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晚清至五四时期发生的中国文学变革，语言范式的转型具有关键的本体性和标志性意义。晚清时期，梁启超通过改良文言和化雅向俗的努力，创造出文白杂糅、中西兼采、富有思想张力、笔锋常带情感的新文体，促成中国文学体系和书面语的近代变革。五四时期，胡适、陈独秀推白话文学为正宗，通过改良白话和化俗为雅的努力，创造了适应现代人表情达意需求的新文学和语体文，确立现代白话文学的新文统。晚清言文杂糅的新文体和“五四”言文合一的白话文体，构成了中国文学和书面语现代化演进过程中先河后海的自洽性链接。

关 键 词：晚清  “五四”  改良文言  改良白话  梁启超  胡适

1920年，胡适曾说：“当梁任公先生的《新民丛报》最风行的时候，国中守旧的古文家谁肯承认这种文字是‘文章’？后来白话文学的主张发生了，那班守旧党忽然异口同声的说道：‘文字改革到了梁任公派的文章就很好了，尽够了。何必去学白话文呢？白话文如何算得文学呢？’”①这则饶有意味的文坛掌故，道出了一个历史事实：梁启超式的报章新文体，与胡适倡导的语体新文学，是晚清与五四“文字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两种最具代表性的新式文体与书面语；前者到后者的历史嬗递，是中国文学从古典走向现代过程中具有连续性的语言与文体变革。

然而，在过去的文学史叙述中，这种自然的历史嬗递过程被有意无意忽视了。以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为例，这部写于1922年的著作，出于以白话文学为正宗的语文观，采取了以五四新文学接续晚清白话小说和白话文运动的叙事策略，而有意淡化乃至遮蔽与梁启超策动的晚清文学界革命②的内在关联。这种淡化或遮蔽普遍存在于现行文学史的叙述中。本文拟以梁启超、胡适为中心，通过对晚清与“五四”两代文学革命先驱从改良文言到改良白话历程的考察，探讨晚清文学界革命与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链接。

一、晚清：改良文言与化雅向俗

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在西学东渐和启蒙救亡背景下，近代中文报刊蓬勃兴起，中国文学与思想的传播媒介和读者接受方式发生了重大改变，一个以报刊为中心的文学与思想变革的时代悄然来临。胡适1923年指出：“二十五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新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③三份杂志引领了晚清与“五四”两个启蒙时代的思想与文学变革。梁启超尝言：“自报章兴，吾国之文体，为之一变，汪洋恣肆，畅所欲言，所谓宗派家法，无复问者。”④作为晚清思想启蒙运动的主将和文学界革命的陶铸者，梁启超风靡一世的报章新文体，起步于变法维新的《时务报》阶段，成熟于流亡日本的《新民丛报》时期。

甲午战败后，先进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时局下探求救亡图存之道，中国进入政治变革的准备时期。维新派精神领袖康有为“诡诞敢大言”，“言学杂佛耶，又好称西汉今文微言大义”，“发为文章，则糅经语，子史语，旁及外国佛语，耶教语，以至声光化电诸科学语，而冶以一炉，利以排偶”；这一由南海先生“启其机括”的文章风尚，为其弟子梁启超所继承。⑤担任上海《时务报》主笔时的梁启超，以“先知有责，觉后是任”⑥的热情与信念，将今文学派三世说和西洋进化论的思想要义，全球列国大局及老大帝国“变亦变，不变亦变”，“大变则大效，小变则小效”的道理，⑦要言不烦、条分缕析讲给读者。同时，又将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变科举的变法逻辑，以及开民智、兴民权、变官制、满汉平权等思想主张，以浅易通俗、热情奔放的报章文体传播到大江南北，取得“举国趋之，如饮狂泉”⑧的阅读效应，世称“时务文体”。这一时期，梁启超充当了维新变法喉舌和宣传家的角色，其贡献在于借助《时务报》这一新兴媒体平台，运用明白流畅而有热力的文字，宣扬维新变法和救亡图存的道理，在社会上鼓荡起一股强劲的变革之风。在梁启超成为舆论界骄子的同时，他广采新知、文白杂糅、平易畅达、感情丰沛的时务文体，也开启了中国“报章兴”的新时代。

遵循从众向俗、化雅为俗的大众路向，用浅显易懂、妇孺易解的报馆之文，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追求导愚觉世、左右人心的阅读效应，这既是报章文体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梁启超文体价值观氤氲生成的结果。1897年，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教授生徒，别出心裁地把天下之文分为“传世之文”与“觉世之文”，以为“传世之文，或务渊懿古茂，或务沉博绝丽，或务瑰奇奥诡，无之不可”，而“觉世之文，则辞达而已矣，当以条理细备、词笔锐达为上，不必求工也”。⑨鼓励以觉天下为己任的莘莘学子，不落汉学家佶屈聱牙的述学之文和桐城派奇句单行文人之文的窠臼，走出“抱八股八韵考据词章之学，枵然而自大”⑩的误区，创造与写作直面时艰、救焚拯溺、条理细备、平易畅达的觉世之文。梁启超“为椎轮，为土阶，为天下驱除难，以俟继起者之发挥光大之”的为文理念，(11)成为《时务报》同人——黄遵宪、汪康年、麦孟华、欧榘甲等——的共同选择，而传统文集之文古雅艰涩的文体文风，则为时务报馆所不取。

亡命日本后，梁启超总结戊戌变法失败之因，逐渐认识到新民乃救国之前提，造就新型国民和改造国民性是建立新制度、新政府、新国家的基石，国民思想启蒙和国民精神再造才是救治中国根本之方。他遍览日文报刊和日译西学书籍，借道东洋辛勤为国人采集西洋文明思想的薪火，相继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杂志，发表了大量政论文、传记文、述学文、杂文等新体文章，以及新诗、新小说、改良新戏等文学作品，大力传播近代民主思想和民族国家观念，不遗余力抨击清政府的腐败专制统治，反思批判国人的奴隶根性，阐扬国民公德、国家思想、进取冒险精神、权利思想、自由理想、自治理念、合群观念等，大声呼唤尚武精神和“中国魂”，甚乃鼓吹革命、排满、破坏、暗杀、自立、共和，以“烈山泽以辟新局”的气度，充任“新思想界之陈涉”。(12)梁启超发表在《清议报》、《新民丛报》上的“或大或小，或精或粗，或庄或谐，或激或随”，“能纳一切，能吐一切，能生一切，能灭一切”的威力强大的文字，(13)使得政治革命、民族革命、宗教革命、道德革命、学术革命、文学革命、文字革命、风俗革命的理念深入人心。梁启超“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气之暗潮”(14)的新体散文，因《新民丛报》坚持最久、影响最大，时称“新民体”。“新民体”是梁启超新文体的成熟形态。

在梁启超新民救国的思想链条中，文学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文学作为国民精神的重要表征，无疑是“新民”的重要内容；而文学自身所具有的转移情感、左右人心的特性，又是“新民”最有效的手段。从国民精神进化而言，文学需要“自新”；从促进国民精神进化而言，文学又必须承担起“他新”的责任。对于文学，梁启超抱有“自新”与“他新”的双重期待。20世纪初，梁启超依托《清议报》、《新民丛报》及《新小说》杂志，相继发起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戏曲界革命，掀起了一股强劲的文学变革之风，在文坛和知识界产生了巨大反响，极大地推进了中国语言文学体系的近代变革。

梁启超明确提出“诗界革命”的主张，是在1899年底写作的《汗漫录》中。梁启超以为：“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欲为诗界之哥伦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15)之后，梁启超在《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上开辟“诗界潮音集”、“饮冰室诗话”、“杂歌谣”等专栏，鼓吹诗界革命。鉴于新诗实践中新语句与旧风格常相背驰的矛盾，以及新诗坛“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的流弊，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转而强调“然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将诗界革命纲领调整为“以旧风格含新意境”；并推重自诩“我手写我口”的黄遵宪为“能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的典范。(16)

在维新变法时期，小说戏曲左右人心、移风易俗的作用，便为康有为、严复、夏曾佑所看重。但晚清小说戏曲界革命运动的倡导者，则是梁启超。《清议报》创办首期即开辟“政治小说”专栏。梁启超发表《译印政治小说序》等文，号召写作与翻译“以稗官之异才，写政界之大势”(17)的政治小说。1902年创办《新小说》，梁启超以《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为发刊词。受当时习惯的影响，梁启超使用“小说”概念时，也常常包含戏曲。他倡导的小说戏曲界革命，将文学救国的神话演绎到极致。《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以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欲新道德、新宗教、新政治、新风俗、新学艺、新人心、新人格“必新小说”，并推“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18)这极大提升了以小说戏曲为代表的白话文学的文化文体地位。小说戏曲界革命带起了一个小说期刊和著译新小说繁荣的时代，小说戏剧自此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巨大家族。

梁启超心目中的“文界”，主要是指以报章文体为主的著译之业。在国势危急、民族被难之时，著译之业当以“维新吾国，维新吾民”为第一要务，著译者当以“述其所学所怀抱者，以质于当世达人志士，冀以为中国国民遒铎之一助”(19)为首选。梁启超为文界革命设置的目标，是在传统抒写个人情志的文人之文和以经术为本源的述学之文之外，别创一种会通中西、融合古今、半文半白、亦骈亦散、条理明晰、自由抒写、流畅锐达、雄放隽快的文章新体，使之成为传播文明思想、拯救民族危亡的坚车利器。

梁启超倡导的文学界革命，为诸种文体设置了“自新”与“他新”的目标和路径，他本人也身体力行于诗歌、小说、戏曲等文体的创造与写作。但诗歌、小说、戏曲等文体的写作，对梁启超来说，其意义只是一种客串和示范。梁启超视为当行本色、舍我其谁者，仍是“新文体”创造与写作的成绩。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描述《清议报》、《新民丛报》时期“新文体”写作的情况道：

自是启超复专以宣传为业。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畅其旨义，国人竞喜读之。清廷虽严禁不能遏。每一册出，内地翻刻本辄十数。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练。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20)

梁启超新文体改良文言的努力，首先体现为浅近化、白话化与不避骈偶的语言表达，以及平易畅达、酣放淋漓的文体风格。从语体层面考察，主要表现有三：其一是从众向俗，为文尽量运用浅近易懂而非艰涩生僻的文言语汇；其二是向俚语开放，吸收谚语、俗话、成语等白话成分，拉近言文之间的距离；其三是不避骈偶，吸收双声叠韵语汇，融会骈文时文的偶句排句，增强音韵之美、节奏之感与整饬之气。从文体层面考察，主要是语言浅近、表达明白所带来的平易畅达的阅读效果，杂以俚语隽语所造成的活泼跳脱的文风，运用韵语、排比语、偶句所带来的声韵铿锵之调、慷慨淋漓之气与往复顿挫之效。加上作者以情感之笔说理叙事的写作风格，纵笔所至不检束的自由书写理念，使梁启超新文体具备了极强的表现力、极大的容量与自由度。梁启超《新民说》等政论文章，《少年中国说》、《呵旁观者文》、《过渡时代论》等新体杂文，《南海康先生传》、《意大利建国三杰传》、《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等新体传记，其文字均有左右人心的巨大魅力。梁启超在《饮冰室自由书》叙言中，称此类随感性的文体是“或用文言，或用俚语，惟意所之”。(21)胡适《四十自述》回忆读梁启超《新民说》一类文字的感觉是“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22)这种自由书写、充满活力的新体散文，更能适应过渡时代新兴大众传媒之需，也更受时人的青睐与追捧。

同为思想启蒙先驱，严复与梁启超选择的著述文体和作文路径却大相径庭。严复着意于精英启蒙，而梁启超则坚持于民众启蒙。1902年，严译《原富》问世，梁启超在赞其“精善”时，以文笔太务渊雅、一翻殆难索解为憾，指出“著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也，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也”，强调著译之文应是通俗易懂，方便国民阅读。(23)严复以为所译学理邃赜之书，本就为熟读古书之人而作，并反唇相讥：“若徒为近俗之辞，以取便市井乡僻之不学，此于文界，乃所谓陵迟，非革命也。”(24)严、梁关于文笔文体应该古雅还是近俗的分歧，显示出精英启蒙与大众启蒙的不同路径，可视为五四时期文白之争的序曲。较之梁启超从众向俗的文体实践，严复务求渊雅的价值取向显得曲高和寡；《天演论》之后的严译名著，其受众群体和社会影响力，均远逊于梁启超新文体。

梁启超新文体改良文言的另一途径，是大量借用与中国同文的日语新词汇，并在行文中杂以欧式语法，体现出向欧化开放的语言策略和文体的近代化趋向。明治维新后，日本语汇中出现了许多西学背景、汉字书写的“新名词”。西学东来学术渠道的建立，给晚清中国带来了一个新名词新学理大爆炸的时代。时风所向，就连中国译界泰斗严复“一名之立，旬月踟躇”的精心之作，如“物竞、天择、储能、效实”等严复引以为傲、宣称“皆由我始”的译名，(25)也很快淹没在日本名词的滚滚洪流之中。面对铺天盖地的日本新名词、新学语，梁启超径直采取为我所用的“拿来主义”态度。借助日本的新名词、新学理，搭建起近代中国新文体、新学术的框架，被誉为“新民师”的梁任公厥功甚伟。且看《新民说·论进步》中的一段文字：

实则人群中一切事事物物，大而宗教、学术、思想、人心、风俗，小而文艺、技术、名物，何一不经过破坏之阶级以上于进步之途也？故路得破坏旧宗教而新宗教乃兴，倍根、笛卡儿破坏旧哲学而新哲学乃兴，斯密破坏旧生计学而新生计学乃兴，卢梭破坏旧政治学而新政治学乃兴，孟德斯鸠破坏旧法律学而新法律学乃兴，哥白尼破坏旧历学而新历学乃兴，推诸凡百诸学，莫不皆然。而路得、倍根、笛卡儿、斯密、卢梭、孟德斯鸠、哥白尼之后，复有破坏路得、倍根、笛卡儿、斯密、卢梭、孟德斯鸠、哥白尼者。其破坏者，复有踵起而破坏之者。随破坏，随建设，甲乙相引，而进化之运乃递衍于无穷。(26)

新名词背后传递的，是西洋新人物、新思想、新学术、新观念、新气象。无论是思想观念的近代化，抑或是语言文学的近代化，包括革命文学和革命思潮的兴起，都与新名词传播关系极大。晚清时期，以双音的新名词为主体的新语汇在新文体中所占比例之大，外国语法对文言句式和古语文体的欧化改造，已经到了决定其语言风格和文体特征的地步。这一情形，使得陈陈相因的传统文言和模古拟古的古语文体相形见绌，新体散文的语言表现力得到极大拓展与提升，与时俱进的近代改良文言语体文体逐步建立。

晚清文学界革命时期，改良文言的语体文体实践，迅疾在以新派知识分子出版的新型书刊为传播媒介的新文坛全面展开。邹容1903年问世的《革命军》，以“普及四万万人之脑海”(27)为目标，文白杂糅，恣肆跳踉，属于典型的梁启超新文体。为之作序的“有学问的革命家”章太炎，不仅没有“恶其不文”，反而赞其“径直易知”。(28)章太炎对取法东瀛的新文体尽管不以为然，然而《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讨满洲檄》等一批显其一生革命业绩的“战斗的文章”，文辞却有意“取足便俗”，(29)究其因，乃时代使然。《民报》时期，章太炎政论文产生了“所向披靡，令人神旺”的轰动效应，其社会影响力远大于连章门弟子亦“读不断，当然也看不懂”的《訄书》。(30)刘师培早年暴得大名的《攘书》及刊诸《警钟日报》、《民报》、《天义报》的政论文章，包括《〈共产党宣言〉序》，理融欧亚，词驳今古，语体上属于向欧化开放的改良文言，文体上亦是骈偶化的报章文体。古文家林纾风靡一时的“林译小说”并非真正的“古文”，其中掺杂不少土语、隽语、佛家语、佻巧语和外来语，(31)属于一种向古白话、口语白话、外来语开放的松动的文言，一种通俗、浅近、活泼、富于弹性的改良文言。王国维早年倡导以日本“新学语”入中国文，(32)其哲学、美学、文学、教育论文，语体上大量取用日源新学语和欧化句法，甚至创造出“哲学的也，宇宙的也，文学的也”(33)之类横跨文言、白话两大书写系统的独特句式，也是一种中西合璧、文白兼采的改良文言。章士钊名重一时的文理密察的“逻辑文学”与“甲寅文体”，在改良文言的欧化道路上走得更远。切实将改良文言的欧化实践引向深入的，还有在小说界革命影响下走上文学救国道路的鲁迅和周作人的文学翻译文体。周氏兄弟在西文句法乃至章法方面的欧化试验，使《域外小说集》的改良文言语体文体充满了陌生化、先锋性与现代意味。晚清“新小说”论者和作者在倡导与改造“俗语文体”方面的种种努力，则使得此期著译新小说的语言实践同时在文言白话化、白话文言化、文言与白话都不同程度地欧化的多层面和多向度展开，在很大程度上拉近了文言与白话间的距离。晚清众多新派作家在改良文言语体文体上所做的多方面、多领域实践，是一次非常重要、颇有价值的近代化探索与试验。

从改良群治、启发蒙昧的需要出发，文学界革命的倡导者还抱有言文合一的遐想。黄遵宪1895年出版的《日本国志》，率先提出言文合一思想，以为“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其势然也”，指出小说家言和白话文接近言文“复合”，希冀他日“变一文体为适用于今、通行于俗者”，好让“天下之农工商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34)戊戌时期，梁启超对“言文分”之弊与“言文合”之利多有阐发，是言文合一说的积极倡导者。(35)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说·论进步》中将“言文分而人智局”列为“中国群治濡滞”的五大要因之一，以为欲求群治进化，必须考虑言文合一。(36)1903年，梁启超用进化史观审视各国语言文学演进大势，指出古语文学变为俗语文学乃文学进化之一大关键，“各国文学史之开展，靡不循此轨道”，宋元以降非但不是中国文学退化时代，反而是大进化时代，“何以故？俗语文学大发达故”；当今时代，“苟欲思想之普及，则此体非徒小说家当采用而已，凡百文章，莫不有然。”(37)所谓“各国文学史之开展”，在泰西主要指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各国纷纷以本民族的俗语文学取代古拉丁文的演进趋势，在泰东主要指中国宋代以后俗语文学大发达的进化趋势。梁启超关于俗语文学取代古语文学乃世界文学发展大势之论，以及凡百文章都应采用俗语文体之见，与十五年后胡适标榜的“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和白话文学正宗观，理路一致且说法相近。作为文学革命的先行者，梁启超预测到白话文学大进化大发展的必然趋势，也积极尝试过俗语文体(如政治小说、改良新戏、白话译诗等)，但深感纯用俗话远不如文话得心应手；在报章文体初兴时期，他更习惯和擅长运用言文杂糅、中西兼采、简洁生动、雅俗共赏的新文体，使其担负起传播文明思想的重任。

中国语言文学的言文合一之路，需要新的披荆斩棘者的出现。

二、“五四”：改良白话与化俗为雅

五四文学革命是从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入手的。胡适之所以选择语言革命作为文学革命的主攻方向，在于他认定“文字是文学的基础，故文学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文字问题的解决”，“先要做到文字体裁的大解放，方才可以用来做新思想新精神的运输品”。(38)这一思路的内在逻辑，是对晚清以降思想启蒙先驱和文学界革命者重“革其精神”而轻“革其形式”思维模式的纠正，其突破口是作为新思想、新精神载体的语言工具，意在通过彻底打破精英与大众、雅与俗之间文化壁垒的努力，实现言文合一理想和播文明思想于全体国民的文化启蒙目标。后世史家将五四文学革命别称为白话文运动，从中可见语言革命之于文学革命的决定性作用与根本意义。

胡适、陈独秀对于白话文(学)的自信，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晚清时期的白话文(学)实践。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五四新文化人，晚清都有过白话报活动和白话文写作经历，其中尤以《竞业旬报》主笔胡适的白话文“训练”最为全面，白话文自此成为其表情达意的“一种工具”。1915年夏秋时节，胡适已在留美同学圈酝酿“文学革命”。在与梅光迪、任鸿隽等人的辩难中，他认识到“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俗话文学是“中国的正统文学”，“中国今日需要的文学革命是用白话替代古文的革命，是用活的工具替代死的工具的革命”。廓清上述认识后，至1916年7月，他与友人争论的焦点，就只剩下“白话是否可以作诗”一条了。胡适据此断言：“白话文学的作战，十仗之中，已胜了七八仗。”(39)一个月后，他给陈独秀寄去了那封首揭“文学革命”八事要领的公开信。10月5日，陈独秀在复函中希望他“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寄登《青年》”。(40)三个月后，当《文学改良刍议》文稿漂洋过海如约而至，谁也没有想到，一场彻底改变中国语言文学和思想文化版图与历史走向的革命风暴，将由这篇冠以“改良”之名的“刍议”文章来引爆。

白话文学正宗观是《文学改良刍议》的最大亮点，也是引爆“文学革命”的导火索。该文卒章显志地宣称：“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陈独秀加按语道：“白话文学，将为中国文学之正宗，余笃信而渴望之。”(41)这一观点，源于胡、陈对欧洲近世各民族国家国语文学演进大势的研判——“欧洲中古时，各国皆有俚语，而以拉丁文为文言，凡著作书籍皆用之，如吾国之以文言著书也”；至近世，但丁诸文豪起而意大利人始用意国俚语著书作文，路德创新教以德文译《旧约》、《新约》而开德语文学先河，英法诸国也经历了以本民族言文合一的俚语为基础创建本国国语文学的过程，“故今日欧洲诸国之文学，在当日皆为俚语。迨诸文豪兴，始以活文学代拉丁之死文学；有活文学而后有言文合一之国语也”。(42)此后，随着陈独秀《文学革命论》和胡适《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引领方向的理论文章陆续发表，以及钱玄同、刘半农、傅斯年、罗家伦、周作人、鲁迅等一批新文化人的加盟，胡适关于“文学革命”和“诗国革命”的设想，就从美国几个留学生朋友圈中的课余讨论，演变为一场国内外众多知识精英投身其中的轰轰烈烈的新文学运动。

胡适事后总结：“文学革命的作战方略，简单说来，只有‘用白话作文作诗’一条是最基本的。这一条中心理论，有两个方面：一面要推倒旧文学，一面要建立白话为一切文学的工具。”(43)他把文言与白话两套语言系统视为两个世界：文言表述系统代表少数人的贵族文学，白话表述系统代表最大多数人的平民文学；将文言与白话、古语文学与白话文学置于二元对立位置，从根本上颠覆了文言高雅、白话低俗的传统价值认定。其最终目标是把长期处于边缘位置的白话文学推上雅文学的宝座，建立以白话文学为正宗的新文统。尽管《新青年》阵营对胡适的白话文学正宗说和文字文学“死活”论有保留意见，但在“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这一战略方向上则达成了高度一致。照文学革命急先锋陈独秀的说法：“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44)

与胡适偏重于语言文体革命，强调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活文学不同，陈独秀则着眼于伦理革命，强调以文学革命推进思想革命。陈独秀有感于欧洲文艺复兴以来，政治界、宗教界、伦理道德、文学艺术等“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反观中国，则国民畏革命如蛇蝎，“故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究其本因，“则为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底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皆未经历过革命洗礼，而旧文学又“与吾阿谀夸张虚伪迂阔之国民性，互为因果”，故而断言“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45)在这位新文化运动的主帅看来，文学革命乃伦理革命之前提与基础，而伦理革命又为政治革命之前提与基础；这一思路，与梁启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的启蒙主义文学观一脉相承。(46)陈独秀所要推倒的雕琢阿谀的贵族文学、陈腐铺张的古典文学、迂晦艰涩的山林文学，属于胡适所言的少数人的贵族文学、古语文学、死文学；其所要建设的平易抒情的国民文学、新鲜立诚的写实文学、明了通俗的社会文学，则属于胡适所言的多数人的平民文学、白话文学、活文学。

五四文学革命的根本目标，集中体现在胡适提出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十字宗旨。胡适从近世欧洲各国国语形成的历史经验中受到启迪，以为“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国语”；断言“中国将来的新文学用的白话，就是将来中国的标准国语，造中国将来白话文学的人，就是制定标准国语的人”；其愿景是“要在三五十年内替中国创造出一派新中国的活文学”。(47)鉴于国内大多数人“最不肯承认的，就是白话可作韵文的唯一利器”，他决计用“科学家的试验方法”来经营白话新诗。(48)他抱定“自古成功在尝试”的信念创作的《尝试集》，指示了一条打破一切旧诗词曲形式束缚的自由体白话诗的新径。鲁迅则秉承“启蒙主义”文学观，创造性地吸纳欧洲近代小说体式，创作出堪称现代白话小说经典的《呐喊》、《彷徨》。周作人亦延续了晚清形成的“立人”文学思想，着力于建构和造就“人的文学”，在新文学理论建设和散文小品领域作出了开创性贡献，打破了“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五四新文学家在多种文学领域的放胆创造，使新文学获得了实质性内容，极大地推进了国语文学和文学国语的建设工作，逐步确立了白话新文学作为雅文学的文化地位。

作为文学革命的首倡者和中心人物，胡适是坚定的白话一元论者，认定“死文言决不能产出活文学”，“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做国语的文学”。(49)照他的设想，白话新文学承继的是传统白话尤其是明清章回小说的语法体系，主要从经典白话小说、宋明语录和日常口语中学习白话语汇，“明白如话”是其基本要求，但“也不妨夹入几个明白易晓的文言字眼”；(50)后来又让步到“白话的文法，白话的文字，加入文言中可变为白话的文字”。(51)这一情形，说明胡适尚未对新式白话与旧式白话作出明确区分。傅斯年从厘清口语白话与书面白话、国语与俗语之间的关系出发，提出“超于说话的白话文，有创造精神的白话文，与西洋文同流的白话文”的现代白话文创造思路。(52)傅斯年“欧化的国语”和“欧化的白话文”导向，因顺应师法欧西的时代潮流而被新文化阵营普遍接受，新式白话文和新文学的欧化方向与书面语特征亦由此确立。

“五四”前后，新文化阵营对胡适极端排斥文言的白话一元论持保留意见者所在多有。他们认识到：要让“国语”提升到“文学的国语”高度，汲取文言养分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1918年夏，留学美国的朱经农致函胡适，以为“文学的国语”对“文言”和“白话”应兼收而不偏废，只有“吸收文言之精华”，方能造成一种“雅俗共赏”的“活文学”。(53)1920年夏，因在美国留学生界影响甚大的《留美学生月报》发文支持国内文学革命而闻名的林语堂致函胡适，强调“白话文学运动唯一的正义，只是白话能生出一等文学来”，指出当下“以普及教育为白话文学惟一的目的”的导向“是一句亵渎白话文的话”。(54)“五四”之后，一直在寻求调和文言与白话的周作人，声言“把古文请进国语文学里来，改正以前关于国语文学的谬误观念”，以为“古文与白话文都是华语的一种文章语，并不是绝对地不同的东西”。(55)与此同时，他大力提倡晚明小品文，写作中也更为自觉地从古文中汲取语言与文化养分，有意识地经营一种“雅致的俗语文”。(56)自然，此为后话。借古文改造白话，将新式白话锻造成一种高等白话和文学的国语，创作出足以抗衡传统古文的白话“美文”，成为周作人、鲁迅、朱自清、林语堂等一批现代精英作家的语体文体追求。新文学作家自觉吸收文言养分改良文学国语的创作实践，也是一种使白话文学化俗为雅的有益尝试。

五四时期，文学革命运动与国语运动的合流和相互借力，是其迅速取得重大突破和决定性胜利的至关重要的环节。正是沾了国语运动的光，在国人头脑中带有俚俗意味的“白话文学”，因被正名为“国语文学”而身价倍增；而“文学的国语”理念的提出和国语文学的创作实绩，则为国语运动提供了有力支持。1920年，中国政府“重演了秦皇、汉武的故事”，干成了两件大事——其一是教育部正式公布《国音字典》，为“国语统一”奠下了基石；其二是“教育部以明令废止全国小学的古体文而改用语体文，正其名曰‘国语’”，承认了白话文的正式书写语资格——据此，国语运动骨干黎锦熙将“民国九年”断为四千年国语文学史上“开一新纪元”的关键年份。(57)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权威机关和权力部门的强力推进，加上新文化阵营的理论鼓吹和语体新文学取得的显著实绩，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取得了双赢局面，一举奠定了白话文学的文坛正宗地位，并为现代白话争得了正式书写语资格。至此，白话文(学)获得了具有全局意义的不可逆转的胜利。

五四时期，梁启超对新文学的导夫先路之功，得到了《新青年》阵营有识之士的肯定。1917年春，钱玄同称赞“梁任公实为创造新文学之一人”，高度评价“输入日本新体文学，以新名词及俗语入文，视戏曲小说与论记之文平等，此皆其识力过人处”，以为“论现代文学之革新，必数梁君”。(58)至于文学革命领袖胡适，更是因提倡白话文学而名满天下。1919年，廖仲恺致函胡适夸奖道：“我辈对于先生鼓吹白话文学，于文章界兴一革命，使思想能借文字之媒介，传于各级社会，以为所造福德，较孔孟大且十倍。”(59)1920年春，欧游归来的梁任公，则以在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同时连载长篇白话记游散文《欧游心影录》的独特方式，从思想导向上为新文化阵营掀起的激进的反传统潮流降温，从语言文体上则助力于胡适倡导的白话文学运动。当是时，梁启超对文学革命新青年降心相从，与胡适切磋白话诗词，时号“老少年”。从梁启超语出惊人地断言“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到胡适破天荒地宣告白话文学乃中国文学之正宗；从梁启超呼吁凡百文章均应采用俗语文体，到胡适、陈独秀宣告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两代“但开风气不为师”的新文化巨匠和文学革命旗手，为实现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梦想，在探索言文合一的道路上，最终走到了一起。

三、晚清至“五四”：历史接力与历史合力

从晚清到“五四”，从梁启超到胡适、陈独秀，从文学界革命到文学革命运动；从借道东洋输入近世西洋文明思想，到取径欧美高张“德先生”、“赛先生”之帜；从改良群治、新民救国的文学救世说，到“活的文学”、“人的文学”等白话文学观；从强调“革其精神”到侧重“革其形式”；从着眼改良文言到立足改良白话，从化雅向俗的浅近化到由俗入雅的语体化；从言文杂糅的近代新文体，到言文合一的现代新文学，可谓长江的前浪与后浪。晚清一代知识先驱发起的思想启蒙运动、汉语拼音化运动、白话文运动、文学界革命等，为新文化人提供了多种思想养分、文体试验、语体探索、文字改革方案和多向度的历史选择；而中国新文学历史局面的成功开创，改良的白话作为现代正式书写语地位的逐步确立，则是“五四”一代新文化人对晚清启蒙先驱提供诸多历史方案的最后抉择。晚清与“五四”两代新文化先驱，为实现输入新知、开启民智、改良文学、改革文字、教育普及、国语统一的民族国家现代化理想而追求言文合一的语文革新试验，几经山重水复，终见柳暗花明。

无论是晚清立足于改良文言的报章新文体，抑或是“五四”立足于改良白话的语体新文学，从汉语书面语改革角度来看，都只是时人所谓“文字革命”的一部分。1918年，留美学生朱经农把当时的“文字革命”主张约略分为四种：第一种是“改良文言”而不“废止文言”；第二种是“改良白话”而“废止文言”；第三种是“保存白话”而以罗马拼音代汉字；第四种是把“文言”和“白话”一概废了，采用罗马文字作为“国语”。(60)最终，文学革命和国语运动的倡导者与实践者合力，将清末民初拼音化论者原本以废除汉字为目标的“文字革命”，引到“改良白话”、“废止文言”一途。当这一切尘埃落定，晚清以来因时而变的古语文学，尤其是立足于改良文言的报章新文体，在语体文体等方面作出的种种现代性探索，以及被废弃的种种语言文字改革方案，则渐隐于历史深处。

梁启超和胡适、陈独秀领导的两次文学革命运动，均以国民思想启蒙、民族精神再造为根本动因，两者在思想启蒙动机和性质上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在启蒙思想重心上又表现出显著的时代差异性，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晚清时期，从“时务文体”到“新民体”，从《新中国未来记》到《新罗马传奇》，梁启超始终以文学革命服务于新民救国的理想事业，以普罗米修斯的精神向老大帝国输入凤凰涅槃的火种，其思想启蒙的重心在国民意识的重铸。五四时期，从笃信“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到落脚于以文学革命推进伦理革命，胡适、陈独秀、周作人、鲁迅等将批判锋芒指向尊古载道的贵族文学与文言文学，以及民初流行的消闲文学，致力于建设“为人生”的国民文学与国语文学，接续了梁启超以文学新民的化大众与大众化的启蒙主义文学路线，其思想启蒙的重心则转移到个体意识的确立与人的本体存在问题。晚清文学界革命倡导者与实践者所开创的启蒙文学传统与文学启蒙主题，在五四文学革命倡导者与实践者手中得到了延续、发展、深化与升华。

五四时期，胡适、陈独秀作出的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的路径选择，一方面从根本上扭转了文言为雅、白话为俗和诗文体尊、小说戏曲体卑的传统文学观念，从而将梁启超1903年提出的“凡百文章”均应采用“俗语文体”的语言文体观全面付诸实施，将晚清时期文界、诗界、小说界、戏曲界分头开展的文学界革命，推进到了语言与文学冶为一炉的新阶段；另一方面也彻底改变了晚清主流白话论者倡白话而不废文言的两条腿走路方针，将裘廷梁戊戌时期提出的“崇白话而废文言”的激进口号付诸实施。五四文学革命者将文言与白话、古语文学与白话文学置于你死我活的二元对立位置，推尊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正宗，这是其与晚清文学界革命和白话文运动倡导者与实践者的根本不同之处。就此而言，五四新文学和语体文与晚清新派文学和白话文的接力关系，既有承继性的“延续”，更有超越性的“开新”；“延续”是循着前人指示的方向继续行进，“开新”是打破前人的观念与格局而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进而实现历史的飞跃。至此，晚清以降以改良文言为主线使之浅近化、文言与白话并存的格局，开始朝着改良白话使之博雅化、以白话为唯一文学载体的方向发展。

晚清新文体的改良文言与五四新文学的改良白话，在语体文体欧化、大众化两个革新方向上是根本一致的，体现出两代文学革命先驱调和精英与大众不同文化立场的思想努力，从而在文言与白话两种语言体系的古今演进嬗递中形成历史合力，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指明前行方向。就欧化而言，在新名词和外国语法的引入与推广方面，立足于改良文言的报章新文体充当了先锋队与主力军。需要特意指出的是，在胡适等五四新文化人眼中，晚清以降经由报章新文体大量进入中国文的借自日本的新名词，属于复音的文言语汇，而非白话语汇。1920年，胡适在《国语的进化》一文中列举了“法律”、“国民”、“方法”、“科学”、“教育”等“复音的文言字”，以为此类文言语汇自可“尽量收入”。(61)这些清末民初的报章新文体和早期《新青年》杂志中比比皆是的以双音节为主体的新名词，是中国语言文体现代化的根本标志之一，自然要全盘吸收进白话系统，使其逐渐变成白话语汇。晚清新文体在改良文言方面所表现出的浅近化、白话化倾向，也是朝着“言文一致”的大方向努力。从努力方向来看，梁启超等人在晚清是破“文言”之雅，使之从众向俗，从而突破“文言”的正宗地位；胡适等人在“五四”则立“白话”而废文言，以“白话”为正宗。表面看来，两者似乎并不搭界，其实是殊途同归，都希望在“言”“文”之间形成互动，最终目的是达到“言文一致”。这是一种历史合力的突出表现。正因如此，陈子展高度评价“梁启超派的新文体”之“不避俗谚俚语”的历史进步意义，言其作用是“使古文白话化，使文言白话的距离比较接近”，赞其“正是白话文学运动的第一步，也即是文学革命的第一步”。(62)

从长时段考量，晚清至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变革，文体之变和语言范式的转型，较之政治思想和文学潮流的更迭，具有更为重要的本体性意义。晚清与“五四”两代知识精英从改良文言体系到改良白话体系的语言文体变革，是中国文学现代化转型中具有根本意义的标志性环节。晚清时期，梁启超改良文言、从众向俗的努力，不仅体现在对传统诗文的文体语体革新，还体现在对以诗文为正宗的传统文学结构秩序的强有力冲击。他倡导的小说戏曲界革命，以“振国民精神，开国民智识”(63)的名义，将古代中国处于文学结构边缘地带的小说戏曲门类提升至“文学之最上乘”。尽管梁启超过于功利性和政治化的“小说救世说”不无缺陷，但其对传统文学观念与文学结构的颠覆，对由俗入雅的新小说创作的推动，以及小说在重构新的文学秩序中的中心地位的确立，却功不可没。五四时期，胡适、陈独秀对于白话文学化俗为雅的最大贡献，是在根本的思想观念上，将白话文学树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和国语文学之典范，指示了“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努力方向；鲁迅、周作人、朱自清、林语堂等实力派作家，他们汲取文言精华的文学语言艺术追求，则显示了本色当行的新文学作家在融汇传统、改良白话方面的深度探索，以及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正是新文学倡导者和实践者的共同努力，最终达成了以“人的文学”为思想内核的“白话文学”由俗向雅的质的飞跃。因此，从文学现代性角度观之，晚清与“五四”先驱达到了某种耦合，也具有共同的追求方向和目标。

晚清以降走改良文言路线的报章新文体，在“五四”之后仍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和社会影响力。五四时期，胡适改良白话的基本导向是学习古白话和口语白话，意在通过白话文(学)对文言文(学)的全面取代，最大限度打破精英与大众、雅与俗之间的文化壁垒，实现“言文一致”理想和“最大多数人”的文化启蒙目标。20世纪30—40年代，语文界又陆续掀起两场持续多年的全国性的“大众化”、“大众语”和“民族形式”大讨论，出现了“文言复兴运动”、“大众语运动”和“民族化运动”。在此情形下，梁启超、胡适致力于调适文与白、中与西、雅与俗的语言文体革新方案与实践，以及由此折射出的文化理想与思想立场，都并非只是匆匆的历史过客，而是一个至今仍不失现实意义而有待解决的开放性问题，是自晚清经“五四”到后来所形成的历史继承与历史合力的结果。

另外，汉语表达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书面语与口语、官话与方言、社会上层与下层雅俗文俚的分离。这些分离对于新兴民族国家公共空间的建构与广泛的民众启蒙来说，构成了许多障碍。以中华民族崛起、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目标的新兴民族国家的建立，需要跨越上述种种分离所形成的巨大障碍，创造出适应现代中国人生存发展、自由表达的全民性语言与文学。中国知识界的言文合一运动，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政治变革与伦理革命的背景下，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需要结合在一起，其力量便变得十分强大。晚清民国时期，经由梁启超一代改良文言与胡适一代改良白话的努力与接力，中国语言文学大体完成了由言文分离到言文合一的蜕变与转型。正是这种蜕变与转型，为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国人的现代化，构建了一个与古代和古典不同的民族共同语，以及进入20世纪后的中国人阅读交流与表达思想情感的新的书面语系统。新的语言系统和语体文体，既深深扎根于古代与古典，汲取其充满生命力的精华；又向异域文明开放，把外来的词汇与思想拿来为我所用。这种植根于古典、向异域开放的姿态，是言文合一之后的白话文迅速发展成熟的根本原因。

1902年，梁启超在其名文《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预言：“盖大地今日只有两文明：一泰西文明，欧美是也；二泰东文明，中华是也。二十世纪，则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吾欲我同胞张灯置酒，迓轮俟门，三揖三让，以行亲迎之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64)1919年，胡适在总结新文化运动宗旨的《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提出著名的“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十六字纲领。(65)中国已有的国故，需要淬砺，去粗取精；中国没有的文明，需要采补，为我所用。学术研究当以问题为出发点，输入西方的学理，整理中国的国故，在中西文化碰撞与融合中再造中华文明。梁启超淬砺采补的立场，胡适再造文明的立场，充分体现出中国学者对本民族新文化建立的期待。学者以学术报国，当我们今天再度审视梁启超一代与胡适一代的理论与实践，可以看到在西风东渐的背景下，他们的文化抉择有明确而坚定的民族文化本位的立场。

追求“言文合一”的现代白话成为国语，面向普通国民的白话文学跃居文学正宗，是晚清至五四时期的启蒙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亦是晚清与“五四”两代人的文化事业。着眼于民族未来，以学理服务国家，梁启超一代和胡适一代的语言文学理论与实践选择，使他们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得享大名。胡适自言：“白话文的局面，‘若没有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至少也得迟出现二三十年。”(66)而上述学术考察的结果，使我们可以断定：若没有晚清梁启超一班人的文学界革命，胡适、陈独秀一班人的文学革命，也便成为无源之水。历史是一条河流，学术研究的任务就是使我们对河流的描述更接近真实。同理，没有胡适等“五四”先驱的继承与发展，晚清梁启超等人的努力也难获得更大的意义。还有，今天我们同样肩负着将传统优秀文化发扬光大的历史使命，因此，晚清与“五四”先驱的努力才会获得新的阐释空间和价值意义。这恐怕是历史接力与历史合力的复杂纠结与辩证关系吧。

①胡适：《再版自序》，《尝试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0年，第3页。

②20世纪的主流中国文学史，大都将梁启超发起的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戏曲界革命，统称为近代/晚清文学改良运动。近年来，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界将其统称为“文学界革命”。参见王飚主编：《中国文学通史·近代文学》，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关爱和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史》，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

③胡适：《与一涵等四位的信》，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3)》，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00页。下文所引《胡适文集》文字，均据此本。

④《中国各报存佚表》，《清议报》第100册，1901年12月21日。

⑤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海：世界书局，1935年，第267—268页。

⑥梁启超：《举国皆我敌》，《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下》，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6—17页。下文所引《饮冰室合集》文字，均据此本。

⑦梁启超：《变法通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8、27页。

⑧梁启超：《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52页。

⑨梁启超：《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十章》，《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第27页。

⑩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02页。

(11)梁启超：《与严幼陵先生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07页。

(12)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65页。

(13)梁启超：《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49页。

(14)梁启超：《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55页。

(15)梁启超：《夏威夷游记》(旧题《汗漫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二》，第191、189页。

(16)梁启超：《饮冰室诗话》，《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上》，第41、2页。

(17)梁启超：《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55页。

(18)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第6—7页。

(19)梁启超：《三十自述》，《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第19页。

(20)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62页。

(21)梁启超：《自由书·叙言》，《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第1页。

(22)胡适：《四十自述》，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1)》，第71页。

(23)《绍介新著·原富》，《新民丛报》第1号，1902年2月8日。

(24)严复：《与〈新民丛报〉论所译〈原富〉书》，《新民丛报》第7号，1902年5月8日。

(25)严复：《天演论·译例言》，王栻主编：《严复集》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322页。

(26)梁启超：《新民说·论进步》，《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第62页。

(27)《新书介绍·革命军》，《苏报》1903年6月9日。

(28)章炳麟：《序革命军》，《苏报》1903年6月10日。

(29)章炳麟：《与邓实书》，舒芜等编选：《近代文论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450页。

(30)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65—566页。

(31)钱锺书：《林纾的翻译》，《七缀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94—95页。

(32)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111页。

(33)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第10页。

(34)黄遵宪：《日本国志学术志二文学》，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17页。

(35)如1896年，梁启超在《沈氏音书序》中，视民智为国强之基，视言文合一为开民智之必要手段，断言“文与言合，而读书识字之智民，可以日多矣”(《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第1—2页)；1897年在《变法通议·论幼学》中，将言文合一路径指向“俚语”，倡言“专用俚语，广著群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54页)；等等。

(36)梁启超：《新民说·论进步》，《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第55—60页。

(37)饮冰：《小说丛话》，《新小说》第7号，1903年9月。

(38)胡适：《尝试集·自序》，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9)》，第82页。

(39)胡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1)》，第143—155页。

(40)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5页。

(41)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第2卷第5号，1917年1月。

(42)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第2卷第5号，1917年1月。

(43)胡适：《导言》，胡适选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第19页。

(44)陈独秀：《答适之先生》，《新青年》第3卷第3号，1917年5月。

(45)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2卷第6号，1917年2月。

(46)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第6—10页。

(47)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

(48)胡适：《尝试集·自序》，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9)》，第82页。

(49)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

(50)胡适：《论小说及白话韵文》，《新青年》第4卷第1号，1918年1月。

(51)朱经农、胡适等：《新文学问题之讨论》，《新青年》第5卷第2号，1918年8月。

(52)傅斯年：《怎样做白话文》，《新潮》第1卷第2号，1919年2月。

(53)朱经农、胡适等：《新文学问题之讨论》，《新青年》第5卷第2号，1918年8月。

(54)耿云志编著：《胡适年谱》，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85页。

(55)周作人：《国语文学谈》，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本色》，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99、97页。

(56)周作人：《燕知草·周跋》，俞平伯：《燕知草》，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43页。

(57)黎锦熙：《代序》，胡适：《国语文学史》，北京：文化学社，1927年，第25—26页。

(58)钱玄同：《致独秀先生》，《新青年》第3卷第1号，1917年3月。

(59)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64页。

(60)朱经农、胡适等：《新文学问题之讨论》，《新青年》第5卷第2号，1918年8月。

(61)胡适：《国语的进化》，《新青年》第7卷第3号，1920年2月。

(62)陈炳堃：《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上海：上海太平洋书店，1930年，第113页。

(63)《〈新小说〉第一号》，《新民丛报》第20号，1902年11月14日。

(64)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4页。

(65)胡适：《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

(66)胡适：《导言》，胡适选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