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建交55周年之际,中法关系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关口。本文提 出"权力结构-秩序结构-观念结构"的分析框架,旨在研究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及其对中法关系的结构性影响。中法关系面临的权力结构、秩序结构和观念结构均已发生重大甚 至根本性的变化,要以新的框架来认识和谋划新形势下的中法关系。面对权力的重组、秩序的过渡和观念的竞争,中法都主张推动国际关系的转型和国际秩序的创新,这构成 了中法关系的新基础。中法应该成为推动国际关系创新的伙伴,以创新、责任、共赢的精神,推动构建平衡的新型大国关系和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全球治理供给和新的国际制度供给,推动构建新型文明关系和观念创新。
关键词:中法关系；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外交；新型国际关系
作者简介:张骥，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助理、副教授。
今年是中法建交55周年和新中国成立70周年。1964年,法国作为冷战两极格局下第一个西方大国同新中国正式建交,由此奠定了中法关系特殊性的历史基础。55年来,中法关系始终在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中展现出开创性和特殊性。中法相互视对方为特殊的战略伙伴并在国际事务和全球治理中保持了紧密的协调和合作,法国长期在欧盟(欧洲国家)对华政策中发挥着引领作用,推动欧盟发展对华战略伙伴关系。
与此同时,中法关系也曾经历了数次波折。进入21世纪后,随着国际格局和法国国内格局急剧演变,法国国内政治格局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变化,中国进入内政外交的新时代。面对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中方提出了"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判断,法方也认为"世界秩序正在经历历史性的全面、深刻的变动和重组"。在建交55周年之际,如何在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的大变局中继往开来、谋划中法关系的未来发展,是中法共同面临的课题,也将对世界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以往关于中法、中欧关系的研究,对中国的主体性重视不足。这与过去双边关系的结构密切相关。随着中法、中欧关系对等性的增强,中国对双边关系的影响力和塑 造力相较过去有了较大提升。随着中国进入内政外交的新时代,中国更加积极主动地提出一系列关于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的新构想、新理念和新方案。中国的外交实践也更加积极有为地推进这些新主张的实现。因此,在中法、中欧双边关系的研究中,应该充分重视中国主体性和塑造力的增强,重视中国关于国际秩序、国际关系、全球治理的理念和方案如何影响中国对双边关系的定位和政策的制定。当然,双边关系是一个互构的过程和结果,强调中国的主体性和塑造力并非否定和忽视对方的重要性。埃马纽 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担任法国总统以来,以鲜明的个性和积极进取的政策推动法国内外政策的变革,也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政策主张,对新形势下的中法关系和世界秩序的构建产生了重要影响。
本文通过"权力结构-秩序结构-观念结构"的分析框架,基于中法关系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面临的内外结构性变化及中法双方新的实践和认知,提出新的时代条件下中法关系发展的新定位及其路径。
一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认识中法关系的新框架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中国对当今国际形势的总体认知和判断。自2018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正式提出这一论断以来,它成为中国对国际形势的基本认知和对外政策的基本出发点。2019年3月访法期间,习近平主席在与马克龙总统的会谈中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处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中国、法国、欧洲也都处于自身发展关键阶段。"习近平主席在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上的讲话中同样指出:"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同时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法国对当今国际形势有类似的判断。马克龙总统在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当前世界面临的是近期历史中前所未有的危机。在2019年驻外使节会议上,马克龙总统做出更加明晰的论断:世界秩序正在经历历史性的全面、深刻的变动和重组。
在对当前国际形势的总体判断中,中法双方都意识到旧有的国际格局和秩序正在发生重大变革。本文认为,可以从权力结构、秩序结构和观念结构三大维度来认识和分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际格局的结构性变化。这也为认识新形势下中法关系面临的结构性变化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下文将予以具体阐述。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原有的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带来巨大挑战,也为国际关系的 转型和国际秩序的调整提供了机遇和空间。尽管态度不尽相同,但中法都主张推动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的变革,并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的新构想、新主张。中国的国际秩序构想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倡导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其构建路径是以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为核心原则的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构成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国方案。面对国际格局"前所未有的、全面、深刻的变化",法国提出以"平衡大国"为核心的外交战略,以创新、进取和人文主义的精神推动建设一个平衡、稳定、安全、繁荣的世界。上述可见,在诸大国中,中法关于推动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变革的主张较为接近,尽管当中还存在不少差异。面对权力关系的重组、国际秩序的过渡和观念的竞争,中法都主张要推动国际关系的转型和国际秩序的创新,这构成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发展中法关系的新基础。我们可以在这一新的框架下来认识作为新兴国家的代表和既有国际秩序中的主要大国,中法可以探索一条通过协调和合作,而不是对抗和恶性竞争实现国际秩序新旧转换的道路。如何实现国际关系的创新是其中的关键。从历史角度看,开创性是中法关系相较于中国与其他西方大国关系的显著特征。在新形势下,如何推动中法成为国际关系创新的伙伴,对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和新型国际关系都具有重要的示范性意义。
二 权力结构的变化:国际关系转型的伙伴
(一)权力结构的变化
权力结构的变化是国际格局中最为根本的变化。从中法关系的历史发展来看,国际权力结构对中法关系具有重大影响。今年是中国留法勤工俭学运动100周年。百年前的勤工俭学运动见证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向处于国际格局中心的欧洲 国家全面学习的历程。55年前中法建交,正值冷战时期两极对立。一方面,中法都是 各自阵营中的二等大国,联合起来应对美苏霸权的威胁;另一方面,处于发达国家阵营的法国对中国具有明显的领先优势,中法建交后,开展了密切的经济、技术和文化的交流,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西方对中国的封锁,法国也成为第一个同中国开展民用核能合作的国家。两极格局的解体从两个方面给中法关系带来影响:一方面,,冷战结束初期,法国以西方阵营的胜利者自居,带头制裁中国并向台湾地区出售尖端武器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造成中法关系的严重倒退;另一方面,随着美国单极霸权地位的凸显和单边主义外交的横行,中法联合起来推动国际格局多极化和制衡美国的单极霸权,法国也 成为第一个与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和开展战略对话的西方大国,并推动欧盟与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中法在反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推动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挫败美国反华人权提案等具有战略性的重大问题上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战略合作,使中法战略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进入新世纪,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和法国发展速度的减缓,中法之间的利益摩擦增加,竞争性关系增强,加之美国单极霸权的相对衰落和奥巴马政府向多边主义外交的回归,弱化了中法联合制衡美国霸权的动力和意愿,中法关系一度呈现出"去特殊化"的特征。
权力结构对中法关系的影响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法国曾长期在权力结构中对中国具有相对优势,这种优势也是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优势的体现,但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和法国国力的衰弱而减弱。第二,中法关系长期受到权力结构中主导国家的 影响,中法关系都不是各自最核心的双边关系,却相互借重,用以平衡各自最核心的战 略关系。冷战结束后,它集中体现在美国因素对中法关系的影响上。当美国单极地位凸显、单边主义盛行时,中法合作的动力就增强;当美国单极地位衰落、向多边主义回归时,中法合作的动力就减弱。第三,法国在欧盟(欧洲国家)中突出的领导地位是其在中欧关系中发挥主导影响的基础。一直以来,法国力图推动欧盟对华政策的"法国化",同时将团结起来的欧洲作为对华政策的杠杆。当法国的领导地位巩固时,它就能在欧盟对华政策中发挥主导作用:当法国的领导地位削弱时,它对欧盟对华政策的影响就下降。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法关系面临国际权力结构的三方面变化:第一,中法力 量对比的变化。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最根本性的变化体现在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发达国家群体力量与发展中国家群体力量对比发生巨大变化,总体上呈现"东升西降"的趋势。马克龙总统在2019年驻外使节会议的讲话中坦言:"我们正在经历西方对世界的霸权的终结。"中国已经成为一支具有全球性影响的力量,于国际格局中心的发达国家而言是一项巨大挑战。无论是法国政府还是民众,对中国的崛起充满矛盾和反复心理。法国智库蒙恬研究所（(Institut Montaigne)近期对法国民众的一项调查显示,81%的人已将中国视为具有全球影响的国家,47%的人认为中国对法国产生了影响,13%的人感到中国在法国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尽管有78%的人认为中国的影响是积极的,但对于中国在法国的投资却有 50%的人持负面态度。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li)在一份关于中国的研究报告中指出,随着中国全球影响的增强,未来很可能出现中美两极竞争共存、中美两个全球治理体系竞争的场景。对中国而言,随着国际力量分布的扁平化和新兴国家重要性的上升,法国在中国对外战略格局中的重要性也面临新的定位的问题。
第二,美国因素的变化。美国因素对中法各自对外战略的主导性影响在下降。一方面,美国在国际权力格局中的"一超"优势正由于新兴国家的追赶和特朗普政府的新孤立主义政策而衰减。尽管美国仍是头号强国,但随着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美国对整个国际战略格局的控制能力和影响力都在下降。随着中美力量差距的缩小,中美关系对中国其他双边关系的战略影响在下降,中国外交的战略自主性在不断增强。
而美国对欧洲盟国的吸引力也在下降,美法、美欧在一系列战略问题上的裂痕急剧扩大,马克龙积极重提欧洲"战略自主"的理念并推动实际举措,近期更是提出北约"脑死亡"的说法,引发巨大争议。因此,总体而言,美国因素对中法双方对外战略的主导性影响都在下降。另一方面,由于特朗普政府奉行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和贸易霸凌主义的对外政策,中法有了新的合作动力制衡美国的霸道行为,推动世界的多极化。
第三,欧洲权力格局的变化。首先,欧洲在国际权力格局中的地位在下降。欧盟 作为多极世界中一极的地位下降构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表现。尽管对欧盟的国际战略行为体属性存在争议,但不可否认,联合起来的欧洲仍是国际体系中重要的一极,以欧盟为代表的地区治理模式曾经被奉为人类理想的治理模式。然而自2008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以来,欧盟又接连受到恐袭危机、乌克兰危机、难民危机、民 粹主义兴起的重重困扰,直到英国"脱欧"带来欧洲一体化以来最为严重的危机。在一系列危机的拖累下,欧盟不仅自身力量遭到严重削弱,而且无暇外顾,战略上呈现明显的"内向化"。英国"脱欧"对国际战略格局带来结构性影响,进一步削弱了欧盟的地位和影响力。
其次,欧洲内部的权力格局也发生了重大的结构性变化。英国"脱欧"改变了欧盟内部近几十年来德、法、英三大领导国并立的局面,人们普遍期待"法德轴心"的重启,为英国"脱欧"后的欧盟重振领导力和凝聚力。然而,"法德轴心"的重启面临重重挑战。德国经济的"一枝独秀"以及在欧债危机中不断增强的权势使"法德轴心"向 "德法轴心"演变,加之安格拉·默克尔(AngelaMerkel)的长期执政,德国一度成为欧盟的领导力量。随着欧债危机的结束和难民危机的蔓延,德国的欧洲政策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不满,默克尔本人在德国的执政地位也遭到削弱,已经开启"退休"的准备进程。德国在欧盟中突出的领导地位开始出现走弱的趋势。
英国的"脱欧"和默克尔地位的下降为法国重振在欧盟中的领导地位提供了契机,坚守欧洲一体化立场的马克龙的当选抓住了这一机遇。马克龙在竞选中以及当选后表现出强烈的"重振欧洲"的雄心,并提出了一系列推动一体化和复兴欧洲的主张。在新一届欧盟机构的人事布局上,马克龙也赢得了主动。法国大有重执欧盟牛耳之势。然而,法国不断衰落的国家实力、内部治理和改革面临的重重困境以及国内高涨的民粹主义浪潮,都构成对其欧洲领导力的制约和挑战。欧洲雄心与国家实力之间的矛盾依然是法国外交政策中的一对基本矛盾。此外,法德如何弥合对深化一体化的政策重点以及外交政策的分歧也将对"法德轴心"的重启提出考验。
最后,欧洲权力格局的变化还体现在欧盟内部大国与中小国家、西欧与东欧的关系上,欧盟大国的主导地位受到挑战。欧盟东扩曾经是冷战后国际权力格局的重大变动,欧盟对中东欧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其主张的"规范性权力"成为自身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来源。然而,扩大进程在大大拓展欧盟的地缘范围和影响力的同时,也对其内部的利益结构和决策结构带来了复杂变化,欧盟的权力结构趋于扁平化。欧债危机和难民危机不仅加剧了欧盟成员国间的利益分化,而且严重削弱了欧盟对中东欧等成员国的吸引力。由于欧盟整体实力的下降和大国采取的严苛的纾困政策,一些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或遭遇严重经济困难的成员国加大了寻求欧盟外部经济机遇的努力,其中就包括希腊以及中东欧国家率先开展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这却被法、德等核心成员国及欧盟机构视为"分裂欧盟"。此外,波兰、匈牙利等一些中等国家也在移民政策、经济政策等领域向核心大国发起挑战。
欧洲权力格局的结构性变化使得法国在欧盟中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复杂变化,这给中法关系带来了复杂的影响。第一,法国外交赖以借力"放大影响力"的欧盟地位下降,将影响法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影响力,内部问题和危机也将限制法国和欧盟在外交上的资源和精力。第二,总体上法国不再具有过去那样在欧盟(欧洲国家)对华政策中的主导性影响,欧洲大国的对华政策更难协调,中小国家也在对华政策上奉行更加独立的立场。中方需要客观认识法国对欧盟对华政策的影响力及其制约因素,平衡 好欧盟层面和成员国层面的关系,平衡好对欧盟几大核心国家的关系,平衡好对核心成员国和对中小成员国的关系。第三,英国"脱欧"和后默克尔时代的开启所形成的权力关系变化客观上为法国领导力的发挥提供了新的空间,法国十分强调其在英国"脱欧"后成为欧盟中唯一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独特地位,并坚决拒绝德国提出的由欧盟取代法国担任常任理事国的主张。法国提出,欧盟要在同美中等大国的竞争中保持地位,需要有更加统一的对外政策,要确立所谓欧洲的"主权"。马克龙总统最新一次访华特意安排了欧盟候任贸易专员和德国教育与研究部长随行,试图展现法国代表欧盟对华的姿态,意欲在中欧关系中形成新的引领角色。
(二)国际关系转型的伙伴
权力结构的变化首当其冲对大国间关系提出挑战。大国间的相互定位和行为方式对国际关系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引起了法国对自身国家地位、国际权力结构和国际关系行为方式的担忧。马克龙总统指出,美中两国正在成为影响世界格局的主要"玩家",印度等新兴国家也在赶超欧洲,法国和欧洲如果不能奋起维护自身的"主权",将来可能被迫在美中之间进行选择,成为它们其中一个盟友或者"小伙伴"。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用西方国家成为世界主导力量的发展经验和行为逻辑来看待中国的崛起。
中国崛起走过的道路及其战略已充分表明,中国将走一条与过去西方国家成为世界霸权所不同的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将以合作共赢的方式实现自身的发展以及与世界的共同发展,从而超越以霸权、冷战与零和博弈为行为方式和行为逻辑的旧式国际关系。中国从来都坚决否定所谓"中美两国集团"(G2）。中国认为大国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关键因素,可通过大国协调和合作来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这与法国倡导的"平衡"的大国关系结构具有共同点。中法可以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和构建平衡的新型大国关系的伙伴。
要成为国际关系转型的伙伴,中法首先应该在双边关系中加强战略沟通,准确把握对方的战略意图和发展战略。构建中法新型大国关系,要朝着发展战略协调合作的方向努力,而不是针锋相对。马克龙提出的"平衡大国"外交战略和捍卫"主权"的核 心政策手段,既有针对美国单边主义和霸凌主义的一面,也有针对新兴国家的一面。在新的外交布局中,法国强化了印太战略,要在亚洲发挥"平衡大国"的作用,尤其是增加了军事和意识形态色彩。法国印太战略中具有制衡中国地区影响的导向,在南海问题上从过去的总体保持中立向高调介入转向,这对中法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
中法在印太区域没有地缘战略矛盾和重大利益冲突,不应形成战略竞争关系,完全可以以合作共赢的精神实现法国印太战略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协调合作。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经济文化合作倡议,并非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联盟。具 有丰富的区域一体化合作经验的法国,不应使用"双重标准"看待中国推动的区域合作倡议。"一带一路"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开放型的合作框架,始终对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敞开合作大门。中方在推进"一带一路"的进程中,也在不断积累经验,回应法国和欧盟的关切。例如,中方从一开始就提出要注重生态保护,建设"绿色丝绸之路",这与法国对生态的关切相契合。"一带一路"与中东欧国家的合作始终邀请欧盟作为观察员,并进一步回应了法国和欧盟对遵守欧盟有关法律和规则的关切。中法在第三方市场上的合作正在务实推进。中方还要完善意图的表达,让外界更为准确地认知"一带一路",合作进程的推进也需要更好地照顾各方的关切和舒适度。
若要成为国际关系转型的伙伴,中法还需进一步增强"战略自主",推动双边关系和中欧关系健康、稳固发展。中法关系的起点就是"独立自主"外交,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随着美国"一超"地位的下降和国际权力结构的扁平化,更加具备了"战略自主"的外部条件。中法双方都要降低美国因素对双边关系的影响和干扰,更加独立地对待和建设中法关系,稳固独立自主的战略基础。中方始终将欧洲作为多极世界中的一极,支持欧洲一体化,将联合自强的欧洲视为国际战略均衡的积极力量。马克龙总统致力于推进更加团结、更有效率的欧盟,并在对华政策中寻求更加协调统一的欧洲立场。欧洲权力格局的变化也为法国的领导力提供了空间和机遇。中方明确表示支持法方在欧洲联合自强进程中继续发挥引领作用。因此,对更加协调统一的欧洲立场的追求和引领作用的发挥应该朝着促进中欧关系积极发展的方向发展,而不是恰好相反。
三 秩序结构的变化:国际秩序创新的伙伴
(一)秩序结构的变化
秩序结构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滞后于权力结构的变化,过渡性特征显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形成的国际秩序正日益面临有效性与合法性的双重挑战。作为现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主要构建者和维护者的美国,开始越来越多地表现出对秩序的不满和破坏,通过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行为带头违反自己制定的国际规则和国际承诺。作为现行秩序主要受益者的发达国家群体同样对秩序表现出矛盾的心态:一方面,试图维护自身在既存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和收益;另一方面,又由于在秩序中收益的减少而日益对秩序表现出不满。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付出巨大代价,通过学习和改革融人现行的秩序和规则体系,既得益于现行的秩序又不断推动现行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变革。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是新旧秩序交织 变革、原有秩序维护者向秩序修正者转换、原有秩序接受者向新秩序构建者转换的进程。
第一,国际秩序的变革首先缘于国际制度和国际机制面临危机。其中最大的变量易上的霸凌主义,以及一系列退出国际机制和国际承诺的行为,加剧了原有国际制度体系的危机,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法国在对待国际秩序变革的问题上是矛盾的。
一方面,法国是美国破坏国际秩序的受害者。中法对此存有共识。法国认为,当前国际秩序受到动摇,某些领域的平衡被打破,多边体系面临被摧毁的风险,国际事务不能由一个国家说了算,不管它有多么强大。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协定》的政策是对法国政府近年来取得的最重要多边外交成果的严重打击。美国对法国和欧盟发起的关税威胁引发大西洋两岸之间新的贸易争端。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及减少对欧洲安全和北约的承诺给欧洲安全带来新的威胁,法国又重提欧洲"战略自主"和共同防务建设。法国在维护《巴黎协定》《伊核协议》等国际机制方面迫切需要中国的支持,尤其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又一显著特征,而中法恰恰是这种变革的两个典型代表。
法国经济不适应全球化的问题由来已久,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进一步加剧了法国竞争力的下降,使其产生了一种焦虑和失去感,也越来越将全球化视作一种威胁而非机遇。益普索(lpsos)在2017年进行的一项针对22个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 调查显示,67%的法国受访者认为国家处于衰落之中,对全球化的负面效应高度忧虑。民众对国家在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中的收益愈加敏感,民粹主义政党利用民众对现状和"体制"的不满,将国内经济、社会危机的症结指向欧盟和全球化。这股势头在法国国内引发的对立情绪于2017年的总统大选中达到高峰,传统的左右之争被演变为全球化与反全球化、支持欧洲一体化与反对欧洲一体化的对决。尽管主张适应全球化、提升法国竞争力的马克龙赢得了大选,但反全球化的力量已经在法国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不久便爆发了"黄马甲"运动。以反对政府征税兑现全球气候治理承诺为导火索的"黄马甲"运动表明法国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之间的紧张关系愈发加剧。
中国对全球化的态度恰恰经历了一个相反的路径,从最初的反对、担忧,到接受、参与和引领。当反全球化的浪潮在全球化策源地美欧资本主义国家兴起时,中国认 为,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具有进步意义,不应 把当前世界面临的乱象归咎于全球化。回到孤立、封闭的状态不能解决全球化带来的问题,要适应和引导全球化,消解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使其惠及各国人民。中国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实际上是适应和引导全球化,提出一条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相互促进、有机统一的道路。
第三,秩序结构的变革还体现在国内秩序的变化,传统政治结构和治理机制面临危机。这一变化非常典型地反映在法国国内政治结构和政治生态的重大变革上。2017年的法国总统大选和2018年爆发的"黄马甲"运动都体现出对传统秩序的颠覆性特征。在2017年的总统大选中,法国传统的政治格局被打破。自第五共和国以来
首次出现两大主流政党在第一轮投票就出局的状况,并且进一步导致传统的"左翼"社会党一蹶不振、"右翼"共和党力量衰落。而民粹主义政党和极端政党国民阵线和"不屈法国"却在第一轮投票中就获得前所未有的超过40%的选票,极右翼候选人玛琳娜·勒庞(MarimneLe Pen)杀入第二轮投票并获得国民阵线建立以来最多的选票。
尽管最终马克龙以压倒性优势获胜,标榜"进步主义"的"前进"运动以新型政党的姿 态迅速崛起,但整个大选表明,法国传统的以左右分野的政治格局已经向"全球化与
反全球""欧洲还是祖国"这样的二元对立格局演变,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已经在法国具备深厚的社会根基。一年多以后爆发的"黄马甲"运动进一步反映出2017年总统大选中未能释放的不满情绪和没有被解决的问题,而"黄马甲"运动的动员方式也正是2017年总统大选中动员方式的一种延伸,体现出明显的"反体制"和"反现状"特征。
法国国内秩序的深刻演变从一定程度上揭开了欧洲传统政党衰落和政治力量世代更替的序幕,这构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个方面。国内秩序的变革将使我们面对一个不一样的法国和一个不一样的欧洲,它不仅反映出法国社会内部深刻的结构性矛盾,也进一步反映了法国国家治理与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之间的紧张关系。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兴起,将制约法国在全球和欧洲发挥影响力,从而限制了马克龙政府积极进取的外交努力。为了回应民意,马克龙政府的外交政策也将在某些方面呈现保护主义的特征,这将会明显反映在中法、中欧经贸关系领域。
(二)国际秩序创新的伙伴
随着权力结构的变化,秩序结构不匹配权力结构的问题日益突出,同时,国际秩序 不能满足全球治理需要的矛盾也日益凸显。面对原有秩序的失效和主导者对秩序的破坏,国际社会呼唤国际秩序的创新和新的国际制度供给。法国对原有秩序的矛盾态度和中国对既存秩序的增量改革政策使得中法在诸大国中存在较大的合作空间,这也是中法在全球治理领域能够开展有效合作的重要原因,中法可以成为国际秩序创新的伙伴。
尽管中法在对待全球化的态度上发生了结构性的位移,但在全球治理领域却存在一些基础性的重要共识。首先是在全球治理上应该坚持多边主义的共识。当然,中国强调的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积极推进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这包含了要保护和增强广大发展中国家权益的意涵。法国首先强调要建立"新的平衡关系"和新的公平框架,既有针对单边主义的制衡,也有针对新兴国家的制衡。其次是 强调主权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中法都强调主权在国际秩序中的重要性。中国对主权的强调,一是反对以全球治理为名干涉内政,二是认为主权国家的有效治理是实现全球治理的基础。"主权"是马克龙对外政策的一个核心概念,他不仅强调"新的平衡关系"应该建立在尊重主权的基础上,而且在其欧洲方案中也强调一个"主权的欧洲"。重提对主权的强调实际上也是回应法国大选中民众表现出的对国家在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中受损的不满,因而具有一定的保护主义色彩。
中法在国际秩序变革方面的合作,可以体现新旧秩序的协调、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诉求的协调,这对国际秩序的平稳过渡至关重要。对于法国而言,对旧秩序抱残守缺既不符合法国的利益也不可能做到,法国的大国地位也不能仅仅依赖外交技巧,只有将自身的优势与国际格局变革的大势紧密结合起来,才可能促进法国作用的发挥。对于中国而言,新的国际秩序的构建需要获得普遍的共识和大国的协调合作。
推进国际秩序的创新,需要增加治理的供给和新的国际制度的供给。中法都是具有大国责任担当的国家,面对治理供给和制度供给的赤字,在原有秩序主导力量奉行孤立主义的情况下,中法应该承担责任,成为国际秩序创新的伙伴。第一,成为联合国改革的伙伴。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法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同时,也要为联合国的改革提供创新的方案和制度安排,以适应国际权力结构的变革和全球治理的需求。第二,成为生态秩序构建的伙伴。
法国是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核心倡导者,生态建设是中国倡导的五位一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要维度之一,中法在这一领域的合作对构建全球生态秩序具有决定性意义。2019年11月马克龙总统访华期间,中法共同发表了《中法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气候变化北京倡议》。第三,成为经贸秩序改革的伙伴。中国提出推动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新型经济全球化,对多边贸易体制改革和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改革持开放性态度。而对法国而言,封闭、民粹和保护主义的政策选择无助于其改变在经济全球化中的不利地位,可积极推动结构性改革,促进中法中欧经贸关系改善和双向对等开放。中法还应加强在国际经济治理机制改革和新制度构建方面的协调和合作。第四,成为维护安全秩序的伙伴。中法对核不扩散体系和国际军控制度遭到破坏、解决核问题的努力受挫感到担忧,在维护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方面存在共识。
中法都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中国提出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中法在国际和地区安全治理制度供给和反恐制度供给方面存在较大合作空间。第五,成为发展援助的伙伴。法国是国际发展援助体系中最重要的行为体之一,中国正为国际发展援助做出越来越大的贡献,中法应加强在国际发展援助体系改革创新方面的合作。第六,加强治理机制和平台的对接。法国为全球治理问题设立了巴黎和平论坛,中国倡设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为探讨全球治理之道的重要平台,中法应加强这些机制之间的合作和交流。
四 观念结构的变化:新型文明关系和观念创新的伙伴
(一)观念结构的变化
国际政治中的观念结构往往是权力结构和秩序结构的反映,同时又反作用于权力结构和秩序结构。观念结构的变化在大多数情况下滞后于权力结构和秩序结构的变化,与后者相互交织,产生更加复杂的影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东升西降"的权力结构变化和新旧秩序的交织,反映在观念结构中就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式微和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兴起.
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使其在意识形态领域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地位。特别是冷战以苏联解体告终后,自由主义更是在国际上大行其道,甚至 成为"历史的终结"。法国因其意识形态领域的进攻性一度冲在欧美国家的前列,甚至成为对外发动干预战争的先锋。
然而,近些年来,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优势地位开始受到三个方面的严峻挑战:第一,在法国和西方社会内部,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使人们认识到不受国家监管的市场经济带来的巨大破坏力量,新自由主义理论和制度盛极而衰。全球化在推进自由主义全球传播的同时也进一步造成了意识形态的碎片化和认同危机。第二,非西方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进步直接挑战了西方制度和意识形态 的普世性和优越性。以中国为代表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 途径提供了全新的选择。在新兴国家快速稳定发展和西方社会开始危机频现的对比中,西方制度和意识形态开始受到一定程度的质疑,非西方的发展模式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第三,大量移民的进入带来法国和欧洲社会结构的变化,外输型和内生型 的宗教极端主义都在上升,激发了保守主义的回潮。欧美在中东北非发动"颜色革 命"和"政权更迭"式的干预战争,造成该地区很多国家国内秩序的瓦解和治理的严重赤字,大量难民涌入法国等欧洲国家,形成难民危机;法国更是在短期之内连续遭受恐怖主义袭击,对社会心理造成严重冲击,安全与自由、平等、博爱之间的张力不断加大。
难民危机、恐袭危机和宗教极端主义的上升使得法国和欧洲社会强烈意识到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和政治忠诚受到的威胁,从而助推了右翼保守势力及其思想基础的回潮。
正是在此背景下,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在法国和欧美社会迅速上升,全球化和欧 洲一体化过程出现了"再国家化"的现象。在全球范围内,也出现了意识形态因素的重新凸显和民族主义的回潮。然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惯性依然强大,其与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竞争与斗争构成法国和欧洲社会新的观念格局。不仅国家内部的政治分裂加剧,东西欧国家之间的关系也由于持民粹主义立场的政党和领导人的上台而产生分裂。国内政治的分裂已经显著体现在2017年法国总统大选中。在这样的观念格局中,法国公众对现实和全球化的不满很容易被"外部化",被引导归咎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对双边关系产生消极影响。
同时,欧美在意识形态领域仍然保持一种惯性式的优越感,并竭力捍卫其意识形情况下,法国和欧洲可能在意识形态领域更具进攻性。欧洲中国研究智库网络(The European Think-tank Network on China,ETNC)的一份报告就指出,在人权等政治价值领域,法国将倾向于对中国采取一个更加协调的欧洲立场,而这一立场的基调是批评中国和抗衡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实际上,法国在意识形态领域追求的不只是欧洲内部的协调,在欧美之间也寻求合作。近年来,不仅人权等高政治议题的矛盾有所上升,就连低政治议题的人文交流也开始被政治化。继特朗普政府对中美科技、教育、文化交流设置政治障碍后,欧洲一些国家也开始对与中国的科技、教育合作和文化交流采取消极措施,对中国的对外文化传播变得非常敏感。
(二)新型文明关系和观念创新的伙伴
观念结构是中法关系竞争性较强的领域,加之观念结构变化具有滞后性和强大的惯性,这一领域的矛盾会相对突出。法国对权力结构中的多极化相对容易接受,而对于发展模式和意识形态的多样化却较难接受。新兴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已经表明,现代化发展的模式更趋多元;而接踵而至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已经显示发达国家发展模式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存在严重弊端。法国是文明多样性的倡导者,应该摒弃傲慢与偏见,正确看待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发展成就和发展模式,相互学习,共同推进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正确看待经济全球化和自身经济社会发展中遭遇的挑战,不将矛盾向外部转移,动辄责咎新兴国家。法国曾经跨越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阵营率先发展与中国的关系,中法应该发扬这种开拓精神,在推动不同制度、不同意识形态国家相互尊重、友好相处方面开创新的合作典范。
中法还应超越双边关系的范畴,推动不同文明间的对话,构建新型文明关系。近 年来,中国在促进世界不同文明对话方面搭建起一些新的平台,像亚洲文明对话、中欧文明对话等。法国是文明多样性的主要倡导者,也搭建了不少文明对话的平台,中法可以加强在推动多边文明对话领域的合作。
作为两大文明和两个具有开放包容精神的民族,在民粹主义高涨、"文明冲突论"卷土重来的形势下,中法有责任推进良好的观念生态,推动观念的创新。中国倡导平等、多样、包容、开放的文明观,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人文"的理念和维度注人传统的以权力和利益为核心的国际关系。法国十分强调将"人文主义"作为政府战略和外交战略的核心价值。尽管中法对于"人文"的理解不尽相同,但相似的理念和追求使得中法可以成为超越权力政治和"文明冲突"、促进国际关系观念创新的伙伴。
五结语
中国和法国是具有全球战略影响的大国。55年前,中法建交对国际战略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中法建交 55周年之际,世界处于新的大变局中,中法各自的发展变化构成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因素,中法关系面临的权力结构、秩序结构和观念结构都发生了重大甚至根本性的变化。大变局意味着权力的重组、秩序的调整和观念的更替,大国关系必然面临深刻、复杂的调整和重塑。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法双方需要冷静、客观地认知对方所发生的变化,以及双边关系和国际关系、国际秩序所发生的变化,对双边关系进行再定位。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必然不同于冷战两极格局下的中法关系,不同于冷战结束后"一超多强"格局下的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诸大国中,中法对于国际秩序的主张较为接近,中法都是具有全球视野、全球胸怀和责任担当的大国。中法关系在大国关系中亦有开创性特点。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法应该成为推动国际关系转型和国际秩序创新的伙伴,以创新、责任、共赢的精神,推动构建平衡的新型大国关系和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全球治理供给和新的国际制度供给,推动构建新型文明关系和观念创新。中法在国际关系转型和国际秩序创新方面的协调合作,对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具有示范性作用,将为不确定性增加的世界提供稳定力量,为深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世界提供方向和方案。（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