的运行“并不完美”，但在1895—1913年间“固定汇率在正常时期和危机时期都运行稳定”，所以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了金本位制体系。
3. 迅速发展造成经济失调、分配不均、破产和失业
萧条发生时经济总体上没有下滑，而是其急剧变化和调整造成各部门或各阶层分配不均，出现了各种凄惨的情况，所以，在讲价格下降时，不要简单地把它与利润减少等同起来。卡龙指出，“尽管物价下降和工资上升，工业利润还是增加，虽然增加的趋势有时中断”，这一般是危机到来时才发生。由于不同行业或部门在经济发展大潮中的遭遇不一样，而且在同时代人当中，会更多地听到遭受困难的行业发出的抱怨声，遂造成经济全面崩溃的假象。20世纪初，明妮·思鲁普·英格兰指出：繁荣时期对商品的需求量平均增长了25%，而生产成本平均增长只有10%。但某些行业的生产成本会比其他行业相对大一些，需求会作出相应调整，某些工业部门会发现自己的利润减少，而其他部门的利润会迅速增加。总的来说，在危机发生前，不存在利润普遍下降的现象，普遍下降只是萧条到来时生产停止上升的结果。
一定程度上还可以把大萧条看成适应经济发展要求的表现，因为其作用是淘汰旧的，扶持新的。1878年时英国就有人说：“此类萧条时期也不是完全没有好处，即使对直接受损的行业来说也是这样。这时期发明创造流行，人们尽一切努力减少开支、提高效率，该行业和公众最终将从中受益。当赚取巨大利润的时候，是没有时间也几乎没有动机来做这些事情的；在令人沮丧的收缩时期生存的必要性才迫使人们注意它们。萧条的结果还迫使人们关闭和放弃许多过时的机器，因为它们在竞争中已不再能承担起应有的责任。”这里强调危机对经济发展过程的作用或必要性，有些类似经济周期的思想。
4. 经济周期理论的解释
经济周期理论对经济危机或大萧条的解释，是把它看成一个经济发展周期的组成部分，认为它是一个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个阶段。下面三种周期理论比较能说明问题：
一种是库兹涅茨周期即约20年为一个周期的解释。刘易斯说：
熊彼特……认为，是生产增长的变动引起了价格的变动，而不是相反的情况。他把产量的变动归咎于技术进步变化所引起的投资机会的变动。因此，1850年到1870年是核心国在煤矿、炼铁、铁路、造船、纺织和服装方面的新机会接近于成熟状态的时期。1890年以后又可以利用下一次的一系列大投资机会：钢铁、电气、有机化学、内燃机、汽车；这些机会引起了另一次价格上升。按照这种看法，1870年到1890年之间，核心国只是简单地向下滑行，而且价格也在下降。技术创新的倾向就这样连接起来，即在25年的迅速投资之后会随之有25年的吸收，熊彼特称此为康德拉季耶夫的50年周期，但强调的是生产而不是价格。
这里，西方经济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的发展被分成三个阶段：约1850—1870年、约1870—1890年和1890年以后，后两个阶段是我们常说的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时期。从这段话中可看出，这里的头尾两个阶段是技术进步走向成熟在生产上引起飞跃发展的时期，而中间阶段是前一阶段发展起来的技术成果全面推广、铺开，而新的投资机会正在萌发或处在成长的时期。于是引起激烈竞争、物价下降、利润相对减少等，其最终结果是惠及百姓，虽然在某些行业中造成破产和工人失业，但相比而言这是次要的。熊彼特强调：大约1870年以后的进步，是“过去20年大大扩充了的生产设备源源不断制造出来的产品的影响”，实际上这是一个经济收获期，但由于技术或商业进步造成了“现存工业结构的脱节”，人们更多地只看到危机带来的恐惧，痛苦和怨恨，以至于看不到收获的方面。比如，在19世纪“70和80年代，经过改良的陆地和海上运输，把数量大为增加的美国廉价小麦运到了欧洲，这对欧洲农业就意味着严重的萧条”，表现为欧洲的农场主们怨声载道。但这种萧条使工人生活费用降低，实际上提高了他们的工资，对他们是有利的。1880—1900年间，“每一个英国工人的实际工资增加了将近50%。这为人民群众创造了崭新的生活水平”。工业部门也有类似的困难。他的结论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困难是从一个很长的繁荣阶段走向另一个繁荣阶段所经历的适应过程，而附带引起的表面上的困难。但对许多人和集团来说，唯一可采用的适应方法就是破产。对于劳工来说，这就意味着失业或永远存在的失业威胁。”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个中间阶段同时也是酝酿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并使经济有可能在下一阶段发生新的巨大变革的时期。我们的教科书中常说的19世纪末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成就，其中许多成果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全面铺开的产物。如大规模铁路建设，而许多新的成就，如发电机、内燃机的发明及化学工业的建立等等，大都是这里所说的第一阶段末期的科技成果，在第二阶段的使用中不断得到优化，而真正大放异彩大概要到第三阶段。有的产业，如汽车工业，要到90年代后期或20世纪初才开始发展。所以，19世纪末的大繁荣，主要是19世纪中后期的技术革新和大规模投资（铁路等等）带来的。
另一种是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即长周期的解释，每个周期约为54—60年。熊彼特把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分成三个长波：第一个是1783—1842年的“产业革命”时期，第二个是1842—1897年间的“蒸汽和钢铁时代”，或“世界上的铁路化时代”，第三个是1897 年以来的“电气、化学和汽车”的时代。三个长波的三种称呼，基本上说明了各个周期的基本内容。这里清楚地显示出在19世纪最后30年的经济发展中起带头作用的主要是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成果，而在这过程中的一系列发明要在其后的第三个长波中才大显身手。
即使不从经济周期的思路讨论这段时期经济走向的学者，也作出了类似的说明，考特关于这时期英国经济发展的描述就是这样。首先，他要求我们必须“充分重视1840—1870年间许多国家在铁路、轮船、殖民、开垦新农田和开矿上的巨大投资”，因为“这些投资和投资对世界物质资源的需求造成19世纪中期长期景气和高物价”。1870年后，由于这些投资“取得全面丰收”，从而“在80年代和90年代迫使生产各种商品和服务的成本下降，向市场以低价提供巨量新消费品从而提高工人生活标准。同时，它使资本获取利润的前景暗淡，并造成闲置资源和失业”；由于英国在海外的投资也开始放慢，导致初级产品生产国本身也“经常出现经济萧条”。这一过程持续多年，尽管“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出现新的重大的运用迹象，主要有电、内燃机和在制造诸如人造丝和塑料中使用的工业化学”，但这些新技术在经济发展中发挥显著作用有一个过程，因为“技术本身不是一下子建立得起来的。直到1900年以后它们才开始有力地发展”。他还强调，即使20世纪初，“工业的主要结构依旧是19世纪类型，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大部分旧结构方才衰落”。卡龙说法国在1900年代“工业较快发展”也是这样，特别是在冶金、化学和机床工业等部门。他指出：“这是一种国际现象……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这新一轮发展的动因是“19世纪结束的时候由德国和美国发动的新的技术革新周期”，其主要表现是电气、内燃机和有机化学等工业部门的出现。他又说：“一切迹象表明，虽然农业的发展一直比较缓慢，但是在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内的25至30年的时间中，高增长率是法国经济史的特点。”
这里要介绍的第三种周期理论，是布罗代尔和阿瑞基提出来的。布罗代尔在《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提出这样一种规律性的现象：处在最前列的国家在商业贸易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会因竞争尖锐化而转向金融业，这一转向既是向自己发展的最高阶段迈进，也是未来走向衰落的一个前兆。比如，荷兰在面临贸易有所衰退的情况下，从为商品交换提供金融服务逐渐转变为在国外开展银行和投资服务，因为“一个巨大的信贷金融市场的利益毕竟比从事货物买卖的贸易市场更加持久”。他由此指出：“我们已经十分清楚地看到，热那亚在15世纪实现了从商品到银行的这一过渡。伦敦将在19和20世纪完成这一过渡。”所以有这样的过渡，是因为先进的国家或地区“别无选择”，因为你不可能阻止其他较落后地区商品生产、贸易的兴起和竞争。这一转变在他看来是两重性的：“金融业的蓬勃高涨似乎预示着成熟阶段的到来，这是秋季即将来临的信号。”对历史上周期性出现的这一重大现象的描述催生了阿瑞基的“体系积累周期”（systemic cycles of accumulation）理论。阿瑞基首先说明，他的理论来自布罗代尔的《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这部书告诉他，“金融资本主义不是世界资本主义的一个特殊阶段，更不用说是它的最新和最高阶段，而是一种反复出现的现象”；金融扩张只是一个积累周期的“结束阶段”。他的体系积累周期理论是从布罗代尔的阐述中得出来的。据此阿瑞基把资本主义产生到他写作的20 世纪末分成四个体系积累周期，即热那亚周期、荷兰周期、英国周期和美国周期。这四个体系积累周期的具体时间是：热那亚周期，从15世纪到17世纪初；荷兰周期，从16世纪末到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英国周期，从18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美国周期，从19世纪末到现在。各个周期在时间上略有重叠，可看成是转换或交接班的时间。
三、研究“大繁荣”和“大萧条”发展方式的意义
第一，现代经济发展的最终动力是科技创新，包括因使用新技术而引起的生产组织的变化，即我们常说的现代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发展不是匀速上升，而是波浪式地推进；现代科技的这种发展方式决定了现代经济也是这样发展的。至于科技发展为什么呈现为这么一种方式，这是科技史上的问题，需要专门撰文讨论，这里仅简单地说一下：科技创新一般以基础科学的发展为先导，所以它是一个长期累积的过程；由于刚开始使用新的科技成果往往风险很大，企业家只有在一定的情况下，通常是在生产和销售遇到激烈竞争的时候才愿意尝试使用。社会需要强烈会促使科技成果加速形成生产力，反之则会延缓新的科技成果投入使用。也就是说，虽然科技创新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但社会现实状况制约着科技的发展和应用。
第二，一系列科技创新成果投入生产会带来新一轮的全面繁荣，其中一二个或若干个产业会起特别重要的作用；但它们从投入使用到全面推广有一个很长的过程，特别是在前一波科技创新成果进入全面推广、而后一波的尚在萌发或开始投入使用的阶段，是竞争最剧烈的时期，这时许多产品价格下降或被淘汰，经济结构出现急剧调整和生产重组，形成某种形式的经济失衡和萧条局面。仅以本文讨论的19世纪最后几十年及其前后时期而言，如果以前面所说的20来年为一个周期，大体上可以说一些科技成果在第一个周期或其前已经出现，在第二个周期里发展和成熟，在第三个周期得到全面推开。像铁路建设，从1825年开始建造，但真正对西方经济发生最广泛影响要到这个世纪的中期，特别是后期。如果以60年为一个周期，那么铁路建设的意义及其发挥作用的过程，在熊彼特所说的“世界上的铁路化时代”（1842—1897）得到了充分的体现。19世纪60年代以后，我们通常说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代表性成果如发电机、内燃机、化学工业都开始投入使用，但熊彼特之所以把1842—1897年称为“蒸汽和钢铁时代”或“世界上的铁路化时代”，是因为这时期在大规模经济发展中起最大作用的，实际上是第一次工业革命成就的全面推广，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代表性成果尚处于正在投入使用的时间，其进入全面收获期将在下一个阶段（1897年后）。正是在上述20年周期的第二阶段（1870— 1890），其前发明的生产力得以全面推广，而新的生产力尚在酝酿和趋于成熟的过程中，出现了“大繁荣”和“大萧条”并存的局面。
第三，“大繁荣”和“大萧条”（也可以使用其他类似术语）并存局面的出现，是一个经济发展过程（周期）的正常现象，也就是说不可能避免，但政府决策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它漫延或深化的程度。
一方面，经济高速发展时会产生种种前所未有的困难和问题。因技术变化造成新产品，新生产技术取代旧产能和缺乏竞争力的企业；因交通和新产业的崛起或因生产组织变化而造成产业重组，使某些产业在一些地方消失而在另一些地方集中等等，在高速发展时期特别明显，难以预料。一些很有希望发展的产业也会因为原材料价格未理顺或政策不到位而举步维艰。政府在这些方面需要做的工作非常多，如对某些处于艰难中的企业实施不同程度的扶持；对被淘汰的产业、产能的相关人员实行帮助，使其获得重新工作的能力；不同程度地承担起需要大量投入的公共工程或基础设施的建造和管理，为整个生产提供良好的公共产品并带动就业；建立各类学校，为社会提供所需要的各类人才；等等。政府的社会政策、金融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是否到位是关键性的，难点在于政府需要首先了解经济发展方向是什么，分清什么是应该任其倒闭的，什么是应该扶植发展的，什么是有发展前途的，什么是已经没有扶持必要的。19世纪末，西方各发达国家在这方面作出了许多有益的尝试。这时期各国开始实施一系列社会政策，如德国通过的有关政策我们称之为福利国家的萌芽。对铁路之类的重大基础设施承担起建造和管理的责任，对教育、科技、公共卫生等领域实施全面管理。没有这些措施，要维护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几十年间（1870—1913）的总体繁荣和大体稳定是不可能的。从现在的角度看，当时欧美各国政府在这方面做得还是不够。
另一方面，由于现代科技成果发生普惠性的作用，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主要是靠竞争白热化实现的，政府可以充分利用由此造成的物价下降的有利因素，使科技成果惠及更多普通百姓。这里，销售环节的管理非常重要，必须坚决打击操控物价的现象。实际上有能力操控物价的，往往是在竞争中处于优势或在生产和销售中处于某个有利位置的企业，只有它们才有能力掠取垄断价格。19世纪末美国国会通过的第一个反垄断法，所针对的就是像美孚石油公司这样如日中天的托拉斯。
第四，世界经济是否繁荣及世界经济可能的发展方向，大体视以下几方面的条件为转移：
（1）现代世界经济发展具有周期性，即使各个周期的时间长度并非完全一致，但经济发展过程表现为起伏或波动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如果把这种经济周期分为上升或下降（扩张或衰退）两个阶段，那么前者无疑是经济发展最顺利的时期。如果把经济周期细分为繁荣、衰退、萧条、复苏四个阶段，那么经济发展最顺利的是在其繁荣阶段。
（2）科技发展也有周期性，这种周期性与经济发展的周期性密切相关，只是它与现在常提及的哪种经济周期更为吻合，目前可能还缺乏研究，但这种关系是客观存在的。从前面的讨论看，同时使用康德拉季耶夫和库兹涅茨周期来衡量科技发展周期与经济发展周期的关系，能看出在一个科技发展周期的中后期，也即另一个新的科技发展周期开始形成的时候，会对经济繁荣产生最大的影响。
（3）近代以来，西方或世界经济发展大体上存在一个中心和一个或多个分中心，不同时代的中心的影响力是有区别的。就本文所关注的问题来说，中心的经济辐射力及其金融对各国或各分中心经济的协调和整合能力如何，决定着地区或世界经济的稳定和繁荣的程度。
（4）虽然世界上总是存在一些局部性的冲突，但能否维护总体性的世界和平局面，以及中心国家的总体经济决策是否大体正确，也是世界经济能否比较顺利发展的基本条件。如果发生世界大战那样的情况，一切都将无从谈起。霍布斯鲍姆曾说：“对某些人而言，帝国的年代是一个不安和恐惧的时代。但是，对于生活在资产阶级变动世界中的大多数男男女女而言，它几乎可以确定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19世纪最后几十年和20世纪初，西方各国的大繁荣与政治上的基本稳定是分不开的。
如果同时期具备上述四个条件，即经济周期的繁荣期与科技周期的中后期重合，特别是在中心国家的资本积累周期向金融扩张转变的时候，这个中心国家能较好地应对世界经济发展出现的种种问题，及大体上能维护世界和平的局面，那么作为整体的世界经济将会迅速发展，进入全面繁荣。但是还要注意以下几点：
（1）这主要是一个“理想模型”。某个历史时期要同时具备上述几个条件很难，或者说在历史上很少存在。近代以来，科技进步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科技发展中心一般也是经济发展中心，从1842—1897 年的长周期看，新一轮的科技成果在进入中期时是中心国家或核心国家的资本最赢利的时期。在本轮科技成果进入后期或全面推广期时，即本文所着重研究的19世纪最后几十年，可视为是上述几个条件大体重合的时期，由于拥有相对稳定的政局，各国发展经济的政策有其合理性，在充分使用和推广前一阶段的科研成果时，新的科研成果也开始发挥一定作用，同时中心国家英国的经济正在向金融化转变，这些就成为这时期“大繁荣”的基本原因。但这时期另一方面的特点是竞争加剧和价格下跌、经济社会发展失衡，所以周期性地出现若干次重要波动，构成了大繁荣中的“大萧条”。
（2）科技或经济周期的空间和时间范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一样。就本文所讨论的19世纪末而言，时空范围主要限于西方，其对世界各国经济有影响，但影响程度差别很大，视其卷入世界经济的程度而异，即使西方各发达国家的情况也不尽一致。刘易斯说：“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道路，尽管这四个国家（英、法、德、美）中没有一个国家本身表现出20年加速后随之会有20年减速这一种形式，但把它们的活动加总起来，就会是这种形式。”又由于不同历史时期经济“周期”的时间长短相差较大，这里所说的“周期”不强调每个周期时间上是否基本一样，而是视其内容或性质上的螺旋形上升的发展形式，所以也可采用“波动”的概念，像布罗代尔和阿瑞基的周期理论，就是这样。
（3）要高度重视核心国家或核心地区在金融扩张阶段的政治举措。列宁分析过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帝国主义形成时期金融资本的侵略性和好斗性。布罗代尔和阿瑞基认为金融资本的扩张不仅仅是19世纪末开始的事情，近代以来这种事在核心国家的贸易扩张达到某种极限后就会出现，其原因也都类似，即“在贸易扩张的结束阶段，只有不把利润重新投资于贸易的进一步扩张，利润才能继续保持很高的水平。”他们还分析了这个阶段战争风险增加的原因：“在世界经济的每个金融扩张阶段，因赢利减少和把资本用于贸易和生产的风险增加而产生的金融资本的过量供应，一直跟有些组织对金融资本需求的大体上的同步增长互相适应，甚至被后者超过。对于这些组织来说，它们的行动的指导原则是权力和地位，而不是利润。一般说来，面对赢利减少和把资本用于贸易和生产的风险增加，这些组织不会像资本主义组织那样灰心丧气，恰恰相反，它们尽可能多地借来资本，并把它投资于以武力征服市场、领土和人口方面，以便在赢利减少的情况下继续拼力前进。”当然，金融扩张是否导致武力的使用，与扩张国的国力有关，热那亚当时不具备这种能力，所以它较快地被荷兰所取代，但荷兰被英国取代曾发生战争，英国被取代也与两次世界大战有关。
（4）政治稳定是经济和科技周期自然运行的基本条件，从近500多年来的历史看，世界局势的稳定与否主要取决于一个或几个核心国家能否建立起一套协调机构或机制，协商解决各自的利益冲突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难题。有两种重要力量会打破这种力量的平衡：一种是旧中心的衰落和新中心的崛起，在中心转移过程中通常会陷于混乱；另一种是力量似乎差别不大的一个或几个大国因经济或领土争端陷于难于调和的冲突中，使世界走向战争。20世纪上半叶的两场世界大战就是这种情况的产物。一战的发生与英国失去世界中心地位有关，由于缺乏一个权威，一战前的诸多和平努力没有产生什么大的效果。由于一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又爆发了二战，即几个力量类似的大国间的混战。
当然，全局性的冲突及重要国家经济决策的失误等虽能暂时中止经济或科技周期的正常运行，但不能消灭它们的潜力，在和平恢复后这种潜力就会释放出来。20世纪60年代的空前繁荣部分归之于二战中及二战后的科学技术发明，及建立起以美国为中心的一整套金融和贸易制度，部分则归之于其前因两次世界大战而尚未充分发挥作用的科技成就。19世纪末出现的汽车、电话等的普及在两次大战之间远未完成，“20世纪二三十年代欧洲所取得的巨大的技术进步有目共睹”，但因动乱和缺乏一个有效的国际协调机制，这些潜力没有得到发挥， 二战后其潜力的释放对所谓的黄金时代作出了贡献。
四、大繁荣、大萧条的发展方式与世界大战
西方人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已经讨论得很多，经过众多学者的长期努力，材料也收集得够完整了，问题在于解释。19世纪末几十年间的“大萧条”所暴露出来的一系列问题，通过两次世界大战得到克服或缓解，并由此进入20世纪60年代的“黄金时代”。因此需要讨论的是：大繁荣、大萧条的发展方式是否必然走向战争；对现代世界或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言，两次大战到底解决或缓解了一些什么问题；如果处理得当，我们有可能通过和平手段使它们得到解决或缓解吗？从经济的角度看大战的原因，无非是以下几个：
其一，从商品输出向资本输出转变（不意味着商品输出变得不重要），也即布罗代尔-阿瑞基的“体系积累周期”的金融资本输出阶段，是一个很容易引发国际武装冲突的时期。这时欧洲各主要国家面临的基本经济问题是由竞争加剧造成的，一方面是对市场的争逐，另一方面是先发展国家特别感受到后发展国家的竞争，对生产的投资开始相对下降，大量资金寻找新的出路，导致资本输出增加。换言之，这时期物价下降的同时是资本积累的增加，于是在商业扩张的同时，金融扩张开始加速。卡龙这样讲到这时期法国的经济情况：19 世纪60 年代初以后，“资本利润率的下降是资金由投资转向储蓄的结果”；该倾向日益明显，“以利息方式分配的收入总数大大增加”。到1913年，法国证券的发行相当于工业净值的6%，而1896 年时只占2.1%。英国的对外投资规模要大得多，但发展十分曲折，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一帆风顺，虽然总体上是不断增长（见图1）。
图1 1850—1913年联合王国对外净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其二，争夺殖民地，到20世纪初，世界大体已经被瓜分完毕。努斯鲍姆认为瓜分世界的动力主要来自资本输出的竞争，因为帝国主义最有用的方面是输出资本：“正是在一种特殊的出口——资本输出——中，我们发现了殖民控制对全盛资本主义有着最高的重要性；政治控制无疑使资本从控制国向被控制国输出更加方便。”
其三，贸易保护。后进国家在工业化时期或多或少都实行贸易保护政策。这时期除了英国相对比较超脱，其他国家都不能避免。法国在19世纪上半叶就已实行贸易保护，尽管英美体系的经济史学家总是严厉地加以批评。法国的企业家虽然“广泛地接受了经济自由主义的教义”，但总是怀有矛盾心理，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生存“依赖于贸易保护”，政府降低关税的每一次尝试都受到他们谴责，“在海上、殖民地和外贸方面执著地坚持国家主义政策”。普法战争后，他们主张把法国国内的经济自由主义与应用于对外贸易、航运业和殖民地的重商主义政策结合起来，要求“政府把外国竞争者排除在国内市场之外，并尽可能开放市场力量自由运作的空间”。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法国进口停滞不前，甚至下降，但从有关贸易的数字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殖民地的保护措施使法国出口保持上升”。
总的说来，19世纪后期，西方各主要国家在尽可能输出商品和资本的同时，先后纷纷出台贸易保护政策，使自己的企业最大程度地占领国内和殖民地市场。美国在内战中就进行了这方面的立法。在德国，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俾斯麦和皇帝转到保护主义一边”最后，一直坚守自由贸易的英国也亦步亦趋地向保护主义靠拢。如同其他国家一样，英国要求贸易保护的呼声出现得很早。19世纪70年代就有人说：“我们再次从许多地方听到呼声，要求立法进行干预，抱怨自由贸易的失败。”1890年英格兰银行决定拯救巴瑞兄弟公司，而在此前的1866年它拒绝拯救戈内公司，这两件事“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商品输出，资本输出，争夺殖民地，保护国内市场和殖民地市场（虽然劳力和金融的流动尚未受到阻碍），这里似乎有一个死结：国内矛盾导致各列强往海外扩张，而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又迫使他们不断强化贸易保护。每个国家都想尽可能多地把商品卖给人家，又想尽可能少地买人家的商品，这被称为新重商主义。各国都致力于少输入、多输出，反映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是就是都把压制对方视为解决国内外矛盾的基本方法。可见，新重商主义也是战争的重要原因。
但上述三方面因素虽然在20世纪初引发了世界大战，在其他历史时期并不必然如此。类似的因素不仅在历史上已经出现过，今天也以某种形式重新出现。因此，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我们还必须从当时的特定背景来理解。世界瓜分完毕是在1900年左右，而世界大战到1914年才爆发，也就是说，对列强而言，瓜分世界的过程基本上是可控的。1898年的美西战争，其结果是美国从西班牙那里获得了今天称霸世界的各个海上战略要点，但美国在一战爆发后的几年间一直是个旁观者。长期以来，西方不断有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一战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在纪念它爆发100周年时更是这样。比如，有人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历史学家们重温了这个话题，“他们质疑战争不可避免的观念，强调战前外交的缓和作用，提出战争并非不可避免”。这些历史学家还从军事和政治决策者所发挥的作用，体系、同盟和对抗的重要性等多方面对此进行了讨论。有的则专门在关于大战的专著中讨论这个问题。研究历史不是为了过去，而是为了现在和将来，研究一战是否可以避免，是为了探讨类似情况下人类是否可以或如何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我认为，如果具备下面两方面的条件，那么即使碰到类似于一战前的那种情况（资本输出、贸易保护、争夺殖民地或势力范围），也有可能避免大规模的战争。
一方面，如果当时席卷各国的民族主义不是那么猖獗，大战或许不会发生。一般认为，民族主义随着近代国家的形成而发展，随工业化的进行而达到极盛，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上半叶西方各国的民族主义达到顶峰，它至少是一战的导火索和开路先锋。
纯粹从经济的角度看，一战中最大的冤家对头应该是德国和英国，前者是新崛起的大国，后者是最大的老牌殖民帝国；20世纪初，德国大建军舰主要也是针对英国的。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及初期的主要战场是在欧洲大陆民族主义冲突最尖锐的二个地区：一个是巴尔干，另一个是阿尔萨斯和洛林。按哈尔珀琳的解释，前者是因为俄罗斯想控制土耳其海峡而使矛盾尖锐化，后者是因为普法战争后德国占领这两个省而使法德两国的矛盾变得不可调和。巴尔干塞尔维亚民族的独立要求引燃了大战，而战争开始时法军的最初出击方向就是那两个曾属于法国的省。
就德国而言，它其实并不希望英国参战，至少在大战之初是这样，这是学术界比较一致的见解。苏联科学院编写的《世界通史》也说：（1914年）7月29日，“柏林接到驻伦敦大使利希诺夫斯基的报告，说英国政府已经明确表示准备参战了。这样一来，事件虽然开始按照既定的方向发展，对德帝国主义说来，这一方向却最不称心如意。这引起了德国统治阶级上层的狂怒。威廉在利希诺夫斯基的来电上批道：‘英国在它认为我们已经走投无路的时候才摊自己的牌’”。甚至可以说，如果德国知道英国将加入法国一方作战，就有可能不贸然发动经比利时进入法国的进攻。
当然，也可以这样理解：20世纪初，“德国成为英国最主要的威胁，这对英国的海洋战略和帝国治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德国首先想到的是使法国屈服，因为它认为法国是德国的敌人中“最薄弱的一个环节”。而且，德国的政治家还认为，“德国只有维持其在欧洲大陆上的强大实力，才能继续执行其强有力的全球政策”。即使德国确实是这样想的，也无法否定民族主义在一战爆发中的作用。从德国对英、法的态度看，似乎德法间的领土冲突甚至比英德的争霸矛盾更加难以协调，因为虽然英国日益暗中把德国作为自己的主要对手，但德国却在英国面前依然有些自卑，至少它在打败法国之前并不想公开向英国叫板。
另一方面，如果一战前列强中有一个特别强大的中心国家或霸权国家，或者如果几个不相上下的强国愿意通过协商解决彼此间的利益冲突，那么它们就可能建立起一个比较有效的国际协调机制，从而有可能制止大规模战争的发生。普法战争后，欧洲的国际关系朝着建立军事同盟的方向发展，其作为协调机构的三皇同盟不久就被敌对的两大军事同盟所取代，各强国间失去了一个多边协商的机构，论者往往把这作为走向大战的重要原因。如霍布斯鲍姆曾说：“这两个集团被不具弹性的战略和动员计划所增强，愈来愈显稳固，而欧洲则在经历一连串国际危机之后，终于失控滑向战争。”但若从二战后的历史看，军事集团的出现并非必然导向大规模战争，关键是在这个集团之上或之间有一个双方都同意加入的协调机构，可以就各方的重大利害冲突进行讨价还价。一战后，虽然建立了国联，但它起的作用非常有限，军事集团间冲突尖锐化的趋势最终无法制止，所以走向了另一次世界大战。
政治和军事冲突很大程度上源于经济冲突，所以一战前缺乏一个有效的国际经济的制度性安排成为导向战争的基本原因。罗斯和沃尔夫曾说，1913—1950年有1/3时间是打仗，另外20年“则充斥着政治动乱，并且在很多情况下都存在误导性的宏观经济政策，而且与此同时，试图协调各个国家之间政策的目标并未达成，这使得欧洲没有充分发挥其经济发展的潜力”。这是英国失去中心地位而未来的中心（美国）尚未走向历史前台的结果，由此造成长期的经济混乱，欧洲因之成为法西斯猖獗的温床。贝斯特等人也说：“20世纪20年代的前几年里，许多欧洲国家都面临着巨额的债务、紊乱的货币政策以及交替的通胀与通缩的苦恼。经济的混乱、社会与政治的动荡促成了内向型经济政策的诞生。于是在20世纪20年代的后几年里，出现了一段短暂的相对稳定时期。可是，紧接着，大萧条来了。高失业率、货币贬值以及毁灭性的金融危机加剧了经济国家主义甚至自给自足的趋势。欧洲经济的瓦解最终为新的世界大战铺平了道路。”由于缺乏某个中心国家（一定程度上具有军事、政治的威慑力与全方位安排国际经济事务的能力）或公认的国际协调机构，“任何试图改善国际政策协调的努力，例如在20世纪20年代末重建金本位制的努力，都在大萧条时期因为经济民族主义或经济集团主义的阻挠而以失败告终”。
国际协调的核心是解决或缓和各国在经济发展中面临的种种冲突，协同对付大萧条或各种类型的经济危机，或通过宏观安排理顺国际商品和资本流通中的关系，保证世界经济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实现这种协调和安排，有时需要互相妥协，有时可能实现共赢。在一战前或在两次大战之间，正是在此类重要问题上几乎毫无建树，成为走向大战的重要原因。金融扩张本身可以是和平的，但在一定背景下会比较容易走向战争。这种情况在佛罗伦萨、热那亚、荷兰、英国控制下的国际金融时代都曾出现过，在当代美国霸权下依然是这样。从今天的角度看，在认识帝国主义与战争的关系时应该分清：哪些矛盾是当时无法克服而走向战争的，这种无法克服与当时哪些特定的政治经济背景有关；随着这些背景的改变，哪些矛盾是后来的工业化国家可以克服或加以缓和的？或者说，在类似背景下，为了避免战争需要克服的是哪些矛盾，今天有可能创造这些条件来克服或缓解这些矛盾吗？
从此出发，我们也可以从二战的结果来回顾两次大战爆发的某些基本原因。二战的结果无非有两个：一是打倒法西斯，为战后的和平和高速发展提供了可能性；二是建立了联合国、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为战后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稳定和发展提供了一个框架和若干基本原则，使经济繁荣成为可能。法西斯是各国在工业化时代或多或少会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但它是否发展成洪流，既与历史文化传统有关，也与经济社会状况有关。一般情况下，它受到国内经济政治条件的约束或鼓励，它在德国、意大利的全面爆发，虽然与历史文化传统有关，但很大程度上是当时这两个国家内部经济条件恶化的结果，而这种恶化的程度又与缺乏国际性的协调机构和制度安排有关，否则法西斯主义大规模兴起的条件将不会那么充分。
之所以缺乏国际协调机构或机制，主要是因为缺乏一个特别强大的中心国家，或几个不相上下的强国不愿妥协或未能意识到这样一种协调机制的重要性。当时的情况是，在德国的挑战面前，英国已经无能为力了，但它不愿放下身段，而是模仿德国，通过军事联盟的手段来维护自己利益；同时，美国在政治上尚未做好荣升霸主的准备，这就为冲突尖锐化和世界大战提供了可能性。如果说经济利益是世界大战最重要的原因，那么我们应该看到在现代世界经济条件下各国都是这样追求自己的利益的，至少在今天依然如此。因为这是各国在追求富强的过程中必然要体现出来的一种倾向，我们不可能阻止这种追求，只能更多地通过共同努力来抑制它野蛮生长的一面，那就是有效的国际协商，否则就有可能走向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