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滕泰博士先前出版的《软价值》的主线是需求分析，那么即将问世的《新供给经济学：用改革的办法推动结构转型》的主线则是供给分析。两书都力求就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总体思路构建一个科学的理论框架，并针对改革发展所面临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提出解决方略和建议。应当说，两书都是富于务实和探索精神的成果，值得予以肯定和点赞。人们可能注意到，《新供给经济学》所提出的理论分析和政策主张，在一定程度上与几年来我国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着力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转换发展动力的实践是相吻合的。

当今之际，作者将思考的方向指向总供给分析无疑是可取的。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尤其是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之后的一段较长时间，着重依赖刺激投资、消费和出口贸易以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事实上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无可怀疑。然而，久而久之，这种发展模式必然带来一系列严重后果，付出的成本和代价难以承受，必须加以改变，这也是显而易见、无可否认的。

如经济结构失衡(实体经济的供需失衡；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又如收入分配两极分化严重，再如生态环境恶化，等等。还有，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壮大，对社会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我们的公有制经济的改革和发展却显得很不如人意，以至于作为旧体制固有特征的贪腐盛行和效率低下的弊端远未消除。这些问题就其性质来说，都是属于供给侧结构性和体制性的范畴，因此，也必须通过深化结构性改革和体制改革才能加以解决。

作者对于改革开放的这种历史和现状均有清醒的认识和估量。更可贵的，在于作者力求以对增长理论的新思考为去除此类弊端和深化改革提供理论依据。作者对西方经济学发展史中先后出现的增长理论(如亚当·斯密的资本投资增长论和熊彼得的要素重整论等)给予历史的评价之后，着重结合现代社会经济生活，指出了经济增长或财富的五大源泉，即制度和管理、人口与劳动、技术与创新、资本和金融、土地与资源等。作者还指出，制度是增长的条件，土地、资本、劳动是增长的要素，而技术则是增长的根本动力；其中，制度是可变的，土地、劳动和资本的供给方式是可变的，技术更是与教育和创新体制分不开。

在我看来，这一系列论点都是可取的，它们与作者在《软价值》中提出的软财富论或软价值论(知识、信息、文化、金融及其他社会服务的价值)相辅相成，也和我与其他学者前些年提出的多元要素价值论和财富论完全一致，高度吻合。这种财富论和增长论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和方向提供了依据。它在本质上就是体制改革论，或者更准确地说，推动和深化改革是其必然要求。至于作者呼吁不能用供给侧的行政性管理去代替供给侧体制改革，则更是切中时弊之论。

怎样认识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周期性，是进入市场化改革之后必然面对的一个理论和实践问题。人们对此做了许多研究，提出了各种不同观点和解释。本书的特点在于将周期的本质原因归于“供给结构的变化”，以及“供给创造需求能力的变化”。这不无道理。诚如作者所说，供给本身有一个发展变化过程，从“扩张”到“成熟”，再从成熟走向“老化”，最终导致供给结构转变，旧经济被新经济所取代。这是一个客观的不可避免的历史和现实进程，决定这个过程的因素自然众多(例如，可能还会涉及政治一类因素，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可能更是如此，即使单就经济因素来说，需求的波动可能也难辞其咎)，然而，无论如何，总是可以说“供给结构以及供给创造需求能力的变化”是“站在经济周期背后的本质原因”。这个理论观点的实践意义在于它强调了改变旧结构、创建新结构的必要性，从克服周期波动这个侧面强调了推动供给结构转型升级的意义，强调了在经济转型升级中发挥市场作用而不是依靠行政命令行事的重要性，这再次彰显了作者为改革立论的初衷。

从作者前后两部著作的分析思路来看，作者是分别从构成市场基本关系的供给和需求这两个侧面切入的。无论在着重分析哪个侧面时，都始终关注实现供求均衡(而且是动态均衡)这个目标，以避免通常可能发生的从一个侧面走向另一个侧面的极端片面性。这表现了作者对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两者的统一的深刻理解和把握。另一方面，在指出改革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和矛盾时，却没有忽视所涉问题的体制性、制度性根源，或者宁可说强调了深化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从而拒绝以行政管理代替体制改革的倾向。这表现了作者对体制改革的市场化方向的坚定认识。

理论和实践的这种立足点，决定了作者在改革路径上必然强调渐进性而不是急于求成，与所谓休克疗法更是无缘。作者指出，渐进式改革难免有其不彻底的地方，会留下很多计划经济的“砂砾”，在形式上表现为“产品供给约束”和“要素供给约束”。据此，作者建议，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不妨从放开直到消除这些“砂砾”开始。这该是切实可行的中肯之见。

最后，我还想说，新供给经济学对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成果也很值得重视。他们基于多元要素财富源泉论，又引进要素边际生产率原理，说明了按要素贡献分配的公平合理性：各得其所，而且标准一致。不过，他们又指出，这只是一个基础性原则，而不应是唯一的原则：因为主客观各种原因，仅依要素贡献进行分配，难免出现过大差距，这就要求政府采取适当措施加以调节。可是，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的办法，固然对改善低收入人群的状况有一定作用，但对扩大中等收入人群的作用则有限，而且税收过重还会有一定的负作用等。为此，作者提出了以“供给要素贡献和边际报酬”为核心的六个核心主张，包括遏制公权力参与财富分配，减少垄断对财富的瓜分，控制利用公共资源过度获取个体收入的现象，对于创业企业和小微企业大范围免税，等等。透过这些主张和建议，人们不难真切体会到作者的爱国爱民的赤诚之心。

当今世界和中国，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必然对我国内政外交、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提出空前未有之挑战，面临许多未知之问题和矛盾。就我国经济改革发展来说，也需要面对这种新局面，做出新的分析，提出新的对策。当今美国政府所推行的保守主义和单边主义对国际环境造成的不确定性，及其对内强化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种种干预，就应引起特别关注。另一方面，对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国内出现的一些与既定的改革方向极不和谐的观点或说法，如民营经济离场论、消灭私有制论、回归计划经济时代等等，也应引起高度警惕。

改革开放未有穷期，理论和实践的探索任重而道远。我期待并且坚信，新供给经济学的创建者们未来定会有新的更大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