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国共战略决战结束后,中国国内地缘格局出现巨变,国共两党的总体战略也面临重大调整。这时,基于地理特征、历史传统、权力分布等因素,国民党统治的各地区呈现出明显不同的地缘战略价值,也决定了在1949年的国共角逐中,长江沿线成为双方争夺的首要地区,而中南和华南成为两大主战场。受国共双方战略决策的影响,国共在长江沿线、中南战场和西南战场的攻防均以中共的完胜而告终,其结果分别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1949年的战局之所以呈现一边倒势态,固然是多种合力的结果,但国共各自的总体战略决策无疑是直接因素,这也折射出双方在地缘政治意识及战略思想上的差异。
从学界以往的情况来看,有关1949年国共战略决策的研究是比较薄弱的,而基于地缘政治高度的总体性、宏观性分析更是少见①。这种状况的出现,显然与这一时期国共内战的进展状况有一定的联系。诚然,由于这时双方实力对比已经完全失衡,中共军队几乎在一年间就将国民党军悉数消灭或逐出大陆地区,因此总体战局几无悬念。但除去实力差距的因素,这一年间战局之所以呈现一边倒的势态,也与双方的总体战略决策有着紧密的关系。由此,本文拟以1949年国共的总体战略决策为主线,对于国共内战末期的关键性战役进行回顾和梳理,并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对双方总体战略决策的得失成败作出解读。
一、战略决战之后的国内地缘格局
对于近代中国历史的变迁而言,开始于1948年秋的国共战略决战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作为战后国内地缘政治格局中的两极力量,国共对决的结果无疑将极大地决定整个格局的走向和国家的命运。
战略决战的过程和结果显然是超出国内外各方预期的。大战之前,国民党在整体实力上还占有微弱优势。但经过近5个月的对决,中共歼灭国民党军精锐部队154万人,取得完胜。由此,中共一举获得对国民党的整体优势,中国革命随之出现迅速走向胜利的光明前景。
战略决战结束以后,国内格局的总体势态完全有利于中共。其一,除太原、青岛、归绥等少数城市外,长江、汉水一线以北,包括东北、华北、中原、华东在内的大部分地区都成为解放区;而国民党统治区大幅度收缩,只剩下长江以南,以及华南、西南、西北。按照古人“得中原者得天下”的说法,中共已经获得进取天下的枢纽地区。其二,解放区不仅地广人多。而且拥有国内主要的资源产地、工业区和交通运输线,经济也蒸蒸日上;而国民党统治区虽然广阔,但除了少数大城市和若干沿海地带,大部分地区的工业和交通还很落后,经济更是濒临崩溃。其三,携大胜之余威,解放军不仅实力明显超越对手,而且士气高昂;而国民党虽然还有200万军队,并保持着基本完整的海军和空军,但很多番号都属于重组或新建,士气尤其低落。
在国内格局巨变之际,国共两方的总体战略也面临着重大调整。虽然蒋介石再次下野后,桂系发动“和平攻势”,国共重新开始酝酿和谈,但军事较量无疑仍是双方战略的重点。对于国民党而言,设法挡住解放军的继续进攻,争取“划疆而治”当然是既定目标。但在其政权摇摇欲坠、统治区社会动荡、人心思变的情况下,如何制定合理的战略并组织起有效的防御,面临着重重困难。对于中共而言,继续进军全国各地,将革命进行到底,自是题中应有之意;但只有制定合理的战略,才能迅速击败对手的抵抗,彻底推翻其政权,以避免国家陷入分裂以及革命半途而废。
由于国共攻守已经完全易势,双方角逐的战场即将转入主要由国民党统治的长江以南,以及华南、西南和西北地区。而从国民党组织防御的角度来看,由于不同的地理特性、历史传统和权力分布因素,这些地区的地缘战略价值无疑有着较大的差异。
首先,如果将长江以南和华南视为一个整体,其地缘战略价值无疑要高于其他地区。其一,区内有长江天险,可以凭此据守而形成南北对峙;而且多江河和山地,天然存在江浙、闽台、两广、湘赣等多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有利于凭险据守而形成小的割据。其二,区内不仅有绵延数千里的东南沿海地带和众多海口,而且有台湾、海南两个距离大陆较近的大岛,可成为重要的海权基地并遥制整个东南沿海地带。其三,区内地广人多,兼有上海、广州等经济、工业中心和浙赣、湘赣、粤汉等交通干线,具备比较坚实的地缘权力基础。对国民党而言,保持江南和华南的战略意义尤其明显:不仅向来是其统治的中心地区,而且地理特性有利于其海空作战,以及获得外援。另外,区内还有白崇禧、汤恩伯两个战略集团及海空力量,尤其前者建制比较完整,战斗力也比较强。
其次,西南地区也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其一,区内不仅地域辽阔,有着较大的战略纵深,而且地形地势复杂,山川密布,存在许多独立的地理单元,利于凭险而据守。其二,区内虽然不临海,但有着漫长的国境线且毗邻英、法在亚洲的殖民地,利于取得外援。其三,区内人口众多,物产丰富,且经过近代以来的开发,已经具备一定的经济、工业和交通基础,足以支撑大的地方政权。对国民党而言,保持西南的战略意义比较明显:不仅是其业已经营多年,有一定统治基础的地盘,可作长期据守的战略基地;而且有陆上对外通道,危急时可先将部队撤向境外,再伺机反攻。当然,国民党在西南也面临不少问题,包括:当地部队新兵多,战斗力较弱;区内没有海港,仅有黔桂、滇越两段铁路,公路也比较少,不利于运兵和补给;各地方实力派独立性较强,存在倒戈风险等。
再次,西北地区的地缘战略价值相对有限。其一,该区位于亚欧大陆腹地,远离中国中心地带,在国内格局中向来处于边缘位置。其二,区内地广人稀,物产贫乏,工业和交通都比较落后,难以支撑一个强大的权力中心。民国以来,西北各地多为地方军阀统治,国民党虽然自抗战前夕就开始注意经营西北,但其统治基础仍然比较薄弱。另外,国民党的精锐之师胡宗南集团虽然长期驻守陕甘,但形势已经相当孤立并准备退往西南。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接下来展开的国共较量中,长江沿线将是首当其冲的攻防要地、长江以南地区和华南将形成一个主战场,而西南地区也会形成另一个主战场,而西北地区只能是次要战场。
二、渡江战役前后的国共战略决策
战略决战结束之后,随着解放军乘势席卷江淮地区,长江成为国共对峙的前线。中共若能突破长江,即可乘势直趋江南和华南,并从侧翼包抄大西南和大西北。反之,国民党若能守住长江,或在长江以南某一地区与中共形成对峙,则可望保持其剩余统治区的大部或全部,并能获得喘息或转机。
客观来说,虽然国民党的精锐部队已经损失惨重,但还保有白崇禧、胡宗南两大战略集团以及基本完整的海空力量,再加上专为长江防御组建的汤恩伯集团,如果能在战略上合理布局和配置兵力,则在江防作战中应有一定的回旋余地。然而,由于战略决战失败后蒋介石的嫡系力量被极大削弱,国民党内派系之争加剧。1949年1月21日,在各方压力之下,蒋介石辞去“总统”职务,宣布“引退”,由桂系首领李宗仁出任“代总统”。但是,下野后的蒋介石仍然以国民党总裁的名义把持最高权力,于幕后操纵军政事务,使李宗仁在行使职权上受到很大限制。另外,在其政府行政院是否迁移广州的问题上,其行政院长孙科又与李宗仁意见不一,形成府院迁粤之争。受以上因素的影响,国民党高层的运转陷入一片混乱,这也极大地影响到其长江防御的部署。
蒋介石考虑长江防御是比较早的。1947年中共三路大军挺进中原后,蒋介石就判断鄂豫皖的解放军有渡江南下的可能,为此在其国防部下专门成立九江指挥所,并重新起用白崇禧,由其率部负责堵截。1948年7月初豫东战役临近结束时,蒋介石判断认为:“战局已至最严重之阶段,应作最后万一之准备”,包括“津浦南段之部署”“京(即南京)、沪、芜(即芜湖)之准备”等②。淮海战役期间,蒋介石于11月29日指示其后方集中兵力部署京沪铁路与长江两岸防备③。12月6日,黄维兵团被歼后,蒋介石研判战局,认为:“今后守淮无力,应作守江之准备也”④。淮海战役结束后,蒋介石于1949年1月14日在南京召集国民党军陆海空将领会议,研究江防部署和作战方针⑤。1月18日,由于解放军进逼蚌埠,蒋介石再度召集部属,研究长江北岸军事部署⑥。1月25日,已经下野的蒋介石又在浙江溪口指示部属,将长江防线划为两大战区:湖口至宜昌为西区,配置40个师约25万人,由其华中军政长官公署主任白崇禧负责指挥;湖口至上海为东区,配置75个师约40万人,由其亲信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负责指挥。其中,东区的作战方针大致是:以长江防线为外围,以沪杭三角地带为重点,以淞沪为核心,采取持久防御方针,最后坚持淞沪,与台湾相呼应。⑦由于东区重心置于上海,其江防兵力更加不足,只能是沿线平均配置,处处均显薄弱。
从蒋介石的防御计划来看,他无意坚守长江,而是准备在解放军过江后,再依靠汤恩伯麾下的30万大军和海空力量来持久防御上海,并与台湾互相支持。他认为:中共因海空力量缺乏暂时难以威胁海港,而国民党则可以依赖自身及美国海空优势进行源源不断的补给;如能保持上海这一滩头阵地,近可以牵制中共军队,远则可以依托台湾而进行反攻。⑧事实上,蒋介石真正的意图是准备退守台湾。据有关研究显示:大约在1948年初,国民党高层曾就未来可能的撤退方向进行过讨论,最后蒋介石采纳学者张其昀的意见,决定在大局不利时将其党、政、军、财、文中心迁到台湾,为此还专门在南京召开过一次秘密会议。之后,国民党空军指挥系统陆续向台湾转移。⑨自11月起,蒋介石多次向其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发出指令,逐渐将库存金银向台湾、广州、厦门等地转移⑩。淮海战役结束后,蒋介石又指令蒋纬国,要求其将装甲兵司令部及人员经上海撤往台湾(11)。直到下野当天,蒋介石还特意委任其亲信陈诚为国民党台湾省警备司令。由于早有迁台腹案,蒋介石对持久防守上海也准备不足,其最坏打算是:如果局面不利,就由汤恩伯部队通过上海防御战赢得时间,以尽快将其政府的黄金储备转运台湾,随后再把上海的部队撤往舟山群岛,并防止中共军队从海上追击(12)。
对于江防部队平均配置且以上海为重心的防御计划,国民党内很多人都表示质疑和反对。在一二月间召开的一次国民党政府国防部会议上,作战厅厅长蔡文治在汇报江防计划时指出:江防主力应以南京为重心向上下游延伸,江阴以东不必以重兵驻守。他还认为:汤恩伯以上海为重心的防御计划是自杀政策,在战略和战术上均属下策。尽管蔡文治代表其国防部的意见,并得到李宗仁、何应钦、顾祝同等人的赞同,但汤恩伯表示只听从蒋介石,而拒绝采纳意见。(13)4月,在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召开的作战会议上,蔡文治再次提出反对意见,认为:解放军主要渡江点应在南京上游的荻港(在安徽繁昌境内),因此处渡江容易,之后可从皖南的繁昌、宣城直下浙北的长兴、嘉兴,从而将国民党军主力困于常(应指常州)嘉(应指嘉兴)沪三角地区,之后江西、浙江更是门户敞开,可以任其纵横。他提出:“不如控置主力于芜湖、宣城、郎溪,尔后随战况退守浙赣铁路沿线,才能逐次抵抗,使敌不能一举深入,还能配合华中部队作一次最后胜负的决战。”尽管蔡文治言之凿凿,但在场的汤恩伯一言不发。(14)
国民党军第2编练司令部司令官胡琏也对江防方案提出质疑。他认为:自古守江必须先守淮。但在江北丢失只能凭江而守的情况下,就要在兵力部署上形成重点,在战术行动上争取优势,才有可能把渡江的解放军逐次歼灭,进而达成巩固江防、保卫京沪的任务。至于具体方案,他认为解放军渡江地点必在南京上下游,因此应在南京上游的芜湖、下游的镇江以及后方的广德配置三个有力兵团,形成掎角之势。如解放军从上游来袭,则以芜湖兵团迎击,广德兵团急行增援;如从下游来袭,则以镇江兵团迎击,广德兵团急行助战;如两面来袭,则集中芜湖、广德两兵团,先行歼灭上游的解放军,然后再转歼下游的解放军。他的依据是:解放军渡江船只不足,且过江时会受到国民党海空军的袭扰,因此难以短期内在江南形成很大兵力,因而可能被逐次歼灭于岸边。他还主张李弥(时任国民党第6编练司令部司令官、第8军军长)、阙汉骞(时任国民党第6兵团副司令官、第54军军长)和他自己是三个兵团指挥官的合适人选。约在一二月间,胡琏先后两次向汤恩伯提出建议,但均被后者拒绝。(15)
就连国民党第1绥靖区司令官兼京沪杭警备副司令丁治磐也对汤恩伯提出异议,认为东区江防不分主副战场,兵力过于分散。他建议在长江战线采取重点主义,以少数兵力置第一线监控,主力机动地控于后方,若解放军主力来攻,后方机动部队就出击,守不住就撤退。这样的话,部队好指挥,士气也会好。但他的建议也被汤恩伯否决。(16)
汤恩伯之所以固执己见,与蒋介石的态度紧密相关。4月9日,蒋介石就通过张群转告李宗仁:“作战方针,照余元旦文告,在京沪决战,以长江全线防守,则处处薄弱,以现在士气兵力,决不可能,如移京沪主力于皖南守江,则京沪必先失陷,而皖南主力必无形消灭与崩溃无疑。”(17)
在江防部署问题上,桂系与其国防部的意见基本一致。李宗仁和白崇禧都认为:长江防御的重心应放在南京,向其上下游延伸配置重兵,以阻止解放军渡江;如守江失败,则应放弃上海和南京,将大兵团沿浙赣路配备,与华中的桂系部队形成掎角之势,并有计划地进行西撤,退保西南五省以待变。(18)李、白二人的腹案是:如长江失守,就将国民党的权力中心移往华南和西南,以再现北伐前夕依托两广或抗战期间依托西南数省的防御布局。但是,由于汤恩伯的部队基本不接受李宗仁和其国防部的命令,桂系的意图也只能落空。
由于江防部署最终贯彻的是蒋介石的方案,国民党长江防线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问题。正如刘伯承所言:“这样漫长的江防,成为一条不能动弹的‘死蛇阵’,任人横斩。如其一处被斩断,则全线震撼。”(19)其中,东、西两防区之间的结合地带兵力尤其不足,防守最为薄弱。为了加强江防兵力,国民党政府国防部曾于3月底提出:新疆驻兵将近10万,在目前情势下似无必要,应将其大部分东调。这个建议得到李宗仁、何应钦的支持,但其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主任张治中虽然应允,却没有立即付诸实施。(20)与此同时,为集中兵力,白崇禧还通过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董钊向胡宗南提议:由驻扎于甘、青、宁诸省的马家军接防陕西,胡宗南集团则接防武汉,并建议后者赴南京面谈,但遭到拒绝。(21)由于从各地调兵不成,国民党长江防线的缺陷也就无法补救了。
就在国民党部署长江防御的同时,中共的渡江作战方案也逐渐形成。1948年12月12日,中央军委指示淮海战役总前委,要求华东和中原野战军在歼灭敌黄维、邱清泉、李弥等部之后,协力以一至两个月时间举行江淮战役,歼灭江淮间诸敌,控制长江北岸,然后开展渡江逐项准备工作,并于第二年5月或6月举行渡江战役,之后协力经营东南;东北主力则在协同华北方面完成平津战役任务后休整并南下,于第二年6月和7月举行江汉战役并完成渡江准备,然后于8月渡江,之后分两步经营湘、鄂、赣和两广。中央军委还指出:这“是从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的许多考虑出发,采取稳扎稳打方针”。(22)
对于国民党的江防方案,中共最初的预测是对手将沿江平均配置兵力。1949年1月7日,中共在讨论渡江作战诸项问题时,刘伯承就表示:“这次渡江战役将是一字长蛇阵,齐头并进。在最后胜利时,必须稳健地集中使用兵力。蒋介石肯定要在长江沿线与我作殊死争夺,因为这是他的兵财粮源,一丢就不得了,因此必然会与我军大打。”(23)
然而,根据国民党方面的动态,中共很快改变了以求稳为主的渡江作战计划。2月3日,中共中央指示华东局、总前委等:“国民党有在京沪线组织抵抗及放弃该线将主力撤至浙赣路一带之两种可能。依据近日情报,第一种可能性仍是有的,但第二种可能性业已增加”;如果其在京沪线组织坚决抵抗,则我们仍应按原计划的时间渡江;如果其将主力撤至浙赣线布防,则我们应作提早行动之准备。(24)在接到中共中央的指示后,总前委于2月9日召开会议。会议除讨论渡江时间外,还作出了“钳白(即白崇禧)打汤(即汤恩伯)”的战略方针,即充分利用蒋桂矛盾,以二野、三野近百万人的优势兵力突击汤恩伯集团,同时钳制白崇禧集团。另外,会议将渡江的预定地点定为安徽境内芜湖至安庆段。(25)
在确定尽早渡江的方针后,中共的作战方案也很快形成。3月10日,中共华东军区参谋处的一份报告指出:敌方江防重心显然在京沪段,当涂至安庆段敌军战斗力较弱(26)。3月31日,总前委正式制定《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其要点包括:“决于四月十五日十八时,以全线渡江作战,开始进行本战役”;“只要我军渡江成功,无论敌人采取何种处置,战局的发展均将发生于我有利之变化,并有可能演成敌人全部混乱的局面”;“战役第一阶段,达成渡江任务,实行战役的展开;第二阶段,达成割裂和包围敌人之任务,并确实控制浙赣线一段,断敌退路;第三阶段,分别歼灭包围之敌,完成全战役”(27)。从纲要内容来看,中共已经洞悉了国民党江防布局的弱点,其部署具有充分的针对性。
受国共北平和谈的影响,渡江战役有所推迟。直到4月20日和谈破裂后,解放军才发起渡江作战。渡江战役的进程异常顺利,解放军首先在敌军防御最薄弱的安徽繁昌境内突破长江,进入皖南;接着在长江下游各点全面渡江,实施战略展开。正如中共方面和李宗仁、蔡文治等人所预料的,由于国民党军在皖南地区兵力过少,无力抵抗,其东、西防区之间的联系被解放军迅速切断,陷入各自为战的境地。在东战场,国民党军原本准备退守淞沪,实施蒋介石、汤恩伯的作战计划,但由于江阴要塞守军突然起义并迎接解放军过江,正在沿京沪铁路退往上海的大军猝不及防,遭到解放军的两面夹击,进而陷入混乱。仅一个多月时间,解放军就席卷皖、浙、赣诸省,接连夺取南京、杭州、上海等各大城市,前锋甚至突人闽北。在西战场,白崇禧集团兵力本来就不多且有观望心态,再加上两大防区间还隔着一个鄱阳湖,大部队运转不便,因此难以出兵救援京沪地区的国民党军。到5月中旬,由于京沪国民党军的抵抗基本瓦解,而解放军东北主力和华北一部开始沿平汉铁路南下,白崇禧只得放弃武汉及周边,退往湘赣两省。经过一个多月的战斗,中共的渡江战役于6月初胜利结束。
渡江战役及结果具有非常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其一,中共夺取了长江中下游南岸的广大地区,不仅打破了国民党凭借长江“划疆而治”的梦想,而且为进军各地铺平了道路。其二,中共歼灭敌军40余万,尤其是给其主力汤恩伯集团以毁灭性打击,由此国共间的实力差距也被进一步拉大。
更加重要的是,渡江战役还引发了一个在地缘政治上更具有长远意义的后果,即中共对进军全国战略计划的重大调整。
中共进军全国的战略计划提出于1949年初。初步的预期是:当年内夺取湘、鄂、赣、苏、皖、浙、闽、陕、甘九省大部或全部,并在两年内夺取全国胜利。但到3月七届二中全会召开期间,中共的战略计划出现收缩,调整为在闽、浙、苏、赣、湘、鄂作战后,部队即停止行动,以两年时间深入这些省工作,然后再出云、贵、川和两广,席卷全国。(28)之后,由于渡江战役进展顺利,超出预期规模和范围,而国民党军的抵抗比预计的要微弱,美国也未明显表现出武装干涉的意图,中共的信心显著提升。5月23日,中央军委指示各军(29):三野应在上海解放后立即入闽,争取于六七月间夺取沿海各要点,相机夺取厦门;二野目前协助三野准备对付美军干涉,但在占领上海、宁波、福州、青岛后,美军干涉的可能性会很少,因此应于两个月后西进,经营川、黔、康(即西康);四野应于6月上旬渡江南下,之后入湘,10月进军两广,11月或12月占领两广;一野应于年底前占领兰州、宁夏、青海,年底或下年初再分兵两路,一路经营新疆,一路经营川北,与二野协作解决川、黔、康(30)。6月11日,中共中央又指示各地:“依照目前顺利发展的军事形势,今年内除实现一月八日政治局会议所规定的九省外,将有可能和必要占领粤、桂、滇、川、黔、宁、青七省。”(31)至此,中共进军全国的战略计划正式出台。从其原则和要旨看,这个计划要求各路大军尽快进军各地,以尽早结束战争,体现出颇具地缘政治考虑的长远眼光。
三、国共关于中南战场的战略决策
解放军突破长江并席卷江南以后,国内地缘格局呈现出新的势态。对于国民党来说,京沪杭丢失以后,在东南沿海组织防御已经相当困难。放眼大陆地区,可供据守的大的战略基地只剩中南和西南。对于中共来说,追击和消灭各地的国民党军只是时间问题,但在局部地区仍可能遭遇较强抵抗,尤其是白崇禧据守的中南和胡宗南准备退守的西南将成为战略追击中的两个主战场。
中南战场大致包括粤、桂、湘三省,以及作为外围的赣西南、赣南、鄂西、鄂南等地。其中,粤桂两省是国民党在北伐前经营多年的根据地。战略决战失败后,国民党的统治机构就开始陆续迁往广州。1949年2月,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率先行动。4月,国民党中央党部、“总统府”等也悉数南下并宣布以广州为“中央政府”所在地,由此广州再度成为国民党的统治中心。
在国民党高层中,较早考虑以广州为战略重心的人是陈诚。淮海战役期间,他就两次向蒋介石建议:为预防将来各种可能,应迅速在长江以南建立三个军区;“最低限度亦应就广东、台湾两地,重新确立两个确切编练新军之复兴根据地”;在准备设立的华东、华南两军区内,还应从北向南划分出三种地带,分别承担作战、部队训练、人力物力总动员及运用美援等不同种类的任务。他还强调:“华南(广州)为革命之策源地,今拟划为重要之军区(或既定为陪都,妥密布置),直达韶衡(指韶关、衡阳),连贯赣浙闽,进可增加作战之新力量,退可发展生产之建设。此为最后之堡垒,亦即复兴民族之根据地。”(32)12月7日,由于淮海战场形势严峻,他又通过国民党军参谋次长林蔚向蒋介石建议:“默察大局,演变至此,决非枝节所能挽救,必须从战略政略上,作通盘之计划。如徐蚌(指淮海)之战事,无论其能否达成目的,目前战略,应以广州为中心,以海南、台湾为后方基地,争取时间,积极部署,如在情况许可范围,再及其他次要地区。”(33)1949年4月24日,他还拟出一份关于国民党军今后作战的计划,其要点是:以持久作战之目的,确保广州与重庆两大陪都,首先沿浙赣铁路与湘桂铁路及其以南地区准备第二抵抗地带(34)。
广西是桂系的根基所在,邻近湘、粤等省也历来关系其安危。国民党政府搬到广州后,由于李宗仁仍然担任“代总统”,负责指挥全局,并且粤系张发奎(时任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余汉谋(时任国民党华南军政长官公署主任)、薛岳(时任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等人也极力靠拢桂系,希望建立粤桂联盟而自成局面,因此中南数省更成为桂系的战略重心。
但就在中共大军渡江南进之际,蒋桂矛盾却再度升温。4月22日,蒋介石召集李宗仁、张群、何应钦、白崇禧等人在杭州会谈,除决定对中共取坚决作战方针外,还提议要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改组为非常委员会。4月27日,蒋介石又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在上海公开发表文告,表示对中共作战到底。(35)鉴于蒋介石积极图谋复出,李宗仁没有随“总统府”南下广州,而是先回到广西以观望时局。其间,他首先和白崇禧等人否决了广西军政各界联名提出的与中共进行有条件和谈的建议,确定要作战到底。接着,在多次接到广州方面及蒋介石要其赴穗主持大局的请求后,李宗仁向蒋介石提出6项条件,要求后者停止幕后操控和取消设立非常委员会之拟议,并且出国考察,而由“代总统”及其政府全权指挥军政事务。(36)在获得蒋介石的大部分承诺后,李宗仁于5月7日从桂林前往广州。
在回归中枢以后,李宗仁与白崇禧、何应钦很快制定出一个全局性的防御作战计划。这一计划是对各地国民党军队重新作通盘考虑并调整部署,要点是:其一,在西北侧翼,调驻察哈尔、绥远的孙兰峰、董其武部约3万人退守宁夏;调驻宁、青的马家军各部南撤至陕甘;调驻陕甘的胡宗南部60万人至鄂北、鄂西;调驻鄂西宋希濂(时任国民党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部约10万人至湘西北。其二,在东南侧翼,调驻江西南城的胡琏部、从青岛南撤的刘安祺(时任国民党第12兵团司令官)部、驻江西境内的方天(时任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部防御赣南、粤北;如上海不守,则调取海路南撤的汤恩伯部登陆汕头,并进驻闽西和粤东的潮州、梅州一带;以余汉谋、薛岳部防御广州,并由张发奎统一指挥。其三,以粤汉铁路武汉至长沙段为正面战线,由白崇禧指挥华中战区的各个兵团分别防御鄂南、湘北、湘东、赣西南。这一计划体现了收缩战线、适当集中兵力和协同作战的原则。李宗仁认为:“此项调整如果实现,则我方防线自宁夏、甘肃、西安,经鄂北、湘北、南昌,至粤北、闽南,一字长蛇,未始不可与共军作最后的周旋。如运用得宜,美援适时而至,则将来鹿死谁手,犹未可预卜。”(37)
但是,由于蒋介石并不打算放弃权力,蒋桂矛盾继续发展。受其影响,国民党的战略决策仍然处在混乱状态。尤其是在总体战略布局问题上,蒋介石和桂系存在明显的分歧。4月26日,蒋介石在上海与林蔚、徐永昌、顾祝同等研讨今后部署与战略,决定广州作固守准备,并按照既定方针,固守上海、厦门、广州各海口,与中共作持久周旋。(38)这时,蒋介石的战略重点仍在上海,认为:“以政略与战略论我之位置,应在上海与匪(指解放军)周旋,使匪注力于此,而变换其向华南闽粤进犯之目标,对内政外交亦比较有利。”(39)上海失守后,蒋介石的既定战略虽然落空,但战略重心仍旧不在华南。6月5日,蒋介石在台北就军事、财政、外交、政治诸方面的安排,向其政府新任行政院长阎锡山(40)提出7项要旨,包括:军事上划分东、西两区,“东区沿海以舟山、台湾、琼岛、长山四群岛为基地,向粤、桂、湘、赣、闽、浙、苏、鲁、冀发展”,“西区以甘、青、川、康、黔、滇为基地,向宁、陕、晋、豫、绥发:展”;财政金融上则分台湾、广州、重庆三区,“以重庆接济西南、西北各省;以广州接济华南各省;以台湾接济东南各省”;政治上则在东、西两区各设立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分会,东区设在台湾,西区设在重庆(41)。由此来看,蒋介石确定的战略重点有两个,一是东南沿海,二是西南内陆,其中又明显偏重于前者。6月上旬,蒋介石与阎锡山议定:一方面努力经营东南,巩固台湾,以台湾为基地反共到底;另一方面整顿华中、西南、西北,争取有利时机,进行反攻。(42)6月21日,蒋介石又在福州专门召开临时军事会议,要求固守福建以巩固台湾外围(43)。6月下旬,经蒋介石、阎锡山事先协商,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和国防部还在台北召开东南区军事会议,讨论了东南地区的作战方略和政治经济措施等议题(44)。7月18日,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又成立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管辖江、浙、闽、台、琼五省区,以陈诚为长官。
由于蒋介石和桂系的战略重心完全不同,李宗仁等人制定的总体防御计划在部署时遭到明显的抵制。在东南侧翼,蒋介石嫡系胡琏兵团拒绝接受其国防部下达的要求从赣东北撤往赣江上游,并与华中部队协防赣南、粤东的命令,而是奉蒋介石的密令径自取道赣江东岸撤往广东。另外,蒋介石还拒绝了白崇禧提出的将从青岛、上海撤出的刘安祺兵团和汤恩伯部调往粤北以坚守大庾岭的要求,而将两支部队分别调往海南岛和舟山群岛。在西北侧翼,蒋介石嫡系宋希濂部也拒绝接受其国防部要求开往湘西的命令,直接从鄂西后撤至川鄂边境。(45)由于左右两翼门户洞开,再加上程潜和陈明仁在长沙率部起义,白崇禧负责指挥的正面战线陷入被从侧面包抄的危险境地,最后只得放弃原定方案,将桂系主力撤至以衡阳为中心的湘中。至此,李宗仁等人设计的全局性防御计划完全落空。
就在国民党的战略决策再度陷入混乱时,中共关于中南战场的战略决策逐渐形成。1949年3月,中央军委就已确定由四野承担攻击武汉及湘鄂赣国民党军的任务(46)。5月17日,在获悉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制定的分左中右三路防御中南地区的部署后,中央军委指示四野准备分左中右三路进击敌军,尤其集中主力于中路,先向南推进至湖南郴州一线,与西路军配合歼灭桂系主力于湘粤桂边境,再向两广前进(47)。5月25日,在获悉白崇禧准备集中部分主力于江西宜春一带以攻击四野渡江部队的意图后,中央军委又决定从二野抽调一部(即陈赓指挥的第4兵团共4个军),归四野指挥,首先于宜春一带配合四野歼灭桂系主力,接着入湘包抄桂系后路(48)。在制定上述计划后,四野于7月上中旬在西、东两路接连发起宜沙、湘赣战役,夺取了湘鄂西、湘赣的大片地区,使得白崇禧集团被迫南撤至湘中。
但是,宜沙、湘赣战役虽然打破了国民党的防御计划,却未能捕捉和歼灭白崇禧集团主力。为此,中央军委调整战略并于7月16日指示四野:“判断白崇禧准备和我作战之地点不外湘南广西云南三地,而以广西的可能性为最大。但你们第一步应准备在湘南即衡州以南和他作战,第二步准备在广西作战,第三步在云南作战。”针对桂系一触即退、回避决战的特点,中央军委指出:和白崇禧部作战方法,“均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因白部本钱小,极机灵,非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作战”。在具体兵力使用上,中央军委认为四野两个军加两广纵队就可以解决广东敌军,因此指示由陈赓兵团的3个军和四野的5个军专门担任歼灭白崇禧集团的任务,从湘南深入广西、云南,而陈赓兵团另一个军则应从湘南人贵州,以占领贵阳为目标。(49)7月17日,中央军委又作出调整,确定以陈赓兵团主力执行迂回桂系后方的战略任务,即先与四野两个军经赣南入广东并夺取广州;然后独自作为入桂之南路军,由广州经肇庆向广西南部前进,协同郴州、永州地区入桂之北路军,合力寻歼桂系于广西境内;接着再西向进入云南。(50)至此,中共确定了以大迂回、大包围歼灭白崇禧集团及西南国民党军的总体战略。
在确定了歼灭敌军的总体战略之后,正值南方酷暑多雨,疫病流行,再加上粮食供给等后勤保障也出现一些问题,中南战场的解放军转入休整。这时,中南地区的国民党军也获得喘息之机,开始重新部署防御并组织起一条半弧形的鄂湘粤联合防线。其具体分工是:正面战线仍为白崇禧集团,主力布置于湖南衡阳至宝庆公路两侧以及粤汉铁路湖南衡山至广东乐昌段沿线,负责迎击南下的解放军;左翼为已准备归入其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麾下的宋希濂部,负责湘西芷江以西的防御;右翼为余汉谋集团,负责粤北乐昌以东以南的防御。但是,这条新防线仍然非常薄弱,尤其是两翼多为新组建部队,作战能力弱,很容易被突破。
事实上,国民党高层对于中南防御缺乏共识。蒋介石的态度就耐人寻味。本来,国民党政府国防部最初防御广东的计划是由胡琏、刘安祺两兵团与桂系部队相配合,坚守湘南和粤北,以屏障两广。但蒋介石于7月中旬赴广州,以兵力有限为借口,废止了其国防部拟定的防御湘赣粤边境的计划,改以集中兵力防御广州。(51)8月11日,蒋介石又否决了李宗仁、阎锡山提出的集中兵力于衡阳与解放军决战的反攻计划,认为如此将“致广州防卫撤空,广州基本重地随时动摇”(52)。及至8月下旬,粤系和桂系首领又联合制定了一个新的防御广东方案,其要点是由桂系一部、刘安祺部、胡琏部自西向东分布于粤北,待解放军进入粤北山地隘路兵力分散时,各军趁机进击(53)。但是这个方案又被蒋介石阻挠。8月21日,蒋介石就广东布防问题指示其参谋总长顾祝同,指出要将东江和闽边的胡琏所属各部逐渐集中于潮汕附近,以便策应各方(54)。8月23日,蒋介石前往广州,严令顾祝同取消已发出的调刘安祺部增防粤北的命令。次日,已经到达重庆的蒋介石又指示阎锡山:将刘安祺部指定为广州卫戍部队,勿作他用。(55)由于刘安祺部未能北上,已经到达乐昌的桂系部队便撤回衡阳,粤桂联盟基本瓦解。
蒋介石不仅多次阻挠调兵粤北,而且严防桂系控制广州,为此一再否决李宗仁关于由白崇禧担任其政府国防部长的提议。9月28日,蒋介石又否决了众人以白崇禧为其参谋总长的提议,理由是:若如此安排,“则华中白(即白崇禧)部必调广州,而广州原有卫戍部队必被参谋总长调赴前方,则政府与政局皆危矣”。(56)
既然无意于防守广州,蒋介石早有将国民党中枢完全迁至重庆的腹案。这时,国民党政府的部分机构已经开始向重庆搬迁,其国防部也分两地办公,但广州毕竟是中心。然而这种状况并不符合蒋介石的想法。大约在8月下旬到广州时,他就与李宗仁、阎锡山、白崇禧商定:将来以云南为后方国际补给线,向东防御,为此重新划分为两个战区,长江以北归胡宗南负责,长江以南归白崇禧负责,统帅部置于重庆。(57)另外,大约在七八月间,为了分化桂系首领,蒋介石也向白崇禧透露过准备将“中央政府”迁至重庆的决定,并希望桂系部队撤往桂西北,扼守黔东、湘西,以四川为根据地,以云南、贵州为大后方和国际通道。(58)
除去蒋介石的态度,桂系对于中南防御也信心不足。还在国共北平和谈期间,白崇禧就已经开始考虑和谈破裂后的应变计划,决定采取对中共避战,用诸种方法尽量保持实力,以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方针,其实施要领是占据云南、广西,作持久抵抗,必要时退到越南做其国王保大的志愿军。为此,他派桂系将领李品仙与保大联系并获得后者同意。(59)国民党政府南迁广州后,桂系参谋人员又向李宗仁、白崇禧建议实行粤桂联合,自立门户,为此粤桂部队必须固守湘南、赣南,但必要时可撤至桂南、粤南,死守雷州半岛,屏藩海南岛。(60)8月初,桂系在衡阳召开军事会议。会上,国民党第10兵团司令官徐启明提出:国民党败局已定,应当研究如何图生存,作长远打算。他认为:守住广西和四川均不可能,退往云南或海南岛也不可行,唯一生存之路是退入越南,将来还有可能卷土重来。徐启明的提议得到参谋人员的赞同,但白崇禧担心退入越南会引起国际干预,犹豫不决。(61)9月间,桂系再次开会讨论战略方向。会上出现分歧,国民党第3兵团司令官张淦主张反攻长沙,而其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夏威则主张退回广西固守。最后,白崇禧决定仍将主力留在衡(即衡阳)宝(即宝庆)、衡耒(即耒阳)之线取守势,静观解放军行动。(62)稍晚时候,由于形势日趋严峻,李宗仁和白崇禧更做了最坏打算并设计出三种应变预案:其一,在广州失守后将桂系主力退往粤南、桂南,扼守雷州半岛,并在美国援助下死守海南岛;其二,联络越南国民党领导人武鸿卿,在广西失守时将桂系军队退入越南,改为越南国民党的武装力量,权作海外扶余,伺机再打回广西;其三,利用粤系将领喻英奇和前十九路军将领翁照垣的关系在泰国获得一个立足点,必要时将桂系主力退入泰国,以缅甸、泰国北部为根据地,徐图进取。(63)
就在国民党方面对中南防御举棋不定之时,总体战局又出现大的变化。8月起,解放军开始扫荡东南沿海的残敌,两个月内先后解放福州、漳州、厦门等地。这一胜利不仅彻底打破了蒋介石依托福建组织东南沿海防御的设想,而且使中南地区国民党军防线的右翼直接暴露。
随着东南沿海地带的逐步平定,外国武装干涉的可能性基本消除,中共对于夺取全国胜利的信心更加充足。9月17日,中央军委在一份给周恩来的报告中说:经过我方渡江以来的再次打击,敌军目前约剩140万人,“敌军目前的作战意图,似以固守台湾及退守西南为目的”,“我军在上述情况下的作战方针,在于力求今年冬季进占台湾、西藏以外的全部地区的各战略要点,并用军事压力和政治谈判的办法解决敌军(除台湾守敌在外)的全部残余部队”。(64)自9月起,中共向中南、西南等地的大进军也迅速展开。
在中南战场,四野大军在结束暑期休整后发起新的攻势。9月中旬,四野决定兵分三路进军湘南和两广。10月初,西路军首先攻克芷江,突破了国民党鄂湘粤联合防线的左翼,对白崇禧集团形成包抄。与此同时,中路军、东路军分头南下,进入湘南、粤北。10月上旬和中旬,中路军在衡阳、宝庆之间一举围歼桂系第7军和第48军大部,取得渡江南下以来的一场决定性胜利。东路军在9月底进入粤北后,于10月上旬开始攻击余汉谋部。为抵御解放军的攻势,余汉谋匆忙作出安排,命令沈发藻、刘安祺两兵团进至广州以北执行内线防御任务。但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蒋介石却命令胡琏兵团从赣粤边境撤至汕头。(65)沈发藻兵团随之军心动摇,放弃抵抗,退往广西方向。这样,孤军突出的刘安祺兵团只得先退往广州,再撤往雷州半岛。(66)数日之间,余汉谋的内线防御计划就化为泡影。10月中旬,东路军顺利夺取广州。随后,东路军中执行大迂回、大包围任务的陈赓兵团主力向雷州半岛方向展开追击,在阳江、阳春一带围歼了南逃的刘安祺兵团。至11月初,广东战役胜利结束,国民党军余汉谋部主力基本被歼灭。
衡宝战役失败、广州失守后,桂系面临即将覆灭的前景。11月5日,白崇禧召开会议,紧急协商作战方案和撤退路线。会上,白崇禧、夏威主张退往海南岛,李品仙(时任国民党桂林绥靖公署主任)、黄杰(时任国民党第1兵团司令官兼湖南省政府主席)则主张逐次向西退守滇桂边境,不得已时再退入云南。最后,白崇禧决定将主力向南转移,从钦州转运海南岛,另以一部入贵州。(67)但是,还未等桂系开始行动,解放军就发起了广西战役,南、北、西三路大军迅速突入广西腹地,对敌军形成包围势态。与此同时,解放军在西南战场也发起攻势,迅速夺取贵阳。仓促之间,白崇禧孤注一掷,撤退准备入黔的部队,集中兵力发起“南路攻势”,以逃往雷州半岛,但为时已晚。解放军南路的陈赓兵团主力首先在廉江、信宜一带进行阻击,粉碎了敌军退向雷州半岛的计划。随后,陈赓兵团主力又沿粤桂边和广西以南海岸连续追击,先后夺取廉州、北海、钦州等地,切断了敌军从海上退往海南岛的路线。这样,敌军陷入解放军的合围之中。到12月中旬,广西战役胜利结束。除少数敌军逃入越南外,白崇禧集团被歼灭。
大致到1949年底,中南战场战局已经明朗化,中共再次取得对国民党的压倒性胜利。这一结果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其一,除了海南岛等少数沿海岛屿外,中共夺取了面积广阔的中南地区,不仅打破了国民党依托以广州为中心的湘、粤、桂数省继续抵抗的计划,而且基本消除了外国直接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可能性。其二,中共歼敌数十万人,使得战略决战之后国民党剩余的主力之一白崇禧集团基本上全军覆没,由此国共间实力对比更加悬殊。其三,由于夺取中南,中共切断了国民党台湾和西南两大战略区之间的联系,西南各地的国民党军从此失去海上退路,深陷内地,面临着被解放军围歼乃至覆灭的命运。
四、国共关于西南战场的战略决策
西南战场主要包括川、康、黔、滇四省,以及外围的陕南、甘南、鄂西、鄂西北、湘西等地。西南是国民党重要的统治区域。比起华南和江浙,国民党经营西南的时间要晚一些,直至抗战前夕其中央权力才开始进入。但在全面抗战期间,陪都重庆所在的西南成为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和稳固的后方,各项建设全面起步。抗战结束后,西南在国民党全盘战略中的地位显著下降,但仍是其重要的兵员和财政来源。直到战略决战之后,由于统治区大幅度缩水,西南对于国民党的地缘价值再度提升,成为其至关重要的战略基地。
作为国民党的最高决策者,蒋介石在战略决战期间就开始认真考虑将西北的胡宗南集团退往西南的问题。1948年12月8日,蒋介石指示何应钦、顾祝同:“汉中为西安唯一后方,或派胡宗南兼代该绥靖公署(指计划成立的国民党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主任,或改西安绥靖公署为汉中绥靖公署,应速决定为要。”(68)12月28日,蒋介石又召见胡宗南,问询关中兵力及配备,表示:如关中兵力入川,川人必反对,留关中一地必至消灭,不如以关麟征继任其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因后者是本地人,容易周旋(69)。1949年1月1日,在淮海大败而桂系“逼宫”的情况下,蒋介石在日记中对其下野后局势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形作出预测,其中一条是“陕西不保,宗南(即胡宗南)退入陕川边区”(70)。1月初,蒋介石、蒋经国、胡宗南、盛文(时任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参谋长)等人在南京研究作战计划,决定撤出西北,集中力量守西南,但撤退要稳步进行。为此,蒋介石决定由盛文出任其西安绥靖公署汉中指挥所主任,负责指挥陕南川北的党政军事务。(71)为了控制西南并利于胡宗南退守四川,蒋介石在1月18日下野之际又特意委任其亲信张群为其重庆绥靖公署主任。之后,蒋介石以书信指示胡宗南:“今后主力应置于汉中附近,对于四川关系,特须密切,将来应受重庆张主任(指张群)之指挥,则公私皆宜。”(72)
虽然蒋介石已经有意让胡宗南集团退往西南,但由于陕甘地区的国民党上层人士极力反对放弃西北,其撤退计划又被暂时搁置。为此,蒋介石又在一二月间向胡宗南下达指令:“固守西安、稳定西北、伺机反攻。”(73)
作为国民党在西北地区的支柱,胡宗南考虑撤退西南的问题比蒋介石要更早一些。淮海战役刚一开始,胡宗南及其部属就密切注视战事进展,并认为国民党以徐州为中心来配置兵力为不妥之举。黄百韬兵团被歼后,胡宗南颇感震动,于1948年11月22日召集会议研究对策。会议最后作出两个预案:其一,为解徐州之围,由胡宗南向蒋介石提议由其亲率5个军进攻华北。其二,如将来局势不利,将部队撤往汉中,分别置于天水、秦岭、汉中、安康等地,以屏障川北。(74)
国民党在淮海战场失败后,胡宗南及其部属更加关注退守西南之事。1月16日,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副参谋长兼第76军军长薛敏泉向胡宗南提出一组建议,包括:此后作战方针应在避战。四川形势,宜守不宜攻。入川以后,如欲征讨中原,此为不可能,而以政治路线打开局面,为政治谈判的基础,要避战,应即部署。入川运输时间极力缩短,第一步双石铺,第二步南郑,第三步广元。入川必须用基干部队,尽量收买渭河以北粮食,及整理壮丁。(75)大约在1月19日,胡宗南和国民党陕西省部委员李犹龙研究军政问题并一致认为:如果国民党军能守住长江防线,形成南北朝局面,守西安就有特殊意义,因其在长江北岸形成前进据点,进可攻,退可守;如果如长江防线被攻破,西安就成了瓮中鳖,毫无守的价值(76)。1月21日,薛敏泉又致函胡宗南,提出:求得时间之余裕,故应取避战之作战方针;四川为敌我必争之地,若不捷足先登,必贻后悔,速派有力部队,先行入川,万不可犹豫也;求马部(指西北诸路马家军)东来,以固我外围,马部宜以扩充军队及武器为赠(77)。3月间,在获悉国民党长江沿线防御兵力不足、战斗力较弱的情况后,胡宗南判断解放军很可能会打过长江,开始加紧部署放弃西安、转进汉中的各项准备,其中包括将国民党第18绥靖区公署、第7补给司令部等机构陆续迁往汉中,以及计划将团以上军官眷属送往汉中、成都和台湾。
对于蒋介石的战略和胡宗南集团的动向,中共方面一直保持密切关注。1948年12月1日,中央军委就指示西北野战军领导人彭德怀:“希望你们抓住胡宗南,使他的兵力不能调至沪、宁一带。”(78)12月24日,彭德怀就军事势态及对策致电毛泽东说:蒋介石之军事方针,似是依托巴山,扼守长江,图保江南及西南各省。即使中原、华北主力被歼,如其内部无大变化及我大军尚未渡江时,此方针可能不会轻易放弃。假设如此估计符合目前情况,胡宗南也就暂时不会放弃西安。但如我中原区有强大兵力沿汉水西进,威胁汉中及入川;或者太原打下后,晋绥部队及华北第1兵团转至西北;或者西北野战军在三五个月内能歼敌三四个军,胡宗南将弃西安退守汉中。为此,西北将分胡军走或不走两种情况来布置工作。(79)1949年1月16日,彭德怀又在一野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报告指出:“蒋介石现在是走一步看一步,他很怕我们进军四川、贵州、云南,其后方不保。蒋介石对四川是不轻易放弃,要是我们进军四川,则蒋将失去退路。四川有巴山,蒋介石、胡宗南认为还是天险,可以依托”,“所以蒋介石对西北还是不会轻易送给我们的,如此西北还有几个大战要打。从整个战略来看,是在西北消灭胡匪为好,到了西南不好打”,“我们也希望在西北消灭敌人”。(80)2月8日,彭德怀又致电毛泽东说:胡宗南集团已经以三原、咸阳、西安三点为犄角,依托秦岭集结完毕;国民党可能从新疆抽调部队回甘肃,被迫时放弃宁夏,二马(指分别以青海、宁夏为根基的马步芳、马鸿逵)靠拢,背靠川西北;如自身力量无增加,一野将稳妥作战;若华北方面能支援入陕,则于四五月间进攻西府,夺取宝鸡。如此,胡宗南必弃西安退汉中,一野趁机追歼其主力;如不成,则取陇南,出阳平关。(81)2月12日,毛泽东复电彭德怀表示:太原、大同解决后,华北3个兵团共23万人可以全部用于西北,或者至少两兵团17万人可用于西北,大约在6月可协同你部攻西安(82)。之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一野发起春季战役,虽未大量歼敌,但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胡宗南的撤退部署。
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并且攻克华北重镇太原后,胡宗南认为西安形势已经危急,便于4月下旬作出一系列决定,包括:派其主力第1军入川(6月初又暂缓,变为战略预备队);放弃泾河、渭河北岸地区,兵力向两河以南集中。为了统一西北各省的部署和行动,4月30日,胡宗南和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代主席郭寄峤、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又在西安研讨决定:陕西方面今后作战方针是入川,主力集中于陕南;甘肃应变方针是撤退至陇南;新疆也撤出部队。(83)5月17日,由于一野发起陕中战役,胡宗南决定退出西安并率部全线撤退。到5月下旬,除宝鸡一地外,胡宗南集团已经基本退出关中,后撤至秦岭防线。
但是,由于胡宗南集团退向秦岭后,陇东和西兰公路门户洞开,盘踞在西北的二马在战略上陷入孤立并深感恐惧。因而,二马向国民党当局请缨,要求与胡宗南集团联合实施反击、夺回西安。为此,二马分别编成陇东、宁夏、陇南三个兵团,分别集结于山城堡、平凉、天水地区,与胡宗南部一起对关中的解放军形成三面夹击之势。
在接到二马的请求后,国民党最高统帅部认为:“西北诸马家部队,兵强马壮,彪悍善战,未经重大战斗,战力依然完整,仍不失为可用之兵,当此彭匪深入渭水南北,后续尚未到达,后方呈现一片空虚之际,我如能分由西、南两面出击,不仅可再克复关中,并有迫匪在不利状况下进行决战,达成一举歼匪之机会。”(84)因此,不仅批准二马的请求,而且责令胡宗南与其配合作战。这时,刚刚退守汉中的胡宗南原本计划利用这一喘息之机来整补部队,而避免再度进入关中平原并与解放军再次决战。但是,由于一来其部队退到秦岭后粮食短缺,补给日感困难,而关中平原素称粮仓;二来也希望二马能够进至关中,从而缓解其秦岭防线的压力,因此胡宗南犹豫再三,仍然决定与二马合作并制定了对解放军的联合反击协议。
自6月8日起,胡马联军的四个兵团向关中地区的解放军发起声势浩大的进攻,一度占据上风并逼近西安。但是,由于胡马联军各部各有所图,协同较差,其反扑到6月中旬就被解放军遏止。这时,刚从华北方面划入一野建制的第18、19兵团主力迅速到达关中,使得解放军在兵力上占据了优势。自7月10日起,解放军又在“钳马打胡”方针的指导下,发起扶眉战役,一举歼灭胡宗南集团主力4万余人,迫使其放弃关中所有据点,完全退回秦岭防线,并且再无余力北进策应。由此,西北各地的国民党军陷入了孤军作战的被动境地。
在取得具有决战意义的胜利后,解放军不仅迅速挥戈西北,而且兵锋直抵秦岭,由此西南地区的防御问题也迅速提上国民党的议事日程。这时,由于胡宗南接连遭受打击,蒋介石开始重新权衡对其兵力的使用方向问题。8月2日至3日,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王叔铭到南郑与胡宗南会谈,向其传达蒋介石密谕:“避免与匪作主力决战”;“万不得已,一部兵力留驻陕南与匪周旋,主力分三路,向川西撤退,目的西昌、雅安、泸定,向云南靠拢”;“先做周密计划,极端秘密,不可向国防部报告”(85)。从这个密谕的内容看,蒋介石再度表露出让胡宗南撤入西南的意思。但在王叔铭到达前的7月25日,蒋介石的侍卫长俞济时却又致电胡宗南称:“校长在粤时,派王叔铭来西北,面达要旨,日内当可接洽,惟行动问题,必须待下月底面商决定,切勿轻率从事,但不妨准备耳,恐传达有误,特嘱代达。”(86)由此可见,蒋介石仍然是举棋不定。
蒋介石之所以不能下决心让胡宗南集团完全退往西南,与其对中共总体战略的理解密切相关。8月20日,蒋介石就在其日记中判断:“西北之匪已迫近兰州,如果匪之主力进占兰州,则匪之战略似以先解决西北,打通新疆,建立俄国之统一防线地带,果尔,则其对于西南缓图矣。”(87)
基于对中共总体战略的以上理解,蒋介石开始着手西南地区的防御部署。8月29日,在解放军已经夺取兰州的形势下,张群主持召开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扩大会议,不仅蒋介石亲自坐镇,而且国民党川、黔、康各省政府主席(其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未到)与川陕甘、川鄂湘各绥靖区将领、胡宗南、宋希濂等悉数到场。会上,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副参谋长沈策作了关于“情况判断”的报告,指出:近来鄂西、湘西一带比较平静,没有解放军大部队活动,并且这些地区地形险阻复杂,交通不便,大兵团行动困难,因此解放军不像有从东南立即向四川进攻的势态。相反,川北地区有川陕公路,背后又接陇海铁路,交通便利,容易运送大部队,因此解放军绝不会舍近求远去先取新疆,而是必然在取得兰州后挥戈南下,采取邓艾伐蜀度阴平、出碧口直取成都的战略部署,一路从甘南入川,一路沿川陕公路南下,之后两路会合直取川西平原,围歼守军,进而夺取整个四川。对于沈策的报告,与会者均未表示异议。会议最后决定拒敌于川境之外,以陇南与陕南为决战地带。(88)
这次会议以后,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开始落实“固守四川、确保大西南”的战略方针。在部署上,则决定以四川为核心,沿秦岭、大巴山、巫山、七曜山、武陵山一线组成西南防线。其中,又以川陕甘边为防御重点,由胡宗南集团负责;以川鄂边、川湘鄂边、贵州为辅助方向,分别由孙震(时任国民党川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部、宋希濂部、何绍周(时任国民党第19兵团司令官)部负责;以云南为后方,由云南各部负责。除以上方向外,还另外设置若干机动兵力,负责支援和协助。同时,还命令川、黔、滇三省加紧整修川滇东路、川滇西路两条公路的建设,以备情况不利时,将部队从四川撤向云南。
蒋介石虽然对西南防御寄予厚望,力图维持其为在大陆的最后基地,但其西南防线仓促布局,诸多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尤其是接连遭受重创的国民党军在整体力量上已经远逊于解放军,根本不具备继续进行决战的能力。
事实上,作为蒋介石的心腹和国民党西南防御的两员主将,胡宗南和宋希濂对于固守西南就缺乏信心。早在8月7日,两人会面于南郑并专门研究战略方针,一致认为:中共力量已经十分庞大,必然要进军各地以统一全国,而国民党军仅存100多万,且散布在从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区域内,就数量和战斗力而言,无法在任何地点进行决战,因而整个大陆都将难以保持。但因中共暂时没有海空力量,台湾、海南岛和舟山群岛等地可以保持,或者至少保持一个时期。两人商定:为保存实力,静待时机,应在中共对西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之前,将主力移至滇缅边区。第一步控制西康和川南,作为转移基地。第二步在中共开始进军西南时,立即将主力转移至滇西和滇南。第三步在中共进一步挤压时,以主力退入缅甸,以一部退至滇缅泰边境。为利于在境外立足,在转移时应尽量保全重武器。两人还认为:为使计划顺利实施,应先解决刘文辉(时任国民党西康省政府主席兼第24军军长)部以控制西康,以西昌为第一个根据地。(89)会谈之后,两人都以训练新兵为名,各派了一部人马进至川南地区。8月下旬蒋介石在重庆期间,两人又都向前者提出撤退方案,并表示如不避免决战,有被解放军包围歼灭的可能。但是,蒋介石否决了他们的方案,表示:其一,两广恐难保持,在大陆上必须保有西南,将来才能与台湾及沿海岛屿配合进行反攻;其二,如果完全放弃大陆,国民党政府在国际上将完全丧失地位;其三,西南地形险要,物资丰富,尤其以四川人力物力最为充足,必须保持,以使之成为复兴的根据地;其四,刘文辉等人虽不可靠,但由于利害关系,反共态度是一致的,应设法予以团结。(90)
除了主将缺乏信心外,作为后方和撤退通道的云南、西康两省也是国民党西南防线的重要隐患。卢汉、刘文辉等西南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素有矛盾,早已貌合神离,与中共也早有联系。两省之中,云南问题尤为突出。尤其8月中旬,继湖南和平起义之后,前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公开与蒋介石决裂并开始策动卢汉起义,云南形势更显微妙。
对于云南动向,蒋介石也早有关注。到8月29日,蒋介石因卢汉缺席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扩大会议,认为其已经立场动摇,遂命令已驻守云南的李弥速回当地部署,以防不测,同时派人赴昆明邀请卢汉来重庆会面(91)。8月31日,蒋介石会见卢汉代表杨文清(卢汉本人称病未至),判断认为卢汉“已为龙云所部与共匪所包围,复以其本人不明利害,不识大体”,“乃不得不做断然处置,以保全西南而固复兴之基地”(92)。
但是,正在蒋介石准备对卢汉采取强硬措施之际,桂系也在积极谋划进占云南。不仅白崇禧对此早有打算,桂系其他人也有同样想法。早在四五月间李宗仁逗留桂林期间,李品仙曾向其提出若干建议,包括:“中央政府”应决心一举迁往云南,以昆明为行都,以摆脱解放军威胁,使中枢有时间得以安定;立即选派三至四个得力的军,移驻川南、黔西、桂西一带,选定优良地形,部署坚固防守的阵地,并镇压云南内部可能的异动,安定后方,然后令其他各军分路牵制解放军,使其不能接近云南;恢复滇缅公路并确保滇越铁路对海外的交通运输(93)。李宗仁对李品仙的建议颇感满意,但并未决心付诸实施。8月以后,由于对中南防御感觉困难,桂系首领商定由李宗仁出面去昆明说服卢汉,假道给桂系部队入越南;同时准备以第11兵团司令官鲁道源率两个军入云南,并伺机接替卢汉的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职务。(94)
卢汉在获知李宗仁的请求后,判断是假途灭虢之计,于是一方面虚与委蛇,另一方面密告蒋介石。蒋介石在得知李宗仁准备对云南用兵并改组其省政府的动向后,于9月3日告知徐永昌对云南处置意见,并请其赴广州代为向李宗仁说明。蒋介石提出:此时对云南采取强硬手段并不恰当,因兵力有限,且交通困难,难收分进合击、袭取昆明之效。又轻启战端,更予中共可乘之机。(95)9月6日,卢汉从昆明赴重庆与蒋介石会面,并提出新编6个军和2000万现款作经费的要求。蒋介石与张群等人协商后,认为应对卢汉要求予以适度满足并给予两个军的番号,并表示信任与授予全权。于是,蒋介石随后不仅否决了李宗仁提出的扣留卢汉的要求,而且放卢汉回昆明并给予其经费100万元。(96)
蒋介石之所以对卢汉态度前后不一,最终妥协,主要原因是:其一,他在云南的嫡系部队仅有李弥、余程万的第8军和第26军,难以确保解决卢汉的部队。他评估认为:“如其能不血刃而能和平争取,殊为最大之幸事,而且中央入滇与驻滇各军均无必胜之把握也。”(97)其二,基于蒋桂矛盾,他宁可对卢汉妥协,也不愿桂系控制云南。他认为:“桂军由湘撤退,进占滇、黔,而以湘、粤、桂拱手让敌,亦所不惜,此为最复杂,最难处之事。”(98)
除了云南、西康两省存在隐患之外,国民党西南防线的侧翼也问题重重,尤其负责川鄂湘黔边界地带防御的孙震、宋希濂、何绍周各部,不仅互不隶属,难以协同,而且多为新组建部队,战斗力很弱,因此所在防区均非常薄弱,存在着被迂回包抄的严重风险。
对于西南防线侧翼存在的隐患,国民党内也存在清醒的认识,尤其是负责正面防御的胡宗南忧心忡忡。早在1948年11月,胡宗南就预见说:将来西南防御的问题不在川北,而在川东,因为张群迟迟未作部署(99)。到1949年10月,胡宗南更是判断认为:川东各军战斗力弱,又互不统属,一旦川东失守,解放军将长驱西进,从侧背包围自己在陇南、汉中的各部。于是,他与罗列(时任国民党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副主任兼参谋长)等人又制定出一个新的撤退方案,要点是:预先派得力部队解决刘文辉部,控制西康各要地,同时以一部入云南,以备必要时全军退入云南,再进一步逃往滇缅边境;另外在汉中一带组织杂色部队准备游击战。但是这个撤退方案又被蒋介石否决。(100)
其实,尽管蒋介石执意固守西南,但其对解决侧翼的隐患并无良策。直至11月2日,在召集林蔚等人研究西南军事部署时,仍然深感无以为计(101)。另外,蒋介石虽然否决了胡宗南的撤退方案,但也表示会考虑将“中央政府”迁到西昌,并指示胡宗南先派一个师空运西昌(102)。事实上,由于国民党中南和西南两大战场互相连接,蒋介石也曾考虑让桂系协防贵州,以加强西南侧翼的防御。但是,蒋介石对桂系始终心存戒备,认为“桂军即加入贵州方面,亦不能有补于战局,反徒增滇、黔当局之恐怖,使西南政治更趋复杂,军事部署更为困难,故决任其自处”。(103)
与国民党前后反复和摇摆不定的决策过程相比,中共关于西南战场战略决策的出台过程是相当清晰的。1949年5月23日,中共在确定战略追击的总体计划时,就决定要以二野为主力进军西南,另以一野一部为协作。同时,中共还明确了大迂回、大包围的战略方针,指出:“胡宗南全军正向四川撤退,并有向昆明撤退消息,蒋介石、何应钦及桂系正在做建都重庆、割据西南的梦,而欲消灭胡军及川、康诸敌,非从南面进军断其退路不可。因此,除二野应准备经贵州入川之外,四野在消灭白崇禧占领广西之后,应以一部经百色入云南”。(104)
关于进军西南的时间,中共最初打算是由二野在8月1日即开始行动,到年底或年底之前占领贵阳、重庆及长江上游一带,并打通长江水路;一野则在年底或下年初分兵进入川北。但由于大军渡江南下之后粮食补给出现困难,且四野也提出休整和筹粮的要求,中央军委于6月17日决定将二野出动时间推迟至9月,其考虑是:“一则准备时间较充裕;二则沿途那时才能有粮食;三则四野主力(七个军)九月可到郴州、赣州线,十一月可能占广州,迫使广州伪政府迁至重庆,然后二野夺取重庆比较有利”。(105)为与二野出动时间相配合,毛泽东于6月27日指示彭德怀:“广州伪府正在作迁移重庆的准备,大批工作人员已去重庆”;“为使伪府放心迁往重庆而不迁往台湾(现有一派主张迁台,但不占优势),及使胡匪(指胡宗南集团)不致早日入川起见,你们暂时似不宜去占汉中,让汉中留胡匪手中几个月似较有利”。他还就一野分兵入川问题指出:分兵南进的部队“以占领成都解决川北为目的,出动时间要和刘邓占领黔、渝相配合,不可太早,宁可稍微缓一点,以期聚歼胡匪,不使逃入云南。现白崇禧正在部署以桂系兵力退据云南,若再加胡宗南部,则我们解决云南势必要使用大量兵力,而使用兵力到云南去,例如五六个军,对于我们是不利的”。(106)
关于进军西南的兵力使用和部署,中共也很快作出相应规划。7月16日,毛泽东等与来京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的邓小平商议决定:以二野主力于9月开始进攻湘西、鄂西、黔北,11月入川,12月占领重庆一带;以一野约10万人取成都;由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等人组成西南局,经营川、滇、黔、康四省。(107)7月中旬,中央军委向四野、二野下达进军华南和西南的指示,并规定以二野陈赓兵团主力承担大迂回、大包围的任务,包抄白崇禧集团和西南敌军的后路。
在接到中央军委的指示后,二野迅速投入进军西南的准备工作。7月17日,二野前委在南京开会研究西南战场作战问题,决定先从鄂西、湘西进军川东、贵州,攻占贵阳、宜宾、泸州、重庆,切断四川国民党军向黔滇两省的退路,尔后进军川中、川西,会同由陕南、甘南入川的一野部队全歼胡宗南集团及其他退入四川的敌军(108)。7月18日,二野前委向所属各部发出进军西南的指示。8月19日,又发出向川黔进军的基本命令并报中央军委:“本野战军主力之任务,在于攻略贵阳及川东南,以大迂回之动作,先进击宜宾、泸县、江津地带之敌,并控制上述地带以北地区,以使宋希濂、孙震及重庆等地之敌完全孤立于川东地区,而后即聚歼这些敌人,或运用政治方法解决之,以便协同川北我军逐次解决全川问题。”(109)9月10日,二野前委又向中央军委提出进军西南的行动部署。为执行首先攻击川东、贵州的既定任务,作为二野主力的两个兵团也于8月中旬从安徽、江西出发,于10中旬抵达预定的集结地湘西。
就在二野积极准备的同时,一野也在对分兵入川作出相应的规划。扶眉战役结束后,彭德怀向毛泽东提出:西安、宝鸡线以南之秦岭山脉险峻难行,由子午谷入石泉和由宝鸡人南郑,都比较困难;“取天水经略阳入阳平关而汉中归路断;由天水经武都、文县入江油,驮骡可行。将来入川须经凤、略、文(即陕西凤县、略阳和甘肃文县)三路”。(110)8月间,彭德怀与毛泽东协商,拟以一野第18兵团入川(111)。9月21日,彭德怀又向中央报告说:拟于10月底11月初开始进攻汉中,以第18兵团、第7军、陕南军区部队共13万人为主力,分三路进攻汉中、广元,另以其他两支部队集结于甘肃南部待命(112)。
对于二野、一野的进军准备,中共中央一直予以密切关注并及时指示。9月12日,中央军委对二野的行动部署表示同意,并就桂系可能撤退贵州的问题指示说:如果白崇禧占领贵阳,无论二野、四野均不要去打,而是先执行原定入川任务,等陈赓兵团进占云南后再将其围歼;“总之,我对白崇禧及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113)。10月16日,毛泽东又指示二野:西南中心是四川,二野主力务必于12月到达并占领叙永、泸县、重庆一线,切断胡宗南集团及川境诸敌退往云南的道路及与白崇禧部的联系(114)。为了防止胡宗南警觉并提前撤退入川,毛泽东还于10月13日指示彭德怀:以第18兵团入川即可;“歼胡作战时间,不应太早,应待二野进至叙、泸、重庆之线,然后发起攻击,时间大约在十二月上旬或中旬,由军委确定”(115)。
从11月1日起,解放军兵分两路,按预定计划正式发起西南作战。南路是主力。二野和四野一部首先从敌军防线最薄弱的川鄂湘边和黔东发起攻击,迅速扫荡宋希濂部和何绍周部。由于西南防线侧翼被迂回包抄,川东危急,蒋介石于11月7日急令胡宗南部从汉中退向四川。11月11日,又要求白崇禧派主力西进增援,以解决入黔之解放军。11月14日,更是从台北赴重庆,直接指挥作战。但在此时,南路解放军已经展开钳形攻势,一支入贵州,夺取贵阳;另一支则入四川,直逼重庆。而由于解放军迅速夺取贵阳,准备支援贵州的白崇禧部也被迫回撤。至此,国民党中南和西南两大战略区之间的联系被完全切断。
由于重庆危急,从11月17日起,蒋介石接连发电催促胡宗南将其主力第1军调往重庆,与解放军决战。但是,胡宗南认为此时调主力至重庆为时已晚,颇为犹豫。11月19日,经与罗列、沈策商议,胡宗南决定服从蒋介石的命令,并且加派第3军前往助战。之后,胡宗南将汉中各部迅速撤入四川。就在蒋介石、胡宗南匆忙决策之际,南路解放军于11月下旬迅速击溃国民党军宋希濂部和第15兵团主力于川南白马山地区。随后,又一举夺取重庆并重创胡宗南的第1军。
进入12月以后,西南战事进入高潮。南路解放军分别从贵阳、重庆出发,接连夺取成都以南和以西的泸州、宜宾、乐山、邛崃、大邑等要地,堵住了胡宗南集团南下和西进的道路,并与尾追胡宗南集团入川的北路解放军造成合围之势。危急之中,胡宗南决定放弃成都,争取将部分主力撤至西昌和云南。但是,蒋介石依然拒绝撤退,命令胡宗南将西南各军集中于成都地区,实施决战。(116)正在这时,西南地方实力派卢汉、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人于12月9日在昆明、彭县、雅安等地宣布起义。之后,西南各地的蒋介石嫡系部队也纷纷开始起义。至此,胡宗南集团及其他国民党军退路尽断,陷入四面楚歌的绝境。12月22日,已经方寸大乱的胡宗南最后决定在局部作攻击,主力向西昌、云南突围,但各部军心动摇,局面迅速崩溃。12月27日,解放军胜利结束成都战役,国民党军7个兵团约30万人大部起义,一部被歼,少数逃往西昌。成都战役期间,国民党第8军、第26军在卢汉起义后进攻昆明,以求控制滇南、滇西。中共滇桂黔边纵队和二野一部迅速支援,逼退了敌军。同时,陈赓兵团主力也从广西境内出发,分两路进军滇南。至此,西南战事再无悬念。
大致到1949年末,中共基本取得西南战场的胜利。这一胜利的地缘政治意义在于:其一,除了少数偏远地区外,中共夺取了面积广阔、人口众多的西南地区,使得国民党在大陆上保持战略基地的梦想基本破灭,从此坐困于国内地缘格局的边缘地带。其二,随着主力部队胡宗南集团的覆亡,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已经被中共悉数歼灭或逐出大陆地区,国共内战随之进入尾声。其三,由于囊括西南,延续多年的国共角逐也以中共的压倒性胜利而告一段落,分裂已久的中国地缘政治版图也迅速走向统一。
五、结论
1949年是中国历史的鼎革之年。在短短一年间,中共大军势如破竹,在各个战场接连取胜,迅速席卷整个大陆。相反,国民党兵败如山倒,继1948年决战惨败后,再次经历“雪崩”,最终以少数残兵退守海岛。
其实,早在战略决战结束之后,国内外各方就纷纷断定国民党统治的崩溃已不可避免,而中共的革命势必取得全国范围内的胜利。但是,这一过程如此之迅速,确实异乎寻常,是一个值得去研究的独特现象。
国民党在1949年的大溃败是各种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其政治的衰朽无疑又是最具基础性的因素。1949年6月,美国方面的一份报告直言:“国民党军队内部的腐烂导致了它的失败”,结果使“国民党的士气降至最低点,军队丧失了最重要的战斗意志”(117)。但除去政治因素,国民党总体战略决策上犯下的一连串错误是导致其惨败的直接原因。就一般战略的意义而言,这些决策错误表现各异,可归纳为不同种类。但从地缘政治的意义而言,这些决策错误都可以追溯到共同的根源,即权力过度延伸的战略困境。
实际上,由于抗战胜利后极力抢夺沦陷区,国民党就开始陷入权力过度延伸的困境中。在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后,更是愈陷愈深,表现为战线漫长,战略重点不明,致使力量分散,顾此失彼。最终在经过长时间的消耗后,到1948年秋出现全局性崩溃。进入1949年后,国民党依然无法走出原先的困境。在实力已经完全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仍然没有及时收缩战线,集中力量,明确重点,致使处处薄弱,处处被动。尤其是白崇禧、胡宗南两大主力集团目标不明,深陷于内地,最后全军覆没。
其实,从地缘战略的标准来衡量,1949年初的国民党仍旧拥有海、陆两种不同类型的权力,如能正确判断自身状况,合理配置海、陆权力,在战略选择上理应有一定的空间。但从其作出的一连串战略决策来看,对海、陆两权的运用明显脱节。从表象看,这是其拘泥于抗战时期经验的结果,并且受到内部派系纷争、互相拆台的极大影响。但从深层看,这也说明其决策者缺乏清晰的地缘政治意识,其战略思想仍然主要囿于以陆权为主的中国战略传统的范畴。
从中共方面来看,其在1949年的辉煌胜利,当然也是各种因素综合造成的结果。但毋庸置疑,其所作出的诸多战略决策,也极大地加快了革命走向胜利的进程。由于历史的原因,革命时期的中共,其权力构成基本上是单一的陆权。即使是在取得战略决战的辉煌胜利之后,中共仍然严重地缺乏海空力量,而战略选择空间比较有限。然而,在对手拥有海空优势且面临外来干预风险的条件下,出于尽快结束国内战争、尽早实现胜利的考虑,中共制定了先平定东南沿海,再以大迂回、大包围囊括其他地区的总体战略。在这一总体战略指导下,解放军迅速切断了国民党海上基地与陆上基地之间的联系,并且将其各个战略集团分割包围,最后取得近乎完美的胜利。
简言之,在自身权力类型比较单一,战略选择空间比较有限的情况下,中共的总体战略决策把陆权的优势发挥到极致,在最短时间内基本实现了夺取全国胜利的战略目标。这一过程也反映出其决策者具有比较敏锐的地缘政治眼光,对自身的权力构成状况有着清醒的认识,能够扬长避短,其战略思想已经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现代性。
海权和陆权之间的关系,是近代以来地缘政治的经典主题。对于一个国家或政治集团来说,根据自身权力的构成状况,作出正确的战略决策是被历史反复证明的成功之道。1949年的国共角逐,可作为证明这一观点的一个重要案例。
注释:
①在相关著作方面,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均有不少篇幅涉及1949年国共的战略部署,对中共的论述尤其详细,但对国民党的相关论述较少且未涉及其内部分歧。李新总编,朱宗震、陶文钊著《中华民国史》第3编第6卷(中华书局,2000年)的相关论述比较详细,但梳理得不清晰,且对国民党内部分歧的述评主要限于蒋桂矛盾。汪朝光的《中国命运的决战》(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的相关论述也比较详尽,但对双方决策过程的论述仍显单薄。台湾地区的著述《戡乱战史》(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印,1981年)有多卷篇幅涉及国共在1949年间的战略决策,但对国民党内部分歧的论析倾向性较重,对中共决策的判断也不尽准确。张秉均编著的《中国现代历次重要战役之研究——戡乱战役述评》(三)(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8年),有一定篇幅涉及国民党江防决策,但之后其他战场未见涉及。蒋永敬、刘维开的《蒋介石与国共和战:1945-1949》(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林桶法的《战后中国的变局:以国民党为中心的探讨(1945-1949年)》(台湾商务印书馆,2003年)和《1949大撤退》(九州出版社,2011年)对1949年国民党战略决策过程及分歧有一定论述,但偏重于蒋介石,总体上也比较单薄。刘维开的《蒋介石的1949:从下野到再起》(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一书对1949年国民党的战略决策和分歧论述较多,尤其对西南战场梳理比较详细,但仍偏重于蒋介石。在相关论文方面,经盛鸿的《1949年国共军事战略及其得失》(香港《二十一世纪》2000年10月号)对国共在1949年间的战略决策作了宏观性的探析,但论述比较简单。吴淑凤的《广州撤守前的政局(1948年11月-1949年10月)》(《中华军史学会会刊》第9期,台湾中华军史学会,2004年)对国民党华南战场的战略决策过程论述比较丰富,对相关研究的深化具有一定意义。
②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7卷上册,台湾“国史馆”,1978年,第106页。
③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7卷第7卷上册,第186页。
④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9册,台湾“国史馆”等,2015年,第203页。
⑤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7卷下册,台湾“国史馆”,1978年,第232页。
⑥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7卷下册,第236页。
⑦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中华书局,1962年,第13页。
⑧郭汝瑰:《郭汝瑰回忆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27页。
⑨参见陈锦昌:《蒋中正迁台记》,台湾向阳文化,2004年,第51-52页。
⑩参见刘维开:《蒋介石的1949:从下野到再起》,第32-34页。
(11)蒋纬国口述,刘凤翰整理:《蒋纬国口述自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6年,第156页。
(12)《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第60页。
(13)参见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676页。
(14)《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第58-59页。
(15)王禹廷:《胡琏评传》,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130-131页。
(16)刘凤翰、张力访问,毛金陵纪录:《丁治磐先生口述历史》,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123页。
(17)转引自刘维开:《蒋介石的1949:从下野到再起》,第71页。
(18)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下),第688页。
(19)《刘伯承军事文选》(二),军事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484页。
(20)参见《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第114-115页。
(21)参见胡宗南著,蔡盛琦、陈世局编辑校订:《胡宗南先生日记》(下),台湾“国史馆”,2015年,第114页。
(22)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渡江战役》,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第35-36页。
(23)《刘伯承年谱(1892-1986)》下卷,解放军出版社,2012年,第216页。
(24)《渡江战役》,第59页。
(25)《渡江战役》,第378页。
(26)南京市档案馆编:《南京解放》,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年,第65页。
(27)《渡江战役》,第109-110页。
(28)参见陈赓:《陈赓日记》,战士出版社,1982年,第222页。
(29)1949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军委将西北、中原、华东、东北野战军依次改称第一、二、三、四野战军。
(30)《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591-592页。
(31)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编:《解放战争战略追击·华东地区》,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第108页。
(32)吴淑凤编辑:《陈诚先生回忆录:国共战争》,台湾“国史馆”,2005年,第306、307页。
(33)吴淑凤编辑:《陈诚先生回忆录:国共战争》,第309页。
(34)转引自林桶法:《战后中国的变局:以国民党为中心的探讨(1945-1949年)》,第357页。
(35)参见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9册,第269页。
(36)参见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9册,第273页;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下),第686-687页。
(37)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下),第683-684,691-692页。
(38)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9册,第269页。
(39)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9册,第269-270页。
(40)1949年5月31日,何应钦辞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职务。6月2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推阎锡山为新院长。
(41)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7卷下册,第304页。
(42)参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全面内战》(下),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5页。
(43)参见《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第134-137页。
(44)参见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9册,第308页;《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全面内战》(下),第5页。
(45)参见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下),第691-4593页;王禹廷:《胡琏评传》,第142-143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50辑,中华书局,1964年,第15-20页。
(46)参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518页。
(47)参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582-583页。
(48)参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596页。
(49)《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635页。
(50)《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639-640页。
(51)张发奎口述,夏莲瑛访谈及记录,胡志伟翻译及校注:《张发奎口述自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第362页。
(52)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9册,第341页;刘维开:《蒋介石的1949:从下野到再起》,第169页。
(53)参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第6辑,1962年,第5页。
(54)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9册,第347页。
(55)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9册,第348-349页。
(56)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9册,第366页。
(57)参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丛稿选编·军事派系》(下),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265页。
(58)参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西文史资料》第21辑,1984年,第98页。
(59)参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丛稿选编·军政人物》(上),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180页。
(60)《广西文史资料》第21辑,第91页。
(61)徐启明口述,陈恭存访问纪录,郭廷以校阅:《我所经历的战争:1911-1950》,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137页。
(62)参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1963年,第130页。
(63)《广西文史资料》第21辑,第100-101页。
(64)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总参谋部·文献(3)表册(1)》,军事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657页。
(65)参见《广西文史资料》第21辑,第96页。
(66)参见张玉法、陈存恭访问,黄铭明纪录:《刘安祺先生访问纪录》,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第139页。
(67)参见李品仙著,王成圣主编:《李品仙回忆录》,台湾中外图书出版社,1973年,第253-255页。
(68)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9册,第198页。
(69)胡宗南著,蔡盛琦、陈世局编辑校订:《胡宗南先生日记》(下),第88页。
(70)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9册,第218页。
(71)参见张朋园、林泉、张俊宏访问,张俊宏纪录:《盛文先生口述历史》,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111-112页。
(72)胡宗南著,蔡盛琦、陈世局编辑校订:《胡宗南先生日记》(下),第102页。
(73)《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派系》(下),第658页。
(74)参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派系》(下),第655-657页。
(75)胡宗南著,蔡盛琦、陈世局编辑校订:《胡宗南先生日记》(下),第96页。
(76)参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派系》(下),第657页;胡宗南著,蔡盛琦、陈世局编辑校订:《胡宗南先生日记》(下),第97页。
(77)胡宗南著,蔡盛琦、陈世局编辑校订:《胡宗南先生日记》(下),第98页。
(78)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解放战争战略追击·华北地区西北地区》,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第274页。
(79)《解放战争战略追击·华北地区西北地区》,第276页。
(80)《解放战争战略追击·华北地区西北地区》,第279页。
(81)《解放战争战略追击·华北地区西北地区》,第296-298页。
(82)《解放战争战略追击·华北地区西北地区》,第298页。
(83)参见胡宗南著,蔡盛琦、陈世局编辑校订:《胡宗南先生日记》(下),第117-118页。
(84)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印:《戡乱战史》第11册,1981年,第212页。
(85)胡宗南著,蔡盛琦、陈世局编辑校订:《胡宗南先生日记》(下),第136页。
(86)胡宗南著,蔡盛琦、陈世局编辑校订:《胡宗南先生日记》(下),第141页。
(87)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9册,第346-347页。
(88)参见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9册,第198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2-53页。
(89)参见胡宗南著,蔡盛琦、陈世局编辑校订:《胡宗南先生日记》(下),第137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中华书局,1962年,第96-99页。
(90)《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第99页。
(91)参见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7卷下册,第351页;刘维开:《蒋介石的1949:从下野到再起》,第171页。
(92)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9册,第352页。
(93)李品仙著,王成圣主编:《李品仙回忆录》,第252页。
(94)参见《文史资料丛稿选编·军政人物》(上),第181页。
(95)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9册,第354页。
(96)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9册,第357-358页。
(97)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9册,第357页。
(98)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9册,第356-357页。
(99)《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派系》(下),第657页。
(100)《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第66-67页。
(101)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9册,第385页。
(102)参见胡宗南著,蔡盛琦、陈世局编辑校订:《胡宗南先生日记》(下),第161页。
(103)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9册,第386页。
(104)《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592页。
(105)《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615页。
(106)《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624-625页。
(107)《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635-636页。
(108)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解放战争战略追击·西南地区》,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第8页。
(109)军事科学院《刘伯承年谱》编写组编:《刘伯承年谱(1892-1986)》下卷,解放军出版社,2012年,第270、278页。
(110)《解放战争战略追击·华北地区西北地区》,第470页。
(111)参见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06-407页。
(112)《解放战争战略追击·华北地区西北地区》,第631页。
(113)《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670页。
(114)《刘伯承年谱(1892-1986)》下卷,第289页。
(115)《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30页。
(116)参见《文史资料选辑》第50辑,第108-109页。
(117)沈志华、杨奎松主编:《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第1卷,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第47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