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王晓德，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教授（福州 350117）。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退化论’与启蒙时期欧洲构建美洲形象及其影响研究”(17ASS005)阶段性研究成果。
欧洲启蒙运动是全球迈向现代社会的先声，涌现出一大批对专制主义和宗教愚昧大加挞伐的思想家，诸如孟德斯鸠、狄德罗、卢梭、伏尔泰、休谟、洛克以及康德等人。然而，有些思想或观念虽在当时针砭时弊，流传甚广，但终究在历史长河的大浪中淘尽当年风光，留下的只是这些学者所生活的时代记录和收藏在图书馆的著述。这样的学者应该很多，生前名噪一时，去世之后很快就黯然无光，乃至最终被世人所遗忘。纪尧姆—托马·雷纳尔(Guillaume-Thomas Raynal)可算作这样一位学者。对研究欧洲启蒙运动的当代学者来说，这个名字未必十分熟悉，中国学者恐怕更无几人知道雷纳尔，对其思想的研究自然是付之阙如。①其实，雷纳尔在启蒙运动中并非默默无闻，他的著述在18世纪后期的欧美社会影响十分广泛。美国学者萨蒙认为，雷纳尔的著述“使他在那个时代成为与孟德斯鸠、伏尔泰或卢梭等齐名的人物”。②在启蒙运动中，雷纳尔不是一种思想流派的领袖，但显然也不是名不见经传之人。要是时光倒回18世纪后期的欧洲社会，雷纳尔足可与孟德斯鸠、狄德罗、卢梭等启蒙思想家比肩。
在启蒙运动时代，学科分类不是非常细化，学科边界更不是泾渭分明，很难把一位学者归于某一专门学科，哲学家大概是对那些有思想之人的统称。雷纳尔为多产学者，他的研究涉及很多领域。从他出版的著述看，雷纳尔与其说是哲学家和思想家，倒不如说是历史学家。他涉足研究之后撰写的书多与历史有关，如描述荷兰人抵制西班牙殖民统治的《荷兰总督史》以及《英格兰议会史》等。欧洲启蒙思想家弘扬“理性”与“文明”，这是迈向现代世界的桥梁，但使之得以彰显，须有“非理性”与“野蛮”作为衬托，大洋彼岸的新大陆成为凸显欧洲“理性时代”的一面镜子。历史学家波科克谈及阅读雷纳尔著述的体会时说，“新大陆当然是现代欧洲早期经历之名副其实的他者”。③在那个时代的欧洲多数学者眼中，美洲处处表现出与欧洲的不同，这是他们对美洲非常感兴趣的主要原因之一。他们的著述尽管不专门研究美洲，但很少有不涉及这片“未开化”的大陆，美洲多是作为一个映衬欧洲文明博大精深的负面“他者”形象出现。雷纳尔无疑有着浓厚的宗教情结，不过思想比较激进，对君主专制制度的各种弊端痛恨不已，他同样想借美洲这个“他者”形象来谴责专制体制带给新大陆的“邪恶”，以此激发欧洲民众对这种阻碍社会进步之制度的不满情绪。当然，雷纳尔同样具有时代局限性，他无法摆脱欧“优”美“劣”的思维定式，接受了启蒙运动时期风行一时的“美洲退化论”，发挥了这种不符合美洲实际状况的说教，试图在他主持的多卷本著述《东西印度欧洲人殖民地和贸易的哲学与政治史》(以下简称《哲学与政治史》)中构建处于自然状态下美洲全面退化的宏大体系。雷纳尔可谓抓住了欧洲人感兴趣的热点，把他的现实关怀体现在全书的字里行间，成为当时欧洲研究美洲的权威之一。不可否认，雷纳尔的这部书对欧洲人了解十分陌生的美洲贡献良多，无疑满足了他们对充满异国情调的新大陆的猎奇心理，但很大程度上又起到“误导”作用。雷纳尔关于美洲退化的论述是其美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有对布丰等人相关思想的继承，又有他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阐释。雷纳尔的美洲退化思想在欧洲知识界比较有代表性，大大促进了欧洲人对大洋彼岸世界的想象。本文通过对雷纳尔相关思想的考察，以期了解启蒙运动时期欧洲思想界对美洲“他者”形象的构建及其产生的影响。
一、雷纳尔美洲“退化”思想的来源
从哥伦布远航到美洲大陆开始，欧洲大国逐渐把美洲殖民化，一批批各行各业的欧洲人作为殖民者来到新大陆，定居于此，开疆拓土，繁衍后代。他们适应了美洲不同地区的自然环境，其后代尽管在体质上还残留着欧洲祖先的血统，但离大洋彼岸的母国却越来越远，成为地道的欧裔美洲人。早期征服者和殖民者对新大陆自然环境描述的浪漫话语在“欧洲中心主义”情绪的迅速攀升中早已飘然而散，取而代之的是对美洲的贬抑或批评，只有美洲的“低劣”才能凸显欧洲的“优越”。欧洲是现代的和文明的，欧洲之外的地区必然是落后的和野蛮的，“现代性”与“欧洲中心主义”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④这种以欧洲为中心来观察美洲，不仅使后者在“文明”程度上无法与前者相提并论，而且在自然环境上表现出固有的“低劣”，成为欧洲人解释美洲土著社会处于野蛮状态的根源。到了启蒙运动时代，欧洲中心主义更为突出，美洲自然成为被贬低的对象。对欧洲人而言，新大陆的自然秉性与旧世界肯定有所不同，但他们将这些区别无限放大，演绎为“恶劣”或“缺陷”，说到底还是反映出一种根深蒂固的欧洲文明优越心态。雷纳尔在谈及美洲自然环境时同样无法超越“欧洲中心主义”的藩篱。
进入18世纪之后，跨洋交通有了很大改善，欧洲人越洋到美洲观光和考察相对容易一些，一些人撰写的关于美洲自然概况的文字记录，促使自然史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点。这一时期欧洲学术界在自然史研究上引人注目，对美洲未知自然世界了解的增多促使研究者进行深入的思考。雷纳尔在其著述中谈道：“新大陆的发现足以为我们提供了求知的对象。一望无际的大陆完全未被耕种，人之天性降低到纯粹的动物状态，没有收获的田野，没有业主的宝藏，没有警察的社会，没有礼仪的人们，这些对洛克、布丰或孟德斯鸠来说是多么一个引人入胜而又富有启迪之壮观场景!”⑤18世纪是自然史开始获得学术界青睐的时代，诸如气象学、地质学、植物学、动物学和生态学等学科在自然史研究中形成了独立的知识体系，在这方面最值得称道的是法国学者布丰爵士撰写的30余卷《自然史》。雷纳尔肯定仔细阅读过布丰的这部皇皇巨著，对美洲自然环境的观察深受布丰的影响。布丰为纯粹致力于学问的博物学家，其自然史研究很少夹杂政治因素，而雷纳尔却有所不同，他对美洲的论述有着浓厚的现实政治关怀，书中展现出的殖民主义和专制制度的邪恶很难为当权者所容。不过，在涉及美洲自然环境及其对动植物的影响上，雷纳尔几乎全盘接受了布丰的美洲退化命题，成为这个命题的“一个著名提倡者”。⑥
布丰与雷纳尔皆为启蒙时期研究美洲的专家，雷纳尔涉猎美洲范围比布丰更为广泛，除了美洲本身的自然环境与土著人的生活方式之外，差不多囊括了欧洲大国在美洲殖民地的各个方面。从阅读《哲学与政治史》得知，雷纳尔所使用的资料应该比较丰富。非常遗憾，书中少有引文，从未注出资料来源，读者只能靠阅读此书进行推测。美国学者李·艾伦·杜格特金认为，雷纳尔及其研究团队“从许多来源获取资料，其中包括旅行家的描述、政府文件和统计数字、殖民地行政官员、来自丹麦、英国、荷兰、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外国顾问、布丰的《自然史》、德波的著作以及美利坚哲学学会的出版物等”。⑦到雷纳尔撰写此书时，关于美洲自然和人文状况的报告、观光者的描述、博物学家的考察日记以及报刊文章等虽不是汗牛充栋，但绝然不是寥寥无几，雷纳尔是否穷极资料，不得而知，但他肯定仔细翻阅了其中很多具有参考价值的报告与书籍。在这方面，美国学者安东尼·帕格登对雷纳尔评价很高，认为他从前人留下的大量书籍中探求美洲，并进行资料甄别。⑧帕格登对雷纳尔的评价是否符合事实，另当别论，但却表明雷纳尔广泛阅读了关于美洲的书籍。
雷纳尔本人对书中参考资料的可信度显得十分自信，他曾经写道：“我一直质问生者和死者。我权衡他们论述的可靠性。我对比了他们的证据。我厘清了他们提供的事实。”⑨美国学者布豪尔赫·卡尼萨雷斯—埃斯格拉由此推断，雷纳尔不是简单地照搬前人之说法，而是甄别之后再加以利用。⑩其实，当《哲学与政治史》1770年出版之后，因为书中没有引文，很多学者还是质疑雷纳尔所使用的资料。这里并不否认雷纳尔撰写此书时阅读广泛，大概对材料也做过甄别，但何为“真实”，何为“虚假”，雷纳尔并没有衡量标准。雷纳尔本人没有到过大洋彼岸的新大陆，特别是在论述美洲的自然环境时，这是最大的“软肋”。雷纳尔本人无法超越“欧洲中心主义”的藩篱，美洲的退化乃是他们那一代精英人士所希冀的。从这个角度讲，雷纳尔在甄别资料时，很大程度上难免“以假乱真”或者“以假充真”。
二、美洲自然界的“缺陷”与退化根源
关于新大陆自然界的“缺陷”，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由远古时期的“大洪水”造成的。“洪水说”由何人何时提出，难以考证，但肯定与《圣经·创世纪》中上帝耶和华用大洪水消灭地球上腐败堕落之人的传说有关。杰尔比的研究表明，“洪水”假设在文艺复兴时期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的著述中已有详细阐述。(11)在培根看来，美洲就是传说中的大西国(the great Atlantis)，这个大陆“曾经布满高大的船只”，有着高度发达的文明，但最终遭到“神的报复”，一场“特别的洪水”使其居民“自豪之事业完全消失和毁灭了”，只有数目极少的人逃到高山森林才幸免于难。大洪水给美洲造成了严重后果：一是这块大陆到处变成沼泽地或湿地；二是美洲成为一个新大陆，其居民至少比世界其他民族年轻一千年；三是原来高度发达的文明丧失殆尽，从这场浩劫中幸存下来的土著人成为“无知的和野蛮的”人，他们“不能把文字、艺术和文明传递给后代”。(12)培根很少涉及这个新大陆自然环境的“恶劣”或“缺陷”，也没有把潮湿的地面与动物的退化联系在一起，但当欧洲中心论盛行时，那些竭力把美洲塑造成低劣野蛮之形象的学者，从“洪水说”中找到新大陆潮湿气候的根源，然后又把这种气候与动物的退化联系在一起。
雷纳尔接受了“洪水说”，认为这场洪水“在地球表面持续泛滥，淹没了地球上的居民，每个地方都留下毁灭和蹂躏的明显痕迹”。雷纳尔与很多欧洲知名人士一样把这场洪水视为全球经历的一场浩劫，但却强调洪水给美洲带来的破坏印记更加显而易见，主要原因在于“这个新半球被海水覆盖的时间比旧半球要长很多”。(13)这种灾难并不是说随着大洪水退了之后便消失殆尽，而是彻底改变了这个大陆的自然环境与生态，形成了一个与旧世界相对立的新大陆。不过，雷纳尔所谓的“新”只是指在大洪水之后美洲自然环境的彻底改变，他使用了“再生”这个术语，言下之意，这个新半球过去存在着古老的文明，其表现出的自然环境缺陷“并不因此证明这个半球时间不长，而是证明其实现了再生。毋庸置疑，这个半球很早之前就为人类所居住，相当古老，但后来可能受到大洪水的淹没”。(14)美洲与欧洲在地质年代上孰为古老，学者们有着不同看法，把两者视为相同地质年代者也不乏其人，但他们显然把美洲的源头推到传说中的大西国时代。雷纳尔在某种程度上认可这种带有神话色彩的说法，用“再生”取代“年轻”便说明了这一点。不过，“年轻”或“新”在字面意义上有“不成熟”的含义，美洲自然界的“缺陷”显然是由新大陆的“新”决定的。在雷纳尔的著述中，新大陆与旧世界自然环境的对比贯穿其中，往往是以后者的“优越”凸显前者的“低劣”，以前者的“幼稚”衬托后者的“成熟”。(15)
美洲自然环境的“缺陷”有着固有的根源，地面潮湿显然是洪水消退后留下的痕迹。杰尔比认为，潮湿“是一个新近开始之世界的特征，而不是一个处于衰退之世界的特征”。(16)言下之意，湿气过重是土地尚未被人类开发的主要标志。雷纳尔谈及这个问题时，首先问到美洲大陆为什么比欧洲大陆更热和更冷？雷纳尔将之归因为美洲地面水分过大。他提出一个假设，即“如果依然浸湿新半球土地内部的水不再遮盖其表面，人类将会很早就砍掉树木，排干沼泽，通过掀翻强化松软湿润的土壤，让土壤得到阳光的照射，打开不受约束的风流通道，沿着河流修筑堤坝。简言之，气候到此时将会完全改变”。雷纳尔显然是站在发达的欧洲农耕文明角度提出这番设想的，美洲的自然环境现状恰恰与这种设想悖逆。雷纳尔由此哀叹道，大自然“似乎是不可思议地忽视了新大陆”。(17)潮湿是美洲自然界的“缺陷”，改变了能够生长万物的土壤结构。在这种自然环境下，受到侵蚀的土壤失去很大的利用价值，无法生长出人口增长所必需的粮食等，这是新大陆人烟稀少的主要原因。雷纳尔多次谈到这一点，认为“湿气过重不利于作物的生长”，还会“毁坏播种的庄稼”，由此出现一些“难以改变的区域”。这些地方“气候条件极差，热浪翻滚，湿气太重，空气中弥漫着水蒸气，这种气候持续时间很长。欧洲人移植到这些区域的植物从来不会茁壮生长”。(18)水蒸气由地面经阳光照射所散发，是湿度过大的表现，会对植物的生长产生影响，也会带来动物体内的不适。把水蒸气过浓归于自然界的“缺陷”显然夸大了负面作用，雷纳尔称之为“有毒的水蒸气”。(19)要是不刮东南风的话，有毒的水蒸气很难被驱散，盘旋在空气之中，对人类活动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这样，“不洁食物和有毒空气腐化了血液，不可能让他们多子多孙，寿命很长”。(20)雷纳尔对当地印第安人生活习惯的描述让读者感到“不寒而栗”，他们的“遭罪”或面对的“恶疾”乃是大自然的“缺陷”使然，只要这种“缺陷”存在，他们就无法扭转人生以“悲剧”告终的命运。
新大陆和旧世界的自然环境肯定存在着差别，这种差别必然对跨洋而来的殖民者产生不适影响，但很难说孰“优”孰“劣”。雷纳尔站在欧洲人的角度将这种差别的负面作用放大，以夸张的语言向读者展现出美洲自然环境的“缺陷”。这种带有想象性质的描述不只是用来凸显欧洲自然环境的优越，更为重要的是为解释生活在这种“缺陷”明显的自然环境中的动物与人发生生物机能退化埋下了伏笔。雷纳尔本人倒是没有避讳这一点，在他看来，退化源于“湿气更重的空气和更为湿软的地面”，这两者“必然腐蚀了人类生存和繁殖的根本”。(21)由此可见，雷纳尔不厌其烦地向读者介绍美洲自然界的“缺陷”，目的显然在于“揭示”生活在新大陆的人类发生退化的主要根源。
三、美洲土著人的退化
在启蒙运动时代，美洲是欧洲很多学者关注的重点，即便是普通欧洲人，对大洋彼岸尚未知晓的大陆同样充满着好奇。一些前往美洲考察或观光的欧洲人返国后撰写的文字比较真实地记录下他们的所见所闻，但同时在欧洲中心主义潜移默化的影响之下，他们把新大陆区别于旧世界的“异国情调”展现在读者面前，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欧洲人的猎奇心理。他们的著述明显夹杂着想象的虚假成分，“真实”成为说明欧洲“优越”和美洲“低劣”的奴仆。在布丰、德波和雷纳尔等人阐述美洲动植物退化时，他们显然参照了欧洲旅行家和科考家留下的文字，后者的描述多为亲眼所见，或许为实，但却是有意无意地与欧洲同类物种进行比较，难免把观光或考察见闻变成提出一些与事实不符之命题的基础，而布丰等人正是从这些亲临美洲之人提供的描述中，得出了美洲动植物逐渐退化的结论。雷纳尔是继布丰和德波之后阐述“美洲退化论”的知名学者，可谓是“后来者居上”，在论及美洲土著人的退化上，丝毫不亚于布丰与德波等人，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雷纳尔撰写《哲学与政治史》的主旨之一是，谴责欧洲大国殖民者给美洲带来的灾难和“邪恶”，当地土著印第安人成为这种征服最直接和最大的牺牲者。出于对殖民主义“罪恶”的口诛笔伐，雷纳尔不可避免地赞扬美洲印第安人对这些挥舞着枪炮的殖民者的顽强抵制。面对欧洲征服者的残暴，印第安人“很勇敢，足以坚强地捍卫着他们的自由”。他们发誓“对暴君怀有不可调和的仇恨，把这种仇恨永远留存在家庭内为他们的首要关注。他们不断教导子女记住这些第一批来到新大陆的毁灭者带来的灾难，记住他们从未停止给其成功者赋予活力的残暴性情”。(22)类似这样的描述在文中有多处。雷纳尔称赞美洲土著人对自由的维护，目的只是揭示殖民主义以及君主专制的邪恶。从根本上讲，雷纳尔不会否定欧洲殖民者给处于野蛮蒙昧状态下的印第安社会带来了“文明”的曙光，他无论如何都走不出“欧洲中心主义”设置的藩篱，文明与野蛮的对比或对立贯穿全书的字里行间，他把印第安人称为“野蛮人”便足以反映出这种基本的价值取向。在他看来，这些“可怜的野蛮人过着一种无文化、无宗教和无道义的生活”，他们“过去从来不能，可能将来也永远不喜欢从事农业，只是热衷于捕鱼和狩猎，这些娱乐活动丝毫无益于种群生存”。(23)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雷纳尔把印第安人的捕鱼和狩猎视为“娱乐”，显然是对印第安社会结构的误解，认为男人懒惰，女人受到虐待，除了承担全部家务之外还要被迫到户外干农活。因此，在新大陆，妇女“遭受的苦难和压迫无疑是地球这部分人烟稀少的主要原因”。(24)这是雷纳尔以欧洲文明来衡量印第安人男女分工的典型例子。凯瑟琳·布朗指出，欧洲观察家解释印第安社会劳动分工时经常犯这种常识性错误。在印第安社会，“狩猎与捕鱼是正儿八经的责任，既为家庭提供食物，又提供衣服。女性居于家庭支配地位的结构也让欧洲观察者感到困惑，他们常常基于自己的价值观来设想父权家庭和社会结构”。(25)雷纳尔把印第安社会置于欧洲社会的对立面，显然有以其“野蛮愚昧”来衬托欧洲“文明开化”之意，前者处于这种状态乃是大自然的“缺陷”所导致的，进而言之，印第安人在体质上的退化对雷纳尔来说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布丰在《自然史》第五卷中阐述了美洲土著人的退化及其主要原因，这在18世纪中后期的欧洲学界流传甚广，启蒙运动时期的绝大多数欧洲学者接受了布丰的这种观点，他们的论著在涉及这一问题时，印第安人通常作为负面形象出现。因此，在当时的欧洲学术界，美洲自然环境的“恶劣”导致印第安人发生退化似乎已不是新颖的话题。雷纳尔为启蒙时代研究美洲的知名学者，他在《哲学与政治史》中不惜大量篇幅描述美洲印第安人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可以说比布丰更为详细地展现出印第安人退化的特征以及各种表现。在雷纳尔笔下，新大陆的“一切均展现出疾病退化的痕迹，人类依然能够感受到这种退化的影响。这个大陆的没落在其居民身上继续打上深深的印记，他们是退化和堕落的人种，表现在他们的自然体质、身材、生活方式和理解力上，凡此种种致使他们在文明的所有技艺方面几乎没有取得进步”。(26)上述文字是雷纳尔对土著美洲人的总体看法。具体而言，他们的退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外观体貌上美洲印第安人与正常人有异。所有男性“既无毛发亦无胡须，面相显老，即使年龄不大者亦为如此”。小孩成熟过快，老气横秋，未到年龄便呈现出衰弱之状。(27)对美洲其他地区的印第安人体貌特征的描述与此大致雷同。雷纳尔对印第安人外表有时予以丑化，如描述哈德逊湾的印第安人为“平脸，鼻子短而不扁，眼睛的瞳仁呈黄色，虹膜呈黑色”。(28)雷纳尔对印第安人外貌形象的刻画主要以旧世界的欧洲人作为参照，他们与欧洲人在体貌上的差异正是大自然导致其退化的最直观表现。
其次，在自然界“缺陷”的长期作用下，美洲印第安人体内器官出现异常，进而对他们的性格产生很大影响。在雷纳尔看来，常年弥漫于空气中的湿气和地面的潮湿造成印第安人体内“血液更冷，汁液更为黏稠”，致使他们性情变得“更为冷漠”，身体内部的“神经系统感应”更为迟钝，由此导致印第安男性“缺乏力量，勇气欠佳”。在他的笔下，本来强悍勇猛的男性被“女性化”，怪不得他们体质懦弱，胆小如鼠。这些身体器官的缺陷“让他们失去了刺激种群繁殖的激情”，这是“另一个半球的一种根本缺陷，属于某种疲弱无力，清楚暴露了这个大陆是多么的新”。(29)“新”意味着“不成熟”或“不完善”，这种状态不仅指自然界，也指印第安人，他们身体器官发生退化乃是长期生活在这种有“缺陷”的自然环境中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最后，美洲土著人的生活方式与文明社会相距甚远。“懒惰”是体现在土著美洲人身上的一个明显特征，雷纳尔往往将之与退化联系在一起，有“坐享其成”或“不思进取”或“缺乏活力”的含义。在秘鲁印第安人的生活中，懒惰“是占据支配地位的习惯”。雷纳尔认为，印第安食人族身上表现出的“懒惰”是满足食物所需的最容易方法。欧洲懒人需要钱，会通过行窃不劳而获。食人族的印第安人需要食物，他们不会费力费时去狩猎，只需杀死一个人，将其肉分而食之。雷纳尔将这种行为看作既是一种“生理疾病”，也是一种“道德缺陷”，用来说明印第安社会距离文明社会有多么遥远。雷纳尔在论及印第安人身体机能退化时，特别强调懒惰“是美洲人的莫大愉悦和至高幸福”。(30)男欢女爱本来是文明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男性充满活力的表现，更是繁衍后代之所需，但在美洲，这种人性的“第一本能”在印第安男性身上早已消失殆尽，他们对女性缺乏热情，只是把“她们视为满足欲望的工具。女性与其说满足了男性的愉悦，倒不如说成为男性懒惰的牺牲品”。(31)上述描述不管是否属实，对雷纳尔来说都无关紧要。正是在欧洲文明的衬托之下，美洲“他者”的形象牢牢地确立在欧洲人脑海中，这正是雷纳尔以夸张的语言描述印第安人生活方式的主要目的。
雷纳尔在著述中不乏对印第安部落某些方面的赞扬之语，尤其是称赞处于自然状态下的印第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以及未受到腐化污染，但这种赞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主要是针对欧洲专制体制而言，目的是谴责殖民主义者对这种和谐状态的破坏带给美洲的巨大“灾难”。雷纳尔的笔墨绝非至此，受“欧洲中心论”的影响，雷纳尔必然会对所谓“野蛮人”本身及其生活状态进行完全与欧洲文明相反的描述，以此凸显“文明”与“野蛮”难以调和共存。美洲土著人的“低劣”、“野蛮”、“愚昧”以及“懒惰”等是启蒙时代大多数欧洲学者观察这个新大陆的一种思维定式，雷纳尔不是这种理论的“始作俑者”，只是在其著述中将之进一步发挥和演绎，在想象中勾画出美洲土著人发生退化的宏大场面，在强化欧洲人脑海中美洲“他者”形象方面，雷纳尔可谓“功不可没”。
四、克里奥尔欧洲移民后裔的退化
“克里奥尔”(creole)是文化人类学的一个术语，主要指两个完全不同种族的人通婚之后生出的子女，他们既具有两个种族的生理特性，又表现出与它们区别开来的新的生理特征。如塞舌尔共和国历史上欧洲人与非洲人结合生下的子女，美洲西班牙人与当地印第安人或黑人通婚生下的子女，他们通常被称为“混血种人”。其实，这种解释不是“克里奥尔”一词的原意，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境况的变化所演绎出来的词义。“克里奥尔”这个术语的出现与地理大发现之后欧洲国家在海外建立殖民地有很大关系，最初是指在海外出生长大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白人移民的后代，以便与在母国出生长大的第一代移民区别开来。西班牙语的criollo和葡萄牙语的crioulo都保留了这方面的内涵。英语的creole来自法语的créole，词义既有原始的含义，指在海外殖民地出生的欧洲人后裔，但更多的是指欧洲人与非欧洲人结合生下的子女，如墨西哥的梅斯蒂索人(Mestizos)以及委内瑞拉的巴多人(Pardos)等。“克里奥尔”在不同地区或国家对混血的人种所指完全不同，雷纳尔在《哲学与政治史》中采用了“克里奥尔”最原始的词义，指在美洲出生和长大的欧洲白人后裔，包括英属北美殖民地土生土长的白人在内。
从现在接触到的材料看，卡尔姆应该是阐述新大陆欧洲移民后裔发生退化的较早学者之一，他在英属北美殖民地考察时注意到这一令他惊讶不已的现象。卡尔姆是欧洲很有名的博物学家，他考察归国后撰写了三卷本的《北美游记》，其中谈到成长在北美洲的欧洲白人后裔的退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欧洲移民后裔的寿命在缩短。宾夕法尼亚殖民地的土生白人“通常比生活在欧洲的人有更为敏捷的理解力，但他们同样比欧洲人衰老得更快”。他以当地白人小孩为例加以说明，那些年龄尚幼者可以“轻松迅速地回答向他们提出的问题，由此可见他们似乎与年长者有着相同的理解力，但他们达不到欧洲人这样的年纪，几乎从来没有听说过出生在这一地区的人活到八九十岁”。言下之意，这个殖民地的欧洲移民后裔反应很敏捷，但比欧洲本土人衰老得更快。二是欧洲移民后裔的体力逐渐衰退。卡尔姆以当时发生的一场战争中他们的孱弱表现为例得出这样的结论：“显而易见，这些新美洲人在远征、进攻和长久的海上航行中，其勇敢耐久之程度远远不如欧洲人，他们大批地失去性命。对他们来说，让他们适应不同于自己成长的气候是非常困难的”。三是欧洲移民后裔女性的生育能力逐渐下降。在这一地区，妇女“比欧洲人过早地停止了生育子女。她们在40岁或45岁之后很少或从未生育过孩子，一些妇女在30岁之后就停止生育了”。卡尔姆对这些现象感到有些不可思议，询问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结果，但“无人能够给我满意的回答”。卡尔姆没有直截了当地谈到欧洲移民后裔退化的原因，只是在字里行间流露出主要是冷热无常的气候所致。(32)出于谴责殖民主义“罪恶”的需要，让欧洲人对前往新大陆望而生畏，雷纳尔接受了卡尔姆关于欧洲移民后裔在美洲自然环境下发生退化的观点，并在自己的著述中加以发挥，成为构建美洲全面退化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实，对于生活在美洲的欧洲移民后裔退化，雷纳尔处于一种矛盾的心态，既不希望同根同种的美洲土生白人像印第安人一样发生退化，又想通过展现美洲全面退化的图景来指责专制体制在海外殖民给新大陆带来的“邪恶”，这种矛盾心态体现在《哲学与政治史》的字里行间，他对宾夕法尼亚殖民地教友派信徒的称赞就表明了这一点，把他们描写为节俭的农夫，过着简朴美德的生活。这个殖民地的居民“生活纯朴，这里的人最初就打算追求这种非常有利于健康和生育力的生活。在这里，男人享有与人类体质虚弱相匹配的幸福生活”。(33)类似语言在雷纳尔的著述中并非鲜见。雷纳尔没有像布丰那样把退化对象仅仅局限于美洲的动物和印第安人，而是把欧洲移民后裔也包括进来，与德波一样在这个论题上迈出了重要一步。杰斐逊对此评论说，布丰从来没有直言美洲白人发生退化，他“的确只剩一步之遥了，但他停在这里。唯独雷纳尔神父迈出了这一步”。(34)杰斐逊可能根本就不知道德波为何方人士，还以为提出此说的仅为雷纳尔。雷纳尔把退化延展到美洲的欧洲移民后裔身上，显然不是“标新立异”，更不是想在“退化论”中增添点“新东西”，而是有着更深层的政治目的。
在雷纳尔看来，受气候等自然条件的影响，美洲的动物与人发生退化是一种很难扭转的趋势，这是“气候的法则”，正是在这种法则的作用下，“每个人、每种动物和植物都只能在其原土壤生长和繁盛。对自己本土的热爱似乎是大自然的铁律，适宜于所有生命体，犹如保护它们存在的愿望一样”。(35)雷纳尔这段话的意思很明确，离开本土而迁徙到异国他乡的动物与人，一旦失去多少代已经适应的气候等自然条件，必然出现不适应，生命机体会发生退化。这是支撑雷纳尔把退化对象扩展到欧洲移民后裔身上的理论基础，欧洲移民后裔呈现出退化的特征，显然是他们的祖辈从欧洲迁徙到气候条件比较“恶劣”的美洲定居的必然后果。即使是处于种族分层宝塔顶端的白人，大概也要服从大自然的这一“铁律”。这样，“移居到美洲诸岛的欧洲人应该与他们携带的动物一样发生退化”。(36)不过，移居到美洲的欧洲人不是被动地服从这一自然法则，而是会通过努力改变自然环境使之更有利于自己生存。正是这样的生物特性，他们比动物退化要慢很多，只是经过几代之后才显现出一些与本土欧洲人的异状。雷纳尔以加勒比诸岛的克里奥尔人的生活方式为例试图证明这一法则，他对生活在这些群岛的克里奥尔人很少有激烈谴责之语，也未公开讲他们身体机能发生退化，只是把气候对克里奥尔人的影响，在描写他们生活的文字中体现出来，让读者明显感到他们的生理特性还是与本土欧洲人存在很大差异。克里奥尔男性放荡不羁，过着纸醉金迷的奢侈生活。正是由于这种长期的纵欲，他们的体内器官发生退化，“几乎不可能抵御炎热的气候”。抵御疾病的器官功能下降导致定居在这些岛屿上的克里奥尔人大批死亡，包括来自英国、法国、荷兰、丹麦和西班牙等国的移民及其后裔。(37)雷纳尔对生活在美洲不同地区的克里奥尔人似乎不是使用同一个标准，他描述西属美洲殖民地的克里奥尔人时写道，他们“丝毫不比野蛮人强多少，与印第安人不相上下”。对葡萄牙殖民地的克里奥人更是不客气，指责他们“十分懒惰，腐败不堪，沉迷于声色犬马。唤醒这个退化种族的唯一方法是把一些勤劳之人置于他们眼前，分配给他们一片适宜耕种的土地”。(38)西班牙和葡萄牙美洲殖民地的克里奥尔人在血统上已发生改变，雷纳尔谴责他们发生退化与其本人对殖民主义的强烈厌恶是相一致的。
英属北美殖民地是雷纳尔关注的重点，在这些殖民地，欧洲移民后裔是否发生退化关系到雷纳尔对布丰退化理论的发展有无可靠的论据或基础。一位学者断言，雷纳尔“作为一名法国人，很容易把美洲退化命题扩展到英属美洲殖民地”。(39)这种说法或许有些道理，但显然过于简单。仔细翻阅《哲学与政治史》，雷纳尔对英属北美殖民地的称赞之语远多于西属美洲殖民地，法国的原殖民地主要集中在北美地区，在这个地区生活的法国移民后裔大概最多。在雷纳尔本人的内心深处，他或多或少有些偏向北美，从他对北美自然环境和社会习俗的描述中可以隐约地看出这一点。不过，要是生活在这一地区的欧洲白人后裔与本土欧洲人无任何区别的话，那雷纳尔的“退化观”便毫无引起人们关注的新颖之处，他想借此来批评专制制度和殖民主义的政治目的势必难以实现，终会落为笑柄。因此，雷纳尔尽管对生活在北美地区的欧洲移民后裔改造生存环境多有赞誉，(40)但还是毫不犹豫地将他们归入“退化”人种的名目之中。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小施莱辛格对此评论说，无人能够“比法国的雷纳尔神父使这种状况更具有刺激性而又更锲而不舍”。(41)与雷纳尔同时代的欧美学者对他的美洲观进行反驳，主要集中在雷纳尔对英属北美殖民地白人移民后裔退化的论述上。
雷纳尔把最初定居在英属美洲殖民地的欧洲白人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自由人”，人数最多；第二类为“罪犯”，被母国法庭判决后遣送到殖民地，通过法官卖给了种植园主，劳役年限7-14年不等；第三类为“契约奴”，他们在母国一贫如洗，甘愿卖身为奴，换得前往美洲的一张船票。他们受主人支配，服役期限长短不一，视双方签署的契约而定，一般不会超过8年，期满后即可加入到“自由人”行列。后两类人的特性是不固定的，最终都会成为“自由人”。雷纳尔只要揭示出“自由人”发生退化，那生活在英属北美殖民地的所有欧洲移民后裔的退化自然就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了。其实，雷纳尔在讨论这些殖民地的生活状况时，赞扬的语言中已暗示着当地居民生理机能已经发生一定程度的退化。这些克里奥尔人“比欧洲人反应更为敏捷，成熟也比欧洲人早很多，但他们的寿命不是很长”。(42)到了讨论“自由人”时，雷纳尔便在这些基础上进一步发挥，声称克里奥尔“自由人”迄今为止“已经发生了显而易见的退化”。雷纳尔写道，这些克里奥尔自由人“最初还能灵活敏锐，很容易领悟思想，但他们不能聚精会神，也不习惯进行持久的思考。令人吃惊的是，美利坚尚未产生出一个优秀的诗人，没有一个熟练的数学家，在任何艺术或科学领域都没有一个天才。他们在每个方面几乎都表现出某种天赋，但无论如何却没有一个著名的天才。他们先于我们早熟和成熟，当我们达到智力的全面开发时，他们却远远地落在了后面”。(43)塞缪尔·威廉姆斯认为，雷纳尔上述之言是对“生活在美洲的欧洲人后裔发生退化的描述”。(44)威廉姆斯似乎不大清楚雷纳尔如何能够作出如此断言，话语中包含着对雷纳尔此论的强烈批评之意。不过，如果对雷纳尔的整个美洲观详加考察，他得出英属北美殖民地欧洲移民后裔发生退化的结论应该为情理之中，是美洲自然环境“缺陷”造成生活其上的动物与印第安人发生退化的逻辑延伸。
雷纳尔是一位影响很大的学者，至少在他所处的启蒙运动时代是这样。《哲学与政治史》尽管出自多人之手，但主要体现了雷纳尔的思想。因此，对这部多卷本著述的褒贬毁誉自然由他独自承担。这部书完成之后最初在法国被禁止出版，雷纳尔本人遭到法国当局迫害，被迫流亡国外。1770年该书第1版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出版之后，即刻在欧洲学界掀起波澜，一时洛阳纸贵，供不应求，雷纳尔由此名声大噪。从第1版到1820年，这部书进行了37次再版和修订，还不包括大量的盗版在内，与此同时，先后被翻译为英文、德文、荷兰文、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等，在欧洲国家广为发行。(45)一部学术著述能够不断再版和修订，这在当时不敢说是绝无仅有，但恐怕很少有同类著述能够与之相比。《哲学与政治史》在当时影响非常广泛，从平民百姓到执掌国家权力的政要，欲要了解大洋彼岸的陌生世界，无不将之视为经典拜读。一位学者由此评论说，这部著作创造了一个“新时代意识”的中心文本，生活在那个时期的人是“读雷纳尔《哲学与政治史》的一代人”。(46)18世纪后期欧洲绝大多数人对美洲的了解基本上没有走出想象的局限，他们对异国情调的新大陆抱有浓厚的兴趣。在弘扬“理性”的启蒙时代，欧洲人更需要知道处于“蒙昧野蛮”状态之下的美洲究竟与“文明”的欧洲有何区别，差距到底有多大。雷纳尔这部书出版正逢其时，成为“所有欧洲人对美洲地理、植物、政治和殖民感兴趣的起点”，随后也成为“革命时代法国人对美国观察的起点”。(47)雷纳尔一生从未到过美洲，或许他根本就不愿意踏上这片已经和正在退化的土地。他对美洲的描述夹杂着浓厚的个人偏好，在真实与想象中勾画出美洲的全景。这样，雷纳尔对美洲的描述难免漏洞百出。不过，这丝毫没有影响到这部书对欧洲读者产生的强烈吸引力，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他们对美洲的猎奇心理，在阅读美洲各个方面都显得“低劣”的文字中形成了欧洲文明优越的自豪感，对他们脑海中塑造美洲的负面“他者”形象的确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雷纳尔在世时曾宣称：“如果我的著作在未来几个世纪还能发现一些读者，面对着我对激情和偏见的冷漠，我希望他们不要知道我是来自哪个国家，我曾经生活在哪种制度之下，我从事什么工作，我宣称信奉何种宗教派别。”(48)这番话反映出他对这部书能够成为传世之作的自信，但雷纳尔并未如愿以偿。不可否认，书中描述的美洲状况多为真实情景，美国第一代地理学家杰迪代亚·莫尔斯说，他撰写美国地理概论中路易斯安那地区时参考了雷纳尔对北美地理概况的描述。(49)然而，真实状态的展现通常为常识，很快就有许多学者写出了比这部书更具有普及美洲知识作用的书籍，这部书自然就被搁置一旁。更为重要的是，能够体现雷纳尔美洲观的内容，后来证明多是一种凸显欧洲文明优越的想象，在现实中几乎不存在，美洲土著人和欧洲移民后裔的退化即属此类。想象一旦被事实证明为谬误，这部书很快就会被人们所抛弃。此外，雷纳尔不是一位坐在书斋中钻研高深学问的学者，他的这部书之所以在当时产生如此大的影响，与他把对美洲的描述与欧洲现实政治密切联系起来有很大关系，美洲成为一面谴责欧洲专制制度“邪恶”的镜子。这种对“自由平等公正”的讴歌在当时专制制度盛行全球的时代确实起到了正面积极作用。然而，雷纳尔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却是以把美洲描述为低劣或退化作为谴责欧洲殖民主义在海外之“邪恶”的筹码，美洲土著人与欧洲移民后裔成为欧洲人追求自由的牺牲品。雷纳尔的这部书曾风行一时，在启蒙运动时期欧洲人对美洲“他者”形象构建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没有经受住时间流逝的考验，最终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他的美洲退化之说，历史已经做出公正的评判。因此，雷纳尔这个在启蒙运动时期叱咤风云的人物被后世所遗忘乃为历史发展的必然。
注释：
①关于欧洲启蒙运动的著作很少提及雷纳尔，即使偶有涉猎，也是寥寥数语。如果不专门阅读关于他的著述，很难对其思想有所了解。
②J.H.M.Salmon,"Liberty by Degrees:Raynal and Diderot on the British Constitution,"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vol.20,no.1(Spring 1999),p.88.
③J.G.A.Pocock,"Commerce,Settlement and History:A Reading of the Histoire des Deux Indes," in Rebecca Starr,ed.,Articulating America:Fashioning a National Political Culture in Early America,Lanham: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0,p.30.
④参见Enrique Dussel,"Europe,Modernity,and Eurocentrism," Nepantla:Views from South,vol.1,no.3,2000,pp.465-475.
⑤Abbe Raynal,A Philosophic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Settlements and Trade of the Europeans in the East and West Indies,vol.I,Book VI,Glasgow:Printed by and for D.M'Kenzie,1812,p.274.(以下书名简写为A Philosophical and Political History.说明：本文所引19世纪之前的书籍，原书扫描件皆来自https://archive.org，以下书籍不再标出这个网址)
⑥Thomas K.Murphy,A Land Without Castles:The Changing Image of America in Europe,1780-1830,Lanham:Lexington Book,2001,p.15.
⑦Lee Alan Dugatkin,Mr.Jefferson and the Giant Moose:Natural History in Early America,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9,p.39.
⑧Anthony Pagden,European Encounters with the New World:From Renaissance to Romanticis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3,p.80.
⑨转引自Anthony Pagden,European Encounters with the New World:From Renaissance to Romanticism,p.80.
⑩Jorge Canizares-Esguerra,How to Write the History of the New World:Histories,Epistemologies,and Identities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 Atlantic World,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p.36-38.
(11)详见Antonello Gerbi,The Dispute of the New World:The History of A Polemic,1750-1900,trans.by Jeremy Moyle,Pittsburgh: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73,pp.60-61.
(12)培根的相关论述详见Francis Bacon,Essays,Civil and Moral and the New Atlantis,New York:P.F.Collier & Son,1909,p.167; Francis Bacon,New Atlantis,London:Printed for Jolm Crocke,1660,pp.2-3.
(13)Abbe Raynal,A Philosophical and Political History,vol.III,Book XVIII,p.185.
(14)转引自Gerbi,The Dispute of the New World:The History of A Polemic,1750-1900,p.49.
(15)转引自Gerbi,The Dispute of the New World:The History of A Polemic,1750-1900,p.49.
(16)Gerbi,The Dispute of the New World:The History of A Polemic,1750-1900,p.49.
(17)Abbe Raynal,A Philosophical and Political History,vol.III,Book XVII,p.186.
(18)Abbe Raynal,A Philosophical and Political History,vol.II,Book VIII,p.430; vol.II,Book VII,pp.61,55.
(19)Abbe Raynal,A Philosophical and Political History,vol.II,Book XII,p.386; vol.II,Book XI,p.291; vol.II,Book XIII,p.411.
(20)Abbe Raynal,A Philosophical and Political History,vol.II,Book VIII,p.98.
(21)Abbe Raynal,A Philosophical and Political History,vol.III,Book XVII,p.188.
(22)Abbe Raynal,A Philosophical and Political History,vol.II,Book VII,pp.3,60.
(23)Abbe Raynal,A Philosophical and Political History,vol.II,Book VIII,Book IX,pp.99,161.
(24)Abbe Raynal,A Philosophical and Political History,vol.II,Book XII,p.338.
(25)Kathleen M.Brown,"The Anglo-Algonquian Gender Frontier," in Nancy Shoemaker,ed.,Negotiators of Change: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Native American Women,New York:Routledge,1995,pp.26-48，转引自Andrew P.Moore,French Observations of America:Intercultural Commentary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A Dissertation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2005,p.58.
(26)Abbe Raynal,A Philosophical and Political History,vol.III,Book XVII,p.187.
(27)Abbe Raynal,A Philosophical and Political History,vol.III,Book XVII,p.195.
(28)Abbe Raynal,A Philosophical and Political History,vol.III,Book XVII,p.195.
(29)Abbe Raynal,A Philosophical and Political History,vol.III,Book XV,pp.83,93; vol.III,Book XVII,pp.186-187.
(30)Abbe Raynal,A Philosophical and Political History,vol.II,Book VII,p.31; vol.II,Book XI,pp.144-145; vol.III,Book XVII,p.186.
(31)Abbe Raynal,A Philosophical and Political History,vol.III,Book XVII,pp.186,195.
(32)Perter Kalm,Travels into North America,vol.1,trans,by John Reinhold Forster,Warrington:Printed by William Eyres,1770,pp.102-104.
(33)Abbe Raynal,A Philosophical and Political History,vol.III,Book XVIII,p.309.
(34)"Thomas Jefferson to Chastellux,June 7,1785," in Julian P.Boyd,ed.,The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vol.8,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3,p.185.
(35)Abbe Raynal,A Philosophical and Political History,vol.III,Book XVIII,p.294.
(36)Abbe Raynal,A Philosophical and Political History,vol.II,Book XI,p.329.
(37)Abbe Raynal,A Philosophical and Political History,vol.II,Book XI,pp.334,335.
(38)Abbe Raynal,A Philosophical and Political History,vol.II,Book VII,p.122; Book IX,p.197.
(39)Gerald A.Danzer,"Education Has the Discovery of America Been Useful or Hurtful to Mankind? Yesterday's Questions and Today's Students," The History Teacher,vol.7,no.2(February 1974),p.194.
(40)参见Abbe Raynal,A Philosophical and Political History,vol.III,Book XVII,p.193.
(41)Arthur Schlesinger Jr.,"America:Experiment or Destin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82,no.3,1977,p.510.
(42)Abbe Raynal,A Philosophical and Political History,vol.III,Book XVIII,pp.252,308.
(43)Abbe Raynal,A Philosophical and Political History,vol.III,Book XVIII,p.301.美国革命爆发后，雷纳尔完全改变了其关于美利坚人身体机能发生退化的观点，上述之言也在最新修订版中被删掉，把他们作为美洲人退化之例外加以考察。
(44)Samuel Williams,The Nature and Civil History of Vermont,vol.2,2nd ed.,Burlinton:Printed by Samuel Mills,1809,pp.458-459.
(45)美国学者达拉斯·欧文对《哲学与政治史》再版和修订版做过详细的统计，共计法文36版，英文18版，德文3版，荷兰语和西班牙语各1版。详见Dallas D.Irvine,"The Abbe Raynal and British Humanitarianism,"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vol.3,no.4(December 1931),pp.576-577.
(46)R.R.Palmer,The Age of Democratic Revolution:A Political History of Europe and America,1760-1800,vol.1,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9,p.239.
(47)Andrew P.Moore,French Observations of America:Intercultural Commentary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pp.17,81.
(48)转引自Jorge Canizares-Esguerra,How to Write the History of the New World,p.52.
(49)详见Jedidiah Morse,The American Universal Geography; Or A View of the Present State of All the Kingdoms,States,and Colonies in the Known World,vol.1,6th ed.,Boston:Published by Thomas and Andrews,1812,pp.587-5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