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斯提卡·布拉达坦 著 吴万伟 译
人类无法维持民主，这一点儿都不令人感到吃惊。
“民主为什么会失败？”
过去若干年，我们在书籍、报刊评论和新闻媒体上多次听到过这个问题，这显示出公众对民主的辩论表现出越来越多的焦虑。但是，我几乎总是不知不觉地提出另外一个问题作为对此问题的回答“民主为什么不应该失败？”
在此问题上，历史是唯一真正的指南。历史已经向我们显示，民主十分罕见而且稍纵即逝。它曾在这个或那个幸运之地神秘莫测地昙花一现，接着同样神秘莫测地消失了。真正的民主很难实现，即便实现了也极其脆弱。在人类历史的宏大叙事中，民主是例外，而非法则。
虽然民主的本质神秘莫测，但它的核心观点却简单得令人痴迷：作为共同体的成员，我们在如何共同生活方面应该拥有同等的发言权。在其2006年的书《最初的民主：雅典思想的挑战》中，得克萨斯州大学教授保罗·伍德拉夫（Paul Woodruff）写到，“在理想的民主中，所有成年人都可以自由地加入集体讨论，参与到我们应该如何共同生活的对话之中。谁也没有资格享受不受约束的权力，谁也不能傲慢自大、滥用权力。”你听说过比这更通情达理的话吗？不过，谁说我们是通情达理的人呢？
从根本上说，人类并不是注定要生活在民主社会中的。我们甚至可以提出民主是“不自然的”观点，因为它违背了人的本能和天性冲动。对我们来说，就像对任何生物一样，最自然的本能是谋求生存和繁衍。为此目的，我们坚持自己的观点，冷酷无情地、愚蠢野蛮地与他人对抗。我们把他人推到旁边，挤到他们前面，踩踏他们，甚至在必要时毁灭他们。在人类文明的笑脸背后发挥作用的是，我们在动物世界看到的那种走向自我肯定的盲目冲动。
只要搅动人类共同体平静的表面，你很快就会发现大群这样的人。动物学家康拉德·劳伦兹（Konrad Lorenz）在《论攻击》中写到，正是“缺乏理性的、不可理喻的人性本质”推动了“两大政党或者拥有惊人相似的救赎途径的宗教之间进行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正是这种本质推动“亚历山大或者拿破仑不惜牺牲数百万人的性命也要把全世界纳入他的权杖之下。”在很大程度上，世界历史就是那些过于自以为是的个人追求种种权杖的故事。
一旦这样的个人登上王位，其他人往往急不可耐地臣服于他。这没有关系。在他辉煌杰出的形象面前，他们似乎意识到他们手中有太多的自由，他们突然发现处处受到压迫。在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大检察官说，“只要他保持自由之身，就再也没有无尽的、折磨人的关怀他人了，他唯一考虑的就是尽快找到一个可以鞠躬服从的人。”这是多么甜蜜的屈服啊！亚历山大大帝、裘力斯·凯撒、拿破仑、希特勒、墨索里尼都是能言善辩的天才、魅力无穷的领袖、和伟大无比的政治诱惑者。
他们与民众的关系特别亲密无间。在这样的政权中，每当使用或者展示权力时，其效果总是令人兴奋异常。比如，我们在“意志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多亏了纳粹导演莱尼·里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变态的天才）中看到的是人们经历了一种集体的狂喜。诱惑者的声明或许空洞无物，甚至是胡说八道，但这并不重要，每个诱惑者都让兴奋的民众体验到快乐的新高度。他能够让痴迷的追随者去做任何他喜欢的事。这些民众已经屈服于主人任何心血来潮和稀奇古怪的幻想。
这大致就是民主观念出现的历史背景。难怪这是一场注定要失败的战斗。真正的民主并不能做出壮丽气派的许诺，没有诱惑力，也没有迷人的魅力，只能竭力追求某种程度的人类尊严。民主一点儿也不性感，与民粹主义政权中发生的事相比，民主还极其脆弱。如果头脑正常，谁会舍弃蛊惑人心的煽动者提供的瞬间满足而愿意选择去承担乏味无聊的民主责任呢？谁会放弃无边的狂喜而追求性冷淡者呢？但是，虽然如此，民主观念在历史上有好几次接近实现，那是上帝造化的时刻，人类的成功令自己都感到吃惊。
让民主出现所需要的一个元素就是谦卑感。谦卑是集体性的也是内在化的，它有穿透人心的深邃眼光，但同时又真实无比。这种谦卑透露出自己的大方和自信，这是因为这种人知道自己的价值和局限性所在，甚至能够自嘲。谦卑的人变得聪明和有耐心，因为他见过太多的狂热，学会了容忍。换句话说，真正的民主派都明白，说到共同生活的问题，你并不比他人好多少，并据此采取行动。生活在民主社会中主要就是要学会应对失败和不完美，就是要保持有关人类社会的某些幻觉。民主机构及其常规和机制应该体现出这样一种认识，即人是有缺陷的、有毛病的、和不完美的。
古代雅典的民主就是依据这种认识而设计出两个机构。首先是抽签：依靠抽签的方式任命官员。考虑到所有雅典公民---自由的男性成年人---的权利基本平等，获得领导岗位的最符合逻辑的手段就是随机选择。事实上，对雅典民主派而言，选举处于民主的核心。它们让某些人自以为是，傲慢自大地和不公平地对待他人。雅典另外一个同样不完美的机构是排斥。若一个公民变得过于受到民众的欢迎---拥有太多个人魅力，雅典人就会将其名字刻写在陶器上，投票将其赶出城市十年。这不是对这个有魅力的领袖行为的惩罚，而是一种预防措施，防止他在不受约束的情况下滥用权力。雅典人知道他们自己太过脆弱，毛病太多，难以抗拒政治的诱惑（他们与雅典将军和政治家阿基比阿德(Alcibiades约公元前450—前404年),的复杂关系就是充分的证明），因此很快拒绝了这种快乐。民主虽然是人为的产物，但它极其脆弱和软弱，最好不要去试图考验它。
在雅典的激进平等试验之后，民主在其他地方再次出现，但是其运行形式在古代雅典人看来很可能不够民主。比如，当今美国民主的大部分（在当今市场上最好的民主之一），如果按照雅典的标准来说，可能被判定为“寡头政治”。通常是少数幸运的有钱人（hoi oligoi）来不仅决定政治游戏的规则，而且来决定谁输谁赢。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这个制度偏爱当我们首先选择民主时迫切渴望避免的东西：热衷权力的、傲慢自大的、咄咄逼人自以为是的政治动物。
但是，我们不应该感到吃惊。“如果有神一样的人，它将进行民主管理。”让·雅各·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写到，“这么完美的政府管理形式根本就不是为人设计的”。民主很难在人类世界找到，在我们谈论民主的很多时候，我们更愿意认为那是一个遥远的理想而不是现实。那就是民主的终极本质：民主是人时不时试图付诸实施的理想。
民主从来都不是充分的、长期不变的---总是笨拙的、胆怯的，就好像是在尝试。但是，民主是那些难以捉摸的东西之一---幸福是另外一个---其承诺比其实际存在更加重要，虽然永远被推迟。民主我们或许永远也得不到，但我们承受不起停止做民主梦想的代价。
译自：Democracy Is for the Gods By Costica Bradatan in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5, 2019
作者简介：
科斯提卡·布拉达坦（Costica Bradatan），作家和《洛杉矶书评》编辑，著有《生死之间：哲学家实践理念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