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环境史研究理论、方法和对象从西方（主要是美国）引入我国，成为历史学新兴的研究领域。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源于30年代禹贡学派及其倡导的沿革地理学，沿革地理则源于《汉书·地理志》。环境史重在研究人地互动，历史地理学重在研究人地关系，两者在很多方面具有共性，又不尽相同。厘清二者的关系，一方面可借助中国历史地理尤其是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来深化环境史研究，实现环境史在中国的本土化；另一方面，将环境史的一些理论应用于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从中国历史地理角度回应环境史提出的一些问题，皆有益于拓宽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视域。如何从历史维度构建我国生态文明的内涵，推动环保意识深入人心，是环境史在中国本土化意义之所在。中国历史地理学如能借鉴环境史的书写方式，将有助于其在我国建设生态文明过程中发挥重要力量，延续经世致用的学科特点。
环境史研究应运而生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环境史研究率先在美国兴起，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环保运动的直接推动。战后，美国环境污染事件层出不穷，自然环境变化的激烈程度和破坏程度也远远超过欧洲，由此引发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
中国环境史的诞生，与美国和欧洲环境史的起源有着类似过程。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物质生活条件提高，政府和公众对更加美好生活的期望，与伴随工业化而产生的污染、过度开发利用导致的资源耗竭、环境退化、气候变化、垃圾快速增长的现实构成矛盾，由此产生对可持续发展等问题的担忧，从而引发一些学者对环境问题的关注。90年代，侯文蕙、曾华璧等开始介绍美国的环境史研究和环境思想史。1993年，台湾“中研院”经济研究所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太平洋研究学院举办“中国生态环境历史学术讨论会”。2005年，南开大学举办“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研讨会”。2014年，云南大学召开“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西南边疆民族环境变迁”学术研讨会。2018年，厦门大学召开的“历史上环境与社会经济的互动”学术研讨会，系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史专业委员会首届年会。
除论文集外，到目前为止，冠以“环境史”字样出版的中国环境史著作，至少有英国学者伊懋可（Mark Elvin）的 《象之退隐：中国环境史》、美国学者马立博（Robert Marks）的《中国的环境和历史》、中国留美学者张玲的《河流、平原、政权：北宋中国的一出环境戏剧》等译著，以及笔者从历史地理视角进行的区域研究——《荒漠、水系、三角洲——中国环境史的区域研究》。
就论文而言，2000—2013年CSSCI收录的环境史论文表明，无论是发文量、高引作者还是高引论文，来自世界史背景的学者皆高居榜首。可见，世界史学者在推介国外环境史研究过程中起到了引领作用，但也反映出目前中国环境史的研究仍处于学习借鉴阶段。
从历史地理角度研究环境史
尽管人们普遍认为环境史诞生已有40多年，但是由于它与许多学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很难准确说出它究竟起源于何时。在所有学科中，环境史与历史地理研究的联系最为紧密。英国地理学者迈克尔·威廉姆斯认为，环境史学者使用的许多概念和术语为历史地理学者所熟知，历史地理学者正在或者曾经关注的许多话题和重要议题被认为是 “环境史的主题”。伊懋可则认为，从原则上讲，历史地理学与环境史之间没有明显分界线，唯一的区分是由不同学术文化产生的界限。侯甬坚在分析二者起源、研究重点、研究方法和对人类在环境中地位的看法存在差异之后，也认为二者相互借鉴之处甚多。笔者认为，环境史致力于找寻当今环境问题的起因，这些问题除了历史时期就已存在的一些环境问题，如水旱灾害、水土流失、异常寒冷事件等问题之外，还出现了历史时期很少或者没有的污染问题、垃圾问题等，故中国环境史既可以从很遥远的时代开始叙述，也可以从几十年前工业化之后开始叙述。到目前为止，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则大多止于1949年。因此，两者的关注时间段各有侧重。
就二者的定义和研究内容而言，环境史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美国学者唐纳德·沃斯特认为，“环境史是有关自然在人类生活中的角色和地位”，其议题有三个：一是理解历史上的自然结构、它如何运作以及人类是如何进入自然的食物链的；二是通过代表生产方式的工具和劳动，理解社会经济、政治体系与自然的关系；三是人在与自然对话过程中形成的思想或知识表现。在沃斯特看来，环境史与生态史的关系尤其密切。
濮德培认为，环境史是一门关注过去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相互作用的历史学科，包括诸如食物、矿物、能量和气候等各种资源，以及它们与人类福祉之间的关系，还包括通过人类劳动转化自然物质以维持人类生活的各种生产方式。环境史研究话题包括农业生产的历史、疾病和人类健康的分析、人类通过技术改造自然界的活动、历史时期的环保运动、环境思想、哲学、我们对自然界负有责任的伦理观以及自然界对社会行为的影响等。美国学者唐纳德·休斯认为，“环境史通过研究作为自然一部分的人类如何随着时间的变迁，在与自然其余部分互动的过程中生活、劳作和思考，从而推进对人类的理解”。环境史研究主题分为三类：环境因素对人类历史的影响；人类行为造成的环境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反过来在人类社会变化进程中引起回响并对之产生影响的多种方式；人类的环境思想史，以及人类的各种态度借以激起影响环境之行为的方式。
休斯对环境史的定义，与我国现代历史地理学者侯仁之对历史地理学的定义有相似之处。不同的是，休斯的落脚点在于理解人类社会，是一种史家的看法；而侯仁之认为，理解环境的演变规律，旨在更好地使之为人类社会服务，是地理学者的视角。李根蟠用“人类回归自然，自然进入历史”高度概括了环境史研究主旨所在。以上有关环境史的定义，说明人们对环境史的理解言人人殊，也说明环境史切入点之多。
相对而言，作为地理学的分支学科，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至今，学科体系完善，具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和目标。历史地理学分为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其下又可细分为若干研究对象。例如，历史自然地理可分为历史时期气候、植被、水系、海岸线或沙漠的变迁等，历史人文地理可分为历史时期疆域、行政区划、人口、农业、工矿业、交通路线、历史文化景观的区域差异及变迁等。历史社会文化地理，则是近年来兴起的研究方向。
由于环境史学科边界不清晰，许多学科都可以从自身学科角度研究环境史。但是，相对而言，从历史地理角度研究环境史更有基础。而且，从中国历史地理角度研究环境史，会让环境史研究更加具有中国特色。历史地理学者为当代中国环境史研究奠定了基础，有助于对不同地理尺度进行分析，沿革地理的传统使得中国历史地理自成一体，故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可望构建一部历时长、范围大的中国环境史。
有助于发现新课题
鉴于两门学科的起源和关注的对象不尽相同，当我们在历史地理中引入环境史提出的问题时，会发现许多以往为历史地理所忽视的新课题。例如，马立博在《中国的环境和历史》一书中，把三千年的环境演变史与几十年来的环境突变进行对比，有助于唤起我们的忧患意识。随着我国工业化步伐的加快，历史上很少存在的空气污染、水污染和土壤污染，成了我们当今生活中近期不易解决的环境问题。通过与历史时期对比，可以发现目前的环境变迁巨大而迅速，人类活动的影响与日俱增，生产、生活和消费方式也发生了明显的断裂和突变。交通工具的变革、互联网的普及，在方便我们生活的同时，也使得我们具备了与前人不一样的时空观点，时间不再缓慢，距离不再遥远，我们生活在一个越来越拥挤的星球上。这些使我们不得不对目前的生产、生活和消费方式进行反思，这正是环境史的教育意义所在。
此外，环境史强调历史时期的人地互动研究，也促使我们思考历史地理以往大多只注重自然或人文研究的传统研究方法。即便有学者在研究人文地理过程中考虑了自然因素，但是自然往往被视为静止的背景和限制条件。这与法国年鉴学派的做法一脉相承。当我们吸收环境史关于人是自然的组成部分、自然也有生命的认识后，再去研究历史地理，会有新发现。我们在历史自然地理或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方面已有厚重的学术积淀，产生了许多优秀之作。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如何选择不同的空间尺度，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加强区域历史地理的综合研究，分析这个地区历史时期的人地互动关系。
最后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则是从历史地理角度书写环境史的方式。环境史的兴起与世界各地环保运动有关，预设的读者群包括地球上的每位公民，不分国界、肤色、职业和年龄。如果以这些对象为读者群，我们就要改变以往充满学术口吻的叙事方式，尽量避开充斥理论和说教方式的写法，而是以具体案例，采取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方式，讲述一个个地方的故事，增进读者对这些地区人地关系互动的理解，从而自觉参与到爱护环境、保护环境的行动中来。
（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