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诚，原名泽宗，字敬夫，安徽贵池人。桐城派最后一代文学家、著名学者，曾任省文史馆图书管理员兼采编，著有《合肥军事概论》、《池阳杂俎》等。晚年识见少年李克强，视为门生而谆谆教诲。

1997年5月15日，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的李克强在《安徽日报》上发表了题为《追忆李诚先生》的文章，以下为文章全文：

从某种角度说，学者大抵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名实相符，这是大多数。一类是名不符实，这是少数。还有一类则是有实无名，这一类究竟数量如何，很难估算。因为他们鲜为人知，我所认识的李诚先生就属于这一类。

李诚先生是安徽贵池人，1977年逝世，享年七十多岁，逝世前是安徽省文史研究馆一位退休的图书管理员。至于他生于何年，我不曾知晓，生平如何，亦不甚了了。但可以肯定地说，他是一位真正的学者，一位通晓国故的专家。

我是在幼年时代认识李先生的，我们同住在一所大杂院里。这所其实并不大的院子，住了十几户人家，不知是因为人丁众多，还是因为院落狭窄，总显得拥挤、庞杂和喧闹。在我童年的记忆中，这所院落的唯一神圣之处是拥有一座图书室，藏有近万册书。李先生便是这图书室唯一的管理人员，兼做出纳与采编。

图书室由两间北房辟成，约有四五十平方米，据说是供文史馆馆员们研究文史之用。图书室的四壁均是书橱，入门处摆有一张长条桌，图书室的门紧连着院落的大门，出入院落的人必从图书室的门前走过。李先生每天总是端坐在桌前，手不释卷，或执笔圈点，或颔首低吟，日复一日，几乎日日如此。当然，他有时也抬头环顾左右，似防闲人进入。大概是因为这里的藏书有限，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入室者寥寥，李先生也就乐得潜心向学了。由于是北房，又书拥四壁，室内光线略显昏暗，但很寂静，与喧闹的院落形成反差，有些神秘的感觉。当我是学童的时候，大约出于好奇，放学归来，曾有几次悄悄地溜进室内，李先生发现后，总是用严肃的表情和礼貌的手势将我赶出图书室。后来，又有几次，李先生发现我只是在书橱边翻翻看看，并无越轨的举动，便允许我留在室内，但不得打破安静的气氛。这里本无一册儿童读物，许多又是线装书或旧版书，我当然是不知所云，对一些新版书也只能是似懂非懂。我不敢问，因为李先生没有空闲，似乎也未感到我的存在。但是，他却让我感受到一种氛围，一种书香四溢的氛围。

这一段平静的时光不长，很快就被打破。一个动乱的年代开始了，首遭厄运的当然是这样的图书室。作为一个“四旧”或者说“封、资、修”书籍聚集的场所，自然是在被查封之列，李先生也就失去了办公的地方，回到家中，他的居所是大院角落里的一间偏房，面对庭院有一扇窗户，窗前照例摆着一张长条桌，李先生依然每天坐在桌前埋头读书。有时他也走出门户伸展腰身，但神情依旧，似乎时世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如有人从他面前走过，不论老叟还是稚童，他总是微笑点头，只是寡言少语，现在回想起来，是一副宽大为怀的模样。

在那个动乱年代开始的时候，我还是个学童，但停课闹革命的浪潮却波及小学。我突然和李先生一样，也“赋闲”了，从而产生了一种想向李先生问点什么的念头。不知是因为李先生恋旧(我们毕竟在图书室有过一段和平共处的时光)，还是因为他想说点什么，李先生的居室容我进入。时间是固定的，从每晚九时开始。他释卷之后，便烧上一壶水，把脚放在一个不大的搪瓷盆中，不断有节奏地搓足，时而向盆中添上一点热水，时而用手揉脚板心上的涌泉穴。他做得不紧不慢，循环往复，大约近一个钟点。就在这段时间里，李先生用平和的语调，时断时续地向我讲中国的国学，讲治学的方法，讲古今轶事……这种每天近一小时的讲解、谈论夹杂着议论，持续了近五年之久，几乎穿越过我的少年时代，但李先生的话似乎仍未讲完。

李先生的确是饱学之士。大院里的一些老人称他为活字典，因为常有人读书读报遇到难解的字或典故来问李先生，李先生总是脱口说出这些字或典故的读音、含义，有时，也会说出它们的出处。其实，李先生的学识不止于对中国文字的认识，他有很厚实的古文功底，又在国学的广泛领域具有造诣。有一段时间，他专门向我讲授唐诗，一天只讲一首，而讲一首诗他可以用约一个小时的时间，常常是旁征博引。他喜欢“为学要像金字塔、又能广大又能高”的治学之道。更喜欢要能“吃冷猪肉，坐热板凳”的治学态度。因为文庙里是供着冷猪肉的，读书人应当将板凳坐热，不能总是躁动不安。因此，李先生做人的目标似乎就是为了做学问。他总是专心致志地研读，从不见他为外界的风云变化而动容。孔夫子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而已。”对这样的生活准则，李先生可以说是身体力行了。他认为，读书人眼界一定要开阔，要能看大场面，大观则大见，小观则小见。也就是说要读各种类型、各种观点的书，除有专门注重的外，对其他学识起码做到识门。李先生是专攻地理的，而且偏重于古代军事地理。但他研读的范围远不止于《读史方舆纪要》之类的书，可以说经、史、子、集、丛、志、图以及佛经等尽可能地涉猎。大概是受康、梁等人的影响，他还很推崇清末民初出现的所谓“新学”，因此也喜欢谈国际政治、西方哲学、世界历史等。以他的看法，只知一门学问，一种观点，无异于画地为牢。

李先生读书的品味是很高的。作为先生，他也留意我读什么样的书。以他的观点，初学者宁可少读书，或者等书读，也不能读类似三家村中的书。这是因为沾了村夫俗子之气后，再脱胎换骨便难了，所谓璞玉可以雕琢。记得有一个春天的傍晚，我在院中借助微凉的晚风读《古文观止》，在那个对古代文化进行“革命”的年代，能找到这样的书并非易事。但李先生发现后，却不以为然，他断然斥之为“村书”，认为不值得读。他后来开了一篇书单给我，有《昭明文选》、《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等，这固然有明显的“桐城派”的色彩，但也并不受其拘泥，作为入门读物，起点是高的。他一再说，发乎其上，得乎其中；发乎其中，得乎其下。发乎其下，便什么也没有了。对于初学中国史，他主张一定要先读前“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及《资治通鉴》，而不能只是读后来人作的《中国通史》之类，因为这些书夹叙夹议太多。对一些品味不够的书，他甚至反对过目，担心无意中收入记忆库，以致混淆黑白。当然，他也不是一味反对读通俗的书，譬如《唐诗三百首》，他就认为是入流的书，可以欣赏。他于读书不止是读，也是在品，因此，有些过于挑剔。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严谨的学风。

李先生治学的严谨，还表现在他奉行“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原则，而且是十分严格的。李先生于国学的知识是渊博的，他不仅通晓古体诗、近体诗，也懂得词与曲，但他在向我讲授了旧体诗后，却不愿再讲全词。他说，于词学方面，他只能体会出一些绝品的妙处，对不同时代，不同流派的词却不能做到细微的分辨，尤其是不会“唱”。他明确地说，“我如果传授，则是误人子弟”。他与当时蛰居合肥的女词人丁宁先生有交往，他认为自己所结识的人中，唯丁宁先生懂得词且可以填并提出要带我去见她，但当时她正在病中。后来又因李先生自己生病，他还为未能实现自己的诺言感到遗憾。李先生认为天下有的学问可以无师自通，有些则是无师不度。譬如佛学，有一段时间李先生的案头常放着《楞严经》、《大乘起性论》等佛学经典，但他认为自己是不甚了了。他有时也用胡适之写《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的史事以解嘲，胡适之之所以始终未能写出这部书的下卷，是因为到中古时期回避不了对佛教的解析，李先生断定胡适之是被难住了。

李先生做学问是十分认真的，读书的品味也是极高的，但他的衣食却是很随意的，要求的水准也很低。大约是为了简便，他总是理一顶短短的平头，戴着一副30年代式样的眼镜，由于他身材不高，又微胖，这一种打扮，很难让人一眼看出他是一位饱读儒经之士。他的老伴不在身边，因而自己做饭。我曾见到他把买来的一块肉、两块豆腐切成几大块，扔到锅里，加点盐和酱油之类，用水煮熟了吃，即便在煮菜的过程中，他依然是手不释卷。他似乎是把读书、做学问看成人生最大的乐趣。在他的时间表里，读书占了大部分，吃饭、睡觉也是为做学问服务的。他很少与人交往，虽然身居嘈杂的大院，除了有时谈点学问之外，很少说些别的。但李先生的内心世界并不刻板，他在讲学问时，常常插些趣闻轶事，讲到兴浓处，还情不自禁地哈哈大笑。李先生也是很重感情的，记得70年代初，我插队乡村，初次远离家门，与父母告别后，但踏出院门，发现李先生已早早站在巷口，向我点头道别，以示送行。

表面看来，李先生是个纯粹的学者，其实在他的内心深处，始终蕴藏着一种对国家、对民族强烈的责任感。他并非是一个为趣味而读书的人。记得70年代中期的一个夏天，我从乡村回城探亲，当去看望李先生时，发现他正半跪式趴在一张小凉床前挥汗如雨般地写作。小床上铺满了线装书和平装书，约几十本。李先生对我说，他想写一部《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从历史地理的角度来讲述中华文化的变迁。其中多用考据的方法，譬如某一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当时的发生地或出生地，现在应为何处，同时将纠正一些错漏的说法。究其本意，则是要说明中华文化是绵延不绝的，是必然要中兴的。讲到慷慨处，李先生引出顾炎武写《日知录》的开头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且说他要把这八个字写进卷首语中。从李先生的眼神中，我竟然隐约地预感到这个动乱的年代行将结束，中华文化繁荣的时代即将开始。

不幸的是，李先生在他大作写到一半的时候，在春天伊始，冰封正待消尽之时，却悄然离开了人世。

李先生的死是默默的，他不希望有追悼会或告别仪式之类，生前他曾交代其子，只要将他的骨灰撒到一条流动着的河里即可。

诚然，流动的河水总是不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