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纽曼 著 吴万伟 译

人文学科如何帮助恢复公共利益的核心地位？这是走向集体行动的基本步骤，而集体行动是解决当前的宪政和生态危机必不可少的东西。像很多美国人一样，最近以来我一直在思考这些危机，思考我该如何将愤怒和绝望引导到具有建设性的地方。为了寻找背景和上下文而读书的习惯带领我领略了传记、历史、科学家的人文反思的风采。我发现教皇方济各（Francis）引人注目的教皇通谕“赞美你”（Laudato si），其中他将生态问题和社会正义完美地结合起来。他主张减少驱使我们服膺个人主义进步的技术范式，用人类相互关心同时关心地球的整体性的、充满慈爱的范式取而代之。这是影响深远的、全面的、不同凡响的精神、社会、和经济愿景，教皇似乎将耶稣、甘地、美国缔造者、参选美国总统的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动物学家珍妮·古道尔（Jane Goodall）的理想糅合在一起了。

气候变化不是孤立的、与政治无关的现象，而是更大的社会、法律和哲学危机的症状、副产品和强化剂。历史学家吉尔·莱波雷（Jill Lepore）辨认出来的基本宪政原则如政治平等、自然权利、主权在民等遭到破坏和故意袭击已经直接促成了气候变化的加速恶化。由于我们放弃这样的平等原则，我们既不能从政治上也不能从生态上保护自己。

“人类世”（Anthropocene）这个术语现在已经成为当今地质学时代的共识性称号，在这个时代，人类活动一直对环境产生支配性的影响。几年以前生物学家威尔逊（E. O. Wilson）提出过一个替代性选择，他更喜欢“孤寂世”（Eremocene，其中eremo是希腊语，意思是孤独）这个术语，意思是孤独的时代。他的孤独观念指的不仅是地球生物多样性的快速衰落，而且指人类虽然在地球物种数量上的比例和支配地位不断增加，却变得越来越孤独这个事实，即虽然在地球上居于支配地位，却消除了地球的复杂性、多样性和自然之美。我们人类变成了沉溺自我的单一物种，在快速走向贫瘠的宇宙中最终成为孤独的、冷漠离群的存在。

人文学科如何帮助我们培养一种建设性的逆反应？对有些人来说，这个问题听起来或许有些反讽的味道，因为我们现在的两难困境就是因为人类的支配地位造成的。但是，区分人类世与将社会生态和自然生态融合起来的连贯性人文理想非常重要。人文学科关注性格、责任、文明、同情、探索、合作、公共利益、英雄、美、真等观念，建立在这些基础上的原则是作为宪法基石的革命理想主义的核心。虽然孤寂世的解毒剂不容易找到，但它需要政治的和科学的回应，也就是说，需要我们从人文学科那里学到的教训。“巴黎气候协议”是政治协议，几乎被普遍接受为必要的或许并不充分的第一步，抛弃它是一种政治决策，只有依靠虚弱论证和欺骗性话语来论证其合理性。

如果我们假设公共利益与健康的、和可持续的环境密切相关，难以割裂，矿物燃料和其他企业利益对这个利益造成的破坏以及与之沆瀣一气的行政部门似乎明显违犯了我们国家赖以生存的宪政原则。它们也代表了公共经济领域危险的分崩离析，造成全体公民和公民素质的根本前提萎缩的严重后果，公民意识就是承认我们拥有共同的利益。其实，宪法的前提是捍卫公共利益，反对专制性的、制造分裂的行政部门滥用权力。正如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在1816年写给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的信中说，“权力总是认为它具有伟大的灵魂和超出弱者理解力的广阔视野”。我们的宪法旨在让政府建立在自我利益和公民的认同之上，至少是白人男性公民。这种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经济当然是根本性的基础性缺陷，美国的很多缔造者认为奴隶制是可接受的制度，除此之外，持久存在于我们国家的原罪还有女性被剥夺公民权，虽然早期有阿比盖尔·亚当斯夫人（Abigail Adams）等人为此积极呼吁和争取。但是，我们或许认同这一点，即这些原则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人格和平等的定义。

在创造我们的管理原则系统中，首要的考虑是公民社会和公平正义，而这些都是以公共利益为前提的。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写到，“共和这个词意味着公共利益或者整体利益，这与服务于君主或者单个人利益的专制形式形成对比，那是政府的唯一目标。”公共利益就是将整体置于特权地位，公共利益不仅优越于君主而且优越于个人利益，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共和主义者设计的联邦（Commonwealth）的概念，设想了共同体各个部分的和谐统一体以及为了更大利益愿意牺牲个人利益的思想。我们看到这个概念在历史上被不断复制，如林肯的第二任就职演说，富兰克林·罗斯福（FDR）的炉边谈话，以及他在二战期间牺牲的呼吁，还有后来肯尼迪总统的就职演说，“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要问你能为国家做些什么”。

个人相互之间形成的这种洛克式的协议都认为，所有政府官员包括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的官员都是民众的代理人。乔治·梅森（George Mason）在1776年的弗吉尼亚《权利宣言》中明目张胆地宣称“所有权力都归属民众，因而也都源自民众，”托马斯·潘恩在《人的权利》中写到政府“本身没有权利，它们全都是义务”。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的三权分离和制衡体系将造成一种独特的政府管理形式，不会受制于曾经困扰从前共和国的瓦解崩溃。这个宪法代表了对政治的充满理想主义的新理解，其中公共利益是政府的首要目标。正如美国缔造者约翰·迪金森（John Dickinson）建议的那样，政府要保护“贤者反对放荡者”，良好的品格应该成为选择领袖的标准。正如历史学家戈登·伍德（Gordon Wood）指出的那样，私人利益为了共同体的利益而做出牺牲是首要原则。共和国因此建立在民众非同寻常的道德品质的前提上，为公共利益甘愿牺牲的精神意识将公共自由和个人自由之间的冲突最小化。

气候变化造成的灾难的现在的、即将到来的、长期性的灾难要求另外一个革命性时刻来推动公共利益占核心地位，我们集体思维中的革命性时刻。我们需要再次认识到通过宪法激发美国形成的乌托邦意识形态，在这种意识形态中，人的自由和幸福追求被认为是政府的真正使命。我们也需要重新提及反复出现的命令，要展现美国的天赋使命和征服大自然，同时要清醒认识到我们在生活网络中的地位的谦卑态度。将应对气候变化限制在科学和政策的权限范围内就是冒险接受比这个危机所要求的回应更少普遍性的回应。正如环境研究和学习已经通过将人文学科与科学和政策融合起来而被扩宽了－－－人文学科提供有关时间、伦理学、讲故事、和文化焦点和上下文－－－我们需要更加犀利和更加广泛的解决问题的手段，用融合性的和传统的解决办法来应对人类造成的迫在眉睫的灾难。

人文学科该如何持续提供帮助呢？要做我们一直在做得最好的东西，但焦点要更多集中在公共参与的领域。太多的时候我们见证了政治进步派缺乏一致性和说服力的故事，求助于本能性的防御措施和指责他人。正如众多文化中的民间故事包括希腊、罗马、日本、印度经典提供的有关英雄主义和邪恶的教训，有关让文化充满活力和破坏文化生命力的东西一样，我们被赋予新的使命，要有能力更新这些故事向同胞讲述这些故事。针对孤寂世的故事必须谈到种种可怕的后果，如拉芙运河（Love Canal）废物污染事件、埃克森瓦尔迪兹号漏油事件（the Exxon Valdez）、深水地平线号石油钻井平台爆炸事件、三里岛核泄漏事故（Three Mile Island）、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Chernobyl）、福岛（Fukushima）核电站事故、印度博帕尔毒气泄漏案（Bhopal）、沙尘暴、捕鲸和猎杀大象以及消除地球上的生物多样性等等。通过文学、历史、艺术、哲学，我们必须讲授退出巴黎气候协议对于公民的持久自由和幸福产生的影响。我们应该回归领袖和公民都应该有高尚道德品质的理想，这是体现在宪法中的东西，他们应该成为繁荣和文明的社会的脊梁。

气候变化只能够通过将焦点集中公共利益上而得到缓解或减轻，依靠克服指控和抱怨的文化和政治以便形成基于集体行动的革命理想主义。任何充满激情的复兴我们对公共福利的承诺都要求我们将焦点集中在共同的理想和身份认同上而不是发泄导致分裂的怨愤情绪上。无论批评和抵抗是多么必要，我们要牢记抱怨和指责是当今江湖骗子和蛊惑人心的煽动者的共同语，真正重要的是，公民教育者有责任拥抱更加新颖和说服力更强的语言，减少抱怨和指责的盛行。正如在法国大革命中记者和传单作者激发起民众推翻了旧政权，托马斯·潘恩的随笔和杰斐逊的《独立宣言》激发了美国革命一样，我们也能够创造一种激励公众行动起来的新话语，一种连贯性的道德叙述。这些可以从我们的人文学科的经典文本那些雄辩地阐述正义和高尚目的的文本中形成。

我们研究和写作和讲授的故事必须继续强调责任是伦理学的基础，的确应该作为时代的新视野。想想拉科塔人黑麋鹿（Lakota Black Elk）的视野，其中他被显示出所有的创造性及其地位，包括自己民族的过去和未来。在他的视野的末尾，他站在高山上俯瞰这个世界：

站在那里，我看到的比我能讲述的东西多，我明白的比我看到的东西多，因为我在以神圣的方式观察所有物品的形状，我看到了它们的精神。它们虽然形状不同却必须生活在一起就像单一的存在。我看到了我的民族的神圣大环是组成一个圈的很多环之一，它就像日光和星光一样宽广，在核心生长着一株巨大的向阳花树，为父母亲的所有孩子遮荫。我看到它神圣不可侵犯。

我们或许求助于埃涅阿斯（Aeneas）而不是阿喀琉斯（Achilles）作为行为的典范。在《伊里亚特》（the Iliad）第九章，奥德赛（Odysseus）和其他可敬的密使试图说服阿喀琉斯出于众多原因加入特洛伊战争（义务、荣誉和友谊），但他拒绝了他们的请求－－－看重自己的生命高于其他一切。将两者并列，人们或许指出《埃涅阿斯纪》（the Aeneid）第二章，埃涅阿斯坚持认为他的父亲安喀塞斯（Anchises）应该随着家人一起离开而不是他父亲要求的那样将其留下。相反，埃涅阿斯最终背着父亲出城，而安喀塞斯携带着家庭的财富。因此，埃涅阿斯肩负起照顾先辈和传承家族的宗教传统的重担。

最后，如果我们要重新抓住和维持塑造更美好的世界所需要的那种影响力，就必须重新思考我们的教育课程。正如种族、阶级、性别、性倾向研究在过去30年里逐渐在人文学科研究和教学中盛行一样，生态研究也必须以类似显著的方式融入其中。人人都将个人和集体结合起来应对历史的和现在的问题，人人都寻求解决办法来实现更广泛的更具包容性的公平和正义。的确，气候变化的威胁是生存性危机，我们应该如何定义个人身份的观念正处于十字路口，不是孤立的而是承认各种关系组成的复杂网络来维持我们生活其中的这个地球。我们必须明白生态的和社会的议题是相互联系的而不是相互对立的。正如教皇方济各的通谕《赞美你》所说，“真正的生态学途径总是变成社会学途径；环境辩论中必须融合正义问题，必须听取地球和穷人的呼声。”科学和伦理的联系提供了激进的矫正措施，让世界从失衡状态中改正过来，它慷慨吸收神学前辈和体现在人文学科中的世俗的教训。通过将我们对这些联系的反思作为基础，人文学科提供最具有说服力和最强大的可能性来解决孤寂世的种种问题。人文学科的实践者应该为做这样的事提供精神指南。

 这样做要求范式转移和革命教学法。我相信这个教学法将更多聚焦遗产工程上，学生被迫考虑其行为如何产生超越自身的影响，他们的生活对未来生活的后果，无论是人还是其他。托马斯·杜威（Thomas Dewey）告诉我们，“对于每代人来说，民主都必须重新诞生一次，教育就是其接生婆。”我在呼吁杜威式课程的恢复，彻底融合生态教学法，这种教学法坚持将理论转变成实践，焦点集中在延伸到人类世之外的平等政治上。这种教学法也指向信息和公民素养，拥抱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在《联邦党人文集》第一卷中的立场，“好政府来自反思和选择”而不是“注定要依靠偶然性和暴力来制订政治宪法”。它也必须重新考察价值观的构成问题。将定义仅仅限制在经济生产力上，同时忽略伦理道德的考虑和社会目标，这是拆解公共团结的贫瘠视角。伟大的经济理论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哀叹说，“支配各界生活的自我破坏性的金融算计法则”“摧毁了乡村的美丽，因为大自然未经修饰的壮丽美景没有经济价值。我们之所以关闭太阳和星星是因为它们不支付红利。”

环境问题不能单靠科学和技术来解决。每个议题都和政策、市场力量、文化和历史因素互动，要求我们有效沟通交流问题，创造性地思考解决问题的办法，跨学科地与他人合作。复杂的问题不能依靠单一维度的解决办法来解决。它们要求细腻、上下文和灵活性。我们的数字设施已经允许我们将教室扩展到四面墙之外，我们的研究扩展到硬件和软件的外观之外，为什么不继续扩展这些平台，坚定地要求公共参与作为我们教育使命的必要组成部分呢？

托马斯·潘恩在1776年12月19日的小册子“美国危机”中写道“现在是考验人的灵魂的时刻。”他继续说，“夏季士兵和阳光爱国者将在这场危机中避免为国效忠，但是，那个现在坚定站立的人值得国人的关爱和感谢。”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曾经让人在1776年圣诞节，在特伦顿（Trenton）取得胜利前夕将这篇文章读给他的部队听。希伯来术语“修缮世界／让世界更美好”（Tikkun Olam）指的是治愈破碎的世界，让所有人都能看到创造的单一性，这非常类似黑麋鹿的视野。这种观念可以追溯到《旧约全书》中的亚伯拉罕（Abraham），蜿蜒经过卡巴拉教（the Kabbalah）和米德拉什（Midrashic）的思想，被要求体现出善意的现代犹太戒条（mitzvahs）的行为。这是神秘主义和积极行动主义之间的深刻融合。其精神就天生存在于我们的宪法中，存在于生态思想中，存在于人文学科的使命中。作为埃涅阿斯、黑麋鹿、托马斯·潘恩、珍妮·古道尔的继承人，我们需要肩负起义不容辞的责任，在考验灵魂的时代推动人文学科来治愈孤寂时代的种种病症。

作者简介：

罗伯特·纽曼（Robert D. Newman），国家人文学科中心总裁和主任。

译自：The Humanities in the Age of Loneliness　By Robert D. Newman

https://lareviewofbooks.org/article/humanities-age-lon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