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政治批评”作为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意识形态内涵及实践性的批评话语，它贯穿于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的不同时期，也影响了现代中国文论知识形态的创构，对建立当代具有公共性的文论“政治批评”话语体系具有重要作用。经典马克思主义所创立的是一种“元政治批评”，它从哲学方面确立了“政治批评”的基本属性、价值功能及作为思想方法的特定内涵，具有理论指导的普遍性；后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政治批评”既有伊格尔顿、詹姆逊等对马克思“元政治批评”的深化和丰富，也有拉墨在文化维度对“政治批评”的现实反思及探索，呈现出理论的多元性与开放性；在新时代社会文化语境下，如何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批评”的主导作用，总结中国文论的历史经验，吸收马克思“政治批评”的思想精髓及核心理念，对建立具有人类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及批评”话语体系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 键 词：政治批评  原典性  文化维度  现代中国文论  话语体系建构　　Political Criticism  Primitive Standard Research  Cultural Dimension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Discourse System Construction

“政治批评”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从产生至今，不断得到丰富和深化的一种具有鲜明意识形态内涵及实践特性的话语形态，它贯穿于从经典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甚至成为20世纪60年代后西方文论知识拓展的重要面向。在当前西方思想界“文化政治”研究颇为流行、国内“政治批评”理论创构趋于深入的背景下，重新审视和探讨马克思“政治批评”的原典涵义与传承、流变，分析20世纪后期“文化政治”理论流行的原因与包含的问题性，对准确把握“政治批评”的价值走向，重建当代中国文论“政治批评”的科学话语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指导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元政治批评”

提出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元政治批评”问题，是依据马克思总体性思想和社会结构理论，对“政治批评”的原典含义及问题所进行的本体性探寻和分析。

早在20世纪70年代，伊格尔顿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序言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关于人类社会以及改造人类社会的实践的科学理论；更具体地说，马克思主义所要阐明的是男男女女为摆脱一定形式的剥削和压迫而进行的斗争的历史。这些斗争决不是学术性的。”在明确马克思主义理论总体的政治属性后，作者又强调说：“马克思主义批评是一个更大的理论体系中的一部分，这个体系旨在理解意识形态——即人们在各个时代借以体验他们的社会观念、价值和感情，而某些观念、价值和感情，我们只能从文学中获得。理解意识形态就是更深刻地理解过去和现在；这种理解有助于我们的解放”。[1]4-5诚如美国学者布莱斯勒所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原本不是一种能被用来阐释文本的文学理论。不像其他批评流派那样，它是一种体现了一系列社会、经济、政治观念的文论理论。尽管存在着多种多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但大多数马克思主义拥有一些共同的核心观念，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形成了他们的一个主要关切：意识形态。研究文本的文学特性或审美特性，必须将文本与历史、经济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之间的动态关系考虑在内，正是这些关系创造了文本，也创造了作者与读者的意识形态。[2]217-220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面对人类社会实践尤其是关于资本主义世界社会实践基本规律和走向的思想理论，文学艺术作为人类精神的实践活动，自然存在于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之中。“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有一些文艺学可以建构自身本体论的思想原点，二十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实际上就是对这些原点的发掘、开拓和展开，从世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进程看，人类学批评、政治批评、意识形态或文化批评以及经济学的艺术生产批评，可以说就是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原典形态的几个基本思想原点。从任何一种原典出发都可以建构一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体系。”[3]6-7可见，政治的价值指向和观察维度，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思想原点，也是其理论的本体属性和显著特征。从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状况看，4种理论形态存在着交叉、融合、整合的特征，但总体上说整合的最后走向是政治学文论，[3]64它贯穿于马克思主义文论知识谱系的不断生成及衍化之中。比如，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艺与工人阶级革命运动相联系的思想，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对文艺和政治关系的表述，列宁概括的文学的“党性原则”，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还有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文化工业”的批判，本雅明倡导的“艺术政治”学的革命要求，马尔库塞关于艺术是革命的解放承诺的论述，萨特关于“文学介入政治”的呼吁等，均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独特的政治学内涵与意识形态的价值诉求，体现出“政治”作为一种原典性思想，对马克思观察、理解和阐释文艺现象产生的深刻影响，以及在文学理论构型中所产生的重要奠基作用。具体说，马克思“政治”概念包括如下原典性含义：

1.“政治”属性的原典含义

众所周知，意识形态论作为马克思对文学艺术总的界说和规定，是马克思在描述社会历史结构中的观念部分时所使用的一个科学概念，它来源于马克思对人类社会结构的总体性分析和定位，体现了马克思对包括文学在内的人类文化、精神现象的根本认识。在马克思提出的这种社会结构关系图式中，比较清楚地确定了政治的位置及其属性。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指出：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4]32

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确立了文学与政治所属的上层建筑的位置。像恩格斯后来指出的，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比起政治和法律制度来，距离经济基础要远些，属于“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意识形态的领域”，而对文艺发生最大的直接影响的，则是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反映等这些上层建筑。[5]704马克思原典文献的基本含义是，从事物的存在属性看，政治虽属于上层建筑，但它却处于基础和上层建筑间的中介位置，不仅显现出作为制度层面它所拥有的能动性和价值主导作用，也从内在方面制约和影响着意识形态的话语生产。政治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积极的生产性话语，它在社会结构中承担着具有极强现实性的实践功能，对包括文学在内的那些悬浮于空中的意识形态具有直接的影响力。

2.政治功能的原典含义

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说是争取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解放的理论，它的实践指向是政治斗争。同时，又因为共产主义运动是解放全人类的斗争，这种解放是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全面解放，文化、审美与文学艺术就是与人的解放密切相关的重要阵地和领域。所以说，“解放”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功能理解的原典含义，既包括“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的政治方针和政策的具体微观指向，也包括为坚持共产主义运动未来和根本目的的宏观总体指向。文艺的微观指向曾被理解为狭义政治论，甚至认为是政治对文艺的粗暴干涉与入侵，这其实是一种脱离具体历史场域的简单化评判。马克思主义文论含有很强的政治实践性，在方针、政策及创作和批评层面曾提出过大量与无产阶级阶级革命运动相联系的丰富思想，比如，马恩强调的“文艺应当歌颂倔强的、叱咤风云的和革命的无产者”“表达工人们的普遍情绪”，列宁倡导的文学的“党性原则”，毛泽东确立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根本方向，习近平提出的新时代文艺“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等，都可看做是对文艺政治学、文艺制度学等理论的不同程度的丰富和完善，需要当代中国文论界进行深入的研究、吸收和总结。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是从对资本主义异化现实的深刻批判中，来寻求对人与政治的彻底理解，把“在自由的联合体中每个人的全面发展”，不仅作为改变世界的现实活动的目标，同时也是作为政治制度完善与人性发展的更高的存在和真理。由此说，“人的解放”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论政治内涵最根本的价值指向，它包含了推动人类发展所依赖的人文精神和理想境界。

3.政治作为“思想方法”的原典含义

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文论基本内容的形成以及重大命题的提出，总是和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革命与建设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与解放全人类的整体事业联系在一起，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论政治性的核心。从思想方法论的层面看，其原典含义是指一种主导性价值取向的选择，表明马克思对文学艺术的思考与探究，总是从属于他们长期所从事的关于人类命运的总体研究，总是与其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研究的总目标是一致的，即不只是要在这些学科领域掀起一场革命，而是将其转化为一种精神武器，为实现人类的理想社会去奋斗。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文论不可能局限于单纯的审美研究，而是从历史和社会现实出发关注文艺的存在价值及政治文化意义。其原典含义在于不再把文艺视为纯粹个人的事业，而是把文艺与无产阶级的乃至全人类的解放事业密切地联系起来，以文艺的力量推动社会的发展与人自身的进步。而这种价值取向的表达也是按照艺术地掌握世界的方式来进行的，诚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文艺应该“更加莎士比亚化”，而不是“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作家不必把它所描写的社会冲突的历史的未来的解决办法硬塞给读者”，“作者的见解越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越好”，它表明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政治价值体现是遵循艺术规律的。

政治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论独特的“思想方法”，还体现了鲜明的批判取向与批判精神。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的异化现实当作批判和超越的对象，从对这一现实的批判性考察中去寻求对人性与政治的彻底解决，以及对共产主义的完整思考，它包含了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和文化毫不含糊和富于穿透力的历史批评，诚如哈贝马斯总结的：“马克思把人类的历史理解为物质活动和意识形态批判的扬弃的范畴、工具活动和改变现实、劳动和反思范畴的统一”[6]37。马克思所开辟的批判性传统不仅在观念层面，而且在方法层面也刻下了深刻的印记。“马克思的思想遗产包括美学遗产的一个主要价值无疑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运行的结构分析和危机诊断，提供了一个理解和看待资本主义的不同角度。事实正是如此，马克思与社会文化批判有关的准美学话题，如异化一物化观、自然观、意识形态理论等，对20世纪西方文论和美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7]12-13

二、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政治批评”

依国内学界的一般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批评在20世纪的发展，经历了早期以梅林、普列汉诺夫、卢森堡和苏联以革命和阶级为重心的政治学文论；也产生了以葛兰西、卢卡契、阿多诺为代表的坚持社会批判的人本主义的政治学取向，及其以本雅明、萨特、马尔库塞为代表的倡导政治介入与审美解放思想的激进主义的政治学主张。前者更多地是对马克思主义元政治传统的继承，后者开启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文论的丰富内涵。而20世纪60年代后“文化政治批评”的兴起，则是一种带有转折性并且值得深入反思和总结的重要思想现象。

1968年代爆发的法国革命，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探索的革命可能性的一次重大实践，整个左翼思潮在逐渐回落的过程中，又进行了新一轮的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认识，理论家们不仅从中认识到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异化社会批判理论的现实价值，也寻找到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武器运用的新出路，这就是政治革命与社会和文化的结合。“在资本主义的初期工业化的阶段，主要冲突的场域在工厂以及整个劳动的关系之中。而在我们所谓的消费社会里，问题的主要症结从生产转向消费时，文化的层面显得格外重要。”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提出了“文化政治”的问题。马尔赫恩认为，在20世纪70年代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文化’被理解为社会关系中意义的重要时刻”，“文化远不再受制于外在的政治考验，它本身已经是政治的了”。“如果文化与社会性具有共同空间，它必然包含了政治的内涵。”“文化是政治的必然成分，进一步说，政治的手段在严格的意义上往往是文化的。”[8]31从阶级与政党政治向文化政治的转变，无疑扩大和延伸了传统文论的政治含义，这不仅适应了新的社会文化思潮发展的需要，即通过各种民权运动、学潮、民族解放、妇女运动等谋求人的权益和解放，也体现了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即电影、形象、时尚、生活方式、市场营销、广告以及与传媒文化相关的各种符号、图像、场景渗透到整个社会生活的过程之中，使文化成为社会关系与结构中的核心因素与问题，成为政治批评的重要对象与领域，也因此引起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深入思索和高度关注。

伊格尔顿作为一个具有国际声誉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一贯坚持文学理论的政治批评属性，从1976年出版《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到2003年发表《理论之后》，贯穿其理论始终的核心思想就是“一切文学批评都是政治批评”。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最后一章作者总结道：

在本书中，我从头到尾都在试图表明的就是，现代文学理论的历史乃是我们时代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历史的一部分。从雪莱到诺曼·N.霍兰德，文学理论一直就与种种政治信念和意识形态价值标准密不可分。的确，与其说文学理论本身就有权作为理智探究的一个对象，还不如说它是由以观察我们时代的历史的一个特殊角度。纯文学理论只是一种学术神话。[9]196-197

伊格尔顿的“政治批评”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文论的重要拓展和完善，它超越了党的阶级的、甚至是作为狭义理论的纲领或思想主张的政治，而是指向人的现实生存及发展，从人类解放的高度认识和理解政治，赋予政治批评以新的时代精神内涵。伊格尔顿说，与人的意义、价值、语言、感情和经验有关的任何一种理论都必然会涉及种种更深更广的信念，如，那些与个体和社会的本质、权力和性的种种问题，对于过去历史的种种解释、对于现在的种种理解和对于未来的种种瞻望有关的信念。文学理论不应因其政治性而受到谴责。应该谴责的是它对自己的政治性的掩盖或无知，是它们在将自己的学说作为据说是“技术的”“自明的”“科学的”或“普遍的”真理而提供出来之时的那种盲目性，而这些学说我们只要稍加反思就可以发现其实是联系于并且加强着特定时代中特定集团的特殊利益的。[9]196-197在《理论之后》伊格尔顿分析了当代社会的政治，并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转向文化，部分原因是政治虚弱或对政治不再抱幻想。然而，这样做，也使得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再像它那战斗的革命先辈，而成了彬彬有礼的乡绅，成了幻想破灭、失去了政治权威、墨守成规的学究。[10]31依伊格尔顿的理解，理论中缺失的另一半并不是文学、读解、文化或美学，而是政治。其补救的办法就是建立一种雄心勃勃的“政治批评”，这就是所谓的“后理论”，它是在一种更宏伟、更负责的层面上，向后现代主义逃避的那些更大的问题敞开胸怀。这些问题包括道德、形而上学、爱情、生物学、宗教与革命、恶、死亡与苦难、本质、普遍性、真理、客观性与无功利等。伊格尔顿所坚守的政治批评，是力图对西方启蒙的价值观念展开一场批判性的再思考[11]237-238，他丰富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批评，牢固确立和奠定了政治批评在后理论时代促进文化与文艺发展不可或缺的巨大作用。

在今日所谓后人类、后现代、后理论迭出的复杂文化情境中，詹姆逊的政治批评作为混沌文化时代的一剂良药，无疑在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当代发展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语言的牢房》《政治无意识》等重要著作中，詹姆逊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从一种鲜明的文化政治立场出发，通过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复杂态势和格局，提出了一种马克思主义辩证批评的文化阐释学理论。这一理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把关于生产方式对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的根本的、最终的决定作用，与人类文化的实践性辩证地结合在一起，对文学文本进行解释。这种解释同时又是对产生文学文本的社会历史的解释。“因此真正的解释使注意力回到历史本身，既回到作品的历史，也回到批评家的历史环境。”[12]746马克思主义文论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批评，詹姆逊的辩证批评的解释学把艺术文本自身的特殊性与社会历史相联系，强调辩证批评对文学的意识形态的阐释应从文学的审美特性出发，意识形态在文学中不仅是内容的直接表达，而且是主要渗透在文学形式中的隐含的政治趋势。诚如作者所指出的：“我历来主张从政治社会、历史的角度阅读艺术作品，但我绝不认为这是着手点。相反，人们应该从审美开始，关注纯粹美学的、形式的问题，然后在这些分析的终点与政治相遇。”[13]131可见，詹姆逊倡导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批评的阐释学核心，是把艺术形式作为理解文化和社会的代码，由此展开更彻底、更深层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分析。

在《政治无意识》中，詹姆逊坚持政治批评的优越地位和不可替代性：“本书将论证对文学进行政治阐释的优越性。它不把政治视角当做某种补充方法，不将其作为当下流行的其他阐释方法——精神分析或神话批评的、文体的、伦理的、结构的方法的选择性辅助，而是作为一切阅读和一切阐释的绝对视域”[14]8。而这种优越性，“即对特定文本惰性的已知事物和素材的这种语义丰富和扩大，一定发生在3个同心框架之内，这些框架标志着文本社会基础的意义通过下列观念而拓展：首先是政治的历史观，即狭义的定期发生的事件和颇似年代的系列事件；然后是社会观，在现在已经不太具有历时性和事件限制的意义上指的是社会阶级之间的构成性张力和斗争；最后，是历史观，即现在被认为是最宽泛意义上的一系列生产方式，以及各种不同的人类社会构造的接续和命运，从为我们储存的史前生活到不管多么遥远的未来历史”[14]63。詹姆逊强调说，在狭隘的政治视域内，作品被解作象征性行为；在第二个视域被扩展到社会秩序时，文本在形式上被重构成伟大的集体和阶级话语的表达，即一种意识形态素；而文本被置身在整个生产方式的复杂序列中，甚至与一种特定社会构成的激情和价值不知不觉吻合时，文本与其意识形态素都将经历最后一次改造，必须根据我将称为形式的意识形态的东西来解读，即是由不同符号系统的共存而传达给我们的象征性信息，这些符号系统本身就是生产方式的痕迹或预示。[14]-65由此看，伊格尔顿和詹姆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批评的发展和继承，主要体现在整体性视域、人文价值取向及思想阐释深度诸方面。确切地说，两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践行的文化政治批评，一定意义上恢复了马克思主义政治批评的原典内涵，消弭或摆脱了历史上曾出现的、单纯为阶级和政党服务的狭义政治的痕迹，从而赋予政治批评更为广阔的视野和更为重大的社会担当，体现出鲜明的存在论与意义论的特征。

近期以来，国内学界对西方后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批评”的关注日渐曾多，这是一种需要面对和探究的当代思想资源。作为“文化政治批评”的倡导者，英国政治哲学家恩斯特·拉克劳与查特尔·墨菲(简称拉墨)，依据西方后资本主义时代社会发展的复杂态势和文化变动，质疑所谓阶级斗争的宏大政治与人的全面解放的宏大叙事，倡导微观政治、身份政治与话语政治，展现出政治批评在当代社会的深刻变化与新的理论诉求。在他们看来，传统政治理论作为一种现代性的解放话语和宏大叙事，已难以解释当代西方以新社会运动为主体的社会多元对抗，我们应当从后现代视域出发观察各种社会新变，进而把解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主义的基础逻辑，与吸收后现代自由结合起来，重建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地平线。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政治学，其政治涵义的变化必然包括从宏观政治转向微观政治，即寻求一种异质性的权力概念，倡导和关注日常生活中的微观政治，在生活风格、话语、躯体、性、交往等方面进行革命，不再把政治斗争局限于单一的生产场所或国家领域，而是趋向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从阶级政治转向身份政治，进入后工业社会后，知识经济和信息革命导致传统的二元对立的阶级结构发生分裂，阶级属性的划分越来越难于实行，身份政治成为主导方面；从自在政治转向话语政治，人类社会中一切有意义的存在物都是话语建构的产物，离开话语条件的所谓自在自然的实存对人没有意义，社会构型及其政治因而不是自在的、本质主义的，而是话语建构的结果，具有其话语性。不可能从一个先于话语的实存出发进行社会和政治分析，而应当从话语视域对政治进行话语分析。社会文化空间实际是一个话语场域，政治则是话语结合社会实践的思想生产活动。[15]客观而论，拉墨倡导的“文化政治批评”有其现实的合理性，它是根据后资本主义时代社会存在整体状况及突出变化，尤其是依据文化现象及矛盾成为社会结构主导问题这一事实，来确定政治批评的属性、功能及价值指向，体现出一定程度的理论干预及文化应对策略，然而它所缺少的如伊格尔顿所讲，是在一种更宏伟、更负责任的层面上，对人类的那些更为重大问题的敞开胸怀和积极的关切。当代社会背景下一种有效的文化政治批评，既包括对个体日常生活世界的积极干预和介入，也包括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诸多重大问题的深切关注和审视。

三、问题与意义

如上所述，在马克思主义整体思想体系与知识谱系的变化发展中，“政治批评”无疑具有主导性地位，亦构成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精髓及核心话语，对人类存在、文化发展及社会现实的审美改造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它引发我们所思考的一个现实问题是，在新时代社会文化语境下，如何科学理解政治的本性及功能，它体现的思想价值、方法论意义及理论启示是什么，如何看待“政治批评”在后马克思文论知识谱系中的深刻变化，当代中国文论的本体建设需要什么样的“政治批评”。

结合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的基本脉络看，对“政治”概念阐释最具原典性和科学价值的是马克思著名的社会结构理论。马克思说：

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4]8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精华，它为我们认识文艺和文艺理论提供了一种基本的思想图式和方法，而社会结构理论则科学描述了整个社会组织的内在构成，确立了诸如经济、阶级、国家、政治、法权、革命以及宗教、哲学、道德等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依照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看，在相互联系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构架中，政治和法律既是最具现实性和生产功能的上层建筑形式，也是联接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社会意识形态中介机制，意识形态的变革往往从政治的变化开始，政治对意识形态的生产将产生直接而持久的影响。结合文艺的独特属性看，虽然它隶属于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要素，但文艺和政治所体现的社会生产功能却表现得十分明显。概要地说，艺术生产所面对的是意识形态中的幻像世界，它关注想象与情感领域中的人的存在的“完整性”和审美理想的构建，体现出人的现实生存中的审美性解放；而政治生产则具有意识形态的现实性和客观的实践内容，它蕴含了对人与世界、他人及自身的认识，体现为人在具体的生存实践及日常生活世界中的现实解放。有论者总结道，政治是大写的技艺，它提供了包括艺术在内的一切其他技艺得以可能的第一原理，当美学以政治为立足点，通过制度之美和人性之美去反思“存在的完美性”，美学就成为政治美学。马克思提出，政治的核心问题是“普遍的人的解放”，其时代标志是无产阶级的解放，马克思以这个问题重新回到了政治的哲学性本质和知识性界面。[16]可见，政治既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的核心，也是其意识形态的生产武器，它在终极意义层面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一个最具现实性的知识的界面。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批评及其“知识谱系”的生成，始终把资本主义的异化现实当做批判和超越的对象，从对这一现实的批判性考察中寻求对人性与政治的根本性理解，把“在自由的联合体中每个人的全面发展”，不仅作为改变世界的现实活动的目标，也作为制度与人性的更高的存在与真理；另一方面，马克思所确立的政治批评的存在论基础和意识形态的生产功能，在马克思主义的“知识谱系”中进一步得到继承和延伸。如果说，“政治批评”的理论实践，在马克思本人那里所显现的是唯物史观和哲学人类学的价值指向，在伊格尔顿那里是现代人文思想坐标和存在论维度，在詹姆逊那里是后现代视野及解构精神，其内涵依然带有马克思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理论的制约的话，而在拉墨“后马克思主义”知识谱系中，其“政治批评”的含义则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拉墨的“文化政治”是建立在20世纪60年代后西方形形色色的“新社会运动”广泛兴起的基础上，诸如民权运动、黑人运动、学生运动、反核运动、同性恋运动、生态运动、女性运动、消费运动、宗教运动、种族一民族主义运动，等等，新社会运动现身于西方社会的政治舞台，构成当代西方政治史上的一大转折。与旨在改变阶级剥削关系，摆脱专制权力，实现自由、平等、正义等普世价值的“解放政治”不同，它隶属于后现代政治，把早先对公共领域和统治制度的强调，转换为对文化、个人身份和日常生活的强调。如伊格尔顿所强调的，从而使政治斗争推进到文化、日常生活乃至个体的精神层面，“文化理论的作用就是提醒传统的左派应重视曾经蔑视的东西：艺术、愉悦、性别、权力、性欲、语言、欲望、灵性、躯体、生态系统、无意识、种族、生活方式、霸权等，无论任何估量，这些都是人类生存的很大的一部分”[10]25，30。

结合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类复杂的生存状态看，后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批评”的形成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随着全球化的加剧和消费社会的到来，人类的生存面临新的困境与挑战，尤其是在经济增长与人的身份认同方面，诸多问题无一例外地转化为一个空前突出的文化问题。当文化不再是阶级、政权、国家及革命这些大写的叙事，而意味着日常生活、身体、电影、形象、时尚、美感方式、促销、广告和通讯传媒等现象时，文化便显而易见地成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突出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历史上曾注重普世价值、道德情操及和谐、完美的精英主义的文化观念，被新左派的文化马克思主义颠覆了，代之而起的是“文化是普通的”“文化是整体的生活方式”这样全新的文化观。文化政治学的兴起，使得文学日益成为社会、历史、政治和文化冲突的场域，文学研究几近成为政治学和社会学的一个分支，文学理论也成为一个充满意识形态和权力—知识共生的领域。[17]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批评”对现代中国文论的话语建构所产生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中国化的“政治批评”作为20世纪文论史上值得探究的一份珍贵遗产，它的产生、发展虽然充满了争议性与挑战，也不同程度地体现出特定历史语境下的误读和实践中的局限性。但总体来看，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批评”是构成现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主导性要素，它深刻影响了20世纪新文化运动时期现代审美启蒙理论的产生、延安文艺思想的形成以及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内在转化和诉求。但是，最具标志性并且产生了深刻历史影响效果的依然是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核心的中国现代“政治美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毛泽东是中国文论“政治批评”理论的重要奠基人和倡导者。1940年在发表《新民主主义论》确立文艺的观念形态性质时，给“政治”以明确的中介位置及核心地位：“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18]9。依据这一思想，毛泽东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文化、政治现状及发展趋势，强调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18]221942年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依照中国革命的总体需要毛泽东则把政治转换为“革命”甚至“阶级”：“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相互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18]63正像列宁所讲的：“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写作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19]把文艺作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以文艺为武器服务于人民解放事业的需要，这就是现代中国文艺政治性之所在，也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后，邓小平提出过对文艺政治性的理解：“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20]213

20世纪中国文论对文艺政治属性的理解，虽然客观上经历了一个结合中国特定历史语境不断选择和认同的漫长过程，但不容置疑的是，这一过程为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化形态，即“政治美学”理论的发展和完善奠定了重要基础，也使我们获得了对“政治批评”内涵的科学认识。所谓文学理论中的“政治批评”，其实是一种立足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现实解放的政治性美学，它坚持文艺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强调文艺作为文化发展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有机构成部分，倡导和关注社会结构、制度与治理形式中的审美理想、观念等要素的积极介入，以从最直接和最现实的方面达到完善和促进人的解放的目的。艺术世界中的审美想象具有文化的替代性的满足和乌托邦效果，而政治美学所关注的则是现实世界中人的彻底解放。所以，重构文艺的政治批评维度，弘扬文艺理论的政治批评与政治建设功能，也是一项远未完成的现代审美启蒙工程。

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体现，习近平文艺思想的形成既是其治国理政方略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华民族走向全面复兴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它所包含的“人类公共政治”或“共同政治”的丰富内涵耐人寻味，也值得当代理论界深入探索和总结。一方面，习近平是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事关国运兴衰”及“民族精神独立”的高度科学地看待文艺的功能与作用，把“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根本价值指向，赋予马克思主义“政治批评”以新的时代内涵和理论活力；另一方面，他也是从秉持人民立场和坚定文化自信的高度，倡导和运用文艺的政治批评功能。习近平强调“要繁荣文艺创作，坚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倡导讲品位、讲责任、抵制低俗、庸俗、媚俗”，“要把提高作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艺术价值作为追求”，“要坚决反对是非不分、善恶不辨、美丑不分”等诸多思想的提出振聋发聩，体现了强大的精神力量，深刻触及后现代和消费社会语境下“政治批评”功能的有效发挥，以及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背景下如何建立文学理论“公共政治”话语的问题，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与实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