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当今中国的都市社区研究，应当具有一种总体性的研究视野和分析框架。在当代都市社区差异性日益凸显的背景下，社会学需要突破以往的社会区研究范式，需要发展更具有分析力的概念工具。社区SEI的概念突破了以往社区研究多以个案方式进行的研究范式。以社区作为分析单位，可以用于不同社区之间的直接比较，还可以作为中介变量，考察不同社区内部居民在健康、社会交往、社会参与、社会网络、社会资本等方面的影响效果与作用机制，突破原有研究的纯粹个体主义倾向，实现在社区研究中“把社会带回来”。并且，有助于建立一个社区—个体之间的多层次分析框架，可以在个体微观行动与集体宏观结构之间建立一个关联机制。因此，社区SEI的概念可能是未来城市社区研究的一个重要突破点。

关 键 词：都市研究  社区研究  社会区  社区SEI

20世纪初，以芝加哥、费城为首的一大批美国城市在短期之内经历了迅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这些大城市里集聚了不同宗教、不同种族和不同国家的移民群体，这些移民群体分布在城市中的不同区位，为城市空间形态的研究提供了绝佳的实验场所。众多学者对当时的城市社会空间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以帕克和伯吉斯为首的芝加哥学派。他们对于城市空间形态的研究成果集中于城市社会空间分布的三大古典模型之中，包括伯吉斯的“同心圆模型”、霍伊特的“扇形模型”以及哈里斯和乌尔曼的“多核心”模型。尽管不同模型的分析过程存在一定差异，但从本质上来说，这些研究都是城市不同社会区域的空间构造与分布。可以说，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社会空间研究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础。1960年代之后，社会区的研究方法开始成为城市空间的重要分析工具。但是，随着当今城市的日益复杂化，城市社区的差异性日益扩大，社会区的研究方法也越来越表现出其局限性，需要新的研究工具来弥补社会区研究的短板。社区SEI(Community Socioeconomic Index)的概念，可能是中国未来城市社区量化研究的一个新的突破点。本文首先对社会区的社会空间研究进行一个概述，然后给出社区SEI的分析概念，随后利用香港和上海的调查数据展示几个社区SEI研究的应用案例，最后总结展望这一概念工具在当代中国都市社区研究中的应用前景。

一 社会区：社区空间研究的经典范式

社会区研究方法是由谢夫凯、威廉斯和贝尔在西方城市社会空间的三大古典模型基础上提出来的。[1]通过利用人口普查数据对旧金山和洛杉矶的城市社会空间进行因子生态分析，学者们发现，不同的空间实体在城市中的分布受到三种不同模型的影响，其中社会经济状况呈现扇形分布，家庭状况呈现同心圆分布，种族状况则呈现多核心分布。[2]此后，社会区方法成为研究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主要手段。社会区分析方法在创立之初以定性分析为主，随着20世纪60年代计算机时代的到来，统计分析手段纳入了社会区分析过程中，因子生态分析成为社会区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

社会区研究方法在20世纪中叶被提出之后，在西方国家经过了广泛的经验研究。对旧金山和洛杉矶进行研究发现，社会经济状况、家庭状况和种族状况是这两个城市空间分异的主要因子，[3]而对俄亥俄州的研究则发现城市化因子也发挥着重要作用。[4]随后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研究则有着不一样的发现，如澳大利亚的城市堪培拉，种族和人口年龄是该城市空间分异的主要因子。[5]在地区比较研究中，发现英国大城市的空间分异里种族的区分不明显。[6]利用1930年、1940年、1950年、1960年的芝加哥75个街区进行分析发现，美国城市的空间分异主要是社会经济状况因子，同时家庭状况因子的作用比重下降，种族因子比重上升。[7]

1990年代以后，社会区被广泛应用于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内的城市问题的研究。总体而言，城市社会区研究是对多个对象进行综合考察。从研究对象上看，社会区研究关注的对象主要有以下几项内容：城市中的人口分布，包括密集程度、流动特点、社会经济地位、文化和种族特征分布等；职业分布，依据从业者的职业经济地位和社会阶层进行分析，如白领、蓝领从业者的社会空间分布；住房分布，从居住的人口的政治、经济特征进行住房的空间分析；产业分布，如中心商务区、工业分布区以及农业分布区的描述；特定群体的空间分布，如对黑人群体的空间分布研究。

1980年代，随着社会区研究方法引入国内，学者们陆续开启了国内的城市社会区研究。[8]1989年，学者利用1985年广州市房屋普查数据对广州城市社会空间结构进行了因子生态分析，总结了广州市的社会区划分，并且对该市社会区背后形成机制进行了探讨。[9]随后，在20世纪90年代，学者们分别对北京和广州等沿海城市进行了社会区的分析。[10]进入21世纪，中国的城市化步伐越来越快，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城市的发展，国内城市的社会区研究取得较快进展，成果丰硕。[11]概括而言，国内社会区研究主要有以下特点。

首先，莫迪(Murdie)模型在中国仍然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总体而言，中国城市的社会区分布大体上与莫迪所呈现的模型类似，是三种模型在同一地理表面的共同作用结果。但是，这三种作用维度的内涵有着一定的区别：社会经济状况的作用力度远高于家庭状况，家庭状况主要作用于城市的扇形空间划分，而多核心的空间模型在国内更多是受到流动人口、经济和产业的影响。

其次，相比西方城市，中国城市社会区在因子的构成和排序上呈现一定的相似性，但更多呈现出中国的独特性。在对欧美国家和地区的研究中，影响城市社会区形成的主要因子有三个，分别是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状况和种族状况。中国的经验研究表明，社会经济状况因子也在社会区的形成中起着最大的作用。但是，影响中国城市社会区的第二和第三个主要因子为行政规划因子及产业因子，而西方国家排在二、三位的家庭状况和种族状况在中国的研究中排在了第六位和第七位。

最后，在中国城市社会区的形成中，行政力量有着显著的作用。在因子提取部分，“行政规划因子”在城市社会区形成的空间影响上仅次于社会经济状况因子，并且在社会经济状况、产业分布，甚至人口流动方面都很重要。政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居住区是社会区域分析重要的对象。就城市的建设来说，政府的干预对社会区的形成有着决定作用，如城市的工业区是否要转移到郊区，是否要进行人口迁移等。

综合来看，虽然城市社会区研究可以从整体上把握城市空间形态，但是在局部层面无法提供更多的微观信息，因而对于特定问题的分析显得捉襟见肘。社会区研究尽管在城市空间功能类型分异的分析上优势突出，但也造成了不同空间区域难以进行比较分析。如“外来人口集中区”和“高社会经济地位人口居住区”，尽管可以大致知道这两个不同区域的主要信息特征，但是很难在同一层面上比较两个区域的差别。如研究不同社区的社会融合情况，难以从社会区的空间信息中找到核心指标进行深入分析。[12]

因此，本文认为，社会区可以在某些方面对城市社区研究提供借鉴，但需要新的研究工具来弥补社会区研究的短板。对于当代中国都市日益复杂化的社区分析，不能仅仅停留在社会区的类型学分析，而应该进一步构建可以深刻揭示社区差异性的分析工具，社区SEI的概念可能是未来城市社区研究的一个重要突破点。

二 社区SEI：从个体视角到社区视角

社区SEI指的是社区层面的社会经济状况指数，是用于研究不同社区总体社会经济水平状况的重要指标。社区SEI是参考个体SEI概念对社区社会经济地位的测量指标。下面对其发展脉络进行大致梳理。

(一)个体SEI

个体SEI来源于社会学对于社会声望的研究。在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的研究中，社会声望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重要问题。马克斯·韦伯对人们的经济地位和声望地位进行了研究。他认为，社会声望由社会价值体系决定，相较于经济地位来说，社会声望对个体或群体的价值观念、身份认同等方面有着直接的影响。[13]

20世纪50年代之后，职业声望指标在西方社会一直都是社会地位测量的主要方法。职业声望指标依据人们的主观态度进行测量。具体的操作方法为：先在问卷中列出一些职业分类，让被访者将这些职业依据主观的评价进行排序；然后依据所有职业的具体的排名状况赋予相应的分值，进而计算出具体的职业得分；并依据这些职业得分形成职业声望评价。职业声望代表着社会地位的高低，是衡量社会分层的重要标准。

个体SEI与职业声望测量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职业声望测量基础之上的指标。个体社会经济地位的测量，最为有名的是布劳和邓肯在20世纪60年代对美国职业结构的研究。通过结合个体的教育、收入和职业信息，布劳和邓肯提出了个体社会经济地位测量模型：个体社会经济地位(SEI)=a+b1*从业者教育水平+b2*职业收入。在《美国的职业结构》中，邓肯和布劳运用该方法测量了美国的400多种职业的具体社会经济指数，并进一步将所有职业进行了分类，分为17个社会地位等级，为社会分层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14]

后来的学者们将布劳和邓肯的测量个体SEI的方法广泛运用于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唐启明(Donald J.Treiman)的国际声望比较研究。[15]他将学者们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做的职业声望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和提炼，最终制定出“国际职业声望标准化量表”。

在国内，社会学测量个体社会经济地位主要是基于个体职业、教育和收入。最早系统进行职业声望测量的是林南和谢文在北京市、[16]边燕杰在天津市[17]的抽样调查。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者们更多考虑到了中国社会的独特性，将中国特有的一些元素纳入分析。[18]如李春玲采用73个区县数据测量了全国城市和农村的81个职业的声望水平，发现当下中国的职业声望受到教育、收入、权力、就业单位的性质以及职业特性等多种因素影响。[19]可见，尽管国内学者普遍认可职业、教育和收入三者对于国内职业声望的影响，但大多数的学者还是认为中国在社会声望的测量上还是要结合具体的国情来进行考察。

(二)社区SEI

对社区社会经济状况的研究源于美国社会学早期的芝加哥学派。20世纪初，社会学进入到美国本土，芝加哥学派的社区研究成为当时世界上社区研究的重心。以帕克、伯吉斯为首的城市社会学家高度关注城市社区的研究，对芝加哥周边的社区展开了一系列的调查。在帕克主编的《城市》一书中，根据社区的特点将社区分成了不同的类别，并对这些不同类别的社区进行了分析。芝加哥学派重点关注城市的居住隔离问题。[20]城市居住隔离的产生有着多方面的因素，包括种族、文化和生活习惯，其中社会经济地位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尽管当时的研究更多是基于种族的角度进行分析，但白人与黑人群体的居住隔离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各自的社会经济地位所决定的。后续的研究发现，社区社会经济状况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居住于社区的居民的健康水平、教育获得、职业构成以及收入，等等。[21]

尽管社区的社会经济差异很早就成为社会学关注的问题，然而，社会学领域真正对社区层面的社会经济地位的测量不是很多。更多的基于社区层面的社会经济地位测量来自公共卫生学、健康医学领域。[22]在公共卫生学和健康医学方面，运用社区社会经济地位最多的研究是社区社会经济地位与社区居民的健康或疾病的关系。学者们通过大量的研究发现，社区社会经济的高低容易影响社区的公共基础设施分布，包括锻炼设施分布、商店提供的食物类别、绿化水平、垃圾的清理、环境污染等等，通过这些中间因素进而对社区中的居民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产生影响。[23]

从具体测量技术来讲，社区SEI与个体SEI大致相似，主要参考的是社区内居民的教育、职业和收入等几个方面。多数研究都考虑到收入这一指标，具体的操作是用家庭平均收入表示，也有的研究用GDP作为替代。[24]社区的未就业人员比例和低等教育或高等教育的人数比例被用于考察社区在教育和职业方面的替代指标。还有的研究将家庭财产作为另一重要维度纳入社区SEI的考察范围。其他如反映社区人口流动水平的租房人口比例，社区犯罪率等因素，也可以作为重要的考察指标。

目前，社会学对于社区层面的社会经济地位的研究仍然比较薄弱。社区的社会经济地位的测量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部门的统计资料，很少基于专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因为一般的调查很少在采集个体信息的同时也采集社区信息，而现实中个体信息和社区信息的来源不同，大部分的研究都很难将个体信息与社区信息进行匹配。

三 社区SEI：都市社区研究的新取向

在都市社区研究中，社区SEI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作为衡量一个社区的社会经济状况的综合指标，社区SEI既可以用于不同社区之间的对比研究，又可以作为中介变量，分析生活于社区中的个体的健康问题、教育问题、社会融入问题等。下面，笔者将通过几个案例分析进一步展示社区SEI在都市社区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在新近的一篇文章中，吴晓刚教授利用政府公开的数据，建构了一个测量香港居民空间分化的指标，称之为邻里社会经济地位指数(neighborhood socioeconomic index)，将香港的400多个选区进行了分层处理。具体而言，从一系列指标中挑选了四个指标，包括居住公营租住房屋的住户比例，家庭月收入达到港币3万元或以上的住户比例，具有大专或以上教育程度的人口比例，职业为经理及行政人员、专业或辅助专业人员的人口比例，构建出一个因子得分，以反映各选区人口的社会经济地位。在“香港社会动态追踪调查”(Hong Kong Panel Study of Social Dynamics，简称HKPSSD)的抽样设计中，通过邻里社会经济地位指数(SEI)作为控制，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来克服抽样偏差，即在区域社会经济地位比较高的社区，放大抽样样本量。这一方法，不仅沿用了学术研究中一贯使用的社会分层标准，而且也符合本地民众对个人社会经济地位高低的一般评价标准，具有较高的合理性。这个指标，不仅可以用于HKPSSD项目的分层随机抽样过程，且可作为社区或邻里(neighborhood)社会经济水平的一个测量指标，[25]用于未来的进一步研究分析当中。

另外一个例子，遵循与HKPSSD调查数据同样的逻辑，用“上海都市社区调查”数据，构建一个上海的社区SEI，并对这一指标的有效性进行一个初步检验。“上海都市社区调查”(Shanghai Urban Neighborhood Survey，简称SUNS)项目由上海市“高峰高原”计划社会学III类高峰计划资助，由上海大学“数据科学与都市研究中心”(Center for Data and Urban Sciences，CENDUS)负责设计和执行。该调查项目搜集包括社区、家庭、个人在内的多层次的追踪调查数据，分为居村调查和住户调查两个子项目。居村调查包括全市5732个居(村)委会中随机抽取的537个社区，于2015年完成；住户调查则对全市具有代表性的180个社区进行入户访问，对象包括所有同住家庭成员，于2017年7月最终完成。SUNS为国内外单个城市调查研究中设计最复杂、样本最大的项目。[26]

根据个体SEI的计算逻辑，本文使用“上海都市社区调查”数据，选取收入、教育、职业三个维度，来构建社区层面的SEI指数。具体而言，使用每个调查社区的平均月收入、大专及以上教育水平比例、非体力劳动者比例这三个测量指标，进行因子分析，得到一个因子，特征根为2.180，解释掉72.7%的差异。对这个因子进行0-100的标准化处理之后，作为社区SEI(见表1)。

首先，从城市地理空间上来看，这个社区SEI的空间分布是非常合理的。主城区的社区SEI最高(50.17)，其次是镇中心区(31.65)，城乡结合区(17.71)和镇乡结合区(13.03)比较低，最低是农村社区(10.30)，这和我们的认知是非常符合的。

其次，为了进一步检验社区SEI的有效性，我们用社区SEI对社区满意度(“对本小区的满意度”)、社区安全感(“晚10点以后敢不敢在小区附近单独步行外出”)、社区归属感(“我对小区有家的感觉”)三个测量社区治理绩效方面的指标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社区SEI在这三个维度上都非常显著，而且符号为正向，也就是说，社区SEI越高，居民的社区满意度、社区安全感、社区归属感都越高，社区治理绩效越好。这一结果说明我们构建的社区SEI是一个非常好的代表社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测量指标，对于社区治理的多个维度都具有极强的解释力。

四 结语

在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城市空间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城市空间分析，不仅仅是城市社会学的一个分支领域，而应该构成理解当今中国社会转型与日常生活结构的一个具有本体性意义的问题。对于当代中国城市空间问题的研究，需要一种总体性的视野和方法论。对这一问题的剖析，需要展现出的是整个中国社会在过去40年中不同逻辑、不同机制在城市这个场域之内的纠结和缠绕。城市空间形态，本质上体现了不同经济收入、不同职业、不同教育水平的人群在城市空间上的固化。虽然这一形态是一个静止的截面，但通过对这一社会横截面的深入剖析，仍然可以揭示城市发展的基本逻辑和运行轨迹。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内社会学对于城市空间和基层社区的分析，多集中于个案的质性深描，而缺少量化的整体性图景。近年来，随着数据与技术的进展，城市空间分析的量化取向越来越重要。在当代城市社区差异性日益凸显的背景下，社会学需要突破以往的社会区研究范式，需要发展更具有分析力的概念工具。

在未来的分析中，社区SEI作为社区层面的社会经济地位测量指标，具有逻辑清晰、概念简洁、简明易懂等优点，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首先，社区SEI突破了以往社区研究多以个案方式进行的研究范式。这一概念工具，以社区作为分析单位，可以用于不同社区之间的直接比较，如比较不同社区的治理绩效、安全感、幸福感、满意度、社会发展指数、集体效能感等。其次，社区SEI可以作为中介变量，考察不同社区内部居民在健康、社会交往、社会参与、社会网络、社会资本等方面的影响效果与作用机制，突破原有研究的纯粹个体主义倾向，可以实现在社区研究中“把社会带回来”。再次，社区SEI的概念，有助于建立一个社区—个体之间的多层次分析框架，可以在个体微观行动与集体宏观结构之间建立一个关联机制。当然，上述作用机制在当今中国都市社会中的具体呈现，需要大量微观实证研究的支撑，需要进行更多的扎实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