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这就要求我们在历史研究中善于处理碎片与整体的关系，既要善于分析历史的细节，善于从历史的碎片处入手，去抉摘幽隐，去决情定疑，又要出乎其外，避免陷入“碎片化”的泥淖，“见孤木以为森林、拾芝麻以为珠玑”，缺乏对历史全局的认识和把握。新时代的中国史学家只有站在历史和时代的制高点，坚持长时段的、发展的、全局的眼光，发扬中国史学求是、求真、经世的优良传统，才能做出有深度、有思想、有灵魂的学问，才能在不断探索社会变迁的内在逻辑与规律中，为人类文明的升华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为此，本刊特邀请五位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
近日，《历史研究》编辑部就“碎片与整体：历史体系的构建”的笔谈选题向我约稿，我感到很高兴。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选题，也反映着历史研究的认识规律，并富有辩证思考的色彩。我想结合自己几十年来的军功爵制研究，谈一点心得体会。我想，就历史认识的一般途径来说，历史研究应该都是从碎片开始，然后上升到整体，最后实现认识宏观历史、总结规律性认识的目的。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处理碎片与整体的关系，历史学家应该有理性的思考和自觉的理念。我的体会，在这个问题上，有三个层次的问题需要考虑。
第一个层次，历史研究必须从碎片开始，以具体历史现象的研究为基础。
一般来说，历史研究的目的是要认识宏观历史运动的规律，因此，历史学家必须关注历史的整体发展，以整体性的认识为鹄的。但整体性的研究必须以具体的、实证的研究为基础。所以，具体的、实证的历史研究，也就是常说的对历史碎片的研究，是历史学的基础。历史研究不能忽视对碎片和细节的研究，离开了对细节和碎片的研究，无论多么宏大的历史认识目标，都不可能实现。
我的军功爵制研究，其实开始面对的碎片，真的很碎很碎，但它却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最早是在读《左传》时发现，襄公十一年记载：“秦庶长鲍、庶长武，帅师伐晋以救郑。”这两个“庶长”究竟是什么意思？西周爵制里没有这样的名称，又不是一种官职。联系到同时期文献中出现的齐国、晋国所建立的“勇爵”、“尊爵”，再联想到《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变法时颁布的一条法令——“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我感到，所谓的“庶长”，很可能是春秋时期出现的新爵制中的名称，而这种新爵制，是以军功为根据授予的，在性质上完全不同于西周的公侯伯子男五等爵。这种新爵制的产生，反映了时代的重大变迁。商鞅变法还颁布了更严厉的法令：“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宗室是指贵族，没有立过军功，就开除他们的贵族户籍。这当然是对秦贵族最严重的打击。这种新爵制反映着春秋战国历史的重大变化，是研究春秋战国这个伟大的变革时代必须弄清楚的一个重大问题。我隐隐感到，我碰到的是个大问题，事关对这个时代全局的认识。但是，如何弄清楚这个问题——它的具体细节、面貌、发展演变的过程，以至它的历史本质，就不得不去研究与之相关的大量的具体问题；没有一个个细节的、碎片的研究，我是不可能弄清楚其全貌，并通过它达到对春秋战国这个时代新的认识。
于是，我平时就注意这方面材料的收集，任何细节、碎片都不放过。这个爵制究竟是什么时间出现的？秦国的爵制与东方诸国爵制有怎样的关系？这个新爵制究竟是如何设计的？有多少个爵级——18级，还是20级，还是从18级发展为20级？爵制在实施过程中是如何申报的？申报后又如何评议、决定其爵位等级？具体到一个人不同时间所受的爵位如何累计？这种新的爵制在秦人的政治生活中有什么地位？对秦的发展以及后来的统一中国起了什么作用？秦的爵制在汉代如何被继承、发展、演变？大量诸如此类的细节问题，如果不能一一弄清，军功爵制的整体面貌是不可能被认识的。
就如这个新的爵制如何命名也是一个问题。按说命名不是大问题，但也不可轻忽，需要认真考证、分析，力争其准确。只有命名准确才能更好地反映这种爵制的历史本质。关于命名，有人主张叫“二十等爵制”，有人主张叫“赐爵制”，都有一定道理，但都有遗憾。“二十等爵制”不能说明这个爵制的演变，商鞅变法以前的爵制不是20级，20级爵是逐渐发展成的，最初的18级爵也是系统而完整的，具有军功爵制的基本性质，命名为“二十等爵制”不能反映秦国早期的爵制情况；叫“赐爵制”就更是含混了，它没有回答赐的什么爵，不能反映秦军功授爵的本质。我认为应该叫“军爵制”，秦律中有“军爵律”，叫军爵制最准确。但军爵根据什么赐授，单从“军爵制”这个名称上便不能明了，考虑到商鞅变法时规定“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我就将其命名为“军功爵制”。后来，在1990年公布的《居延新简》中看到了明确的“军功爵者”的字句，这就更坚定了我以“军功爵制”命名的信心。秦以军功授爵，废弃西周传统公侯伯子男贵族世袭的爵位继承，进而实现重大变革的历史本质就从其名称上反映出来。爵制的命名需要以历史材料为根据做具体考证，也是一个碎片的研究，但解决了这个问题，对军功爵制整体情况及其历史本质的认识，就清晰了许多。
我的军功爵制研究，就是建立在这样大量碎片研究基础之上的。关于军功爵制，我写过二十几篇文章，每一篇文章，大都解决一个具体问题，都是具体细节的研究。如果没有这样细密的碎片研究，就不会把军功爵制的整体面貌说得清楚。
第二个层次，碎片研究不能只是研究那些孤零零的历史碎片，而应该将碎片置于相互联系的、宏观的整体历史运动之中，这样的碎片研究才能构成宏观历史研究的基础。
我从1954年开始在高校历史系从事历史学的教学和研究，至今已经65年了。除了教材建设和文献整理的工作，在学术研究方面，我主要集中在秦汉魏晋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研究、军功爵制研究、民族关系史研究、区域文化与姓氏文化研究几个方面。我的体会是，学术研究要有集中的目标，要有宏观的学术关注，不能乱写文章。我发表过200多篇文章，大都是有问题关联的论文，不是看到什么写什么那种漫无边际的写作。
我的军功爵制研究就是如此。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思考这方面的问题，我就一直把这个课题埋在心中，坚持了60年。在有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之后，研究对象的整体面貌就较为清晰地呈现出来，我们就可以由碎片研究达到认识整体事物的目的。如果不是这样，单纯的碎片研究就会带有很大的盲目性，研究成果也不能构成成体系的知识系统。
正因为我是几十年围绕着军功爵制做文章，把平时的具体研究集中到一个明确的目标上，才可能最后实现对军功爵制这个重大问题的完整认识，使自己的研究具有意义。我最初研究军功爵制，在写了几篇文章，有了一些积累之后，就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只有7万字的小书《军功爵制试探》。后来，随着出土资料的丰富，军功爵制问题中的许多细节有了进一步研究的可能，我又开始做这方面的碎片研究，一个一个细小的问题去解决，最后再把它们系统化，1990年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22万字的《军功爵制研究》。就这样，我不断地从碎片研究的扩充，到整体性认识的总结，始终围绕着军功爵制研究的大目标，一共出版了四个版本，后两个版本是《军功爵制考论》（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40万字）和《军功爵制研究（增订版）》（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50万字）。这样做的结果，达到了对军功爵制这一历史问题的整体性认识，解决了一个颇为宏观的历史问题，对认识秦国的历史发展、秦始皇的统一中国，以及认识秦汉历史的重要特点，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如果不是长时间地围绕一个明确目标去做，而是乱写那些相互没有关联的零碎文章，是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学术成就的。
总之，在这个问题上我的想法是，做学问不是不分轻重，看到什么写什么，而是有目的地选择课题。小问题、小碎片值得研究，是因为它是一个更宏大问题的组成部分，研究它可以使我们深入地去认识历史的整体。这就不能随便什么碎片都写，而是围绕着一个大问题去写。表面看我们研究的是碎片，但它们却都是围绕着一个大问题的碎片，而不是孤零零的碎片，这样的碎片研究，可以帮助人们认识历史的整体面貌。所以，历史研究不反对研究碎片，是反对研究那些孤零零的碎片。要想使碎片研究真正能够为认识历史规律性的学术目的服务，就要研究那些大选题中的小选题，研究宏观历史现象中的小碎片。在处理碎片与整体的关系上，这一点非常重要，特别是年轻的同志和初入史坛的青年学者，需要明白这个道理。
第三个层次，历史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碎片研究的阶段上，还需要在碎片研究或具体研究的基础上，上升到宏观的、整体性的研究，力求去实现认识整体历史运动、总结历史规律的最终目的。
我在军功爵制研究中是重视整体性、规律性研究的。我们这一代人所受的思想训练，从青年时期就知道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认识历史运动的规律性。所以，在军功爵制研究之初，我就特别注意这个问题，不让自己的研究停留在历史细节的发掘上，而力求去总结军功爵制产生、确立、发展、轻滥、衰落、废除的全过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达到对它的规律性认识。在做一个一个细节问题研究的基础上，我尽量去梳理、分析军功爵制发展的基本线索，力求对它做出全过程的系统性研究，以反映它的整体面貌，揭示其发展的内在规律，总结它的历史作用和历史地位。在多年的努力之后，军功爵制的宏观面貌和历史本质就呈现出来了。
军功爵制是相对于西周贵族世袭的五等爵制而产生的，按规定，庶民在战争中只要立了军功就可以逐级提升爵位，从而打破了贵族和平民的界限，据此可以说军功爵制是一种进步的制度。但军功爵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发展演变中逐渐走向其反面而被废除。我把军功爵制的发展、演变，总结为四个阶段，或者说经历了四次大的演变。
第一次演变是爵级由18级发展为20级。一般中外史学家都说军功爵制是20级，其实它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在《商君书·境内》中记载的秦军功爵是18级，这是最初商鞅所建立的爵制。从一级公士到十七级大良造，再加上小夫一级。其爵称，九级以前，基本上与秦以后20级爵制相同，只是个别爵称有异。至秦始皇时，爵级变成20级，在原爵制的十七级之后，加上列侯、关内侯、驷车庶长三级，公士之下又去了小夫爵，才成为20级。
第二次演变是把二十等军功爵分为士、大夫、卿、侯四大等级。刘劭的《爵制》中保留了这一信息。后来出土的汉初《二年律令》也保存有军功爵制的继承制度信息。我的研究证明，军功爵的继承制与军功爵制分为四大等级，都是汉初的产品。四大等级的颁布，说明平民百姓不再可能通过军功从一级公士直接升到二十级列侯。军功爵初建时，是反对西周的公侯伯子男五等爵的贵族世袭继承制的，现在军功爵也成了继承制，虽然只有两个侯爵是原爵继承，其他爵位降级继承，但高级爵位恢复继承制，也是其开始走向保守和退化的表现。
军功爵制第三次演变，就是把二十等爵分成官爵和民爵两大段。一级公士到八级公乘属于民爵，俗称“民爵八级制”。九级五大夫至二十级爵列侯，称为官爵。在汉初以前，士卒凡立军功，都可以得到不同级的赏赐，并可赐田宅、免其家人的劳役，甚至可以抵爵免其为奴婢的亲人一人为平民，故秦汉军人都奋勇杀敌，以期得到爵位和赏赐。汉自惠帝以后非军功赐爵增多。官府可以卖爵，平民可以买爵，就连中央政府都以卖爵为经济来源。于是军功爵制就陷于轻滥。到汉武帝时，开展对外战争，知道军功爵制在战争中的重要性，所以改创武功爵。其实也是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武功爵推行不久就自然熄灭了。所以武帝在后来的对外战争中，对有军功的多赏赐官级、金帛，而不赏爵位。而民爵8级，皇帝有什么喜庆大事，如新帝即位、立皇后、生太子、祥瑞现等，就赏赐1至3级，因赐爵太多，又无任何实质性内容，民爵逐渐成为荣誉头衔。到东汉时，皇帝怕民得爵太多而有什么要求，故在明帝、章帝、安帝、顺帝时，连发四次内容几乎相同的诏书：“爵过公乘，得移与子若同产、同产子。”意思是说，平民得爵超过八级公乘，要把超过的爵位转让给他的儿子、兄弟或兄弟的儿子，免得超过八级，进入高爵而争取特殊地位。官爵和民爵的划分，使得军功爵制的原本意义发生了质的改变。
第四次演变是军功爵制被分割、废除。军功爵制演变到东汉，虽然刘秀在建国后封功臣为列侯、关内侯，但不见封赏其他高爵，这说明其他高爵已被架空。到了东汉末年，由于军阀混战，中原经济已被破坏，社会凋残，被曹操控制的汉政权无力封赏众多的高级爵位，所以曹操于建安二十年（215）进行爵制改革。他把二十等军功爵分成两大段，把九级至二十级的高级爵位，只留五大夫、关内侯、列侯三级，其他高爵一律取消。而建立的新爵制等级是名号侯、关中侯、关外侯、五大夫四等，“皆不食租”，再加列侯、关内侯共六等。其中列侯有封国。在此之前，列侯封国多以县为单位，还有封数县者，东汉末年的封侯，多以乡、亭为单位，称乡侯、亭侯，至于关内侯的食租自然减少。在列侯、关内侯之外，其他侯爵皆不食租，称“虚封”。曹操对民爵八级制持保留态度，没有废除，说明民爵对人民还有笼络价值。不仅曹操自己保留民爵八级制，他的儿子曹丕称帝建魏后，也施行民爵八级制。从文献中看，《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新唐书》11部史书的“帝纪”中，都有赐民爵的记载。如果从曹操建安二十年改革爵制算起，至唐德宗兴元元年（784）止，民爵八级制延续了569年。如果从秦孝公十三年（前356）商鞅变法建立军功爵制算起，民爵八级制共存在1140年。这在世界历史中也是绝无仅有的。
这就是军功爵制实施数百年间的四大演变过程。
通过研究，我们搞清楚了军功爵制产生、确立、发展、轻滥、衰落、废除的全过程，大体上看清了军功爵制的整体面貌，并且对军功爵制的性质和作用有了完整的认识。我得到的总体认识是，军功爵制是秦及汉初重要的军政制度，它在反对西周贵族世袭的五等爵制中、在秦统一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社会转型期的政治变革。军功爵制具有进步性，平民百姓在五等爵制下得不到的利益，可以因军功而获得，甚至直接晋升至高爵。到了汉代，军功爵制逐渐变质，先把二十等爵分为四大等级，军功爵制由最初的反对世袭，逐渐变成了世袭。之后分出官爵与民爵，保护高爵既得利益的取向更加明显。西汉中期以后，军功爵已趋轻滥，并出现王莽乱政，政治腐败，经济崩溃，引起赤眉、绿林大起义，对军功爵制也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刘秀重建汉朝政权之后，虽恢复了军功爵制，但没有改变衰亡的趋势。东汉末年因外戚、宦官专政出现党锢之祸，随后又引起黄巾大起义、董卓之乱，接着就是军阀混战，皇帝无权，成为傀儡，已不能按军功爵制进行赏赐。在曹操控制汉政府时，中原的经济已被摧毁，再无力支付高爵的封赏，故改革爵制，废除军功爵制，建立以虚封为主的六等爵，而把不需浪费财力的荣誉头衔的民爵八级保留下来，而且延续了569年。
以上，我以自己的军功爵制研究为例，说明了历史研究中碎片与整体的关系。其实，历史学的实证性特点以及它的目标追求，就决定其研究是不断地由碎片而整体，再由整体性的认识为指导做进一步的具体研究，进而反观和提升整体认识，这是一个往复不断的过程。总的来说，历史研究不能没有碎片研究，但又不能止步于碎片研究。研究碎片是认识整体历史的需要，碎片研究最后必须上升到对历史的整体性认识，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历史研究中碎片与整体的关系。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