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姆·帕克斯 著 吴万伟 译
英国人类学家、社会科学家、语言学家、符号学家和控制论学家葛瑞利·贝特森（Gregory Bateson）从家人、养的动物以及与土著部落的共同生活中了解到悖论的创造潜力。
有些时候，就像青少年时期的彷徨和痛苦一样的两难困境不仅能奠定未来令人艳羡的职业成就的基础而且能引发思想世界中影响深远的变化。17岁的葛瑞利·贝特森在1922年哥哥自杀后面临的困境，对我们当今仍然具有密切相关的重要意义，因为它最终导致他为人类学研究带来革命性的变化，把交际理论应用到心理分析中（因而支持了弗洛伊德模式），创造了“双盲”评审概念，提出了首个系统和连贯的科学途径在哲学高度上整体性地应对世界的环境危机。如果将贝特森的著作归纳浓缩成一个核心概念，人们可以说，他提出了我们思考自我的方式的范式转向，我们不再是世界上的有目的的、可做决策的行动者。
葛瑞利出生于1904年，他的名字源于开辟了理解遗传学基本规律之路的奥地利生物学家和修道院神父格雷戈尔·孟德尔（Gregor Mendel）。葛瑞利的父亲威廉·贝特森（William Bateson）在英国支持孟德尔的理论，多年里一直积极参加有关进化过程本质的激烈争论，并在此过程中创造了“遗传学”（genetics）这个词。
因此，这是造就科学家的家族。威廉的父亲也是大学教授，妻子比阿特丽斯（Beatrice）和他一起从事科学研究。葛瑞利的大哥约翰在剑桥大学学习生物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投笔从戎，并在1918年战死。二哥马丁也在剑桥读书，学习动物学。全家人自然期待小五岁的葛瑞利从事科学研究并取得杰出成就，为贝特森家族赢得荣誉似乎是人生的唯一价值所在。
但是，他父亲坚持认为最伟大的成就是艺术成就。艺术是崇高的事业，而科学不过是可怜的附属角色。他父亲热衷收藏艺术品，尤其是眼光独到的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的作品，此人的水彩画原作《撒旦为夏娃狂喜》(1795)就挂在客厅的墙壁上。他认为画家的特殊天才与遗传学的飞跃有密切联系，这种进化方面的改变让人类物种迈入发展的更高阶段。相信其家族应该追求高远的目标绝不仅仅是他本人独有的想法。
考虑到这些相互冲突的信息---你必须成功，但你没有取得最高成就的能力---很可能让三个儿子中有一个试图成为艺术家成为不可避免的情况。马丁像他父亲一样咄咄逼人和爱出风头，对支持战争的英国既得利益者恼怒不已，就是这场战争让他的大哥命丧黄泉。马丁放弃科学转而热衷诗歌和戏剧，遭到父亲的强烈反对。两人不断争吵甚至大打出手。最终，马丁在追求一年轻女子受挫之后愤而在去世的哥哥的生日那天前往皮卡迪里广场的爱神厄洛斯（Eros）塑像前开枪自杀。当时他只有22岁。
葛瑞利一直被认为是家中最迟钝的孩子，如今却成为父母眼中承担家族荣耀的唯一希望。马丁自杀后当天，父亲写信给在寄宿学校读书的儿子，提醒他肩负起创造人生价值的“伟大使命”，但是，再次认定“艺术很少在我们这样的人追求的范围之内。”马丁之死证明了这一点。他母亲在另外一封信中告诉他“将你的心思集中在某些客观的确定的兴趣上面”。
葛瑞利要上大学了，当然是剑桥大学。他后来回忆说，“我要肩负起家族的责任，要保护这些好像是玻璃做成的脆弱者。”父母坚持让他学动物学，他们似乎害怕任何任性的、心理性的和不稳定的东西。但是，对于贝特森家族来说，唯一值得研究的东西似乎就是人的行为及其复杂背景---战争、英国学术界、家族背景，这些是他生活其中的世界。他最终要做的事就是使用父亲教导的观察和分析工具，那是动物学家对模式和形态学的关注，采取全新的途径来研究群体中的行为特征，首先是个人在群体中的交际和互动关系的特征。如果重新阅读他的两本伟大著作《纳文》Naven (1936)和《走向精神的生态学》(1972)），人们就会发现他对众多领域产生了巨大和深远的影响，他在60年代和70年代最终形成的思想仍然具有像从前一样的紧迫性和重要意义。
或者说提供了重要信息。因为成长于被明确告知要做什么的世界，贝特森小心翼翼地避免提供任何明确的指导意见。我们或许可以这样总结他在研究生涯最后得出的结论：社会和环境都病得十分严重，因为痴迷于控制和权力的西方陷入扭曲和遭到严重破坏的境地，人们的心态因为技术的进步而变得更具破坏性。但是，试图通过更多干预和更先进技术来矫正的任何尝试都只能是脑壳坏掉的另一种表现。
这或许是治疗失败主义和固定性的良药。但是，如果说话不含蓄，贝特森就什么也不是了。他坚持认为，相互冲突的命令、悖论和没有赢家的处境等或许让我们陷入疯狂，但它们也催生出创造性甚至艺术。面对别无选择的困境－－－禅宗佛教徒可能称之为“禅宗公案（koan）”，你将被迫将你的思维方式革命化以便继续前行。不是建议利用技术解决世界的问题，贝特森反而希望他能激励我们开始思考如何改造自我。因为他写到，“世界的主要问题是自然运行之道与人类思维方式之间的差异造成的。”
窗体底端
贝特森的自我改造过程开始于他 1925年写给父亲的一封信。一年前，他的父母劝说他解除与一位瑞士姑娘的婚约。她不是英国人，不是科学家，因而不是合适的结婚对象。作为补偿，家人资助贝特森动身前往加拉帕戈斯群岛（the Galápagos Islands）从事一个世纪前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曾做过的田野考察，发现那里的居民比动物群落有趣得多。他写信请求父亲不要“太过失望”，告诉父亲他需要“切断与普通的客观科学的联系”。他要研究人群，要从事人类学研究。
十年后，在《纳文》的开篇，他观察到虽然艺术家可能在几页的篇幅内勾画出社会的整体情感基调或者心态，人类学家则仅仅局限于阐述社会组织结构的机制。但是，他将试图将组织结构与心态联系起来。作为科学家的他将闯入艺术领域，或者像艺术家那样从事科学研究。因此，贝特森在回应父母的冲突态度时，发觉自己处在质疑传统科学途径的局限性的运动的前沿，尤其是质疑科学观察者应该完全与其研究对象区别开来的观点。但是，这种思维在西方文明中根深蒂固。他挖苦地讥讽说“有些时候，我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地相信一些和其他东西完全不同的内容。”
《纳文》的标题源自新几内亚雅特穆尔人（the Iatmul people）的很多怪异礼仪，这让贝特森困惑了很多年。他曾在1927年前往南太平洋探索个性与文化的关系，迫切希望从根基处破坏阿尔弗雷德·拉德克利夫-布朗（Alfred Radcliffe-Brown）提出的英国人类学研究模式－－－结构功能论，这种观点认为人类社会就像生物有机体，个体行为完全可以用整体的需要来解释。贝特森发现这种严格的决定论令人压抑，且缺乏说服力，部分是因为它没有能解释个人之间的冲突，再次因为它忽略了美学领域。
相反的行为模式鼓励了男女竞争的加剧。
但是，一旦进入土著部落的生活领域，他根本就不知道观察什么或者如何进行研究。其他人类学家曾经开发出详尽的问卷调查设计和咄咄逼人的访谈方法，但是贝特森对干预他人的生活天生有一种恐惧，他相信问卷调查隐含着人们已经知道了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在1929年，他独自和雅特穆尔人在塞皮克河（the Sepik River）生活，这个部落刚刚放弃了人吃人的习俗，继续把一切出毛病的东西都归咎于“吃人习俗的缺乏”，将其整个文化建立在“继续强调壮观场面”上。贝特森很快意识到该部落的好战氛围改变了他自己的性格。他是在“方法变得越来越强悍”中长大的。虽然如此，直到1932年，他才最终取得了重大突破。
贝特森一直在观察雅特穆尔人差异很大的行为。男人如果爱出风头和夸夸其谈，女人就变得安静和沉默，只是密切地观察他们。他意识到对立的行为相互刺激，并为对方提供了背景，鼓励了男人间更加激烈的竞争，如何在女人面前显示他们有本事，男人和女人的差别变得越来越明显，因为后者陷入消极崇拜的状态，有时候甚至达到了精神分裂症的程度。
这个过程的潜在不稳定本质被他称为动态分裂症（schismogenesis）－－个体之间产生差别的互动，这让他将其归咎于怪异的纳文礼仪。这种礼仪是女人身穿男人服装，兴奋地采取传统的男性行为，哪怕极其短暂，而男人则身穿女性服装，扮演为消极和卑贱的角色，甚至屈服于模拟的肛交强奸。
贝特森假设雅特穆尔人社会在实行一种自我矫正体系。个人自由地承担群体心态中的某个特定角色，并赋予其新颖性，但任何严重威胁整体延续性的行为－－－如当有人违背禁忌，或者一再违反性行为的管理法则将可能遭到传统礼仪的反击和强烈反应。
更具挑衅意味的是，他论证说，社会要求个人完成的那种任务将以其认知技能为条件。雅特穆尔人能够记得众多祖先的名字和附着在他们身上的众多神话；这些知识确保了他们拥有图腾威力，拥有了在竞争性的部落宣称优越知识时应对挑战的资本。但是，大声说出神话是在挥霍其威力，因而在部落之间争夺祖先姓名所有权的竞争性辩论中，对立各方受到神话具体细节的挑战，但并没有讲述更为广泛的故事。贝特森观察到，那是与西方使用的“死记硬背”方式非常不同的处境，要求人们具有特别了不起的回忆能力。他继续反思到，让我们成为现在的自我的不是我们学到的知识，而是我们学会学习的方式。这解释了为什么人们总是觉得其他文化的人似乎不那么聪明：那是我们的文化培养我们开发出不同种类的智慧。
1932年12月，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和她的丈夫里欧‧福群（Reo Fortune）在雅特穆尔人的坎卡纳姆村（Kankanamun）结识了贝特森，他们三人一起工作了几个月。那是两种不同的人类学研究模式的会面。米德曾在纽约跟随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学习，此人认为社会并不是生物有机体机制，而是在历史中形成的集体模式的心理学体系。这鼓励了人类学研究有目的的政治性使用，事实上米德已经因为其使用研究来推动性解放的观点和女性在社会中的平等角色而名声大噪。后来，米德被指控使用攻击性研究技巧来发现她渴望发现的东西，根本不考虑真实情况。
无论如何，她与更谨慎的贝特森正好优势互补，三人开始使用他的理论不仅来理解雅特穆尔人而且来理解认识自我的方式和个人适应自己族群的方式。米德写到“我们亲眼看到了世界似乎张开双臂展现其每个最微小的行为和手势，对我们来说，朋友似乎都变得更加可以理解了。”
但是，里欧‧福群对此没有深刻的印象，他觉得贝特森阐述的行为模式－－是现在被称为定位理论的基础－－－被用来孤立他。事实上，三人一起合作的阶段最终是以米德离开福群，并在1936年在新加坡与贝特森结婚作为终结的。此时，贝特森的父亲已经去世，现在只剩下孤零零一人的母亲，他写信给母亲解释说这是权宜性的婚姻，因为米德要在巴厘岛偏远的村子里进行田野调查，科学仍然是优先选择。当米德带着新丝绸内衣前来参加婚礼时，贝特森却用它来包裹他的照相机镜头。
事实上，巴厘岛研究课题的新颖性是摄影。民族志研究第一次主要通过胶片来进行。那再次是一种确立相互关联性原则的方式。在为《巴厘人性格的摄影分析》(1942)写的绪论中，贝特森和米德解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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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尝试通过将相互具有相关关系的图片并排放置的方法来表达不同种类的文化标准行为之间的无形关系的新方法。在空间和语境上区分开来的种种行为－－－游行队伍中的迷幻舞蹈者，抬头看飞机的男人，戏剧中仆人迎接主人回家，梦境的绘画－－－或许都与单一讨论有相关关系；同样的情感线索贯穿所有这些画面。”
这本书和《纳文》都是非同寻常的著作，因为其从具体细节到笼统抽象之间不间断的来回穿梭；认真观察行为的各方面，接着提出普遍性的理论，但是，贝特森马上回到具体细节，并承认仍然还有很多东西没有得到解释。他的所有作品的特征是在两者之间摇摆不定，一边是他父亲可能称赞的那种勃勃雄心，一边是让人气馁的自我贬低。更大的画面仍然捉摸不定，这种意识成为对著作的“集体”干预的一种警告。
导致战争的军备竞赛是动态分裂症的放大版，不可能产生起纠正作用的反馈。
总是痴迷于同样的问题，首先是自然世界似乎依靠模式集中起来达成平衡的方式－－－树叶上的纹理可以很有用地比作鱼鳞或者行星轨道或者部落舞蹈－－－贝特森从来不重复自己的观点。他感受到来自不同角度的核心担忧将产生更深刻的理解，有关原则的更大焦点而不是肤浅的表面现象。结果，他被看作20世纪末期走向跨学科研究和整体论的先驱。1948年，他和米德的婚姻关系破裂，因为他发现米德的控制欲和攻击性太强，目的性过于明确，故而投身于信息理论、控制论和最关键的是心理治疗方面的研究。
战争刺激科学家考虑比如防空导弹系统的机制如何自我矫正，不断使用反馈来调整其行动以便达到理想的结果。贝特森抓住了这个“控制论”模式使其对社会、家庭和个人的功能运行和运转失常的本能变得更加丰满。导致战争的军备竞赛是动态分裂症的放大版，不可能产生起纠正作用的反馈。类似的，在皮卡迪里广场因为家庭纠纷和失恋而开枪自杀的年轻人可能被看作没有能实现自我调整的案例。那是一个抛开历史解释的途径，或者专注于儿童时期创伤的弗洛伊德式焦点，考虑所有体验都是系统性互动的产物，虽然发生的层次不同。
但是，如果社会和个人的确是自我纠正体系，为什么适当的反馈不能传达过来呢？灾难是如何发生的？请考虑有关数字信息和模拟信息之间差异的最近研究，贝特森决定用人类的术语，这可以被比作语言和手势或声音语调之间的关系，从语言上说，词汇与它们指代的东西之间没有真正的关系，从手势上说，它拥有不同种类的现实。如果身体创造语言交际的背景与词汇不同步，如果有人说了某个事，却似乎意味着另外一件事，会发生什么呢？
1953年，贝特森在加州的帕洛阿尔托（the Palo Alto）医学研究基金会科研经费资助下创建了一个课题研究团队。十年来，他沉浸于精神病学的严峻现实中，带领一帮研究者寻找治疗精神疾病的新模式，这后来成为弗洛伊德途径的替代选择，因为弗洛伊德模式常常导致精神分析的长期和非决定性的阶段，这对很多患者来说都是难以持久的。贝特森的资助者论证说，如果心理分析症状可以被归咎于交际的功能失常－－－家人之间缺乏互动－－那么，或许非常简单的干预就可能产生良好的治疗效果。这是走向认知行为心理治疗的开始，表明贝特森仍然在思考其家族造成的破坏性影响。忠实于家族的传统，他再次与工作伙伴结婚，不过，这次新娘是和他的秘书贝蒂·萨姆纳（Betty Sumner）。
贝特森与精神分裂症患者一起工作，他们经常看不到理解信息所需要的背景。通常的问题来自女招待－－－“我怎么帮助您？”或许被理解为一种性暗示。或者菜单上的某道菜今天没有，这在特定的背景之下可以被当作精心炮制的国际阴谋的一部分。不是寻找遭受创伤的心理的故障起因或者大脑的有机体功能失常，贝特森建议精神分裂症患者“学会”“生活在这样一个宇宙中，其事件的先后顺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的非传统交际习惯在某种意义上是合适的。”他的“混乱失序”是更大系统的组成部分。事实上，贝特森现在开始思考疾病本身可能是更大社会体系自我矫正的方式，一个家族之所以继续存在是因为有一个孩子生病了。位于个人层次上的系统被牺牲掉是要维持家庭或者社会层次上的系统的正常运转。
但是，这些“事件的先后顺序”以及它们隐含的体系是什么呢？贝特森想象一个孩子从出生就接受照顾他的人的矛盾信息。在“精神分裂症理论”（1956）中，他提供了一个年轻人从严重的精神分裂症中康复的记录，母亲到医院看望他的情景：
他很高兴地看到她，冲动地搂住她的肩膀，而母亲的反应有些僵硬。他缩回了手臂，母亲问“你难道不再爱我了吗？”他的脸色羞红了，她说，“亲爱的，你一定不要这么容易尴尬，这么害怕你的情感。”病人只能够再和她呆上几分钟，在母亲走后不久，他攻击了护理者 …
这个例子之后是两页篇幅的分析，贝特森观察到母亲如何拒绝接受示爱，要求孩子表达爱，接着又批评儿子在她本人鼓励下的拘谨。最终，贝特森建议，病人处于一种两难困境之中：“如果我要保持与母亲的纽带，我一定不能显示出我爱她，但是如果我不能向她显示我爱她，那我将失去她。”
包括病人在内的所有家庭成员在导致疾病产生的交际过程中都发挥了同等作用。
在这样一个两难困境中长大，贝特森将其描述为“双盲”环境很容易引发一种结构性创伤，就好像心灵被经常性地放置在众多令人困惑的难题之前“本页上的所有命题都是虚假的”。最终，小孩子开始据此采取相应的行动，将语言和非语言交际分开，将字面层次和隐喻层次分开。这解释了与精神分裂症患者对话的特征是一系列无前提的推论等，对话中的正常人常常怀疑他或她正在被嘲笑。
贝特森的双盲理论最初被当作重大突破而受到推崇，鼓励其同事将治疗方法扩展到整个家族中来试图改变他们之间的交际模式，因而将精神分裂症患者从其“适当的”反应中解放出来。人们变得极其兴奋，似乎最令人费解的精神疾病的解决办法已经近在眼前了。那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家庭疗法的开端。但是，这个途径也引发了反对意见，他们觉得这个模式不公平地指责了父母或者母亲应该为精神分裂症的状况负责，他们宣称，事实上疾病是大脑器官功能失常的结果。
典型的情况是，贝特森刻意和热情支持者和诋毁者都保持距离。他告诉同事，从外部将“解决办法”作为权力的应用强加在家人身上只能导致伤害。他自己的途径是简单地与病人建立起更健康的交流，或许一起打高尔夫球。但是，他认为，指控他玩弄责怪他人的游戏的人也类似地过于天真幼稚了。他们假设父母对孩子拥有单向的权力；相反，包括病人在内的所有家庭成员在导致疾病产生的交际过程中都发挥了同等的作用。针对他没有严肃对待疾病的身体机能方面的指控，贝特森回应说，
如果斯蒂文斯博士（Dr Stevens）承认幽默和宗教，艺术和诗歌同样是大脑的疾病或者家族的疾病，或者是两者的疾病的话，我承认精神分裂症是“大脑”的“疾病”同时也是“家族”的“疾病”。
这总是他的风格，将辩论强行带到更大的画面中，让任何匆忙的干预都显得怪异。在其“形式、物质和差异”（1970）演讲中，他认定这场辩论的背后是西方人心态中的一个关键错误：
如果你将上帝放在外面，将其和他的创造物对立起来，如果你拥有你是根据上帝的形象被创造出来的想法，从逻辑上和非常自然的是，你将看到自己在外面，且与你周围的东西形成对立。
所以，所有关系，包括科学家与其研究对象的关系在内，都变成了一种权力关系。贝特森认为，自然世界中无所不在的诸神互动的早先信念更接近我们在真实世界中的体验。
贝特森与贝蒂以及他们的儿子约翰生活在养了多种动物的家中：钝吻鳄、犰狳(美洲动物，体表覆盖甲冑状原骨质板，以昆虫为食，遭攻击时缩成一团)、蛇和蜘蛛。贝蒂最终离开了他，因为贝特森对她“过度保护”。由于对双盲理论和家庭疗法引发的越来越大的争议感到吃惊，贝特森转而研究章鱼的最终研究海豚的交际模式。动物也玩耍吗？如果是，一个章鱼如何将信息语境化以便另一个章鱼能理解玩耍中某个姿势意味着什么？而不是真正的攻击？在1961年，他再次与帮助他从事研究的人结婚。从事精神分析的社会工作者洛伊斯·卡马克（Lois Cammack）帮助贝特森收集章鱼，并在家里养这些东西。她后来观察到，与他从家族继承的思想一致，贝特森总是认为不工作的所有时间都是被浪费掉了，他仍然是痴迷的不懈拼搏者。
整个70年代和80年代，贝特森在被收录在《走向精神的生态学》的非同寻常的创造性系列会议、论文和随笔中，敦促人们重新考察自己的学习和思维方式。比如，反思巴厘的画面，他认定艺术的本质，尤其是艺术典型的模糊性和众多可能的意义是要吸引我们前往一种沉思默想的状态而不是采取行动，这个世界变得太过复杂而难以理解和控制，因此，艺术提供了一种自我矫正的功能，让社会屈服于外部的干预。
但是，他后来的最具典型性特征的文章中或许是“自我的控制论：酗酒理论”（1971）。贝特森问道，为什么有些酒鬼能够被“戒酒协会”(AA)治愈？因为协会给嗜酒者的强制令使其承认他或她在酒的诱惑面前完全没有招架之力。
贝特森依靠观察在很多国家饮酒出现在竞争精神中开始其回答的，如果你愿意可以称之为均衡的竞争性分化（symmetrical schismogenesis），因为喝酒者试图战胜对方，人人都看重喝酒的能力。因此保持不醉就被理解为有能力控制自我和世界的表现，这是意味着笛卡尔的灵魂物质二元论的途径：我的意志力与酒瓶的较量。
每次酗酒者醉酒，家人和朋友都邀请他表现出更多的自我控制。他能够禁酒一段时间，但是这将导致其自豪感的消失，他成为不能痛快饮酒的人－－－因此在某个时刻，他将寻求展示其控制力，通过稍微喝点酒来恢复其自豪感。考虑到酗酒者让人不可接受的普遍社会风气，随后重新喝酒就成为纠正清醒状态－－－其弱点的含蓄方面的尝试。
酗酒者陷入一种危机的处境中，生活在清醒状态令人痛苦不堪，而喝酒简直是自杀行为。
但是，喝酒的直接效果，即邀请饮酒者放弃自我控制和随波逐流，实际上纠正了人与世界分开和相互对立的危险观念。最初来看，这是精神疗法，饮酒者立刻感受到融入群体中，身心放松，甚至成了更好的人。当然，他要忍住不一直喝下去，不喝醉，否则会导致更多的羞辱和更进一步显示自我控制的强制令。
狂饮和严格保持清醒之间的摇摆，酗酒者陷入一种危机的处境中，生活在清醒状态令人痛苦不堪，而喝酒简直等于自杀行为。我们有自己的双盲或者公案。在彻底陷入死胡同和绝望的这个时刻，戒酒协会的规范提供了继续前进的机会，一个解决办法，通过彻底改造酗酒者的心态。他接受自己没有控制力和没有力量的现实。他甚至放弃了自己的名字，放弃了个人的自豪感，藏身于群体中默默无闻，让他在困境中帮助他人成为首要的优先选择。这个行动最终让清醒状态成为可接受的，让“挑战”酒瓶的想法变得不可思议。不是改变这个世界，他学会了改变自我。
贝特森论文的最后话语认为，除了酗酒问题之外，他的文章是更具普遍性的呼吁变化。
如果我们继续按照笛卡尔的灵魂和物质的二元论操作，我们可能继续以上帝与人，精英与民众，拣选者与他人，国家与国家，人与环境等术语看待这个世界。一个既拥有先进技术又以怪异的方式看待世界的物种能否幸存是令人感到怀疑的。
在1972年接受为其写传记的大卫·利普塞特（David Lipset）的采访时，贝特森更加直言不讳。人们能够为世界做的最多之事是“或许让西方人与死亡达成和解的科学研究，”那是终极的放弃控制权。那是促使他在晚年走向佛教的一种态度，这让他在各种异类群体中颇受欢迎。但是，贝特森对受到人们欢迎疑虑重重，总是坚持严谨的科学途径，无论讨论的问题是多么模糊不清。
1975年，贝特森的崇拜者心理学家R.D.莱恩（R D Laing）吃惊地发现，虽然贝特森持有怀疑的态度，已经上了年纪，明显疲惫不堪，但他仍然继续在世界各地参加会议。有天晚上在吃饭的时候，莱恩回忆说，
我们开始谈论弗洛伊德的《图腾与禁忌》和吃掉父亲。我突然意识到他渴望被吃掉，他渴望自己拥有的一切和所有的果汁都被子女们吸收，他的精神上和科学上的子女们。我认为他是在巡回参观要确保人人都有最后的机会来吸收他最后的思想。
被吃掉是终极性的“生态学的姿态”。幸运的是，对于我们这些没有能在20世纪80年代他去世之前参加这个盛宴的人来说，贝特森的书仍然像从前一样营养丰富。
作者简介：
提姆·帕克斯（Tim Parks），居住在意大利米兰的英国作家、翻译家和随笔作者。著有14本小说，最新小说是《身处绝境》（2017），翻译了意大利著名作家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马基雅维里和贾科莫·莱奥帕尔迪（Giacomo Leopardi）等人的著作。最新著作是《头脑之外：论意识的轨迹》（2017）。
译自：Impossible choices by Tim Parks
https://aeon.co/essays/gregory-bateson-changed-the-way-we-think-about-changing-ourselv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