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批评家之中，对批评手艺的思考与墨迹多于杰姆逊者，鲜矣。自1970年代以来，杰姆逊持续地从元评论、辩证批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形式-内容辩证法等不同层面，对批评方法或曰手艺展开了深入细致的思考和实践，这种思考和实践既处于一种不断丰富和完善的过程，又内涵着高度的同一性。对于这种同一性，一言以蔽之，即对于形式分析方法的忠诚与信赖，并且最终意愿在普遍去政治化的时代重新发现甚至发明政治。对于杰姆逊的批评手艺，本文试图强调其中所蕴含的某种对于偶然性的创造性理解，并因此之故，将此一手艺概括为一种从纯粹美学与政治“偶遇”的文本实践。
关键词：辩证批评 形式分析 美学 政治 “偶遇”
弗里德里克·杰姆逊[1]是继法兰克福学派之后欧美世界最具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之一。他的工作面向文化批评、社会批评、文学批评、电影批评等诸多领域，诸种跨界实践面对不同的对象文本，但所依托的方法或手艺却有某种内在的同一性，本文试图关注这种内在同一性，并述其递进之过程，进而论其机制性元素中的某些独到特征。同一性对于杰姆逊而言，并不意味着教条或规则，他的批评思想的原则之处恰恰在于强调万物皆动态，批评亦因时、因地、因事不同而动态性的与之相符合；同时，这种同一性也并不意味着扁平单面，如杰姆逊自己所言，批评自身要无处不在自我批评之中，批评处于一个自我祛魅化的过程，同样也处于一个自我完善化的过程。而具体讨论杰姆逊的批评手艺，即那种辩证批评或社会形式诗学的东西，从他的阐释学构想开始是必要的。后者是前者的一个思想基础或理论前提，质言之，阐释观的建立，廓清了批评的功能和价值上的障碍物，也回答了批评的策略和目的问题，在此基础上，谈批评的方法或曰手艺才有进一步的可能。
论阐释：背景与依据
杰姆逊关注阐释学问题，有其时代背景和理论缘由。
从当代阐释问题的外部历史条件来看，正如杰姆逊在1971年的论文《元评论》中开宗明义：“在我们这个时代，诠释、解释、评论已经声名狼藉。”[2]杰姆逊指出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一书症候性的宣告了阐释之终结的标志性意义，并强调到那时为止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中形式主义相对于社会历史阐释的胜利。在美国，新批评则是这一趋势的代表，其盛况为杰姆逊的学生时代所亲历。新批评强调细读，排斥文本之外如社会性和政治性等因素进入文学阐释的空间，通过“意图谬误”和“感受谬误”之说彻底将文本封闭起来，将文本变成一只“精致的瓮”。在杰姆逊看来，这种自我封闭的倾向之根由并不单单在于美学中心主义的自恋式独断，更在于人们普遍缺乏自我反省的意识形态遏制的后果，而这种意识形态，杰姆逊将之归结为英美哲学中的政治自由主义、经验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杰姆逊认为这个英美世界里所谓“自己的传统”乃具有一种反对思辨的偏见，正是这种偏见导致了阐释过程中美学的封闭以及政治的封闭：“它对个别事实或事件的强调，是以牺牲该事件可能寓于其内的诸关系的网络为代价的，它继续鼓励对现存秩序的屈从，阻挠其追随者在政治上进行联想，特别阻挠他们得出本来是不可避免的结论。”[3]
对此现实的认识及其反对促使杰姆逊做了一件几乎前无古人的工作，即首先在美国引入德法的辩证法文献。1971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一书即是基于这样的诉求之下他当时的代表性工作。这部书可以称作一部德法辩证理论的字典或说明书，辩证思维及基于此的辩证批评的提倡由此在美洲大陆上找到了一个雄辩而多产的阐释者。而事实上，批判理论的这一脉络后来打着“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的旗号不期然地进入中国[4]，当年，人们更多地在其中看到了“后现代主义”，却只能在很久之后才意识到它只是“辩证批评”的某种文本实践。
阐释危机与争论并不单单发生在美国，同样也发生在欧洲，作为杰姆逊论阐释的集大成之作《政治无意识》便是马克思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十年论战的结果。从杰姆逊在《政治无意识》中开列出来的法国后结构主义不同程度上“敌视”阐释的书目[5]的情况就可以相当明了地看出，阐释问题在1970年代的西方学术界和思想界内部面临着另一个层面的分歧，这个分歧不再来自对辩证法或历史诉求的认同与否，而在于对意义的信任危机。在后结构主义者那里，这种信任危机导致了某种程度上“错置”的发生。杰姆逊以德勒兹和伽塔里的《反俄狄浦斯》为例指出，后者批判弗洛伊德的“家庭叙事”阐释范式却被“错置”地纳入了对一般阐释学或曰“旧的阐释系统”的拒斥，阅读文本的新方法过于急迫地“整个废除一切阐释活动”[6]。后结构主义者在阐释思想上对意义的放逐和过于精巧的怀疑主义，这是杰姆逊所并不苟同之处，《政治无意识》一书所尝试构建的宏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阐释学计划，正是对此的一种扬弃式回应。在这本书中，杰姆逊将马克思主义看做某种批评的“终极视域”，由此通过理论的“翻译机制”，将批评变成一种具备高度复杂机动能力的复数存在。而这也成为我们理解杰姆逊批评手艺的另一个重要契机。
如果说英美哲学传统与杰姆逊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构成一种类似“敌我矛盾”的关系，那么后结构主义传统对于杰姆逊而言构成的则是类似于“一种人民内部矛盾”的关系。处理不同的矛盾采取不同的方法，但做出理论的和批评的回应这件事情本身，都是迫切的。这种迫切性最终归因于某种事业性因素，而不是专业性因素或职业性因素。它绝非厚此薄彼式的山头主义之争，抑或某些具体性专业/业务问题的是非对错之辩，而是指向着某些美学问题背后所更加基础性和前提性的问题，我想将之总结为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双重根源：形而下的根源是“文化领导权”的争夺问题，而形而上的根源则在于一种“缺场的原因”的真理观或历史观的本体论假定。而二者的一个凝聚的焦点恰在阐释。
具体来看，杰姆逊认为，阐释对于理解文本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一种阐释方法在技术上的精密性和时间上的流行性，更在于阐释方法本身的意识形态倾向性，即它意味着阐释方法将对阅读构成一种有力的引导力量，而超越于对它的价值判断的事实乃在于这种引导力量的先在性，杰姆逊说：“文本总是作为已经读过的东西摆在我们面前；我们通过前此阐释积淀下来的不同层次或者——如果是崭新的文本的话——通过由继承的阐释传统积淀下来的阅读习惯和范畴来理解它们。”[7]
文本处于阐释的笼罩之下，任何阅读，必然是一种“重读”。也就是说，文本的敞开状态无可抵消无论是积极意义还是消极意义上的“前理解”。这一“前理解”在杰姆逊这里就是“阐释”或“阐释传统”的先在性，它是我们阅读之时将先于阅读这个动作而首先遇到的不可见之实存物：“我们的研究客体与其说是文本本身，毋宁说是阐释，我们就是试图借助这些阐释来面对和利用文本的。”[8]
这里杰姆逊十分清楚地展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阅读到头来不是在阅读文本，而是文本在按照一种阐释方法的引导进入读者的阅读，即“读法”决定了你将“读到的东西”。阅读顺序的经验主义时间关系就被这样完成了一个因果颠倒——阅读的结果发生在阅读之前，阐释的作用发生在阐释之前。如此这般，阐释及其思维定式而非文本自身必将首先成为意识形态或文化领导权争夺的政治性战场，正如杰姆逊所说：“阐释并不是一种孤立的行为，而是发生在荷马的战场上，那里无数阐释选择或公开或隐蔽地相互冲突。”[9]这里就仿佛生成了一幅恐怖景象，尤其是对于那些弱阐释能力的群体而言，他们的正当性的实质无法在符号层面得到说明，甚至无法在这一群体内部得到自我说明，于是其部分成员将极容易产生“反认他乡作故乡”的场景，这时，这一群体的内部必然是分裂的或者离心的，并且将为强阐释能力群体的统治形式所隔空压制。这是阐释之争夺和斗争、也即文化领导权的争夺和斗争的一则非常实际的例子，或在具体和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之中，这种争夺和斗争将更加残酷，并且不亚于荷马之战场上的残酷性。
文化领导权之争，体现于阐释，而必然超越于阐释。阐释背后，必然需要更高的价值论或本体论做支持，以超越世俗化意义上的价值或有用性标准。无疑，这也将是论证或建立阐释之地位的一项基础工程，在这里，阐释作为一项事业，成为接近“历史”和“真实”的一种能力。“历史”或“真实”，在杰姆逊那里至少可以归为经验主义的和本体论的这两种理解方式。就其形而上或者本体论的理解而言，杰姆逊的“历史”观深刻受到后结构主义影响，其来源有二：其一，阿尔都塞基于“结构的因果律”认为：历史乃是“缺场的原因”。这个概念来自于斯宾诺莎，而阿尔都塞借此说明生产方式的结构乃具有不在场的决定性。杰姆逊认同这一反驳经济决定论的历史理解；其二，拉康区所分出的“三界”理论，其中“绝对拒绝象征化”的“真实界”被拉康描述为一个否定性概念，不能为语言所捕获，它自身抵制任何符号化，而总固守在自己的位置上，然而它却是“想象界”和“象征界”的存在和运作的基础，它是一种大写的“真实”。杰姆逊认为那就是“历史”的确切含义：“说出在拉康那里实在之物究竟意味着什么并不是比登天还难的事情，它就是历史本身。”[10]如果在一个本体论的意义上认为历史本身是“缺场的原因”，是“真实界”，那么在认识论的意义上，杰姆逊则试图说明“历史”乃是作为理解现存事物的一种终极的前提和视域。它们虽然不可终极被占有，却可以不断地被接近，杰姆逊说：“历史不是文本，不是叙事，无论是宏大叙事与否，而作为缺场的原因，它只能以文本的形式接近我们，我们对历史和现实本身的接触必然要通过它的事先文本化，即它在政治无意识中的叙事化。”[11]
在本体论的意义上，“历史”乃是不可触及之物；而在认识论的意义上，“历史”最终提供了敞开自己的路径，而无论是它的文本化还是它的叙事化，都要经历阐释之萃炼，才可回到自身，即所谓的“永远历史化”[12]，而这，正是阐释或批评实践的一个终极视域，通过阐释或批评实践，一种历史将找到与另一种“历史”重叠的可能，尽管，前者采用的是表象或稍纵即逝的方式。
辩证思维与辩证批评
杰姆逊将自己的批评手艺归位在德法辩证批评传统之内，而这种批评传统又可以相对称为“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批评”[13]传统，其基础则在于辩证法或曰辩证思维。毋庸讳言，杰姆逊高举辩证思维究其本质是一项具有高度政治性的行动，其直接的政治动机或批评诉求即反对英美经验主义的实在论的政治后果，杰姆逊一针见血地指出后者的政治性乃在于对社会意识的钳制：“允许给予经济问题以法律的和伦理的解释，用政治平等的语言来代替经济不平等的语言，用对自由的思考来代替对资本主义本身的怀疑这种思维的方法，就其种种形式和外观而言，在于将现实分离成一些封闭的空间，小心翼翼地把政治同经济，法律同政治，社会学同历史学等因素区别开来，结果是，任何特定的问题的内涵永远不可能全部看见；而且，还在于将一切陈述都局限在不相联系的以及直接可以证实的事物范围之内，以便排除任何思辨的总体化思想——这种思想有可能引发整体社会生活的某种幻象。”[14]
杰姆逊认为，在西方，这种英美经验主义的实在论乃是一种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它打着科学和自由幌子的孤立主义和封闭主义倾向内在地反对任何对现有社会秩序的真正理解和变革可能：一方面，任何关于现实的认识只是一种幻觉的产物，生活世界成为一个幻象空间，无事实对象的反对与有明确对象的盲从，却构成这个空间的行动指南；另一方面，任何关于未来的想象只是历史已有逻辑的延续或再生产，于是时间被永恒化，或者历史被宣告终结，此刻即未来，乌托邦及其冲动在这一秩序中遭到无以复加的污名化。
在这个意义上，辩证思维在这一意识形态空间中的引入就意味着某种威胁，意味着意识形态的祛魅和社会意识的解放之可能。这一目的之所以可能达到，杰姆逊认为首先赖以辩证思维的客体性：
“在真正的辩证思维中，整个过程都蕴含于任何特定的客体。相反，具体的思维在这里已经分裂，成了两个全然分离的运作：一方面不是真正的思维而是某种方法的表达，另一方面不是对一个真正客体的附丽，而只是一系列客体例证。然而，辩证思维的本质却在于思想对内容或对客体本身的不可分离性。”[15]
杰姆逊对辩证思维的这一理解出自黑格尔。正如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序言中否认除了通过哲学本身的真实实践以外能够用任何其他方式真正讨论哲学，杰姆逊认为除了蕴含于特定的客体，辩证思维无法思考客体。客体无论是具体的社会环境，还是文本或影像及其他，它们自身的逻辑而非思维主体预设的逻辑才是一种辩证思维的真正起点，而同样，这也是辩证批评的真正起点，而这一起点也必然决定了辩证批评的“客观性”和“多样性”：“实际上，对于真正的辩证批评来说，不可能有任何事先确定的分析范畴：就每一部作品都是它自身的内容的一种内在逻辑或发展的最终结果而言，作品演化出它自己的范畴，并规定对它自身释义的特殊用语。因此，辩证批评就在另一个极端摆脱了所有单一或单一价值的美学理论。”[16]
辩证思维和辩证批评的范畴并非来自思辨，而只能来自于客体，客体的客观性和多样性要求辩证思维和辩证批评本身与之动态符合。故而，对于辩证思维而言，杰姆逊强调要坚持具体环境的非恒常化、社会历史的去神秘化和当下现实的矛盾在场化的对客体的思考原则[17]；而对于辩证批评而言，基于马克思主义“终极视域”与诸理论之间的“翻译机制”，则构成方法多样性的一个保证，这种方法多样性与作品自身所演化之范畴的自在性和多样性又是内在一致的。
在《政治无意识》一书中，杰姆逊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不可逾越的地平线”——“它容纳这些显然敌对或互不相容的批评操作，在它们自身内部为它们规定了部分令人可信的区域合法性，因此既消解它们同时又保存它们。”[18]所谓“可信的区域合法性”即基于客体所形成的各种个别的“批评的范畴”，如心理分析、符号学、神话批评、形式主义批评、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批评等，这些“批评的范畴”最终回到客体的方式即辩证批评的运作方式。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所谓“回到”并非单纯的“归位”，而是要经由马克思主义“翻译机制”。在杰姆逊看来，“在其微妙与灵活方面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远胜于其他系统的在不同语言间翻译斡旋的模式。”[19]所谓“翻译斡旋”，一方面在于不同理论语言间做跨界沟通的努力，另一方面恰在于“既消解它们又保存它们”，换而言之，即充分地对其历史化和语境化，保持对其意识形态之“隐蔽的预设”的充分警惕和消除，而这一点保证了这些“批评的范畴”的“可信性”和“合法性”所在。
由此，便引出了辩证思维或辩证批评的另一个重要的内涵，即其自反性或曰自我意识：“辩证思维在其结构上是自我意识的，可以被描述为在一个层面上思考一个特定客体，而在这样的思考的同时又观察我们自己的思维过程，或者，用一个更科学的辞语来说，又把观察者的地位计算入实验本身的那种尝试。[20]”
辩证思维注定是“思维的平方”[21]，是一种关于思维的思维，是一种思维关于思维的自我意识。而就辩证批评而言，批评的对象也就不仅仅在于客体，还在于批评自身的自我批评（即元评论[22]），辩证批评究其实质而言乃是一种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有机联合。原因即在于批评本身的历史局限性不足以保证它天然地就可以作为洞察客体真理内容之工具。辩证批评本身必然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伴随着与“历史”或“真实”的接近—远离—再接—再远离的无休止的运动关系，而在这个运动关系内部，批评的客体和批评本身也处于一种动态的适配过程之中。伴随着批评本身的祛魅与赋魅、赋魅与祛魅的循环往复的过程，客体也在显现与遮蔽、遮蔽与显现的循环往复的过程中无休止运转。而这一过程在杰姆逊看来并没有终点也不可能有终点：“它永远达不到系统真理的某种终极地点，从此它可以在那里停息，因为它似乎辩证地与非真理、与神秘化相联系，它是对神秘化的决定性否定，针对着那种神秘化，它永远被迫去矫正对于现实的一次次的领悟，而它自身反过来又永远处于同真实失去接触的危险之中。[23]”
辩证思维或辩证批评恰恰是一个从来没有实现过的东西，永未完成性即它的第三个重要特征。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辩证思维或辩证批评乃是一种不可知论的可知论，可知论的不可知论。我们熟悉马克思的名言：不是我占有真理，而是真理占有我。这句话正可以作为辩证思维或辩证批评的这一特征的注脚，真理并不是辩证思维或辩证批评的私有财产获取对象，它只是一种真理对于辩证思维或者辩证批评的片刻/瞬间的始料未及的宠幸。正如杰姆逊所言：“成功的辩证思维所带有的标记是震惊，是讶异，是固有观念的颠覆。你可以在一瞬间洞察真理，但你自己的意识形态会卷土重来，把你湮没在有关世界的种种假象以及你自己的主观愿望之中。于是你又被逐出了真理。”[24]
纯粹美学与政治的“偶遇”
形式的概念和内容的概念以及形式与内容的辩证法是杰姆逊批评手艺的一组重要范畴。就一般文艺理论而言，文本的美学方面（如叙事结构、风格特征等）被认为属于形式范畴，而文本的社会历史或政治方面（如时代背景，思想倾向等）则被认为属于内容范畴，这种理解根源于亚里士多德的形式与质料的二分法及其后西方源远流长的二元对立思维传统。杰姆逊对此并不赞同，辩证思维并不允许这样赤裸而简化的形式/内容二元论的流行，而这种二元关系论述本身同样会让我们对形式和内容各自都产生误解，更加无从进行一种有力有效的批评活动。为了建立起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同一性关系的真正连接点，杰姆逊首先通过辩证思维将亚里士多德所开创的“以形式为主宰、源于技艺模式”的形式/质料逻辑关系做了一次“颠倒”：“形式不是作为最初的模式或铸模，作为我们的出发点，而是作为我们的终点，作为只是内容本身深层逻辑最后的明晰表述。”[25]
杰姆逊的此一颠倒的完成某种意义上即黑格尔对于亚里士多德的颠倒，辩证法对于形而上学的颠倒，而前者强调的重心在于内容。黑格尔在《美学》中通过形式与内容的关系界定美，即是基于形式只是内容的一种深层逻辑这样一种看法，譬如他认为在中国、印度、埃及各民族的艺术仍然是没有形式的，或者具有的只是劣等形式，不能把握真实的美，其原因即在于这些民族的神话体系、艺术作品的思想和内容本身就是不确定的，或者是十分浅薄的确定的。在这个意义上，艺术作品的完美与否首先在于它的思想和内容的深刻或内在真实与否。[26]我们不难发现，杰姆逊这里对于形式与内容关系的论述，呈现出浓郁的黑格尔色彩，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作为“模式或铸模”的形式，在杰姆逊的阐释中，彻底祛除了它的理念性，而仅作为一种“表述”，“内容”却以更加深刻的呈现方式沉淀于其中。
就黑格尔而言，所谓的内容的逻辑乃是绝对理念的一种自我实现之轨迹，杰姆逊认为应将它“理解成一个总体生活形式，社会生活本身的具体形态。”[27]这是出于马克思主义的对黑格尔哲学或美学的一种改造，因为内容与形式的相互符合，“只有在这种符合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在社会生活自身之中得到具体实现的场合，才能作为一个想象的可能性存在，因而那种形式的实现，以及形式的缺陷，便被当成了某种深层的、相应的社会和历史结构的标记，”而在这样的理解前提之下，“探索这种结构就是批评的任务。”[28]当然，除了黑格尔之外，以上批评任务的提出，对于杰姆逊而言另一个更加直接的影响来自卢卡奇，而卢卡奇对此的教益方面主要在于形式的“场合”论。杰姆逊明确说：“卢卡奇教给我们很多东西，其中最有价值的观念之一就是艺术作品（包括大众文化产品）的形式本身是我们观察和思考社会条件和社会形势的一个场合。有时在这个场合人们能比在日常生活和历史的偶发事件中更贴切地考察具体的社会语境。我想我会抵制把美学和历史语境分别对待，然后再捏合在一起的做法。”[29]
就形式和内容的辩证法这个层面，如果说黑格尔教会了杰姆逊批评的重心在“内容”，那么卢卡奇则教会了杰姆逊批评中“形式”作为“场合”在整合社会条件和形势之必然性内含中的优先地位。毫无疑问，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杰姆逊必然相信“一切事物都是社会的和历史的，事实上，一切事物‘说到底’都是政治的。”[30]然而他同样明确的是，这并不应该是批评的起点，而应该是批评的过程的伴生物伴随始终。单纯的目的论或手段论（将“美学”理解为“历史语境”的附庸，仅作为某种装饰性的美丽外观，以“美学”为手段，以“历史语境”为目的）都绝非批评的坦途，而恰恰是批评的陷阱，批评将在这样的看似追求确定性的过程中迷失自我，而实际上一步步地远离确定性。于是，关乎“内容”与“形式”之关系与批评之“操作”流程，杰姆逊做出如下明确申明：“最终人们必须做出政治上的判断，我认为这至关重要；但问题应该首先从其内在的观念性上予以分析和讨论。对艺术作品亦是如此。我历来主张从政治社会、历史的角度阅读艺术作品，但我绝不认为这是着手点。相反，人们应该从审美开始，关注纯粹美学的、形式的问题，然后在这些分析的终点与政治相遇。[31]”
杰姆逊强调“应该从审美开始”，对于文学作品或者其他艺术作品而言，则正在于关注到所批评对象的的“内在的观念性”，这也正是辩证批评的客体性原则所在，即批评从对象出发，而非从主观出发；而另外一个值得强调的问题是“与政治相遇”，这种“相遇”首先需强调的是，它依旧发生在形式分析之中，而非形式分析之外，“相遇”发生在同一的过程之中，而非经历了某种转折或断裂；另外需强调的则是，这里的“相遇”显然不可能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重复多次发生的，而与此相应的，这种“相遇”必然不会是有目的的约会，而应该是一种“偶遇”，一种“撞见”，或者一种“狭路相逢”，它应具有一种自然而然的意味，并且仿佛是不期然而然的发生着的。杰姆逊说：“真正的题材不是在它的目的当中而是在处理题材的过程当中被穷尽的，所取得的结果也不仅是具体的整体本身，而是与达到具体整体的过程俱来的结果。目的自身是一种无生命的一般概念，正如一般的趋势是沿着某种方向进行的单纯活动一样，这种活动仍然没有它的具体实现；而赤裸裸的结果则是把自己的制约倾向弃之脑后的一种体系的僵尸。”[32]这段论述里的“题材”与“结果”的逻辑对应物正是“美学”与“政治”，二者内在于文本的同一个自身运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的“偶遇”正是一种试图突破意识形态围剿的一种间谍般的“狡黠”时刻，拒绝给任何“目的”留出空间。
具体到批评的运作过程而言，形式分析便成为面对一个文本首要的任务，而在这个分析的过程中，社会、历史和政治不断地被“偶遇”，这种“偶遇”后来被杰姆逊放置在另一樽更复杂的形式-内容框架下被讨论，这就是他在《论现代主义文学》一书中提出的所谓形式-内容的“四元位集”论主张。这一提法的针对性正是出自对于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一种复杂态度，试图将一种被后结构主义者们抛弃了的思维方式进行复杂化和合理化的有效性辩护。杰姆逊借赫捷姆斯列夫的语言学模式为一种古老的二元论提供了新的可能：
相比于通常地形式与内容二元对立的未经反省的状态，将它带入到一种三维空间的尝试，我们得以在一个更加复杂的模式中去重新发现这组古老的二元论隐微于其中的复杂性，而思维图式的变化直接决定了我们对于外部世界的复杂性的理解程度的变化。凭此，美学与政治的“偶遇”也将运行在一种更加具有操作性的框架之下。这个框架具体说来，即，“内容的内容”是“一种指涉活动”[34]，具有杂乱和无序特征；“内容的形式”包括“人们称为意识形态的一切东西”[35]，具有组织和框定特征；“形式的形式”“这种抽象的过程不可能真正完成”[36]，绝对的形式无法真正保持自己的纯净，它的纯净只是一种幻想；而“形式的内容”方才是对形式和内容之二元对立的“唯一有效的协调”，它可以同时保持二者之间的张力，并且很大程度上弥合了主观意识层面所赋予客观对象内部的某种离心的冲动。因此，杰姆逊说，“形式的内容这一概念可以作为对最初二元对立的一种哲学和辩证的解决办法，作为对康德的问题观的一种理论超越。”[37]
杰姆逊对形式—内容之间的这四种关系的细致区分，为辩证批评过程中纯粹美学与政治的“偶遇”提供了四种程度不同的美学的或者形式的地点。其中在“内容的内容”和“形式的形式”中，这种“偶遇”是勉强的甚至是困难重重的，前者几乎无“美学”可言，而后者几乎无“政治”可言；而在“内容的形式”中，这种“偶遇”首先来自于一种潜在性或者“前世姻缘”，因为在形式分析尚未开始的时候，意识形态就已经先行地与“文学素材或潜在内容”走到了一处，正如杰姆逊所说，“文学素材或潜在内容的本质特征恰恰在于，它从来不真正的在原初就是无形式的，从来不是在原初就是偶然的，而是一开始就已经具有了意义，既不多于又不少于我们具体社会生活本身的那些成分。”[38]而在“形式的内容”中，纯粹美学与政治在这个地点的“偶遇”才既是一见钟情的，同时又显示出某种命中注定的倾向。“形式的内容”自身所携带的丰富的历史性和政治性抑或意识形态性，在形式分析展开的时刻已然便是“偶遇”开始的时刻，而或许，这乃是一个理想的时刻，或者地点。毋庸讳言的是，对于辩证批评的起点形式分析而言，这同样是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时刻，或者地点。因此，辩证批评常常更多的时候是琐细、精巧和微妙的，因为纯粹美学与政治大多数“偶遇”的地点，总是偶然的、散碎的、同时也是不可预测的。
注释：
[1] Fredric Jameson，其在不同中译材料中有不同的译名，如杰姆逊，詹姆逊，詹明信等，本文论述中统一使用杰姆逊的中文译法，但注释中仍旧保留原文献的译名。
[2] 詹姆逊：《元评论》，见《快感：文化与政治》，王逢振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页
[3] 詹姆逊：《语言的牢笼/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下），钱佼汝、李自修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年，序言，第2页
[4] 众所周知，杰姆逊1985年客座北大，其课程被整理翻译为《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一书，该书第一版为陕西师范
5] 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王逢振、陈永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1页
[6] 同上，第13页
[7] 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第1页
[8] 同上，第1-2页
[9] 同上，第5页
[10] 詹明信：《拉康的想象界与实在界——主体的位置与精神分析批评的问题》，见《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张旭东编，陈清侨、严锋等译，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201页
[11] 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第26页
[12] 同上，第1页
[13] 詹姆逊：《语言的牢笼/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下），序言，第1页
[14] 詹姆逊：《语言的牢笼/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下），第330-331页
[15] 同上，第305页
[16] 同上，第300页
[17] 詹明信、张旭东：《马克思主义与理论的历史性——詹明信就本文集出版接受采访录（代序）》，见《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第29页
[18] 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第2页
[19] 詹明信、张旭东：《马克思主义与理论的历史性——詹明信就本文集出版接受采访录（代序）》，见《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第17页
[20] 詹姆逊：《语言的牢笼/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下），第306页
[21] 同上，第277页
[22] 杰姆逊在《元评论》一文中说：“每一个单独的解释必须包括对它自身存在的某种解释，必须表明它自己的证据并证明自己合乎道理：每一个评论必须同时也是一种评论之评论。”见《快感：文化与政治》，第4页
[23] 詹姆逊：《语言的牢笼/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下），第334-335页
[24] 詹明信、张旭东：《马克思主义与理论的历史性——詹明信就本文集出版接受采访录（代序）》，见《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第32页
[25] 詹姆逊：《语言的牢笼/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下），第296页
[26] 同上，第296-297页
[27] 同上，第297-298页
[28] 詹姆逊：《语言的牢笼/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下），第296-298页
[29] 詹明信、张旭东：《马克思主义与理论的历史性——詹明信就本文集出版接受采访录（代序）》，见《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第11页
[30] 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第11页
[31] 詹明信、张旭东：《马克思主义与理论的历史性——詹明信就本文集出版接受采访录（代序）》，见《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第6页
[32] 詹姆逊：《语言的牢笼/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下），第305页
[33] 詹姆逊：《论现代主义文学》，苏仲乐、陈广兴、王逢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7页
[34] 《论现代主义文学》，第8页
[35] 同上，第10页
[36] 同上，第11页
[37] 同上，第12页
[38] 詹姆逊：《语言的牢笼/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下），第36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