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利斯·维兹杰克　著　吴万伟　译

本文论述当今哲学的角色和未来的任务。

如今，有关哲学家应该“做”什么的详细探索似乎成为哲学思辨本身的组成部分。一般来说，在自然科学和技术领域工作的人并不会对其研究活动进行同样的反思，他们认为这根本没有必要。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工作的人也不会，只不过程度上稍微弱一些。我们大部分人通过这种质疑常常期待哲学究竟是什么的we难题会变得清晰起来。而要弄明白哲学家们在做什么，他们就必须试图为哲学这门学科下定义。这个挑战一再降临到每个开始学习哲学的人和准备开始学哲学的人的头上。每当我们思考哲学的社会地位及其笼统的用途时，我们就不得不首先面对有关哲学本质和定义的两难困境。

哲学家吉利恩·罗斯（Gillian Rose）在1995年过早地悲惨去世前不久，写到：

要当哲学家，你需要具备三个素质。首先，无限的思想爱欲（eros）：对一切事务无穷无尽的好奇心。其次，专注的能力：全神贯注于眼前的事物，却无需亲手抓住它－－－就像你密切观察静静地爬在厨房墙壁上越冬的绿色草蛉但并不去触摸它的那种注意力高度集中。第三，欣然接受死胡同困境（aporia）：我们或许没有解决问题的办法，只不过澄清命题而已。总之，爱欲、关注和接受。

当然，哲学不仅仅是这些部分的总结，我们从中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不能将哲学简单地变成纯粹的心理学描述，来回答为何有人会花一辈子的时间去追求智慧。对哲学究竟是什么的无限猜测和思考本身或许就表明了人类自我探索的欲望。但是，批判色彩稍微浓一些的途径显示，截至到现在为止，人们仍然没有充分反思自身的活动，回避定义或许成了哲学命运的组成部分。

甚至可能更糟糕。这种怀疑不是没有道理的。有些反对哲学的怀疑论者可能认为，哲学的很大部分甚至根本就不配称为哲学，因为它没有试图满足哲学的最基本要求：内在的连贯性和清晰的方法论。如果我们希望避免更大危险的话，即回避那种将任何种类的“哲学探索”都等同于哲学的倾向，这或许真的具有紧迫性。因此，哲学可能是咎由自取，我们促成了“命中注定的自暴自弃下场，屈服于自己的偏见，试图作为一种话语形式而孤立地存在，自然遭到公众的质疑和驳斥。甚至当哲学成功地避免遭遇批判时，另外一种危险却悄然而至：哲学仍然陶醉于它一直存在的或者后来沦入的那种状态，即“摇椅中的哲学”。

专业哲学家渴望找到通常很抽象和笼统的问题的答案，这些问题对于我们认识世界、社会和人类的结构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基于他们的发现，哲学家们提出了详尽和系统的理论。但是，他们有时候就此止步，不再往前走了。下一步本来应该清除牵强的答案，提出更具说服力的理论，引用所考察问题的具体例子进行验证或者寻找相反案例，但是，哲学家们常常做不到这些。

很多主张和理论蹩脚得很，根本不配得到现在的这种承认，它们往往在没有经过验证的情况下就被广泛传播出去了。当然，在很多情况下，甚至在原则上运用科学方法验证哲学理论也是不可能的。有些理论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外部因素，甚至归功于它自相矛盾的本质和荒谬性。

结果，哲学在其严格制度化的形式上面临内外两大困难。毫无疑问，其内在的制度化困难是哲学家们急不可耐的自我满足。正如提摩太·威廉森（Timothy Williamson）所说，哲学的传统方法包括沉思默想，但没有以测量、观察和实验等形式与世界进行互动交流。哲学因此很快变成坐在摇椅里的活动。但是，即使在这个方面也没有达成共识。许多哲学家并不赞同这种途径，认为过于狭隘的分析方法根本无法理解哲学的本质，故而将其抛弃。

许多人相信哲学的使命不必那么野心勃勃。在他们看来，哲学的任务不是提出理论而是阐明证据、模糊性、和错误，找到办法让这些东西接受验证的过程。对于其他人来说，上述说法统统都不对，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就说，在此，哲学不是要寻找问题的答案，而是要提出优秀的问题，仅此而已。这样的困境已经出现在学院派哲学中，但在学界之外，情况变得更加混乱不堪。

如果说哲学领域仅仅是依靠专业哲学家的作为而塑造出来，未免过于严格了。如今，作为备受尊敬的研究领域，哲学拥有系统化的知识和存在价值，长期以来它一直都不是业余爱好者的活动范围，也不是罗斯间接提及的单纯依靠个人随机的好奇心就能做的事情。经过数千年的演变，哲学已经成为知识宝库，在全世界各地最好的大学都被讲授，而且成为中小学课程的一部分。全球有数以千计的哲学研究院。哲学塑造了我们对自己、世界和社会的认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在政治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哲学在社会和公众中占据一席之地，在大学以及学界内外的知识探索中具有一定地位，虽然或许是边缘性的。哲学是产生严肃议题之所。与任何其他学科相比，哲学的生命力更多依靠自身，未必被紧紧地捆绑在学界的大船上。我们甚至在设想，哲学的本质是否有某种东西必然会迫使哲学冲出学界的牢笼，竭力逃脱被体制化的命运。

一个多世纪之前，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发表了一篇文章“哲学复兴的需要”。他在此文中批判性地考察了哲学在美国20世纪初思想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他认为哲学已经出现偏离现代生活主流的倾向，表达了对哲学落伍过时和笨拙本质的深刻担忧。杜威对哲学已经成为狭隘的、专业化的专家领域感到义愤填膺，这些人根本没有投身于“现代生活”提供的种种话题，花费太多时间纯粹为辩论而辩论。

这些话语甚至在今天听起来也是多么熟悉啊。在《终身教授苏格拉底：21世纪哲学的体制化》中，罗伯特·弗洛德曼（Bob Frodeman）和亚当·布里格尔（Adam Briggle）认为专业哲学已经刻意与哲学的真正根源保持距离。他们认为，在今天，苏格拉底即便想到大学哲学系当教授也根本不可能了。不仅因为他抗拒炮制二流文献，拒绝为了被引用而搞科研，拒绝为了满足学术期刊评阅者的标准而论证综述。作为一辈子都在雅典的露天集市（Agora ）和同胞公民对话的人，苏格拉底很可能对当今打着哲学的幌子在做的事提出严正的抗议。

弗洛德曼和布里格尔诊断出当今哲学的病症，并询问学界的哲学家们是否愿意通过自己的思辨帮助社会进步。他们提出了挑衅性的主题：他们说，哲学必须避免自我禁闭，要让哲学系变成从事“田野哲学”（field philosophy）的乐园。

本刊《对话》（Dialogi）将以此观点作为出发点。也就是说，我们鼓励哲学家们来辩论哲学到底要做什么和如何做的问题。我们的目标是在公共领域表达哲学家的立场，阐明哲学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无论在学界内部还是外部）以及如何在斯洛文尼亚的具体案例中行动起来。我们的问题包括：作为一种公共活动，哲学取得了多大的成功？哲学如何抗拒“不思考”的要求？它如何思考哲学思辨的条件？

新自由主义金融资本主义、消费意识形态和猖獗的虚无主义已经改变了哲学从前的角色。在社会、教育和经济领域中人们对哲学的认识是否发生了变化？哲学的地位是否进一步被边缘化？哲学做为一门学科的处境如何？那些在体制上属于哲学的人如何回应时代的挑战？哲学仍然要在象牙塔中保持其自我封闭的自鸣得意吗？哲学如何对行动和周围的事件做出反思和评论？它的体制性生活空间是开放的还是封闭的？当哲学在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受到威胁甚至被彻底清除掉的时候，哲学家如何担负起公共知识分子和社会变化思想者的角色？在别人批评哲学已经无关紧要，在哲学家不得不持续不断地为自己的相关性意义辩护，在哲学的用途问题依然基于其古老的传统的时候，究竟是什么让哲学成为不可缺少的东西？最后，哲学是否应该离开学术界？果真如此，为什么现在还不离开呢？

问题有很多。对有些人来说，哲学本身就有问题。在其他人看来，并非如此。在很大程度上，两者都有道理。人文学科的资助在全世界都被严重削减，哲学领域的正常招聘和公共资助受到的限制越来越多。政府的科研拨款越来越多地要求研究要产生可直接测量的效果并带来看得见的经济利益。

随着所有的技术进步和突破和科学进步，全球化的文化变得越来越明显，哲学家应该回答的种种伦理道德的和政治的两难困境问题越来越多，但哲学界的危机已经无处不在。

另一方面，哲学不知不觉地来到新自由主义大学的危险处境中，这反映在大学标准化模式对哲学的敌对态度越来越明显。在要求我们根据可测量的影响来证明自身用途的社会中，哲学做为目标本身已经越来越被大学视为讨厌的累赘了。

最近，斯洛文尼亚马里博尔大学的副校长在《维卡》（Večer）的文章中公开宣称“我们正在引导哲学家们去从事医学和计算机科学的研究。”她指的是某些研究课程脱离现实和某些专业领域的毕业生难以找到工作。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弗洛德曼和布里格尔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提出了类似观点。他们询问为什么哲学家在能够通过阅读报纸发现同样问题时，仍然痴迷于晦涩难解的“圈内人”话题如形而上学问题。他们提供了《华盛顿邮报》上携带隐藏芯片的病人接受心脏治疗的例子。该芯片与电脑相连，病人和医生通过它能够看到治疗是否有效果。这篇报道接着描述了很快即将上市的纳米传感器：它们将在血液中游泳，随时探测可能爆发心脏病的症状。这些是位于《牛津哲学手册》的“存在与身份认同”标题下的问题。

弗洛德曼和布里格尔得出结论说，这并不是真的有关新医疗工具的问题，而是有关“自我”的本质和“有机体”和“机器”之间边界等严肃的形而上学问题。他们注意到，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所谓的“应用哲学”刺激了人们对环境伦理学和生物伦理学的兴趣。

在他们看来，他们提出的“田野哲学”将允许哲学逃出大学哲学系的樊篱，打破大学和非学界领域之间的转变套路。哲学进而可能与非政府组织、实验室、协会、公司和政治决策者等建立联系。

他们认为，哲学家就像医药、法律和科学等专业领域的人那样将成为其他院系的组成部分。哲学的转型将通过与这些领域的专家合作而表现出来。这样一来，哲学就能摆脱遭受批评的窘境了。

但是，我们能够想象某些哲学传统将强烈反对科学与哲学的融合。他们可能认为这证明了哲学丧失了独立自主性。鉴于哲学的本质，他们可能简单地认为这是不合适的。与此同时，哲学常常没有能应对我们时代的重大问题。如果它丧失了在当今社会的现有地位，哲学家们也应该受到谴责。

五十多年前，诺姆·乔姆斯基（Chomsky）撰文谈及进一步巩固思想生活和文化价值的一体化是大学和学科领域最紧迫和最关键的任务。他期待哲学家在此过程中承担起领袖的角色。他说，如果哲学家们不能做到这一点，他们就是在背弃自己的责任。我们就必须询问哲学家有这样的义务吗？这为什么是哲学家的任务而不是别人的任务呢？

专业哲学家往往将其学术活动指向科研和教学---这些恰恰是让苏格拉底感到恼火的东西。虽然如此，乔姆斯基的问题更广泛，因为无论我们是哪个国家的公民，我们都对国家政治和国际政治有义务。这些具体的义务源自哲学家拥有不同于其他人如生物学家和数学家的特殊技能。为什么？因为哲学家们处于相对占优势的地位。其他任何职业都不像哲学家那样拥有分析意识形态的工具或者社会批判的知识。从终极上说，哲学分析是理解当今全球社会危机和文化危机的关键。

这些责任应该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巨大。哲学家们是如何做出回应的呢？不客气地说，非常糟糕。当公众质疑哲学到底有什么用的时候，哲学甚至没有尽到最基本的义务，它没有充分思考与公众的关系。

当今哲学需要另一个“苏格拉底时刻”吗？它应该回归苏格拉底理想---即哲学家参与公共事务和政治活动来适应现代的需要吗？未必。情况并非这么简单。说哲学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切实卷入公共事务绝对是正确的，但正如苏格拉底的情况所显示的那样，这种参与预设了制度改造的前提。但这不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事实上，说当前制度形式下的现代哲学已经彻底放弃了公共事务功能的兴趣也不是完全准确的说法。

终极而言，将历史上的苏格拉底理想化是存在问题的。甚至那种认为苏格拉底可望参与公共事务的说法未必真实。苏格拉底刻意回避政治，因为他认为不公不义的统治者决不会容忍像他这样的牛虻。在露天广场和同胞公民的对话并没有直接干预这个城市国家的政治生态。与此同时，他并没有断然拒绝这样的政治讨论。

巴黎罗丹美术馆的地狱门口的罗丹像。

无论如何，露天广场的苏格拉底与坐在摇椅里的哲学家是格格不入的。但是，哲学家更大程度地参与公共事务对我们的需要来说未必是充分的。在反智主义日益猖獗的社会和媒体背景下，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长期以来一直遭到破坏和被边缘化，我们现在不是很清楚哲学家如何促成变化的出现。进入大众媒体和公共空间变得越来越困难了。在普遍的“媚俗小报化”和肤浅思维的“注意力经济”时代，记者和编辑绞尽脑汁千方百计地吸引更多的读者。民众的注意力已经首先被能够提供一次性“即时真相”的野心勃勃的煽动者、律师、信息技术专家吸引了过去。换句话说，哲学家没有能担负起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并不能仅仅责怪自己。

在斯洛文尼亚，我们也十分不情愿致力于关注周围的现实，我们也在竭力逃离现实。或许，对于爱智者而言，尤其是哲学家来说，社会现实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给我们提出如此多的、直接的挑战。哲学家们是否愿意按照人们期待的方式应对这些挑战，是否能够对他们所处的环境和状态进行合理的论证和思辨不仅会通过时间展现出来，而且也将决定哲学在未来若干年的命运。

译自：In search of lost time　written by　Boris Vezjak in Slovenian,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Jean McCollister, First published by Dialogi 3–4/2019 (Slovenian version); published by Eurozine17-7 2019 (English version)

https://www.eurozine.com/in-search-of-lost-time/ 

作者简介：

波利斯·维兹杰克（Boris Vezjak），斯洛文尼亚马里博尔大学（the University of Maribor）哲学教授，《欧洲杂志》的合作伙伴《批判性思考》的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