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伊尔·瓦利斯　著　吴万伟　译

古老的法语单词“ordinarie”的意思是是“普通的，寻常的”，来自中世纪的拉丁语词汇“ordinarius”（惯常的、寻常的、通常的、普通的），而这个词源自古代拉丁语单词“ordo”（排、层级、系列、安排）。最初，它没有任何贬义，但是到了18世纪中期，“普通的”表现出在阶级、教育和口味上低人一等的含义。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回顾了瘟疫年代的“可怕的誓言、咒骂、恶毒用语，比如到了那个时候，街上最糟糕、最普通的人也都没有用了。”我们想到相关单词“常见的”或许隐含着“通常的”和“庸俗的”，虽然也表示“共同的”。普通人是没有受过教育的或乏味的人，也是寻常人，是地球之盐。在后者的意义上，无论普通人多么不够精致，但他们参与到某种比自我更大的事业上或某种被认为共同的东西上，一起成为个人主义单子的对立面。

比如，荷兰风俗画家维米尔（Vermeer）的画作充满了这种日常活动场景如缝纫、准备饭菜、扫地等。最小的作品《花边女工》（The Lacemaker）描绘俯身前倾的女性，她的手构成了手指和绕线筒之间的精美画面。维米尔的焦点集中在妇女专注的神情上，以空白墙壁为背景，前景模糊，把我们吸引到她那微小和亲密的世界。编织蕾丝的女工那种专注平和的神情表现出丰富和无言的内心世界，这与她工作时使用的丝线、编织花边时置于膝下的垫子、大头针、绕线筒等联系在一起。她在工作时的专注和投入把她和生活的世界结合在一起。就像维米尔的画家安排的那样，风俗习惯确定了她的位置。风俗和画面处理让我们回归到单词“普通的”最初历史中。但是，如果在贬义的含义上，这幅画作一点儿都不“普通”，维米尔揭示了非同寻常的美是如何从普通的东西中显示出来的。

这个花边女工是否认为她本人或者她的生活是平凡的呢？这幅画没有任何暗示。我们根本不知道她对自我的评价到底是什么。也许她懒得去考虑是否被认为平凡？其实，画中呈现出的她对绣花工具的熟练掌握并无明显的赞赏。或许是她母亲教她做这事的。我猜测她可能在参考了书之后才掌握这个技巧，我们之所以记得她就是因为她拥有这种技巧，而她的生活并不依靠要在和别人相比时出类拔萃，或者需要不断自我改善而取得了不起的成就。对她来说重要的书，很有可能只有圣经，荣耀来自上帝的喜爱。很显然，她身边就有一小本圣经或者祈祷书。　

依靠神圣赋予的荣誉就是刘易斯（C. S. Lewis）的话语的含义。他说“根本没有普通人。与你交谈的从来不是简单的肉体凡胎。”刘易斯反对他所说的“单纯的人类个体崇拜”，将在解放人的独特性的需要驱动下的个性作为某种特别的东西来推崇。我们很难将花边女工置于现代人对突出个人自我痴迷不已的背景下。维米尔作为画家协会的成员之一，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他那个时代的手艺人（他也是一名绘画商人）。花边女工和画家都是学徒，都是在家庭或绘画作坊里学习技能而已。在这个场景中，上帝并非宣扬自我帮助的精神导师。

在19世纪，美国人自认为是独立自主的人，是爱默生的“拥有自我帮助习惯”的模范。更早时，本杰明·富兰克林（Ben Franklin）的自传已经列举出了13条生活法则，其中包括节俭、克制、勤奋、办事有条不紊等作为自我修养提高和成功秘诀的种种美德。这些建议的根源都是自古就有的，可以在王公贵族和不那么高贵的人群的行为准则中找到，但是，第一本自我帮助的书出版于1859年，那是苏格兰人萨缪尔·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所写。　

斯迈尔斯解释了他为什么要写这本书：“这本书的源头可以简单介绍如下。大约１５年来，作者应邀在夜班上课，前来听讲的成员都是北方城镇里准备相互提高的人。有两三个来自贫贱家庭的年轻人决心来上夜校，目的是通过相互交流学习改善自我。”这本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同一年出版的书还有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论自由》和查尔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这些书的共同点是强调个人主义和斗争，不是达尔文的生存斗争而是刻苦努力追求卓越的价值观。就其出于关心工人阶级生活的角度而言，这本书的慈善意义和社会学意义当然也不能被忽略。

西班牙19世纪著名小说家贝尼托·佩雷斯·加尔多斯（Benito Pérez Galdós）是宣扬自我奋斗观念的另外一个例子，他声称我们中哪怕最卑贱的人也能取得令人艳羡的成就。他的小说《福尔图纳达和哈辛达》（Fortunata and Jacinta）中体现这个理念的人物是不识字的骗子和后来的革命者。由于强壮的体格，他成为备受称赞的艺术家的典范，完美地代表了高贵和神圣。加尔多斯的其他人物是笨手笨脚的人或很多普通行业的失败者，不过很难说是千篇一律的或者乏味无聊的人。令他们显得与众不同的是什么呢？就像唐吉诃德一样，他们拥有惊人的想象力和丰富的内心生活。甚至小说中最讨人嫌的人物，如资产阶级玩弄女性的高手圣克鲁斯·胡安尼托（Juanito Santa Cruz）也知道如何将欺骗变成迷人的故事。同样，唐吉诃德在重新讲述自己的人生历史时也重新塑造了自我。这位来自拉曼恰（La Mancha）的绅士刚开始并不是那样的，他的生活平凡之极，只是因为阅读了太多有关骑士的书之后才变得有些疯狂的。你可能说他是将骑士浪漫故事当作17世纪早期的自我帮助书籍，依靠一个又一个不幸遭遇指导了他的人生观。塞万提斯的天才就在于将小说人物的生活在变成走动的灾难之时也变成了那个时代的非同寻常之处，一旦他偏离正直和狭隘的道路开始骑士的游侠冒险。其实，这成为一种令人吃惊的修身形式。

唐吉诃德既令人称赞又违反常规，他对自我拥有一种审美意识。他将平凡生活中的内容变成了某种特别的东西。他成为自己的故事，总而言之，他变成了艺术品，不仅因为塞万提斯将他写入了存在，而且因为这个人物根据新脚本在最世俗的舞台上演出。那个舞台就是所谓的现实，虽然在我们看来是多么怪异和不熟悉的现实啊。唐吉诃德本人并不总是看起来这么怪异。对于来自西班牙拉曼恰的这位绅士，那些风车真的是碰巧像风车的巨人。赋魅是常态，只有依靠克服他的幻觉（和他的失败），他才能最终获得对自我的认识。

寻常与非同寻常的关系就取决于这种审美意识。没有人想被视为平凡寻常之人，但是很少有人拥有能够避免平凡的想象力。痴迷于明星和取得成功的捷径已经取代了最具诱惑力的塞壬(古希腊神话中半人半鸟或半人半鱼的女海妖），这是社交媒体产业塑造出来的形象。民主党议员贝托·奥罗克（Beto O’Rourke）在接受《名利场》的乔·哈根（Joe Hagan）采访谈及竞选总统时，“我想加入选战。我生来就是要加入这场战斗的。”注意到一堆总统传记，哈根写道“奥罗克或许注定要被搁置起来，可他又带有一种神圣的光环。”虽然这种神圣光环显然还不足以将其送入2020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宝座，他已经退出竞选。但他的机会将在下一次选举时到来，命中注定有自己的时间表。

奥罗克的神圣光环是真实的还是人为编造的？让美国著名女摄影师安妮·莱博维茨（Annie Leibovitz）来为他拍摄当然有帮助作用。《名利场》的照片中没有任何地方让我们能阅读到此人的成就，只不过是他非同寻常的天命意识。美国人早就在政客身上见识过这种伎俩了。虚荣或许是这种人格的必要因素，他们觉得自己命中注定要赢得选民的支持。无论如何，我们不应该期待政治野心中有多少为人民谋利益的故事。但是，哈根对贝托的吹捧告诉我们一些东西，即政治人物是如何将寻常和非同寻常结合起来而塑造出来的。哈根将在圈外人嬉皮士的地位和圈内人垃圾之间穿针引线而编织起这个形象。Ｘ一代随意性接受的观点正是非同寻常的寻常人。

奥罗克将他的孩子从学校接出来，制作周日早上的蛋糕，穿着蓝色牛仔裤和体恤衫赤脚走路。不过，我们也读到在政治集会上“奥罗克天赋的威力”，被他称为某种“接近神秘的体验”。他在集会上说，“每句话都出自我的内心，就像通过某种更大的力量，那正是那里的人民。我说的每句话都是这样，我在观察自我，就像在说我怎么说出这些话。这些话从哪里来的？”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词“编造”（spin）或者“魔法”（magic）。如果唐吉诃德指责赋魔师导致了他遭遇不断变化的幻觉，贝托难道不能解释他的超越肉身的体验是民众造成的结果吗？群众给予贝托的情感投入具有了一种转换性的魔力。群众的角色成为骑士游侠行为和明星之间差别的典范。骑士着手开始行善，甚至处于半疯状态的骑士在质疑想象的世界，明星则想象着他已经很好了，只等着全世界的承认。

爱默生在最后写道“我们对每一种独特伟大的甜蜜都感到腻烦。”他对杰伊·盖茨比（Jay Gatsby）至少因为某种原因而取得的那种拼凑出来的价值怎么看呢？或者某种更具临时性特征的东西：与实际成就相对的预期成就？我们会奖励那些“天生”注定要做某事的人吗？是的，否则我们为什么要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刚刚就职的总统？有钱的家长花钱请人代替高考或者精心拍摄出像运动员那样身材的照片想方设法把自己的成就传给子女，不应该让我们感到吃惊。或者《纽约时报》文章应该告诉已经被父母选择的大学录取的高中毕业生将“创造自我作为主要工程”。天国保护我们免受显得平凡的侵袭，或者防止我们陷入失败的深渊，那可是我们的相信自我的拉拉队文化最恐惧的灾难。　

对美国社会来说，将明星偶像化和渴望获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功并不算新奇。《自我帮助》远远超过最初的商业期待，在大英帝国之外也十分畅销，这让萨缪尔·斯迈尔斯一下子成了大明星。这种书在美国的畅销进一步强化了更古老的自助理想。但是，自我帮助指南也标志着一种新的理想，一种承诺你轻松快捷取得成功的秘诀，即刻让你获得出类拔萃的成就和了不起的地位。自我帮助的迫切渴望与19世纪美国越来越强烈的明星文化同时存在，这暗示自我提高和个性推销之间的联系。美国人痴迷于美国传奇马戏团大亨巴纳姆（P. T. Barnum）谨慎推崇的瑞典歌剧明星詹妮·林德（Jenny Lind）。他们蜂拥进入剧场观看埃德文·弗里斯特（Edwin Forrest）和裘力斯·布鲁特斯·布斯（Junius Brutus Booth）的演出，积极参加查尔斯·狄更斯和奥斯卡·王尔德的巡回演讲。吸引他们的就是展现出来的个性、声誉和魅力四射的恶名。

这种自我的放大现在被认为是普遍的天赋人权。奥普拉（Oprah）的新书《变得清晰的道路》问到“你相信你配得上享受幸福、成功、富裕、满足、和平、快乐和爱的甜蜜吗？我十分肯定地告诉你，你能成为所希望的那个样子。”该书的副标题是“发现你生活的方向和目标”，这没有任何毛病，但是这种精神鼓励主义有奶油蛋糕的保质期（以免你感到纳闷，我告诉你保质期是45天）。这种预先赞美内心伟大因为下面这个简单的理由而不能奏效：它将个人与社会整体割裂开来，而社会才是培养持久的、卓越的个人品质的肥沃土壤。奥普拉的途径在当今社会广泛传播，确认自我定义和自我依靠，但是并没有给人们任何资源，除了自我之外什么都没有－－－对我们大部人来说，在大部分时间里，资源都少得可怜。家庭、教会、邻居、国家等这些生活基础统统缺失。

吸毒成瘾者可能并不阅读列出自我关心策略的书籍，渴望逃避平凡生活的不满意者才会去读这些东西。明星文化给人们心里灌输了对平凡的不满。奥普拉的书里充满了狄巴克·乔布拉（Deepak Chopra）、艾伦·德詹尼丝（Ellen DeGeneres）、乔·拜登（Joe Biden）、乔恩·邦·乔维（Jon Bon Jovi）、辛迪·克劳馥（Cindy Crawford）、杰伊（Jay-Z）、斯蒂芬·科尔伯特（Stephen Colbert）、提姆·斯托里（Tim Storey）和玛丽安娜·威廉森（Marianne Williamson）等众多明星的建议和老生常谈，这绝非偶然。奥普拉在此遵循了斯迈尔斯的《自我帮助》中的最初模式，那里也引用了莎士比亚、牛顿、培根、沃尔特·斯各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乔舒亚·雷诺兹（Sir Joshua Reynolds）、迪斯雷利（Disraeli）、乔舒亚·威基伍德（Josiah Wedgwood）等众多名人。　

使用榜样或者典范至少是像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那样古老的历史。在奥普拉的书中，斯托里和威廉姆森是人生导师，在宏观的意义上，《变得清晰的道路》里的各色明星也都是人生导师。你的人生很精彩，但你还不知道呢。想一想美好的东西，它们就翩然而至。或者正如提姆·斯托里所说，“你是正在塑造过程中的伟人。你是进行中的奇迹。我们还没有到达那个状态，但我们已经在行进之中。”我已经等不及了。斯托里微风拂面的令人陶醉的自信心说教轻轻扫过日常生活的起伏跌宕，但庸常平凡是无法依靠甜言蜜语化解的。毕竟，我们大多数人都被平庸之辈包围着，没有哪个偏离平凡的标准差很多。　

在某种层次上，奥普拉和斯托里提供的不过是诺曼·文森特·皮尔（Norman Vincent Peale1898-1993）推荐的积极思维巨大威力的更新版。但是，其确认自我的技巧也让人想起19世纪的巨人之一：最伟大的人生导师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惠特曼部分通过将自己包装在他人生活的周围将寻常人的地位提升到非同寻常的层次。他将自己赠送给普通人，接着他把寻常东西拉进自己的生活，将两者描述为民主灵魂的英雄壮举，其中每个美国人都是其中的一分子。

读了《草叶集》，你不可能不纳闷惠特曼的人格中哪部分是他的，哪部分是属于他纳入到自我之中的寻常人大森林。在诗人歌颂自我中看似纯粹自恋的东西打开了生活的更多内容。惠特曼是“志同道合者的诗人”。他在“自我之歌”中宣称“我年轻又衰老，聪明又愚蠢，透过我发出很多悠长沉闷之声，我不用问受伤者的感觉如何，我自己就是受伤者”。在“从巴门诺克开始”中，他写到“我这个人乐于相信品质、时代和种族，我领会人民的精神，在这种精神指导下前进，我要在此唱出不受限制的信仰。这个我绝不仅仅是诗人的声音，它也是其他每个人的声音。

惠特曼喜欢的词语是“寻常”不是“平凡”；“平凡”从来没有出现在《草叶集》中。他在“自我之歌”中唱的是“最普通、最廉贱、最靠近、最简单的是自我，我是属于各种肤色和各种阶级的人，我是属于各种地位和各种宗教的人，我是农夫、机械师、艺术家、绅士和水手，贵格派教徒、囚徒、梦想家、无赖、律师、医生和牧师”。在这浸浴着地球的普遍存在的空气中，他说到“步履蹒跚的脚步、寻常的特征、共同的模式和幻象”。　

虽然他一直在说起寻常，但惠特曼放大了自我。正如大卫·海文·布莱克（David Haven Blake）所说，他依靠操纵他那个时代的明星文化而拥有了某种大明星的地位。他写了对《草叶集》第一版的匿名赞美和公告，炫耀书上作者的亲笔签名，使用比如他盯着手中的纸板蝴蝶的舞台照片。不是不屑于有人利用他的名气进行商业炒作，他反而赞同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雪茄烟品牌。他将如此亲密倾诉心扉的读者编织在他的诗歌画面中。他们是人群，是普通民众，也是诗人推销自我的伙伴。惠特曼的这种方式与采用纯朴友好的亲民举止的老练政客无异。其效果不是弯腰谦卑而是昂首挺胸。惠特曼是真的在对读者说，他们不是普通人。如果他也是这群体的一员，他们怎么是普通人呢？他在“一路摆过布鲁克林渡口”中说“正如你观看河流和天空时感觉到的那样，我也是这样感觉的”。在“在蓝色的安大略湖畔”中，他确认“我们认为我们自己，而且我们本身，就是最美丽的”。在同一首诗歌中，他说“生产伟大的人物，其余的在后面跟随。我只嘲笑地威逼男人、女人、民族，叫喊着：从你们的座位上跳起来，去为生命而斗争！”（文中惠特曼的诗句，参考了网上的译文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87399828/?type=like ---译注）　

惠特曼鼓舞士气的谈话就像灵丹妙药一样发挥作用。他带来了“良好的健康”，强化了我们的存在基础。这当然是一种自我推销，但他的诗歌不仅仅是自我推销。通过如此亲密地认同普通人，惠特曼的“宇宙”暗示我与整体的融合。他自己的非同寻常正是通过确认他人生活的平凡而显得清晰，这种确认方式是任何拥抱民主精神的人都会使用的。通过积累技巧（这本身就是对古典的“放大”的创新性使用），他列举了不同的人、不同的劳动、不同的事物、不同的地理，这些都变成一次次确认多样性中的同一性，这是现代人对我们都从属其中的存在之链的祈祷。维米尔详细阐述了花边女工手艺的风俗习惯和背景。这些是她与多人共享的共同世界的纽带，这些纽带是她创造的美的实质，也允许画家把她创造美的过程画出来，吸引我们的关注。惠特曼在《草叶集》中的宇宙安排在寻求类似的东西。他渴望歌唱寻常之美，在这样做时将读者提升到民主同胞的共同条件的高度。但是，太常见的情况是诗歌效应落在惠特曼本人身上，负荷过重的人让我们膨胀和漂浮起来，同时我们共同拥有的东西－－－我们的寻常传统、多样的风俗习惯、形式各异的生活方式－－－却在他的辉煌拥抱中统统消失了。

给惠特曼灵感的平等是一种理想，而不是如维米尔的花边女工显示的那些多样的、继承下来的社会平等。惠特曼的天才是赋予这个理想绚丽的诗歌表现，他从周围人的寻常特征中汲取营养。但是，诗歌中歌颂的东西并不是生活中的真实。惠特曼预告了人们对明星文化的痴迷，对个人主义的崇拜，这恰恰是通过他对平凡性的夸张赞美而实现的。

将寻常和非同寻常混淆起来带来巨大的风险。“自我之歌”的开头说，“我赞美我自己，歌唱我自己，我所讲的一切，将对你们也一样适合”。这是个引人注目的前提，或许作为惠特曼投身其中的民主前提的组成部分不可避免，这或许是个人主义、明星崇拜、相信人人潜伏着伟大的信念盛行等成为美国人的特征的理由。但是，惠特曼的前提是该假设中没有任何债务，没有持续的负担，没有挥之不去的内疚，没有难以治愈的缺陷等。在这方面，惠特曼将现实虚假化了，因为这些向心力时刻无论何时何地都存在，它是寻常性的组成部分。人生导师或者自我帮助鼓吹者以同样的方式美化平凡。他们承诺你的平凡生活总是已经准备好变成伟大，种种糟糕处境不过是真实自我的异化外壳，只等被扔到一边去即可。你需要做的就是成为你自己！

将人生变成没完没了的自拍并非惠特曼的目标。将寻常生活的活力提升就是“从你们的座位上跳起来，去为人生而奋斗！”的确，我们应该这样做。但是，正如我们论证的那样，好好想想维米尔的花边女工，我们能做得更好。我们觉得最好的情况并不是自我确认和自我帮助的一阵痉挛，我们需要强大的根基是要实现未来的巨大飞跃。认认真真和不失尊严地做好自己手艺的辛苦劳作，承认漫长的学徒生涯是取得卓越成就的前提条件，从神灵那里汲取帮助和灵感－－－所有这些都是花边女工的艺术基础。在维米尔的绘画中，花边女工在风俗习惯、社会规范和纪律约束的世界里闪烁着迷人的光芒。我们看到的不是神圣的光环或者“命运”。 她的美是生活的组成部分。美就在生活中，透过这扇窗户，我们看到了非同寻常和卓越不凡。

作者简介：

诺伊尔·瓦利斯（Noël Valis），耶鲁大学西班牙语教授。

译自：An Ordinary Life by Noël Valis March 2020

https://www.firstthings.com/article/2020/03/an-ordinary-lif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