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卡格 著 吴万伟 译
面对人生是否值得过的问题,实用主义哲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 的回答始终都干脆利落:或许。
“人生之大用就是把它花费在比人生更长久的事业上。”---威廉·詹姆斯《威廉·詹姆斯的思想与品德》(1935)
一年前,在11月的傍晚,我决定从我下榻的曼哈顿旅馆步行7英里前往位于布鲁克林的社区书店。那天有点儿凉,临近黄昏时分,甚至纽约典型的灰蒙蒙东西似乎也闪亮了起来,我一直忙于四处张望,几乎没有注意到有人在布鲁克林大桥底端放置了一条标语。新喷上去的绿色大字写的是“人生值得过”。
对很多人来说,人生的价值根本就不是问题,从来不会成为交谈或辩论的话题。生活很简单,就是一直过到不能过了为止。但是,总有些东西令我感到困惑:如果人生的价值如此明显,为什么还要在这里悬挂这样一幅标语呢?这是因为我们中的有些人偶尔会不由自主地站在桥上,渴望纵身一跃跳下去,迅速走向人生的终结。自1870年起与抑郁搏斗了几十年之后,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写信给哲学家和诗人本杰明·保罗·布拉德(Benjamin Paul Blood)说,“任何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都不可能没有产生过自杀的念头。”
十八世纪70年代,詹姆斯的思想英雄之一大卫·休谟(David Hume)曾经论证说,自杀不应该被认为是非法的或者不道德的行为,因为它没有伤害自杀者之外的人,在很多情况下可能减轻了巨大的痛苦。此后几代思想家中产生的浪漫主义进一步强化这样一种观念,即生或死都应该由充满激情的个人自由地决定。如果你想依靠最后一个选择突然离开人世,那基本上要由你来决定。詹姆斯年轻时最喜欢的作品之一《少年维特之烦恼》(1774)很可能加深了他的生存不安全感,歌德的这本小说讲了陷入三角恋爱的主人公的自杀。或许人生对你的伤害如此之深以至于逃离人生似乎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值得尊敬的举动。更大的可能是,浪漫主义者和詹姆斯偶尔会认为,自杀是抓住生活的一种方式,依靠终结生命而控制其运行。既然我们都身不由己地被拖向坟墓,还不如自己主动跳进去更好些。
让我感到惊讶和开心的是,大桥的人行道上空无一人。我能看到我自己。这座大桥的最大高度是276英尺(84米),曾经被认为是工业化世界的七大奇迹之一。在1883年建成之前,大桥建设期间共有27名工人死亡。两年后,罗伯特·奥德隆(Robert Odlum)成为第一个从桥上跳下去的人。一位游泳教练想证明从高空快速跳下未必是致命的,可悲的是,他还是死掉了。在接下来的一百年中,大约有1500人因为不同的理由跟随奥德隆的脚步从桥上跳了下去。我不敢肯定有多少人因为这条标语而捡回一条性命,但我倾向于认为标语的效果可能并不大。
站在大桥上有些令人害怕。我远眺港口那边的自由女神像,然后回头观看詹姆斯长大的曼哈顿,接着我低头看河水。这个行动有一种令人惊悚的自由---在特定时刻究竟是选择生还是死,选择不同,时间会朝着各自的方向无限延伸。在成年之后,我花了很多时间阅读詹姆斯的著作,这种自由仍然有强大的吸引力。我认为未来仍然会有。在20世纪的最初十年,詹姆斯提出了美国实用主义,这种哲学认为真理应该依靠现实的后果来判断。从最本质上说,这是入世的哲学,应该让人生变得可以活下去。而且在大多数时候,的确如此。但是,如果实用主义的确挽救了你的性命,那也绝对不是一劳永逸万事大吉了。这种哲学仍然习惯于调和体验、态度、物体和事件,即便它们可能是悲剧性的。虽然詹姆斯偶尔批评亚瑟·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的悲观主义(他曾拒绝为纪念19世纪德国哲学家修建的纪念馆花一毛钱),但詹姆斯死后出版的作品显示,他对这位愿意直面人生悲剧的严厉思想家的深深敬意。在这种迎面撞上快速袭来的迫在眉睫的黑暗的举动中有着某种大无畏的精神。
按照詹姆斯的说法,大桥底部的标语应该被重新起草或者至少要修改一下,“人生值得过-或许如此”。正如他1895年对哈佛大学基督教青年会(YMCA)的一群年轻人说的那样,“人生值得过吗?这完全取决于生活这个人。”从字面上说,是由我们每个人让生活变成“我们愿意过的样子。”这些日子,当我从更高的地方往下看,除了经历眩晕之外,我几乎总能想到史蒂夫·罗斯(Steve Rose),2014年在哈佛大学威廉詹姆斯纪念大楼的房顶上跳下去的学习心理学的年轻黑人研究生。詹姆斯的思维方式或许本来能够救他一命的---该建议就是他仍然掌控着自己的生活,终结自己生命的决定或许是合理的甚至是值得尊重的,但继续生活下去的可能性也是如此。可能性就在那里,至今仍然存在,一直存在,甚至在屎尿和怨恨中等着他来探索。或许他认为选择死亡是他能支配的唯一自由的决定,但詹姆斯总是建议仍然可能存在其他的选择。
对大多数人来说,自由意志的实施方式数不胜数(但未必包括自杀),在很多情况下,人们能够选择体现其思想和行动的新习惯。如果有意义的自由似乎显得不易捉摸或者不切实际,但我们大部分人仍然拥有看什么和忽略什么的选择。这本身也是值得的。詹姆斯说,“成为聪明人的艺术就在于知道应该忽略什么。”这些可能性或许本来能够让罗斯活得更久一些,或许不能。这个判断我还有些不敢肯定。
我认为,劝说跳楼者离开边缘的绝对成功的方式是假装你知道一些他们并不知道的东西:人生具有无条件的价值,他们是在错过一些显而易见的东西。站在岩壁上,我怀疑他们可能辨认出某些深深的不安全感或者有一种相信自己正确的傲慢自大。他们跳下去或许只不过是要证明你错了。因为你其实真的错了。在詹姆斯的随笔“论人类的某种盲目性”(1899)的最后恳求中,他提醒读者认识到,他们通常并没有线索来了解他人如何体验其人生的意义。因此,最好的说法是“人生或许有意义”。
我的目光越过河面向远处张望,太阳匆匆掠过城市景观。夜晚将要降临,百万星晨将再次与百万盏灯光竞相展现光彩。从短期来看,电灯会赢得胜利。但是,从长期来看,星星必然赢得胜利。而在这两极之间,结果谁也不知道!就当前而言,我相信詹姆斯的“或许”是正确的,人生的价值是开放性问题,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因为它刻画了我的存在处境是并不完全相信人生价值的人。我认为,它可能是对的,因为这个“或许”大致符合宇宙的开放性问题。任何东西,从最小的真核细胞到最复杂的有机体系统都处在做出自己猜测的过程中,即人类所说的“推理”的原始逻辑的第一步。对我们来说,如果没有很好的猜测就没有适应或者成长,也就不会有意义之类东西。
遵循他的朋友和同事美国哲学家皮尔斯(C S Peirce)的观点,詹姆斯相信世界充斥着假设,那个“或许”让人生存在多种可能,让我们的人生变得值得过。在詹姆斯看来,星星没有燃烧,更少按完美的顺序消失,人类的生活并不是事先确定好了的。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的随笔“论圆”(1841)是詹姆斯最喜欢的作品之一,爱默生说“请让我提醒读者,我不过是个实验者。”“或许”仍然持续不断,或者像“或许”能做的那样持续不断。这就是不断争取最好的结果,它给我们可观察、可期待和可体验的东西。持续不断的变体产生持续不断的奇迹,在詹姆斯看来,当其他实际措施行不通时,这种奇迹感---这种偶然性---常常足以让他度过难关。成熟的詹姆斯确认,“人性中最典型的事实莫过于人们愿意依靠偶然性生活了。”偶然性的存在产生了截然不同的两种生活,一边是以放弃抵抗、随波逐流为基调的生活,一边是心中充满希望的生活。
窗体底端
如果你往桥下的水里扔一些东西,它会打破水面的平静,然后马上消失。就是表示终结的四个字母G-O-N-E,就像“死掉”、“命运”或者“消失”,没有机会再返回或者保存下来,无论你再怎么拚命尝试都没用。过去一些年,我常常想象将远远比钥匙或者手机更重要的东西---我这一身皮囊丢在水里会是什么样子。对于小的物质产品,我怀疑保留下来的希望非常渺茫。我曾经考虑过各种可能性,这适用于钥匙、手机、钱包和性命等任何东西。一切都可能消失得无影无踪。有些哲学家可能对这种解释感到非常开心--任何东西都处于消失的过程中,到了世界末日什么都不留下。但我不属于这些哲学家的群体,詹姆斯也不是。这种宿命论的确定性遭遇了他的“或许”的抵抗,在我看来是遭遇了希望的抵抗,如果心中没有了希望,人们是很难活下去的。
拿一个东西---一块儿石头或者手机---扔到浅河里。在安静的夜晚扔进去,涟漪仍然在向外扩展,仍然在扩大,物品最后落在河底。在落水点的中断首先是消失,但是这个事件的后果从焦点向外辐射,甚至在它消失之后还在继续。如果河道狭窄,河岸陡峭,波纹撞向岸边之后会掉头朝向相反的方向,返回核心。小小的不安的确存在,无论我们能否感受到。这个物件真的就这样消失了。
爱默生在《论圆》中写道,“我们一生都在学习这样的真理:围绕一个圆可以再画一个圆;自然没有终结,而每个终结都是一个开端。”该文发表后50年后,詹姆斯完成了《心理学原则》(1890),其中他提出了类似辐射区间的同心圆自我模式。位于中心的是“物质自我”,我们的身体和物质财富。这通常被认为是我们人生的最具体方面,但按照詹姆斯的说法,它也是最肤浅的东西。通常我们愿意放弃物质财富以便获得随后的圆,即他认为的“社会自我”,意思是得到朋友、家人和所爱之人的承认。詹姆斯解释,最后还有一个“精神自我”,这是人们追求和体验的“思想的、道德的、宗教的渴望”。这是自我的最外边缘是最远的边界,但是,对我们很多人来说,也是最微妙和最容易被忽略的部分。这是重要的波纹,虽然可能没有被探索到或者被表达出来。
在人生的最后10年,詹姆斯继续捍卫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个立场。“我本人绝对不相信我们的人生体验是宇宙中所有体验的最高形式。”波纹向外延伸,撞到对岸之后就会柔和地返回。偶尔,我们能够感受到。在很罕见的场合,它们是我们能感受到的一切。在詹姆斯看来,能够定期地深刻感受到它们的人是了不起的人。正是这种独特的个人占据了詹姆斯的大部分注意力,他1901年在爱丁堡大学做了季富得自然神学讲座(Gifford Lectures),那是有关《宗教体验的种类》的系列讲座,第二年该讲座的文稿作为书出版了。
詹姆斯从来不到教堂礼拜的,在大部分场合,他对有组织的宗教或精神自我的教义并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一直是体验和生活,在最后几年,他开始明确转向思考两者的宗教可能性。他拒绝限制任何可能性。在《宗教体验的种类》中他坚持说:
如果要求人们用尽可能广泛和笼统的术语刻画宗教生活的特征,我们可以说它由信仰构成,这个信仰就是存在看不见的秩序,最高的善就在于调整自我实现和谐。
这种努力去适应看不见的秩序可能采取很多形式,未必仅仅限于特定的教会、寺庙或者清真寺。事实上,詹姆斯到处寻找它,从而导致他写出了《宗教体验的种类》。他对看不见的秩序的探索让他进行了有关精神治疗药物的实验,但也进入了现代人常常觉得是江湖骗子的精神领域。今天,如果某些东西不能被清晰地看见,似乎最容易确认它们就是根本看不见。
当上了年纪的父亲和刚出生的儿子在几年之中先后去世之后,詹姆斯和妻子艾利斯(Alice)开始尝试接触这些神秘体验:1885年9月,詹姆斯拜访了通灵者利奥诺拉·派珀(Leonora Piper),一个据说能够与神灵沟通的波士顿名人。他对派珀有怀疑,但是得出结论说那位女士或许拥有他所说的“超常规的威力”。詹姆斯一直是坚定的实证主义者,可能想更加仔细地检验这些威力。幸运的是,有个新成立的组织致力于从事这方面的研究---那是詹姆斯在1885年和其他人合作成立的。
他开玩笑说,詹姆斯关掉房间里的灯,这样奇迹就能发生了。
美国心理学协会的使命就是调查所有“超常规”的东西。这不是某种边缘性组织,但也不是完全常规性组织。其创始人之一斯坦利·霍尔(G Stanley Hall)曾经在1870年代后期到哈佛大学跟着詹姆斯攻读博士学位,成为美国第一个心理学博士。在詹姆斯的支持下,霍尔组织了一群研究者探索与神灵接触、占卜杆(divining rods)、心灵感应等的可能性。他们花费了几千个小时(我没有夸张)采访神秘人士和同灵人士。到了1890年,霍尔已经从这个组织退出,得出的结论是通灵学等同于伪科学。但是,其他人如詹姆斯和好朋友和医生亨利·鲍迪奇(Henry P Bowditch)一直坚持到这个世纪结束。1909年,詹姆斯回顾了25年的打鬼生涯。
我承认有时候我受到诱惑去相信创造者永远打算让这个自然部门仍然保持令人困惑的神秘性,促使我们好奇、充满希望和怀疑,在同等程度上,这样虽然鬼神和灵魂的千里眼、口中念念有词和神灵的口信似乎总是存在的,但从来不能被充分地解释清楚,也从来不能被充分地进一步证实。
自然喜欢隐藏,像詹姆斯这样的人喜欢寻找。虽然感到困惑,或许正因为困惑,詹姆斯及其研究者同行仍然保持谨慎的希望。不过,和大部分当时的特异功能学家不同,特异功能研究学会的成员记录和发表了他们的发现。这些发现没有一个有接近确定性的结论,但它们帮助推动了科学边界的扩大,探索了科学还无法解释的领域。这个记录就是《特异功能研究协会期刊》,不仅针对协会成员和亲密联系人,期刊文章也面向普通大众。该期刊总共超过17000页,其庞大规模让我感到吃惊。在好奇心和怀疑之间的某个地方存在着持久的希望。
当詹姆斯开始特异功能现象研究时,他对特异功能领域感到很舒服。解剖学家的实际和客观的方法在理解人性方面的错过了某些东西。在詹姆斯看来,丧失了某些重要内容:人不仅仅是一堆认识或者神经反应,不仅仅是消失得无影无踪的躯体。他希望存在某种东西---轻飘飘的以太和超验性物质---甚至鬼神---它们不受我们肉体生活的限制。在人生的很多时候,他暗示人们能够偶尔感受到某种东西萦绕在意识边缘。1901年年末,詹姆斯说“我认真地相信潜意识(Subliminal低于阈限的刺激所引起的行为反应---译注)前景的笼统问题是最伟大问题之一,很可能是心理学中最伟大的问题。”潜意识常常和“无意识”互换使用,但本来不应该这样。相反,它指的是常常不能被充分理解的意识门槛之下的心理活动过程,只是作为暗示,或者稍纵即逝的“可能”就是我们能够明白的东西,常常足以确定是我们能够至少暂时明白的东西。这些擦碰体验处于詹姆斯的《宗教体验的种类》的核心,它们呈现出很多形式,实际上这些体验的很多内容不能扔掉了之。
美国法学家奥利弗·温德尔·霍尔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曾经开玩笑地说,詹姆斯可能会关掉房间的灯以便让奇迹出现。我认为这里面有某种真实性。这是美国自助类书籍作家韦恩·戴尔(Wayne Dyer)常常重复的引语“奇迹随时可能到来,请做好准备和愿意迎接。”詹姆斯确定无疑地总是做好准备和愿意迎接。关掉灯光,你的瞳孔扩大,更多光线就能够进来了。你不能指责詹姆斯这个想法,或许我们会对自己看到的东西感到惊讶。或许这就已经是奇迹了。佛教僧人一行禅师(Thich Nhat Hanh)坚持认为“奇迹不是在水上行走,奇迹是现在这个时刻走在绿色的地球上,来欣赏当下能够享受的和平与美。”对于世俗的怀疑论者,这或许是他们愿意到达的最远边界,如果说到宗教体验:思想深邃,但“俭朴地活”在当下。詹姆斯在《宗教体验的种类》中想走得更远,探索得更深一些。
有时候,你把房间的灯调得暗一些,房间内的东西反而看得更清楚些。詹姆斯描述了这种现象。他声称,这是唯一可能真正被称为“神秘的”现象。回顾牧师的“顿悟时刻”,詹姆斯写道:
夜晚的绝对安宁因为更庄严的安静而令人陶醉。黑暗抓住了更容易感受到的现在,因为它是看不见的。“他”就在那里,正如我在这里一样,我无需对此感到更多的怀疑。事实上,可能的话,我甚至觉得自己是两人中更缺少真实性的那一位。
这个“他”按照牧师的说法,毫无疑问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上帝,但我们称为这个存在,它对詹姆斯来说无关紧。“他”是很古老的词,比性别和性更古老,意思是“这个这里”。“这个这里”是存在,因为看不见反而更容易感受到。在詹姆斯看来,对于他的神秘主义者同行如(Blood)来说,这个故事给人持久的安慰。正如德国神秘主义者诺瓦利斯(Novalis)所写,“比起看得见的东西,我们与看不见的东西的关系更加亲密。”这也是一种可能性,詹姆斯式的实用主义者非常乐于接受这个观点。
在布鲁克林大桥建造之前,轮渡载乘客从河的一边来到另外一边。大诗人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常常是这群人中的一个。这位诗人长期以来都是詹姆斯心中的英雄之一,是他在《宗教体验的种类》中描述的拥有广阔“健康心智”的体现。詹姆斯在阿迪朗达克山脉(Adirondacks)徒步旅行时或者在见证神秘主义者的证言时,偶尔能感受到升华或宗教体验,但是惠特曼能够在常规情况下产生这种体验,甚至在脏兮兮的轮渡途中。在他的诗歌“一路摆过布鲁克林渡口”(1855)
他们将走进渡口的大门,从口岸渡到口岸,
他们将看到潮水汹涌,
他们将看到船从曼哈顿向北向西航行,
看到南边和东边的布鲁克林高地,
他们将看到大大小小的岛屿,
今后五十年,太阳还有半个钟头就要落下的时候,
将有人看到他们过河,
今后一百年、或者几百年后,
又将有别人看到他们,
欣赏这夕阳西下、潮涨潮落。
那完全是徒劳,时间或者空间都没有用---距离也没有效果。
詹姆斯一次又一次地读这首诗歌。这是个奇迹,有足够多的东西供你浏览。结果人们能够将特异功能研究协会的东西抛到一边,仍然维持惠特曼式世界体验,一个太人性的轮渡体验的内在神圣性。那至少是詹姆斯的希望。在詹姆斯看来,惠特曼的视野足以“刺激我们的好奇心、希望和怀疑。”这个世界不总是与外表完全一样。脏兮兮的轮渡之行或许不仅仅是脏兮兮的轮渡之行,还有更多东西,这至少是可能的。惠特曼的体验是宗教体验---和很多人对这个世界的体验有所不同。反思“一路摆过布鲁克林渡口”,詹姆斯解释说:
当普通布鲁克林人或者纽约人过一种充满了太多奢侈品的生活,或者已经对自己的个人事务感到厌烦和焦虑万分,一路摆过渡口或者沿着百老汇向北,他的幻想并没有如惠特曼那样“消失在落日的色彩中”,他内心也没有认识到这个无可争辩的事实,除了他的眼睛随意浏览过的景物之外,这个世界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或者任何时间包含有更多根本的神圣性或者永恒的意义。
但是,人们不必非要粗心大意。幸运的是,我们还有其他方式度过时间,还有其他时间可以消磨。潮水涨了又落循环不停。詹姆斯暗示,对于实用主义者来说,偶尔感受到这种循环的确定性是可能的。在这些时候,人们有机会拥有詹姆斯意义上的宗教体验,进入一种“心智状态,这是宗教人士知道但其他人未必明白的状态,其中确认我们自己的意志和拥有自我的意志被闭上嘴的意愿取而代之,我们成为上帝的洪流或海上龙卷风中的虚无。在这种心智状态,我们最害怕的东西反而成为我们安全的居所。”
我抬头再次向远处张望自由女神像,低头看桥下的河水。太阳的确已经开始落山,就像詹姆斯和惠特曼希望我们做的那样,我尝试观看日落,因为看似还有几分钟呢。这段时间已经足以让我很高兴地意识到我仍然还有机会。
译自:The greatest use of life by John Kaag
https://aeon.co/essays/is-life-worth-living-the-pragmatic-maybe-of-william-james
作者简介
约翰·卡格 (John Kaag)马萨诸塞大学洛威尔分校哲学教授,著有《美国哲学:爱情故事》(2016)、《与尼采一起徒步旅行---成为真实的你》(2018),目前和妻子女儿住在波士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