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从上层到中下层、从纸面到落地的过程中, 县市级早期骨干党员的发展、活动和作用是关键性的环节。这种从外出求学的学生到成为党组织成员, 以及接受训练后受命前往各地创建组织、发动群众的历程, 显现出早期共产革命在中下层的诸多面相。通过对革命落地过程中诸种复杂要素的分析, 可以发现无论是对个体际遇还是对整个革命事业, 省会、学校、家乡等结构性的因素所起到的作用及扮演的角色都值得关注。

关键词：革命落地; 早期党员; 青年学生;

引 言

在风起云涌的20世纪20年代大革命时期, 伴随着北伐军进军湖北, 武汉一度成为全国革命的中心。在国共合作及组织工作主要由共产党人掌握的背景下, 中共湖北地方组织趁势迅猛发展。据统计, 到1927年7月, 在湖北省已有55个县及武汉三镇、黄石港、新堤市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 加上建立了党小组和有党员活动的12个县, 湖北省69个县、市中, 已有65个县、市建立党组织, 开展党的活动。除武汉三镇外, 各地特支以上党组织所属支部约500个, 党员增至1.7万余名。1稍早的数据显示, 湖北省的群团组织也得到了显著的发展:截至1927年4月, 湖北省各地已发展工会会员40万余名, 共青团员2万余名, 农协会员171万余名, 妇协会员3万余名。2而在这之前, 湖北省革命运动的上一次高潮是1923年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但由于罢工遭到吴佩孚的残酷镇压, 湖北的党、团、工会都受到严重摧残。当时在上海中共中央秘书处任职的郑超麟就觉得“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汉口的屠杀对于当地共产党运动似乎是很大打击”, 以至于在他看来, 湖北省的共产主义运动“可说是最没有成绩了”。3由此可见, 较之1923年的起伏, 湖北省的革命运动形势在北伐战争期间重新走向高潮。

那么, 湖北的中共组织何以在短短三四年间即从低潮走向史无前例的高潮?是谁支撑起了这个庞大的组织架构?是谁在创建遍布全省几十个县市的基层党团组织?事实上, 除了蓬勃的革命形势的推动, 这一重大转变的发生与当时的一大批青年学生密不可分。本文将聚焦于这些年轻的革命先行者, 在纵向上, 通过追溯他们的革命历程, 力图呈现地方上的青年学生如何走向政党领导下的革命的部分面相;在横向上, 则通过对该时期湖北省各县市中共组织的概貌式描述, 着力透析这一阶段共产革命中下层的某些特征;而在整体上, 则希望有助于揭示中国革命从上层到基层、从纸面到落地过程中的诸种结构性因素。4

本文所依据的主要材料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编纂完成的中共湖北省各县市组织史资料。5具体到湖北省, 笔者查阅到了57个县、市的中共组织史资料, 这是按照80年代末的行政区划进行的, 与二三十年代略有变化, 但也基本涵盖全省。当然, 这套材料也存在一些不足。譬如因为时间跨度较大 (1921—1987) 及年代相隔久远等因素, 有的记录和描述较为简略, 有些信息较为模糊, 还有些不甚准确, 这都给使用者带来了一定困难。

本文所选取的基本党员样本来自各地中共组织史资料所编列出的该地“最早的党员”, 这类党员入党时间较早的在1921、1922年, 稍晚的在1925、1926年, 各地一般数人到十几人不等, 大多数在10人以下, 总数约为260名。仅以数量而言, 相较大革命最高潮时的1.7万名党员, 区区数百名显然微不足道, 但这批党员的特殊性在于:他们是最早回到家乡并在当地开展组织建设工作的, 是当地党小组、党支部、团支部以及农民协会、妇女协会等党、团、群组织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作为革命最初的传播者以及基层组织最早的骨干, 他们是当时革命路线的实际执行者, 他们的精神面貌和工作方式在相当程度上也体现了该时期党的气质, 他们的行为及际遇实际上也反映了该时期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诸多面相。

一、因学而聚的学生群体

历史资料显示:湖北各县市最早的一批党员绝大多数都是在武汉求学期间入党的。这意味着在当时的武汉已经汇聚了来自省内各地的“代表”。就发展中共组织而言, 这是一个十分有利的条件:学生集中在武昌的几所大中学校, 易于组织联系;广泛的地域来源便利于其回乡开展活动;而学生身份则可对其行动起到良好的掩护作用。利用这些条件, 中共组织还可以花较低的成本高效地开展工作:一个培训班也许只能容纳几十个学生, 若每个人代表一个县, 派遣下去, 中共在基层的组织规模和发展速度将呈几何级数增长。

实际上, 早在十多年前, 有利于现代政党组织发展的这一有利条件即已初现端倪。仅以湖北省立一中6为例, 1913年11月入学的101名新生是省立一中履新后的第二届学生, 他们分别来自武昌 (1人) 、夏口 (1人) 、沔阳 (5人) 、黄陂 (4人) 、汉川 (14人) 、黄冈 (6人) 、黄安 (4人) 、蕲春 (4人) 、蕲水 (1人) 、大冶 (1人) 、麻城 (8人) 、罗田 (1人) 、枣阳 (16人) 、云梦 (7人) 、随县 (2人) 、襄阳 (1人) 、南漳 (2人) 、天门 (9人) 、监利 (1人) 、崇阳 (5人) 、通城 (1人) 、京山 (2人) 、寿昌 (2人) 、当阳 (1人) 等24个县。另外2名, 分别来自福建闽县和河南潢川。7由此可以看出, 在民国初年, 生源地域多样化的情势即已非常明显。值得注意的是, 省立一中所在地武昌的学生并不多, 相反来自省内其他地区乃至距离较远的鄂西北等地的学生占了大多数, 说明出外求学、赴省城读书已经成为当时的一种普遍风气。

随着时间的发展, 这一趋势有增无减。仍以湖北省立一中为例, 到了1923年3月, 入校的117名学生则来自湖北省27个不同的县, 其中还有8名来自河南、湖南、四川、广东等省。8而通过统计1919年至1923年这5年间入校的总共500余名学生, 则可发现:湖北省有超过50个县的学生先后就读于省立一中, 其地域覆盖范围与大革命高潮时中共组织活动范围大体相当。9从本文选取的湖北省260名早期党员的求学经历来看, 生源地域多样化的情况也出现在其他学校, 譬如中华大学中学部、启黄中学、武汉中学、荆南中学等也广招来自省内各地的学生。对于大学来说, 这种情况自然就更普遍, 如中华大学、省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昌文华大学等是当时湖北最为著名的几所高等学校, 甚至吸引了不少来自外省的学生就读。就以学校规模和生源情况来看, 武汉至迟在20年代后期即已成为湖北省当之无愧的首要“学府”, 数千名来自全省各地 (还有少量外省) 的青年学生聚集在这里, 使得他们背后的家乡因之而连接成一个更有实际意义的整体。空间距离的缩短, 使群体的结合和力量的凝聚有了更为现实的基础。省立一中的学生名册显示:这些入学平均年龄接近18岁的学生中, 大部分经历都是先毕业于家乡所在县的高等小学堂, 然后考入省立一中, 亦有少数学生是由省内外其他中学转入。较为成熟的心智和相似的求学经历, 甚至还有相似的家庭背景, 使得他们很容易在学校的集体生活中声气相求, 互为呼应。青年学生因求学而常态性地聚集省城是社会变革的产物, 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存在将推动社会发生新的、更为深刻的变革。

因为身在异地, 同乡往往成为一种天然的联系纽带。这其中最为直接的就是各地的留省学会、旅省同乡会、旅汉联合会等同乡组织。和工商业界的同乡同业组织相比, 学生间的同乡组织往往较为松散, 一般不会有严格的章程和人事设置, 也难以有类似于同乡会馆这样的固定集合场所, 但因地缘而发生联系却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以黄梅留省学会为例, 1917年来自黄梅县的宛希俨考入武昌启黄中学, 入校后即组织旅汉黄梅学生联合会。目前尚未发现关于该联合会更多的历史记录, 但有些线索提示了这一联合会的实际影响。其中, 吴致民 (又名吴铁汉) 、梅电龙 (又名梅龚彬) 是与宛希俨同年入启黄中学的黄梅籍学生, 在汉期间三人都加入了恽代英创办的互助社、利群书社。1921年中学毕业后, 宛希俨和吴致民又一同考取南京的东南大学。三人在武昌建立起的密切联系在南京期间得以延续, 他们又联合同为黄梅籍但不在同一学校的李子芬、王一飞等人先后组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黄梅小组、共产党黄梅小组及中共黄梅支部等党团组织。10由于宛希俨等都是在南京加入党组织, 组织关系在南京, 直到1925年初, 才和中共湖北省党组织正式接上关系, 但这并未妨碍他们开展工作。这其中, 同乡因素明显起到了较大作用。建始县留省学会也是值得一提的事例。建始县位于鄂西南山区北部, 在1925年冬, 县里在武汉求学和工作的进步青年30余人在共产党员聂维尧、张光杰的倡导下, 成立了留省学会, 并于1926年元旦正式发行会刊, 这为以后建始县中共组织工作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1类似的例子还有江陵县留省学会12、阳新的旅汉青年促进会13等, 时人的乡籍意识之强烈可见一斑。这些留省同乡组织超越了成员不在同一学校就读的局限, 一方面有助于密切同乡之间的联系, 另一方面还容易激发出对家乡的使命感和担当精神。尽管未被正式授权, 但在上级党组织眼中, 这些人天然地就是其家乡的非正式代表, 也就顺理成章地被赋予相应的使命。

除同乡组织外, 社团在这一时期也发生着较大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年轻人也热衷于组团结社, 如时人所言:“现在一般向上的青年, 因时代的要求, 差不多都能注重练习团体生活。”14与传统中国社会因血缘、亲缘关系而产生的聚合不同, 此时的团体更多的是缘于相似的政见和价值观念, 这是近代中国社会人际关系出现的一个值得注意的新变化。由恽代英发起创办的互助社是武汉地区出现最早并有过较大影响的进步社团。互助社于1917年10月在武昌成立, 以“群策群力、自助助人”为宗旨, 结社的主要目的在于促进自我修养和为社会服务。互助社最初只有恽代英等4名社员, 随后, 越来越多的志同道合者聚集到一起, 一年间即发展到5组19人, 第5组以后, 与互助社相关或受其影响的辅仁社、黄社、人社、日新社、健学会、启明工社等小团体纷纷成立。这些小团体之间联系十分密切, 社团的成员们在五四运动中积极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 社会影响日渐增大。15受北京工读互助团的影响, 大家都感到:有必要实行一种独立自给的共同生活, 从而为改造社会创造条件。在这样的背景下, 经过恽代英的积极筹划, 利群书社于1920年初在武昌成立。利群书社吸纳了互助社及其影响下成立的那些小团体在武昌的大部分成员 (包括林育南、沈志耀、廖焕星、郑遵芳、郑兴焕、刘世昌、魏以新、胡竞成、李伯刚、萧鸿举、余家菊、林育英、萧楚女、李求实、陆沉等人) , 实际上成为武昌进步社团的联合组织。

五四运动及其所引发的反帝爱国运动浪潮则将武汉地区学生与学生之间、学校与学校之间的联系推向了更高层次。1919年5月17日, 经过此前各校代表多次开会筹备, 武汉学生联合会以19所会员学校全体3700余名学生的名义正式宣告成立。16这样, 武汉学生界首次实现了大联合, 这也意味着他们以一支具备了相当话语影响力的力量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武汉学生联合会的成立也进一步密切了校际联系。通过相应的组织规程, 原本各自为战的学生、学校通过学生联合会而集结为一个团体, 成为一股举足轻重的新兴势力。这种联合带来的积极效应很快就得到了体现。学生联合会在成立后的第二天下午, 即举行了全体学校学生大游行, 有超过2000名学生参加活动, 并表现出令当时舆论大为称道的良好风貌。17

可见, 在同在武汉求学的基本前提下, 这些学生或因同校, 或因同乡, 或因社团, 或因价值观念相通而得以走向联合。不过, 他们此时并无一个明确的奋斗方向, 其基本诉求一般是“提倡国货”、“保全主权”、“伸张民气”、“唤醒同胞”等, 为之采取的行动也无外乎游行示威、集会演说、通电抗议等。学生风潮一起, 很快即招致当局百般阻挠甚至严厉取缔。这种情况下, 只有一腔热情的学生并无更多破局之策。18这种情形恰如列宁曾提到的俄国青年学生运动:“这些新的战士 (指青年学生——引者注) 就在装备和训练极差的情况下进军了。在很多场合, 他们几乎没有任何装备, 没有丝毫训练。他们像种地的庄稼汉那样, 只操起一根木棒就去作战。”19

学潮从一校之内发展到校际联合, 再到走上街头, 实现了至少两次飞跃。但其一旦涉及现实政治, 基本上也就碰到了“天花板”。因此, 1919年的武汉学生运动发展到大联合的地步以后, 也面临着如何继续下去以及向更高层次推进的问题。换言之, 这些热情高涨但“装备简陋”、“准备不足”的学生亟待被引导被武装, 这种轰轰烈烈却不免自发散漫的学生运动亦迫切需要被进一步组织。列宁曾说:无产阶级不能自发地产生社会主义意识, 所以需要新阶级创造的科学理论予以引导。20对这些学生而言, 他们亦有类似的需求。在这种情势下, 中共组织的出现并进而与之结合也就恰逢其时和顺理成章了。

二、以学校为依托的组织发展

1920年6月, 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组织在上海成立后, 小组成员李汉俊即致信董必武, 要他约请张国恩在汉筹建共产主义组织。与此同时, 几个月前刚在武汉讲学的陈独秀指派其在日本结识的湖北鄂州人刘伯垂回汉发展党员。刘伯垂带着手抄的中共党纲草案来到武汉, 首先与曾采访过陈独秀的新闻记者包惠僧取得联系, 之后又与陈独秀来汉讲学时结识的文华大学校工郑凯卿取得联系, 再又分别与董必武、陈潭秋、张国恩、赵子健等秘密联络。在一次会议上, 刘伯垂介绍这6人加入共产党, 武汉共产主义小组随之成立, 包括刘伯垂在内的这7人就是湖北地区最早的“火种”。小组成立后的当务之急是吸纳新党员。经陈潭秋等人介绍, 失业工人赵子俊, 第一女师教员刘子通、黄负生成为武汉小组最早发展的党员。此时, 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组织活动还处于秘密状态, 其机关挂着“刘伯垂律师事务所”的招牌作为掩护, 开展工作存在诸多不便。

在这种情况下, 由董必武于1919年创办的私立武汉中学成为一个难得的据点。1920年春季, 武汉中学首次招考了两班学生并开始照章授课。到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时, 武汉中学已经经历了一个学期。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于1920年8月22日正式成立后, 向各地寄发团章, 董必武、张国恩等于同年11月正式建立了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 出席成立会议的有18人, 其中11人为大中学校的学生。21据董必武回忆, 武汉中学最进步的10名学生组织了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 加上在校任教的、负责武汉小组组织工作的陈潭秋以及学校教员赵子健, “并不是为革命而办”22的武汉中学却成了当时名副其实的“湖北共产党的中心”23。董必武、陈潭秋在加入中共后, 开始有意识地学习俄国革命, 以武汉中学为据点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 党和团的组织在学生中陆续建立起来。董、陈等人指导、组织学生开办平民夜校、识字班, 于寒暑假回乡做农村调查工作, 其后续影响在日后渐渐凸显。大悟县第一个党支部 (中共汪洋店支部) 的创建者张书田就是于1922年在武汉中学读书时被发展为党员的, 大悟最早的骨干党员中还有吝积堂、李树贞、刘家栋、梁立标等人, 都是在武汉中学读书期间加入中共的。24此外, 中共当阳县党小组的创建者李万英, 黄安县特别支部创建者董贤珏、王鉴、雷绍全等, 黄陂县回龙潭支部创建者刘家炼, 京山县县委组建者袁传鉴, 麻城特支创建者邓天文, 应城支部创建者万作霖, 钟祥党组织创建者费必生, 竹溪县特支组建者华丽中等人都是在武汉中学读书期间加入中共的。

以个人关系吸收组织成员是当时的一个基本模式。据包惠僧回忆, 陈潭秋是武昌高等师范学院毕业的, 就负责吸收学院里面的进步学生;刘子通在女师教书, 就负责女师方面的活动;武汉中学是董必武创办的, 陈潭秋也在那里教书, 就由他们负责活动;郑凯卿是工人出身, 自然应去工人中开展工作;而他自己是省立一师毕业的, 对应负责吸收省立一师方面的进步学生。25这种发展模式也清楚地表明, 中高等学校是优先被作为突破口的, 而事实上在汉的中高等学校也正是当时党组织发展的主要阵地。26除武汉中学外, 中华大学及中华大学中学部、武昌高师、省立一师、省立一中也为党组织输送了大批党团员。这里特别要提到恽代英及受其深刻影响的中华大学中学部。1918年6月恽代英从中华大学文科毕业, 被聘为中华大学中学部教务主任, 实际掌管学校全面事务, 其掌校期间, 作风开明, 积极引导学生阅读进步书刊, 关心国事。恽代英入党后27, 除了许多利群书社会员也跟着纷纷入党之外, 一大批受其影响中华大学中学部的学生也被介绍入党。黄陂县最早的党员唐际盛及由他所介绍入党的王电生、吴光荣、吴光海、胡业裕、刘家炼等数位黄陂党团组织创建者都出自中华大学中学部28, 还有汉川县第一个党组织创建者刘子谷, 黄冈县第一个党小组 (陈策楼党小组) 创建者萧人鹄及黄冈浚新学校教员卢春山、陆沉 (两人后往安源路矿) , 石首县农运工作组织者李恒久、冯世华等, 也都来自中华大学中学部。

按当时的学校布局, 武汉集中了全省最多的学校, 多数的各地早期党员亦出自在汉各中高等学校。除此之外, 鄂西重镇宜昌、鄂北重镇襄阳等地因有区域性的学校也成为组织发展的热点地区。省立三师位于宜昌, 学生主要来自宜昌本地及周边地区。1925年中共武汉地委派遣祖山竹来宜昌发展党组织, 祖山竹在三师任国文教师, 以此为掩护, 秘密致力于建党工作。如巴东县的党组织的创建者黄大祯、黄大鹏、张华甫、廖景坤、陈宗培等皆在该校求学期间入党, 还有宜都、当阳等地重要组织成员也是在省立三师加入党组织的。位于襄阳的省立二师也发展了不少党员。1920、1923年萧楚女先后两次来到襄阳, 借任教之机, 传播马克思主义, 培养青年骨干, 发展党团员。

简言之, 湖北省的党组织发展是以武汉小组几位成员为骨干, 利用个人关系网络, 以相对秘密的方式, 以在汉及省内其他中高等学校为阵地, 以学生为主要发展对象而展开的。

三、身份之蜕变

由于为数不少的青年学生纷纷加入党团组织, 一时间内, 党员身份成为一种追求进步的象征。这中间固然不能排除政党运作鼓动的因素, 但正如梁启超所言:“勿以为一切风潮, 皆由一二人所能煽动也。苟非时势之所趋迫, 虽孔子、释迦, 必不能煽动一人。”29若只观澎湃的风潮, 难免以为不过是一群受人蛊惑或者头脑发热的乌合之众的表现。而实际上, 风潮之下关涉到每个个体的对于时代的切身感受以及他们为之作出的选择。恽代英等人的转变或许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诠释。由其发起组织的互助社在每次聚会评议的末尾要诵读以下一段《互励文》:

我平心静心, 代表我们大家说, 以我们的良心做见证。我们今天来, 报告了、商量了一切事情。我们所说的, 都是出于我们的真心。我们都晓得:今日我们的国家, 是在极危险的时候, 我们是世界上最羞辱的国民。我们立一个决心, 当尽我们所能尽的力量, 做我们所应做的事情。我们不应该懒惰, 不应该虚假, 不应该不培养自己的人格, 不应该不帮助我们的朋友, 不应该忘记伺候国家、伺候社会。我们晓得:我们不是没有能力, 国家的事情不是没有希望。我们散会以后, 在明天聚会以前, 还盼望都有个有价值的报告。因为我们从这以后, 是实行的时候了。30

此时的互助社未有任何政党因素掺与其中, 也未有来自外界的任何约束, 互助社成员对国家现状的深切忧虑, 对自身使命的高度觉醒完全出于自觉自愿, 而这一点颇能代表当时青年人中普遍流行的一种思潮, 也是一种被知识界、舆论界所积极倡导的人生态度。1920年2月, 陈独秀来武昌文华书院讲学, 演讲主题为“青年与社会改造”, 到会学生竟达千余人之多, 陈独秀如此强大的号召力也从侧面反映出青年学生强烈的社会关怀意识。在演说中, 陈也鼓吹说:“当今新旧时代, 一般青年实为改造的主体。”31这种强烈的爱国热情和高度的责任感, 为近代以来为民族和国家寻求出路、拯救危局的无数志士所分享, 并且持续高涨, 而五四运动则进一步将其推向高潮。

然而, 学生的满腔热情不一定为当局所见容, 这也正是引发许多人思想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还是以恽代英及其领导的利群书社为例, 据包惠僧回忆, 书社成立后, 当时的“临时中央”32很快就注意到其影响力和潜力, 并指示武汉党组织吸收恽代英和利群书社的分子。然而, 利群书社的社员们在如何改造社会的问题上有他们自己的认识, 双方虽有多次接触却无结果, 他们给包惠僧留下的印象是“热衷搞新村运动, 办书店, 注意个人进修, 一个一个都象清教徒似地不容易使人接近”33。这种情况在不久后即发生了较大变化, 应与以下两个变故密切相关:其一, 1921年6月7日, 王占元嫡系陆军第2师因反对王克扣兵饷而发动兵变。在混乱中, 恽代英苦心经营的利群书社被毁之一炬, 社员也因之失去了活动据点。其二, 1921年7月, 少年中国学会在南京召开大会。在会上, 学会内部矛盾开始表面化, 呈现出明显的分裂趋向。由此, 恽代英在会上作了“学会前途的危险, 应讨论如何分裂”的报告。在利群书社无端被毁、少年中国学会面临分裂的背景下, 1921年7月16日到21日, 恽代英召集受利群书社影响的进步青年林育南、唐际盛、林育英等20多人在黄冈浚新小学举行会议, 宣布成立共存社, 明确提出:要“以积极切实的预备, 企求阶级斗争、劳农政治的实现, 以达到圆满的人类共存为目的”。34共存社的宗旨明确承认阶级斗争, 拥护无产阶级专政, 为实现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共产主义为最终目的, 标志着恽代英等人思想的重大转向, 表明他们已经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从热衷个人修养到主张阶级斗争, 从难以接近的“清教徒”到率先加入党组织, 恽代英的这种转向正是当时诸多青年在现有框架下不仅无法实现理想反而惨遭扼杀, 转而以更激进的方式寻求破局之心路历程的生动反映。

如果空谈救世理想是形而上学的, 那么毕业后的出路则是当时的学生不得不面临的一个切身的实际问题。时人曾就殖民地上的青年学生格外地倾向于革命的原因作出分析:“因为他们是小资产阶级家庭的子弟, 殖民地上的小资产阶级因受帝国主义之经济侵略已渐次贫困, 以致青年学生在学校里读书常觉得经济的压迫;而一方面又因为本国的经济不发展, 青年学生对于他们将来卒业后的社会地位不由得不起恐慌。”35大量的事实表明:这种对于出路的恐慌是一种实际的、普遍性的存在。有学者提到的晚清就已出现的、由虚假片面改革所引发的“畸形人才过剩”36的局面在20年代并未得到改观, 且似有愈演愈烈之势。《教育杂志》1925年第4号打头文章题为《愿全国的教育家反省》, 表达是对于学生闹学潮原因的一些思考。文章提到:当时的毕业生大多去充当教员, “文科毕业当教员, 理科毕业当教员, 商科毕业当教员。你教员, 我教员, 大多数全是教员 (自然也有例外) 。我们问作中学教员的作什么呢?他们必定说, 教中学生念英文、学算学、知道一点商业知识, 预备升大学。升大学作什么呢?希望大学毕业, 大学毕业作什么呢?当中学教员。当中学教员作什么呢?还是教学生升大学。如此循环不已, 一代一代的当教员”。这样的描述不免略有夸张, 但也正如作者所说, “一般专门学校及至于中学小学毕业生的出路, 都以‘教书’为本位, 却是很普遍的现象。”37这一点在少年中国学会会员身上亦可得到印证。该学会的青年不可谓不优秀, 但在填写《终身志业调查表》时, 62人中竟有41人填的是“教育”。38这其中当然不乏有人真心以此为志业, 但结合当时的实际, 除却教育, 他们也实在并无别的更好的出路。对这种情况, 胡适也有同感。他曾对大学毕业生说:“你们毕业之后, 可走的路不出这几条:绝少数的人还可以在国内或国外的研究院继续作学术研究;少数的人可以寻着相当的职业;此外还有做官, 办党, 革命三条路;此外就是在家享福或者失业闲居了。”39胡适这里说的是大学生, 而实际上能上大学只是学生群体中的相对少数40, 大多数中学生面临着“毕业即失业”的窘境, 这可以部分解释当时加入党组织的中学生要远多于大学生的现象。武汉中学的创立也和这种情况有关。董必武曾回忆:当时之所以在办报纸与办学校中选择了办学校,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高中级学校结业的人很多找不到职业, 很容易聘请教员。41和科举相比, 新学制一个显著的区别是:学生修业年限相对固定, 到时间就要毕业离校, 升学和就业的压力随之而来, 不像科举时代可以通过无限的时间来消解。有学者分析, 这些不甘居下流却又无法谋得一个满意职位的学生, “一方面因自身前途渺茫和社会地位不稳定而产生莫大的心理失落, 同时又因目睹整个国家与社会的败落和衰颓而心怀焦虑……革命乃至反叛的意识, 自然也最易在这一处于游离状态的知识青年群体中孕育而生。”42在这种形势下, 众多学生选择胡适所说的“办党、革命”这样的道路也就顺理成章了。以至于时人感慨:“每年加增数万知识阶级之失业者, 即无异每年加增数万知识阶级之革命者。”43

从这些青年的际遇可以看到:个体的命运或人生的路径纵然会被各种复杂的因素所影响, 但在根本上, 社会环境是最基本的、也是产生最深刻影响的因素。在大变革的时代中, 青年学生们加入中共组织, 既是对社会现实的一种主动或被动回应, 也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寻求个人出路的一种努力和挣扎。

四、革命训练与革命实践

随着北伐的推进, 为应对不断高涨的革命形势, 越来越多的人力被中共党组织派往各地、各个领域发动和组织群众。这些青年中的绝大部分在被吸纳进组织后不久, 即奉派回到家乡开展工作。其中有一部分人在回乡之前, 就接受了相应的教育训练, 也有少数人是在回乡开展工作之后再被组织选派去学习。

通过这批最早的党员的履历可以发现:他们中有不少人曾经在武昌、广州两地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和湖北省党务干部学校接受过短期培训。国共合作期间, 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于1924年7月开办了培养农民运动干部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从1924年7月到1925年底, 讲习所先后办了五届讲习班, 毕业学员500余人。44在国民党二大上, 毛泽东当选候补中央委员, 并兼任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 由其主办的第六届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于1926年5月正式开学。1927年1月, 广州政府迁到武汉, 中央农讲所随迁, 并扩大为第七届, 其学员来自全国15个省份, 以湖北、湖南、江西为多。中央农讲所的训练主要有两部分, 一是理论训练, 一是军事训练。其中, 理论训练课程主要讲授和研究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 以第六届农讲所开设的课程为例, 包含了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军事运动与农民运动、农村合作概论、帝国主义、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社会问题与社会主义、中国史概要、海丰及东江农民运动状况、中国职工运动、各国革命史、广东农民运动状况、统计学等各种课程。45为了使学员毕业后能应对残酷的革命战争环境, 军事训练也被放在突出位置, 其训练时间多达全课程1/3。46湖北的学员主要参加的是第五届、第六届以及在武昌的第七届讲习所。农讲所的学员结业后, 除一部分到中央农民部当农运特派员, 大部分回到各省充任省党部农运特派员, 并被派往省内各县市开展农运工作。其中, 组建各级农民协会是最主要的工作。

湖北省党务干部学校于1926年底在武昌开办, 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委员钱亦石兼任校长, 专门培训党务人才;学员由各县党部选派, 也在党员中招考;学期三个月, 先后办了两期;每期300人;陈铁庵、董必武、陈潭秋、恽代英、张太雷、彭泽民、吴德峰、邓初民、施复亮、何羽道、马哲民、周佛海、胡秋原等先后在该校授课。训练内容和农讲所有很多相似之处, 除了理论训练, 也有较为严格的军事训练。由于学员主要为各地方党部选送, 因而这些人一般是在过去的工作中表现优异者, 他们毕业后受组织派遣, 到各县市担任党务工作, 其中不少人承担创建当地国民党党部和中共支部的重任, 并成为主要负责人。

当然, 能前往农讲所或党干学校接受训练的只是这批党员中的相对少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在入党后, 即奉派回乡开展工作。其中, 有不少学生甚至还未毕业。对于如何在几乎完全没有革命基础的地区进行开拓性的工作, 教书和办学校又成了广为利用的手段。具体而言, 大致有以下几种方式:以在当地高等小学、中学、子弟学校任教为掩护, 借机宣传革命, 吸引进步青年, 然后将其中的优秀分子发展为党团员, 如巴东县的张华甫、廖景坤, 天门县姚普生、彭正浩, 黄陂县胡业裕, 黄冈县陆沉等;在家乡创办平民夜校、平民小学, 在教书认字中向青年农民宣传革命道理, 培养农运积极分子, 如大悟张书田, 汉川王平章, 黄陂的唐际盛、王电生、吴光荣、吴光海、刘家炼等, 麻城王幼安, 沔阳邓赤中等;还有的选择组织“联庄会”、“益学会”、“服务团”等社团影响群众, 吸纳组织成员。年轻的党员同志对这些手法应当不陌生, 在进入实际的工作之前, 他们就有几个渠道来接触或熟悉这些。其中一个就是来自组织训练, 农民运动讲习所、党务干部学校除了基本理论也要教会他们这些方法和策略。另外, 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师生组织的平民教育社等社团以及他们所开展的活动在当时通过各种报刊的宣传广为人知, 熏陶既久, 自然能习得一二。

正是通过以上这些方式, 涵盖党、政、军、群等各方面的庞大的中共组织体系在较短的时间内得以建立起来, 关于中国革命的种种设想和计划也初步实现了不同程度的落地。在中共党团组织的领导下, 处于基层的广大农民群众首次被组织起来, 他们分别隶属于某一个农民协会或妇女协会等组织团体。

除了前面提到的中共组织, 国民党组织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到1926年上半年即发展到50多个县市, 不过, 在党部委员和各级职员中, 共产党、青年团员占绝对优势, 基本上保持共产党对国民党组织的领导权。47

对于中共而言, 除组织工作外, 武装斗争也越来越被摆到突出位置, 这些党员中的一些人开始主动或被迫组织起农民自卫队、赤卫队这样的农民武装。不过, 这些主要是国共分裂以后的事情了。不应回避的是, 在短时期内建立起来的这个庞大繁杂的组织体系的实际效用可能远比纸面上所呈现出来的要脆弱许多。正如当时湖北省委的报告中所尖锐指出的那样:“像这种机会主义的政党和白纸黑字的农运, 自然在反动势力一到来, 马上便会完全消灭。”48但也不可否认的是, 正是因为有了如此庞大的基数, 总会有一些适合革命需要的人才或在此时或在彼时浮现出来。

据相关统计, 湖北各县市最早的这批约260人的党员中, 有179人在1933年以前即已牺牲或者被害, 而有超过200人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就殁亡, 其余的有近20人因在当时就下落不明或与组织失去联系而无法确知其状态, 当中应有不少在革命年代即已被害。他们的死因主要有这几个:国共分裂后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屠杀、与团防等势力的战斗中伤亡、鄂豫皖苏区“肃反”等。在因各种原因丧生的这200多人中, 大部分不足30岁, 其中的大部分是为了革命而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也有少部分是因为走向了革命的“反面”而失去生命。在短暂的一生中, 他们经历了单纯却不失激情的校园生活、相对平和的组织发动群众以及瞬即转入你死我活的斗争, 而这种整体性的转换就发生在几年之中。在无可逃避的时代里, 这些年轻人或主动或被动卷进了大革命的洪流中并成为牺牲品, 大革命、大变革时代的残酷和无常可见一斑。

除却对个体生命的悲悯, 回到革命本身, 这批最早的中共组织骨干的逝去也标志中国革命一个阶段的结束。“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这个阶段留给中共最深刻的教训。事实上, 我们也发现, 那些避免了在国共分裂初期即被屠杀的党员大多在之前即已拿起了枪杆子。一个更加激烈、更加风起云涌的时代由此开启, 而一个学生气质浓郁的、几乎照搬列宁党的中共也将脱胎换骨。

结 语

革命由口头到实践、由纸面到落地的过程, 组织无疑是关键性的因素。对于白手起家但抱负远大的共产革命来说, 组织的发展和建设直接关乎革命的成败。在这个过程中, 省会、学校、家乡是三大主要结构性的因素, 各自扮演了不同的角色, 整体上又相互关联。

省会虽非始于近代, 但随着近代以来城市化节奏的加快, 省会越来越成为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对周边地区产生强大的辐射, 形成了人、财、物的大汇聚, 地方性的舆论中心场域也由此形成。自武昌起义至中共一大之间的这十年里, 武汉地区经历了一个狂飙突进的时期:舆论风潮日益高涨, 新思想广泛广播, 新式教育空前发展, 各种业缘、地缘组织纷纷出现。这样的局面对于传播革命思想、吸引知识青年、发展革命组织, 无疑是重大契机。通过梳理湖北地区革命发展脉络, 可以看出省会武汉在其中充当的是区域革命策源地的角色, 是中共领导的革命在湖北落地的第一站, 也是关键性的一站。放宽视野, 亦可发现:在整个中国革命格局中, 省会城市以及区域中心城市也发挥了类似的作用, 革命之火正是由那里形成规模, 进而以更高效率、更猛势头燃向各地。从空间结构上看, 在幅员辽阔的区域, 在交通尚未高度发达的情况下, 欲实现列宁所说的“在各地同时着手建立全俄的战斗组织”49的组织任务, 地区性的中心显然是必不可少的承接点。

新式学校的存在让青年人有了一个较为固定的公共活动场所, 同龄人之间的切磋熏染容易产生共鸣, 有助于群体意识的形成。“省立”字头学校的创办客观上促成了全省各地人才向省会等地的汇聚, 而对人际关系的重新组织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传统社会里, 血缘、地缘是最常见的团体聚合模式。近代工商业兴起后, 业缘组织的规模和地位也日益凸显。因学缘而实现规模较大、程度较深且较为稳定的聚合, 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组织方式出现的又一个重要的新变化。对于发展组织而言, 学校的存在使得人与人的聚合大大突破了传统“熟人社会”的局限, 革命所需人才的批量生产也因之有了可能。设想一下, 如果是由中共中央或者省一级组织以秘密的方式首先一个个去吸纳组织成员, 然后再派员到各地一一去宣传革命、发动民众, 很难想象革命形势能如此迅速地并且步调一致地高涨起来。有论者指出:革命知识分子的串联模式“基本都是利用传统的同乡关系、师徒关系、同宗关系等由复杂历史积淀而成的传统社会资本构件来推展的”50。应该看到的是, 尽管中共组织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遵循的是“熟人路径”, 但人与人成为“熟人”的社会环境和条件早已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换言之, 不变的是“熟人”, 变的是成为熟人的方式和途径。就这个意义而言, 中共组织的发展模式显然已经大大突破了“熟人社会”的局限, 这是一个不应忽视的、潜在的重要变化。回过头去看, 科举的废除, 新式学校的出现, 实际上为中国社会的重新组织提供了最基本的原动力。

对于这些受命返乡的组织成员来说, 家乡既是他们受命前往的目标地, 也是他们开展工作的根据地。作为当地人, 他们最大的优势在于熟悉家乡的风土人情, 没有外来者所必须面对的人际壁垒, 也很容易隐藏自己的秘密身份和使命。理论上, 可能如马克·塞尔登所指出的那样, 在一个文盲占人口绝大部分的地区, “这些受教育的青年可以聚合本地的力量以支持他们的要求”51。事实上, 尽管他们也采取了诸多曲折隐晦的方式, 但仍然不得不直面这样的困境:上级组织对他们的那种灌输和训练很难复制到乡亲们的身上, 他们的诉求往往很难找到呼应者。其中一个基本原因是:这种启发诱导式的发动方式需要一整套相关的知识体系作支撑。这套知识体系对于这些知识青年而言不是问题, 而对于大部分未受教育或受教育相当有限以及接受的是传统教育的乡亲们来说, 共产主义之种种显然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日常经验。因此, 期待他们因明白革命的道理而起来革命, 显然只是一厢情愿。这种革命发动方式的局限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他们工作成效上的深刻缺陷。

当这些青年完成了从离开家乡到省城求学, 到在学校成为组织成员并接受训练, 再被派遣回乡的历程, 意味着宏伟的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也随之以不同形式不同程度地落地了, 也意味着从上至下的中共组织体系初步形成了。诚然, 这个庞大的组织体系远不如期待中那般稳固, 甚至在反革命风暴来临时不堪一击。但不可否认的是, 经由此次洗礼, 无数人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了革命, 其中不乏有人亲身经历了铁与血的历练, 革命的影响也由此空前地扩大了。当然, 这种影响不见得都转化为了革命的力量, 毕竟不少人为腥风血雨所吓阻, 但也有许多人因为被推向了一个尖锐的对立格局中, 因而更坚定了革命信念, 特别是这些发挥了突出作用的骨干分子。残酷的镇压虽然几乎使各个层级的中共组织都遭受重创, 但留下来的部分就成了革命再起的宝贵支点。在中共组织的恢复和重建中, 做到有点有线和成面成体, 自然也就更容易了。遍布各地的点点星火, 虽不能立即成燎原之势, 甚至不为人所知晓, 但总会有发挥作用的时候, 其典型如刘志丹等人及其领导的陕甘红军。如同一棵大树, 只有具备了发达的根系, 才可长久屹立, 在拥有庞大而严密组织体系后, 中国革命从此也就不再容易被反动势力连根拔起, 而由这些骨干及更高层级的精英分子所组成的一个“能使政治斗争具有力量、具有稳定性和继承性的革命家组织”52亦初具形象。

注释

1 参见《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 (1921—1997) 》第1卷,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0年, 第503页。

2 参见《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 (1921—1997) 》第1卷, 第494页。

3 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 (上) , 东方出版社, 2004年, 第256页。

4 已有研究中, 与本文关联较为密切的有:何友良:《革命源起:农村革命的早期领导群体》, 《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何友良:《农村革命展开中的地方领导群体》, 《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2期;何友良:《农村革命早期的外来领导者》, 《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5期。黄文治的《革命播火:知识分子、城市串党及革命下乡——以大别山区早期中共革命为中心的探讨 (1920—1927) 》 (《开放时代》2011年第12期) 一文与本文在论述对象上存在一定相似性, 但本文与其关注的焦点和立论则多有不同, 文中将叙及。

5 这批组织史资料的编纂工作是由中共中央组织部统一领导的、在全国范围内分级进行的大型系统工程。到1999年为止, 中央、省、地、县四级编纂的3067部中共组织史资料大多已经出版。编纂工作执行了严格的审查定稿制度, 各地一般都采取自审、互审、会审和最后报审的“四审”制度, 分级负责, 层层把关。凡上报本和自编本, 必须经同级党委严格审定, 方能上报或出版。另外, 本次组织史资料整理的功能之一便是查清党的历史上许多众说不一、讹传已久的组织和人事情况, 为平反遗留的冤假错案, 落实党的政策提供依据。严密的编纂程序和严肃的编纂目的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该资料的准确性和可信性。遗憾的是, 到目前为止, 学界对这一套资料鲜有利用。

6 湖北省立一中前身是由张之洞于1903年主持创办的东路小学堂和文普通中学堂, 1912年改为湖北省立第一中学校, 隶属湖北省教育厅。

7 参见《湖北省立第一中学校学生一览表》 (1913年) , 湖北省档案馆藏, 卷宗号LS10-5-151-1。

8 《湖北省立第一中学校学生一览表》 (1923年) , 湖北省档案馆藏, 卷宗号LS10-5-151-2。

9 根据《湖北省立第一中学校学生一览表》 (1919年) 、《湖北省立第一中学校学生一览表》 (1920年) 、《湖北省立第一中学校学生一览表》 (1921年) 、《湖北省立第一中学校学生一览表》 (1922年) 、《湖北省立第一中学校学生一览表》 (1923年) (湖北省档案馆藏, 卷宗号LS10-5-151-1、LS10-5-151-2) 统计而得。

10 参见《中国共产党湖北省黄梅县组织史资料 (1924.8—1987.11) 》,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2年, 第10—11页。另附两点说明: (1) 各地组织史资料的作者均以当地组织部、党史办公室和档案局 (馆) 三家单位联署, 本文从略; (2) 组织史资料的名称亦有统一格式, 本文采用其简称, 如《黄梅县组织史资料》。

11 《建始县留省学会会刊》 (创刊号) , 1925年1月1日。

12 《江陵县组织史资料》,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1年, 第11页。

13 《咸宁地区组织史资料》,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5年, 第12页。

14 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 (一)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79年, 第147页。

15 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 (一) , 第124页。

16 张影辉, 孔祥征编:《五四运动在武汉史料选辑》,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1年, 第63—64页。

17 参见张影辉, 孔祥征编:《五四运动在武汉史料选辑》, 第65—66, 68—69页。

18 参见张影辉, 孔祥征编:《五四运动在武汉史料选辑》, 第90—93页。

19 《列宁选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 1995年, 第382页。

20 参见《列宁选集》第1卷, 第247页。

21 参见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共产主义小组》 (上) ,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年, 第357页。

22 《共产主义小组》 (上) , 第439页。

23 《共产主义小组》 (上) , 第425页。

24 《大悟县组织史资料》,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2年, 第2—3页。

25 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 人民出版社, 1983年, 第19页。

26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发动工人也是当时组织建设的重要方面, 湖北地区的工人运动主要集中在武汉和大冶两地。不过, 当时工人运动是由党组织较高层级在领导, 青年学生参与较少, 且不发挥主要作用, 所以这里不作过多讨论。

27 关于恽代英入党的准确时间待考, 按包惠僧回忆当在1922年春, 《周恩来选集》和《恽代英年谱》都认为或倾向于1921年底, 不过都无确凿依据。分别见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 第20页;《周恩来选集》上卷, 人民出版社, 1997年, 第413页, 注释279;李良明、钟德涛编:《恽代英年谱》,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年, 第195页。

28 《黄陂县组织史资料》, 武汉出版社, 1994年, 第2—5页。

29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十一》, 中华书局, 1989年, 第32页。

30 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 (一) , 第123页。

31 《共产主义小组》 (上) , 第398页。

32 此处的“临时中央”系包惠僧的个人用语, 不同于中共历史上于1927年和1931年先后出现的两个“临时中央”, 后二者的产生都有正式决议, 而包惠僧所称的“临时中央”指的是1920年夏在上海成立的中国共产主义组织, 可能是因为作为创始组织其作用和地位相当于“中央”, 但又不同于之后的中央, 故以“临时中央”称之。

33 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 第20页。

34 李良明、钟德涛编:《恽代英年谱》, 第194页。

35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编:《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1册, 1957年印行, 第485页。

36 参见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年, 第394页。

37 舒新城:《愿全国的教育家思考》, 《教育杂志》1925年第4期, 第1—2页。

38 参见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 (一) , 第420—435页。

39 胡适:《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 《独立评论》1932年第7期, 第2页。

40 1924年的统计显示:中学毕业生能继续升学的只占20%。参见陈东原:《十三年度中学毕业生升学调查》, 《学生杂志》1925年第6期, 第31—47页。

41 参见《共产主义小组》 (上) , 第436页。

42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华文出版社, 2011年, 第36—37页。

43 前溪:《知识阶级与革命》, 《国闻周报》1926年第44期, 第2页。

44 参见《农民运动报告》, 《政治周报》1926年6、7期合刊, 第59页。

45 参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编:《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资料选编》, 人民出版社, 1987年, 第334页。

46 参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资料选编》, 第340页。

47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 (1921—1997) 》第1卷, 第502页。

48 《中共湖北省委关于湖北农民暴动经过之报告》 (1927年10月) 。

49 《列宁选集》第1卷, 第291页。

50 黄文治:《革命播火:知识分子、城市串党及革命下乡——以大别山区早期中共革命为中心的探讨 (1920—1927) 》, 《开放时代》2011年第12期。

51 [美]马克·赛尔登著, 魏晓明、冯崇义译:《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年, 第29页。

52 《列宁选集》第1卷, 第3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