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特·里克 著 吴万伟 译
书是装满了各种期待的怪异容器。书出版时会想象读者的存在，如果出版了之后，没有读者阅读，这本书就让有些人遭受金钱上的损失了。有关翻译的书似乎还有额外的负担，它面对的是形形色色的、兼收并蓄的读者群，这些人有一个共识，那是有关翻译的陈词滥调：比如真实的“原作”和派生的“翻译”之间的一种透明的关系。在这种简单化思维根深蒂固的背景下，能够重新思考翻译吗？西方对纯粹形式和真实原作的痴迷已经限制了我们对翻译艺术的理解和欣赏，这样的重新评估能够揭露真相吗？果真如此，这个任务究竟有多么紧迫呢
这些是我最近在阅读三本翻译著作时不知不觉提出的若干问题。它们是卡林·艾默里奇（Karen Emmerich）的《翻译与原作的产生》、罗斯玛丽·阿罗约（Rosemary Arrojo）的《虚拟的译者》和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的《反对工具主义》。
这三本书用不同的方式驳斥了顽固的思维方式，提供了新方法和深刻见解来提高学界谈论翻译时的准确性和深度。三本书都深刻论述了“原作”和“作者”的概念。作者鼓励我们将翻译理解为一种转化性的、创造性的和阐释性的行为---这种视角揭示了所有阅读行为都是转化性的、创造性的和阐释性的。
在驳斥有关翻译的陈词滥调时，韦努蒂的《反抗工具主义》的用途最为广泛。韦努蒂考察了有关翻译的两个截然相反的观点，本文称之为“工具主义格言”和“阐释真理”---它们共同构成了翻译话语。艾默里奇和阿罗约写到具体的翻译背景，像韦努蒂一样，她们两人的论证都提出了反对工具主义范式的立场。
使用韦努蒂的《反对工具主义》的基本概念，本文将两种观点的背后逻辑总结如下：
“工具主义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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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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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比译作更宝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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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价值的减弱归咎于译者错误的普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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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是语言专家，类似于自动化的机器。
“阐释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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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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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是创造性的、阐释性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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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作品在译入语文化中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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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是创造性的知识分子。
如何让这两个截然相反的观点达成和解？这三本书都各自阐述了集体任务单独的、必要的部分。从总体上看，由韦努蒂冲在前面带路，我们开始能看到翻译理论能够和必须采取的新形式和发展的新方向。
韦努蒂和艾默里奇在各自的结论中都抱怨这些陈词滥调的盛行导致人们对翻译产生很多误解。这些假设在本质上都属于工具主义的观点。驳斥这些陈词滥调却是个赫拉克勒斯的艰巨任务。因为这些说法传播广泛，人们根本不知道作者是谁。它们定义了思维方式，却没有指明具体来源（那样的话，才能用适当的干预来驳斥。）
即使如此，我们或许感到纳闷，今天为什么必须驳斥工具主义的陈词滥调。纯粹的作者和纯洁的原作等观念---从背景或者模糊性中产生文本---难道不是在几十年前就已经被所谓的后结构主义者埋葬了吗？茱莉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的《符号学：符义分析研究》（Sèméiotikè: Recherches pour une sémanalyse (1969)）就将文本定义为“文本的衍射或者互文性”。１但是，有关作者和原作的陈词滥调持续存在，因而也就继续存在驳斥它们的必要性。
我觉得，认定原作和原作者拥有不容置疑的、不容亵渎的、得意洋洋的价值的工具主义翻译观有三大主要特征。第一个特征源于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中占支配地位的纯粹存在观念。也就是说，西方痴迷于某个东西能够成为整体性的毫不含糊的某物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雅各·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在其《论文字学》De la grammatologie (1967)中提出了这个论点，围绕存在的本质而出现的观念也影响了超验性和神圣性的观念。２这种痴迷扭曲了包括著名思想家在内的很多人对翻译的认识。因为将起源作为纯粹的真实性场所来追求，西方就为原作编造了不容置疑的权威性。
第二，浪漫主义崇拜持续存在－－－作者是天才，是作为上帝的特使在行动。我们在今天仍然看到这个观念，要么在教学中赋予经典著作这样神圣的地位，要么在资本主义社会，作者成为让人崇拜的偶像。
第三，存在一种常见的偏见，在这种偏见看来，语言被视为抽象的指称系统。这削弱了语言是活生生的系统的现实，在该系统中上下文对意义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了说明上下文不能与意义分开，语言学家埃米尔·本维尼斯特（Émile Benveniste）曾经注意到，每个“早上好”（bonjour）都有独一无二的含义。3 摩洛哥法语作家阿卜杜勒-凯比尔·卡提比（Abdelkébir Khatibi）在写摩洛哥语的常见阿拉伯谚语时，强调谚语在不同上下文中表达的不同意思，强调“仪式时间”对理解这种具体的含义非常重要。４你可能说，表达生命的词汇重复出现，但上下文总有差别。背景的不同导致意义出现细微的变化。
西方人痴迷于纯粹的存在，对作者的浪漫主义崇拜，没有强调语言是其意义由上下文来塑造的活生生的系统，所有这些都是导致工具主义范式持续繁荣的基础。
这里，每本书都使用了独特的方法来对付这些工具主义陈词滥调。韦努蒂毫不客气地指名道姓，指责当今那些使用这些俗套思维方式并最终伤害翻译的学者、译者、评论家和哲学家。最初，我对这种直接了当迎头痛击工具主义思维的作恶者的做法不以为然，但是，我很快就意识到了这样做的价值所在。为了驳斥陈词滥调，韦努蒂似乎在建议，我们必须尽可能坚决地奋起还击。
艾默里奇的书使用了叙述的方法，她讲述了文本故事，焦点集中在编辑、学者和其他参与者如何实际上在形形色色的政治和个人动机驱动下炮制“原作”。艾默里奇引人入胜的文章显示编辑的选择如何帮助构建了成为里程碑的文本：不是作为口头或书面文件的复杂历史的阐释和讨论，而是要求得到荣誉和传承的所谓的永恒的、持久的艺术品。
与韦努蒂不同，艾默里奇并没有谴责特定人的具体动机。相反，她显示出将支离破碎的、常常相互冲突的文本形式转化成为具体目标和信仰支持下的纯粹的里程碑式著作的种种历史过程和文学过程。她希望颠覆这样的观念，即某个文本享有不容反驳的权威地位。她不愿意承认给出了编辑应该怎么做的法规性建议，相反，她希望读者意识到编辑拥有的选择空间。她没有明说的目标是向读者表明，文本在不同的时代是怎么产生出来的，它们常常是学者、历史学家和编辑等多种决策共同作用的结果。艾默里奇清楚表明，文本远非简朴的、一体化的整体，而是人为构建出来的。
对那些传播阻碍翻译的批判性话语形成的陈词滥调的家伙，阿罗约的态度也相当克制。（仅仅将生活在１６世纪的法国诗人约阿希姆·杜贝莱（Joachim du Bellay）单独挑出来进行批判。）阿罗约的书一门心思阐述小说的细读如何产生对译本的新理解，鉴于这样的范围，她的谨慎是可以理解的。她把焦点集中在小说上是因为其多元声音的本质及其呈现不熟悉场景的特征，小说中常常重新新的、创造性的、批判性对话。
因此，在或明或暗探讨翻译的虚构性著作中出现了以新的创造性的方式思考翻译的可能性。小说因而可以被用来重新考虑翻译过程。阿罗约最后向有兴趣提出翻译新观点的文学学者和学生提供了实用性和哲学思辨兼具的手册。
如果西方模式仍然受到纯粹原作观念的束缚，需要提出多少次这些论证才能重新校准思考呢？
阿罗约和艾默里奇的书都是引人入胜的研究，思想深刻，结构严谨，为将来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启发。但是，在我看来，真正从根本上探讨翻译思想问题的著作是韦努蒂自封的“辩论式”作品。我们需要明确讨论这些障碍，才能让翻译话语变得越来越深刻和准确。
韦努蒂通过使用“不变性”（invariant）这个术语阐明僵化的工具主义思维方式的陈词滥调。翻译的工具主义思维方式有一套指导原则的清单，其要点就是原作不能或不应该改变。这种不变性就是不可译的元素。
韦努蒂在书中制作了一个目录竭力走近翻译实践。目录中列举了不变性的观念如何产生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再出现，它的范围包括什么，这个观念的毛病以及译者和思想家如何冲出陈词滥调的束缚，重新思考翻译本身。
相信语义不变性就意味着，无论译者拥有什么样的其他自由，译者不能阐释意义。本质意义固定不变。但是，宣扬现成的权威意义根本经不起推敲，因为语言必须靠人激活才能拥有意义；每次交际的背景天生都存在着阐释性的意义。韦努蒂认为，人们在阅读任何东西时，都在应用解释者或者用以产生意义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调节透镜。语义不变性建立在这样一种信念的基础上：语言是透明性的，意义可以不需要上下文而获得。
与此同时，有些翻译作品使得形式不变性的观念持续存在，这是在要求人们完全遵从词序。建立在形式不变性基础上的翻译意味着原语文本的句法在翻译中必须得到维持，根本不考虑比如副词短语在法语和乌尔都语中的位置与英语中的差异。要求形式不变性的翻译在２０世纪前的诗歌翻译中是最麻烦的，产生的问题是波德莱尔的法语诗歌是否要求英语译本拥有同样的形式维度（韵律和节奏模式），尤其是在阅读的上下文－－－如美国人的诗歌世界中的韵律、音步诗行等古老的怀旧性特征。
韦努蒂也描述了效果不变性。为了解释翻译缺乏语义不变性，译者或许宣称他们旨在传达原作的效果。但是，原作的效果是什么？没有一部文学文本给读者产生的影响是一样的，说到效果，除了知道文本如何影响自己之外，译者不可能假设任何别的东西。就文本层面而言，不能保证任何特定的效果观念，相反，效果是通过控制个人阅读的偏见叠加在文本上的。在试图与语义不变性刻意保持距离的时候，译者并不能通过试图改造其阐释以便获得某种预设的普遍性效果而增加其权威地位。
从集体上看，这些书帮助解构了作者和原作的观念，同时它们也成功地重新构建了新观念，即翻译是涉及到主观阐释的关键任务。
但是，如果西方模式仍然受到纯粹原作观念的束缚，需要提出多少次这些论证才能重新校准思考呢？翻译研究能够不仅揭露而且重新构造一直在阻碍批判性翻译话语构建的西方对纯粹形式的痴迷吗？
韦努蒂针对我们读者提出的修辞主张（他甚至在结尾部分直接称呼读者“你”）引发了其他的怀疑。最为重要的似乎是结构性问题，即把新的反传统的翻译话语置于何处。正如韦努蒂所说，如果学界行动迟缓，无法做出改变，允许新的学者、译者和思想家进行思考和翻译的空间何在？学界允许这些作家个人希望发生的结构层面的革新吗？
使用认识论、历史分析的方法和复杂的文学阅读战胜毫无批判性的翻译思维方式是这些著作的共同目标。但我感到纳闷的是，这种渴望的思维方式反转将会把翻译和译者引向何方？翻译不仅是阐释性的任务而且是艺术性的工作，译者就是艺术家。我们准备好提出这样的主张了吗？
这种提升译者地位的努力似乎很有诱惑力，但我想提出另外一些看法。艺术观念像很多支持原作和作者并将其偶像化的文化偏见一样有共同特征，希望译者得到像艺术家一样的尊重，这其实没有抓住要点。或许我们应该将主张局限在：译者像艺术家一样是创造者，其选择涉及到理性维度和审美维度。仅此而已。但是，这样冷静稳健的主张能激发人们行动起来，或者带来任何变化吗？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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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ia Kristeva, “The Bounded Text,” in Desire in Language: A Semiotic Approach to Literature and Art,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Thomas Gora, Alice Jardine, and Leon S. Roudiez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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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ques Derrida, Of Grammatology,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rev. e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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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Émile Benveniste in conversation with Pierre Daix” (1968),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Matt Reeck, Jacket2, no. 35 (20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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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delkébir Khatibi, “Le discours parémiologique,” in La Blessure du nom propre (Denoël, 1974). ↩
作者简介：
马特·里克（Matt Reeck），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比较文学博士，获得富布赖特基金会、国际笔会/海姆基金会（the PEN/Heim Fund）和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the NEA）等的资助。
译自：Translation’s Burden By Matt Reeck 8.8.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