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世界始终具有不确定性，这与构成世界的事物的运动性和复杂性、人类认知能力的局限性等因素有关。多方面现象表明，当今世界的不确定性较以往更为显著，它构成了当代中国外交的外部环境。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是当代中国外交的重大历史转折点。此后中国外交的演进过程虽不无曲折，但其确定性日益增强是不争的事实，具体表现为继承1949-1978年间形成的优良传统基础上的创新发展。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来，中国外交的确定性特质进一步彰显，具体表现为国家身份的界定更加具体系统，外交目标和任务更加明晰，外交总体布局更加完整，外交体制更加完善，外交姿态更加进取。中国外交确定性特质的持续彰显，与中国共产党秉持的科学思想方法、对历史规律的深刻认识、对世界基本特点的正确判断和对中国发展道路的坚定信念等因素有关。已经学会与不确定性打交道的中国外交未来将继续彰显确定性特质，这对于回应“世界向何处去”以及“中国向何处去”两大议题是十分必要的。

关 键 词：当今世界  不确定性  当代中国外交  确定性

研究中国外交，必须高度关注并深刻理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这是因为中国外交的战略、政策及中国的对外行为既取决于世界的现况和走向，更取决于中国对这种现状和走向的认知和反应。正确的外交战略、政策和对外行为源自中国对世界现况和走向的科学认知和恰当反应。基于这一判断，本文将首先从一般意义上探讨世界的不确定性(uncertainty)及其根源，继而描述当今世界不确定性的表现并分析其原因。在此基础上，本文将回顾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面对日益不确定的世界，中国外交持续彰显确定性(certainty)的特质；特别是重点描述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来，中国外交在国家身份界定、目标和任务、总体布局、体制机制等方面的新变化，系统分析中国外交持续彰显确定性特质的原因，并对中国外交的未来走向做出判断。

一 世界始终具有不确定性

(一)不确定性的含义

我们生活着的这个世界既具有确定性，也具有不确定性，是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有机统一体。所谓确定性，从本体论角度看，是指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是随便发生的，每件事都有理由，并且是遵循必然性”。①换言之，确定性是指事物发展在时间维度上呈现确定不移的状态，“表现为自然和社会物质运动和发展的既定性，即铁的必然性”。②而从认识论角度看，确定性是指与客观事物相“对应的信息与知识是没有错误的和完备的”，③因而未来的一切事件都是已定和可知的，具有先验性特征。所谓不确定性，从本体论角度看，是指“物质运动的非重复性、非决定性、偶然性和随机性”；从认识论角度看，则“是指一种有疑问、知识不完备乃至无知的状态”，④认知主体不能确切地知道某一事件或某种行动变化的后果；或者按照安东尼·唐斯(Anthony Downs)的说法，是指人们“缺乏有关过去、现在、将来或假想事件的过程的确切知识”。⑤

人类对世界确定性的追求具有久远的传统。在西方，从泰勒斯(Thales)到笛卡尔(Rene Descartes)，从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Pierre-Simon Laplace)到牛顿(Isaac Newton)，确定性学说曾经主导哲学与科学发展史长达数千年。在东方，情况大体类似。可以说，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乃至生活习惯，确定性早已“渗透进人类文化生活，渗透进人的思想深处”，⑥渴求稳定和秩序、畏惧紊乱和失序，几乎成了人类的一种集体无意识。但自19世纪以来，特别是进入20世纪后，人类在自然科学领域的一系列新发现以及由此建构的新理论，彻底动摇了确定性观念、思维和相关学说在人类认识领域的稳固地位，具体地说，“相对论消除了关于绝对空间和时间的幻想；量子力学则消除了关于可控测量过程的牛顿式梦想；而混沌则消除了拉普拉斯关于确定式可预测的幻想”。⑦与此同时，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导致现实世界的不确定性特征日益凸显，人类不得不虚心学习、努力习得与不确定的世界的相处之道。

(二)导致世界不确定性的主要原因

第一，与构成世界的事物的运动性有关。所谓运动，是“指宇宙间所发生的一切变化和过程，从简单的位置变化到复杂的人类思维，都是物质运动的表现”。⑧关于事物的这一本质属性，恩格斯曾指出：“物体和运动是不可分的，各种物体的形式和种类只有在运动中才能认识，离开运动，离开同其他物体的一切关系，就谈不到物体。物体只有在运动中才显示出它是什么。”⑨运动意味着变化，即“事物在形态上或本质上产生新的状况”；⑩也蕴含着发展，即“事物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变化”，(11)而变化和发展又总是与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紧密联系在一起。也因此，中国古代哲人庄子说：“芴漠无形，变化无常”；(12)古希腊思想家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也认为：一切都存在而又都不存在，因为一切都在流动，都在不断地变化，不断地生成和消失。(13)

第二，与构成世界的事物的复杂性有关。“复杂”(14)一词具有两方面含义：在本体论意义上，它是指事物的组成多且杂；在认识论意义上，它是指事物难以理解和解释。当代美国哲学家尼古拉斯·雷舍尔(Nicholas Rescher)在一本开复杂性研究之先河的著作中写道：“世界的复杂性是影响着我们的某种意义深刻而又深远的事实。复杂性首先和最重要的是关乎系统组成要素的数量和种类多样性的问题，以及是关乎相互关联的组织构造和运作构造的精巧性的问题。”在雷舍尔看来，“任何系统或过程——任何完全由相互作用的部分构成的结构——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复杂的。因此，事物的所有样式或多或少是复杂的”。雷舍尔还认为：“复杂性或大或小已经遍及真实存在的所有领域。复杂性也同样属于虚幻想象领域。”(15)简言之，无论是在自然世界还是在社会世界，无论是在物质世界还是在思维世界，复杂性无处不在。

第三，与作为认知主体的人类能力的局限性有关。古往今来，人类虽然一直在努力寻找确定性，(16)但却总是与不确定性如影随形，其主观原因就是人类认知能力的局限性。认知对象即事物的运动性和复杂性极容易造成人类所掌握的关于认知对象的信息不完整(incomplete information)，从而产生“原像与映像之间的不完全对应性”，由此，“人们根据物质运动的已知状态，难以推测与断定未来即将出现的状态，即使做出某种推断或预测，其结果也是概率性的，存在着许多意想不到的具体情况”。(17)

第四，与认知主体与认知客体的复杂互动有关。同作为认知客体的世界的复杂性相类似，认知主体本身也具有复杂性或者说是多样性，体现在性别、种族、民族、阶级、阶层、宗教信仰、文化归属等多个方面。因此，认知主体观察认知客体的角度和层次、所处的时间和空间、所秉持的理念和所采用的思维方式等，均可能造成认知主体关于认知客体的知识的差异。而不同认知主体的认知差异及彼此间的互动引致人类在思想领域的纷争以及在实践领域可能的摩擦乃至对抗。

世界的不确定性曾使人类的预测能力屡遭挑战、饱受质疑。仅就国际关系领域而言，20世纪初，人们未能预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20世纪末，人类也未能预测到苏联的解体；21世纪初，人类又未能预测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即使是在确定性相对较高的自然科学界，人类同样无法对自己的预测能力表现出足够的自信。20世纪20年代，大物理学家维尔纳·海森堡(Werner Karl Heisenberg)曾写道：在因果律的陈述中——“若确切地知道现在，就能预见未来”，错误的不是结论，而是前提。我们不能知道现在的所有细节，是一种原则性的事情。(18)由此，他提出著名的“不确定原理(uncertainty principle)”，并深刻影响了后世自然科学的发展。而自然科学家对于不确定的研究和阐发又深刻影响了同一时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比如，在经济学领域就诞生了不确定性经济学(uncertainty economics)，约翰·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E.Lucas，Jr.)、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等著名经济学家都曾对不确定性做过深入研究。(19)就政治科学而言，自20世纪50年代起，就有部分学者开始关注不确定性问题，前文提到的安东尼·唐斯即为其中之一；到80年代，国际关系学者也开始探讨不确定性问题，并于90年代将其发展为本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近年来仍不时有国际关系学者就这方面的问题发表见解。(20)人们已经认识到，研究不确定性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价值。从一般意义上讲，对世界不确定性的认知和把握有助于人们以恰当心态与合理方式看待世界和自己的命运，看待世界和自己的关系，看待和运用既有的知识产品，既不至于盲目乐观自信，也不至于过分悲观失望，且能够在知识生产领域有效规避绝对主义、教条主义的侵扰；(21)而从特殊意义上讲，特别是对国际关系学者而言，“不确定性构成了一个永恒却又迫在眉睫的挑战——如何理解国家某一行为(或者非行为)的直接和深层诱因”。(22)因此，对不确定性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应当放在包括国际关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位置。

二 当今世界不确定性的表现及根源(23)

当今世界是历史进程中的世界。它除了具有一般世界的基本特点外，还具有某些新特点，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直观地看，就是当今世界更加动荡，更加不稳定，因而也更加不可预测。这种更大的不确定性深刻影响着未来世界的演进方向。

(一)当今世界不确定性的具体表现

第一，全球秩序转型的时间跨度显著拉长，大国战略博弈空前激烈复杂。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秩序进入新一轮转型期，其表征就是全球力量对比即通常所说的世界格局显著地发生变化。冷战结束后的较长一段时间里，世界格局是所谓的“一超多强”。进入21世纪以来，以中国为代表的一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走上发展快车道，多个发展中心在世界各地形成，全球力量对比较以往更为均衡。不过，发达国家的相对力量、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总体上虽呈相对下降趋势，但仍存在局部反弹的可能性，特别是其绝对力量仍在缓慢增强；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的绝对力量和相对力量、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虽然同步上升，但仍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因此，“一超多强”的全球力量格局短期内不会改变。(24)与此相对应，二战后形成的以自由主义为基底的全球秩序虽已逐步失灵甚至出现局部塌陷，(25)但并未被“随意舍弃”，更不可能被“推倒重来”。(26)因此，新的全球秩序短期内尚难以定型，全球秩序转型的时间跨度显著拉长。历史经验表明，全球秩序转型期往往也是矛盾积聚期和冲突高发期。这是由于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在心态、目标和行为方式等方面相互抵牾所致。故而，转换期也是危险期。加之此次全球力量重组发生在“大国无战争”的背景下，其间各大国间的关系较历史上类似阶段可能更加微妙、更加复杂，大国间的战略博弈更为激烈。这从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后主要大国关系的大幅震荡可见一斑。尤为引人注目且影响甚大的是，2016年年底毫无从政经验的地产商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美国大选中出人意料地击败极具政治经验而为各方看好的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这被国际舆论视为当年最大的“黑天鹅事件(black swan event)”。自2017年年初上台以来，特朗普实施了一系列咄咄逼人、令人错愕的内外政策，包括对“美国第一(America First)”的过分强调、对开放的自由贸易体系的强烈反对、对“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随意破坏等；进入2018年后，更是发起大规模、多向度的国际贸易战。世界的确遭遇了“特朗普困境”。已有学者发出警告，当下的国际贸易战有可能长期化，甚至像20世纪20—30年代那样，以贸易保护主义开始、以血腥的国际战争结束。(27)更使人不安的是，特朗普已于2018年年初宣布竞选连任。鉴于美国经济强劲复苏的总体态势，特朗普再次当选的可能性确实存在。一旦连任，特朗普所实施的内外政策只能较现在变本加厉。这将加剧当今世界的不确定性。

第二，全球化进程有所逆转，全球问题的严重性持续凸显。由市场和技术两大要素驱动的经济全球化在冷战结束之后加速发展，一度呈现空前迅猛的态势。经济全球化及其引发的政治、文化、安全等多个领域的全球化，显著增强了世界的整体性。但人们在享受全球化红利的同时，也不得不面临日趋多样化且日益严峻的挑战，包括国家发展严重失衡、国家主权屡遭侵蚀、主权国家对外来思想和文化的控制能力日趋削弱、国内贫富差距不断加大等。最近一个时期出现的所谓“逆全球化”现象，本质上是对既往全球化进程中产生的各种消极因素的回调。与此同时，作为全球化衍生物的各种全球性问题——诸如粮食安全、能源资源安全、生态环境安全等——日益凸显。面对这些空间范围远超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帝国、涵盖社会领域极为广泛的社会现象，人类的管控经验十分有限、管控能力极为不足，且短期内无法弥补这方面的缺失。换言之，人类将长期面临“全球治理能力赤字”这一尴尬事实。(28)

第三，地区一体化进程逐渐趋缓，地区分离主义倾向有所强化。地区一体化对全球化的发展和世界格局的演变均有较大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洲一体化进程因欧盟成立而加快，并被视为地区一体化的典范而为世界其他地区所仿效。但进入21世纪后，成员国不断增多的欧盟在运行中问题频现。2016年年初，由于卡梅伦政府的政治误判，作为欧盟传统“三驾马车”之一的英国全民公投“脱欧”成功。该事件被国际舆论称为当年的另一个“黑天鹅事件”。英国“脱欧”对欧盟的负面影响广泛，其中最关键的有两点：一是欧盟整体经济实力显著下降，全球影响力削弱；二是疑欧主义和分离主义两个幽灵将在欧盟成员国内部更为活跃。德国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就坦陈：“作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和北约重要成员国，英国的离开对于欧洲统一进程来说乃无法忽视的‘打击’。”捷克总理博胡斯拉夫·索博特卡(Bohuslav Sobotka)也指出，英国“脱欧”之后，“欧盟还将经历分裂主义和民族主义浪潮”。欧亚集团总裁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甚至认为，英国“脱欧”引发对欧盟方向、凝聚力和未来的质疑，其震撼足以同美国对九一一恐怖袭击的反应相提并论。(29)人们还发现，今天欧盟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和危机，“几乎没有一项是当初设计时预期到的，更有甚者，有些干脆就是它本身发展演变所带来的‘未能预期到的结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30)这对世界其他地区的一体化进程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十分消极的影响。

第四，全球安全形势日益严峻，战争硝烟到处弥漫。20世纪80年代，尽管天下不很太平，但总体而言，世界还是呈现相对和平的发展趋势。冷战结束之后，尽管相继爆发了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大国之间的明争暗斗从未平息，恐怖主义也在世界不少地方兴风作浪，但国际安全形势特别是传统安全形势大体平稳。然而近年来，国际安全形势特别是传统安全形势陡然发生变化。大国之间的军事竞争逐渐加剧，主要大国的军费开支特别是用于战略武器研发的费用大幅上升；(31)在太空、深海、极地和网络等新边疆的战略竞争愈演愈烈；美国与俄罗斯在东欧、中东地区的较量一直未得到有效缓解，中国与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竞争在持续加剧。在东欧、东南亚、中东、北非、拉美等地，一些中小国家内部发生的严重武装冲突仍在持续，外部势力特别是域外大国的武装介入使得当地形势进一步复杂化。美国2018年年初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美国国防战略》报告(32)对战略上“竞争对手(rival power)”的框定、对战略目标的规划以及相应的布局构想，对全球安全构成新的威胁。

第五，全球文化思想领域的激荡持续强化，民粹主义的影响急剧上升。在过去的40年间，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原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均先后走上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多元化进程，政治自由主义、文化多元主义一度在全球各地大行其道，新保守主义、“第三条道路”也曾应运而生。令人遗憾的是，认知领域的多元化进程并没有像人们所期待的那样化解人类在精神世界的既有矛盾和冲突，甚至还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既有的矛盾和冲突。“以对自由和多元的进一步追求为一方，社会凝聚、群体价值、族群认同、文化认同、宗教认同的要求为另一方，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逐渐上升到显著的位置。”(33)有学者甚至认为，“世界重新沿着意识形态的裂痕分开”。(34)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民粹主义近年来在国际舞台上愈演愈烈。在欧洲，民粹主义影响的急速上升加剧了相关国家内部的政治分裂和社会动荡，为各类具有极端倾向的政党(35)在政治舞台上活跃乃至执掌国家权柄创造了条件；民粹主义在中东欧国家坐大，对该地区的地缘政治产生巨大冲击。特朗普的当选也可以被视为民粹主义、国家主义对全球自由主义的胜利。总之，“当前欧美所形成的民粹主义高潮不仅加剧了全球化的退潮，而且对现代世界体系在当今的走向产生巨大影响”。(36)

上述种种现象的复杂交织，有可能使未来的世界发生更多“黑天鹅事件”，从而使人们继续错愕、茫然、恐慌、无助。换言之，世界的不确定性不仅在短期内难以改变，甚至还有进一步加剧之势。几年前，有美国学者不无忧虑地写道：由于当前仍在深化的国际金融经济危机是“二战”后国际金融体系演变的第三个阶段——新自由主义化的资本主义全球化阶段——“进入危机和终结时期的表现”，因此“世界未来将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37)现在看来，这个判断是正确的。

(二)导致当今世界不确定性的主要原因

第一，西式民主制度逐渐劣质化。以代议制为核心内容的西式民主制度曾是现代国家治理的流行方式，并于20世纪90年代广受追捧：不仅“一大批原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纷纷采纳了西方式的多党议会民主政体，而且就连西方国家本身，也经历了一场‘再民主化’的洗礼”。(38)但进入21世纪以来，在西方国家内部，日趋激烈的政党竞争引发日益严重的政治认同危机，政党体制的稳定性持续下降；大量外来移民所导致的人口结构的多样化和族群宗教多元主义的崛起，加剧了既有的政治分化态势；(39)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40)在导致中产阶级持续萎缩的同时，加深了人们对政治体制的负面感知，年青一代的民主观念日趋淡漠。就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仓促移植的西式民主制度终因水土不服而未达到善治的预期，相反却导致了极端主义的勃兴、政治冲突烈度的升高，部分国家更是战火蔓延、生灵涂炭。也因此，近年来部分中小发展中国家先后宣布放弃西式民主制度。(41)当下世界各国在国家治理领域所面临的难题和困境，实际上折射出了执政者治理能力的严重不足以及与之相关的政治运行机制即西式民主制度出现了严重问题。更确切地说，西式民主制度正在劣质化。这也是民粹主义沉渣泛起的制度性根源。

第二，国际关系空前复杂化。当今国际关系的复杂性首先表现为跨国互动领域空前广泛。不仅有国际行为体在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科技等领域的深入互动，还包括在纷至沓来、形式多样的新领域、新疆域(比如网络空间、外太空、深海、极地等)进行日益频繁、不断深入的互动，而这些新领域、新疆域往往尚未建立被普遍接受的国际规则和国际制度。其次，跨国互动方式空前多样。可以是官方、正式的，也可以是非官方、非正式的，还可以是半官方、半正式的，由此导致外交的形式不断更新，内涵不断丰富。最后，跨国互动的过程和结果益发难以控制。其中有冲突，也有妥协；有对抗，也有合作，竞合关系(co-opetition)日益成为国际关系的常态。不仅如此，国际行为体日益多样化，跨国公司、跨国公民社会运动、全球性城市等非国家行为体获得空前的发展空间，日益广泛、更为深入地介入跨国事务。比如，在经济领域，作为一种“将多个国家的企业家、劳动者、消费者连起来的共同体”，(42)跨国公司通常建立自己的协调机制和管理网络，以制定生产标准和交易规则甚至准法律规范等。它们与特定区域通行的合同法规可能并不一致，当地政府因此丧失了规则控制权。(43)又如，地方政府和全球城市在跨国互动中拥有更多的自主权。比如，在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后，全美有15个州、455座城市、1747家商业实体、325所高校组成的“美国誓言(America's Pledge)”，公开表示将继续遵守《巴黎协定》确立的减排目标。(44)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互动以及它们与主权国家之间的互动进一步加剧了跨国互动的复杂性。面对这种国际关系史上从未有过的局面，既有国际规范、国际规则和全球秩序的约束力明显不足。由此，国际关系领域失范和失序的现象自然就会经常发生。

第三，科学技术发展的双重作用日益突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和规模在众多领域突飞猛进，对人类产生更为广泛也更为巨大的影响。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把高新技术当作发展国内生产力、扩大政治影响力、提升军队战斗力和威慑力的有效抓手。为掌握主导权，主要大国都先后制定了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45)但科学技术发展对世界整体发展的影响历来都是双刃剑。一方面，它有助于普遍提升国家实力，那些在现代化进程中一度落后的国家有可能实现弯道超车；另一方面，它也会加剧国家之间特别是大国之间的竞争态势。既有研究显示：“当世界政治出现权力转移的时候，领导国与挑战国的威胁感知会上升。在威胁感知的驱动下，双方会大幅扩展技术进步的政府规模，即增加政府对研发的资助和高新技术的采购。”(46)大国之间的“科技战”由此轮番上演。此外，基于科学技术进步与军事变革的同步性，国家在科学技术领域的竞争及结果必然会反映到各国军事实力的消长方面，那些科学技术实力强大的国家基本上也是军事实力强大的国家。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比如武装无人机、智能武器的制造和使用，战争的经济和政治成本已经大幅下降。因此，那些在科学技术领域占据绝对优势的大国对其他国家的军事干预的冲动有可能强化。当然，正如自由主义者观察和强调的那样，科学技术的进步及新型武器技术的出现，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也有可能使军事上最强大的国家都不能免受外来袭击。(47)网络恐怖主义的崛起就是有力的例证。

世界的不确定性意味着人类认识世界的思想支点难寻。但人类又必须在不确定的世界中寻找确定性，以稳定预期，采取可信任行为，密切彼此间关系，提升文明程度。这确实是一种二律背反。为此，人类必须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在确定性的规约下勉力前行。作为人类互动方式的外交也是如此。就中国外交而言，1978年以来的40年间，它始终需要面对和处理世界的不确定性问题，并在此过程中形成和彰显自己的特质。

三 1978年以来中国外交的确定性特质持续增强

中国是世界的中国。中国外交是中国与世界互动的基本方式和主要手段，其所秉持的价值和理念、实施的战略和政策、采取的行为方式均将影响中国与世界互动的结果。要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1978年以来的中国外交特质，首先必须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当今世界的基本特征，这是因为中国外交的决策者正是借此制定或调整外交战略、政策和对外行为的。(48)其次是要“端起历史望远镜”，系统梳理1978年以来中国外交的发展历程，只有这样，才能发现中国外交的连续性，并从中提炼出中国外交特有的性质和品格。

(一)“站起来”时代(1949-1978年)的中国外交：独立自主传统的确立

鉴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政策同以往的外交政策有高度的连续性和继承性”，(49)概要回顾1949-1978年间的中国外交，对准确把握1978年以来的中国外交特质十分必要。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现代世界的重大事件。占全球人口1/4的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深刻改变了全球政治的基本面貌。就外交史而言，1949年是20世纪中国外交的根本分界点。之前，面对因强权政治横行、丛林法则充斥而动荡不安的世界，被强行拉入既有国际体系且积贫积弱的中国，在绵延百余年的时间里是“跪着搞外交”的，即在主权不平等的情势下展开与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东西方大国的交往，“丧权辱国”是这一时期中国外交最为鲜明的特质。1949年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则是“站着搞外交”的，即在主权平等的基础上展开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交往。(50)

在1949-1978年间，面对两极冷战对峙、南北矛盾加深、地区冲突不断、核军备竞赛轮番升级的世界，中国外交先后形成了“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两大理论，实施了“一边倒”“两只拳头打人”“一条线、一大片”等战略。外交理论的演化、外交战略的调整以及外交政策和对外行为的变化自然是因应世界的变化和国家发展的需要，目的则始终是：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与其他国家建立正常外交关系，为国家发展创造适宜的国际环境，以实现民族复兴。在这一时期，除了与绝大多数国家建立起正常外交关系因而确立了对外关系的基本框架外，中国外交最为重要的成果就是形成了独立自主原则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独立自主是当代中国外交最根本的指导原则，坚持这一原则“以及由此培养起来的自强自立、不依附于人、不怕鬼、不信邪的精神，对于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发挥了“重大的作用”。(51)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中国大力倡导的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准则，其精髓就是国家主权平等。它“不仅是对新型外交关系与和平外交政策的总结，也是运用求同存异思想的结晶，体现出新中国外交强调共识、自律与互相约束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观念”。(52)

总之，面对风云变幻、始终呈现不确定性的世界，尽管其间确有波折，也走过弯路，1949-1978年间的中国外交还是展现出惊人的确定性。这种确定性实际上构成了中国外交的传统，塑造了中国外交的风格。

(二)“富起来”时代(1978-2012年)的中国外交：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四大理念的生成

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点，它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使中国与世界的互动进入历史新阶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发展战略的确立和实施，使得中国的综合国力持续增强并于21世纪初进入世界前列。中国由此进入“富起来”时代。这也使得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形式和内容。

1.邓小平时期(1978-1992年)

基于世界的新特点以及国内发展的迫切需要，特别是对历史经验教训系统深刻的总结，邓小平这位“最富有创新性地适应改变着的中国和世界的思考者和实践家”“同时也是政治领导素质和大战略才能方面最佳的领袖人物”，(53)对中国外交进行了一系列重大调整，包括将和平与发展视为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从而“解决了长期困扰人们思想的对战争形势的估计问题，为我们集中精力进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科学依据”；(54)更加鲜明地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宣示在国际事务中一切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坚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同世界各国改善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被确立为中国外交的基本方针，确立了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论亲疏的外交路线和真正的不结盟政策。由此，中国得以与美国、日本和苏联三个世界主要大国的关系正常化，与周边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关系也得以加强，中国外交的新框架得以形成、对外关系的新局面顺利打开。中国发展也因此获得了有史以来最为友善的外部环境。

2.江泽民时期(1992-2002年)和胡锦涛时期(2003-2012年)

在这20年间，中国的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显著上升，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大体延续了邓小平制定的基本方略，同时在若干方面有所创新。江泽民做出了“21世纪头20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重要判断，更为系统地提出了中国关于建立公正、合理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首倡以互信、互利、平等、合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主张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强调承认和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呼吁各国通过和睦相处、长期共存以“缔造更美好的世界”。胡锦涛明确提出中国要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55)强调以人为本、外交为民理念，倡导共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56)中国外交在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持续强化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四种理念。2011年9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指出：“中国基于自己几千年历史文化传统，基于对经济全球化本质的认识，对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认识，郑重选择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作为实现国家现代化、参与国际事务和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途径。”(57)基于上述新理念、新判断和新政策，中国与全球主要大国的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扩大和深化，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取得重要进展，多边外交丰富多彩。(58)由此，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大体呈现良性状态。“双方在更深程度上相互依存，在更广范围内相互影响。中国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越来越离不开中国。”(59)

(三)“强起来”时代初期(2012年至今)的中国外交：确定性的特质更加鲜明

2012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大标志着中国进入“强起来”时代。中国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规划，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有鉴于此，始终强调要服务于国家发展大局的中国外交，在保持大政方针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基础上，弘扬优良传统，结合世界的新特点、新趋势，进一步强化着自己的确定性特质。

1.对国家身份的认知更加具体系统

准确界定国家身份，是中国实现与世界良性互动的前提之一。1949年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游离于国际体系之外，“中国自我身份定位是一个具有比较明显革命性的体制外国家”。(60)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的中国在与外部世界日益密切的互动中持续调整自己的身份界定。“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大国”在较长一段时间里被确立为中国的国家身份。(61)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把我国进一步推到了国际社会讨论和处理重大问题的前台”，(62)特别是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中国的国家身份问题变得更为迫切。“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国际社会负责任大国”是此后一个时期中国对自己国家身份的界定。(63)2013年1月，习近平首次提出中国“将坚定不移地做和平发展的实践者、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多边贸易体制的维护者、全球经济治理的参与者”。(64)同年6月和9月，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两次阐发“发展中大国仍然是中国的基本定位”这一重要论断。(65)2016年7月，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66)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再次确认了上述判断。由此，中国的国家身份界定进一步具体化和系统化。

2.外交目标和任务更加明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完成了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的转变，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中国外交的目标和任务由此变得明确，“这就是除了一如既往地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之外，主要是配合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并为此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特别是有利的周边环境”。(67)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将自己的目标和任务更为清晰地确立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和延长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保障；二是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为中国的和平发展营造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与各国人民同心协力、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68)

3.外交总体布局更加完整

1978年以来，中国外交的总体布局一直在型构过程中，并于世纪之交确立了被称为“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关系格局：“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69)但在具体实践中，中国周边外交长期滞后于大国外交。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中国外交特别强调战略谋划和全球布局。2013年10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首次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指出：“无论从地理方位、自然环境还是相互关系看，周边对我国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70)在2014年11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提出完善中国对外工作战略布局的7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要抓好周边外交工作，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71)在2018年6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中国外交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总体布局进一步完善。在全球层次上，中国以公平正义为理念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积极推动构建更加平衡、反映大多数国家意愿和利益的全球治理体系；以深化外交布局为依托打造全球伙伴关系，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全球伙伴关系网络；(72)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同各国分享共同发展机遇，开辟共同发展的前景。在周边，中国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外交方针，秉持“亲诚惠容”理念，不断深化互利合作和互联互通，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在与大国关系方面，中国推进大国协调合作，切实运筹、着力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在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关系上，中国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加强彼此间的团结合作。在国家层面，中国坚持以国家核心利益为底线，着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有效防范和化解各种风险挑战，为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保驾护航。

4.外交体制机制更加完善

外交体制机制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善外交体制机制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一环。党的十八大之前，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中国外交体制机制在走向多元化的同时也出现了分散化的倾向。(73)党的十八大以来，完善中国外交体制机制的工作有序推进：进一步强调“外交大权在党中央”的基本原则，坚持以维护党中央权威为统领，加强中国共产党对对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强调政党、政府、人大、政协、军队、地方、民间等条块的统筹协调，形成“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对外工作大协同局面，确保党中央对外方针政策和战略部署落到实处”；在强化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职能的基础上，组建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组建国家安全委员会，作为中央关于国家安全工作决策和议事的协调机构，以更好地“统筹协调涉及国家安全的重大事项和重要工作”。(74)与此同时，作为外交行政部门，外交部先后成立国际经济金融委员会和国际法咨询委员会等专门机构，就重大外交问题提供高质量的智力支持。

5.外交姿态更加进取

1978-2012年的30余年间，中国外交总体上呈现“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姿态。这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力的现实状况及发展趋势、中国与世界关系走向的基本判断直接相关。(75)在党的十八大之后，面对国力快速增长以及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中国外交开始调整姿态，突出强调要“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76)日益显示“奋发有为”的风范，表现为更具全球视野，更有开拓意识，更加自信稳健，在国际事务中更加积极地发出中国声音、提出中国倡议、贡献中国智慧、体现中国作用。

总之，1978年以来特别是2012年之后的中国外交的确定性特质更为鲜明，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也因此进一步得到提升。这与日益不确定的世界形成鲜明对比。

(四)为什么当代中国外交能够持续彰显确定性的特质

1.与中国共产党所秉持的科学思想方法有关

作为人们观察世界、认识问题的门径，思想方法对外交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思想方法问题。毛泽东反复强调研究方法论的重要性，曾号召“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77)江泽民指出：“正确的思想方法，就是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科学、全面、实事求是地分析和处理问题。”(78)习近平系统提出了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底线思维等五种科学思维(79)以及把握国际形势必须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80)中国共产党人所秉持的科学思想方法也是当代中国外交的思想方法，它们充分吸纳和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81)有力提升了中国外交决策者观察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分析和解决外交问题的能力，不断增强着中国外交的科学性、预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2.与中国共产党对历史规律的深刻认识有关

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研习历史进而洞察历史规律的价值。早在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就向全党发出号召，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在他看来，“指导一个伟大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82)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在与外国友人谈话时又强调，“如果要看前途，一定要看历史”。(83)江泽民指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为了适应扩大国际交往的需要，更好地学习借鉴世界各国的长处，还要了解世界的历史。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84)基于这一认识，江泽民曾先后邀请8位国内知名教授就有关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问题进行专题讲述，并共同加以研究。(85)习近平同样高度重视学习历史。他说：“世界的今天是从世界的昨天发展而来的。今天世界遇到的很多事情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的很多事情也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所以说，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86)几代中国共产党领袖——也是当代中国外交的最高决策者——对中外历史的系统学习、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有助于把握历史规律，认清历史趋势，做好现实外交工作，并更好地走向未来。

3.与中国共产党对当今世界基本特点的正确认识有关

习近平曾指出：“认识世界发展大势，跟上时代潮流，是一个极为重要并且常做常新的课题。”(87)就外交领域而言，对世界基本特点的认知是中国制定外交战略和政策、实施对外行为的前提和基础。这从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历次全国党代会报告的“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部分的行文结构可以很直观地看出来。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共产党对世界基本特点的认识在保持相对稳定的同时，又根据形势变化进行适当调整。(88)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后，中国共产党虽然意识到“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面临的不稳定不确定性突出，但坚持认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在党的十九大报告及2018年6月举行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的讲话中，习近平又提出了“历史交互期”这一崭新概念，指出要深入分析世界转型过渡期国际形势的演变规律，准确把握历史交汇期中国外部环境的基本特征，“既要把握世界多极化加速推进的大势，又要重视大国关系深入调整的态势。既要把握经济全球化持续发展的大势，又要重视世界经济格局深刻演变的动向。既要把握国际环境总体稳定的大势，又要重视国际安全挑战错综复杂的局面。既要把握各种文明交流互鉴的大势，又要重视不同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事实”。(89)这一切都表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当今世界基本特点有着清醒的认识和准确的把握。

4.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发展道路的坚定信念有关

现代政治是政党政治，执政党对国家发展道路的认知决定着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一旦确立发展道路，国家的外交战略、政策和对外行为就有了基本框架。早在1949年9月，毛泽东就庄严宣告：站起来的中华民族将“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为此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90)1982年9月，邓小平郑重宣布：“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国在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91)2012年11月，刚刚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发表讲话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92)翌年3月，刚刚当选国家主席的习近平又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93)其后，习近平多次宣示：中国梦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它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息息相通。“中国的梦想，不仅关乎中国的命运，也关系世界的命运。”(94)在2018年6月举行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又将“坚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使命”“坚持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根本”列为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95)

正是上述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中国外交才有了“乱云飞渡仍从容”的战略定力和战略自信。40年来，面对日益不确定的世界，中国外交攻坚克难、砥砺前行，经历了各种风险的考验，打赢了大仗硬仗，办成了大事难事，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

四 在更加不确定的世界中继续彰显中国外交的确定性特质(96)

如前所述，不确定性是世界的固有属性，未来的世界可能具有更大不确定性。面对这种不确定性，人们大体上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悲观主义(pessimism)。这种态度对人的行为产生消极影响，使人们在面对不确定性时或无所作为，或自我放纵。另一种态度是乐观主义(optimism)。这种态度对人的行为产生积极影响，使人们在面对不确定性时有所作为，发挥创造性，彰显主体性。

秉持历史唯物主义因而深谙历史发展规律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是谨慎的乐观主义者。恩格斯就曾乐观地预言，“历史最终会将一切都纳入正轨”。(97)作为当代中国外交思想、组织和制度上的强有力领导者，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先贤的这种乐观主义精神，并加以发扬光大。20世纪50年代中叶，毛泽东就指出：“我们可以藐视而且必须藐视人世遭逢的任何巨大的困难，把它们放在‘不在话下’的位置。这就是我们的乐观主义。这种乐观主义是有科学根据的。”(98)90年代初，面对国际关系特别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化，面对国内外弥漫着的焦虑、茫然甚至悲观、绝望的情绪，邓小平虽然承认现在国际形势不可测的因素多得很，矛盾越来越突出，“怎样收拾，谁也没有个好主张”，(99)但他强调“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告诫人们“不要惊慌失措”。(100)习近平郑重指出：“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希望，也充满挑战。我们不能因现实复杂而放弃梦想，不能因理想遥远而放弃追求。”(101)面对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已有了“战略安排”，中国外交也已有了完整清晰的顶层设计。这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以及习近平在2018年6月举行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有明确的体现。蓝图已经绘制，需要的是锲而不舍、驰而不息的坚强意志，需要的是不务虚名、不做虚工的实干精神。已经深刻认识世界不确定性特征并且学会与不确定性打交道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有能力坦然应对“黑天鹅”满天飞、“灰犀牛”遍地跑的局面。由此可以预见，未来中国外交必将展现出更大的确定性。这对于回应“世界向何处去”以及“中国向何处去”这两个举世关注、影响深远的重要议题是十分必要的。

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匿名评审人的意见，文中疏漏和错误由笔者负责。

①这是古希腊思想家留基伯(Leucippus)的界定。转引自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61页。

②欧庭高、陈多闻：《现实世界不确定性的哲学意蕴》，载《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第12—13页。

③李少军：《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6期，第24页。

④李少军：《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6期，第24页。

⑤安东尼·唐斯著，姚洋等译：《民主的经济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71页。

⑥丁祖豪、陈广国：《论不确定性》，载《齐鲁学刊》，2004年第1期，第126页。

⑦王东生、曹磊：《混沌：分形及其应用》，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页，转引自丁祖豪、陈广国：《论不确定性》，载《齐鲁学刊》，2004年第1期，第126页。

⑧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613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85页。

⑩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第80页。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第351页。

(12)《庄子·天下》。

(13)转引自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95页。

(14)有关国内外学术界对复杂性科学(complexity sciences)的研究状况，参见黄欣荣：《复杂性科学的方法论研究》，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27页。

(15)尼古拉斯·雷舍尔著，吴彤译：《复杂性：一种哲学概观》，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8—9页。

(16)参见丁祖豪、陈广国：《论不确定性》，载《齐鲁学刊》，2004年第1期，第125—128页。

(17)欧庭高、陈多闻：《现实世界不确定性的哲学意蕴》，载《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第13页。

(18)参见普利高津著，谌敏译：《确定性的终结》，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19)关于经济学界对不确定性研究的概要述评，参见汪浩瀚：《不确定性理论与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演进》，载《经济评论》，2003年第1期，第80—85页；黄淳、李彬：《不确定性经济学研究综述》，载《经济学动态》，2004年第1期，第63—68页。

(20)参见李少军：《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6期，第26—29页。应当指出的是，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对不确定性的关注及探讨尚不够充分，除李少军的文章外，仅有田野的《关于国际政治经济中不确定性的理论探讨》(载《国际论坛》，2000年第4期，第62—67页)、马骏的《不确定性及其后果——国际制度的认知基础》(载《国际观察》，2011年第1期，第52—59页)、唐世平的《一个新的国际关系归因理论——不确定性的维度及其认知挑战》(载《国际安全研究》，2014年第2期，第3—41页)和葛红亮的《“不确定”时代国际安全的“确定性”重塑》(载《国际安全研究》，2018年第2期，第23—48页)。

(21)参见鲁鹏：《论不确定性》，载《哲学研究》，2006年第3期，第10页。

(22)唐世平：《一个新的国际关系归因理论——不确定性的维度及其认知挑战》，载《国际安全研究》，2014年第2期，第4页。

(23)本文使用“当今世界”这一概念，从时间上讲是指1978年以来，从内容上讲侧重于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际关系。时间框定与本文主题有关，内容框定则是接受了牛军的一个观点，即中国与世界的互动这一历史性命题演化至今，其核心部分是中国与现存国际体系的关系。参见牛军：《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之经线》，载《外交评论》，2010年第3期，第72—73页。

(24)参见李隽旸：《大国关系和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载张宇燕等主编：《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201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20—37页。

(25)Stephen M.Walt,"The Collapse of the Liberal World Order,"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6/06/26/the-collapse-of-the-liberal-world-order-european-union-brexit-donald-trump/，访问时间：2018年5月6日。

(26)习近平在2018年7月的一次重要演讲中指出：“现行国际秩序并不完美，但只要它以规则为基础，以公平为导向，以共赢为目标，就不能随意被舍弃，更容不得推倒重来。”参见习近平：《顺应时代潮流实现共同发展——在金砖国家工商论坛上的讲话》，http://www.fmpre.gov.cn/web/ziliao_674904/zyjh_674906/t1580342.shtml，访问时间：2018年8月2日。

(27)参见陈志武：《百年前贸易战最终导致战争，今天我们如何避免》，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78411?full=y&archive，访问时间：2018年7月3日。

(28)参见时殷弘：《全球治理和开明秩序面对的倾覆危险》，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6期，第25—31页。

(29)转引自陆忠伟：《英国脱欧对国际战略格局的影响》，载《光明日报》，2016年7月25日。

(30)黄平：《不确定性年代里的确定性寻求》，载《当代世界》，2017年第2期，第6页。

(31)详见王缉思：《世界政治进入新阶段》，载《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18》(上)，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8年版，第12—13页。

(32)"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2.pdf，访问时间：2018年5月11日；"Summary of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ttps://www.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s/2018-National-Defense-Strategy-Summary.pdf，访问时间：2018年5月11日。

(33)王缉思、唐士其：《多元化与同一性并存：三十年世界政治变迁(1979-200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0页。

(34)http://valdaiclub.com/multimedia/video/opening-session-l-conflict-geopolitical-worldviews/，访问时间：2018年7月11日。

(35)比如，法国的国民阵线(Front National)、德国的选择党(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意大利的五星运动(Movimento 5 Stelle)、奥地利的自由党(Fleiheitliche Partei )、波兰的法律公正党(Prawoi Sprawie dliwose)、匈牙利的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FIDESZ-Magyar Polgári Sz & ouml；vetség)、捷克的不满公民运动(AN02011)等。

(36)叶江：《全球化退潮及民粹主义兴起对现代世界体系的影响》，载《国际观察》，2017年第3期，第57页。

(37)比伦特·格卡伊、达雷尔·惠特曼：《战后国际金融体系演变三个阶段和全球经济危机》，载《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1期，第14页。

(38)王缉思、唐士其：《多元化与同一性并存：三十年世界政治变迁(1979-2009)》，第38页。

(39)参见包刚升：《西方政治的新现实——族群宗教多元主义与西方自由民主政体的挑战》，载《政治学研究》，2018年第3期，第103—115页。

(40)详见托马斯·皮凯蒂著，巴曙松等译：《21世纪资本论》，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

(41)据美国学者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统计，从2000年到2015年，全球有27个国家放弃了民主制度。参见Larry Diamond,"Democracy in Decline:How Washington Can Reverse the Tide,"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world/2016-06-13/democracy-decline，访问时间：2018年6月12日。

(42)入江昭著，王勇萍译：《我们生活的时代》，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85页。

(43)参见王缉思、唐士其：《多元化与同一性并存：三十年世界政治变迁(1979-2009)》，第62页。

(44)参见方向明：《无视特朗普政府，美国多州结盟遵守〈巴黎协定〉》，https://www.yicai.com/news/5369750.html，访问时间：2018年7月6日。

(45)如美国的《国家创新战略2015》、德国的《2020高科技战略——思想、创新、增长》、英国的《技术与创新未来：英国2030年的增长机会》、法国的《新工业战略》等。

(46)黄琪轩：《大国政治与技术进步》，载《国际论坛》，2009年第3期，第59页。

(47)黄琪轩：《国际安全、国际政治经济与科学技术》，载《科学学研究》，2011年第5期，第653页。

(48)牛军就发现，中国外交与国际环境的互动曾经由于主观认知的历史局限性、片面性而受到影响，甚至导致对外关系出现全局性错误。因此，“时时关注时代潮流的变化并顺应时代潮流的发展是非常必要的”。参见牛军：《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之经线》，载《外交评论》，2010年第3期，第72页。

(49)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编写组：《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

(50)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5页。

(51)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江泽民文选》(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43页。基辛格也认为，中国在冷战时期地缘政治中是一个“独行侠”，“它在相对弱势的地位上发挥了完全独立且具有高度影响力的作用”。参见亨利·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译：《论中国》，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版，第103页。

(52)Zhang Baijia,"Changes in Diplomatic Philosophy in the Course of China's Growth Since 1949:The Shift from a Revolutionary and National Perspective to a Developmental and Global Outlook," Social Science in China,Vol.39,No.2,2018,p.137.

(53)时殷弘：《邓小平之后的中国：探索过程中的国家对外战略》，载《美国研究》，2018年第3期，第10页。

(54)刘华秋：《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论要》，载《党的文献》，2007年第2期，第23页。

(55)2005年和2011年，中国政府曾两次就和平发展道路问题发表白皮书。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2011年9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56)基辛格认为，胡锦涛的“和谐世界主张”“巧妙地平衡了世界对中国国力不断增长的担心，为后来由习近平阐明的新型大国关系概念奠定了基础”。参见亨利·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译：《世界秩序》，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年版，第295页。

(5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2011年9月)》，第25页。

(58)参见杨洁篪：《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载《求是》，2008年第18期，第33—35页。

(59)王毅：《探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在第二届世界和平论坛午餐会上的演讲》，http://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zyjh_674906/t1053901.shtml，访问时间：2018年8月2日。

(60)秦亚青：《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关于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三个假设》，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期，第11页。

(6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外交理论学习纲要》，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84页。

(62)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胡锦涛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85页。

(6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2011年9月)》，第19页。

(6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49页。

(65)王毅：《探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在第二届世界和平论坛午餐会上的演讲》，http://www.fmprc.gov.cn/web/wjbz_673089/zyjh_673099/t1053901.shtml，访问时间：2018年6月12日；王毅：《站在新起点上的中国》，http://www.fmprh.gov.cn/web/ziliao_674904/zyjh_674906/t1082324.shtml，访问时间：2018年6月12日。

(66)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7/01/c_1119150660.htm，访问时间：2018年6月12日。

(67)Zhang Baijia,"Changes in Diplomatic Philosophy in the Course of China's Growth Since 1949:The Shift from a Revolutionary and National Perspective to a Developmental and Global Outlook," p.143.

(68)这一关于未来世界的美好愿景承继了建立国际新秩序、构建和谐世界的精髓，同时又有新的发展。参见王存刚：《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人类文明进步方向》，载《人民日报》，2017年7月27日。

(69)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胡锦涛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08页。

(70)习近平：《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0/25/c_117878944.htm，访问时间：2018年7月6日。

(71)《习近平出席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http://www.xinhuanet.con./politics/2014-11/29/c_1113457723.htm，访问时间：2018年7月6日。

(72)从1993年与巴西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开始，中国构建伙伴关系的努力一直在持续。截止到2017年年底，中国已经同世界100多个国家建立形式和内容均有所不同，但实质内涵完全一致的伙伴关系。“中国的这一重要实践，为各国之间探索相处之道提供了新的选择。”参见王毅：《在2017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开幕式上的演讲》，http://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zyjh_674906/t1518042.shtml，访问时间：2018年7月6日。

(73)张清敏、杨黎泽：《中国外交转型与制度创新》，载《外交评论》，2017年第6期，第26—27页。

(74)《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决定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设置审议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情况报告》，http://cpc.people.com.cn/n/2014/0125/c64094-24223521.html，访问时间：2018年7月10日。

(75)相关论述可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15—417页；《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0—321、363页；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江泽民文选》(第一卷)，第281—282页；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江泽民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2页：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胡锦涛文选》(第二卷)，第518—519页。

(7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443页。

(7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0页。钱其琛曾在外交部的一次研讨会上号召学习邓小平“善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冷静观察和客观分析国内国外形势的思想方法”。参见钱其琛：《深入学习邓小平外交思想，进一步做好新时期外交工作》，载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编写组：《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第15页。

(78)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江泽民文选》(第一卷)，第149页。

(79)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86—288页。

(80)《习近平：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http://www.fmprc.gov.cn/web/zyxw/t1571169.shtml，访问时间：2018年7月10日。

(81)胡锦涛多次强调，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科学制定外交工作方针政策和战略策略具有重要作用。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胡锦涛文选》(第二卷)，第85—86、507页。杨洁篪、王毅在论述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文章中都曾专门指出这一点。参见杨洁篪：《在习近平总书记外交思想指引下不断开创对外工作新局面》，载《人民日报》，2017年1月14日；王毅：《在习近平总书记外交思想引领下胜利前进》，载《紫光阁》，2017年第6期，第10页。

(82)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2、533页。

(83)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34页。

(84)江泽民：《努力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5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http://www.people.com.cn/GB/channel1/10/20000529/80735.html，访问时间：2018年6月12日。

(85)相关文稿参见国家教委高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组织编写：《中外历史问题八人谈》，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

(86)《习近平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8/23/c_1116344061.htm，访问时间：2018年7月10日。

(8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442页。

(88)翻检党的十四大(1992年)、十五大(1997年)、十六大(2002年)、十七大(2007年)和十八大(2012年)报告，可以很容易确认这一点。

(89)《习近平：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http://www.fmprc.gov.cn/web/zyxw/t1571169.shtml，访问时间：2018年7月10日。

(9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4、345页。

(9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页。

(9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36页。

(9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39页。

(94)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第15、16页。

(95)《习近平：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http://www.fmprc.gov.cn/web/wjdt_674879/gjldrhd_674881/t1571169.shtml，访问时间：2018年7月10日。

(96)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在描述当今世界基本特征时，突出强调“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在2018年6月举行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又指出：“纵观人类历史，世界发展从来都是各种矛盾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此外，他还提到了国际安全挑战错综复杂、不同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两大现实。参见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8页；习近平：《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http://www.fmprc.gov.cn/web/wjdt674879/gjldrhd_674881/t1571169.shtml，访问时间：2018年8月3日。

(97)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42页。

(9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3页。

(99)《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3页。

(100)《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83页。

(10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