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万伟最早翻译作者A.C.格雷林教授的文章始于2010年1月15日。吴在《新人文主义者》2010年（第125卷）第1期上看到“如何为启蒙辩护——英法两位哲学家关于18世纪思想遗产的一次对话”非常感兴趣，将其翻译出来，后发表在上海社科院办的《国外社会科学前沿》上。该文是他与法国哲学家T.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就其新书《为启蒙辩护》展开的一次对话。格雷林认为科学主义是将理性过分简化，认定科学能解决我们的一切问题，或解释人类本质或告诉我们道德的善是什么等。世界上只有一个科学，却有很多宗教。科学探索追求客观性，与之相反，不同信仰体系及宗派主义却把人类分成不同群体。格雷林下面这段话令人印象深刻“和平是独裁者创造出来的东西。论证和讨论是健康的标志，因为一个社会不断与自己协商总是存在众多可能性。这是宝贵的教训，当然也是启蒙的教训。因为启蒙的特征之一是崇尚多元性、差异以及辩论是健康和建设性的这一观念。”此后，吴万伟特别留心他的信息，先后翻译过若干文章如“公共知识分子有多重要？”和威尔·伯德尔对安东尼·格雷林的采访记。因此，当肖志清在获得从中信出版社提供的书目中挑选自己喜爱的书的机会时，两人就毫不犹豫地选中了《天才时代》。有趣的是，当时两人并没有注意到该书的作者是谁，故而在得知真相后觉得倍加亲切。这或许就是一种缘分吧。

本书作者安东尼·格雷林是英国著名哲学家，2011年6月创办了学费1.8万英镑一年的高端私立大学——伦敦人文新学院。2011年之前一直是伦敦大学哲学教授，牛津大学圣安妮学院编外研究员，著述颇丰，出版哲学和其他著作30本，是很多学术期刊的编委，英国哲学协会“亚里士多德学会”的荣誉秘书，英国人文学者协会副主席，英国皇家文学学会会员，皇家艺术学会会员。他也是《卫报》和《泰晤士报》专栏作家，《伦敦评论》和《展望》杂志编辑，经常为《泰晤士报》、《金融时报》、《经济学人》、《新政治家》和《展望》撰稿。他相信哲学应该在社会中发挥积极和有用的角色，是英国最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经常做客英国广播公司（BBC）3台和4台和全球服务频道。他是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前研究员，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代表等。

格雷林曾发表过一篇文章“经过审视的生活：哲学家的秘密人生”，那是为詹姆斯·米勒（James Miller）的《经过审视的生活》写的书评。该书的结论是：哲学家失败的地方，我们不可能指望取得成功。苏格拉底的雄心壮志代表了‘没有终结的探索，没有明确的目标，没有确定的报酬，无论结果如何，除了经受短暂的对智慧的渴望和过智慧生活的渴望之外，什么也没有。’格雷林指出了不同意作者结论的两个理由。寻求自我理解（认识自我）反思自己的选择和价值观与据此生活的要求不是一回事，正如重要的是旅程本身而非目的地之类陈词滥调。至少哲学家努力尝试过，罗素说‘很多人宁死也不愿意思考，很多人就是这样。’第二个理由是，如果选择不同的哲学家的话，米勒的结论可能不同。他选择的是苏格拉底、柏拉图、第欧根尼、亚里士多德、塞涅卡、奥古斯丁、蒙田、笛卡尔、卢梭、康德、爱默生和尼采(这让吴万伟想起多年前曾经翻译的书中列举的八位哲学家：卢梭、叔本华、尼采、罗素、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萨特和福柯。)。其中几乎一半都不是当今大学里研究哲学者学习的经典。西塞罗曾说，学习哲学就是学习如何死亡，因为如果人不再有对死亡的恐惧，他就真正获得了好生活的自由。不同的人物选择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严格按斯多葛派主张而生活的哲学家、为理念殉道的哲学家、遵循自己的原则勇敢面对生死的哲学家能够说明反思的力量给予苏格拉底命令要求的东西。爱比克泰德和马克·奥勒留、乔尔丹诺·布鲁诺、斯宾诺莎、休谟和黑兹利特都能成为一致性和原则的典范，是苏格拉底理想的实践者。在他看来，作者对哲学的作用有些过于悲观了。

格雷林在《哲学指南》的编辑序言中说，哲学探索的目标是获得对有关知识、真理、理性、现实、意义、心智和价值等问题的深刻见解。其中探索和反思是核心。因为哲学问题是自古就有的、持续不变的，研究哲学史成为哲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哲学史研究不仅有趣，而且因为过去的杰出哲学家对哲学做出的贡献是我们必须掌握的以便从事现在的工作。研究哲学史就是研究哲学，因为几乎所有伟大问题都被前辈描述和探讨过。在格雷林看来，对现代哲学做出巨大贡献的哲学家是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康德、洛克、伯克利和休谟。前三者是理性主义者，后三者是经验主义者。他认为哲学在17世纪诞生了自然科学，在18世纪诞生了心理学，在19世纪诞生了社会学和语言学，在20世纪诞生了电脑科学认知科学和人工智能。

本书《天才时代：17世纪的乱世与现代世界观的创立》正是描述17世纪现代思想诞生的专著。格雷林雄辩地证明“冲突不断，天才频出”的17世纪是人类思想史上的里程碑，解释了“最优秀的人如何在动荡的时间里从中世纪思想转为现代思想”。作者对比了1605年民众观看莎士比亚的《麦克白》中弑君的场景和1649年民众亲眼目睹国王被处死的场景时的不同反应，在前者，人们相信弑君会导致天崩地裂，而在后者，人们兴高采烈。仅仅过去了不足50年，人们的心态和世界观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此动荡阶段，科学从约翰·迪的炼金术和占星术转向伽利略的辛苦观察和天文学，从教会仍然偏爱的亚里士多德古典主义转向培根的以证据为基础的有组织调查。牛顿这个理解地球引力和运动定律的大科学家虽然仍终身痴迷于炼金术——但到了这个世纪结束时，最伟大的思想变革已经发生。格雷林信手拈来栩栩如生地描述了这个世纪的重要人物如笛卡尔、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弥尔顿、霍布斯、斯宾诺莎、帕斯卡、伽利略、牛顿、伦勃朗、荷兰画家维米尔的独特观点和杰出贡献。此外，作者还揭示了思想界是如何互动和交流思想的。因为廉价纸张和公立私立邮政服务的繁荣，书信往来非常发达。作者特别提到法国修道士梅森曾经与150名杰出数学、家天文学家、哲学家书信交流，简直就是“17世纪的因特网服务器”。格雷林还考察了更广泛的科学变化，描述了科学方法的崛起，对比了宗教和神秘哲学对大自然的理解。《天才时代》出版后赢得全球的赞扬。斯蒂文·卡罗尔（Steven Carroll）在《悉尼早晨论坛报》的书评中所说，“《天才时代》不是学术著作而是面向普通读者的历史著作，就像一系列的演讲或电视记录片。在谈及关键方面如思想家本人及科学和哲学的互动方式等时，论述非常有说服力。格雷林是一流的阐述者和澄清者，他对核心观点尤其是对洛克和霍布斯的评论和阐述非常精彩。对渴望了解西方思想演变过程中特殊时刻的读者来说，该书可读性强、信息量大、充满明智而犀利的见解。” 东安格利亚大学历史教授马尔科姆·盖斯凯尔（Malcolm Gaskill）在《金融时报》上的书评中说，“格雷林支持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安东尼·帕格顿（Anthony Pagden）的《启蒙及其重要性》（2013）。两人都认为启蒙是宏大工程，格雷林强调17世纪是‘人类思想的里程碑’，坚定相信进步，相信理性在法律和哲学中地位上升，相信科学技术中的实证方法和文学艺术的新敏感性。格雷林毫不隐晦地宣称西方取得了胜利，思维方式推动了我们世界发生的几乎每个有重要意义的东西……是一本引人入胜的知识渊博的书，文笔带着热情和自信。”《尖刺评论》编辑提姆·布莱克（Tim Black）在书评中说《天才时代》中有很多值得钦佩之处。17世纪末世界进入现代时代，地球不再是宇宙的中心，君王被脱去王袍，被砍头不再被视为神圣，讲究方法的实证性的科学不再受到魔法和迷信的束缚。 我们在翻译过程中也深刻感受到作者渊博的学识和举重若轻信手拈来的那种轻松自然的优美文笔，但愿我们拙劣的译笔不至于令文章失色到不堪卒读的地步。

不过，在我们有限的阅读范围内还是发现作者的有些观点遭遇挑战，其中多数批评与作者对待宗教的态度有关。我们知道，格雷林是著名的无神论者，他曾经与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克里斯托弗·希金斯(Christopher Hitichens)、萨姆·哈里斯(Sam Harris)一起并称当今西方四大无神论者。格雷林在接受萨姆·哈里斯的采访谈及《神论证：反对宗教支持人文主义》( 2013)时说，他通过学习历史得知宗教分裂和教派冲突给个人和社会带来的破坏，赢得摆脱宗教束缚的自由是人权问题。他认为宗教和人文主义格格不入，人文主义是世俗的哲学，是没有宗教信仰或承诺的人的道德观。人文主义是反思如何生活的哲学起点，基本要点是基于自己的才干和兴趣，尊重他人，不对他人造成伤害，允许他人追求个人的幸福生活。

剑桥大学冈维尔与凯斯学院（Gonville & Caius College）历史研究员约翰·加拉赫尔（John Gallagher）在书评中写到，格雷林坚持认为宗教是思想的敌人，宗教（天主教）被视为17世纪前的思想，是人类幼稚阶段的症状。他对宗教的攻击因为信息不准确而使说服力遭到削弱。如他对加尔文教派救赎的观点的简单化理解就是主日学校学生都能看出的错误。提姆·布莱克也谈到作者对宗教的仇恨使得该书不堪重负。在评论者看来，格雷林的政治和神学权威的崩溃让曾经依靠火刑柱审查的观点自由传播有些过于乐观。他之所以花费庞大篇幅描述三十年战争就是出于他对宗教的仇恨。他急于将此战争描述为“欧洲最后一场因为宗教引发的全面的国际冲突”，他对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前的抢劫强奸的描述就是对宗教的控诉。《天才时代》的背景是信仰时代，是“麻烦的、难对付的敌人”，问题不仅在于他对信徒的“17世纪前心态”的探讨令人厌烦或他推崇的科学家牛顿和笛卡尔的理论核心有神的存在，真正的困难在于将启蒙变成反宗教的运动扭曲了启蒙充满生命力的精神。这些思想家并没有宗教问题，洛克曾写著名的书信定义民众的良心自由，并为之辩护。在这些人看来，有问题的是宗教权威，用社会强制性的外在力量限制个人的思想自由或者信仰自由。天才时代也是自由迅速扩大的时代，可悲的是，启蒙本身也充斥着自己的狂热。

美国哲学家，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犹太研究教授斯蒂文·纳德勒（Steven Nadler）在书评中也批评格雷林的宗教观点。他说教会反对神秘哲学和科学，自然探索遭到罗马天主教会的强烈反对的这个观点不符合事实。伽利略的教会审判官贝拉明主教不是自然探索的敌人，只是在自然哲学破坏基督教教义时才坚决反对。该评论者对格雷林将现代哲学的开端归结于笛卡尔及其《第一哲学沉思录》（1641），将笛卡尔在《方法论》（1637）中提出的我思故我在看作发现现代自我的起点，将笛卡尔称为“现代哲学之父”也有不同看法。他觉得在著作中用优美的文笔第一次将自12世纪以来就支配哲学的很多形而上学问题和和认识论问题表达出的说法不仅适用于笛卡尔，也适用于霍布斯、培根和蒙田。虽然笛卡尔有不容置疑的独创性，提出对新亚里士多德主义学院派模式的开创性批判并建立了自然哲学新范式，但他与更激进的思想家斯宾诺莎、洛克和大卫·休谟等相比则稍逊一筹。笛卡尔将物理学放在新的形而上学基础上，确立科学辩论的术语，但反对这个时代的思想文化中想当然接受的几乎一切则是另外一回事。笛卡尔更像最后一位中世纪哲学家而非第一个现代哲学家。斯宾诺莎1670年出版的《神学政治论》（Theological-Political Treatise）否认存在先验性的神，否认奇迹，否认圣经是神学的形而上的历史的科学的真理来源，批评有组织的宗教，捍卫思想宽容和言论自由，认为民主是最好的政治制度。1677年死后出版的《伦理学》更坐实了他无神论者的声誉。如果要找现代思想起源的话，则非斯宾诺莎莫属。这位评论者感到纳闷，格雷林花费几十页的篇幅谈论炼金术、神秘主义、占星术、和犹太神秘智慧喀巴拉，却闭口不提理性主义者的鼻祖斯宾诺莎，也很少谈到17世纪后半叶最具深刻见解和进步思想的笛卡尔哲学批评家莱布尼茨。斯宾诺莎没有对格雷林叙述的焦点——自然科学做出显著贡献，但莱布尼茨是他那个时代最聪明和多才多艺的思想家，对现代科学发展的贡献要远远超过笛卡尔。现代哲学到底从何时开始？当然是17世纪的某个时候，但这个故事远比格雷林的标准答案复杂得多因而也有趣得多。

除了主要观点遭受挑战外，作者的材料选取也让某些评论家感到不以为然。对人类历史上是否存在一个值得被描述为天才时代的时代或17世纪思想发展的独特性基础到底如何，瑞士洛桑大学政治思想史教授边凯玛里亚·冯塔纳(Biancamaria Fontana) 并不像作者那样自信。他认为过去几十年来，思想史一直试图从两个诱人但误导人的观念中解脱出来，一是强调有意义的断裂，标志新时代的转折点或另一个时代的终结；一是想象历史事件与思想发展之间存在直接联系。两种姿态都看似有理：人类文化中的确出现新的思维方式，假设战争、革命或其他重大事件可能与集体观念的重大变革有关的确有道理。与此同时，这些联系可能不过是修辞手段，事件行为和观念之间不可能建立直接的联系。因此，历史学家在使用这些说法时已经非常谨慎，尽可能将焦点集中在具体而确切定义的背景上。格雷林描述了17世纪的动人画面，从欧洲的三十年战争到各种科学和哲学发展，从英国革命到洛克和霍布斯的政治观点。其核心焦点是社会转型，多亏了新一代先驱性哲学家和科学家实现了从教会支配和迷信和魔法支配的社会转向现代思想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格雷林承认甚至在今天，17世纪前的思想仍然“积极地控制了人们的生活”，但他没有尝试解释这一现象。世俗遗产的复杂性多样性和矛盾如果被粉饰掩盖的话，哲学就难以发挥格雷林希望的那种积极和有用的作用。

荷兰格罗宁根大学（University of Groningen）讲师杰西·范·阿姆斯沃特（Jesse van Amelsvoort）在书评中谈到本书的若干缺陷。《天才时代》旨在论证16世纪到17世纪的的欧洲科学和思想进步对塑造现代思想至关重要，但格雷林花费三分之一的篇幅描述三十年战争的历史，却没有解释战争如何导致了革新——这些联系只是隐含性的。进步是真实的，17世纪不再相信魔法和神秘哲学而是相信科学和哲学，欧洲进入现代时代，但《天才时代》没有成功地用细节描述这个变化是怎样产生的。他的叙述集中在科学和哲学上，而且讲述得很凌乱。培根、霍布斯、笛卡尔、洛克不断出现，有些章节详细描述了他们的成就和新鲜观点，但中间穿插了荷兰战争革新议题、现代邮政服务问题等。格雷林说，他想描述科学哲学和理性如何在17世纪取代进步，但书中章节指向很多方向，让叙述常常迷失方向偏离既定轨道。最终，格雷林没有清晰解释该世纪与之前和之后世纪的关系。若没有宗教改革和启蒙，当代西方社会不可能是当今这个样子，但格雷林为什么选中两者之间的这个世纪，他并没有清楚说明。现代思想离不开14世纪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和康德，离不开17世纪之外的哥白尼和达尔文，离不开文艺复兴和启蒙哲学家，更离不开工业革命，但这些都被排除在作者的论述之外。这些缺失破坏了格雷林的叙述。再比如，低地国家在书中只是反对西班牙的战争和画家，根本没有提到如荷兰船长将军海盗袭击和掠夺葡萄牙西班牙船只在美洲非洲和亚洲占据贸易据点等。格雷林忽略了这一历史阶段的殖民地活动，欧洲通过海外征服进入现代时代的庞大研究领域。更少欧洲中心，范围更小些，组织更严密些则会更好。

有关本书的结构安排，作家和《哲学家杂志》的创办人朱利安·巴格尼尼（Julian Baggini）在2016年4月的《卫报》上发表的书评有类似看法。巴格尼尼认为格雷林是有关启蒙的传统观点的旗手，17世纪是人类历史上的转折点，从“思想屈服于宗教正统思想的要求”经过“解开宇宙秘密的神秘的或魔法的捷径的膨胀希望时代”转变到“更加准确的数学和实证探索方法的胜利”。不怎么吸引人的地方是作者花费四分之一的篇幅详细描述三十年战争。因为没有提供必要的背景，很多名字和事件的罗列可能令读者莫名其妙。作者的学问渊博令人印象深刻，但是他似乎没有进行充分的整理过滤和编辑以便阐明其核心论证。 

对本书的结构安排感到困惑不解的还有剑桥大学历史研究员约翰·加拉赫尔（John Gallagher）。该评论这说作者用将近100页详细描述了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追踪了来来回回的结盟和冲突，只有个别段落概述思想史的发展。此后带领读者游览神秘哲学和科学史，游客只能在最著名的景点浮光掠影走一遭，此后是对社会和政治的反思（主要通过名人的观点）。作者花费15页的篇幅论述“语言与信仰”，但这两个话题普遍认为与17世纪历史没有多大关系。

我们相信读者并不会因为本书有引起争议的观点或论述就否认它的价值。在民粹主义大行其道、新自由主义市场价值观盛行的当下，强调反思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人们之所以不愿意思考就是因为思考令人恐惧，它可能打破偶像，令人感到绝望和无助，但思考和反省能给生活带来比希望和一厢情愿更多的东西。在贫乏、空虚、喧嚣、狂热的当今时代，《天才时代》的确不大可能成为热点话题，但它似乎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有助于我们反思现代人的本质，避免让自己沦为生活在21世纪思想观念依然停留在17世纪之前的伪现代人。

本书是吴万伟和肖志清合作翻译的成果。吴负责除3、6两章外其余所有章节的初译，肖负责3、6两章的初译以及所有章节的审校修改。鉴于我们知识水平和中英文功底有限，书中差错在所难免，我们真诚希望读者不吝指教。

我们在翻译过程中参考了若干译作，如弗朗西斯·培根《学术的进展》（刘运同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笛卡尔《谈谈方法》（王太庆译 商务印书馆，2001）、洛克《政府论》（叶启芳 瞿菊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 黎廷弼 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帕斯卡《思想录》（张志强 李德谋 译，重庆出版社，2006年）等，我们对这些译者表示感谢。同时我们要感谢重庆第二师范学院梁本彬老师的信任和推荐，感谢中信出版集团有限公司的热情支持，感谢为本书付出辛勤劳动的编辑老师。

2017年8月于武汉黄家湖

本文是作者为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12月15日出版的新书《天才时代：17世纪的乱世与现代世界观的创立》所写的译后记。

---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