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大疫始自咸丰十年，同治元年达到高潮，同治三年，随着战争的结束而渐趋平息。它是清代江南波及范围仅次于嘉道之际大疫和疫死率最高的瘟疫，致使数百万人罹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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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战争——太平天国起义，较长时期以来，受到了国内学术界，特别是中国近代史学界的极大的关注，众多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对对这次起义的背景、经过、失败原因、影响和意义以及领导人、革命纲领、统治思想和战略得失等等，都作了大量细致的考证和研究。不过以往的研究大都是在强烈的革命和反帝理念指导下展开的，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对其中丰富的社会史内容有所舍弃和忽略。比如咸同之际，在太平战争后期的主要战场——苏浙皖地区爆发的那场规模罕见的瘟疫，就很少为人提及。这与疾病、医疗这样直接关乎生命的论题过去却一直是历史学家的“漏网之鱼”。
随着国际上医疗社会史研究的渐趋兴盛和国内史学界对太平天国运动的重新认识，史学界对这一事件也开始有所注意。1990年出版的《近代中国灾荒纪年》一书中，较多地著录了这次疫灾的有关史料。似乎主要是利用了这些资料，谢高潮于1996年发表第一篇专论这次瘟疫的论文《浅谈同治初年苏浙皖的疫灾》。其后，张剑光在《三千年疫情》一书中列“咸丰苏浙皖战场疫疾”和“同治初年全国性特大疫灾”两目，专门谈论这一疫情。另外曹树基也在最近的两篇论文中论及这次瘟疫。
目前史学界对这次疫情虽已有所注意，但显然是初步的，对疫情流行确切的分布地区、传播途径等问题还缺乏研究，对瘟疫的种类、战争与瘟疫的关系、瘟疫的后果等也仍待进一步深入的探讨。
有关这次瘟疫具体的时空分布情况，笔者根据各地方志、部分文集、笔记、医书以及部分资料集等文献的记载，综合如下：
咸丰十年，五、六、七月间，常熟时疫兴起，死亡相继。无锡六、七、八月，疫气盛行，死亡相藉。七月，乌程乌镇大疫，每十家必有死者二。九、十月，嘉兴濮院瘟疫盛行。秋冬之间，吴县大瘟疫，死者甚多。
咸丰十一年，临安大疫。昌化大疫，死亡无算。秋，嘉兴濮院盛行霍乱转筋之症。
同治元年，四月间，嘉兴有吐泻等病，不及一昼夜即死。娄县、上海、川沙、南汇，夏五月大疫。上海霍乱大流行，死者数千人。五月，嘉定大疫。金山张堰夏五月大疫。金山夏秋之间大疫。夏五月，江浦大疫。嘉善正月大寒，人多冻死，夏大疫。石门，夏大疫。青浦蒸里兵乱，田多不治，夏大疫。夏秋之交，吴县大瘟疫。夏秋以来，常熟时疫流行，无家不病，病必数人，数人中必有一二莫救者。间有子午痧，朝发夕死。吴江时疫流行，日死数十人，名吊脚痧，无方可治，不过周时。临安夏秋疫，时大兵之后，继以大疫，死亡枕籍，邑民几无孑遗。昌化夏秋大疫，徙死相望于道，黎民几无孑遗。六七月，孝丰瘟疫，民遭兵戈者半，遭瘟疫者亦半。乌程、归安难民均病泻痢，秽气逼人，死者日二十余人。绍兴六月大水成灾，七月，疫大作，加以穷饿，民死者益多。秋八月，江南大疫，南京军中尤甚，死者山积。溧水大疫，时寇乱方剧，民皆乏食，死者无算。秋八月既望，昆新淫雨十昼夜，河水暴涨，斗米千钱，道馑相望，疬疫大行，有全家病殁者，琐尾流离，至斯为极。闰八月间，驻海宁之太平军疮痍及瘟疫大发，死者无算。
同治二年，春二月，娄县、奉贤、上海、川沙、南汇城乡鬼啸，大疫。五月，嘉兴疫。时天热亢旱，酷热，盛川死疫者经掩埋局收管，三日间计死二百余，余镇亦每日各有数人，皆半日病而已。诸暨、山阴二月淫雨，夏旱，大疫。六月常熟疫气大作，病者只半日不治。海宁自四月下旬，旱灾严重，七八月，复遭潮灾，米价腾贵。又遭时疫（原注：吊脚痧），亦伤无计。八月，吴江各处时疫流行，死者甚多。新阳信义，大乱初平，继以大疫，乡间无槥可售，尸骸枕藉。嘉定大疫，夏，河水生五色虫。孝丰疫疠盛行。富阳大疫。镇海秋疫。
同治三年，正月至四月，江阴大疫。四月，自长毛去后，常熟遍处起病，医者忙极，西南尤甚，死者亦多。春夏靖江大疫。粤寇初平，宜荆疠疫迭起。乌程、归安六月天炎疫作，每日死者动以百计。七月间，南京军营中疾疫大作。宝山大疫流行。丹阳大疫，尸骸枕野。象山秋疫。
据以上资料表明，我们将这期间各年瘟疫所波及的县次制成表1。
可见，所谓的同治初年大疫实始自咸丰十年，同治元年达到高潮，同治三年，随着战争的结束而渐趋平息。咸丰末年之疫乃这次大疫之前驱期，同治元年为极期，同治三年和四年为缓解恢复期。前后共波及32县次。
有疫地区主要集中在江宁府、苏州府、松江府、嘉兴府、湖州府和杭州府等太平军和清军反复争夺之府县，其中上海县虽一直未被太平军攻占，但战争一直未断，而且，又有大量难民涌入，所以也是疫情多发地区。而相对受战争影响较小的宁波府和争夺不甚激烈的镇江府疫情相对较少。值得注意的是，在浙西西部的孝丰、临安和昌化等较为闭塞、瘟疫较少光顾的地区，这次也因太平军的数度攻入而发生了较为严重的疫情。常镇地区，由于没有出现像在苏州、松江、嘉兴、湖州和杭州等地太平军和清军反复激烈争夺的局面，所以在前期疫情较少，但在后期清军的收复战后，也有较多的地区出现了疫情。由此可见，与嘉道之际大疫主要沿交通干线传播有所不同，这次瘟疫基本随着战场的出现和转移而引发、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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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研究业已指出，这次大疫，不只是一种疫病，谢高潮认为是霍乱、斑疹伤寒和疟疾，张剑光指出以霍乱为主，菌痢等其他传染病为辅，曹树基等人则认为是鼠疫与霍乱和“疟痢”等。这些研究虽然指出了大疫所包含的部分瘟疫种类，但大多缺乏具体论述，而且也不够全面或存有误会。
曹等人认为存在鼠疫的依据仅仅是雷丰《时疫论》中一段话，殊难说明问题，且涉及地区为不在江南范围之内的衢州一地。在江南地区，笔者尚未发现有鼠疫流行的证据。除了鼠疫，斑疹伤寒的可能性也较小，因为斑疹伤寒主要通过身体中的虱子传染，常见于气候寒冷的冬春季。而从上面资料中很容易发现，这次瘟疫大多发生在炎热的夏季。而夏季的江南，人们常常可以泡在水中避暑，身上长虱子可能性极小。不过在军人中，因为战事频繁，出现一定范围的流行，也非绝对不可能。至于真霍乱、疟疾和痢疾，都应是存在的。不过，此外，至少还包括天花、类霍乱等烈性传染病，伤寒和百日咳等疾病也可能存在。
在以上疫病中，霍乱最为抢眼，记载也多。比如，咸丰十年九月，秀水和桐乡交界的濮院镇，“自此月初六雨后，天涔涔雨，阴惨之气逼人，瘟疫大作，死者日以五六十人，而染者都是寒疾之状，多则二日，少则一周时许，亦有半日即死者。”同治元年六月苏州“贼禁食西瓜。夏秋之交，大瘟疫。忠酋书记某食西瓜后染瘟疫死，故禁食之。”虽然未能获得具体症状，不过从食西瓜而染疫死者这一记载看，是霍乱的可能性极大。稍后，在南京的清军军营中，“疾疫大行，兄病而弟染，朝笑而夕僵，十幕而五不常爨。一夫暴毙，数人送葬，比其反而半殕于途。”疫情如此暴烈，若不是有意夸张的话，亦当是霍乱。根据以上所述和上录资料，基本可以认定是霍乱的县份有：咸丰十年和十一年的嘉兴府的濮院镇，同治元年的嘉兴、秀水、上海、长洲、元和、吴县、吴江、嘉定和南京，常熟则间有之，同治二年的海宁、常熟，同治三年的上海。另外发生在孝丰、临安和昌化等地的瘟疫也有较大可能是霍乱。对这一地区的疫情，现有的记载较为简略，还难以确定地判断其为何种疫病，不过从严重程度和“死者什八九”、“每有舆尸于途，舁者竟亦死去”等记载，以及周边地区多有霍乱流行而且常有军队往来于该地区等情况来看，是真霍乱的可能性较大。
疟疾，谢高潮在前揭论文中已经论及，不过他所举的均为军营中的例子，其实在地方上，也多有流行。比如，常熟龚又村在《自怡日记》中记载，八月十八日，祐儿“感冒”，二十日，“连患寒热，似有疟象。”廿二日，“祐儿痁作旋汗，傍晚已平。”似为间日疟。而他本人，八月十六日，“因寒而热，得汗而解”，十八日，“予热又作，饮薄荷汤葛粉，至夕汗出而轻”，二十日，“予仍热”，廿二日，“至午得汗而热解”，也象是间日疟的症状。不过疟疾应该不像谢所说的那样是一种传染性很强、死亡率很高的传染病，相反，除非是较少见的恶性疟，死亡率较低，像上面提到的两人，虽然疾病延续较长，但均无生命危险。痢疾是清代江南夏秋常见的疫病，在战争年代，势必会更加严重，在这次大疫中，有关的记载不时出现，比如同治元年，松江，“自七八月以来，城中时疫之外，兼以痢疾，十死八九。十室之中，仅一二家得免，甚至有一家连丧三四口者。”又如，同治二年六月，常熟某地十九至廿三日，“疫气大作，病者只半日不治”。而不知姓名的作者则于十四日起，患痢疾，至廿四日稍止。
天花这一传统的地方病也有流行。同治三年四月，常熟“自长毛去后，遍处起病，……本镇左右近侧，亦多病家，更有出自花亦不少”。上海“同治初，天痘盛行，（黄）錞请于巡道应保时，就邑庙设牛痘局，自任施种，捐备苗药”。上海从同治三年至同治末，未见有疫情发生，因此同治初的天痘盛行应发生在这次大疫期间。
类霍乱即急性胃肠炎，虽是不易发生大流行的传染病，但在特定条件下，特别是饮用水资源出现污染的情况下，也会出现一定范围的流行。由于这一疫病与真霍乱类似，而且这期间又有真霍乱流行，所以很容易被视为真霍乱。比如，前面已经谈到，从咸丰十年起到同治元年，嘉兴的濮院一直有霍乱流行，故同治二年七月因喝了带咸味的河水而出现的所谓“吐泻霍乱”一般也就被当作了真霍乱。实际上，沈梓虽明确说“遂有霍乱吐泻之病”，但只要完整地看看他的描述，就能发现此霍乱非真霍乱。他说：
至今年春季，濮院水即带咸，然时咸时淡，尚无害于田禾。至七月则竟咸矣，饮之者肚腹率作胀痛，遂有吐泻霍乱之病。八月为盛，不过周时便陨命，统濮院镇乡每日辄毙数十人。他镇食咸水者，其致病亦与濮镇相若。……余于八月卅赴乌镇，舟人饮咸水者皆患肚痛腹泻，……凡咸水之港，水作红色。
这里至少有两点与真霍乱的不相合，首先真霍乱发病多为无腹痛吐泻，仅少数中毒型或干性霍乱患者，偶有腹痛表现，而当时之人，“肚腹率作胀痛”。其次，被病人或带菌者吐泻物和粪便污染的水源是真霍乱主要的传染途径，受污染的食物和苍蝇也能传播疾病，而当时患者均为饮用受污染的咸水之人，若是真霍乱，致病途径绝不可能如此单一，污染水源肯定不止是带咸味的河水，未变咸的淡水一样会带菌。当时之河水变咸，虽是因为海水倒灌，但从“水作红色”看，应该还存在因为环境破坏而导致的其他污染。由饮用同一种受污染的水或食物而引起的吐泻腹痛，应是较为典型类霍乱（急性肠胃炎）。
此外，在战争动荡的年代，环境污染，人民体质下降，江南地区夏秋季节一向多发的伤寒出现流行也应是情理中之事。不过遗憾的是，我们并未发现明显证据表明这期间有伤寒流行，只是有些个别的记载透露出存在伤寒的可能。比如，咸丰十年，濮院沈梓之母，自八月初起病，九月十五日，当沈梓见到她时，“寸步不能行，骨瘦如柴，身热，咳嗽不止，终夜不辍”。伤寒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长期身热不退，而且老年伤寒常病发支气管炎和肺炎等疾病。因此，沈母应该不无患老年伤寒的可能。至于百日咳，从龚又村的日记中可得到一些证据。同治元年秋，常熟的龚又村一家有一半多罹疾，其中两儿两女均患病在身，除幼女于八月二十五日亡故外，其他三个孩子都于八月初起病，至九月末才见痊愈（该年闰八月），病程近三月。前面已经谈到，他本人和其祐儿所患当为间日疟，实际上，他的其他子女，也有寒热间作之症状，也极有可能患疟疾。但似乎又不仅仅是疟疾，因为这几个孩子均有咳嗽、咳中见血、口疳、口腔溃疡等症状，而疟疾一般不会出现肺和呼吸道上的症状，也少见这方面的并发症，并且，家中同样患疟疾的大人均未见这些症状。因此，应不排除这几个孩子在患疟疾的同时，患有百日咳的可能。
还需指出，在一般情况下，特别是在灾荒战乱之年，发生的瘟疫，即使在同一时期同一地区，也往往是多种传染病同时出现。比如龚又村一家，就可能有两种疫病同时流行。又如，同治元年，常熟有霍乱流行，但在龚又村的家乡，“夏秋以来，无家不病，病必数人，数人中必有一二莫救者”，不像是真霍乱流行。因此，在判断某次瘟疫为何种疫病时，显然不能根据个别的记载就断言其为何种传染病，而需要持极审慎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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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高潮将这次瘟疫的发生归咎于自然灾害、政权腐败和战争等因素，其实这也是通行的做法。对这类解释，一般总是难以辩驳的。其实，每一疫情的发生，尽管一般都是在灾荒、战乱因素，人口因素，环境因素和习俗因素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每次必然有其特殊的机缘，即具体而独特的原因。我们的研究不仅要指出通常都存在的一般因素，更应深入细致地勾勒出这些原因和结果之间具体的关联并揭示出其独特的因素。实际上，一般而笼统的论述并不需要以具体深入的研究为前提，有时甚至不用研究也不难知晓一二。在这三种因素中，与战争的关系稍后再论，另外两种明显不属于我们所说的具体而独特的因素。就自然灾害而言，根据对陈高傭等不完全记录的统计，1854—1863年，江南共发生除瘟疫外的各种天灾9次，此前十年和此后十年均为7次，并无显著的差别。而从各种地方志“祥异”中的记载来看，咸丰年间，主要的灾患只有六年的蝗灾、十一年冬的大雪以及二年的地震，其中唯六年的蝗灾影响较大，然与嘉庆十九年之旱灾，道光三年和二十九年之水灾仍不可同日而语。与此同时，在一些县志中，还有不少岁稔的记载。举例来说，关于咸丰十年的瘟疫，谢高潮将其和雨水偏多相联系，可事实，当年江南的灾情并不突出，譬如，未被太平军攻占的南汇县虽秋雨偏多，但岁仍丰稔。其他大多地方志，都未提及当年有什么水灾。这一年出现瘟疫的地区，像无锡、苏州、嘉兴和湖州等地，均是受战争破坏相当严重的地区。显然，是战争引发了瘟疫。至于说政权腐败，从长远的观点来说，当然是有联系的，但具体而言，当时的政权并不见得比此前或此后更加腐败。由此可见，战争是这次瘟疫唯一直接的主要的因素，尽管此间发生的一些未必严重的天灾也应当承担部分责任。实际上，这也是清代江南唯一一次由战争引发的大疫。
关于战争与瘟疫的关系，谢高潮从三个方面予以了论述：1、几十万军队在此地聚集，造成了这一地区粮食的紧张；2、湘军军纪败坏，滋扰地方，鱼肉良民；3、战争使本来很坏的灾区环境受到了人为的污染。这些揭示不无见地，不过还显然存在不少的可以申论和补充的空间。首先，谢总是把战争造成的破坏一律归罪于清军，这大概是在某种既有观念指导下而产生的认识。对地方的滋扰和环境的破坏，显然不会仅是清军一方造成的。其实，在文献中，同样因为立场问题，时人追究的大都是太平军的责任。比如沈梓叹言：“凡贼兵攻吴江者，皆以劫掠、放火、杀人、割稻为事，……（黄先生：此后引文删除）”又如，从江南地区的方志中，可以发现，有相当多的建筑和公共设施都是在咸丰十年的所谓“庚申之难”遭受破坏的。《平贼纪略》中这样描述了（无）锡金（匮）太平军攻占前后的变化：
吾邑庚申以前，城乡民稠地密，半里一村，十里一镇，炊烟相接，鸡犬相闻，市肆繁盛。……遇难以后，附郭周围，一望平芜，惟东门外亭子桥存民房百间，西门惠山存祠庙数百间外，其余瓦砾盈途，变成焦土。
这样，环境的恶化自然不可避免，当年夏季，在苏州，
遗骸遍道，浮胔满河。时天晴，炎气熏蒸，臭秽难闻，好善者方以芦席裹之，埋以土。过善人桥，见一尸仰卧河滨，一蒙茸肥犬啮其股；一尸横岸草间，覆以败席，上露发蓬松，下露足弓鞋，宛然古诗：发纷纷兮置渠，骨籍籍兮亡居。思之惨绝。
城中府、县署无恙，唯三大宪署烧毁。贼缘久旱，城河流血，秽臭不堪，欲载行李出城，适廿七日大雨冲而又中止，……
其次，除谢所言及的三点外，至少还有以下几个由战争直接造成的后果与瘟疫的发生和传播密切相关。第一，频繁的战事，严重地破坏了当地正常的生产和生活，致使饥馑载道，民众体质普遍下降。从咸丰十年到同治三年间，苏南和浙西的不少地区在太平军和清军占领中数度易手，战事频仍，人民或死于战火，或为躲避战火而出逃他乡，必然会严重影响农事和日常生活。比如在安吉，“自庚申至壬戌（咸丰十年至同治元年）贼往来不纪其数，民始时死于兵戈，其饿毙者尚少。至壬戌五六月，颗粒难收，民皆食木皮青草，由是八九饿毙。”在嘉兴，“（咸丰十一年九月十一日）逃难返乡之人饿死无算，田坂地角及干枯丛中皆有死尸。盖自前月廿六日逃难而出，至是已二旬日，而贼犹未退，即有囊资，亦告罄矣。其无囊资者，安得不死。”又如在常熟，同治元年四月，支塘、白窑、双风、浚仪等处“被零匪焚掠，水多浮尸，翻掘秧畦寻觅财物，致令农散田荒”。第二，由于战争严重破坏了当地正常的生产和生活，致使各地难民不断增加，同时，咸同之际，苏北及江北其它省份时有旱蝗等灾发生，大量饥民纷纷南下觅食，特别是同治元年，“各省旱荒，兼受蝗害，灾民纷纷渡江，不下数万，而留养淮扬复十余万”。难民生活无着，路途奔波，本来体质就差，加之居住条件和环境卫生状况恶劣，特别容易诱发瘟疫。早在咸丰六年时无锡、金匮的难民营中就有疫病爆发。
（咸丰六年五月）向营退丹阳，上游难民纷纷南下，……旋锡、金派养难民三千余人，分四门寺庙居之，时值亢旱酷热，臭秽不堪，疾病丛生，急为之医治，疫气传染，死者颇众。
这一次，难民爆发瘟疫的记载则更为多见，比如，在常熟，“复有留养难民，杂处祠门，藉苫寝地，酿成湿疾，时疫又兴，死者相继，妇哭儿啼，遗溺遍地。”又如在湖州，“利济寺中难民独多，天甚炎热，四处散居，人皆坐卧地上，各相枕藉。又均病泻痢，秽气逼人，死者日二十余人。”第三，军队和难民的流动也直接导致了疫病的流传。与嘉道之际大疫基本分布在一些重要的交通干线上不同，这次在浙西西部的孝丰、临安和昌化等地也有严重的疫情发生。而这些地区，地处山区，相对地广人稀，交通也较为闭塞，在嘉道之际那场影响面更广的瘟疫中，均未被波及。该区为浙皖间的重要通道，从咸丰十年开始，太平军在这一地区数度往来，疾疫极有可能就此从苏南或嘉兴和湖州的中心地区传入。据上文所述，这一地区的瘟疫是真霍乱的可能性较大。如此，那么它应是由太平军带入的，因为在嘉道之际的大疫中，该地区未受影响，而此后江南又再没发生大范围的霍乱流行。第四，战争使国家和社会对付灾荒的能力严重下降。清朝虽然有一套较为严密的灾荒救济制度，但在战争年代，必然无力施行，而且相当多的乡贤在战乱中往往自顾不暇，其救济能力自然也会降低。比如，浙西海塘，在咸丰十一年前就已圮处，一直未能修复，致使卤水倒灌内河，此后又一再圮塌，导致嘉兴的不少地区河水变咸，致生“霍乱吐泻”之疾。并且还使田稻受损，“海宁海盐等地三年无成谷” 。又如在无锡、金匮，
复城后，各乡镇立局，收养流离失所之民，……惟米珠薪桂，终难周全，冬春之饥寒交迫，夏秋之暑湿熏蒸，病死无数，非独殓无棺木，葬亦开千人坑埋之。且夫役扛尸，尝以两尸为一扛，甚至有未气绝者，夫役曰：“带去。”或能言未死者，则曰：“早晚一样。”竟带去埋之。
这在平常的年代，无疑是难以想象的。
由此可见，战争导致了民众体质下降、环境恶化、恶劣生存条件下的聚居人口增加、大规模人口流动频繁以及国家和社会救济能力下降等，这些都便利乃至促发了原本就存在于江南地区的霍乱等疫病的爆发和流传。致使本来不太可能出现重大疫情的时期，在战争的作用下，发生了全区域性的特大疫灾。
在战争年代发生如此严重的疫情，其后果必然是灾难性的。最显著的莫过于人口的损失了。从前面引述的一些文献中，很容易发现瘟疫造成了大量人口死亡。在清代江南的历次瘟疫中，这是人口疫死率最高的一次，总的来说，这次瘟疫的疫病死亡人口所占比率大约在8—15%之间，一般不会超过20%。当然，在极个别地区，比如嘉兴的濮院，疫死率达四五成，也不无可能。太平战争前，江南十府一州的人口大约在四千万，若按疫死率8－15％的疫死率计，疫死人口多达3,200,000－6,000,000。这场瘟疫仅在江南就夺走了数百万人口的生命，不能不说是一场极其可怕的人间惨剧。
战争导致了这场灾难，同时瘟疫本身也会对战争造成一定影响。军营是一个人口相对集中的地方，而且，生活卫生条件又相对较差，所以也往往是瘟疫最易爆发的场所。比如，同治元年，据曾国藩奏称，“大江南岸各军，疾疫盛行。……近日秋气已深，而疫病未息。宁国所属境内最甚，金陵次之，徽州、衢州次之。水师及上海各军，亦皆繁兴，死亡相继。”将士的大量染疾甚至死亡，必然极大影响军队的战斗力和军事部署的顺利实施。就在这一年，曾国藩曾数次具奏瘟疫的影响，七八月间，“金陵贼匪未扑官军营盘，曾国荃因营中病勇过多，亦未进攻。……左宗棠在浙，亦苦营中患病者多，不能指撝如意。”他奏言：“今岁夏秋以来，疾疫大作。昔时劲旅，顿变孱军。”这些都为臣子向上的报告，尽管不免存在为推脱责任而有意扩大瘟疫的危害的可能，但瘟疫对战争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应是可以肯定的。只不过，当时无论清军还是太平军都缺乏良好军事卫生医疗制度和设施，故疾病不可能只对清军一方造成损害。这一点，朝廷对相关奏折的答复中已经指出，“至天灾流行，必无偏及，各营将士，既当其阨，贼中岂能独无传染？”其实从其他一些资料中，我们也可以发现，这一年，太平军中同样疫疠流行，比如，《花溪日记》记闰八月间，驻海宁的太平军“疮痍及瘟疫大发，死者无算”。有些研究者甚至把瘟疫看作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不过这位作者只是简要描述了这次瘟疫的概况，并没有论及瘟疫的具体影响以及与太平军失败的确实关系。因此，至少就这次战争来说，瘟疫虽然可能对战争的具体进程产生影响，但由于它对参战的双方同样产生危害，所以于战争最终的胜负应该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力。
至于其他方面的影响，比如环境、经济生产、医药卫生、民众心态等等，或上文已有涉及，或需专文深究，限于篇幅，于此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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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既是天灾，亦是人祸。说其是天灾，是因为瘟疫都有自然存在的致病微生物所致，非人力所完全能控制。但另一方面，瘟疫在人群中的爆发流行又都与一定人为因素相关，比如战乱、人口聚集、人口移动、人为因素造成的环境变动和风俗习惯等等，所以又是人祸。就这次大疫来说，显然人祸的因素更大一些。若没有战争，当不至于有如此惨烈的瘟疫发生。这次大疫，是清代江南涉及范围仅次于嘉道之际大疫和疫死率最高的瘟疫。在多种瘟疫中，真性霍乱无疑是其中最主要的冷面杀手。由于人体对病原体具有自然的免疫力和调适力，所以一般情况下，某种瘟疫首度造访该病原的“处女”人群时，杀伤力最强。然而，真性霍乱自嘉道之际传入江南至此时，已有三四十个年头了，疫死率不降反升。显而易见，此中战争的作用至关重要。不论怎样认识这场战争，立足于瘟疫这一特殊的灾难，我们确实看到了战争推动天灾，天灾又加剧了人祸，人祸夹杂着天灾致使家园损毁、民众流离、河山残破、生灵涂炭，腥风苦雨，一时布满人间。
关于太平天国运动的功过是非，众多的专家学者已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论述，笔者无意也无力于此置喙，只是希望从瘟疫这一侧面，揭示出战争的一些后果，以进一步表明，对战争所造成的人间惨象，无论持怎样的立场都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作者为南开大学教授，原文标题《咸同之际江南瘟疫探略——兼论战争与瘟疫之关系》，首发于《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5期，刊发时注释、小标题略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