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参与了《健康中国 2020 战略》、《“十三五” 卫生与健康规划》、《“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的规划工作。我们非常有信心，《“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提出的目标（表1），一定会实现。
最近的资料显示，中国未来实现人均 76 岁的期望寿命已经达到。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测算，2010 年我国人均期望寿命为 74.8 岁，国家卫计委信息中心估算，2015 年我国人均期望寿命达 76.2 岁。现在的问题不是活多长的问题，而是活得好不好。如果长寿是坐轮椅的长寿，是瘫在床上的长寿，那也没有什么意义，健康长寿才是人们追求的目标。
这些年我国 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是一直在下降的（图 1），农村和城市的孕产妇死亡率的情况，也是逐年下降的趋势（图 2）。
目前的基本数字已经接近我们提出来的目标。我有信心，“健康中国 2030”的主要指标未来一定会实现。
医改的目标是什么
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在此情况下，医改应该设立怎样的目标？我们要解决医疗卫生的公平性和“可及性”，要确保人人享有基本的卫生保健服务。这是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进行新一轮医改最重要的目标。
从 2009 年开始的新一轮医疗改革，到今天已经 10 年了。怎样评价这轮新医改？我认为可以借用孙中山先生的一句话，那就是“尚未成功，仍需努力”。医改现在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还在改革的路上。
比方说新农合。2002 年开始，中央财政第一次拨款给农民报销医疗费，是按人均 10 元的标准。到今年这个数字全国平均起来已经接近人均 700 元。另外像大病统筹，住院治疗的报销额度，今年有可能达到 11万元，比过去大幅度提高，这也是很了不起的。统计数字显示，目前我国 14 亿人口当中，约 96% 已经不同程度地享有医疗保障。但还不能说中国卫生的公平问题已经解决，只能说是取得相当大的进展。
不可否认，我国的卫生公平水平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有 96% 的国民享受了不同程度的医疗保障，但是这中间仍然存在地区之间的差别。近期的数据显示（表 2），目前北京的职工平均医疗费每年已经达到 6000 元以上，上海职工接近 9000 元，贵州不到4000 元；北京的农民可以达到 1600 元以上，上海的农民接近 2800 元，而贵州的农民只有 570 元。同是中国国民，真正实现卫生公平的标志，应该是所有的基本医疗都采用一样的保障标准。基本医疗，特别是在基层，最终目标应该是免费的。这个政策一旦实施，社会办医、私人诊所、企业办医等等环节应该彻底放开，既满足绝大多数的国民基本医疗能够都享受免费，同时要向不同社会基层开放。这样的话，整个的医药卫生体系，包括医药产业，反而会得到蓬勃发展。
中国医疗的可及性这些年确实有了很大的改善。来自国际著名医疗杂志《柳叶刀》（Lancet）的排名显示，在全世界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中，2017 年我国的卫生可及性排在 61 位，2018 年我们晋升到 48位。相比之下，2000 年中国的卫生可及性被排在 144 位，由此显示中国整体医疗水平提高很快，这是不争的事实。与此同时，2016 年中国卫生的总支出占 GDP 的5.6%，在国际上排名 117 位，我们正是用这样大规模的国家投入得到了世界上认可的卫生可及性排名的快步提升。
医疗水平的提高有很多重要因素，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的医药卫生人员。我认为我们的医药卫生人员的特点是“经久耐用”，并且非常“低廉”，但是效果良好。从这一点来讲，我们医药卫生系统的人员非常值得敬重。放眼全世界，像中国这么劳累的医务人员并不多，像中国大夫挣钱这么少的也不多。
我国医疗卫生领域的问题
根据统计数据，这些年我们国家医学专业在国际上发表的学术论文数量有所增加，以前我们发表的论文总数比日本还差一些，这几年从数量上大大超过了日本，但是还没有赶上美国。但我们要看到，从 2001年到 2019 年，日本一共有19 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主要集中在物理、化学、生理学或医学三大领域。而我们医学领域的研究力量还需加大，医学研究在质量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国际医学界有几个最重要的杂志《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柳叶刀》（Lancet），《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这些年中国学者在这些刊物上发表文章的数量也在迅速增加。尽管学术文章发表数量增多，文章的质量有所提高，但是我们现在的临床研究还是有相当多的问题。我们来看两组数据，一个是心血管的治疗水平，美国最近 10 年来心血管——特别是冠心病的死亡率下降了38%，而我国这 10 年不但没有下降，还在上升，说明我们在治疗冠心病方面和美国还是有相当的差距。第二，根据我国医科院肿瘤医院去年发表的文章，目前我们癌症的 5 年生存率提高到了 40%，全国的平均数字是37%，但在日本，这个数字已经接近70%（67.7%）。所以，我觉得中国在心血管、癌症的临床治疗水平方面，还需要大幅提高。
另外，中国的大医院在世界上是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的。我估计，目前中国的三甲医院大概有 2500多家。而规模最大的医院已经拥有 1 万张病床，全国6000 张病床以上的医院可能已经有十几家了。而美国最好的医院梅奥医学中心（Mayo Clinic）在美国三个州都有医院，加起来才 2700 多张床，而我们仅河南一个省就有 1 万张床。现在我们的床位指数已经达到 6.5，德国和法国是 8，中国的病床床位不是说供给过剩，关键问题是往哪里放，是继续让这些大医院增加床位，还是把增加的床位放到县医院或者更下一级的基层，让老百姓就地可以医疗。难道阑尾炎这样的病，还需要到三级甲等医院去治疗吗？所以我想，解决这些问题还是需要在宏观政策上加强研究，特别是在宏观监管上加强治理。
在我国 10 年医改中，三甲医院的发展速度很快（表 3）。十年间，三甲医院的数量从 1000 多家增长到 2500 多家；床位从 90多万已经变成了现在的256 万。三甲医院的收入，2017 年达到 17000 多亿元。而三甲医院的工作量也有所增加。据统计，全国医疗费支出，三甲医院占了其中的 68.2%，也就是说医疗的钱主要都花在三甲医院上面。因而卫生部现在正在重点研究分级医疗，要面向基层，这种资源整合和布局方向都是对的。
我对教育非常重视。我过去曾经担任过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的校长，医学院原来是卫生部管，后来就划归到教育部了。现在每年大约有 20 多万的医学院校毕业生，有资格考医生的约有十多万，而最后能考上的只有五六万。这些毕业生将来是我们的医生，如果只有一半左右的医学院毕业生才能拿到医生执照，那么浪费就太大了。我在各种场合、包括两会上都反复呼吁，医学院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发论文，最重要的任务是为社会培养合格的、优秀的、杰出的医生。我希望有关部门能够重视我们未来医生的培养质量。在 10 年、20年以后，他们是给我们看病的主力。
医药卫生供给侧改革的关键
医药卫生领域给人民提供什么东西？当然是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水平和服务机构，比如三级甲等医院。现在地方政府办高级医院的积极性很高，但是要想让老百姓都能看上病，就要让老百姓在基层就能解决绝大多数人的看病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所以我认为，医药卫生的供给侧改革关键要实现全民参与，人人享有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无论再办多少三级甲等医院，老百姓仍然会感觉看病贵、看病难。这需要整个社会引起高度重视。
如何评价这些年来我国的医疗改革？可以肯定地说，医改确实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距离成功还需要更多的努力。
另外，有人说每个人健康问题的第一负责人应该是本人，这个说法我不同意。健康是整个民族的健康，是全体国民的健康，那么健康问题应该由谁来负责？应该是各级政府。各级政府对所管辖的人民负有重要的责任，要确保健康中国的指标能够完成。在老百姓能否公平、可及、人人享有卫生保健这个问题上，各级政府应该尽职尽责。
2020 年是我们全面进入小康社会的关键节点，我曾经提出国家应该建立“人口与健康委员会”，现在这个机构被称为“国家卫生与健康委员会”，但是现在的医保问题归医保局，医药归市场经济监管局。习主席曾经强调要实现“三医联动”，我当时提出建议，医保、医药、医疗要实行联动，就应该建立统筹机制，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应对此负有责任，最好是一起管理。
另外，就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国民健康保障法”，应该争取尽早通过相关法律。医疗战线的工作者都希望，所有中国人在基本医疗问题上都能得到普遍的、公平的医疗保障，每个人都能享受同样水准的医疗保障。医保卡最好能够像身份证一样，每个中国人都有这样一张“一卡通”。我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开始设计全民免费基本医疗的方案和实施办法，现在就着手开展这个工作。
作为医药卫生战线的一个老兵，我对健康中国和国民健康充满信心。一方面是我们国家的综合实力；另一方面是我们国家的经济水平，包括科研创新能力都在不断增强。这些年的安定团结，党的坚强领导和老百姓十足的干劲，使我国有基础和条件解决这些问题。我希望借助中国当前蓬勃发展的大好时机，把中国人民的健康问题真正、有效地解决好。中国人有能力解决吃饭问题，中国人也一定有能力解决人口和健康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