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较之于一党制、两党制或多党制等旧式政党制度而言，是一种新型政党制度。从民主价值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所蕴涵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具有内生性和人民性，是实现人民民主的一种新型政党制度；从政治功能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兼具一党制与多党制的功能优势，其政治功能具有集成性和超越性，是代表和实现人民利益的一种新型政党制度；从治理效能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现代国家治理具有契合性和有效性，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制度安排，是实现多党合作治理的一种新型政党制度。

关 键 词：中国新型政党制度  价值功能  治理效能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相较于一党制、两党制或多党制等旧式政党制度而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是一种新型政党制度。从民主价值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基于合作救国的革命逻辑和“国事是国家的公事”的政治逻辑，在探索救亡图存和协商建国的实践中生成的，其民主价值具有内生性和人民性，是实现人民民主的一种新型政党制度；从政治功能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以及无党派人士基于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共同政治理想和政治诉求，集纳一党制与多党制的制度优势于一体，其政治功能具有集成性和超越性，是代表和实现人民利益的一种新型政党制度；从治理效能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基于合作治理的理念而建构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制度安排，与现代国家治理具有契合性和有效性，是实现多党合作治理的一种新型政党制度。

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民主价值的成长逻辑

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代表人民执掌国家政权，其领导权和执政权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也具有外在的排他性。实行共产党领导与执政的政党制度，关乎社会主义的生死存亡，关乎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成败得失。在世界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史上，存在着两种政党制度模式：一种是苏联式的共产党一党制，其基本特征是共产党“党外无党”，国家治理维系于共产党一身；另一种是中国式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其显著特征是共产党“党外有党”，共产党及其友党合作治理国家。两种模式下，共产党的领导权和执政权都具有一元性和独享性。冷战结束后，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无论是“变”还是“不变”，都迫切需要理论与价值的建构，并在国际与国内争取话语权。按照选举民主的逻辑和规则，多党竞争、轮流执政被视为政党制度的民主范式，共产党领导和执政因不符合这一标准被攻讦为专制或独裁体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当然不能“言必称希腊”，把多党制或两党制奉为圭臬，而是要回归人民民主的逻辑，把共产党领导与执政的政党制度与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治理体系有机统一起来，在创建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制度体系的同时，建构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价值体系和话语体系。同理，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不仅要加强制度建设，而且要从理论上回应对多党合作制度民主价值和功能优势的质疑或否定，建构多党合作制度的价值体系和话语体系，切实增强多党合作的制度认同，重建多党合作的制度自信。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最早孕育与实际发生，既是基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现实需要，也是基于“国事是国家公事”的逻辑原点。抗日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成为中国共产党争取朋友、壮大自己、战胜敌人的革命法宝。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囊括了主张抗日的不同阶级、政党、民族乃至宗教力量，爱国主义成为凝聚团结抗战的最根本动力。同时，作为主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国共两党，既有团结抗日的共同目标，又有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冲突。为了争夺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中国共产党必须采取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与策略，既要照顾同盟者的经济利益，又要维护同盟者的政治权利，唯有如此，才能在抗战胜利取得民族解放之后进一步建立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争取人民解放的革命前途。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统筹兼顾各抗日阶级、抗日党派的利益诉求，中国共产党实行了“减租减息”和“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基本经济政策，同时在抗日根据地建立起“三三制”的民主政权。民主是团结的条件，商量是民主的真谛。为了反对党内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毛泽东不仅提出共产党“不是一个自以为是的小宗派，我们一定要学会打开大门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善于同别人商量问题”①，而且要求共产党的领导干部“遇事先和党外人士商量，取得多数同意，然后去做。同时，尽量地鼓励党外人士对各种问题提出意见，并倾听他们的意见”②。在“三三制”政权的建设实践中，毛泽东进一步阐发了“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③的著名论断，成为共产党联合其他民主政党、共同创建国家、治理国家的逻辑起点。通过与党外人士商量问题的民主合作，中国共产党革命建国的政治纲领逐步为同盟者所认同，并成为其后共同建立统一战线政权的政治原则。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协商建国中建立，对其民主价值的确认为建构中国政治制度的整体框架提供了理论支持。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和《论人民民主专政》等一系列重要著作中，对新中国的国体和政体进行了顶层设计和科学论证，为创建新国家实行新民主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石。1948年4月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明确提出了建立新中国的路线图，即“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人民代表大会是新中国的政体，是实现人民民主专政国体的根本政治制度。政治协商会议是协商并确立新中国国体和政体的建国途径，其本身将是否作为新中国的制度安排尚未明确。1949年9月，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主题和使命就是协商建国。从新政协的发起、筹备到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从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的起草制定，从国旗、国歌、国号、纪年到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委员人选等，都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各族各界人士共同协商达成的成果。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政治协商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经过大会投票表决，通过了上述法律文件和决议案，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毋庸置疑，协商是建国的主要方式，投票表决赋予了新政权法律意义上的合法性。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对于这种多党合作、协商建国的民主价值从一开始就表现出理论上的清醒认知和高度自觉，把协商视为新民主区别于旧式民主的本质特征。周恩来指出：“凡是重大的议案不只是在会场提出，事先就应提出来或在各单位讨论。新民主的特点就在此。因此不是只重形式，只重多数与少数。凡是重大的议案提出来总是事先有协商的，协商这两个字非常好，就包括这个新民主的精神。”④新民主的主要特点就在于，“事前的协商和反复的讨论”⑤，协商建国的成功彰显了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新民主的价值。

新中国的政体设计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三权分立的议会制有着根本区别。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逻辑是人大代表直接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体现的是人民民主；议会制度的逻辑是议员代言各自政党并间接代表选民行使国家权力，是政党自由竞争的议会民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政体形式；议会制度与政党竞争、轮流执政的政党制度相结合，是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不同利益集团通过竞争轮流执政的制度安排和民主形式。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从属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是在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范围内实行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扩大人民民主的基本政治制度。1954年中国创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后，人民政协作为各党派、各族各界人士专门协商国事的民主形式保留了下来，实质上创造出一种新型的以多党合作政党制度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相配套的政治制度架构。在新时期国家治理民主化转型的背景下，坚持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中西方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比较的视角，完成了对中国政党制度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制度特征和价值功能系统的理论和价值建构。一是制度安排上，“西方的民主就是三权分立，多党竞选”，中国“不搞多党竞选，不搞三权分立、两院制”，而是实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⑥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派的合作”⑦制度；二是民主形式上，“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选举和投票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⑧。多党合作制度是一种协商民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一种选举民主，在实际的政治过程中，协商在前，选举投票在后，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共同构成国家治理的两个民主机制。

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政治功能的显著特征

从政党政治实践来看，政党制度是否具有民主价值，其民主功能的大小强弱并不单纯取决于政党制度主体的数量多寡，也不简单取决于政党制度主体之间的竞合关系。政党制度从属于国体和政体，其民主价值和制度功能与政党性质和政党制度结构关联密切，但最终取决于国家及其政权的性质。具体而言，国体不仅决定政体，也决定着政党制度的本质特征；政体较之于政党制度而言更为根本，是体现国体的根本政治制度；政党制度必须与政体相配套，共同为维护国体服务。在资本主义国家，政党制度无论实行一党制、两党制还是多党制，其价值与功能都在于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和维护资产阶级统治。一党制权力高度集中，具有强大的社会整合功能，但由于政治参与渠道狭窄和缺乏有效监督，易于导致权力专断和权力腐败。两党制或多党制实行政党竞争和权力制衡，体现的是竞争性的选举民主，但代表资产阶级不同利益集团的自由竞争，维护的只是统治集团的根本利益。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代表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共产党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制度实践证明，共产党一党制具有决策高效的优势，但由于缺乏党际层面的民主机制，易于重蹈一党专制的历史覆辙。我国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就是为了克服共产党一党制的弊端，使共产党领导与人民民主更好地统一起来。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既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强调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就是这种民主最基本的体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是不要民主了，而是要形成更广泛、更有效的民主。”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坚持共产党集中统一领导的基础上，通过团结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共商国是和实行互相监督，把党际民主与人民民主互相衔接、有机统一，有效发挥了多党合作制度的民主功能，彰显出扩大人民民主的独特优势。

(一)广泛性和真实性相统一的利益表达功能

政党的产生和政党制度的形成皆源于社会多元利益表达的需要。无论是作为“部分”的政党，还是作为“整体”的政党，其对于社会而言，都是民众表达各自利益、愿望和诉求的代表和制度载体。政党走上权力舞台，其根本动力和行动目标也在于代表、实现和维护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利益。不同政党制度对于政党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参与国家治理的方式机制有着不同的设计和规定，因此，不同政党制度下政党所代表的社会利益实现的机会和程度也相差悬殊。由此带来的是，不同政党制度利益表达功能的差异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何种社会利益诉求可以通过政党制度安排进入到国家治理的决策渠道，这是政党制度利益表达功能的广泛性；二是不同社会利益诉求在进入政策制定管道后能否得到实现，这是政党制度利益表达功能的真实性。在西方多元竞争政党制度下，代表不同社会阶级阶层利益诉求的政党参与自由竞争，社会各群体的利益诉求在政党竞选中得到较为广泛的表达，各政党为了获得选票势必迎合民众的利益需求。然而，多党竞选的规则是按照得票多少进行权力分配，执政党与在野党和反对党在公共决策讨论中各执一端，难以统筹兼顾社会的公共利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基于实现人民内部不同利益群体的共同利益和中华民族最高利益而创建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者，各民主党派代表着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的具体利益。立党为公是执政党和参政党共同的目标追求，执政为民是共产党执政的根本宗旨，参政为民是各民主党派参政的政治价值。因此，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能够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根本利益，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⑩。各政党的团结合作保证了中国政党制度利益表达功能的广泛性，通过协商寻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保证了中国政党制度利益表达功能的真实性，各政党为了共同利益而奋斗保证了中国政党制度利益表达功能的持久性。

(二)有序性和有效性相统一的政治参与功能

开放多元的政治参与是民主政治的重要标志。在民主制度下，公民个人或各种社会政治组织通过合法的、制度化的渠道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其目的在于影响公共决策，制约公共权力，以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政党是公民实现政治参与的政治组织，政党制度是政党代表公民实现政治参与的制度安排；政党制度是政党在参与国家政治过程中或竞争或合作的产物，反过来又对政治参与发挥着引导和规约的作用。政治参与的开放和扩大是民主政治发展的趋势，政党制度只有把各种社会力量有序地吸纳到政治体系和政治过程中，才能避免体制外的无序参与；政治参与的程度和效度是衡量政治文明进步的尺度，政党制度只有把不同政党的合理政治主张输入到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之中，才能促进国家治理的民主化科学化。在国家治理民主化进程中，政党制度的政治参与功能有两个重要的维度：一是政党以何种方式稳定地持续地进入国家政治过程，即政党制度政治参与功能的有序性；二是政党是否能够实质性地参与和影响公共政策制定和国家治理过程，即政党制度政治参与功能的有效性。在西方多元竞争政党制度下，政党为了自身利益和权力相互攻讦，往往陷入“为了反对而反对”的怪圈，导致竞争的无序和治理的低效。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社会撕裂的弊端”(11)。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以团结合作代替相互对立，以平等协商代替相互否决，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又实行多党派的广泛参与和亲密合作，能够把社会整合与政治参与相结合，实现有序参与和有效参与的有机统一。

(三)人民性和政党性相统一的民主监督功能

政党代表社会治理国家，其合法性在于服务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这是政党政治的理想状态。在实践中，政党借助国家权力谋取党派私利，就会产生政党腐败。政党制度是政党参与社会政治过程的行为规范，如何监督政党自身的政治行为，防止政党权力腐败，是衡量政党制度是否民主科学的重要方面，也是人类探索更好政党制度的重要课题。在人民主权的逻辑中，政党是民众的代表，政党立足社会的合法性来自人民的拥护，因而人民是监督政党最重要的主体。当政党能够为人民谋福祉的时候，就会得到人民的支持；反之，就会遭到人民的抛弃。在权力制约的逻辑中，政党是部分民众的代言人，政党掌握权力的合法性来自政党的自由竞争，其结果必然导致异体政党的监督。因此，政党制度的监督功能需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建立人民监督机制，把政党置于社会民众的监督之下，这是政党制度监督功能的人民性；二是实行党际监督制度，把政党置于异体政党的监督之下，这是政党制度监督功能的政党性。一党制缺乏党际监督机制，政党如若凌驾人民之上，以党权代替民权，就会导致政党专制。在西方多元竞争政党制度下，基于“合法反对原则”的政党监督互相攻讦、相互倾轧，选民在选举结束后很难对政党行为进行制约，只有寄希望于下轮选举重新洗牌，这种攻讦式的政党制度监督功能较强，其监督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往往是为了党派的私利。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把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标而奋斗，有效避免了一党缺乏监督或者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的弊端”(12)。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坚持人民利益至上的原则，一切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共同的目标追求，把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社会监督和人大制度下的法律监督有机结合起来，显现出政党制度监督功能的人民性；同时，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又在党际层面上实行互相监督，由于共产党居于领导和执政的地位，各民主党派对共产党的监督显得尤为重要，充分体现了政党制度监督功能的政党性。超越党派利益，维护人民利益，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监督功能的最大优势。

三、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治理效能的独特优势

政党是现代国家治理的设计者和推动者，引领国家治理的方向，关乎国家治理的成败。政党制度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和枢纽，不仅在国家治理运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对国家治理绩效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通过团结合作和民主协商建立了新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创造了合作治理社会主义国家的新制度。改革开放以来，多党合作制度重获新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成为多党合作治理国家的时代主题。鉴于传统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模式的弊端，新时期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转型主要从三个维度得以展开：一是市场化。“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3)，“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4)。基于社会主义经济治理方式的理论突破，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使中国发生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深刻历史变化。二是民主化。“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15)，“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16)。基于民主治理的理论警醒，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17)，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呈现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三是法治化。从“法制”到“法治”，从“以法治国”到“依法治国”，基于法治国家的理论自觉，中国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实现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18)。多党合作制度在国家治理法治化转型中日臻完善，成为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个鲜明特色；多党合作制度的民主价值和功能在国家治理民主化转型中日益彰显，成为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动力和制度保证。新时期的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从运动式治理模式向民主法治治理方式转型，努力探索出一条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道路，其中一个重要原则在于坚持和发展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使多党合作治理国家的道路越走越宽广。

(一)现代国家治理中的目标和路径共识

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转型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进行的，既要冲破传统社会主义治理模式的束缚，又要防止偏离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轨道。从国内来看，现代化建设在长期阶级斗争冲击下遭遇严重挫折，传统社会主义治理模式难以为继，改革开放成为国家治理摆脱困境的唯一选择。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新时期国家治理转型的根本目标；改革开放是实现国家治理转型的根本路径。这一根本目标和路径从改革伊始就十分明确。关键的问题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和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转型的具体目标和路径是什么?这一具体目标和路径没有现成经验可资借鉴，必须经过不断的探索和大胆的创新才能逐步地解决。从国际来看，冷战结束后全球化进程加快，世界格局处于大变动时代，如何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面临诸多风险和严峻考验。只有“走自己的路”“办好中国的事情”，才能闯出一条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变革的新路。高度的政治共识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转型的首要前提和基础条件。国家治理转型意味着社会关系和利益关系的大变革、大调整，目标和路径的共识缺失就会造成大动荡、大混乱，其结果就是国家治理的失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恢复和重建，为国家治理转型目标和路径共识的累积和巩固提供了双重可能：一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保障了国家治理转型的社会主义方向，从根本上保障了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能够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获得最大的社会共识；二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以及各族各界人士开展多层面的政治协商，并把协商纳入决策程序，能够在统一战线范围内获得最大的政治共识。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政治协商在改革开放后得以恢复，并随着政治协商制度化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凝聚共识功能。据统计，从1989年到2002年13年间，中共中央、国务院或委托有关部门与民主党派中央就国家重大问题举行协商会、座谈会、通报会150多次(19)；自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至2012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及委托有关部门召开的民主协商会、座谈会、情况通报会总计达197次(20)；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召开或委托有关部门召开协商会、座谈会、情况通报会共124次。(21)政治协商不仅促进了执政党和国家的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而且通过政治共识的凝聚为国家治理目标的坚持和路径的探索，提供了最为广泛而深厚的民意支持。

(二)现代国家治理中的人心和力量凝聚

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转型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坚守人民主体地位的根本立场，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22)作为根本的衡量尺度。“一切为了人民”，就能赢得最大的人心；“一切依靠群众”，就能获得无穷的力量。现代国家治理意味着从单一主体向多元主体的转变，对于民心和民力的分析不能停留在宏观的和抽象的层面上，而要从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上作出具体的动态的研判。一方面，长期的阶级斗争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会的裂痕，重拾人心不仅需要拨乱反正，而且需要“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战略思维和相应的制度创新。尤其是如何重新看待以知识分子和原工商业者为主体的民主党派的历史贡献和现实性质定位，如何从制度安排上保障民主党派应有的参政地位和作用，这不仅关系到民主党派及其成员的前途命运，更是关系到国家治理转型能否赢得更广泛的人心和力量的重大问题。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经济社会结构变化，使新生社会群体不断涌现，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群体和在非公有制经济领域就业的知识分子群体。这就要求国家治理体系作出适应性调整，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吸纳新生社会力量，防止在体制外出现背离社会主义的异己力量。如何看待新生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如何从制度创新上团结和凝聚新生社会力量，也是在国家治理转型中凝心聚力的重要方面。新时期，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拨乱反正中重建，民主党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性质定位得以确立，进而发展成为与中国共产党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政治力量。同时，适应社会结构多元分层和多元社会力量参与国家治理的合理诉求，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适时调整了各自组织发展的政策，通过组织吸纳和政治参与不断扩大和增强了多党合作制度的团结面和包容力，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转型激发起共同攻坚克难的不竭动力，凝聚起共同团结奋斗的强大力量。

(三)现代国家治理中的政局和社会稳定

市场化和民主化是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转型的基本目标。市场化催生了社会结构的分化，激发了社会竞争的活力。社会的多元分化和自由竞争既能够带来经济的增长、社会就业和社会财富的增加，又能够促进社会流动的活跃度，提升社会发展的竞争力。这些都是经济社会进步的重要表征。绝对的市场化也容易导致两极分化和利益对立，从而带来社会动荡，引发社会冲突。这是国家治理市场化转型所要警惕的负面效应。民主化开放了利益表达的通道，扩大了政治参与的范围。多元化的利益诉求和政治参与既能够推动民主的成长、促进公民意识和公平意识的觉醒，又能够增加政治过程的透明度，提高决策实施的执行力。这些都是国家政治发展的重要标志。极端的民主化也会导致参与过度和秩序失控，从而引起政局动荡，出现政治危机。这是国家治理民主化转型所需避免的无序状态。鉴于市场化和民主化的双重效应，中国在推进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转型中，一方面，坚持把市场治理和政府治理相结合，把民主建设和法治建设相配套，通过发挥政府治理和法治治理的积极作用，把自由竞争和多元参与纳入宏观调控和法治轨道之中，既促进了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又避免了社会根本利益的冲突；另一方面，中国在政治上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坚持和完善多党合作制度，把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与扩大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政治参与相结合，把多党合作的利益表达、政治参与功能与社会整合、民主监督功能相统一，通过发挥合作治理和协商治理的价值功能，妥善处理多元与一体、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实现了利益诉求和政治参与的多元化同合作共治和共商共赢的一体化的有机统一。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也是我国政治格局稳定的重要制度保证。”(23)实践证明，在国家治理市场化、民主化、法治化、现代化转型进程中，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一体多元、民主集中的结构特点和社会整合、政治稳定的功能优势，既有效地整合了社会利益关系、促进了民主政治的成长，又从总体上保持了社会和谐与政局稳定的良好局面。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10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42-743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9页。

④《老一代革命家论人民政协》，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17页。

⑤《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34页。

⑥《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20页。

⑦《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05页。

⑧政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政协重要文献选编》中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第506页。

⑨《习近平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时强调 坚持多党合作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团结奋斗》，《人民日报》2018年3月5日，第1版。

⑩《习近平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时强调 坚持多党合作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团结奋斗》，《人民日报》2018年3月5日，第1版。

(11)《习近平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时强调 坚持多党合作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团结奋斗》，《人民日报》2018年3月5日，第1版。

(12)《习近平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时强调 坚持多党合作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团结奋斗》，《人民日报》2018年3月5日，第1版。

(13)《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6页。

(1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15)《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8页。

(16)《胡锦涛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634页。

(17)《胡锦涛文选》第2卷，第634-635页。

(18)《胡锦涛文选》第2卷，第634页。

(19)杜青林主编：《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多党合作理论、政策和实践的创新与发展》，北京：华文出版社，2008年，第88页。

(20)《中国八个民主党派换届结束 新领导机构定位高端》，2013年01月15日，http://cppcc.people.com.cn/n/2013/0115/c49056-20202750-2.html。

(21)尤权：《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把多党合作事业不断推向前进》，2018年2月28日，http://dangjian.people.com.cn/n1/2018/0228/c117092-29839933.html。

(22)江泽民：《论党的建设》，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93-194页。

(23)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