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德罗·布拉斯·冈察雷斯 著 吴万伟 译

 让·弗朗索瓦·何维勒（Jean-François Revel）犀利无比的书《民主如何消亡》第一章的标题是“偶然事故的结局”。这个偶然事故是民主过程的未来，更具体地说是西方民主的未来。何维勒非常说明问题的观点是现代民主是历史革新和人类实验性的社会政治组织。他认为这个实验还在进行中，因而是流动性的。这样看来，民主是必须不断提供营养和强化的动态过程，依靠尊重其复杂和脆弱的核心本质的机构和态度的不断成长。

何维勒认为，民主作为在社会政治聚居地的人道实验的概念是比历史上出现的其他专制性政治体制的显著进步。这是对后现代性的可靠建议，那是被剥夺了历史记忆的时间段。民主过程的文明准则是显著的成就，因为民主很容易受到来自民主内部独立结构的腐败引发的攻击，而民主正是由这种结构定义的。这个实验总是处于危险之中，因为大量的敌人的存在，这是民主必须对付的敌人，尤其是来自内部的敌人。

 让我们对比民主容易受到内部颠覆的特征与20世纪另外一个里程碑式政治思想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在《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中所说的“部落本能”。波普尔认为民主是一种价值观体系，它与集体主义形成辩证对立的关系。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民主渴望个人的自主性，摆脱人类根深蒂固的集体的部落归属感的渴望。按照何维勒和波普尔的观点，民主表明了人在世界上的存在的本体论特征。

 比如，波普尔认为某些知识分子受到极权主义冲动的吸引就是部落性的和共产主义社会体制的回归。被强迫的集体化是对人作为不同的、独立的存在的否定。通过将人的存在集体化，我们变得很容易受到错误观念的影响，只有在此情况下，人才能战胜支配人类生存条件的物质和身体力量。何维勒和波普尔认为这后面的力量必须被理解为本质上的形而上学存在，而不是社会政治存在。极权主义冲动与民主推动的人道主义价值观是格格不入的。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极权主义冲动的主要攻击对象是人类生命本身。这是民主作为历史过程的困境的最显著分析。在何维勒和波普尔看来，开放的社会让社会政治过程变得具有人性。

两位思想家都指出反人道主义的激进意识形态是开放的社会的美德的最大威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开放的社会对公民的最根本要求就是践行善意。

免责声明：在何维勒和波普尔看来，开放的社会不应该与匈牙利共产主义者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的开放的社会基金会混淆起来，这里的开放的社会是指一种社会政治术语，是个贬义词。

知识分子在开放的社会中的角色 

思想家应该在开放的社会中扮演什么角色？在技术性的意识形态激进化的时代，仍然有些有良心的思想家提出了这个问题。负责任的和诚实的思想家除了维护个人自主性之外，还应该尊重和保护人的尊严。这应该翻译成保护最能捍卫个人自治的社会政治制度。

虽然大部分人通过无涉政治的棱镜观察生活，但是，很多后现代思想家和知识分子认为，将人类生存的所有方面都政治化成为他们赖以存在的根本使命。矛盾的是，这尤其是在民主的、开放的社会中更是如此。何维勒对激进意识形态的哀伤和知情的批判之所以见解深刻就是因为他在年轻的时候是社会主义者。

这个问题之所以也很重要是因为人类生活的政治化在大屠杀中达到高潮，这是极权主义反乌托邦的道德的和逻辑的结果。比如，1920年代和1930年代的某些社会工程师的希望是在技术专家管理下的社会中实现这种设想。也就是说，科学家和工程师治国，技术是其核心号召力，可以称为技术专家治国。苏联采用了所谓的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临床准确性；男人、女人和孩子不是作为人的内在价值得到解释，而是被当作构成人类集体化的临时单位。

 苏联巨大的人类改造的社会工程在西方被社会科学家和心理学家模仿，其中就有斯金纳（B.F. Skinner），他相信自由意志是一种幻觉。鉴于过去百年收集到的庞大数据证明激进政治化对人的心理产生的破坏性影响，我们今天比从前任何时候都面临一个更加紧迫的问题：思想家在开放的社会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我认为，在身份认同和激进意识形态问题上，公共知识分子、科学家和哲学家应该保持客观的和没有利益纠葛的立场。相反，私人事务中的谨慎应该作为最强大的指南，温和应该是公共目标---至高的善（the summum bonum）。自主决策的审慎总是智者的道德指令和义务。我们能够以多种不同的方式履行公民责任。这是谨慎提出的要求。谨慎并不会把人类生存条件的所有方面都政治化。

教育、关照孩子并为孩子做出牺牲不仅是道德义务，而且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的道德行为拥抱了一种公民自豪感，其最初的源头是荣誉。经验法则是知识分子应该关心自己的生活方式，以维护公共利益为导向真诚地生活，并赢得一定程度的尊严。后现代的虚伪的异乎寻常的表现是支持者呼吁集体的、人为造就的工作的社会正义，却不愿意在私生活中践行这些理念。这就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说的为公共利益而装模作样的意思。

西班牙哲学家奥特加·伊·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雄辩地论证了社会政治层次上的分歧总是表明形而上学层次和道德层次的更大混乱的标志。我在此的观点有两层意思：首先，不是人类问题的所有解决办法都能被当作政治性的。其次，激进意识形态与真正的人文价值观是截然对立的。我们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与到民主的过程中。甚至那些为站不住脚的东西辩护的反复无常的牢骚满腹者也从民主过程中获得重大好处。在激进意识形态理论家鼓吹的反民主政府体制中，一知半解的牢骚满腹者是不能容忍的。

为此，我们必须对激进意识形态对开放的社会产生的破坏性态度保持高度的警惕。极权主义冲动持续不断地促成创建这样一种社会，那里所谓的结果平等会扼杀和窒息个人自由。这是极权主义的目的。因此，在２１世纪我们不知不觉地讨论乌托邦语言掩盖下的极权主义的本质问题，就像房间中的大象，我们已经视而不见了。

 理性、善意和民主

我们也必须询问，作为逻辑的和自我管理的过程的理性中天然存在的条件等同于思想诡计表现出的东西吗？前者是真理的权限，后者是激进意识形态支持者的特征。理性作为启蒙性人类形态捍卫善意，而善意是民主价值观的根本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我们已经见证了智慧如果没有受到三权分离和制衡等自我管理原则的指导，可能具有破坏性和缺乏人性，这就体现在对激进意识形态的盲目追随上。  

 激进意识形态是一种包括了人类生活条件的社会工程，因为激进意识形态是消耗一切的。囊括了生活中与社会政治领域没有任何关系的方方面面，激进意识形态强迫人们进入一种虚幻的状态，即任何东西在本质上都是政治性的，因而需要政治性解决办法。这是21世纪西方激进主义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遗产。

当理性仍然建立在良心作为善意的基础上----一种让理性成为孤独的旅行者---它仍然是没有利益纠葛的。理解和智慧是反思性思想的结果。这就是苏格拉底用私人精灵（daimon）概念展现的内心声音，通常能够避免虚假，并总是指导他走上正确和高尚的道路。

个人反思的庄重与为了自身利益的社会政治行动是根本不能相提并论的，它与激进意识形态有明显的差别。后现代是一个枯燥乏味的时刻，声音最大的、最不诚实的政治正确主张反而能赢得观众的注意力。为此，不将理性与遏制善意和美德的政治权宜之计的思想诡计混淆起来就十分重要。 

从其构成来看，理性是普遍性的，没有利益纠葛的，让人拥抱不言自名的真理的逻辑后果。同时它也是自我驱动的和沉思默想的。理性能够让人拥抱美德、纪律和自我理解作为命运之爱（amor fati）---即愿意热爱自己的命运。关心自己的命运意味着采取必要的步骤获得一些条件，无论是在社会政治领域还是在道德精神领域都能够让人培养自我管理能力。理性命令采取的最漫长、最艰巨和最终赢得胜利的道路。理性是有助于知识和价值传播的工具。

理性带来的结果是净化，一种能够巩固美德的精神净化过程。这难道不是民主激发的共同自主性的庄严？不容反驳的真理是民主让我们变成更高尚的人，无论我们是否有能力得到社会的关注。但是，默默无名往往是自恋的知识分子最不能容忍之事。在极权主义国家，致力于遵从党的路线的知识分子已经心甘情愿地委身于政府部长或者文化机构。在民主国家，知识分子必须依靠智慧、志业、辛劳等赢得自身的分量。

民主让人们能够过一种有尊严的生活。诚实地考察理性在创造和维持文明中扮演的角色让每个人都在这个事业中承担责任。理性指导人们去追求真理，正如真理像核心齿轮一样存在于人的发展中。在人的道德和精神发展中，理性和民主是伙伴。民主并没有道德义务让我们幸福，但它的确比任何其他管理体制更容易让人获得满足。

知识分子与民主

许多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已经参与到政治领域中了，他们的行为常常令人钦佩和高贵。这些高贵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名单是很长很多的。但是，这种道德意识开始消退，因为20世纪开始产生罗伯特·穆齐尔（Robert Musil）所说的“没有个性的人－－－生活在虚假的社会政治混乱凌驾于理性和道德之上的人。”[1]

许多知识分子依靠意识形态迷雾将自己与人类现实隔离起来，这让他们作为“有用的白痴”为极权主义者服务，正如列宁辛辣地讽刺的那样。20世纪时，这样的知识分子在建立和维持极权主义中扮演了核心的角色。在21世纪的前20年，我们已经见证了这种思想不诚实的泛滥。

 当今民主实行世俗的管理。问题是激进的意识形态世俗主义，也就是世俗权力从僧侣向公民秩序的转换已经把人类条件的所有方面都世俗化了。换句话说，我们已经把活力、深刻和庄严等统统从人类生存和机构中挤掉了。

后现代激进意识形态已经在大规模实施的再教育目标已经将从法兰克福学派开始的反人文主义的和虚无主义的价值观颠覆制度化。激进意识形态热衷的文化和道德堕落已经将人类存在的单纯形而上学和存在的方面政治化。这让西方民主变成了道德破产的和空洞无物的文化外壳－－－成了深刻性的赝品。

 当知识分子心甘情愿地拥抱政治权术和激进意识形态权宜之计，理性就已经不再承认客观性和对真理的追求。致力于党的政治目标的知识分子会把人类所有东西琐碎化和政治化。激进意识形态支持者在后现代性中提议的社会政治辩论的结构已经没有任何道德的和价值观的指南意义了。

因为拥抱极权主义冲动的人的道德和思想破产是无可救药的，后现代激进意识形态支持者已经采取了篡夺资本主义者的资本的措施以便资助其社会工程的文化战争。激进意识形态支持者拒绝考虑能够驳斥乌托邦社会政治工程的压倒性的现有实证性证据，而后现代性中激进意识形态实践带来的灾难决不能被轻飘飘地放置在一边。知识分子仍然在不间断地呼吁建立到现在为止已经尝试过且失败的意识形态反乌托邦，其迫在眉睫的危险是这种思想和文化已经变成了进步解放幌子下的集体无意识。

 激进意识形态不满及其对智慧的破坏

激进意识形态集体化非常擅长将一切严肃和庄严的东西转变成为虚假的、愤世嫉俗和、时装店风格一样的激进政治宣传。这是激进意识形态分子病态的自我厌恶的深刻表现。苏维埃理论家们非常清楚，党的路线的政治正确只能通过欺人之谈和虚假的道德进行合理性论证。

西方民主社会的激进意识形态分子已经将苏联恐怖时期审判作家的技巧制度化，比如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米歇尔·维勒贝克（Michel Houellebecq）和已经过世的意大利女记者作家奥莉娅娜·法拉奇（Oriana Fallaci）等人，这是极其危险的现实状态。我们不应该忘记的是这类审判是苏联阵营各国的传奇性标志。

 真正自由的人文思想家的根本特征是率性而发而不是激进意识形态。这些个人从来没有自封为知识分子。人文主义者－－－无论是基督教的还是世俗的－－－都应该是常识和善意的实践者，在他们看来最重要的事是人类存在的连贯性挪用。人文主义在历史上已经宣扬了一种能够放大个人价值的反思模式。激进意识形态从来没有实现这个目标－－虽然它发现有必要伪装自己，穿上人文主义的外衣招摇过市。

1960 年代，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前往古巴旅行，亲眼见证了卡斯特罗革命为这个岛国带来了共产党政权。萨特竭力赞美共产党制度应该成为所有国家的典范，实际上它成为人类精神的监狱。[2]拥有善意的人很容易就能看穿萨特自我设置的目光短浅和思想诡计促成的反人类罪行。为什么他和其他知识分子就不能呢？

 激进意识形态的思想诡计从来不能将自身转变为自我反思的智慧，因为自我认知是智慧的一部分。这种沉思默想的形式可以在柏拉图、苏格拉底和斯多葛派中找到。在古希腊思想家中，我们遭遇欺骗性的实用理性受到自我反思的指导。这是西方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在罗马皇帝马可· 奥勒留（公元121 年4月26日－公元180年3月17日）（Marcus Aurelius）身上见证了理性伴随道德美德，这是体现了柏拉图的哲学家国王理想的思想家，伊壁鸠鲁（Epictetus）则是获得解放了的奴隶，这真的很有讽刺的味道，不是吗？

波爱修斯（Boethius）在其代表作《哲学的慰籍》中宣称哲学是一位优雅的女士。他是在西方文化里建立音乐理论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人，在他看来“音乐不仅和猜想有关而且和道德有关。宇宙的灵魂是根据音乐旋律融合在一起的。”[3]鉴于波爱修斯是在被关进监狱等待处决的时刻写这段话的，这种善于反思的性格对知识分子来说实在太重要了。这种追求真理的倾向性也可以在圣托马斯·阿奎那（Saint Thomas Aquinas）的身上找到，他承认宣称神圣性和理性是追求真理时的平等伙伴。

很多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为开放的社会做出贡献。但是，其他很多人已经被强加在人类现实上的狂热自我的不间断需要与现实割裂开来。令人遗憾的是，后一种知识分子在后现代性中充当了极权主义冲动的法官、陪审团和执行者的角色。

[1] Robert Musil, The Man Without Qualities. Translated by Sophie Wilkins. (New York: Vintage International), 1996

[2] 没有什么地方比在遥远的地方发生的浪漫的“革命”更让人强烈地感受到极权主义冲动的了，那里的土著居民毫无疑问会对不惜做出个人牺牲的资产积极知识分子充满感激。

[3] Daniel Boorstin, The Creators: A History of Heroes of the Imagina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2), 238.

作者简介：

佩德罗·布拉斯·冈察雷斯（Pedro Blas González）佛罗里达迈阿密海岸巴里大学（Barry University）哲学教授。1995年在德保罗大学（DePaul University）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冈察雷斯博士出版了很多有关西班牙哲学家奥尔特加·加塞特（Ortega y Gasset）和乌纳穆诺（Unamuno）著作。
译自：Jean François Revel, the Totalitarian Impulse, and Intellectuals　by Pedro Blas González

https://www.newenglishreview.org/custpage.cfm?frm=189817&sec_id=189817 

　　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死亡哲学”2016-08-20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6/0820/13/6670330_584539821.shtml

　　和“论长生不老”2018-09-22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2433.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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