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鹏:“自鸣时代自成家”——刘大年诗集编者絮语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32 次 更新时间:2020-04-30 1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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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鹏 (进入专栏)  

2015年8月,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最早的学部委员之一、我国历史学领域长期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刘大年先生100周岁诞辰。为了纪念大年先生100周岁冥诞,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组织了刘大年全集编辑委员会,请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刘大年先生全集》,共17卷,其中第16卷编入大年先生的诗集、年谱等内容。

刘大年诗集共收入60题114首旧体诗,其中19题55首诗是在报刊和书籍上公开发表过的,41题59首诗是首次公开发表。考虑到关心大年先生诗作的读者需要,特在全集之外,另行出版《刘大年诗集》单行本,以飨诸同好。

刘大年先生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学术上的专攻是中国近代史,在美国侵华史、中美关系史研究方面有开拓之功,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方面有卓越的贡献,在人物评价、明清土地制度、亚洲历史评价诸方面,都曾发表过引起理论界、史学界广泛关注的论文。晚年,他的专攻有两项,一是抗日战争史,一是近代经学的研究,其成果在学术史上各有其地位。

以上这些,在我国史学界、理论界都是清楚的。

1999年12月,刘大年的最后一部著作、8万字的《评近代经学》发表。在这部著作公开发表以前,人们对他的经学根柢是所知不多的。实际上,刘大年先生不仅在近代中国历史研究上发表众多宏文谠论,而且国学底蕴深厚。他在22岁以前在家乡(包括长沙国学专修学校)从师宿儒研修儒学经典和《资治通鉴》等史学著作。其父亲颇有旧学根柢,他幼承庭训,又在当时颇为高级的私塾爨学里,师从湖南颇为有名的理学家蔡瑞芝(又襄)学习经史。从学的老师宿儒中还有前清翰林,如古体诗名家贺冕。他的诗作经受严师指点,也受到老师嘉奖,国学根柢就这样打下了。他在1938年参加革命以前还定了不能丢弃孔学的决心,只是在学习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以后,才逐步改变了原先的想法。

1949年,发表《美国侵华简史》以后,刘大年的精力有一半放在中国近代历史研究上(另一半精力放在学术行政工作和对外学术交流以及人大常委的工作上),他的著述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他的国学根柢,但在《评近代经学》发表以前,到底体现不多。

大年先生8岁在私塾里就学会了作古体诗。1938年参加革命以前作的旧诗,大多找不到了。诗集里的第一篇是作于1936年的《鸡鸣阁序》,这是流传在家乡的一首散文体赋。1936年,他在家乡附近的雪窝山上建茅草书房,名为“鸡鸣阁”,意为鸡鸣即起,督促自己做个能考证训诂名物的经学家,以“保存国粹”,《鸡鸣阁序》表达了作者这种雄心壮志。这是现在发现的作者最早的一篇文学作品。文学史家一般不把骈文归入诗词类,但编者不愿割爱,仍置于诗集之首,读者谅之。第二篇是1937年《过陈友谅墓》,因为自己很欣赏,随时可以念一念,就记住了。其他的古体诗未留下记录就找不到了。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一年后,他被分配到冀南行政公署工作,此后戎马倥偬,还受过重伤,其间偶有吟咏,大多也未能保存下来。

诗集里的诗,一是来自作者1991年9月24日自编的《刘大年诗钞》,共收入60首诗,其中大多是公开发表的,少数未发表。作者声明,公开发表的诗,都加了注释;未发表的,未加注释。公开发表过的,在收入诗钞时,又做了个别文字润饰。这个诗钞,是油印本,少量印刷,送给亲朋好友,甚少流传。这60首诗,全部依据作者校订后收入,并在页下注中说明。二是1992年后公开发表或在公开出版物中有载的,这类约有十多首。三是未刊稿,这一类诗稿是保存在家里的,或是诗人生前发现的,或是诗人去世后发现的;还有两首,一是在日本报纸上发表的手迹,另一是他人的诗集里作为附录收入的,虽算在未刊,实际上是已刊。也有从日记上抄下来的。从第一首1936年《鸡鸣阁序》到最后一首1999年7月《题小照》,前后绵延63年。

诗集里的文字,凡是收在正文里的,都是作者本人的文字,个别地方经过编者整理,页下注中的文字,是编者加的说明。

刘大年的旧体诗,有律诗、绝句,也有古风,形式不拘。律诗讲究对仗,严守诗韵格律,首句也有出韵的,都有出韵的理由,与古人“孤雁入群”之说相合。观他与同时的著名诗人讨论旧体诗格律的信函,可知诗人对旧体诗诗韵规律掌握之深。绝句不那么讲究对仗,比较活泼,读起来琅琅上口。如题江油李白纪念馆:“蜀道蚕丛今日扫,黄河咆哮旧时过。请抛白发三千丈,纵听汪伦十万歌!”这首绝句,把唐朝诗仙李白的豪情万丈、汪洋恣肆的诗风摹写得活龙活现,又把古今蜀道不同对比出来,神来之笔,一气呵成,毫无雕琢之感。

大年先生从前清遗老学诗,上承清人诗风,作诗喜用典,尤其在律诗中用典,是大年先生旧体诗的一大特色。熟练地运用历史典故,正是诗人国学根基的体现。诗句哼到嘴边,典故自然涌现,往往恰到好处。诗人生活在新的时代,把典故与新事、新词自然地糅合在一起,是又一特色。如《三十五年于邢台过灯节兼庆政治协商会闭幕》中间两联:“平倭战胜方兴汉,反共兵销未帝秦。万户灯开民主焰,六街曲奏共和声”;《见说四首》之二:“颜回陋巷无心问,宰我泥墙厌耳闻。痛哭湘军空泪涕,叩头袁氏等埃尘。”用典与时代特色水乳交融,说明诗人的感情是在新的时代里,不是守旧的人,是求新的人。

诗言志。诗是心之所发,志之所之。大年先生生活在一个中国历史上变化极为频繁的时代,从面临民族危亡到参加八路军,起而抗争,迎来新中国的诞生;从探索社会主义到经历“文化大革命”、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从看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欣欣向荣,到目睹苏联社会主义的垮台。社会巨大的激烈变化,给他头脑打下深刻烙印,也使他的情感难免跌宕起伏。

他参加过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问苏联,是新中国建立后少数访问过苏联的学者之一。他访问过建交以前的日本,也访问过统一以前的两个德国,作为中国史学家代表团团长访问过邻邦巴基斯坦,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代表团成员访问过南北美洲、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等诸岛国以及欧洲诸国。他是一个史学家、理论家,也是一个思想家。他所经历者,他所思所想者,往往反映在他的学术思考中,反映在他的学术论著中。然而,学术思考、学术论著未必尽能反映所思。他同时也是一个诗人,具有诗人的品格,所思所想所经历之事,情动于中,感于心,发于文辞,流于笔端,便成为诗。清人金圣叹批阅唐诗600首,序曰:“夫诗之为言,讪也,谓言之所之也;诗之为物,志也,谓心之所之也。”言语文章不能反映心之所思所想者,便形于诗。情动于中可以为文,情动于中也可以为诗。其女刘潞眼见乃父作诗的经过,谓有“不写诗就过不去的感觉”。“不写诗就过不去”,就是情动于极处。情动于极处,难以用言语文章表达者,诗是一个抒发情感的最佳去处。大年先生少年时便得作诗窍要,国学根基深厚,情感丰沛,感受会于心,形之于诗,便是很自然的了。

大年先生的诗作,表达了一个共产党人对祖国的爱,对人民的忠,对党和领袖的深情,也表达了对国际局势的关怀和感受,表达了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豪情和对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是诗,也是史。诗史融合在一起,体现了诗人同时也是史学家的气质和品格。例如,1939年作《东征口号》四首第一首:“神州谁敢总横行?落日卢沟大起兵。南渡君臣棋乱局,北望烽火海扬尘。延安城系人心定,八路军来士气新。如火旌旗向前指,长征全捷又东征。”第四首:“长驱上党众怀烈,百里绵峄一日驰。画角昂昂朝食早,铁衣赳赳枕投迟。扬眉合唱大刀曲,沥胆行吟破釜诗。儿女英雄多不贱,燕山射猎共相期。”诗作充满感情,对抗战胜利的坚持,对八路军行军作战艰辛的写实,对国府抗战摇摆的批评,对人民英雄的歌颂,对光明前景的渴望。这样的感情,在他的许多首诗中都有体现。1940年在河北曲周一带作《惊闻华容失守》:“书封七字寄乡旧,快卖黄牛买宝刀!”既写出了对日寇占领故乡华容的愤慨,也写出了寄望故乡父老“快卖黄牛买宝刀”走上抗日前线的期待。这里如实记录了一个亲历了抗战岁月的战士,一个从军的青年知识分子发出的对日寇侵略的怒吼。1942年作《祝贺刘伯承同志50寿辰》、1945年作《邯郸道上》、1948年作《元旦试笔兼为土改学习自勉》、1949年作《病中喜闻华容解放》、1971年作《贺中共成立五十周年》、1972年作《陈毅同志挽词》、1974年作《贺国庆二十五周年》、1976年作《周恩来总理挽辞》、1982年作《观王森老苍松图》、1984年作《紫禁城漫兴》、1997年作《香港回归祝词》、1988年作《李琦画展观后》、同年作《寄〈百年潮〉》等,都充满了对祖国、对人民、对党和党的领袖的热爱和歌颂。1983年9月作《悼亡》诗,是对同时参加革命的亡妻的悼念,1996年4月作《田家英同志小莽苍苍斋法书选集观后占二绝句》,是对西柏坡时期认识的革命老战友的怀念,同样都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

大年先生有多次出国访问的机会,出访诗除了若干人情应酬,还有一些有很高意境的诗作。其中以访问巴基斯坦、访间日本留下的诗作最多,1963年、1965年两次访问巴基斯坦,留下了14首绝句。“法显玄奘记胜游,葱云西指水东流。蚕丝古径变通道,还要凿空博望楼。”“名场百辈口悬河,抵掌清谈妙趣多。学问遥从中国取,圣言个个奉摩诃。”这几首纪实诗把黄河、印度河之间长久交往的历史,中巴之间的友谊,刻画得清楚明白。

诗集中有关访问日本或者与日本学者相关的诗最多,约有19首。1963年第一次访日,是在中日建交10年前,中日关系基本上处在敌对状态,但中日民间交流的呼声甚高,不仅中日民间贸易呼声高,学术交流呼声也很高。日本学术界正在强烈反对美国的文化侵略,反对美国在日本建立军事基地。访日诗记录了这时的情形:“横街伐鼓起雷声,满耳东京与北京。阿部求经思汗国,鉴真观法到蓬瀛。盖幛迎客千花舞,剑履谈心百鬼惊。七亿英雄同肺腑,太平洋里醢长鲸!”欢迎中国学术代表团的群众高唱《东京与北京》之歌,要求友好之声盈耳。中日两国人民团结起来,可以把美国侵略者埋葬在太平洋,其情其景跃然纸上。1975年为吉川幸次郎率日本学术代表团访问中国赋赠一律,也反映了反对美国在太平洋称霸的时代气息。1979年12月在东京大学讲学,12月13日《朝日新闻》发表了大年先生表示中日友好诗的手迹,该诗最后一联说“举翼银鹏便万里,扶桑一路日璘璘”,写出了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应该长期友好的心声。

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井上清教授,是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铁骨铮铮,著作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历史,严厉批判天皇制度,是日本少见的硬汉。I960年访问近代史研究所,与刘大年成为好朋友。1984年作《赠老友井上清先生》,称许井上“云雷论学许相知,一帜堂堂独树之”,“回头讲座推元老,屈指西京数大师”,“一部马恩笑神会,寸心寰宇共波澜”。“一部马恩笑神会”,点出了中日两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真正友谊。井上清是日本史学界的大师,刘大年是中国史学界的大师。因马恩而神会,颇有惺惺相惜之至意。读诗至此,直教人击节不已。

1989年在人民日报发表《见说》四首,引起许多读者关注与议论。读者不仅关注诗的格律,而且关注诗的意境,尤其关注诗人所思考的东西。

“新儒有道推君子,老店无缘拜圣人。我自沙滩楼下过,可怜德赛两先生!”举起德赛大旗的五四先人,曾经批判孔老夫子不能救中国。如今传来一种议论,似乎“四小龙”的崛起,正得力于儒学传统。当年高举科学、民主的先生们怎么面对这样的认识呢?这种思考,未必不是作者后来下功夫撰写《评近代经学》的主要动力之一。如何对待孔子,如何对待科学、民主,至今仍是思想界思考的问题,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解决的问题。科学也好,民主也好,马克思主义也好,都需要与中国历史实际和社会实际相结合,产生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中国社会主义的新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有序推进。

1991年12月,诗人写出了一首感事诗。感事而未命题,实寓有深意焉。这个月,世界上出现一件重大事变,国际共产主义的挫折已成定局。克里姆林宫上的镰刀锤子旗降下来了,沙俄时代的三色旗升了起来。资本主义世界额手称庆,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痛心疾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低潮到来了,这是一个明显的标志。诗人感事而发,写下了下面的诗句:

半天风雪恶连宵,大国吹从地面消。

侯览仓皇除党会,谯周匍匐拜星条。

飞扬未觉龙蛇远,开辟犹闻海宇摇。

他日列城王气动,镰刀锤子复旌旄!

侯览是东汉桓帝时期的高乡侯,制造了东汉时期的党锢之祸。谯周是三国时期蜀国光禄大夫,魏国攻蜀,兵临城下,谯周劝蜀主刘禅降魏,蜀国灭亡。诗人用这两个故事,暗喻苏联的垮台,“大国吹从地面消”,“匍匐拜星条”,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诗人没有垂头丧气,明确表示对未来抱有信心:“他日列城王气动,镰刀锤子复旌旄!”列城指列宁格勒,十月革命的故乡。他认为,在列城上空重新飘扬镰刀锤子旗的日子是一定要到来的!

1983年9月的《遣怀》,也值得注意:“船山学术旧难跻,借尔高言觅径蹊。不拟孤山闲放鹤,鹁鸪恰恰向人啼!”王夫之是湖南衡阳人,生活在明末清初,拒不仕清,以船山名于世。船山在学术上主张实事求是,反对陆王心学,在哲学和史学上贡献良多。这首遣怀诗,是有所感而抒发的。船山学术破旧立新,志存高远,虽然总的学术体系落后了,但他寻找不同的学术路径是可取的。问题在于船山著述刊刻于身后,其学术贡献犹如孤山闲鹤,鹤声呦呦,于世无补。今天学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就不能像船山孤山闲鹤那样,自鸣自唱,而要像鹁鸪那样大声啼鸣。1983年正值中国史学会学术年会暨第三届史学界代表大会,大年先生作为中国史学会主席团执行主席在大会上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与中国社会主义》的学术报告,就中国历史学的指导思想与中国历史学的时代使命问题作了阐述。他在报告中针对有人提出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作了剖析,认为全世界阶级消灭以前,马克思主义将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我想,这就是这首遣怀诗的写作背景。还要指出,《遣怀》诗手稿一直压在作者书桌玻璃板下面,作者去世后才被发现。可见,作者是把这首诗当作自己的座右铭的。所谓遣怀者,乃是励志也,乃是叙述将要朝着自己的学术志向奋斗不息也。

大年先生晚年精力放在抗日战争研究上。这与日本政府在战争性质认识上倒退有关。1989年2月20日,刘大年先生在第七届人大常委会议上,专门就日本在战争性质问题上倒退做了尖锐发言,提出了义正词严的批评,震动了国内外。此后,他极力推动成立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推动出版《抗日战争研究》杂志,推动有关抗日战争的学术会议召开和学术著作的编写和出版。他关于日本社会发展的预言,如右翼否认侵华罪行、军国主义复活倾向等,都在今天得到了验证。1996年5月,他的著作《抗日战争时代》完稿,意兴盎然,写下诗句二首。其一是:“大族栽来千岁果,论时抒罢九回肠。一枝短杖连扶出,楼外河边看绿杨。”其二是:“列国春秋重见闻,膏肓难变假成真。太行风雪平原暑,我是山川路上人!”诗人用含蓄文字,歌颂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论到抗日战争一节,不禁令人唏嘘不已。诗中表达了诗人感叹自己年迈体弱,而该做的事已经做了。此刻,扶着一支短杖,喜看楼外繁华景象。想起日本政府当局否认侵略,心情难以平静。他似乎在告诉日本当局:你们要知道,“太行风雪平原暑,我是山川路上人!”抗日战争我是亲历者,怎么能同意你们把侵略说成“进出”呢?

1998年6月,大年先生写给抗战时期的老战友的信中说:“我们在自然规律支配下,很快都要最后作结论了,这个结论中将有一句关键的话:我们走的是一条正确的大路,光明的大路。这是可以自慰的。”1999年,《评近代经学》已经搁笔。他回望自己一生,觉得已经没有什么心事了,便用诗的语言做了一次人生总结。7月,他在一首《题小照》中写道:

早岁从戎荷短戟,中年乙部伐雄王。

凡人亦许不知老,敢笑多愁伦勃朗!

早岁从戎荷短戟,这是指1938年进入抗大,荷戟从戎,成为一名八路军战士,经历了抗日战争的全部岁月。中年乙部伐雄王,这是指1947年写作,1949年在《人民日报》连载发表的《美国侵华简史》,1954年在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名为《美国侵华史》。这本书,有多种外文文本出版,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在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一年,他正好40岁。雄王,借指当时称霸世界的美国;乙部,按我国书籍传统四部分类法,乙部是史部,这里乙部就是代指《美国侵华史》。此后,他在中国科学院,在哲学社会科学部,在近代史研究所,担负过学术领导和学术组织工作,写出了中国近代史,写出了日本侵华史,写出了近代儒学史,尤其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方面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他一直走着一条正确的路,光明的路。到了按照自然规律快要作最后结论的时候了,对着自己的照片,不禁莞尔笑道:“凡人亦许不知老,敢笑多愁伦勃朗。”伦勃朗,你英雄一世,如今老了,愁容满面,有什么必要呢?

1999年10月26日刘大年先生应邀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中国社会科学50周年学术报告会”上作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研究要回答当代社会重要问题》的报告。11月,因发烧住进协和医院。12月28日不治辞世,走完了85岁人生,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个共产主义者,一个历史学家,一个诗人的一生,就这样华彩落幕了。就好像有预知一样,他在《题小照》中,已经预先替自己作出了人生总结。按照他的遗嘱,丧事从简,只在极小范围内举行了告别仪式,他躺在鲜花丛中,大厅里播放着高亢的《在太行山上》音乐。从太行始,到太行终,他的人生画上了完美句号。

值此《刘大年诗集》出版的机会,我写了上面的话,希望有助于读者读诗,了解诗人和他作诗的一些背景,理解诗人和他的旧体诗,以及诗作所反映的时代。我个人长期在刘大年先生的领导下工作,对先生的人生和学术多少有些了解。但是,不能说我的解说都是合适的,不妥之处,敬请读者不吝批评指正。至于大年先生的旧体诗,是否合乎格律,意旨如何,怎样评价它的文学水平,以及与明清诗的承继关系,等等,我不能解说,我也没有资格解说,因为,我完全没有大年先生那样的修养,对旧体诗更是难以入门,岂敢在解诗上置喙。我只是解说背景,至于如何欣赏、评判先生的旧体诗,则要拜托诸位读者的法眼了。

张海鹏

2015年2月28日

于北京东厂胡同一号

注:本文原为张海鹏先生为《刘大年诗集》写的序言,选入本刊时部分语句有所调整。

来源:《中国历史评论》第十二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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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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