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讲“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与政治的关系比较密切。清代庄存与与和珅同朝, 他复兴“今文”, 是否与和珅专权有关?美国艾尔曼教授在《经学、政治和宗教》一书中列有《庄存与与和珅》专章, 以为今文经学的复兴与和珅专权有关。有人提出不同意见, 最近, 艾尔曼又重申己见。我认为庄存与复兴今文经学, 原为“家学”, 传其学者, 主要是家属。到了刘逢禄, 随着社会的发展、清政的日衰, 成为“显学”。“家学”有时口耳相传。此后地域不限于常州, 经书不限于《公羊》, “家学”演为“显学”。溯其创始之初, 庄存与和和珅尽管年龄相差, 记载缺乏, 但不能说他复兴今文与之无关。

关键词：今文经学; 庄存与; 和珅; 刘逢禄;

今文经学, 讲“微言大义”, 与政治的关系比较密切。清代乾、嘉年间, 庄存与、刘逢禄复兴的今文经学, 与乾隆晚年和珅专权是否有关, 学术界对此存有不同意见。本文准备就此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

清代今文经学, 是在乾隆、嘉庆年间, 宋学余焰未尽、汉学 (古文经学) “如日中天”之际复兴的, 是庄存与在前, 刘逢禄、宋翔凤接踵于后, 形成常州学派的。

还是八十年代初, 我在《清代经今文学的复兴》一文中指出:

乾隆是力图加强专制, “维护大一统”之局的。然而, 就是这个严防门户、堵塞朋党的乾隆, 却在晚期专任和珅, 中央权落, “臣工顺意”, 这和“大一统”实不相容。庄存与在乾隆末, 与大学士和珅同朝, 郁郁不合, “故于《诗》、《易》君子小人进退消长之际, 往往发愤慷慨, 流连太息, 读其书可以悲其志云”。1“庄存与殷忧国事, 仰承‘大一统’之旨, 又不刊板行世, 是以无闻”。2等到“和珅跌倒, 嘉庆吃饱”, 刘逢禄遂得发挥庄氏“家学”, 公开阐扬了。《记董文恭公遗事》, 就是借董诰以斥和珅擅权的。3然而, 危机已伏, “盛世”不再, 这就使关心“经世”的今文学家, 对提倡“大一统”的《春秋》钻研更深。4

刘逢禄《记董文恭公遗事》, 见《刘礼部集》卷十, 提到庄存与复兴的今文经学与和珅的关系。

对清代今文经学复兴与和珅进行全面考察, 并写成专书的, 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与历史系教授艾尔曼 (Benjamin.A.Elman) 。他在1990年, 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 并经1998年由赵刚翻译的《经学、政治和宗教——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 5在《代中文版序》中就说:“今文经学兴起的政治时势是和珅事件” (代序第16页) , 在正文第五节更有《庄存与与和珅》专章, 说:

作为一个从18世纪40年代起即声望显赫的人物, 一个敢于冒触犯满族统治者的危险, 向北京旗人应试的无能、欺蒙之习挑战的人物, 庄存与在北京朝廷显赫的官位上度过了余生。他于1786年致仕。在这期间, 和珅的地位正蒸蒸日上。1776年, 这位26岁的英俊侍卫已进入军机处;1784年, 任协办大学士, 兼管礼部、户部事务;1786年, 成为大学士。作为一个从40年代任私人秘书时就受到皇帝信赖的南方士子, 庄存与目睹了这接二连三的变化。和珅被认为巩固了作为皇帝宠臣的地位, 他凭借这种地位, 建立了一个自晚明令人憎恶的魏忠贤集团消失以后无人比拟的私人政治、经济“王国”。 (第74页)

庄存与的见解是19世纪“清议”的先声, 也是东林党人反对阉党传统的余响。庄存与透过非常适合自己的经学方式, 表露出批判现实的倾向, 其中包含两点内容:其一, 他的政治主张使我们重新审视庄存与参与朝政时的保守态度。其二, 他的变法意识为后来的龚自珍、魏源等今文经学新劲加以发挥。 (第79页)

艾尔曼教授的专著, 特别是译本, 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后, 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 关于“庄存与与和珅”也有人持有不同意见,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王俊义同志的《庄存与复兴今文经学起因于“与和珅对立”说辨析——兼论对海外中国学研究成果的吸收与借鉴》, 6主要提出下列“辨析”:

一是从时间来看, “和珅之飞黄腾达, 始于乾隆四十一年”, 而庄存与在乾隆五十一年即休致, 五十三年就逝世。“而和珅之结党营私、排斥异见、贪赃枉法, 处于权势熏天之地位, 恰恰是在乾隆朝的最后十年及乾隆作为太上皇的四年。”“其颐指气使、横行霸道, 已至登峰造极, 而这时, 庄存与却早已下世十多年”。

二是从史料来说, 认为魏源《〈武进庄少宗伯遗书〉序》, 7虽然记述了庄存与与大学士和珅同朝, 郁郁不合, “然而魏源这篇书序, 写于1828年, 距庄存与下世已近半个世纪, 其对庄存与的心理多出于揣测。何况此说与实际情况也不符合, 如前所论庄存与晚年在政治上并没有突然失势之事。魏源这里所说, 不过是以自身经历抒发对现实的感慨, 用以讽喻当世罢了”。

艾尔曼教授看到王俊义同志的论著后, “深感有必要对以往讨论的问题进行重新考察”, 写了《乾隆晚期和珅、庄存与关系的重新考察》, 8在其内容“摘要”中说:

近来在研究庄存与和和珅的问题时, 大家多关注《清实录》的资料, 由于庄存与的和《春秋》相关的手稿是乾隆中期写成的, 学者们便怀疑庄存与的《公羊学》写于和珅案子之前, 《公羊学》的复兴与和珅时代无关。然而, 为什么庄存与的《春秋》学直到道光时代才以《味经斋遗书》之文集出版呢?为什么至今仍未找到任何与庄存与的《春秋》学相关的手稿?这些问题颇引人思考。通过考证大量资料来丰富对和珅时代的理解, 作者认为, 不但道光版本的《春秋》学是重要的依据, 士大夫的作品也同样值得作具体分析, 比如汪喜荀的《且住庵文集》和谭献《日记》等。从中我们可以发现, 庄存与和和珅的冲突是1780年左右 (乾隆晚期) 爆发的。魏源在未发表的《〈武进庄少宗伯遗书〉序》文稿中也提到了这一冲突, 却以庄存与的《易经》来作掩盖。同时, 庄存与的经学融汇了西汉经学, 尤其是《春秋》《尚书》《毛诗》《易经》和《周礼》。

艾尔曼教授考察了“若干重要史料”, 其中有汪喜荀的《庄葆琛 (述祖) 家传》, 以及过去未为人注视的资料, 重申庄存与和和珅关系。

究竟庄存与和和珅有没有关系?对上述“从时间来看”、“从史料来看”对他们和今文经学复兴关系的怀疑该如何看待?本文准备就此提出自己的看法。

二

我是认为庄存与“在乾隆末, 与大学士和珅同朝, 郁郁不合”的, 除在论文中提到, 在《庄存与年谱》中也言其事。至于“从时间来看”、“从史料来看”也不影响上述结论。

首先, “从时间来看”, 庄存与生于康熙五十八年 (1719) , 和珅生于乾隆十五年 (1750) , 两人相差31岁。庄存与入值南书房并在上书房行走, 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接着, 充浙江乡试主考官、提督直隶学政时, 和珅尚在幼稚。直到乾隆四十年 (1775) 擢御前侍卫、值乾清宫、兼正蓝旗副都统, 为乾隆所宠任。这时庄存与已57岁了。庄存与是乾隆五十一年 (1786) 68岁时, 才奉谕“年力既衰, 难以供职”予以“原品休致”的。9那么, 他在北京和和珅“共事”, 即从乾隆四十年算起, 也有十一年之久, 再是“二人绝不可能矛盾”, 也不会对“中央权落”没有看法。

其次, 庄存与的著作, 生前确未刊布, 到道光年间, 才稍稍刊行。道光五年, 阮元始刊《皇清经解》, 道光九年全书刻成, 收庄存与《春秋正辞》, 见该书卷375至387。道光戊戌, 邑人李兆洛刊行庄氏《八卦观象篇》二卷。“道光戊戌”为道光十八年, 据薛子衡《八卦观象篇跋》:“是书则今岁吾师申耆先生始刊行之。余又得先生之孙经饶先生写本校正焉。”10申耆, 李兆洛, 可知此书抄本不止一件, 在《味经斋遗书》刊行前已有多人传抄。《味经斋遗书》于道光间付刊, 光绪八年重刊。收《易》《书》《诗》《周官》《春秋》《乐》《四书》七类, 魏源为之撰《遗书序》, 以之为“真汉学”。

《味经斋遗书》卷首, 载阮元《庄方耕宗伯经说序》, 录如下:

元少时受业于李晴川先生, 先生固武进庄方耕宗伯辛卯会试所得士也。常为元言宗伯践履笃实, 于六经皆能阐抉奥旨, 不专专为汉、宋笺注之学, 而独得先圣微言大义于语言文字之外, 斯为昭代大儒。心窃慕之。

岁丙午, 与公之文孙隽甲同举于乡。是时, 公已解组归田, 未及以通家子礼求见, 亲炙其绪言也。公之弟学士本淳公之子述祖官山东, 元视学时, 常歎其学有本原, 博雅精審, 为不可及。岁辛未, 公之外孙刘逢禄应春官试, 馆于邸寓, 公之从外孙宋翔凤亦时来讲学, 益叹公之流泽长也。

元于庚寅岁建学海堂讲舍于粤东, 思欲蒐采皇朝说经之书, 选其精当, 臚其美富, 集为大成, 为后学津逮。兹刘君从其外兄庄绶甲录寄宗伯公遗书凡□种。元受而读之, 《易》则贯串群经, 虽旁涉天官分野、气候, 而非如汉、宋诸儒之专衍术数、比附史事也。《春秋》则主《公羊》董子, 虽略采左氏、谷梁氏及宋、元诸儒之说, 而非如何劭公所讥倍经任意、反传违戾也。《尚书》则不分今古文文字同异, 而剖析疑义, 深得夫子序《书》、孟子论世之意。《诗》则详于变雅, 发挥大义, 多可陈之讲筵。《周官》则博考载籍, 有道术之文为之补其亡阙, 多可取法致用。《乐》则谱其声, 论其理, 可补古《乐经》之阙。《四书说》敷畅本旨, 可作考亭争友, 而非如姚江王氏、萧山毛氏之自闢门户、轻肆诋诘也。

公通籍后, 在上书房授成亲王经史垂四十年, 所学与当时讲论或枘鑿不相入, 故秘不示人。通其学者, 门人邵学士晋涵, 孔检讨广森及子孙数人而已。文孙绶甲虑子孙之不克世守, 既次第付梓行世, 元复为之序其大略, 刊入《经解》, 以告世之能读其书者。

从阮元这篇《经说序》中, 可以看到阮元与庄氏的关系及其著作的流传, 阮元早从李道生 (晴川) 处听到庄存与“于六经皆能阐抉奥旨, 不专专为汉、宋笺注之学, 而独得先圣微言大义于语言文字之外”。后来又与庄氏之孙隽甲“同举于乡” (隽甲为存与次子通敏之子, 进士) , 庄氏之孙绶甲 (存与长子逢原之子) 、姪述祖, 以及外孙刘逢禄、宋翔凤相识, 庄绶甲录寄“存与遗书”, 得“受而读之”, 知庄氏于各经都有著述。“《春秋》则主《公羊》董氏, 虽略采左氏、谷梁氏及宋、元诸经之说, 而非如何邵公所讥倍经任意, 反传违戾也。”还谈到庄氏“在上书房授成亲王经史, 垂四十年”, 以及“门人有邵学士晋涵, 孔检讨广森及子孙数人而已。”

阮元看到庄存与遗书, 并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春秋正辞》辑入《皇清经解》。

在阮元序文中说他“门人有邵学士晋涵, 孔检讨广森及子孙数人而已。”查邵晋涵, 乾隆进士, 入四库全书馆, 授编修, 擢侍讲学士。治学宗郭璞《尔雅注》, 兼采汉人旧注, 撰《尔雅正义》, 另有《孟子述义》。他长于训诂, 和庄存与崇尚不同。孔广森, 戴震弟子, 官翰林院检讨, 所撰《春秋公羊通义》, 不专主今文经学, 采集汉、晋以来注释《春秋》之书, 兼取《左传》《谷梁》, 凡是经义“通于公羊”的, 都予著录, 也与庄氏所治不同。那么, 庄氏之学, 《春秋正辞》之“微言”, 就只是庄氏子姪、孙辈及其外孙, 成为“家学”。

至于阮元所说, 庄存与“在上书房授成亲王经史垂四十年”, “四十年”不确。查庄存与于乾隆十年乙丑 (1745) “联捷胪传”一甲第二, 授翰林院编修, 开始在北京任职, 至乾隆五十一年六十八岁退休返里, 也只有四十年。初入北京, 既不甚当掌院意, 后来又历赴湖南、浙江、顺天、山东学使、考官, 又加父衰丁忧返里三年, 母丧三年。在京时, 还有其他任务, 如《四库全书》成, 庄为总阅官, 不可能“四十年”专授成亲王。他在上书房行, 也在乾隆三十三年 (1768) 他五十岁时。那么, 阮元所说“四十年”, 不是指他赴京任职, 就是有误。成亲王自述也只说是“数年”。

或者根据成亲王《送庄方耕师傅提督河南全省学政序》中“先生教诲余数年, ……教以《周易》, 谢未能也;教以《禹贡》, 谢未能也;教以《春秋》, 谢未能也;教以《周礼》《仪礼》, 谢未能也”。以之与后来出版的《味经斋遗书》相对照, 说是“二者多有相近相似之处”, 认为《遗书》是“教学之讲纲、讲义一类”。我认为即使庄存与将著作内容稍一提示, 也不可能在讲课时谈到和珅。作为“闭户读书, 留心经学”、“老成典型”的“大儒庄君”, 是不会向亲王诉说皇上亲信的大臣的。作为“通其学”的邵晋涵、孔广森都不曾传其经说, 怎么会向皇上之子诉讼皇上宠信之臣。

如上所述, “从时间来说”, 庄存与和和珅年龄虽相差31岁, 但他们“共事”也有十一年之久。庄存与主张“大一统”, 看到“中央权落”, 自然不会无动于衷。他的著作出版较晚, 但早有传抄流传, 《八卦观象篇》就是有邑人李兆洛据抄本刊行的。阮元除为《味经斋遗书》撰序外, 还将庄存与的代表作《春秋正辞》编入《皇清经解》。他在上书房行走, 为成亲王讲学, 时间没有四十年, 讲学时也不可能向皇上之子讲皇帝的“宠臣”。

庄氏之学, 与当时高距堂庙的宋学和风行一时的汉学 (古文经学) 不同, 起初主要在家族中传播, 初为“家学”。

三

从史料来说, 我认为提到庄存与和和珅记载是有根据的, 不能说是“出于揣测”。

上面谈到, 明确指出庄存与与和珅“不合”的是魏源, 他在《〈武进庄少宗伯遗书〉序》中说:

君在乾隆末, 与大学士和珅同朝, 郁郁不合, 故于《诗》《易》君子小人进退消长之际, 往往发愤慷慨, 流连太息, 读其书可以悲其志云。11

魏源怎么知道庄存与和和珅“郁郁不合”, 怎会在其一个稿本里写到了政治方面的事情, 准备稍后再议, 这里且先将庄氏“家学”的流传试予求索。

庄氏经学, 最初在家族中传授, 兹简述如下:

庄存与, 字方耕, 清代常州今文经学的创始人, 著《春秋正辞》。以《春秋》为经世之书, “法可穷, 《春秋》之道则不穷”, 12举往以明来, “传之万世而不可乱也”。13其大义存于《公羊》, “通三统, 张三世诸例, 辨名分, 定尊卑, 明外内, 举轻重, 拨乱反正, 舍《公羊》奚求”。有《味经斋遗书》。

庄述祖, 字葆琛, 庄存与之姪。父培因, 早卒, 从庄存与学, 著有《珍艺宧遗书》《夏小正考》。

刘逢禄, 字申受, 庄存与外孙。幼时, 母亲授诗文。十一岁, 从母归省, 存与“叩其所读贾、董文章”, 喜曰“而子可教”。叹曰“此外孙必能传吾学”。14堂舅庄述祖自济南归, 从之受业。有《公羊何氏解诂笺》《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左氏春秋考证》《刘礼部集》等, 常州今文学派的奠基人。

宋翔凤, 母为庄存与姪女, 从舅氏庄述祖学今文经学, 有《论语说义》《论语郑注》《孟子赵注补正》《大学古文说》《过庭录》等。

此外, 庄存与子孙为其整理遗稿, 抄校刻印, 均费心力。他有三子:长子逢原, 次子通敏, 三子选辰。

庄逢原, 举人, 校刻存与《易》说。有光绪八年重刊本。子绶甲将庄氏遗著录交刘逢禄、阮元。绶甲馆于龚自珍家, “梦见公者再, 若有所讬状”, 请龚自珍写碑铭。龚又识宋翔凤, 写《资政大夫礼部侍郎武进庄公神道碑铭》。

庄通敏, 进士, 任文渊阁校理, 四库馆分校, 国史馆纂修, 整理庄氏遗著。子隽甲, 举人, 与阮元“同举于乡”。

庄选辰, 进士, 曾整理庄氏遗著。

由上可知, 庄氏今文经说, 主要是家学, 除传姪庄述祖外, 刘逢禄、宋翔凤都是他的外孙, 且从庄述祖学。他的子孙整理抄校, 常州友好先后看到的, 有臧庸、董士锡、李兆洛、洪亮吉等。那么, 今文经学最初传播, 仅在家属, 同乡也有看到部分遗稿的, 成为“家学”。

或者问, 龚自珍写有《常州高材篇, 送丁若士》。15丁若士又是何许人?他和常州今文经学又有什么关连?查丁若士, 名履恒, 武进 (今常州市) 人, 与刘逢禄同从庄述祖学。嘉庆八年拔贡, 选赣榆县教谕, 山东肥城县知县。妻为庄逢原次女。那么, 他也可说是庄氏“家学”。

作为“家学”。庄氏子孙及其传人, 除崇奉庄氏学说, 尊《公羊》, 言“大一统”, “以奉至尊而立中国之人纪”外, 16就是整理出版庄存与遗著。《味经斋遗书》中为何没有明确反对和珅的辞句?魏源又是怎样知道他与和珅“郁郁不合”。

我认为, 作为“家学”, 口耳相传, 时深月久, 亲朋中对一些不便形诸笔墨的事迹, 不会不稍一流露, 况且庄存与与和珅同朝是事实, 乾隆末叶中央权落是事实, 和珅的“权私蒙蔽”也是事实。

尽管如此, 在字里行间, 也不乏指摘和珅的词句, 如《记董文恭公遗事》云:

太保大学士董公薨于赐第, 逢禄闻之, 胸臆惝怳, 如有所不能言。憶……故友恽子居敬曰:“敬居京师未尝见公, 闻公居, 太夫人忧, 常徘徊一室, 若有所甚忧, 或执象笏击几, 笏为之裂, 窃疑公与珅同居枢密, 必有甚不得已者。公服阕, 来京师, 和珅尚沮之。敬有族子某, 微者也, 公与之故, 为犹子取其孤女, 敬以此知公贤。敬谒选, 适得富阳公先来拜曰:‘余族单而守法, 某在此未尝得罪闾里, 想不以侵扰先垅, 故烦贤大夫心也。’”

嘉庆初元, 和珅势甚张, 外而封疆大吏、领兵大员, 内而掌铨选、理财赋、决狱讼、主谏议、持文柄之大小, 臣工顺其意则立荣显, 稍露风采, 折挫随之。太傅朱文正公以德行文学受两朝知遇, 剔历中外, 垂五十年。时以内禅礼成, 例得进册, 珅多方遏之。既上, 珅又指摘之。纯皇帝谕曰:“师傅之职, 陈善纳诲, 体制宜尔, 非汝所知也。”旋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召。今皇上作诗寄贺, 属藁未竟, 珅取以白上皇曰:“嗣皇帝欲市恩于师傅邪?”上皇色动, 顾董公曰:“汝在军机、刑部之日久, 是于律意云何?”公叩头曰:“圣主无过言。”上皇默然良久, 曰:“卿, 大臣也, 善为朕以礼辅导嗣皇帝。”乃降旨:“朱珪仍留两广总督之任。”旋又改巡抚安徽。是时, 直内庭者无不色变震恐, 公从容谢过, 书旨而退。17

此文写于嘉庆二十三年, 当1818年, 距和珅被捕已有十八、九年, 还是借恽敬 (子居) 之言以斥和珅, 而恽敬已于前一年去世。“董文恭公”, 董诰, 与庄、刘两家都是世交。在“遗事”中可以看到和珅的专横、乾隆的宠任。

值得注意的是, 就在嘉庆四年, 即和珅就逮之年, 与刘逢禄同乡、同学的洪亮吉 (实录馆纂修员) 上《乞假将归留别成亲王极言时政启》, 请他“上达圣听”。成亲王是庄存与学生, “以原呈进呈”。呈文力言“聖躬应勤政远佞”。因言语过激, 几遭“斩立决”, “特恩免死”, 发往伊犁。刘逢禄为赋《秋海棠寄洪稚存丈于伊犁》七首, 今录其三:“断肠犹自当春看, 庭院秋深倚画阑。欲向东籬寻伴侣, 晚香倚归耐霜寒。”“昨夜西风昨夜霜, 莫教槛外损孤芳。自含秋思无人问, 一片红云堕夕阳。”“华清宫里影空蒙, 曾惜春阴护浅红。便遣清商动愁绪, 幽魂飞入笛梦中。”18自感“悲秋情绪画难工”, 悲怀同窗, 感念国事, 在这样近似文字狱的遭遇下,

他对乾隆宠信的和珅自然不能无动于衷。再是如此, 文字中也不敢多予表露。

作为“家学”, 与刘逢禄同为庄氏外孙, 师事亲舅庄述祖的宋翔凤, 在《庄先生述祖行状》中有这样一段:

乾隆丁酉, 以官卷中江南乡试。庚子, 成进士。相国阿桂公以先生故人子, 欲罗致之, 避嫌不往谒。时和相用事, 阿公之门下士稍稍去, 亦以是疑先生, 殿试卷已拟进呈, 后卒置十卷。后引见, 归班铨选, 先生遂歸, 奉母以居。19

特地记载和珅压制庄述祖事, 知庄氏家属对此记忆犹新。

清代今文经学之由“家学”而为“显学”, 由“公羊”而探及《诗》《书》, 由常州而延及其他省县, 是源自刘逢禄, 他是常州今文经学的奠基人。

魏源、龚自珍, 都是刘逢禄的学生, 魏源在先, 龚自珍在后。20魏源从刘逢禄学今文经说后, 七、八年间, 先合写成《董子春秋发微》《两汉今古文家法考》《书古微》《诗古微》诸书。龚自珍也用《公羊》“微言”渗入诗文。此后, 写了《资政大夫礼部尚书武进庄公神道碑铭》, 推誉庄存与“以学术自任, 开天下知古今之故, 百年一人而已矣”。刘逢禄对龚、魏也极关注, 《诗古微序》就是刘氏写的。“道光六年丙戌 (1826) , 刘逢禄分校礼闱, 见邻房有浙江、湖南二卷, “经策奥博”, 以为必龚自珍、魏源, “急劝力荐, 仍不售, 还赋诗惜之”。21龚、魏对刘逢禄极为尊重, 刘卒后, 龚自珍赋诗示感:“端门受命有云礽, 一脉微言我敬承。宿草敢祧刘礼部, 东南绝学在毘陵”。注云:“年二十有八, 始从武进刘申受 (按:即刘逢禄) 受《公羊春秋》, 近岁成《春秋决事比》六卷。刘先生卒十年矣。”22表示“敬承”“微言”。

魏源是在嘉庆十九年甲戌 (1814) 侍父入都, 从刘逢禄学习《公羊春秋》的, 龚自珍则在嘉庆二十四年己卯 (1819) 。这时距和珅事件已久, 他们和刘逢禄多年接触, 感慨世事, 不会不提到和珅, 再是顾全乾隆, 字里行间, 很少流露, 但谈经论政, 不会不提及。魏源所说, 是有根据的。常州今文, 已从“家学”而在浙江、湖南传播了。

魏源、龚自珍从刘逢禄学《公羊春秋》, 距离鸦片战争已近。此后, 他们一直有着往来。刘逢禄在晚年还为龚自珍《太誓答问》撰序 (1828) , 为魏源《诗古微》撰序, 《董氏春秋发微》未成, 刘氏先为写序 (1829) , 就在这年八月, 刘氏逝世。宋翔凤有《哭外兄刘申甫礼部二首》, 其一云:

绝学群言寄此身, 著书一室邈无邻。早衰记语同心友, 将没谁为枕厀人。惜我未归秋病叶, 哭居临去路荒榛。壁中科斗航头策, 漠漠愁随万古尘。23

“绝学”, 常州今文经学原为“家学”, 经过刘逢禄传授, 渐成“显学”;“群言”, 刘氏著作, 类列彰校, 有破有立, “不欲苟为诙诡”。有例证, 有判断, 以章太炎的信从古文, 也以刘逢禄为“辞义温原, 能使览者说绎”。24他承前启后, 使常州今文, 由“家学”成为“显学”。

庄存与于乾隆五十三年 (1788) 逝世, 刘逢禄却经历了乾隆末、嘉庆朝, 于道光九年 (1829) 逝世, 相差四十一年。他们治今文, 言“经世”, 但在这四十年中, 和珅虽已罢废, 清政府的危机却依然存在。龚自珍在道光二十一年 (1841) 逝世, 较刘逢禄晚了十二年。这时, 清政府衰朽日露, 鸦片战争已经爆发, 一场新的风暴即将来临, 抵制外乱, 成为当务之急。魏源则是咸丰七年 (1857) 去世, 较龚自珍晚十六年, 不但经历《南京条约》的签订, 还目睹了太平天国起事。他极力呼吁改革, 发愤图强, 提出“五帝不沿礼, 三王不袭乐”。25在《海国图志序》中明确指出:“为以夷攻夷而作, 为以夷款夷而作, 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提出学习西方长技, 使中国走向富强。

此后, 外患日急, 内政堪忧, 已非“家学”的今文经说, 也随社会的发展而有所改革, 他和政治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 在其创始之初, 再似没有直接议及时政, 但他早年阅赵汸《春秋属辞》而善之, 檃括其条, 正列其义, 撰《春秋正辞》。是其早有《春秋正辞》的准备, 此后虽有修缮, 但列例策划, 由来已久。只是在“家属”中将其中不曾写、不能写的词句, 稍一流露而已!后来退休返里, 在《重修常州府庙记》中还说:“洪我圣朝文教隆盛, 吏治肃清。”26此碑近年始在常州某校修建时发得, 已破损, 末署“乾隆五十二年”, 即庄存与退休返里后的次年,

乾隆五十三年七月, 他就无疾而终于里第了。隐忧国事, 仰承“大一统”, 至老不衰, “证今考古, 探赜索隐”, 真如龚自珍所说“以学术自任, 开天下知古今之故, 百年一人而已矣”。

今文经学所贵在其大义, 它由“家学”而“显学”, 传“微言”, 讲“大义”, 自与时政有关, 再是考虑乾隆与和珅的关系, 还是留下一些记载, 这些史料是有根据的。

今文经学之由“家学”而“显学”, 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清政的就衰而日益显露的。

庄存与所倡导, 以至刘逢禄的传授龚、魏, 地域不限于常州, 经书不限于《公羊》, “家学”亦演为“显学”。未几, “清政不道, 横挑强邻”, 康有为上书变法, 援用《公羊》, 源自今文。作为由“家学”而“显学”的常州今文, 溯其创始之初, 重“大一统”, 推衍《春秋》, 欲使“六合同风, 九流共贯”, “以奉至尊而立中国之人纪”。27尽管庄存与与和珅共事已在晚岁, 也不能说它与之无关。

注释

1 魏源:《武进庄少宗伯遗书序》, 见《魏源集》, 中华书局1976年版, 第238页。

2 董士锡:《易说序》, 见《味经斋遗书》第1册卷首, 光绪八年重刊本, 第3叶。

3 刘逢禄:《记董文恭公遗事》, 见《刘礼部集》卷10, 光绪壬辰年刊本, 第10-11叶。。

4 拙撰《清代经今文学的复兴》,

见《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2期。

5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版, 以下所引即据译文页数。

6 见《清史研究》2007年第1期。

7 见《魏源集》, 第238页。

8 见《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9年第3期。

9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247,

第6叶。

10 薛子衡:《八卦观象篇跋》, 见庄存与:《味经斋遗书》第3册《八卦观象》后跋, 第3叶。

11 见《魏源集》第238页。艾尔曼曾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赴北京图书馆善本室查阅魏源《古微堂文稿》手稿, 发现有两个稿本, “在其中一个稿本里, 魏源写到了政治方面的事情”。见《乾隆晚期和珅、庄存与关系的重新考察》。

12 庄存与:《春秋正辞》卷10《诛乱辞》第8, 见《味经斋遗书》第5册, 第9叶。

13 庄存与:《春秋要指》, 见《味经斋遗书》第6册, 《春秋要指》第1叶。

14 刘承宽:《先府君行述》, 见《刘礼部集》卷11附, 道光十年刊本, 第1叶。

15 见《龚自珍全集》, 中华书局1961年12月版, 第494-495页。

16 庄存与:《春秋正辞》卷2《天子辞》第2, 见《味经斋遗书》第5册, 第9叶。

17 刘逢禄:《记董文恭公遗事》, 见《刘礼部集》卷10, 第10-12叶。

18 见《刘礼部集》卷8, 第21-22叶。

19 见钱仪吉:《碑传集》卷38, 《清代碑传全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1月版, 第210页

20 见拙撰《从庄、刘到龚、魏:晚清启蒙思想生发之轨迹》,

《学术月刊》2007年第2期。

21 刘逢禄:《题浙江湖南遗卷》, 见《刘礼部集》卷11, 第17-18叶。

22 龚自珍:《己亥杂诗》, 见《龚自珍全集》第514页。

23 《洞箫楼诗记》卷13, 见《浮溪精舍丛书》第8叶。

24 章太炎:《訄书·清儒》, 见《訄书详注》, 第156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版。

25 魏源:《圣武记·雍正西南夷改流记》。

26 见拙撰:《庄存与年谱》, 台湾学生书局2000年8月版, 第40页。

27 庄存与:《春秋正辞》卷2《天子辞》第2, 见《味经斋遗书》第5册, 第9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