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夫·格林伯格　著　吴万伟　译

很多人只是非常偶然地、有意识地思考自己的死亡。或许是出现了一个怪异的鼹鼠，或者在轿车里的一次紧急呼叫，或者听说和他们年纪一样大的名人去世的噩耗。或者在午夜时分，辗转反侧睡不着，脑海中突然出现了不可避免的最终结局。与此相反，我一直在思考自己的死亡，其实也是每个人的死亡，至少在我从事的职业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如此。你可能猜测我是殡葬业者、验尸官或肿瘤学家。其实，我是社会心理学家，我关注的焦点一直是试图理解人的社会行为。死亡与理解人类行为有什么关系呢？关系之大要比我们很多人想的程度高得多。

我的童年是在纽约市南布朗克斯区工人阶级意大利裔社区度过的。很多非洲裔美国人家庭迁往那个地方。当时，我记得对人的两种观察令我感到十分恼火：他们的骄傲和偏见。我周围的人个个都似乎认为他们在任何事上都正确无误，比其他任何人都更聪明、更有道德。我的邻居们似乎有一种倾向，反对那些比他们肤色更黑的人。我偶尔会想到这种倾向，虽然我周围的人似乎没有这些困扰。后来，到了中学时，我得到一本乔纳森·斯威夫特的《格列夫游记》（1726），我吃惊地发现就在这本书里终于看到有人对人类的看法与我完全一样。可惜那个人早在1745年就死掉了。

这重新激发了我对人类习性的兴趣，所以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读本科的时候决定选修心理学以便了解更多东西。后来我到堪萨斯大学读社会心理学研究生，和舍尔顿·所罗门（Sheldon Solomon）和汤姆·派泽因斯基（Tom Pyszczynski）等人是同学。我开始研究人的偏见，研究人们保护自己骄傲和自尊的方式。我们了解到人们从事所有形式的心理锻炼为的就是对自我和所属群体的感觉更好一些。若不能成功做到这一点，他的生活功能就会差些，往往遭遇焦虑和忧郁的困扰。但是，我们的研究并没有回答心中的问题，为什么人们在自尊和所属群体的优越性上投入这么多。那似乎仅仅是理所当然接受的现成东西。

所以我们从心理学领域之外寻找答案，发现了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厄内斯特·贝克尔（Ernest Becker (1924-74)）的著作。他在《反抗死亡》（1973）中给了我们答案，该书在1974年获得非虚构类作品普利策奖，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和伍迪·埃伦（Woody Allen）都是它的崇拜者。贝克尔带领读者来到一个熟悉但很少参访的地方，当人们面对自己必然死亡时到底意味着什么：“人是象征性的自我，有名字的生物，活生生的历史。但是，最终他还要返回到几英尺下的土地之中无声无息地腐烂并永远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的书迫使我们真的有意识的考虑自己不可避免地死亡，而且是以一种我们可能从来没有想过的方式去思考死亡。读这本书可是一点儿都不好玩儿。但是，贝克尔从考虑死亡中提出了一个理论，即死亡恐惧对人类行为产生了无所不在的巨大影响。他认为我们都恐惧死亡，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反抗死亡、逃避死亡或超越死亡，就永远处于恐惧之中。古代哲学家伊壁鸠鲁和卢克莱修认识到死亡恐惧在人类行为中的作用，但他们认为如果意识到恐惧死亡不合逻辑，我们的生活应该更好些，因为如果死亡是人生的终结，那就意味着什么也没有了。我们并不担忧我们出生之前的不存在，为什么要担忧死后的那个不存在呢？

问题是我们都是不讲逻辑的生物。我们是动物，像其他动物一样，我们在很多方面拥有竭力挣扎求生的在生物学特征。如果有人试图用枕头要把你捂死，你会死命挣扎着呼吸。如果汽车朝我们开过来，我们肯定赶紧夺命而逃。贝克尔使用乘坐商业航空公司旅行的乘客作为例子。如果飞机突然有很大的噪音，或者突然开始下降，机上的每个人都会恐惧和慌乱。我们的大脑边缘系统里本来就有死亡恐惧和不惜一切代价摆脱死亡的欲望。很多动物很可能也是如此。

字面意义上的永生和象征意义上的永生是我们心理安全的根本基础。

但是，人类的独特之处是我们有前额叶的大脑皮质，它让我们意识到死亡可能因为种种原因随时来临，我们根本没有办法预测也没有办法控制。而且，它迟早会发生。所以，在明知这个事实的情况下，如何沉着冷静应对而不是畏缩在角落里恐惧地瑟瑟发抖呢？贝克尔的建议是像先辈那样，他们意识到必然死亡的困境，形成了一种文化世界观使他们相信死亡不是存在的终结，他们会在身体死亡之后以某种方式继续存在，由此逐渐形成的世界观继续促成了这种看法的出现。

这种世界观给人带来希望的最明显方式是说服人们相信灵魂在身体死亡之后永生。最古老的葬礼和古代艺术品暗示永生信仰可以追溯到5万多年前。这是我们所说的“字面意义上的永生”。另外一种方式是通过一种意识---代表我们的东西即我们的象征---将在死后继续存在：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子女、我们依靠教书、艺术、科学和认同的各种事业等为世界做出的贡献。这是我们所说的“象征意义上的永生”。第一种很有名的书面故事《吉尔伽美什史诗》，证明这些担忧在人类物种占有多么核心的重要地位。吉尔伽美什痴迷于死亡以及如何逃避死亡的秘密。他首先尝试求助于诸神获得永生，接着尝试找到一种植物能让他长生不老，最后满足于象征性永生，通过做出伟大壮举和建造伟大纪念碑而被人们所怀念，他实际上通过传递他故事的墓碑而实现了这个目标。

字面意义上和象征意义上的永生是我们心理安全的根本基础，但它们依靠两样东西。首先，我们必须维持对基于文化世界观的信仰，这种世界观提供了相信字面意义永生或象征意义永生的可能性基础。其次，我们必须相信我们对这个世界做出了宝贵的贡献，这样我们才有资格获得超越身体死亡的种种超验性形式。我称这些是有效的恐惧管理的两大组成部分。人们过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镶嵌在拥有意义和价值的象征性世界，他们相信那些具有持久的意义，只要他们维持对这个世界及其重要意义的信仰，他们就能获得心理上的宁静。但是，如果这些信仰中的任何一个遭到威胁，防御机制就必须行动起来，否则死亡焦虑就会浮上台面。

那么，这些观念是如何指导骄傲和偏见呢？从恐惧管理理论的角度看，偏见问题和族群冲突问题之所以出现就是因为与我们世界观不同的族群或明或暗地说明我们所感受到的心理安全的基础站不住脚。为了消除这种威胁，我们必须要么贬低这些他人，说他们是愚蠢或邪恶的家伙，试图说服他们相信我们的世界观是正确的，要么干掉他们。在历史上有多少次我们看到过这些冲动带来的痛苦和悲剧？

我们的骄傲又是怎么回事？追求和捍卫我们的自尊就是在努力维持我们是对世界做出宝贵贡献的人的信仰，这是文化教育我们的方式。只要我们相信自己对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就有一种永生意识，就能在世界上获得安全。我们怎么被镶嵌在这些文化信仰系统中，并被推动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呢？这是社会化过程的核心功能，贝克尔在《意义的诞生和死亡》（1962）中有精妙的描述。

人类新生儿是世界上所有生物中最无助和依赖性最强的物种，它的生存和免受困境依靠父母的爱和保护。但是，随着孩子大到足以到处跑了，那种爱和保护变得越来越多地取决于他是否成为乖孩子，如对猫友好，在厕所大小便。再过一些时间，孩子就逐渐将相当多数量的法则和价值观内在化，如果要获得看似无所不能的父母的关爱，这是小孩子拥有的唯一安全基础。做个乖孩子是获得安全感的基础，做个坏孩子就很可怕，因为可能丧失父母的爱甚至面临惩罚威胁。　

成为乖孩子的基础是从父母那里学到的东西，这反映了父母继承下来的文化世界观。所以，我们渴望自尊是因为它告诉我们我们是体面的好人，值得得到关爱和保护。当然，随着认知能力的提高，我们了解到还有更大的威胁是父母也应对不了的，因此我们将安全的首要基础转向我们信仰的神、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家族谱系，但我们获得这种感受依靠的是觉得自己对习得的更大身份认同做出了宝贵的贡献。这样做让我们感受到我们将继续成为受任尊重的基督徒、艺术家、科学家、澳大利亚人等等。

这是根源于心理分析的巨大理论，它似乎能够解释人类的很多行为。

贝克尔说服我们相信死亡意识在人类行为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我们将这些观点纳入到恐惧管理理论中，并将其引入心理学领域。我们向《美国心理学》杂志投了论文，解释了这个理论，并解释了它如何阐明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和心理学中的很多问题。编辑和评阅人对这篇论文不以为然，有一篇评阅意见只有一句话，“毫无疑问，无论是活着的还是死去的，任何一位心理学家都不会觉得这篇文章有趣。”（你认为至少死去的人可能会感兴趣。）

这样的评论没有指明评阅人不喜欢之处何在，但我们猜想他们的反应可能与该理论的两个方面有关：首先，它关心的是死亡的必然性这个吓人的话题；其次，这个根源于心理分析的庞大理论似乎有助于解释人类行为的很多方面。自从20世纪50年代反对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之后，学界心理学家就一直对庞大理论充满疑虑，指控这些理论无法验证，不够科学。在与期刊协商，并解释了对本论文的批评缺乏合理性之后，一位饱受批评的编辑非常友好地告诉我们，虽然我们的观点或许有值得欣赏之处，但我们需要获得新证据才能得到本领域的“有效认可”。

对任何理论，我们都没有接受可证伪论证。那总是能够引申假说和开发出可验证方法的问题。但是，要在这个庞大理论上获得实证性证据支持并不容易。我们想到了三个基本假说，现在已经得到包括偏见、民族主义、政治偏爱、经济学、艺术、市场营销、消费主义、环境保护、法律决策、攻击性、体育成就、爱情关系、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等众多领域在内的一千多篇发表的研究成果的支持。让我们首先将焦点集中在死亡显著性假说上。

如果对死亡的担忧是靠世界观和人在这个世界上的价值的信仰来管理的，那么提醒人们他们可能要死掉－－－让死亡变得显著－－－就会强化他们的防御机制来为自己的世界观和按照那种价值观生活的努力辩护。我们首先测试了这种死亡显著性假说，请市法院法官在假设的案例中判定被指控卖淫者的保释金份额，材料里包括做出这种判断通常可以获得的所有相关信息。如果保释金数额很小，这位女性就能在审判之后从监狱释放，如果数额很高，她就可能一直呆在监狱直到法庭宣布的日期届满。我们的推理是，法官的工作是确保世界观价值观的破坏者受到惩罚，所以如果事先提醒他们自己必然死亡，他们给出的惩罚就应该特别重。所以在我们给法官的案子中，有一半案子附加了简短的问卷调查，要求他们在考虑案子之前回答有关死亡的两个问题。被提醒自己死亡的法官判定的保释金是455美元，而没有被提醒死亡的法官判定的保释金则是50美元。这就支持了我们的假设。

在进行了第一项研究之后，我们进行了一系列后续研究来测试额外假说。我们发现死亡提醒的效果总是取决于个人的世界观。所以，对那些不相信卖淫应该被视为非法的人来说，死亡提醒并不会增加他们对被指控卖淫者的保释金数额。我们也发现提醒其他负面潜在事件－－－如身体疼痛、失败或社会上遭到排斥等并不产生类似效果。重要的是，想到死亡并不简单地让人们变得消极：它也导致人们渴望给予帮助警方抓罪犯的人更大的奖励。　

接着，我们想看看让死亡变得显著是否也会导致人们更迫切地为自己的国家辩护，如果它促成对持有不同世界观的人产生偏见的话。很多研究已经发现这两种效应都是真实的。数字显示被提醒死亡的人增加了对赞扬其国家的人的好感度，增加了对批评其国家的人的负面反应和攻击性。研究也显示在想到死亡的情况下实验室外也有这种民族主义。在一项研究中，在公墓旁接受采访的德国人更愿意使用德国马克而不是欧元，而在零售商店附近接受采访的德国人并没有显示出特别的偏爱。而且，众多研究已经显示，对自己所在族群的好感度明显增加，对不同族群的讨厌度也明显增加。这类研究的第一个显示，在控制条件下，阅读了基督教同学和犹太教同学作品的基督教同学没有显出偏见，但是，在被提醒死亡时，他们表现出更喜欢基督教同学而不是犹太教同学的倾向。

在有意识地思考死亡时，人们往往使用保护程度更高的太阳镜。

研究显示，死亡显著也增加了人们追求自我价值的努力。比如将自我价值建立在驾驶技术上的人如果被提醒死亡，他开车时会更大胆，而建立在体能上的人在握手时会更用力，建立在棒球技能上的人取得的成就会更高。死亡显著也能增加给重要慈善机构的捐赠力度，追求更多物质财富，渴望爱情和孩子，更珍惜提高你自我价值的爱情伙伴。

因为这些研究持续支持这个观点，即被提醒死亡的人会更努力追求自我价值，更牢牢抓住自己的世界观，更加强烈地反对与自己世界观格格不入的人和事，我们也了解到想到死亡会激发两种不同反应。当人们有意识地思考死亡时，他们倾向于不担心自己的世界观或自尊，相反，他们将焦点集中在安全、年轻、健康之上，基本上是“不是我，不是现在”的心态。他们只是想向自己保证他们能停止思考自己的死亡。比如，在有意识地想到死亡时，人们往往使用保护程度更高的太阳镜。

但是，在他们停止有意识地思考死亡之后，死亡想法倾向于萦绕在意识的边缘。在心理学的灵泊区，它们的可理解程度很高，这意味着它比正常情况更有可能浮上意识层面。我们测量死亡想法的可理解性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让人根据词根完成填空，其中有些可以通过与死亡有关或与死亡无关的方式完成，如coff_ _，可以填成咖啡（coffee）或者填成棺材（coffin）。如果与死亡有关的单词完成得越多，死亡想法的可理解性就越高。其他方式是在屏幕上快速闪现词汇或非词汇，然后评估人们能多快地辨认出与死亡相关的词是单词。他们做得越快，死亡想法的可理解性就越高。

在提醒死亡几分钟后，死亡想法的可理解性通常变得更高，此后，人们就将意识的注意力转移到其他问题上去了。那么，他们强化了改善信仰和为自己的世界观和自尊辩护的努力。因此，在被提醒死亡之后，接着思考死亡的过程又被干扰，看重晒太阳的人将更愿意特别不是很有效率的太阳镜保护，他们渴望看起来更神气而不是更安全。一旦人们觉得自己的世界观和自尊更好，死亡想法就会消失，其可理解性就下降了。但是，如果世界观或者自尊受到威胁，死亡想法的可理解性就再度升高。

人们通常很少或者根本意识不到这些过程持续进行或者它们以这些方式受到死亡的影响。我们是在询问参与者时发现这一点的。大部分人汇报说她们很少想到死亡，即使死亡提醒就在身边－－－新闻报道、电影、电视节目、社交圈子里的健康恐怖事件等等。世界各地发表的很多研究让我们知道这些事情会发生，但是在人们并不是有意识地关注死亡的时刻，很少有人意识到死亡担忧对他们产生的影响时，恐怖管理的这些努力就出现了。

恐惧管理理论以及它引发的研究对众多话题具有隐含意义。很多心理健康相关问题包括上瘾在内都源自人们感受到的死亡焦虑，因为他们并没有觉得自己在为这个有意义的世界做出积极贡献。缺乏意义和自尊心程度低或者自尊心受到威胁等将使人更容易受到死亡焦虑的袭击。因此，我们需要心理治疗、教育和社会构建的更大焦点集中在增强这些关键心理资源来降低心理健康问题在当今世界的支配地位。感受到死亡和族群世界观的可靠性所遭受到的威胁刺激和强化了族群间的紧张关系和冲突。在和平谈判和不同族群的成员之间互动中减少这些威胁将能够大幅度方便族群之间建立起更有建设性的关系。虽然恐惧管理理论能够帮助解释为什么人们寻求延长寿命和抗拒安乐死，但它也能解释为什么濒临死亡者常常更看重维持自己的尊严和做对自己亲人最好的事而不是延长不再令人觉得满意的生存。

恐惧管理理论还有政治方面的相关意义。在2001年9-11恐怖分子袭击美国之后，同事们和我在实验室发现的东西在整个国家都出现了。恐怖袭击让几乎每个美国人都意识到死亡，而且成为美国世界观主要象征的直接威胁。作为回应，美国人变得更亲美国，他们捐献热血，寻找亲密的他人，攻击任何可能对文化造成的威胁，纪念恐怖袭击受害者和快速做出反应者，以获得其象征性永生。发生的另一件事是贝克尔曾经在1973年预测到的，但我们还没有进行研究。美国人聚集在那些保证让美国再度伟大的领袖身边。9月10日进行的针对乔治布什总统的民意调查显示其支持率在大约50%左右，到了9月21日，这支持率已经达到90%。

困难的地方是更加不确定的世界观，一个人的善可能成为另一个人的恶。　

后来的很多研究已经帮助解释了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死亡恐惧如何吸引人们聚拢在表达某种世界观的领袖身边。从比喻意义上说，世界现在遭遇两种世界观，巨石和硬地。拥有个人魅力的领袖兜售巨石型世界观。我们的族群最伟大，当然有善恶和是非，我们的族群注定要战胜邪恶。这种世界观能够有效地驱除焦虑，因为它帮助人们觉得自己为某个伟大持久的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无论是伟大事业，伟大国家还是伟大神灵。它是最常见的极端主义者或保守派世界观，但它也有某些左翼意识形态煽动者如强硬派共产主义者和环境保护积极分子的特征。此类世界观的问题是它常常导致针对被视为邪恶者的破坏性行动。

困难的地方是更加不确定的世界观，一个人的善可能成为另一个人的恶。它强调宽容和不同世界观的可靠性。真理和如何在世界上做善事已经不再那么确定无疑。在这种世界观看来，对其他族群更少敌意，但自我价值和如何在世界上留下更持久和积极的影响也变得不那么清晰了。因此，焦虑倾向于变得更凸显，更加需要形形色色的自我协商方式。

现有证据支持这个立场，死亡提醒能够让人变得更倾向于拥抱巨石世界观。死亡显著假说导致伊朗大学生更加支持针对美国的自杀袭击，导致保守派美国人更加支持极端的甚至针对可能威胁美国安全的人实施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同事们和我已经发现强调宽容和博爱的价值观能够暂时减弱面临死亡威胁时的防御性反应。但对更加和平的世界而言，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抗拒狭隘世界观的诱惑，虽然遭遇恐惧，还是应该更具建设性地应对死亡恐惧。

有很多人进行研究和探讨我们该如何朝着这个方向前进。当我开始撰写和讨论恐惧管理理论时，我只是觉得它正确，并没有打算以此作为职业生涯的基础。但是，得知世界各地的人们严肃地接受这些观点，并使用同事和我开发的研究方法的确令人感到欣慰，这些方法显示死亡恐惧驱使人们在世界上行善或作恶以及如何驯服这种力量督促人们去做更多的善事。

作者简介：杰夫·格林伯格（Jeff Greenberg），亚利桑那大学教授和社会心理学部主任。与舍尔顿·所罗门（Sheldon Solomon）和汤姆·派泽因斯基（Tom Pyszczynski）合著《位于核心的虫子：生死之间》。

译自：This Mortal Coil Jeff Greenberg

 https://aeon.co/essays/how-to-apply-terror-management-theory-to-improve-human-liv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