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伯塔姆 著 吴万伟 译
小说爱好者充满激情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在过去的近300年中，小说一直是主要的艺术形式，或许是现代世界唯一重要的艺术形式。我们依靠小说试图向我们自己解释自我。在从中世纪开始，经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进入现代时代的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新艺术形式，我们或许称之为内心转向－－－越来越多人赞同内心生活和家庭剧是真实的，当我们在世界舞台上真实生活之时，内心生活不仅仅是维持身体和灵魂共存所需的附属活动。
想想小说出现之前家庭剧是多么稀罕。古罗马神话中战神奥德修斯的妻子佩涅洛佩（Penelope）在荷马史诗《奥德赛》中更多是家庭背景中的政治而不是私人生活。狄多（Dido）在维吉尔的长诗“埃涅伊德”（Aeneid）中确立了历史标记，巴比伦的自然与丰收女神伊什塔尔（Ishtar）在《吉尔伽美什史诗》（Gilgamesh） 中表现出某种类似赫西俄德《神谱》中的那种愤怒。
能够说明问题的是为什么现代小说会让18世纪和19世纪读者感到如此新奇。在福楼拜微妙注意到可怜的、傻乎乎的爱玛·包法利（Emma Bovary）在情人鲁道夫（Rodolphe）的频繁幽会后阴道瘀伤，我们看到的不是新的公然性描写（无论多么隐晦）和几乎可以称为现实主义描述的定义性特征的近距离观察。我们也看到现代小说以从前任何艺术都无法想象的程度进入个人和私生活领域。
这种现代自我观念可以沿着从笛卡尔经过卢梭再到康德的高雅哲学路线追踪，也可以通过资本主义经济学追踪，或从马克思和罗斯金（Ruskin）的角度进行分析，将其作为工人摆脱其所做工作的手段。我们可以转向从马丁·路德到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根本性的新教神学，他们在宗教改革中将宗教注意力集中在个人灵魂的深刻宗教焦点中找到现代自我的根源。
小说之所以成为文化的核心部分原因是它们是唯一可用的艺术形式，有足够大的空间存储作者需要的所有细节来越来越现实地塑造人物。但是，最重要的是，小说描述了现代自我似乎面临的危机。小说在最高级和最严肃的层次上提供了解决危机的办法。
令人悲哀的真相是，小说现在并没有占据同样的文化高地，通常情况下，小说并没有让读者觉得它是应对现实问题的切实可行的手段。小说地位的衰落反映了一种新的危机，即我们的文化作为思想气魄的越来越大的失败和对自身进步所抱有的致命性疑虑。
在这个在线时代，我们并不缺乏散文。除了数字娱乐之外，英语中各种体裁的虚构作品蓬勃发展达到了惊人成熟的新水平。流行传记传播了曾经靠小说传递的教训---正如面向读者大众的社会学和“新新闻报道”，用小说写作的技巧撰写随笔那样长度的报道。小说仍然进入濒临死亡的状态。小说的失败标志着西方文化对过去价值观和未来目标充满信心的终结。虚弱的、缺乏自信的、懦弱的文化的标志已经写在图书馆书架那些落满尘埃的图书中。
过去50多年美国最大的（也是最没有明显标志的）社会学变化是主流新教教会成员的萎缩---从1965年代占美国人口的50%下降到当今的10%左右。这种萎缩夺走了国人对美国人身份认同的核心支持者。虽然断断续续地欢迎其它人，我们明白自己从根本上说生活在新教国家。主流教会是文化上的密西西比河穿流在国民自我理解的核心。当这条河流干涸时，古老的文化就死在烤干的泥土中了。因为神学基础的衰败，在此基础上的文化机构包括小说在内也就衰败了。
随着临时地平线的慢慢退却，历史似乎没有了能够辨认出来的目标，文化没有了看得见的目的。既然没有了从前的目标和理由，剩下的就只有文化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在历史上犯下的种种罪恶了。无法用成就来补偿，无法靠目的来解释，这些未清算的罪恶肯定具有压倒性力量：文化的定义本身。没有了从前的目标和理由意识，我们为什么还要为将来努力呢？我们为什么要写小说，为什么要通过阅读长篇小说从中获得深刻见解呢？
所以，我们不再去阅读那些书了。我们不再在大学里系统地讲授这些书了。我们并不期待受过教育的人对小说形式有明确的认识。地方图书馆已经放弃了文学史宝库的角色，把狄更斯或海明威的若干著作转移到年轻人阅读区，然后把其余的书都送进废纸处理工厂变成纸浆了。虽然小说在大学的地位源自文学曾经享有的特权地位，文学学者现在用研究小说的工具和热情去研究法国淘气的明信片上时髦的色情内容了。
这暗示了一种非个人化的世俗化过程，这是将文化基督教王国的无意识因素连根拔掉。最严肃的小说旨在开启重新赋魅的过程，它竭力要给世界万物传播一种光芒，抗拒现代社会向技术科学、官僚统治和商业经济的转向。
如果自然世界被想象成没有任何目标的空洞，那么对自然的重要性的探索从定义上说就是超自然东西。如果物质秩序依靠其科学衡量的存在来定义，那么对物质秩序的意义的探索必然也是超验性的。如果世俗领域被仅仅理解为强者推行的任意性社会安排，那么揭露社会价值观的尝试就必然是宗教性的。
从18世纪到20世纪，作家创作的小说和这个世界曾经阅读的任何东西都不一样。他们这样做是因为文明需要他们这么做。他们也因此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在1990年代初期以来出版小说的作家中，没有一个进入必读书目。这种文化核心地位的缺失未必是作家本人的错---我们只是不像从前那样阅读小说了。伟大的雄心壮志已经萎缩，艺术性是发动机在用古老燃料勉强发出的浓烟。现代性的超验性危机没有靠小说或者其它什么东西得到解决。因此，我们已经遭遇了另一场危机，令艺术衰落的危机，因为文化已经丧失了它的地平线和目的意识。
我们很难说过去半个世纪没有人尝试写小说了。从奈保尔（V.S. Naipaul）、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托马斯·品钦（Thomas Pynchon）、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唐·德里罗（Don DeLillo） (这五个人都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到库切（J.M. Coetzee）和约翰·欧文（John Irving）(都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老一辈作家们都还记得小说的勃勃雄心。几十年来，严肃的读者迫不及待地抓住马丁·艾米斯（Martin Amis）、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和科马克·麦卡锡（Cormac McCarthy）等作家的任何新作。我并不特别欣赏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和乔纳森·弗兰岑（Jonathan Franzen）等人的作品，就像我曾经非常喜欢玛丽莲·罗宾逊（Marilynne Robinson）、拜厄特（A.S. Byatt）和迈克尔•夏邦（Michael Chabon）那样，但如果要了解当代小说，你就需要阅读这些作品。当今严肃小说的可敬作家的标准名单中可能包括扎得·史密斯（Zadie Smith）、村上春树(Haruki Murakami)、奥尔罕·帕慕克（Orhan Pamuk）、阿兰达蒂·洛伊（Arundhati Roy）、杰弗里·尤金尼德斯（Jeffrey Eugenides）等几十个作家。
不过，虽然这些作家很有才华，但他们中没有一个达到英语小说作家曾经享有的崇高地位，从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到简·奥斯丁（Jane Austen）或维多利亚时代鼎盛时期狄更斯、萨克雷和亨利·詹姆斯的那种地位，或者现代主义者如普鲁斯特、乔伊斯、托马斯·曼和拉尔夫·埃里森（Ralph Ellison）的地位，或20世纪中期小说家如菲茨杰拉德（Fitzgerald）、福克纳、海明威、辛克莱·刘易斯和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的地位。
我们或许透过反思我们生活的体裁小说的黄金时代提出同样的观点。尼尔·盖曼（Neil Gaiman）是他那个类型的天才，探索了儿童作品的小说体裁、都市幻想小说和图画小说。迪恩·孔茨（Dean Koontz）秘密地使用恐怖提出世界怯魅的超验性问题。乔治·马丁（George R.R. Martin）的《王位游戏》是后托尔金时代的丰富世界构建模型，吉恩·沃尔夫（Gene Wolfe）30多年来则一直使用科幻小说开始天主教色彩的文学工程。
请考虑阿迦萨·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之后的两位畅销书作家斯蒂芬·金（Stephen King）和罗琳（J.K. Rowling）。接着是所有那些作家和艺术家卷入戏剧著作向图画小说的成熟过程，超级英雄修正主义者阿兰·摩尔（Alan Moore）和弗兰克·米勒（Frank Miller）：克里斯滕森·威尔（Chris Ware）的《吉米·科瑞根》、阿特·斯皮格曼（Art Spiegelman）的《老鼠》、玛赞·莎塔碧（Marjane Satrapi）的《波斯波利斯》。
他们的才能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们愿意不辞劳苦开始体裁小说。看到有些人将警察诉讼程序或者戏剧书提升到艺术的更高层次，就在纳闷为什么他不写雄心勃勃的小说，用文化花了几乎三个世纪时间开发的艺术形式，它已经形成一种非同寻常的细腻、范围和力量的工具。我们在势利问题面前的畏缩不前，问题的答案已经再明显不过。
美国现代科幻小说之父罗伯特·海因莱因（Robert Heinlein）、擅长浪漫主义喜剧的伍德豪斯（P.G. Wodehouse）和擅长神秘性的雷克斯·斯托特（Rex Stout）----这些大师没有一个考虑这样的建议，他或许是达到诺贝尔奖获得者托马斯曼那个水平的当代作家。当我们意识到在区分“严肃小说”和“体裁小说”时表现出的某些精英主义色彩和居高临下的优越感时，我们展出了自己不相信严肃小说的旧形式的巨大威力，连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和儿童文学作家苏斯博士（Dr Seuss）等从前年代最好的体裁作家都没有这种怀疑。
小说衰落的想法并不是说更伟大的天才出现在从前的世纪，或者天才将才华浪费在流行艺术上了，而是说现代小说的伟大目标是要让我们用小说叙述重新赋魅，这种叙述用身体的生理和社会旅程叙述作为平行线将灵魂探索旅程神圣化。那个目标是将现今时代切分开的内在现实和外在现实重新编织在一起。因为西方文化对解决现代性问题不再充满信心地蹒跚前行，从前的工程似乎有些恍若隔世般缺乏真实性了。
小说没有辜负我们，使我们辜负了小说。
本文选自作者2020年2月即将出版的新著《小说的衰落》（圣奥古斯丁出版社）。
作者简介：约瑟夫·伯塔姆（Joseph Bottum），美国畅销书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