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姆·霍尔特 著 吴万伟 译
清 王概 金陵感舊圖 卷1686年, 大都会博物馆藏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在1861年的专著《功利主义》中写到，“做个不快乐的人比做个快乐的猪更好，做不快乐的苏格拉底比做快乐的傻瓜更好。”我们很多人可能赞同他的观点。但是，为什么呢？有什么事是人能做而猪做不了的？无论是什么，最好是一些好事，即便仅仅是要补偿我们错过了猪的幸福和快乐。
就我们所知，猪是有意识的。他们像我们一样也有内心体验。但是，它们有自我意识吗？它们能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吗？它们有内在的“自我”吗？或许。有证据证明有些动物如黑猩猩、海豚、大象甚至喜鹊都有自我意识。所有这些物种都通过了名为“镜子测试”的自我意识考验。如果你在这些动物的额头上添加一个红点儿然后让它们走在镜子前面，它们会做出试图擦去红点的反应。它们似乎认识到自己在镜子中的形象。科学家得出推论，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这些动物像我们一样具有认识自我的潜能。
人类儿童大概在18个月到两岁之间的某个时候能够通过镜子测试。所以，就像黑猩猩一样，人类婴儿到了这个年龄似乎也有了初步的自我意识。就像很多动物一样，婴儿能够记忆某些东西。有证据表明记忆甚至开始于在母亲的子宫之时，因为新生婴儿能辨认出他们在那里听到的声响，如母亲的声音。
婴儿和动物共有的那种记忆被称为情景记忆，即拥有生命体验的记忆。这能够让孩子（和动物）从体验中学习：使用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东西来指导他们未来的行为。
没有什么比在痛苦中回忆幸福时光更令人感到悲哀的了。
---但丁·阿利基耶里（Dante Alighieri）
但是，人类儿童后期还发展出了其他动物身上从来没有过的（就我们所知）另外一种记忆。这种记忆被称为自传性记忆。情景记忆和自传性记忆的区别是什么呢？在自传性记忆中，你出现在记忆的框架内，你不仅记得上学第一天的感受，而且记得你能看见自己去上学的情景和当时拥有的感受。不仅是情景记忆展示的发生了什么事，而且是我自己的亲身遭遇和经历。
如果召唤自传性记忆，你就等于在进行心理上的时间旅行。你将现在的“拥有记忆的自我”等同于过去“体验的自我”---就像上学第一天感受到的那种紧张不安。这两种自我是联系在一起的，不仅通过跨越两个时段的持续存在的身体而且通过某种不连续的意识流（因为被不做梦的睡眠打断）。自传性记忆的潜能允许我们认识到自我是一种能够随着时间而体验不断扩展的存在。
哲学家耶南·伊斯梅尔（Jenann Ismael）说，“自传性记忆是最典型的人类认知潜能中最复杂和研究最多的潜能之一。”这种潜能的出现比我们可能设想的情况要更晚一些。直到学前班结束时，我们才有能力将过去和现在融合成为某种类似持续存在的自我之类的东西。即使到了心智发展的这个阶段，我们仍然不能正确分清时间的先后顺序。对于八岁大的孩子来说，试图判断几个月前发生的事件到底哪个在前哪个在后，能否说对全靠运气。只是到了青春期的时候，我们才能将我们的自传性记忆串起来组成连贯的生平故事。
欢迎美国格兰特将军的游行队伍的壮观场面，浮世绘大师丰原国周（Toyohara Kunichika）创作，1879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现在我们似乎开始理解苏格拉底和猪的选择问题。像我们一样，猪也是有意识的。而且可能像我们一样，它们也是有自我意识的。或许可以说猪拥有共时的自我，即此时此地的自我。但是人（到了青春期之后的人）已经有潜力发展出更多的东西：一个完全成熟的历时的自我，即随着时间扩展和延伸的自我。拥有自传性记忆的人类独特潜能对于这种更加充分的超越时间限制的存在至关重要。
人们可能说，难怪当人比当猪更好。这也是为什么人类花费这么多时间探索却仍然对自己的生活感到不满意的原因。将历时的自我串在一起的是工作，那是我们拥有的自传性记忆潜能强加在我们身上的任务。这种独特的人类记忆形式为塑造自我提供了丰富的原材料。而自我的塑造完全依靠我们自己。英国哲学家罗杰·斯克鲁顿（Roger Scruton）宣称“每个理性的存在的终极目的就是塑造自我”，这项工作被他的同时代哲学家同行称为自我建构。
但是，谁说我们必须完成这个任务呢？我们为什么不能逃避这个任务？像生活在此时此地的猪一样快乐有什么不好呢？
啊，有些人的确宣称要逃避这个任务---我们可以看到，有些哲学家也是这样的。但是，大部分人似乎非常严肃地对待自我建构这个任务。他们坚持不懈地完成这个任务，甚至不惜牺牲掉自己的幸福。我们怎么理解这些呢？让我们听听人们是怎么说的吧。
当他们谈论幸福生活意味着什么的时候。人们说他们渴望生活幸福，他们渴望自己的需要得到满足，他们渴望免受痛苦，他们渴望自己的生活时时刻刻都幸福快乐，拥有“积极的快乐情调”（快乐情调（hedonic tone）是一种艾森克人格理论术语。由 不同的刺激唤醒水平导致的积极或消极的情感和评价---译注）。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和猪并没有多大差别。
如果不将我们的生活与历史记录下来的祖先的生活结合起来，人生有什么价值呢？
---公元前46年马库斯·图留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
但是，人们也说他们渴望自己的生活有意义。从他们谈论意义的方式上看，意义似乎与幸福不同。事实上，意义和幸福可能会发生冲突---心理学的证据会告诉我们这一点。在社会心理学家罗伊·鲍迈斯特（Roy F. Baumeister）进行的调查中，人们将实现这两个人生目标的生命活动联系起来。结果发现能够增加意义的活动会减少幸福---反过来也一样，能够增加幸福的活动会减少意义。令人印象最深刻的例子是抚养孩子的活动，可以肯定养孩子能够削弱可衡量的幸福感，无论是当时当地的感受还是从整体上来看。那么，人们为什么还乐此不疲地养孩子呢？这一直被称为“养孩子悖论”。其实解决办法很简单：人们生养孩子是因为这样做为他们的生命带来意义。
因此，幸福和意义是我们的两大主宰。它们是不同的希望，因为我们将其与不同的活动联系起来。谁也支配不了对方：我们有时候为了意义不惜牺牲幸福，有时候为了幸福不惜牺牲意义。我们或许可以得出下面这个等式的结论：
生活美满 = 幸福 + 意义
当人们在谈论意义时，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呢？一个熟悉的想法是意义感必须与“更大”的东西联系起来。但是，鲍迈斯特的研究表明意义同样和“表达自我以及从历史和未来等角度和现在结合起来”的思考方式有关。仅仅思考过去和未来往往能提高人们的意义感，同时降低对幸福的追求。
这就让我们回到记忆和自我的问题上来。我们不妨说自传性记忆为我们提供了建构自我的原材料。我们如何将这些原材料塑造成有意义的自我呢？无论是心理学就还是哲学家，当今时代比较时髦的回答是叙述。这种想法认为，要成为自我就是要过一种像故事一样构建起来的生活---在这个故事中，你既是作者又是主人公。
“生活美满”的概念意味着“像讲故事一样生活”，这个想法最早来自尼采（Nietzsche），他曾经写道“我们渴望成为描绘我们生活的诗人。”这种观点还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人们开始不仅担忧吃饭和繁衍后代而且考虑过一种有意义的生活时---就像大英雄阿喀琉斯（Achilles）那样的生活，虽然人生短暂，跌宕起伏，但是可歌可泣。像故事一样的人生的当地典型包括神经学家奥利弗·萨克斯（Oliver Sacks），他说“我们每个人都像讲故事一样度过和构建自己的人生。”心理学家杰罗姆·布鲁纳（Jerome Bruner）说“最终我们将成为自传性的故事，我们依靠它们讲述自己的人生。”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说“自我是‘叙事重心的核心’。”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说“人类生活的统一就是叙事追寻的统一”。
这种讲故事开始于何时呢？大概在我们拥有自传性记忆能力的时期，即学龄前。这是父母和保姆鼓励我们讲述和评价生活事件的时刻。发展心理学家已经研究了母亲回忆过去的方式如何影响了孩子的自传性记忆技能。母亲回忆过去的方式越细致，孩子个人的叙述就往往更详细和更连贯。该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凯瑟琳·尼尔森（Katherine Nelson）描述了早期自传性叙述如何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塑造“一种新的主观性层次的清醒意识，带有具体的过去和可能的未来的意识，以及洞见他人意识的新见解。”
作家在削铅笔，简·埃克尔斯（Jan Ekels）1784年，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
有些哲学家比如麦金太尔、保罗·利科（Paul Ricoeur）和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坚持认为如果叙述赋予人类生活意义，它肯定采取一种探索善的形式。但是，究竟是什么让这种探索成为有趣的故事呢？最好是有些坎坷和挫折，因为这是推动剧情发展的动力。如果挫折和劫难在我们的自传性记忆中不是很突出，你的人生故事就可能显得平淡无奇，你的意义感就可能因此受到影响。
大麻烦是好故事因而也是美好生活不可缺少的原料的观点就是心理学家所说的“逆境假说”。果真如此，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注意到，这个假说“对我们如何度过人生具有深远的隐含意义，它意味着我们应该抓住更多机会，承受更多失败和挫折的考验。”海特还补充说，这也意味着我们应该让孩子们也遭遇多种磨难。
但是，逆境也可能让人受不了。我们并不希望我们的人生变成悲剧（我们很容易将自传性记忆的材料编织成一个悲惨的故事，尤其是撒谎说凌晨3点还睡不着觉等。）毕竟，意义并不是一切，幸福同样重要。
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在追求幸福已经写在宪法里成为国民的DNA的美国，“救赎的自我”仍然是深受大众欢迎的一种叙述。这里，故事的最精彩地方就是反败为胜：从穷小子一跃成为大富豪，从奴隶到自由，从疾病到健康，从犯罪到救赎等。
心理学家丹·P·麦克亚当斯（Dan P. McAdams）写道“美国人痴迷于个人获得救赎的故事”：有时候，这种故事带有宗教方面的意义，但更多时候故事采取世俗生活的形象和观点。在流行小说、好莱坞电影和从现实电视到《奥普拉脱口秀》等电视节目以及众多其它场合，美国主人公继续以命运多舛、坚忍不拔的个人拼搏奋斗者的形象出现，他们以特立独行与众不同为荣，继续成长和发展，尤其是面对挫折和失败的时候并不气馁。事实上，这种救赎式故事总是在美国社会中占有特权地位，这可以追溯到17世纪新英格兰清教徒撰写的精神自传。
美国人的这种态度就和其他国家比如英国形成对比，生存失败的叙述照样值得敬佩（如诗人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就是说明问题的例子。）
你自己的情况如何呢？让我们说你完成了讲故事的任务，自我建构是艰巨的任务。你已经付出有意识的努力，“从你的过去中提取出让人一目了然的成长轨迹，”这个经历将“让你的人生作为整体来看是有意义的单位”（这里引用耶南·伊斯梅尔的话）。或许你的叙事呈现出美国流行的救赎故事模式，其中你经历的错误、挫折和痛苦等等在你最好逆转胜的剧情发展中都具有了积极意义。你经历了千辛万苦终于过上幸福的生活。总体上看，你满足于精心塑造的身份认同。你现在有可能成了快乐的苏格拉底吗？还是更有可能成了快乐的傻瓜？
这就取决于你讲述的自我故事有多好了。至少叙述者告诉我们是这样的。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宣称，“判断人类生活作为整体是成功还是失败的唯一标准是判断叙述或将要叙述的探索是成功还是失败的标准。”但是，让叙述“成功”的因素是什么呢？是什么让有意义的自我塑造出类拔萃与众不同呢？
儿童时代的画作是用鲜艳的颜色画出来的。
1886年，作家凯特·道格拉斯·威金（Kate Douglas Wiggin）
一方面，从自传性记忆中拼凑出来的叙述最好不要疯狂。它应该受到一直被称为“现实约束”的限制。如果你承认在挑选记忆中的材料时过于挑剔，如果你弄虚作假，你塑造的自我将不适合于其他自我的社会世界，它也不可能反映在你的讣告中。
但是，除了最低限度的约束之外，还存在观点的严重分歧。一边是那些相信你塑造的自我中最重要之事是它是原创性的和新鲜的－－－而不是现成模板中复制出来的东西，也不是模仿别人的东西。让我们称这些人是尼采主义者。另一边是坚持认为你在自我塑造的故事中探索的“善”必须是真正的善－－－不仅仅是你碰巧出于主观原因而喜欢的东西。让我们称这些人是柏拉图主义者。
尼采主义者的最典型代表就是尼采本人了，他的绝对命令，正如查拉图斯特拉（Zarathustra）说出来的话，“将过去的我重新塑造成为将来的我”。尼采主义者坚持认为要展现自己独特的个性，意味着要成为某种新人。要在这个生存任务上重取得成功，仅仅回顾过去生活中的偶然性记忆是不够的，你必须创造新鲜的隐喻把这些偶然性统一起来变成叙述的整体，一个值得追求和确认的目标。你必须成为刚刚去世不久的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所说的你自己的人生的“强悍诗人”。否则，你的塑造自我的事业将不是推出世界上的新东西而是模仿他人的复制品或者赝品－－－这种可能会让你遭受“影响焦虑”的困扰（如果继续使用布鲁姆的术语）。（尼采本人在他不断攻击苏格拉底和崭新人类形式的哲学范式的过程中或许已经暴露出他本人也深受影响焦虑的困扰。）
从记忆的偶然性中塑造自我的尼采式窍门有些过于模糊了，对人们的帮助作用不是很大。而且它有些稀罕宝贵，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是说明问题的例子，他相当于晚年的尼采，喜欢谈论创造自我是“一门艺术”，或者听起来可能有些平淡的“成为你自己。”
但是，仅仅有独创性就够了吗？如果独创性是你的犯罪行为或你的残忍呢？希特勒在被困于地堡中走投无路的时刻，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时或许肯定自己年轻时做出的决定，不是要成为平庸的画家而是要创建持续千年的大帝国。他的自我叙述的确够具有创造性的了---或许可以说是强悍诗人的杰作。它因而产生了有意义的自我了吗？有些哲学家一直愿意抓住这个令人烦恼的问题。
哲学家亨利·法兰克福（Harry G. Frankfurt）写道“他的人生是如此令人恐怖地缺乏道德的事实可能真的对我们给那种生活赋予某种价值产生不了多大影响。我很遗憾地透露，不道德的生活作为美好生活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当然，人们可能同意残酷无情总是平淡乏味和派生性的自我叙述所需要的东西，正如《我的奋斗》揭示的那样（虽然日本男女双人组民谣团体亨伯特·亨伯特（Humbert Humbert，其曲风轻松欢快，充满了对生活的幸福感，亨伯特来自俄裔美籍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作品《洛丽塔》中的主人公－－－译注）可能成为更棘手的考验。或者人们可能寻找一个比尼采式单纯的独创性更严格的标准来评判统一人生的叙述。
现在考虑另一种选择柏拉图主义者。这里的重点不是新鲜而是善良。要创造一个有意义的自我，你讲述的人生故事必须是围绕具有客观价值的东西展开的。在柏拉图看来，它必须是朝向永恒的善的欲望萌芽，一个我们可以模糊地从出生前回顾的东西。（这是一个故事，比如英国大诗人华兹华斯（Wordsworth）在《不朽颂》和长诗《序曲》中讲述他自己的故事。）对于当代哲学家苏珊·沃尔夫（Susan Wolf）来说，有意义的人生故事必须是充满激情地投入到一项具有客观价值的事业中去。沃尔夫写道“人们仅仅不懈从事自己喜欢的事中还是不够的，你喜欢做的事必须本身具有善的价值。”如果你对自己喜欢的东西的价值有错误认识，如果你投身于侍奉一个假神、蹩脚的艺术理想、邪恶的意识形态或者伪装成浪漫爱情的恶棍，你或许觉得人生有意义，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柏拉图主义者希望在叙述上添加一个外在的制衡条件，你依靠它塑造你的自我。你的故事必须不仅从内在来说具有连贯性，而且必须和超越你本身的价值现实联系起来。但是，超越多远？你应该根据所在部落的价值观确定你自我定义的善吗？还是依据你出生的社会的价值观？还是大多数开明者都赞同的价值观？还是所有这些价值观都是虚幻的或谬误的？柏拉图毫无疑问相信存在超验性的和永恒的善，人们客观地讲作为我们个人叙述的意义基础的那种价值观。但是，甚至求助于客观的善的当代哲学家也承认，他们不能对这种善或者我们如何认知这种善给出令人满意的描述。正如沃尔夫承认的那样，这仍然是“哲学上还没有解决的难题。”
所以，当我们说到自我创造，无论柏拉图主义者还是尼采主义者都让我们处于概念倾斜和摇晃之中。两者都没有能提供行得通的判定这个任务成败的标准－－－虽然两者都向我们保证这个任务对于我们生活幸福和有意义至关重要。
但是，如果他们在这个共同的假设方面都错了呢？从一开始，我们就假设让苏格拉底和猪区分开来的东西是苏格拉底有自传性记忆，这些记忆给了我们建构一个随着时间扩展的从生到死的自我所需的原材料。我们被告知，这个建构自我的任务非常艰巨，而且担忧它可能干扰了我们享受猪一样的关注当下的快乐。但是，这是必要的。
但是，存在一些不赞成的声音，他们坚持我们能够在没有这个自我的情况下过一种完美幸福和有意义的生活。他们的灵感来自诸如皮特拉克（Petrarch）、蒙田（Montaigne）和普鲁斯特（Proust）等人物，他们都是栩栩如生地描述了经历时间洗礼的碎片化生活，单个人的生活构成了自我的连续发展变化。当今这些声音的最突出代表是英国哲学家加伦·斯特劳森（Galen Strawson），他骄傲地宣称自己是“松散片断组成的情景性人物”。
原始埃兰文明时期银公牛举器皿，公元前3000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松散片断组成的情景性人物”有何不同之处呢？不是说他们的记忆能力多么差，而是说他们并不使用自己的自传性记忆进行“时间旅行”。他们记得过去的体验，但那不是作为自己的体验。我或许能记得上学第一天发生的事或我当时的感受，但如果我是情景性人物，我并不将现在的“有记忆的自我”等同于过去的“体验的自我”；我并不认为那个小孩是我（虽然我承认那是同样的人类动物）。我并不觉得有必要通过构建一个叙述来将两个自我“统一”起来。
情景性人物对过去没有特别的兴趣，除非它塑造了现在的性格。因此，他们并不害怕记忆的丧失，只要他们的道德性格仍然不受影响。正如倾向于情景性的沙夫茨伯里伯爵（Earl of Shaftesbury）所写，“记忆有什么重要性？我与那个部分有什么关系？如果我成为我应该的那种样子，我才不关心更多其他东西呢？我只关心现在，现在。请别忘记，现在就是一切。”
情景性的生活值得过吗？斯特劳森向我们保证，从他个人作为一系列不相干的自我存在的视角看来，“有些人仍然认为情景性生活肯定被剥夺了某些内容，但是，真正无忧无虑的随遇而安的生活是最好的生活，是精彩纷呈的生活，是上帝保佑的生活和深刻无比的生活。”或许情景先生甚至比他的朋友历时先生更容易与记忆缪斯相处。因为前者没有理由去推理、修改、放大、挤压、杜撰或者扭曲自传性记忆以便迫使它们成为有趣的故事，就像历时先生做的那样。他或许拥有更加稍纵即逝的自我，但他的自我理解或许更深刻更厉害些。
存在有很多这样反讽的情况，在苏格拉底和猪兄弟这两种生活方式之间，我们有很多种选择。无论你选择什么生活方式，你都应该感谢希腊神话里掌管记忆、语言、文字的女神摩涅莫辛涅（Mnemosyne）。因此，让我们忘记叙事者、情景者、尼采主义者和柏拉图主义者、哲学家和诗人等等的不同主张，将其各色差异抛到一边，异口同声地大声说出统一的声音：说话和记忆。
作者简介：
吉姆·霍尔特（Jim Holt），著名哲学家，《拉法姆季刊》编委，作品发表在《纽约客》《纽约书评》《纽约时报书评》等期刊上。著有《爱因斯坦对话戈德尔：思想旅行》《世界为何存在？》《如果听过就叫我停下：笑话的哲学与历史》。
译自：In This Is All Memory, meaning, and the self By Jim Holt
https://www.laphamsquarterly.org/memory/a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