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非虚构文学，这里主要指报告文学。中国的报告文学是一种晚近发生的文体。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是这一文体真正走向自立、蔚然而成一体的时期。作为一种特殊的时代文体，从新时期到新时代的现实生活，激活了报告文学，报告文学成为全方位，有深度地书写这一大时代，具有重要的留真、存活的功能文学形式。报告文学在报告时代的同时，也在书写自身发展的历史，时代与文体之间生成某种特殊的“互文”。四十年的报告文学，其中新时期的写作呈现出史与诗的合致，成就了这一文体发展的一个标高。九十年代的报告文学，在调整中趋于求真而内敛。二十一世纪近二十年，在全媒体文化生态中，报告文学作家注重回到非虚构叙事本身，探寻它内生的审美力量，在公共性和个人性之间，开拓着这一文体的书写空间。
关 键 词：非虚构 改革开放 时代文体
站在二○一八年的夏天，我回望一九七八年的春天，忆念如风而过的那年月。
这里的“春天”是写意的。一九七八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它开启了当代中国新的历史时期。在我们这一代人的集体记忆里，新时期是一个春意盎然的时代，是一个精神激扬的岁月。它注定要成为现代中国史书写的重要节点。二○一八年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航程再出发。从新时期到新时代，不经意间，已过了四十年。我想起先人曾经说到的近代中国，出现“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倒是确实的历史，但变局之“局”，却有着许多令人不堪回首的沧桑沉郁。现在我要说的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局。在全球化的大格局中，我们开始了走向伟大的民族复兴之旅。于我个人而言，正是改革开放的春风绿了江南岸，才让我人生蓝色的梦想在想象和非虚构中若隐如现，自己小历史的叙事也就有了新的可能。四十年，从青葱二十，转眼已然花甲。眼前风景日新月异，心底天地气象万千。
无论是从国家民族的发展史来看，还是从个体人生的际遇而言，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时代。我们见证了或者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参与了这样一个大时代，致敬，由衷而生；感恩有你，让我们的个体生命在与时代的相遇中，照亮了更多的梦想。基于这样一种特殊的背景、情景，我们阅读、梳理、论述四十年中国文学，自然就更多了一份真切之感。
时代与文学是一个主题明确而义项丰富复杂的话题，尤其是我所指说的这样一个时代。改革开放是这个历史段落的主题句和关键词，给这个时代的激变和跃动，供输了巨大的动能。激变着的并且多有新质的社会生活，激活了写作者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并且为写作提供无比丰富、复杂的对象和质料。时代激发和生成了文学，而文学以能动的方式反映了、刻录着时代生活。在文学的诸多门类中，报告文学是一种最为殊异的文体。这是一种发生仅有百多年历史的晚成文体，尽管中国文学有着久远的史传文学的纪实传统，但具有现代文体意义的报告文学，是一种基于近代新闻事业发展而衍生的新闻文学。新闻是它存在的前提，与新闻相生的新闻性(非虚构性)、时代性等，是报告文学价值生成之基和核心要素。正是在这里，报告文学与时代社会生活有了更为直接的关联。
作为一种非叙事文体，报告文学的叙事有着多种的可能。但毫无疑问，它首先是一种独特的时代文体。正如茅盾八十多年前在《关于“报告文学”》中所指出的那样：“每一时代产生了它的特性的文学。‘报告’是我们这匆忙而多变化的时代所产生的特性的文学样式。”①以非虚构的方式对“匆忙而多变化的时代”，进行有意味有价值的文学书写，是报告文学这一文体的主要功能。与时代同行的报告文学，报告的是行进中的时代，存活的是渐行渐远的历史。时代，现实，永远以一种进行时态出现，转眼却已成过往，成为历史的过去式。因此，具有时代品质的报告文学，不仅具有其基础性的新闻价值，还有着特殊的文学功能和直接的历史档案意义。这些多功能的集成融合，显示着这一文体独具或更为优长的体能。而从历史生成而言，报告文学具有正史所缺失、个人史所不及的独特的视角、视域和叙事品质。这一文体所建构的历史是无可替代的，或可说它可以弥补其他种种历史叙事的不足。
观览四十年中国报告文学，其时代“史记”的特异功能尤为显见。四十年的报告文学以编年展开，呈现的就是一篇改革开放纵深而开阔的大历史，或如一部场景不断变化着，而故事连缀、异彩纷呈的电视连续剧。在这一时段，凡是重大国是国事或别具大意的事件、事象和人物等，报告文学都有即时的反映和生动的呈现。国家叙事是四十年报告文学的主要叙事类型。无疑，改革开放是史无前例、影响深远的重大事项与主题，是报告文学最值得书写的内容。改革开放潮起，报告文学作家闻风而动。程树臻《励精图治》、李延国《中国农民大趋势——胶东风情录》、张锲《热流》、杨守松《昆山之路》和张胜友《十年潮》等作品，摄照一个工厂、一个县域、一个地区、一个省份、乃至一个国家如火如荼的改革风景，敢闯敢试的改革大潮，从细部和宏阔的有机结合中，具体生动而富有典型性地展示了农村与城市，农业和工业各地各方面，由改革而生成的可喜变化。此后，李春雷《木棉花开》、吕雷、赵洪《国运——南方记事》、何建明《我的天堂》、杨黎光《横琴——对一个新三十年改革样本的五年观察与分析》、高艳国和赵方新《中国农民书》等作品，差不多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以回叙的方式，翻捡出已经沉淀的历史，以各自不同的对象选择和叙事制式，将在改革开放历程中大有史意的人和事，重新推置读者面前。这些作品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史的大写和特写，在时光流逝中，它们存录了一个时代珍贵的历史记忆，一种关于历史曾经在这里转折的原真图景。自然，港澳回归是四十年中的特大之事，是百年中国梦中的重要一节。张雅文的《百年钟声：香港沉思录》是港澳题材非虚构写作的代表作，作品的叙事“奔跑于现实与历史之间”，既叙香港的历史，特别是回归的历史，又写基于香港历史与现实的反思，历史与现实形成了一种有意味的对话关系。其中《漫长而艰难的中英谈判》一章，还原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真实现场，让读者在进入历史场景时，对那些为香港回归作出巨大贡献的伟人志士，致以后来者的深深敬意。
这是一个人民砥砺奋进、不断创造着奇迹的时代，也是报告文学书写人民创造的时代。载人航天、高铁建设、三峡工程、深海探潜、西气东输、南水北调等重大工程现场，具有强烈担当精神的报告文学作家都没有缺席，他们以厚重的报告文学记录着这些强盛国力、造福人民的重大创举。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始终是时代生活的在场者，行进中国的故事讲述者。李鸣生致力于航天报告文学的写作，“航天七部曲”，书写了中国航天事业壮美历史，其中的《千古一梦》具体生动地叙写了中国“千古一梦”的载人航天工程。作者自觉的“双声叙事”(采访者叙事和被采访者自叙事、他叙事)设计，建构了关于航天历史大叙事的具有意义和滋味的结构模式，为我们存活了关于中国航天的许多第一手史料。徐剑的《东方哈达》是一篇叙写青藏铁路建设的作品。题材重大，叙事丰富，巧妙地采用“上行列车”与“下行列车”并置推进的方法，把历史叙事和现实报告有机整合在一起。这是一部与大工程相适配的颇具分量的作品。是一座建设者的丰碑，也是一幅民族文化的风情画。卢跃刚的《长江三峡：中国的史诗》，是一份三峡工程论证的备忘录。正如作者所说，“长江是伟人和天才们施展智慧和伟力的场所，三峡工程是他们留给我们的一个世纪性的历史命题”。朱晓军、杨丽萍的《快递中国》，叙写的是一个大众创业的生动故事。快递已成为大众生活中一种重要存在，是一种有关国计民生的业态。本篇作品具体生动地叙写了“中国快递第一集团军”艰难而成功的创业史，其中有故事、有人物、有经济数字，也有人文温情。经济时代，生态问题曾经是中国的一个突出问题，但这一状况正在得到改变。报告文学作家敏锐地感知到了这一可喜的新变。何建明长篇《那山，那水》，以诗美语言和生态美图有机融合的表达方式，为我们描写出那令人想象神往、令人流连忘返的浙北安吉余村生态文明的美丽图景。李青松发表在《人民日报》的《塞罕坝时间》，叙写的是中国生态建设的一个奇迹塞罕坝。塞罕坝的故事是塞罕坝人，是人类以自己的勇敢和执著书写的美丽自然失而复得的传奇故事。李青松的作品，描写了“美丽的高岭台地”的生态之美——这是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中国创造。
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中国报告文学，显见的是题材题旨设置的“主旋律化”，它以展示现实新变、呈现中国力量、激扬中国精神为旨归。这是主流意识形态的一种规定，其实更是报告文学反映对象一种大的历史存在。就其大势和基本面而言，改革开放四十年，是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巨大历史进步的四十年，是人民真正站起来、富起来，国家民族强起来的四十年。这是时代与历史的总体真实和规定性。如果报告文学作家看不到，报告文学作品不书写这样的总体存在，那么非虚构写作也就陷入总体性的失真。从这一点来看，这一时期报告文学的“主旋律”主导，具有某种先在的合法合理的现实逻辑。但这只是一个方面，或是一个主导方面。中国之大，城与乡、沿海与内地等，差别悬殊，发展极不平衡，有一些地方依然贫困、落后。同时，历史的进步，正是在发现现实问题并设法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取得的。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推进现代化建设中，物质现代化的先行和精神现代化的后滞所造成的种种问题。凡此种种，作为时代文体，报告文学不能无视、回避甚至粉饰现实的问题存在。问题是社会的另一种真实，看不到，不反映具有社会意义的问题存在，也是一种失真。
日本文艺家川口浩认为：“报告文学的最大力点，是在事实的报告。但是，这决不是和照相机摄取物象一样地，机械地将现实用文字来表现。这，必然的具有一定的目的，和一定的倾向。”②这一段简短的言说具有深刻而丰富的理论内涵，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作为写实文体的报告文学，它所不可或缺的主体性。客观性与主体性在非虚构文本中的统一，才能生成文学意义上的写作。而实际上对问题的发现和书写，也是主体性最可贵、最重要的体现。报告文学主要是，但不只是报告时代可喜的新变和进步，也应当是社会问题的“预警雷达”，真实地揭示问题，以期引起关注并解决问题。这是报告文学的重要功能。
从新时期到新世纪，报告文学作家一直秉持关注社会、介入现实的现实主义精神，在书写好“主旋律”中国故事的同时，“问题报告文学”的写作也贯穿其间。“问题报告文学”可能不是一个学理性的命名，更多是一个具有描述性的可以意会的指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问题报告文学”，成规模地被推出，引起了文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些作品的主题表达与改革开放的主题相呼应。涵逸的《中国的“小皇帝”》是最早反映独生子女教育问题的报告文学，作品所写关系着“我们应该怎样缔造历史”。独生子女存在的问题，不仅仅是家庭教育的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诗人徐刚的《伐木者，醒来》是最早反映中国森林危机，呼唤生态保护的优秀报告文学。写实中有诗语，批判中含深思，使得这部作品成为新时期以来生态书写的标志性作品。《西部在移民》是一篇贫困题材的报告文学。信奉“以思想为美”的麦天枢，从物质贫困与精神贫困的关联中，深挖出与“五四”文学主题相承的“改造国民性”的重大话题。作家思想的水准对于报告文学的写作至关重要。王宏甲的《塘约道路》也是一篇涉及贫困与脱贫的作品，“塘约道路”是脱贫解困之路，是乡村振兴之路，也是值得深思之路，“一个好社会，不是有多少富人，而是没有穷人”，话语简单，却蕴含着对历史的深刻反思。
进入新的世纪，报告文学的问题书写有新的表现。这种新表现反映了作家对时代内在矛盾或冲突的敏感和警惕。新的世纪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生活的便捷，使更多的人沉浸在物质丰富所置备的盛宴中，忘记依然存在着生存的艰难者、艰辛者。摄影家陈庆港的《十四家——中国农民生存报告(2000-2010)》，用十年之久，劳万里之远，以镜头和文字记录西部农村“十四家”的贫困、苦楚、奋斗和希望。曹筠武的《集体离婚》只是一篇五千字作品，但它分量沉重。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成百上千的人上演“集体离婚”的活剧。作品提供的是一个极端化的样本，它给出了物质时代人们道德堕落的严肃话题。梁鸿的《梁庄》所写其实也关涉问题。在现代化、城市化的进程中，乡村的凋敝触目可见。这不是反城市化、现代化的作品，它只是告诉我们，没有健全且有活力的乡村，所谓的现代化是不完整的现代化。国家推出乡村振兴战略，从一个方面说明了《梁庄》叙事所具有的现实意义。长江的《直面北京大城市病》，具有报告文学“直面”现实的品格。作者以调查、采访和个人的亲验，将环境污染、人口膨胀、交通拥堵、医疗超重等大城市问题，真实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作品又不只是展览问题，还记写了治理大城市病的种种举措和方略，给人以问题中的新期待。
作为时代文体的报告文学正是这样，既表现行进时代的辉煌图景，它所取得的成就，又能看到行进过程的艰难，出现的不足，甚至问题。这样作品对时代的报告，对历史的记录就能更接近于是全息的、立体的、全面的，因而是真实的。这也是四十年中国报告文学最基本的价值之所在。
一代有一代的文学。这是一个报告文学的文体时代。比之于诗歌、散文、小说等文体，报告文学发生的历史还比较短。报告文学(Reportage)这是一个舶来名词，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经由日语译得。尽管已有夏衍《包身工》等典型性的报告文学存在，在实际创作中，这一类型的写作也成为文学格局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它并没有取得独立的文体地位，或是与新闻一体，或是在散文中居处。它的称名也多变，有报告、速写、通讯报告等，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受到苏联特写理论的影响，称作特写，像被我们视为报告文学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等常常放在新闻通讯类作品中。报告文学真正取得独立的文体地位，并且在写作中具有文体自觉，是在历史的新时期。“由于我国报告文学作家的共同努力，近几年来，报告文学这一生动活泼的文学品种，已经由附庸蔚为大国。”③张光年所说是符合文学史史实的，“附庸”是指这一文体在过往的附属性，“大国”是指报告文学在新时期的自成一体和重要影响力。由于报告文学在新时期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改变了它“亚流文学”的地位，开始与诗歌、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平起平坐，“全国四项文学评奖”中有报告文学，就是一个例证。作为当时中国作家协会主要领导的张光年，主持并支持了报告文学作为全国文学奖评奖的安排。原先中国作家协会的评奖设置中，并没有报告文学，是在一九八一年三月临时动议，次月决定增加设立报告文学奖的。④这个细节，也从一个方面说明这个时期的报告文学已在当代文学的文体家族中登堂入室，成为当代中国文学格局中重要的组成门类。
报告文学成为新时期中国文学的主潮之一，其重要的原因是大时代的激流奋进对于这一文体的激活。这是一个报告文学的时代。一方面发生着亘古未有巨大变动的时代，需要有与之相适配的时代文体，以真实的迅捷的方式将其或是流光溢彩，或是沉郁艰辛的镜像加以摄照；另一方面也是报告文学、报告文学作家可以有所作为的时代。报告文学不可能是“私人写作”，而是基于个人观照、个人表达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写作。改革开放的时代主题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工作、生活。这种影响促成了现实生活发生种种超越人们预想的奇迹，甚至是富有传奇性的变化。这些奇迹或是传奇超出了一般的虚构作品的想象空间，而这些现实的奇迹和传奇正好是报告文学最好的书写题材。这样也就为非虚构的报告文学进入时代、书写现实创造了种种可能。这是报告文学能独立成体，并可以有为于时代的根本原因。
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报告文学，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一九七○年代后期到一九八○年代这十多年的新时期，第二个阶段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第三个阶段是二十一世纪以来这近二十年。从文体自身发展的角度而言，三个阶段的报告文学各具特质，第一个阶段的创作，是史与诗的结合，新闻信息与思想穿透的结合。第二阶段则是在特殊背景下的盘整和调整，作品思想和激情让位于内敛与求真。第三个阶段总体特征是一方面是意识形态主题设置的强化，另一方面是走向非虚构本体的叙事建构。
最重要的当然是第一阶段，这是文学的新时期，也是报告文学的新时期，这一时期立定了报告文学在新时期文学中的独特地位和价值。我们说新时期文学发轫的重要标志不只有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也有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以一九七八年第一期《人民文学》发表的《哥德巴赫猜想》为代表作的一批科技题材的报告文学，书写知识分子的遭际和品格，宣告了一个时代文学的终结，表示着一个文学新时期的开启。新时期的报告文学和时代实现了双向互动，一方面改革开放的源头活水有效地供给报告文学的写作材料，另一方面报告文学以自己特有的方式、特有的主题表达等，参与了思想解放的讨论，介入了改革开放的时代进程。新时期报告文学的代表性作家陈祖芬就说过，“我要继续写报告文学的‘硬通货’，——写改革，写经济改革，写改革中的人的观念的变化。中国不搞改革没有出路，报告文学不写改革，就脱离了时代的大趋势。”⑤
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讲话谈到文学方面的情况时，有两处提到报告文学：“文艺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在反映现实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在艺术的表现力上，都有显著的进步。小说、报告文学、电影、电视剧、话剧、戏曲、诗歌、音乐、美术、舞蹈、曲艺等各个方面，都出了一批优秀作品。”⑥这是全面评说文艺各门类所取得的成绩。还有一处特别肯定了报告文学在振奋人民精神，鼓舞人民力量所具有的突出贡献。“近年来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新生活的文学作品多了一些，但是，能够振奋人民和青年的革命精神，推动他们勇敢献身于祖国各个领域的建设和斗争，具有强大鼓舞力量的作品，除了报告文学方面比较多以外，其他方面也有，可是不能说多。”⑦这样的评价，客观地反映了新时期报告文学卓尔不凡的价值。这种价值首先是政治的，当然也是文学的。“政治的”新时期报告文学，深度地参与了拨乱反正、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在与国家主题异构同质的表达中，最大限度地释放了报告文学的文体能量。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是一个典型样本。作为改革开放重大标志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作为这次会议一个重要前奏，是全国科学大会，在这一年的三月召开。徐迟的作品于一月份刊出，二月十六日、十七日《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先后转载。从以政治为中心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到“四个现代化”建设，其中前提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而科技现代化的关键是科技工作者，是知识分子。《哥德巴赫猜想》的主题是明确的，作者通过对陈景润事迹和遭遇的叙写，直接否定了“文革”强加给知识分子的不实之词，热情肯定了他们为国争光，勇于登攀科学高峰的精神。由此可见，作品主题和国家政治逻辑之间的紧密关联。而这一时期“文学的”报告文学则是显见的。徐迟是诗人，《哥德巴赫猜想》中有诗人的激情，有诗美的语言。不仅是徐迟，还有理由、黄宗英、陈祖芬、柯岩、孟晓云、徐刚等更多的作家，他们的报告文学，一改原有的新闻化制式，创造了别具报告文学自身特质的审美规制。在整体上看，新时期的报告文学成就了这一文体的一个历史标高。
一九九○年代的报告文学，基于多种因由，从新时期的高程有所回落：此间的写作，既能坚守着报告文学关注时代，介入现实的基本精神，但很明显的是，在对重大现实问题的直面，在对书写对象思想力度的表达等方面有所退化。《沂蒙九章》是《人民文学》一九九一年十一期，以整本篇幅刊出的，刊物给了很高的评价：“这是刊物创刊十二年来，首次几乎倾尽篇幅刊载的一部作品。时代需要黄钟大吕。这颤栗发烫的文字，是血的潮动与真实的结晶。”《沂蒙九章》是沂蒙精神的礼赞，沂蒙精神的要义是牺牲，是担当，也是创造。黄传会致力于底层生活和“希望工程”等的书写，被称为中国“反贫困报告文学作家”。他的《希望工程纪实》，包括后来的《我的课桌在哪里》《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等作品，叙事素朴真实，充满着善良悲悯的人文情怀。赵瑜的《马家军调查》突破以体育说体育的视界，避免了简单地臧否人与事的写法，将马家军与体育文化、体育文明、东北文化、中国社会文化等关联起来，在平和纪实的调查中完成了一个立体的多质的真实的马家军的还原。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报告文学的叙事发生很多变化。造成这种变化的因素有许多，其中全媒体传播的文化生态是很重要的一点。
在全媒体传播时代，原本基于新闻而生的报告文学，其新闻性优势显然正在弱化。在这样的情势下，具有报告文学文体自觉的报告文学作家，开始注意回到文学叙事的本身，注重通过故事讲述、人物形象再现等，建构报告文学非虚构叙事的文体优势。这种努力，使得报告文学的影响力不再只是依赖新闻传播或者意识形态宣传等，而是主要依凭文体叙事本身的内生魅力。赵瑜的《寻找巴金的黛莉》，巧妙地从真实书写对象中，建构“寻找”的叙事策略，以“寻找”布置作品悬念气氛，推进叙事发展，增强了对于接受者的召唤力；同时注意了个体小叙事与社会大叙事的结合，使个人故事中透视出时代演变的面貌。傅宁军的《此岸，彼岸》，作者着力于从战争与和平的大历史中，设置民间小叙事，以此开掘掩映在历史褶皱中别有意趣的故事。作品写实写活了沧桑变迁中的历史的戏剧性，同时在这样的戏剧性中，表现出两岸人民骨肉相连的情分与和谐相生、和平发展的历史大势。
“非虚构”在晚近十多年中的文学话语中，差不多成了一个流行语。这不是一个新词，原本是对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Nonfiction”文体的一种意译，完整的表述似为“Nonfiction Novel”，意谓“非虚构小说”。原初的“非虚构”与我们现在理解的意思不同，其中有着小说虚构的内容和方法。现在在美国“非虚构”与我们持守的客观真实理念已近似，他们也放弃了小说化的虚构。二○一○年起《人民文学》力推“非虚构”，直接原因之一，可能是对报告文学写作的模式化、“新闻体”的不满，倡导者“希望由此探索比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更为宽阔的写作，不是虚构的，但从个人到社会，从现实到历史，从微小到宏大，我们各种各样的关切和经验能在文学的书写中得到呈现”①。从《人民文学》发表的《梁庄》《中国，少了一味药》《词典：南方工业生活》等作品看，刊物的预期大致上是达成的。它部分地促成了写实作品由单一政治的宏大叙事向日常社会生活叙事的回归，实现了公共叙事与个人叙事的有机结合，有效地拓宽了报告文学的写作空间。“非虚构”是一种文体大类，它与“虚构”相对应。“报告文学”是“非虚构”类中的一种具体文体。显然“非虚构”概念的外延比“报告文学”要大得多，而“报告文学”则有着更多的特指性。如果理清了两者之间的逻辑，或许就没有称名之争了。
作为“文学的”报告文学，其文本的基本建构是叙事。作为叙事的报告文学，它也要像小说一样“以人为本”，注重再现人物的存在，表现人物的独特。只不过小说可以通过虚构塑造人物形象，而报告文学只能基于真实的人物作非虚构的再现。改革开放四十年报告文学，其中有不少作品写人物，注重刻画人物的精神特质，充分显示其性格特征，这样使作品突破了新闻的易碎，走向文学审美的经久远流，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哥德巴赫猜想》中的陈景润，“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沉潜于数学世界，有着“愚公一般的精神”，他成为特定时期“中国牌知识分子”的典型。李春雷的《木棉花开》的主人公是原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作品一改党的高级干部单一的政治化叙事模式，写出了人物的筋骨，写活了人物的精神形象。作品以“木棉花开”的意象思维统摄全篇构思，从人物自身逻辑和时代的关联中，赋予人物改革“英雄花”的崇高形象。由小说家转型为报告文学作家的陈启文，他的《绝地上的诞生》中的“小浪底人”林秀山，他和他的同事“为新中国提供了一个水利工程的标本，甚至可以说开创了共和国治水的又一个时代”，但“他既不是两院院士，也不是什么‘泰斗’，看上去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退休老人”。何建明二○一八年的新作《山神》，叙写的人物是贵州山村八十多岁的老书记黄大发。黄大发带领村民用三十六年时间在悬崖绝壁上锤击手挖凿出了一条数十里长的通天渠，改变了山村的模样。何建明的作品为我们雕刻了一个真实生动的顶天立地的中国式“硬汉”形象。
“反映时代精神，这是一切文艺形式都应该努力以求的，但对报告文学来说，更为重要。”⑨时代精神是一个时代特有的普遍精神实质，是一种超脱了个体，体现民族国家的集体意识，它是达成社会全体共识的精神纽带。感动我们的报告文学，感动我们的作品中所写的主人公，激扬着鲜明的时代精神。这些时代精神从叙写具体对象中凝练而成，又超越了具体的人与事，超越了特定的时空，汇聚成强大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中国女排一九八一年在世界杯比赛中首次夺得冠军，鲁光的《中国姑娘》，以真实生动的叙写，再现了女排群体刻苦训练，奋力进取的故事和场景。作品最为打动读者的是中国姑娘为国争光，顽强拼搏的女排精神。“这是一曲振奋人心的搏斗之歌。它的主旋律，就是祖国的荣誉高于一切！人们把体育比喻为一个民族精神的橱窗。那么，就让我们打开中国女排这个小小的窗口，看一看我们中华民族应有的精神风貌吧！”由此女排精神也成为时代精神的标志，感染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人民。时间之水逝者如斯，精神之源汩汩而来。
时代文体，当是时代的存真，历史的记录。致敬过去这一伟大的时代，感谢以文字为我们留下时代与历史影像的作家！
①茅盾：《关于“报告文学”》，《中流》第11期，1937年2月20日。
②[日]川口浩：《报告文学论》，沈雁冰译，《北斗》第2卷第1期。
③张光年：《社会主义文学的新进展——在全国四项文学评奖授奖大会上的讲话》，《文艺报》1983年第5期。
④张光年1981年3月29日和4月7日日记有记载。
29日星期日多云：秦兆阳在电话中建议中篇小说评奖与报告文学评奖同时举行，使评奖结果增加昂扬气息，我表示同意，请他在明天评奖会上提出供商讨，晚间与罗荪通话，他感到为难，因报告文学评奖工作量超过中篇。他明天迁往西郊宾馆，中篇评奖会明天起在那里开会三天。
7日星期二多云：上午去沙滩参加党组办公会扩大会，罗荪、葛洛、子奇、张僖、剑青、唐因、唐达成、李枫等与会，讨论举办报告文学评奖问题。我对此作了说明，提出几个问题，经过讨论，大家同意由《文艺报》、《人民文学》两家合办，提出设以冯牧为首的评委会，以阎纲、周明等组成工作组，及早形成一个备选名单，征求各地编辑部意见，希望能在5月中、下旬完成任务，请剑青召开第一次工作组会。见张光年《文坛回春纪事上》，海天出版社1998年9月出版。
⑤陈祖芬：《挑战与机会·后记》，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6。
⑥⑦邓小平：《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9、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⑧《人民文学》2010年第2期主编留言。
⑨袁鹰等：《报告文学座谈会纪要》，《新闻业务》1963年第5、第6期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