芭芭拉·凯伊 著 吴万伟 译
得知罗杰·斯克鲁顿爵士去世的消息，我的心里猛然一沉。我并不认识罗杰本人，虽然我们的道路曾经有一次交集。我不是喜欢说“我觉得我认识他”的那种粉丝，因为我并非多愁善感之人。不过，他是我极其佩服的思想家和作家，是非理性占支配地位的当今时代里为理性辩护的灯塔。我个人觉得，我自己的苍穹里的一颗闪亮明星熄灭了。
我提到的道路交集发生在2006年的渥太华。他是一个名为文化复兴中心的机构主办的研讨会的基调发言者。这次研讨会吸引了众多市民的参与，有很多是上了年纪的人，他们对生活中出现的光怪陆离的炫目社会变化感到困惑不解，也有些害怕，不知道世界将走向何处。
研讨会的话题是“公共道德？共同体标准和不害人的边界”。斯克鲁顿告诉听众他们渴望听到的话，也就是他们理所应当感到担忧的话，虽然这不是因为他们渴望听到这些，而是因为他相信他讲述的东西。他指责自由派人士破坏了传统的家庭观念，搞坏了“平等”和“伤害”等法律概念，像所有保守派一样，他认为家庭是社会稳定的支柱。
这些言论让他听起来像是从前时代的牧师，但是他的演讲和同情的内容并非如此。斯克鲁顿没有卑劣的偏见，也不希望告诉任何人如何生活或者如何去爱。但他不是那种轻易放弃自己有关人性和文化机构的观点的人，他觉得文化机构应该诚实和真实，不应该挥霍人们的情感。
正是这种不妥协的保守主义导致他在自由派知识分子精英在英国占主导地位的背景下显得格格不入。严格来说，他不是被抛弃的贱民。他在牛津和剑桥等名校教书，曾经有个时期他为《泰晤士报》撰写专栏，但在１９８０年出版了《保守主义内涵》之后，他意识到他的政治观点意味着他在学院派哲学中再也没办法前进了。那个判断得到了确认，他接下来的书《新左派思想家》（1984）受到广泛和严厉的抨击，他的出版商应左翼作家的要求将该书廉价处理了。
我第一次遭遇斯克鲁顿的作品是看到他2005年在《国民评论》上写的一篇有关捕猎狐狸的文章。斯克鲁顿本人酷爱打猎，经过35年之后终于在去年2月挂马刺。打猎这种活动被很多进步人士认为是一种倒退，单单这件事就足以让他黯然失色了，他被认定为帝国主义阶级的精英主义者，对这样的家伙，无需了解他说了什么。
从那篇文章中，我了解到英国议会花费18个小时来决定参加到攻击伊拉克的战争这个有趣的事实，但是，因为工党对阶级论述的痴迷，在过去的一些年里，他们花费225小时辩论捕猎狐狸的问题。啊，这的确能告诉你某些东西，不是吗？斯克鲁顿写道，“议会中的工党议员能宽恕任何种类的过分行径，看到家庭价值观的崩溃似乎还挺开心的，但是一想到有人在某个地方享受“国王的狩猎运动”就害怕得脸都发白了。”其实，在写那篇文章时，他已经离开英国，前往弗吉尼亚阿灵顿（Arlington）心理科学研究院任职。他的观点被同伴认为过于保守了，这些人几乎全都是进步派，越来越难以容忍不赞同他们观点的人，无论他们为自己的立场的辩护多么精彩，无论多么博学，多么有文化，或者美学天赋多么了不起。他在弗吉尼亚捕猎狐狸，陪同者都是附近喜欢打猎的人，无论是谁。在没有阶级差别的美国就像在阶级界限分明的英国一样，捕猎者形形色色，既有当地特权士绅也有蓝领工人。他甚至在斯佩里维尔（Sperryville）附近购买了１８世纪那样的庄园，取名蒙彼利埃（Montpellier）。到了这时，他在英国外出打猎时遇见了苏菲·杰夫里斯（Sophie Jeffreys），她后来成为他的第二任妻子。
斯克鲁顿的知识面之广令人惊叹。就连他的敌人也没有异议。他能够用完全的权威身份撰写有关宗教、建筑、歌剧、环境、伊斯兰和哲学等各种著作。贯穿这些作品始终的是他对自己的文化传承的没有任何内疚的钟爱和忠诚。他喜欢自己的家乡，喜欢英格兰，他不愿意因为其遭到扭曲的历史肉赘而指责它，其他很多人似乎热衷于这些问题。正是斯克鲁顿为我们创造了一个词“家庭恐惧症”（oikophobia），这是进步派的标志。他与那些嘿呼嘿呼西方文明快滚蛋吧的家伙格格不入。他出身于地位不高的中学老师家庭，却考入淘汰率极高的名牌公学－－－威康比皇家文法学校高中（the Royal Grammar School High Wycombe）。
就像之前的安德鲁·萨利文（Andrew Sullivan）和克里斯托弗·希金斯（Christopher Hitchens）一样，斯克鲁顿必须游过池塘以便前往呼吸最后的西方堡垒的更友好空气，在那里保守派思想受到人们的欢迎。从1992 年到1995年，他在波士顿大学讲授哲学，从2004年到2009年他在美国度过了第二段时期。但是，他深爱的英格兰的吸引力实在太大了，他还是返回英国，并在威尔特郡（Wiltshire）定居下来，购买了一个有２５０年历史的农庄，命名为“斯克鲁皮亚”。
他的书中我最喜欢的之一是他的思想史回忆录《轻微的后悔》 (2005）。这是一本随笔集，涉及政治哲学、都市动力学、个人影响力、歌剧、旅游、宠物当然还有捕猎狐狸。通常，斯克鲁顿以其说明文而名扬天下，但这里你会发现他的文笔更放松、更亲切、就像聊天一样，当然也非常好玩儿。
有一章讲“赫尔辛基的饮酒”是一系列的日记，记录了斯克鲁顿在学术旅行中对害羞得有些病态的芬兰人的浮光掠影印象。他的灵感（aperçus）可以与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相媲美，描述极其准确绝妙，社会批判力度很大。比如，他描述在一天的学术研究工作之后去参加的芬兰舞，那是“一种悲哀的、不善言谈的一堆人拥挤在舞厅地板上游动，就像池塘里的一堆垃圾。他们不是在跳舞，而是在漫无目的地滑动，偶尔将头埋在同伴的脖子上，看上去就像斧头一般。”参加作家硕士培训班的很多小说家可能要花费半个学期的工作坊时间才能塑造出如此滑稽和极具冲击力的形象。你知道这些东西都是他不费吹灰之力源源不断地从头脑中冒出来的。这本回忆录中有很多类似有趣的东西。
最终，斯克鲁顿在母国获得了某种程度的承认。2016年他被封为爵士。但是，在他的最后一年，斯克鲁顿成为“取消文化”浩劫的牺牲品。在采访中的几句脱离上下文的话语被挑出来，被肆意扭曲后发表在《新政治家》杂志上，引起了轩然大波。这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场面，他被指控拥有“白人至上主义”观念。在这个不负责任的新世界，斯克鲁顿的政府公职理所当然地被剥夺，有人还依据其反对同性恋、伊斯兰恐惧症等观点而要求取消其贵族称号，但所有这些指控都是子虚乌有的编造。这恰恰就是我们的文化的处境：我们中最优秀的人迟早要被扔到死囚车被游街示众。向斯克鲁顿的道歉最终还是来了，但不仅对斯克鲁顿而且对新闻标准的巨大伤害已经造成。这是一场非常不体面的表演，暴露了闲聊阶层(chattering classes 指喜爱谈论政治、文化、社会问题,对各种问题发表意见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译注）以及笼统的文化中的一切都乱了套。
但是，就像他最后一年的日记所证实的那样，斯克鲁顿相信他有太多需要感激的东西。去年7月，他得知自己患上了癌症。但当时在剩余的时间里还有欢乐，这不仅仅因为他在2019年的摆样子公审（show trial）中还能得到崇拜者的支持和鼓励。他在12月的最后一条日记里这样写“在自己的国家落入谷底，我曾经在其他地方爬上高层，回头看看经历的一连串事件，我只能非常高兴，我活得足够长而看到了这件事的发生。到了临近死亡的时候，你开始知道活着意味着什么，感恩意味着什么”。
在最后一年向斯克鲁顿表达感恩之情的人中还包括波兰和匈牙利政府，他们为他授勋，表彰他在推翻在柏林墙倒塌之前给这些国家带来祸害的政权中发挥的作用。这种承认体系在他 1998年获得瓦茨拉夫·哈维尔（Vaclav Havel）颁发给他的捷克勋章（一级）。斯克鲁顿曾经冒巨大风险将很多禁书跨过铁幕走私到这些国家，帮助异议者创办地下大学，甚至安排剑桥大学神学系为其颁发学位。这种活动及其他成就表明他站在了历史的正确一边。
我非常珍视和斯克鲁顿短暂交谈的记忆，那是在渥太华会议之后进行的。其中他阐述了体面性的观点，在我看来这是引起巨大兴趣的重要概念，尤其是回顾起来，对于斯克鲁顿本人作为非常正派和体面的人，虽然这些并不能保护他免受后现代恶棍的攻击。我记得他说过体面性很容易在小城镇管理，因为如果不愿意遵循规范标准的话，你根本不能在小城镇获得幸福。不过，这些标准不是白纸黑字写下来的，根本没有必要。人人都知道那些东西是什么。当你得到别人不以为然的一瞥或者转身离去，你就知道自己已经逾越了边界。
被迫的遵循统一性的标准－－－不是立法机构颁发的法律，天杀的，而是由社会压力实施的规范－－－在进步派看来是令人窒息的压迫，但它本身也是巨大的安慰，知道什么是体面什么是不体面的法则，我们以此获得一种归属感。我们都需要获得归属感，但是，健康的归属感对于规模的要求是非常敏感的。我们生来不是为了实现全球化，我们生下来是要建立家园和自己的领地的。如果人们没有了赖以生存的家园之根，没有以很好的方式获得归属感，他们将发现自己被拴在观点和理论的虚假家园中，那是糟糕的归属感。这些是斯克鲁顿式的思考。
国教般的一致性及其影响，无论好坏让斯克鲁顿痴迷。他有一次曾经描述其人生轨迹就是朝着“那个不可能之事”：一致性的最初道路的不停顿运动。就像他的很多其他精辟论述一样，这句话迫使人们停下手头的活思考一番，真正想想他的意思是什么。你知道这意味着某些值得思考的话，因为罗杰斯克鲁顿从来不思考屁话，不说屁话也不写屁话。他把这些内容都留给了批评家们。
作者简介：
芭芭拉·凯伊（Barbara Kay），《国家邮报》专栏作家。
译自：Remembering Roger Scruton, Defender of Reason in a World of Postmodern Jackals
written by Barbara K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