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认，在当下，大国关系的战略基础已经崩溃。一直以来，美国的总统们一直试图将迅速发展的中国纳入到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来，但现在，美国得出的结论是，"战略伙伴"即"战略对手" 。几十年来，中国一直保持着低调韬晦，但现在变得愈加奋发有为。
在这一点上，大国关系陷入了典型的修昔底德式的竞争旋涡中。中国是一个飞速发展的崛起国。而美国则是强大的守成国。随着“make China great again”的坚定，它不可避免地触碰了美国各个维度和各个阶层的敏感神经——美国人很堂而皇之地将自己的国际主导性等同于国际合法性。
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当崛起国与守成国相遇时，警钟已然响起。在过去的500年时间里，修昔底德列举了16次类似的竞争案例。其中有十二次最终以战争而告终。中美终究会注定一战还是走出修昔底德陷阱？正如亨利·基辛格所指出的那样，修昔底德的陷阱提供了最好的历史镜头，可以透过新闻传媒和讯息聒噪来透视大国关系的潜在动态。
自从我的手稿送到出版商那里以来的三年时间里，我一直在寻找方法来给这个问题一个积极正面的答案——实际上，是为了逃离修昔底德陷阱的答案。迄今为止，我已经评估了九种潜在的“逃脱途径”。当然，每一种都各有利弊。在这一点上，没有任何一个可行的选择，是足够令人信服的。
我现在正与中美双方的有关学者一起以最积极的姿态，探索这一问题，结合中国古代的“竞争伙伴”理论和约翰·肯尼迪总统在古巴导弹危机后形成的洞察力——即呼吁美苏在“国际安全多元化”中同求共存。当前能否将这两种理念结合起来，今天双方将面临何种挑战？他们能在“世界安全多元化”中，有效管理竞争伙伴关系吗？美国的核心国家利益是“捍卫美国作为一个自由国家的利益，及其基本制度和价值观的恒定”。但是，在今天这个威权主义崛起的时代，这个目标能否实现？
在冷战初期，美国当时尊称为“智者”的领导人（乔治·凯南、詹姆斯·弗雷斯特）持否定态度。但是，在经历了古巴导弹危机后，肯尼迪总统却改变了想法。在那场危机中，他认为，发生一场核战争的可能性为三分之一。 他最重要的对外政策演讲（遇刺前五星期），标志着美国冷战战略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尽管他从未动摇过前辈和自己的意识和信念。
未来的事实是，美苏将不得不想方设法限制它们的竞争，甚至双边妥协: 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截然相反、和不同的政治制度中求同存异——冷战的首要任务将是推动"国际安全多元化" 。如同伍德罗 · 威尔逊(Woodrow Wilson)长期以来使用修辞柔术一样。
是什么导致肯尼迪总统如此戏剧性地改变原有的主意？——是真实存在的核威慑经历——美苏面对面的对抗最终或以世界末日而告终。他对自己能在古巴核导弹危机后幸存下来表示感激。并希望自己的继任者不再以身试险。罗纳德·里根后来也把政治演艺内在化，声称“永远不打那种谁也打不赢的核战争”。
从实操层面上来说，当时这意味着翻开了冷战的新篇章。残酷的竞争被谨慎、沟通、明示或暗示的约束甚至妥协行为所缓和了。肯尼迪政府发起了一系列倡议，在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设立了一条热线专线，“以避免双方在危机时期随时可能发生的行动误判和行为误读”，并最终达成了《核不扩散条约》。
双方还进一步核实并丰富了肯尼迪所说的"危险现状规则"，其中包括: 不使用核武器；美苏战斗人员不相互发射子弹或炸弹；确保对方的势力范围内不发生意外。在这些参数范围限定下，两个对手将继续在其他方面展开激烈竞争，包括社会价值观和政治体制。肯尼迪的洞察力能为中美战略家们在今天思考如何逃脱修昔底德陷阱提供线索吗？一千年前中国出现的“竞争伙伴关系”概念能否得以传承和发展？
竞争伙伴听起来像是自相矛盾的词汇。但这是宋辽关系的史实。在澶渊之盟后，宋和辽同意在某些领域展开激烈竞争，同时在另一些领域展开热烈合作。 这是一个独特的朝贡关系版本。维持这种竞争伙伴关系需要管理反复出现的危机，并不断适应新的时空条件。然而，两个竞争对手之间的和平时代持续了近120年。此外，此举创造了一个中国早期的繁荣市场，刺激了中国的经济增长，支持了艺术和理学的发展，中国历史学家称之为“黄金时代”。今天的问题是，中美之间是否能找到一种适应于21世纪的——能让竞争和合作同时共存的创举。
在一个结构型良好的市场经济体系中，实体经济间的竞争刺激了物美价廉商品的问世。正如亚当·斯密告诉我们的那样，根据比较优势原理和贸易的专业化整合，产生了一个比单边经营更大的馅饼。因此，国内或国际市场的竞争推动了创新发明和各国经济的增长。与此同时，除非嵌入到条约和强制执行的游戏规则中，它也为掠夺行为、垄断勒索提供了机会。
此外，由于GDP是国家权力的基础，美国人理所当然地担心，即使展开公平的经济竞争也很难取胜。由于对方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多，如果对方的生产力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那么其国内生产总值将与美国相当。而生产率却远不止于此，这不仅是一个难以忽视的算术级数。
在军事领域，竞争大多是零和游戏。军事关系的核心事实是，两国都拥有可靠的第二次核打击武器库。这使得任何一方对其对手的攻击都将是相互确保摧毁的。毋庸置疑，更大的GDP可以支持更大的国防预算，这将使两个国家行为体能够持续研发和部署新式武器，从网络武器、高超音速飞机到海陆空无人机，以及为每支军事力量提供耳目的卫星。先进的武器可以威胁对方的指挥和控制系统。随着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改变了台海和南海等战区边界的战略平衡，美国维持现状承诺的可信度也在逐年下降。双方技术领域的高级算法、5G、人工智能和基因组研究，成为GDP的关键驱动力。上述这些既为军事力量的进步提供资金，也为军事力量的进步提供动力。
一方面，双方面临的大部分挑战都在本国境内，比如努力寻找治理自身社会问题的方法。在美国,华盛顿特区已经成为了资本功能失调的缩略词，挑战不亚于重塑美国民主的功能性。另一方面，密切合作和伙伴关系将不仅仅产生互利互惠。如果没有中美的认真合作，任何一个国家行为体都无法确保其生存利益的确保和价值的实现。 这些合作包括但不限于：避免战争，特别是核战争; 防止恐怖主义扩散; 保护生物圈; 遏制流行病; 以及管理金融危机以避免大萧条(及其政治后果)等等。在修昔底德陷阱式的竞争中，引发战争的最常见因素是外部事件——即第三方挑衅，甚至是像萨拉热窝那样的意外事件。因此，共同预防和管理符合两国的重大利益。
鉴于地球上的每个公民都生活在同一个生物圈中，中美提出有效的环境保护方案迫在眉睫。《巴黎气候协定》迈出了一小步，并开始采取行动应对气候挑战。特朗普总统退出协议并否认气候问题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而埃博拉或猪流感等病原体得传播将是无国界的。因此，正如JFK所言，“我们都呼吸着同样的空气”，中美的共治对保护全球公民的健康是十分必要的。
最后，金融危机。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后，引发了一场全球经济的大衰退，并引发了第二次大萧条。历史证明，只有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共同努力，才能使局面得到控制。2008年，他们做到了。正如美国财政部时任部长汉克·保尔森(汉克·保尔森在那次事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所说的那样，中国的协调合作与美国的行动同等重要，亦或许更为重要。
在一个有利于不同国际政治体系之间和平竞争的年代里，竞争伙伴理论能否成为一个全新的战略概念起点，以应对当前中美关系的险态？竞争，实际上是激烈的竞争，将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残酷的事实是，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在自杀的同时杀死另一方。那么热烈的合作式竞争在战略上将是必要的。建立一个竞争与合作相结合的国际大战略，需要双方战略想象力的飞跃，这将远远超越当前的传统智慧，就像凯南在1946年脱离华盛顿共识四年后提出的冷战战略一样。对美苏关系和宋辽关系的反思可以为这一未竟的事业提供重要参考。
文章来源：The National Inter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