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岱孙（1900-1997），原名陈总，福建闽侯人。毕业清华大学、哈佛大学。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曾任清华大学经济系教授和系主任，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主任、商学系主任；中央财经学院（现中央财经大学）第一副院长；北京大学教授、经济系主任等职。
作者王传纶（1922-2012），江苏苏州人。1938年考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抗战胜利后，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读研究生。著名财政金融学家，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系教授。
2011年，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我参观了清华大学新落成的校史馆。满墙的照片，梅贻琦校长、我的师长、我的同辈、我的后辈，多数我认识的都已经故去，我有很多感慨。陈岱孙先生的照片也在那里，看着他，想着我从1938年进西南联大读书和他初识到1997年他过世，我很遗憾在他离世时没能在他身边，中间近60年，我很怀念他。
好教员
陈老先生是福建福州人，家里是当地望族，在明清两代出过不少进士和举人，清末帝师陈宝琛，就是他的伯祖父，他的外祖父、舅父则是清政府驻国外的公使，父母两支都是人才济济。在这样的家庭里，陈老先生从小时就有很好的国文基础，十多岁时又就读于福建的英华中学，这是一所教会学校，外语教育训练很好，使他从小打下了很好的外语根底。陈老先生很小就从福建到上海，再到北京求学，上清华学堂留美预备班。然后很自然地去了美国读书，先在美国威斯康星州立大学经济系，再到哈佛大学经济系取得博士学位，之后他在欧洲游学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再之后，他回到祖国，一直再没去过国外。
我1938年考入西南联大，从哲学心理系转入经济学系要系主任签字，那时，我第一次见到了陈老先生。他很高，有1米8多，很挺拔，很严肃，不苟言笑，非常整洁。他喜欢穿西服，虽然西服并不是很讲究，有的很旧了，但相当整洁。他上课的时候，都是提前到，准备非常之充分，讲课才能非常之好，课堂内容条理逻辑清楚，如果录音录下来，直接就可以成讲义、成书。他在黑板上写字，写得非常之清楚，板书非常漂亮。他从不迟到、亦不早退，以至有人说“如果陈岱孙先生说了下课而下课的铃声未响，那一定是钟坏了”，他就是这样一个好教员。
陈老先生对学生很爱护。抗战期间，学生和家人间多有离散，有位家长写信给陈岱孙先生，询问自家在清华读书的子弟的去向。陈老先生在办公室门口的黑板上贴纸条请知情人尽早转告以解其家人的“倚闾望切”之苦，这四个字我记忆很深。
我自己更是受到陈老先生很多恩惠。我在北京读研究生，他支持帮助我出国；我在英国结束学业，那时已经解放，我托周培源先生带书信给他问国内是否有合适的工作机会，陈老先生告诉我你回清华吧，他担着风险没有通过当时的一般手续经过教育部帮我回到清华任教，但后来那么多年，他再很少提起。再之后，我去普林斯顿、去伦敦、去香港办事，去深圳教书，他都给过很多帮助，都会介绍他过去的学生、朋友给我认识，托他们照顾我。
任教不从政
陈老先生一生没离开过学校，他关心国家、世界大事，也有从政的条件，但他不愿意做官，他不想在政府中做事情，觉得教育才是他的终生事业。
陈老先生是20世纪20年代的学生，那个时候的留学生愿意回来，在选论文题目的时候，多数是选一个和中国相关的题目，但陈老先生的博士论文题目比较特殊，他希望对美国当时的情况了解得详细一些，于是他选择了研究马萨诸塞州的财政问题，将题目定为“马萨诸塞州地方政府开支和人口密度的关系”。他的论文写得很具体，写得很实，下了很大的工夫。一个中国人，尽管他语言上没有障碍，但背景不一样，写美国这个情况还是比较困难的。后来这篇论文收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陈岱孙论文集》里，在书中可以看到论文的附录全是统计表格，多达105页。
由他的论文也能看出，他对政府的活动是很关注的，也有自己扎实的研究与见解，平时他写的文章也多半是政府、经济、税收这些方面的事情，所以有传说他是要从政的。有一个时期蒋介石想找一些名流到国民党政府里去做官，他给蒋介石讲过课，传说宋子文也想过请他到国民政府里去，但他走了一条不一样的路，他选择在学校待了一生。他曾对去做官的清华同事、同乡说“你们把自己放在火上去烤了”。
他愿意在学校里教书，在这一方净土上发表一些自己的见解，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他就是想做好教育。我回头去想想，这大概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他觉得中国的教育落后，应该做点事情。他自尊心非常强，他曾经讲过，对我讲过，对其他人也讲过，他在上海的一个公园看到“华人与狗不能入内”的牌子，这很伤害他。他非常自信中国人不比别人差，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无论是为人，还是兴趣，和普通的美国学生比，他都是很优秀的。他觉得中国人不能够屈服于外国，他选择了教育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另一方面他看到国民党时期的情况，他所学也不可能和西方的经济理论结合起来。他为自己选择了清华，选择了教育，这也是一个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自尊心。
开明不保守
陈老先生的学术观点在最初和西方的观点是一致的。他接受的东西，他最初讲授的东西，现在看是西方古典经济学，没有超出西方经济学的范围，他给经济系学生讲的入门课“经济学概论”用的就是美国的教科书。他给学生讲市场经济中的均衡理论，局部均衡理论、无形的手等，这些问题他讲得很清楚。最初的时候并没有新的东西，但后来就有些变化了。
这种变化和西方经济学本身的变化有关系。他在20世纪20年代在西方学习，到了30年代以后，慢慢地西方经济学自己内部也出现了很多新变化，比如关于垄断和竞争的关系，市场经济和垄断有冲突的地方，垄断会限制竞争，但垄断之间也有竞争；再比如凯恩斯革命，凯恩斯经济周期理论等，陈老先生对这些都有关注。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英、美都是参战国，这些国家的战时经济体制也都有变化，也就很自然的，英、美这样一些国家的市场经济也在发生变化，陈老先生觉得战争环境下经济上是需要计划控制的。现在回头看，他20年代在西方求学，是在古典经济学学术体系内训练出来的，但他始终关注西方的经济学变化，跟随着学术变动，不固守在原来的位置，现在去想，这很不容易。
陈老先生1928年起任清华大学经济系教授和系主任，次年起又兼任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后来在西南联大历任经济系教授、系主任、商学系主任，他以奖学金的形式派了一些优秀的学生出去，然后再通过努力把他们找回来，让他们讲在国外所学、所思，交流互动促进学术沟通。他从剑桥找回了徐毓枬，带来了凯恩斯的经济学；后来清华复校后，他注意到其他一些国家用统计方法来计量经济的变量，用统计计量的方法来研究经济问题、研究国民收入问题，他为清华请来了那时还比较年轻的刘大中，除此以外，经济改良主义、英国工党的经济学理论，他也都接收和允许。
他本人学术思想上也有一些变化，他开始把自己所学更多地和中国的现实相结合。他对法国重农学派的经济学说思想比较重视，因为他考虑到这一派的思想比较适合中国经济的分析和研究。他也曾经考虑过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和西方国家经济周期的计量分析研究想结合，在这方面他做过一些工作，鼓励学生做这方面的工作。
在他的主持下，清华，西南联大的经济系，社会科学都比较开放，有很多讨论。他在这些探讨中有没有很多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不见得，他自己对这些学说有多深的研究也不见得，但他无歧视无偏倚的开放态度，为清华搭建了一个干净、自由的平台。他自己主要是搞教学行政工作，他是系、学科的带头人，他虽然严肃，但很开明，他对中国的经济科学，尤其是现代的经济科学是有贡献的。他培养出来了一些人，带出来了一些人，这些人很严肃，很认真。他不去从政，不当官，在学校倾注了自己全部的力量，也以自己的风骨为后辈树立了榜样。
直到晚年，陈老先生一直都保持着对学术的开明态度。当年林毅夫希望进北京大学读经济学，就是经陈老先生同意才进了北大，后来又是经陈老先生同意，才又到美国读的博士学位。他一直都是这样的学术态度，很不容易。
高效具才干
陈老先生的行政工作能力很强，他办事效率高。他教的《经济学概论》是大课，几百个学生，上完以后要考试。虽然有助教判卷、登记，但陈老先生总会要求助教做一个分数的比例分布图给他，然后根据图看分数的分布是否正常，要是不正常他会自己再去看卷。在昆明西南联大的时候，经济系是大系，每个年级有100多人，所有的转系、选课、重修、复学工作他都要管，他总能在很短时间内毫无差错地处理妥帖。
抗日期间，日本军占领华北，清华的好多地方被日本军队占着，他们甚至把清华的体育馆用来养马。抗日战争结束，清华回迁，梅贻琦校长知人善任，让陈老先生负责复校的工作。当时的清华园满目疮痍，百废待兴，陈老先生在日方、国民党以及敌伪三者间周旋，努力恢复清华旧貌，其间艰难可想而知，可他同样也很少提及。只是后来他送给我一些书，在其中的一册中夹了一个本子，上面记着每天他用车去哪里，做什么工作，和谁联系，从中可以看到他当时的工作之繁，他的确有功于清华。
孤单有操守
陈老先生外形挺拔，为人清正，富于才干，而且兴趣广泛，他的网球、棒球、篮球和桥牌打得都很好，还会骑马，爱打猎，喜欢旅游，他是很活跃的，但他一直是一个人。偶尔会听他提起在国外留学时参加的舞会，听他描述舞会上女士们的穿着。我也听到过关于他和周培源、周培源夫人的传说。但据我所知，他和周培源先生是极好的朋友，那时他们正正40岁上下，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经常相约出去玩，他们深受西方教育影响，男女间并无当时一般人心中那样多的条框，有时会挽着胳膊一起走，也许别人的故事源自此也未可知。陈老先生很少和人讲心里的情感。我自己身为学生，也始终没有勇气去问他这方面的问题。
陈老先生年轻时喜欢旅游，但年纪大了以后都做不了了。有一次聊天的时候，我说咱们出去看看吧，我们搭旅游船，我陪你去，我们可以沿海访问一些国家和地方。他说他不去了。他怕麻烦别人。
他从不肯麻烦别人，不为自己的事情向人张口。当年他从中央财政经济学院到北大的时候，北大院系调整已经结束，很难给他安排一个比较合适的房子。后来就用旧木料把一个旧房子给修理了起来，房子从外面看还可以，很是很宽大的，但是实际上比较简陋。房子所在的地方比较潮湿，他家里的地砖上常常有水，但他自己从没提过换房子的要求。他这样的资历是可以直接向学校要车的，他80多岁的时候跟我说想出去转转，我说那就要个车，让学生或助教陪你出去走走，但他也从没要过。
晚年的陈老先生确实很孤单，他单身一人住在燕南园，一个远房的堂妹在身边照顾他。我每个月都去看看他。有一次我去看望他，他坐在燕南园房子的门口晒着太阳，他坐在一个很简单的椅子上，我在旁边，另一边是他的堂妹。那时大概是暮春，阳光挺煦暖，他晒着太阳和我聊着聊着就睡着了。我也没有走，我就在哪里等着，过了个把小时，他醒过来，看我还在，但他已经站不起来了，就和我招招手。在阳光里他流露出来的情感，向我招手的样子我都记得，一辈子。
陈老先生做了一辈子教员，在清华做了一些工作，他的影响不光是经济系，他对清华的风气都有很大的影响。他从清华出来，又在清华教书，又做行政工作，直到院系调整，他又到北大去，北大、清华这些人也都在他身边。他始终在教育界，在培养人才，培养年轻人。他自己是非明确，哪些做，哪些不做，很清楚。他不保守，不喜欢声张，他近他的力量跟上这个时代。他既严格而又宽容。
他，很不容易的这么一个人，清清白白，这么一个老人。
清华有这样一批人，都是属于这一类。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受民主自由主义教育的时间长，有自己的坚守，但回到当时的中国，碰到实际情况，有些事不太可能去做，所以他们中的有些人就在学校里待了一辈子，守着这片干净的热土。对于搞人文社会的科学的人来说，这是很不容易的。他们在这样一个环境学习打造出来，却在另外一个不同的环境中生活，对他们来说，有个适应的过程，但他们做得还好。
这些人都过去了，他们这一代人，那个时代，现在慢慢地可以去了解。我们现在能相对全面地看他们、看那个时代了，这个问题，好的，坏的，可以更客观了。这一代老知识分子，不管他们在西方待了多久，但中国文化的底子还是很深的。他们可贵的地方，是他们个人的品性比较好，品性开放但又坚定，不做坏事，个人得失的考虑不见得没有，但考虑得比较少，物质生活上要求不高，精神生活上可以称上“贵族”两个字。
这一代老知识分子，不容易，他们过去了，不容易再有这样的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