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纲领性文献，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时代性提升，是新时代中国国家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里程碑。

在传承与创新的结合中提升制度自觉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那天起就把建立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制度作为奋斗目标。在1921年党的一大通过的纲领性文件里，明确提到“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从井冈山、中央苏区到陕甘宁边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根据地建设的进程中努力探索新的社会制度。毛泽东等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已经积极探索和谋划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国家制度。1949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了新中国的国体和政体，选举了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人民政府，开启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史。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通过的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我国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

70多年来中国的国家制度为中国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在对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总结中，邓小平明确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进一步提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到建党一百周年的时候，我们将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从那以来，历届党的中央委员会都对制度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做出了积极贡献。

党的十八大把制度建设摆到更加突出位置，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重大命题，并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十三五”时期要实现“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各领域基础性制度体系基本形成”。党的十九大以来推进党和国家领导机构改革并将其推广到全国的所有治理层次，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站在了中华民族制度文明建设史的百年制高点。

在世界与中国的结合中创造制度优势

中国共产党人以前所未有的开放心态，自觉地向人类文明成果学习，又切实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在改革实践中不断探索与创新，构建起了既具广阔国际视野，又有深厚中国传统，还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这个制度的最大优势就是最大限度地激发出中国人民的创新创造活力，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帮助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来，经过6年多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厘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系，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是能够持续推动拥有14亿人口大国进步和发展、确保拥有5000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伟大复兴的制度和治理体系。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政治优势，而这个最大优势从多个方面得以形成并得到保障。第一，中国共产党把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定位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没有人民利益以外的任何特殊利益，能够在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确保人民当家作主。第二，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构建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团结起来，开展最广泛的政治协商，构建起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政治体系。第三，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加强自己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同时不断推进自我革命，不断纯洁党的队伍，保证党的肌体健康，保持生机与活力。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使之制度化，将对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保持先进性、纯洁性、战斗性发挥非常积极作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根本价值取向是人民当家作主。为此我们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个根本政治制度，一方面努力发展人民民主，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另一方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建立社会治理共同体，努力强化社会公平正义；同时，努力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通过精准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努力发展公共服务设施，解决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问题。《决定》首次提出“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健全人民文化权益保障制度”，“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等，从社会不同层面人群的现实需要出发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应的政策，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增进人民福祉，走共同富裕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突出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学习、探索与创新。按照传统理解，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与私有制、市场经济、按资分配，二者处于非此即彼的分化与对立状态。中国共产党人经过数十年的积极探索与改革创新，建立起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形式，建立起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形式，并且将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既通过社会主义公有制发挥国家经济力量的主导地位和压舱石作用，又能借助多种所有制拓展发展渠道、扩展多样空间、创造生机活力；既能通过按劳分配维护劳动者基本权利和保障社会公平，又能通过多种分配方式鼓励个性化发展奖掖先进激发效率；既能通过市场经济为社会经济发展创造最大可能性空间、最大限度最快时间调动社会资源，又能通过政府的宏观管理实施重大战略、推进重大项目和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正是这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展现出特有的制度优势，为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既创造出世所罕见的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奇迹、又创造出世所罕见的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着最为深厚的思想资源和文化依托。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最突出的是三个方面的有机整合：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转化和创造性发展，二是对于世界各种先进文化的学习和经验借鉴，三是学习传承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更重要的是把它们在中国大地上有机整合起来，立足当代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构建起丰富多彩的文化体系，展现出中华文化所具有的特殊的力量和魅力。

在坚持与完善的结合中提升治理效能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并明确提出了“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的实施路径，提出了加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的工作重点，这不仅有助于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更好治国理政，加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有助于在全球治理变局中彰显中国道路及其比较优势，为各国人民对于更加美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确实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正是依据这样科学的制度自觉和深厚的制度自信，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的未来30年战略谋划基础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目标，与社会发展的分阶段目标有序衔接起来，构成同步发展阶梯。会议明确指出，到我们党成立一百年时，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显成效；到二〇三五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引领和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实现；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引领和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

（作者：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哲学研究所所长，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华中科技大学分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