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罗斯 著 吴万伟 译

是的，“安全空间”这个概念或许有些过分，但是它仍然强调了大学的首要义务。

新学年开始，学生们准备动身上大学了，家人和朋友通常都非常兴奋，同时也夹杂着对未知的焦虑。这些年轻人尤其是第一次进入新社会的大一新生会如何交朋友呢？他们会得到老师的激励和支持吗？他们会学到什么？如何养成学习的好习惯并保持身心健康呢？他们会幸福吗？他们会安全吗？

对于那些熟悉校园政治的人来说，最后一个问题似乎是个诱导性的问题。最广泛意义上的“安全空间”的观念，即确保学生在课堂内外感受到受人欢迎的尝试已经成为那些宣称担忧校园言论自由受到破坏的批评家们最喜欢攻击的目标。很容易受到滑稽地描述和嘲讽，安全空间似乎成为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和格雷格·卢基诺夫（Greg Lukianoff）所说的“报复性保护主义”的极端形式，即社会正义边界卫士监督对话以便发现不经意中伤害他人的可能的微侵略。

这公平吗？要看具体情况。

当然，存在很多道貌岸然的“安全主义”的例子---娇惯溺爱那些感到自己脆弱的学生往往产生相反的效果。不是教导年轻人自己找到资源来应对失望和焦虑，有些学校官员对学生关怀备至，为他们提供钥匙扣豆袋或者小狗玩具。不是允许学生从残酷的现实中了解到世界是充满挑战的地方，让他们学会应对世界的种种问题，对大学来说，过分保护学生使其幼稚化或者仅仅把他们当作不惜一切代价都要讨好的消费者是更容易的、更有利可图的做法。

另一方面，安全空间的断然拒绝可能等同于忽略学生的幸福，这可能带来伤害。它可能让享受特权的人继续支配周围人的环境持续存在，学生根本不能学到如何建立更平等的和更包容的共同体。随着有些学校的心理健康问题和自杀案例的出现，大学有意识地采取一些步骤保护学生，除了身体之外，为其提供情感营养应该是受到欢迎的好事。

那么，大学应该怎么做？

第一个答案非常明显：我们应该从安全空间概念的去妖魔化开始，停止将其看作意识形态战争的零和游戏的组成部分那样来谈论安全空间。

作为当了将近20年的大学校长，我强烈支持在大学校园创造“足够安全”的空间。（这里我引用心理学家唐纳德·温尼科特（D.W. Winnicott）的“足够安全”的家长概念，他们能够让孩子茁壮成长，让他们在家庭的安全环境中经受挫折和失败，而不是娇惯和过度保护）。像家庭一样，校园文化是不同的，但是两者都应该推崇能够让学生学习和成长的包容和尊重的基本意识－－－对观点和视角持开放的态度，以便让他们遭遇的差异产生教育的作用。这个基本意识就是“足够安全的”。

虽然当今有关安全空间的辩论热烈，极具紧迫性，但安全空间观念并不新鲜。这个概念可以追溯到社会心理学和管理理论的创始人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勒温是逃离纳粹德国的犹太难民，被要求和监督者和心理学家一起在哈伍德制造公司（the Harwood）工作，这是家庭所有的纺织品公司，因为工厂搬迁只找到经验不很丰富的工人和女性工人。勒温想测试参与决策制订以及少数员工的旷工对生产率的影响，但是，他必须从工人那里获得诚实的（因而有用的）回答，因为人们担忧这些话可能传到老板的耳朵里。

勒温和同事创造了“安全空间”，其中员工和经理都能诚实地谈论工作条件和生产目标，而不用担心遭到报复或者惩罚。当小组成员感受到他们能够自由参加确定工厂的目标后，生产率就提高了。那里没有傲慢的小子，甚至不能免于批评－－－只是感受到人们能够说出自己的想法而不会受到攻击或者丢掉工作。

随着安全空间概念从生产车间的工业心理学转向私人的治疗背景，临床医生看到了病人能够更容易改变自己心思即“解冻”的关键好处，如果他们觉得足够安全来承受批评和其他观点后。在小组治疗中，心理分析师欧文·亚隆（Irvin Yalom）写道，人们“必须经受这个群体是安全的避难所，其中人们能拥有新观念和试验新行为而不用害怕遭受报复。”这不是过分保护的安全主义－－－只是人们能够更自由地发言和遭遇不同观点的环境而已。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女性主义群体创造了自己的“安全空间”，那里女性能够聚集在一起分享在性别歧视社会中的生活感受，而不用害怕遭到报复。在同性恋解放运动中，这个概念同样重要。在面对歧视的情况下，安全空间允许人们建立共同体。这些区域不是没有不同意见，而是它们足够安全可以形成政治运动而不受支配性的或者敌对的群体的干涉。莫伊拉·肯尼迪（Moira Kenney）就阐述了这些空间对５０年前洛杉矶女同性恋者和女权主义者群体的重要性，今天，激进的女权主义书店“蓝袜子”（Bluestockings）求助于其更安全的空间来获得抵抗和批评性思考。

在不同的时代对不同的人来说，安全意味着不同的东西，但是，基本要点当然是身体的安全。在过去１００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有色人种学生在很多校园空间里处于风险中，因为大学很多在美国的城市里。当我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上大学时，女生通常会成为男教授的目标对象，他们发现１９岁的女生比他们这个年龄的女性更容易成为性伙伴。当时，同性恋学生知道如果在大学联谊会新生加入时的锻炼周在联谊会会堂附近走过可能遭到一顿毒打，那是宣誓仪式的组成部分。有很多大学校园对不同类别的学生群体是不安全的。今天，大学校园安全多了，很难找到有人不认为这是好事。

虽然如此，大学女生必须持续采取特别的预防措施以确保人身安全。她们口口相传一些知识，比如在哪些聚会上在大酒杯酒吧喝酒不安全，因为有些家伙可能往里面添加了迷魂药，或者最好远离某些曾经与学生有染的教授。学生指出其中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容易受到攻击，他们警告某些空间（和管理这些空间的人）比其他人更危险。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学生更脆弱吗？很难这样讲。这意味着学生在保护自己。

当然，“安全空间”的批评家并不想回到某些族群的人在校园里面临更大风险的时代。他们担忧的是安全空间的观念可能鼓励某些群体的学生与那些可能把他们带离舒适区的问题绝缘。在整个美国文化中，封闭在自己保护圈里的群体不接触竞争性的观点，甚至不接触令人担忧的信息，这种竖井贮存视角可能因为社交媒体和经济和文化的隔离而变得更加严重。

大学必须抗拒这种潮流，我们的教室应该从来没有舒服到连思想碰撞都变成禁忌或者任何假设都可以不受挑战，因为每个人的情感幸福都得到过度保护的地步。相反，我们必须在这个人人都觉得足够安全可以相互提出挑战的环境中推动思想的多样性。充满活力的学术交流和学术自由就建立在这种环境的基础上。

承认大学校园需要“足够安全的”空间并不是说学生需要保护，免受可能改变他们思想的论证或者发现的侵扰，而是说学生应该能够参与论证和探索而不会受到骚扰和报复。呼吁这样的空间就是呼吁学校推动包容和尊重的基本意识，确保每个学生都能健康成长，对他们遭遇的不同观点或者视角持开放性的态度，这是建设性的而不是破坏性的。基本要点是感受到“足够的安全”来探索种种差异，而无须害怕，勇敢地追求积极的结果。

学生及其家长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才让他们来到大学校园。确保他们在进入大学之后拥有“足够安全的空间”是大学最基本的义务。这是我们必须做到的最低要求。

作者简介：

迈克尔·罗斯（Michael S. Roth），美国卫斯理安大学校长，著有《足够安全的空间：大学校园的包容、言论自由和政治正确的实用主义途径》。

译自：Don’t Dismiss ‘Safe Spaces’ By Michael S. Roth

    https://www.nytimes.com/2019/08/29/opinion/safe-spaces-campu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