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地区与中国、美国、欧盟“三个中心”的关系集中体现为四种方案。美国和欧盟的方案无力应对拉美“新发展陷阱”。拉美国家普遍认可和接受“中拉命运共同体”方案，认为中国是拉美可信、可靠、平等的“中心”伙伴。中拉应通过共建“一带一路”，携手应对拉美“四个脆弱”内部因素，打破欧美传统“二元中心”外部桎梏，助力拉美国家走出“新发展陷阱”。
一、国际社会视角的大变局：三个中心
（一）拉美经委会认为我国是影响世界发展趋势的三大中心力量之一
2019年10月拉美经委会（即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出版了该委员会与CAF—拉丁美洲开发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共同完成的研究报告——《2019年拉丁美洲经济展望：转型中的发展》。该报告将中国、美国、欧盟共同置于世界发展趋势的中心位置。
（二）世界银行认为我国是全球价值链的两大主要角色之一
2019年10月世界银行发布了《2020年世界发展报告》。该报告指出，全球价值链约占全球贸易的50%，中国和美国是全球价值链的两大主要角色。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加入WTO和融入全球经济是全球价值链加速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联合国贸发会议认为我国是数字经济的两大领导国之一
2019年9月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了《2019年数字经济报告》。该报告指出，数字经济由美国和中国共同领导。数字经济有两个突出特点。第一，数字鸿沟日益成为衡量发展差距的重要指标。在数字技术发展方面，拉美远远落后于美国和中国。第二，数字经济由1个发达国家和1个发展中国家共同领导，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以往技术进步完全由发达国家领导的传统。
二、三个中心与拉美的合作：四种方案
（一）美国“封闭的泛美主义”
自19世纪末期以来，在拉美地区推行由美国主导的“封闭的泛美主义”一直是美国对拉政策的主线。美国将拉美地区视作“后院”，独霸“后院”是美国谋求全球霸权的基本点。“封闭的泛美主义”是美国围护其“后院”的“篱笆墙”，主要有三个意图。第一，防止欧洲势力侵蚀美国的霸权根基，尤其是部分西欧国家和俄罗斯。第二，防止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拉美国家发展成为威胁或敌视美国的大国。第三，阻止或管控中拉关系的发展，这是特朗普政府新增添的一个意图。
（二）欧盟“三支柱”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拉美国家可以分为两组。第一组为19个拉丁美洲国家，即18个西班牙语国家和1个葡萄牙语国家。第二组为14个加勒比地区国家，其中12个为英国的前殖民地，现为英联邦成员。
欧盟“三支柱”方案主要表现为“政治对话+政策协调+自由贸易”。在拉美地区，该方案主要应用于伊比利亚美洲国家，其典型代表之一是“南方共同市场—欧盟协定”。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19年6月，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为4个创始成员国的南方共同市场与欧盟进行了“三支柱”协定谈判并签订协定。目前，欧盟正在墨西哥和中美洲推行“三支柱”方案。
对于第二组国家中的英联邦成员，英国脱欧将为其带来不确定性。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用几十艘老旧军舰租借了英国在加勒比地区的军事基地，租期99年，2040年前后到期。2019年1月时任英国国防大臣加文•威廉姆森曾对媒体表示，英国正在制订计划，拟新建2个军事基地，1个在加勒比地区，另1个在东南亚地区。“英国在两个地区有经济利益，因此，英国应当在那里有军事力量。”
（三）拉美“开放的地区主义”
“开放的地区主义”有三项重要政策主张，即地区一体化、工业化和多边主义；其主要目标为改变过于依赖初级产品的状态，摆脱不平等的依赖关系。
2019年10月联合国贸发会议在其《2019年初级产品与发展报告》中，将巴西、阿根廷、智利等17个拉美国家列入初级产品依赖型国家名单，并指出，初级产品价格与初级产品依赖型国家的发展能力正相关，当初级产品价格高涨时，这些国家的发展能力提高，反之则反。
（四）“中拉命运共同体”
2014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以国家主席身份在巴西出席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会晤，在发表的主旨演讲中提出“构建携手共进的命运共同体”。“携手共进”是中拉命运共同体的核心内容。
美国和欧盟的方案意在维护“上帝之下的资本主义体系”，绝大多数拉美国家也属于这一体系，因此，前三个方案的意识形态是一致的。但是，三者之间也存在矛盾甚至对立。拉美与美、欧之间的矛盾焦点是国家主权，美国和欧盟不尊重拉美国家的主权，甚至要求拉美国家以“主权换发展”。美国与欧盟、英国之间的矛盾焦点是美国的霸权地位，无论是欧盟“3支柱”还是英国的“加勒比军事基地”，都表明欧洲势力一直寻求重返拉美。
三、欧美方案难以应对拉美“新发展陷阱”
拉美地区的出口以初级产品为主。2003-2013年初级产品国际市场价格的上涨，拉美地区年均GDP增长率为3.9%。2014年以来，初级产品价格大幅度下跌且长期低迷，拉美地区陷入新一轮“失速年代”，拉美经委会认为拉美地区陷入了“新发展陷阱”。
（一）“四个脆弱”是拉美“新发展陷阱”的主要内因
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生产脆弱、社会脆弱、体制脆弱、环境脆弱”是拉美新发展陷阱的主要内因。
生产脆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工业化水平低，拉美地区主要出口初级产品，进口工业制成品，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较低。另一方面，劳动生产力增长缓慢，致使绝大多数拉美国家长期滞留在中等收入发展阶段。
社会脆弱主要表现为约占总人口40%的中产阶层较不稳定，其中相当一部分较易重新返回贫困状态；非正规就业人数较多；国内储蓄和投资明显不足。体制脆弱主要表现为国家治理能力不足，不能满足社会保障、公共安全、公共服务等领域的诉求，公民纳税意识淡漠，政府收支赤字扩大，财政资源日益不足。环境脆弱主要表现为碳排放量增加，一些不可再生资源面临枯竭的危险，可持续发展能力有所降低。
（二）“中心—外围”是新发展陷阱的主要外因
拉美“外围化”的主要表现之一是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有所下降，1980-2018年拉美地区占世界GDP的比重由8.9%降至7.4%。
导致拉美“外围化”的主要原因有三个。第一，“中心国家”主导科技和技术创新，例如美国和中国拥有全球区块链技术相关专利的75%。第二，美元约束。保持拉美地区较高程度的“美元化”是美国对拉政策的一条底线，这不仅使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拉美地区初级产品价格涨跌和经济增长波动的指挥棒，而且使拉美国家与区外的贸易、投资、金融合作在货币币种的选择方面受到较多制约。第三，对两大传统“中心”有较高程度的投资和融资依赖。
四、“一带一路”助力拉美走出“新发展陷阱”
拉美国家普遍认可和接受“中拉命运共同体”方案，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将中国置于世界发展趋势的“中心”位置是对中国发展成就和国际地位的肯定。第二，理念相近。巴西总统博索纳罗表示，巴西和中国理念相近，“巴西高度重视中国的大国地位”。第三，将“一带一路”倡议视为拉美国家跨越“新发展陷阱”的历史性机遇。
（一）中拉共建“一带一路”，携手应对拉美“四个脆弱”
“一带一路”倡议是深化中拉合作的重要途径。2018年1月中国—拉共体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召开，会议通过并发布了《中国—拉共体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特别声明》。拉美经委会执行秘书长阿莉西亚·巴尔塞纳高度重视和评价“一带一路”倡议。拉美经委会在《2019年拉丁美洲经济展望：转型中的发展》中指出，截至2019年6月，已有18个拉美国家与中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双边文件，这必将带动中拉之间的贸易、投资、金融、产能、旅游等经贸领域的合作。
“一带一路”倡议可以助力拉美国家借鉴中国经验。在中国的诸多成功经验中，拉美国家认为有三条较为重要。第一，融入国际社会。第二，发展现代工业和高新技术。第三，消除贫困。
“一带一路”倡议助力拉美国家提升自主发展能力。第一，凝聚政治共识、社会共识，制订国家战略、发展规划、发展政策，以便于对接“一带一路”倡议。第二，把握中国的发展机遇，深化和拓展对华合作。
（二）推进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携手打破传统“二元中心”桎梏
拉美学者认为，中国的发展正在改变欧洲、美国主导的传统“二元中心”结构，使之开始向欧洲、美国、中国并驾齐驱的“三元中心”结构转变。在这“三个中心”中，中国是拉美可信、可靠、平等的伙伴。拉美欢迎这一结构性转变，这与拉美“开放的地区主义”相吻合。美欧两大传统“中心”不愿意接受这一结构性转变，美国甚至试图阻止这一转变。巴西学者指出，中美贸易摩擦是世界“中心格局”调整的必然结果，是不可避免的。
我国对自身有清醒的认识，我国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美欧发达国家仍主导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我国参与国际规则制订的能力有待提高。面对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中国家是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天然同盟军。拉美经委会呼吁拉美国家与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大国构建“联盟”关系。“全面建交、全面合作、全面参与全球治理，携手实现共同发展”不仅是“中拉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内容，更是中拉“携手共进”的本质内涵。
（作者：谢文泽，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摘自《人民论坛》2020年1月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