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丽叶·莱舍 著 吴万伟 译

我们不懈追求幸福，但真正的清醒来自忧郁和存在性焦虑。先承认生活就是地狱，然后再自由选择。

我记得自己情绪低落。那是吓人的心理状态，似乎要永远持续下去。每天一想到醒来就恐慌不已。内心的挣扎、恐惧和对未来的否定导致积极和乐观的态度彻底崩溃。我就觉得自己的心灵突然患病和扭曲了。没有辨认出新的自我，我在纳闷曾经开朗阳光的我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陷入忧郁的原因是和女友分手。但是，导致我忧郁的并非对此次分手的反应，而是意识到你相信那个爱你的人，那个和你最亲近而且发誓永远和你在一起的人已经变了，变成了对你的痛苦无动于衷的陌生人。我发现这柔情蜜意原来不过是个幻觉。过去的一切都变得毫无意义，未来已经不复存在，这个世界本身已经不再令人相信。

在这种忧郁中，我发现他人的态度发生了戏剧性变化。忧郁症在社会上没有得到特别的宽容，我意识到周围人的劝说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想矫正我，告诉我要振作起来或者建议找专业人士帮助；另一种则是像遇到麻风病患者那样躲避我。回头来看，我能理解这种反应：毕竟，我已经变成愤世嫉俗和悲观失望的不可知论者，言行之间肯定懒得去考虑是否礼貌周全了。

另一方面，我对他人的真正痛苦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在忧郁中，我了解到世界的黑暗面，而这些是我以前很少知道的东西。我不再忽略痛苦和幻觉，从打开的一扇新窗户中窥见了的确令人不愉快的冷酷现实。我的体验并不独特，但在某种意义上得到了提升，除了是遭遇情感破裂的可怜普通人之外，我也变成了哲学家。作为哲学家，我知道显而易见的外表绝非全部，需要进行严谨的批判性分析。基于自己的亲身体验，我特别倾向于怀疑把积极情绪等同于健康，消极情绪等同于扭曲的做法。患上了忧郁症，我却因此终于看清了世界的真相呢？

窗体底端

在我自己陷入忧郁之前，我的博士导师，斯洛文尼亚科学艺术学院哲学家阿莱恩卡·祖潘辛齐科（Alenka Zupančič）曾暗示人们对幸福的追求往往成为一种压迫性的意识形态，对此，我一直感到很困惑。渴望让世界变成幸福之所究竟有什么错？怎么会令人感到压抑呢？

但是，在观察了我自己的状况之后，我开始逐渐赞同她的观点了。环顾周围，你会注意到我们要求自己和其他人都处于一种永远幸福的状态。伴随着过分推崇幸福的倾向是将幸福的对立面---情感痛苦如忧郁、焦虑、悲伤或失望等妖魔化。我们给情感上的痛苦贴上标签，似乎它们是问题，是扭曲，是需要消除的反常情况，是需要治疗的疾病。表达悲伤的声音被当作病态受到压制。

美国心理学协会将忧郁定义为“一种常见的、严重的医学疾病，不仅影响你的感受、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这个词语本身已经将受害者妖魔化，暗示她必须得到治疗。很难说究竟是心理治疗师和医学界将这种态度强加在人们身上，还是受到了流行文化范式的影响。但无论如何，当今大部分心理治疗都是旨在消除负面情绪。

如果现实真的很烂，该如何呢？虽然忧郁，但我们毕竟摆脱了幻觉的困扰，正是这种幻觉蒙蔽了我们，使我们难以看清现实的真面目。

心理治疗消除负面想法的最著名做法是认知行为疗法（CBT），最初就是在治疗忧郁和焦虑的过程中形成的。这种基于心理疾病的认知模式最初是由美国心理治疗师阿隆·贝克（Aaron Beck）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提出的。其前提是忧郁是被称为“忧郁思维”的负面想法所引发。陷入忧郁状态之后，我们倾向于觉得自己陷入孤独无助的状态，注定失败，不讨人喜爱，无能，无用，理应受到他人的责备和抛弃。这种否定性世界观的例子体现在如下一些话语“我真无用和丑陋”，“谁也看不起我”，“一切都不会改变，我已经无可救药了”，“情况只会变得越来越糟糕”等。贝克认为，在这种忧郁中，我们使用了“扭曲的”和毫无助益的思维方式。经过训练的认知行为疗法实践者能够辨认出这种被扭曲的思维方式，进而打破它，指导我们迈向更幸福的结果。

得了忧郁症，受到从前朋友的影响，我去找认知行为疗法心理治疗师。你们会看到，我没有被彻底治愈，仍然觉得自己充满“忧郁的”思维模式。我对心理治疗的感受多种多样，从信任自我的欲望和心理治疗师的关心到对这种欲望感到恼火。我觉得就像有人告诉我自己渴望听到的话，就像小孩子需要得到安慰，大人在晚间讲个愉快的故事以便摆脱严酷的现实。忧郁的思维模式令人不愉快甚至令人难以忍受，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它们对现实的表达是扭曲的。如果现实本来就真的很烂，该如何呢？虽然忧郁，但我们毕竟摆脱了幻觉的困扰，正是这种幻觉蒙蔽了我们，使我们难以看清现实的真面目。

相反，如果积极思维模式对现实的把握代表了一种偏见，又该如何？当我忧郁时，我了解到某些宝贵的东西，那是我无法以更低的代价获得的东西，又该如何？如果它是打破幻觉---打破完全不现实的思维方式---让我瞥见了真正导致焦虑的现实真相，又该如何？在忧郁中，我们实际上更准确地认清了现实，又该如何？如果我渴望幸福的需要和消除忧郁的心理疗法的需要都基于同一个幻觉，又该如何？如果心理疗法的所谓黄金标准本身不过是给人安慰的伪科学，又该如何？　

现代心理学承认日常生活思维建立在很多扭曲的观念之上，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偏见的左右。但是，这种认识存在于积极性框架体系之内。简而言之，主流思想拥抱一些常见的幻觉，只要它们不干扰积极情绪的流动就是健康的。

积极幻觉的现有概念首次出现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心理学家雪莱·泰勒（Shelley Taylor）和南卫理公会大学的乔纳森·布朗（Jonathon Brown）1980年代的一篇论文中。积极幻觉是一种常见的认知偏见，它建立在有关自我和他人、我们的处境和我们周围的世界的有利的但不切实际的想法基础上。积极偏见的类型包括不切实际的乐观主义、控制幻觉和虚幻的优越感等，这些让我们在与别人对比时高估自己的能力和品质。一次次的研究发现这种幻觉大量存在。无论学习能力、工作表现、免受偏见困扰、人际关系幸福程度和智商等，在几乎所有参数中，大约75-80%的人都会评估自己的成绩高于平均值。但残酷的数学法则告诉我们，这是一种幻觉，从定义上说，不可能这么多人都高于平均值。

现代积极性趋势的根源可以在宗教历史中找到，它曾经为人们提供了生活指南和救赎观念，提供了拥有大团圆结局的可靠世界。在当今世俗的世界，心理学填补了宗教留下的空白，充当了为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提供解释和希望的角色。用心理学取代宗教的做法使得基督教传统的很多特征维持下来。情感顾问或者心理治疗师的角色和我们前去拜访的需要与牧师讲道和前往教会告解忏悔有很多相似之处。情感顾问和牧师都是拥有权威的人，他们能宣称你哪个地方错了，应该如何纠正。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84）追踪心理学的根源到牧师，进一步阐述了这个观点，即教牧关怀的最初宗教目标就是引导人们获得救赎。

当代丹麦学者安德斯·德莱比·索伦（Anders Dræby Sørensen）指出，现代人逃避痛苦和焦虑和最终寻找幸福的渴望至少部分建立在摆脱尘世痛苦进入天堂的宗教观念基础上。在世俗世界，救赎变成了尘世生活必需完成的任务。天堂不再是超验性领域，而是获得完全幸福的状态，我们要把尘世变成当下的天堂。

与宗教和心理治疗密切相关的是，哲学可能被认为是异端邪说。问题最大的病人可能是德国哲学家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 (1788-1860)，他的名言是痛苦是人类无法避免的，是人类存在的必要组成部分。叔本华认为，存在没有目的或者意义可言，生命是无目标的驱动力量在推动，从来不能得到满足。他将我们的积极性世界观彻底颠倒了，人类存在的正常模式不是幸福，时不时被痛苦打断。相反，生活本身就是痛彻入骨的痛苦和没完没了的悲痛，而且从来不会得到改善。叔本华宣称“今天很糟糕，明天可能更糟糕。”叔本华认定，意识让人类生活的条件变得愈发糟糕，因为有意识的人更真切地感受到痛苦，更能清醒地感受到存在的荒谬性。“有人应该告诉我，我的哲学不会给人带来安慰，因为我说出了真相，人们更愿意得到保证，上帝会确保一切安好。”他在“论人世间的痛苦”（1851）中写道。“去找牧师吧，让哲学家们清静一会儿。”

在弗洛伊德看来，目标不过是帮助病人接受和反思人生就是地狱。

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并没有提供更多令人安慰的东西。他提到焦虑是人类存在的基本模式，区分了真实性和非真实性的生活方式。我们大部分人的日常生活其实是生活在非真实性生活方式中，我们沉溺于日常事务、麻烦和忧虑中，日常生活的噪音掩盖了我们对自己存在的徒劳和无意义性的认识。我们去上班，我们养孩子，我们维持人际关系，我们打扫房间，我们睡觉，然后一切从头再来。周围的世界似乎能够说得通，甚至丰富多彩，意义满满。但是，真实性的生活只有在焦虑中被揭示出来。接着我们有了清醒的自我意识，开始自由地思考，抛弃社会强加在我们身上的共同幻觉。在海德格尔看来，焦虑代表了适当的哲学心态。

挪威思想家彼得·韦塞尔·扎普夫（Peter Wessel Zapffe (1899-1990）将哲学上的悲观主义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他说人类意识发展得太快了，这是个悲剧，结果造成存在焦虑（畏）。在其《最后的弥赛亚》（1933）中，扎普夫提到那是“生物学悖论，一种反常情况，一种荒谬性，一种放大的灾难。”人类开发出一种永远也无法满足的需要，因为自然本身是无意义的。他认为，要生存，人类就需要压抑其极具破坏性的多余意识。这是“社会适应性的要求，通常被称为健康的、正常的生活所需要的一切。”

扎普夫提出人类形成了四种普遍性的防御机制：

孤立，包括压制令人担忧的或破坏性的思想和情感

锚定，确立更高级的意义和理想。他给出的集体锚定例子是“上帝、教会、国家、道德、命运、人生法则、人民和未来。”锚定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幻觉，让人获得心理安适。锚定的缺点是一旦发现我们的锚定机制其实是一种幻觉后，我们会感觉到绝望。

干扰，将我们的思想和精力集中在某个想法或者任务上以防止人们去自我反思。

神圣化，这是一种防御机制，将负面冲动转化为更积极的行动。比如，我们刻意和存在悲剧保持距离，将我们的意识引导到哲学、文学和艺术探索中。

心理分析之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就像哲学家一样反对宗教，他宣称其目的是满足我们难以满足的情感需要。据说他告诉同事桑多尔·费伦齐（Sándor Ferenczi）“神经官能症患者是乌合之众，好处只是在经济上支持我们，让我们能从其案例中学到一些教训：心理分析作为治疗手段可能没有任何价值。”弗洛伊德对心理分析治疗的结果并不乐观，不愿意承诺幸福结果。在《歇斯底里研究》（1895）中，他发誓说，心理分析可以将歇斯底里的痛苦转变为“常见的不愉快”。在弗洛伊德看来，目标是帮助病人接受和反思人生就是地狱的现实。地狱不在世界之外，就在我们这个世界。

虽然转向积极性，但心理分析理论包括了焦点仍然集中在弗洛伊德本人拥抱的悲观主义哲学传统的一个分支。最初被美国心理分析学家劳伦·阿洛伊（Lauren Alloy）和林伊·冯·艾布拉姆森（Lyn Yvonne Abramson）在论文“更悲伤但更聪明？”（1979）中称为“闷闷不乐的现实主义”。作者认为在忧郁症患者的眼中，现实总是更透明。

宾夕法尼亚坦普尔大学的阿洛伊和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的艾布拉姆森通过测量控制幻觉来检验假设。在对一组本科生进行访谈之后，他们将学生分为两组，一组忧郁者，一组非忧郁者。每个学生客选择按键或不按键，获得两个结果之一：绿灯或者没有绿灯。呈现给学生的实验背景是从0到100%的各种控制按钮。完成测试后，问他们分析控制其反应的程度对结果产生的影响，也就是说，多少次绿灯是其行动的结果。结果发现，在判断他们产生的控制程度时，更悲观但更聪明的学生更加准确。阿洛伊和艾布拉姆森得出结论说，忧郁的学生更少受到控制幻觉的影响，因此判断更加切合实际。另一方面，不忧郁的学生往往过高估计自己的控制程度，更喜欢提高自尊的感受而陷入一种自我欺骗。

“闷闷不乐的现实主义”假设仍然引起争议，因为它质疑认知行为疗法的教义。该教义认定忧郁的个人拥有更多思想偏见，因此需要得到治疗以便获得更加切合实际的认识。但是，后来的研究已经改善这个观点。比如，澳大利亚社会心理学家约瑟夫·福加斯（Joseph Forgas）和同事显示，悲伤能够强化人们的批判思维能力，帮助人们减少判断偏见，改善注意力，增加韧性，通常促成更具怀疑精神、更细腻、注意力更集中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积极情绪能导致更少付出努力和系统性的思维方式。幸福的人更容易陷入模式化思维，更容易依靠简单的陈词滥调。他们更容易“随波逐流”，更容易基于偏见而做出更大的社会判断失误。

忧郁冥思是有助于分析的问题解决机制。

其他研究者已经注意到忧郁的进化优势，比如弗吉尼亚联邦大学的保罗·安德鲁斯（Paul Andrews）和弗吉尼亚大学的安德森·汤普森（J Anderson Thomson），他们挑战了占支配地位的医学观点，即忧郁是失序或者生物学功能失常。他们认为忧郁实际上是进化后的适应过程。忧郁的进化功能就是开发出分析思维机制和帮助解决复杂心理问题的机制。忧郁冥思帮助我们精力更集中，帮助解决遭遇的问题。　

就像感冒在有时候可能令人害怕，但它本身不是坏的，忧郁可能减弱你的幸福感，给生活的很多领域带来不好的影响，如工作、社交关系和性生活等。但是，感冒虽然令人不愉快，却不是生物学功能失常的产物，相反，它是重要的预防感染机制。感冒引起的损害是身体机制在抵抗感染时权衡协调的适应结果。同样，忧郁冥思是问题解决机制，吸引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在分析某些问题上。

有存在主义倾向的现代瑞士心理分析家艾利斯·赫尔泽昆兹（Alice Holzhey-Kunz）在其《此在分析》（Daseinsanalysis (2008)）中求助于海德格尔的真实性生活和非真实性生活区分，她宣称，心理痛苦代表了遭遇存在现实的幻灭感。在此意义上，忧郁不是失序而是对人类存在的虚无性的突然幻灭感。在这个上下文中，可能称为“非真实性生活”的更加欢快的形式很难是一种病态，因为它让清醒的存在意识遭遇日常生活任务并淹没在寻常性中。

虽然因为和女友分手而陷入的忧郁并没有增加存在忧虑的水平，但它是我生活中最强大的视角转换体验。它不可逆地永远改变了我的存在状态，让我处于存在核心的创伤中，通常我并没有比从前更悲伤或更内向。啊，如果这是我们丢掉幻觉，无限了解到有关现实的更多内容的代价，该如何？我们或许在走向那里。有些研究暗示，存在痛苦和心理抑郁在全世界尤其是在西方现代文化中都有上升趋势，或许我们追求幸福恰恰就是因为它已经不再是能实现的东西了？

我们不知不觉陷入的恶性循环－－无限追求幸福和根本不可能获得幸福－－－只能更厉害地伤害我们。解决办法实际上或许就是接受已经提高的意识水平。在忧郁深渊中，我们将发现幸福太过肤浅，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维持生活的方法。心理健康、积极心理学和占支配地位的心理治疗模式如认知行为疗法都要求我们保持沉默，屈服于幻觉直到死亡的那一天。

临近此文的结尾，我必须告诉亲爱的读者您，我意识到只要你还在阅读本文，你肯定已经感受到“是的，但是”式反应。（是的，生活很可怕，但还有很多美好的东西啊。）这个但是是对负面的、可怕的见解的自动反应。一旦暴露在这些力量面前，我们的积极防御机制就开始起作用了。在写此文时（以及在我人生的其他很多时候），我本人就陷入这个考验中。如果没有这种保护机制，我们可能早就死掉了，或者很可能屈服于自杀冲动以寻求解脱。

我的一个小小建议是，希望在自杀反应出现之前，暴露在幻灭和积极性的避难所，将其视为生活体验的新空间。下次在你准备借酒浇愁，或求助于亲人朋友或心理治疗师，或其他很多确认生命价值的实践活动时，请记住几乎所有构建意义的活动－－－从工作到体育运动到向耶稣基督敞开心扉在本质上都是幻觉。通过幻觉摆脱生命苦海的选择是只要有可能，就探索一种无幻觉的空间，从而变得更有能力承受令人感到幻灭的、具体的生活现实。如果成功，你将摆脱虚假的积极性锁链的束缚而获得自由。

当然，最后，我们或许能够获得解放，要么摆脱痛苦要么摆脱幻觉。人生就是地狱，看起来没有天堂在等着我们。这本身或许就是获得解放之路，因为我们毕竟不会因此而丧失任何东西。

作者简介：

朱丽叶·莱舍（Julie Reshe）哲学家和心理分析师。西伯利亚秋明大学（University of Tyumen）高等研究院教授。高等研究院心理分析研究所所长。

译自：Depressive realism by Julie Reshe

https://aeon.co/essays/the-voice-of-sadness-is-censored-as-sick-what-if-its-sa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