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萨拉菲主义是当下欧洲“再伊斯兰化”运动中最具活力、发展最快的伊斯兰主义派别。萨拉菲主义本身是一股思潮，其中存在一个激进的派别——吉哈德萨拉菲主义。吉哈德萨拉菲主义是萨拉菲主义者思想激进化的产物，而吉哈德化则是指吉哈德萨拉菲主义者“由思想而行动”走上圣战道路的过程。德法两国的萨拉菲主义均起步于1990年代，从2004年开始也都经历了大规模的思想激进化。其中，法国萨拉菲人在2004年后和2012年后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吉哈德化，而德国萨拉菲主义者只在2012年后大规模吉哈德化。而自2015年以来，法国还遭遇了“对法圣战主义”。研究表明，“伊斯兰恐惧症”是德法萨拉菲青年思想激进化的重要原因，而2012-2015年间德法对本国穆斯林激进派前往中东参加圣战的“纵容”，则是两国萨拉菲主义者“吉哈德化”的主要原因。法国遭受“对法圣战主义”的攻击，则与其激进化的中东政策具有一定的联系。
关 键 词：萨拉菲主义 吉哈德萨拉菲主义 激进化 德国 法国
自20世纪60、70年代亚非穆斯林劳工大规模进入欧洲后，欧洲穆斯林社区开始快速发展，而移民融入问题成为欧共体国家十分关注的问题。在移民融入过程中，一部分欧洲穆斯林主张融合西方价值观而建立“欧洲伊斯兰”，另一部分则希望在“再伊斯兰化”(Re-Islamization)①进程中重构身份认同。②欧洲“再伊斯兰化”运动号召欧洲穆斯林移民“离开”(离开欧洲主流社会)和“退守”(退守伊斯兰传统文化)，其中主张“回归纯洁先辈”的萨拉菲主义(salafiyyah)③则是最具活力、发展最为迅速的派别。萨拉菲主义在欧洲的兴起和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欧洲穆斯林移民融入成败的风向标，而近年来它的大规模激进化意味着欧洲穆斯林移民融入遭遇困境。故而，研究欧洲萨拉菲主义的发展及其激进化，对理解欧洲穆斯林移民融入的过程、困境和未来趋势，具有重要意义。
鉴于当下国内对欧洲萨拉菲主义发展和激进化的细节和趋势了解不多，本文力图以德法两国为例，在梳理两国萨拉菲主义发展脉络、核心人物和关系网络的基础上，分析欧洲萨拉菲主义激进化的原因。之所以选择德法两国④为例，一是因为它们是欧盟中穆斯林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⑤二是因为两国的萨拉菲政策截然不同，德国在2010年以前对萨拉菲主义一直采取放任政策，而法国自1990年代就存在萨拉菲政策，但几经调整；三是因为两国代表了欧盟萨拉菲主义激进化的两个极端，近年来在萨拉菲主义激进化催生的圣战者中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势——“对欧圣战主义”，法国是遭受本国穆斯林圣战派袭击最为严重的欧盟大国，而德国则是遭受此类袭击相对较少的国家。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这种差别，需要在研究中加以重点分析。
一、思想激进化与吉哈德化：萨拉菲主义激进化的两阶段划分法
欧洲萨拉菲主义的激进化，是欧洲穆斯林激进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与普通穆斯林的主要区别就是“宗教虔诚”在其激进化过程中的影响。萨拉菲主义首先是号召穆斯林在“回归纯洁先辈的生活方式”的萨拉菲主义环境中浸染，而后这些穆斯林则因“宗教热情”而逐渐走上“圣战道路”。“宗教热情”会导致两种现象：一是在“圣战事业高潮期”，萨拉菲主义催生的“圣战者”比例可能更高；二是在“圣战事业”的间歇期，萨拉菲主义催生的“圣战者”仍然活跃、主动性更强，⑥因而萨拉菲主义的激进化造成的危害更大。
欧洲萨拉菲主义者激进化的核心指标，是吉哈德萨拉菲主义者占总萨拉菲人数的比例，以及“萨拉菲圣战者”出现的比例。根据这两个指标，笔者认为有必要将欧洲萨拉菲主义者激进化过程分成两步：“思想上的激进化”过程和“行动上的激进化”过程。思想上的激进化，是指萨拉菲主义者不断偏向“极端的吉哈德学说”(圣战主义学说)而成为吉哈德萨拉菲主义者的过程，可直接称之为“思想激进化”(或“吉哈德萨拉菲化”)；行动上的激进化，是吉哈德萨拉菲主义者“由思想而行动”、将圣战付诸实践的过程，可称之为“吉哈德化”(圣战化)。
笔者将欧洲萨拉菲主义者激进化分为两步的假设，至少需要对以下几个问题进行理论回应。首先，萨拉菲主义者“思想上的激进化”现象是否存在，亦即“吉哈德萨拉菲主义”是否真实存在?其次，吉哈德萨拉菲主义与圣战主义的关系如何，吉哈德萨拉菲主义者是否有极大可能演变为圣战者，由之催生的所谓“萨拉菲圣战者”是否已成为一种现实?
“吉哈德-萨拉菲主义”(jihadist-Salafism或Salafi jihadism)这一名词，由法国学者吉勒斯·凯佩尔(Gilles Kepel)于2002年首创。⑦2006年，美国学者库因坦·维克托罗维茨(Quintan Wiktorowicz)基于凯佩尔的创造进一步将全球萨拉菲主义者划分为三派：纯洁派(Purists)、政治派(Politicos)和吉哈德派(Jihadis)。⑧这种“三分法”一经问世便获得了欧美学界的普遍支持并加以传播，它通过“学者式归纳”将圣战思想与萨拉菲思想绑在一起，从而促成了“圣战组织源自萨拉菲运动”的错觉。
但是，“吉哈德萨拉菲主义假说”和基于它的“萨拉菲主义三分法”，并非没有争议，其中萨拉菲主义与圣战恐怖主义的区别往往引起学者的困惑。布鲁塞尔欧洲政治研究中心的萨米尔·阿姆盖尔(Samir Amghar)通过对法国萨拉菲主义的发展及激进化的分析认为：“所有的圣战组织都借用萨拉菲的词汇……但吉哈德萨拉菲派不等于基地组织。”⑨德国学者迪尔克·贝尔(Dirk Baehr)在分析德国吉哈德萨拉菲派时也产生了“吉哈德派与吉哈德萨拉菲派如何区分”的疑问。⑩云南大学的王涛和宁彧对英文文献中的萨拉菲主义研究进行综述时，也提到“经常出现将萨拉菲主义与恐怖主义画等号的简单化判断”。(11)
“吉哈德萨拉菲主义”是否成立，“萨拉菲主义与吉哈德主义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两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将确定萨拉菲主义的本质——即其意识形态中是否存在极端主义思想。如果“吉哈德萨拉菲主义”确实存在，那么意味着欧洲萨拉菲主义存在激进的派别，且有转化为圣战恐怖主义者的可能，故而萨拉菲主义将被视为对欧洲安全的一种潜在威胁。当下欧洲主流媒体和学者大多持这种看法。而如果“吉哈德萨拉菲主义”是一种“学者杜撰的存在”，那么显然欧洲的主流看法可能就是对欧洲萨拉菲主义的误解了。
对于这个问题，笔者是从“思潮”与“运动”之关系的视角来理解的。王涛和宁彧的研究提到了萨拉菲主义是“思潮”还是“运动”的争论，他们认为，萨拉菲主义“应是思潮与组织的统一体，二者不能简单割裂开来”。(12)兰州大学的曾向红则从社会运动理论的视角出发，认为恐怖主义组织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社会运动，其独特性主要在于其使用的‘抗议手段’为暴力，而且往往是针对平民的暴力”。(13)
笔者认为，思潮和运动的首要区别在于对特定思想的服从度。思潮基本没有组织性架构，思潮中的个人和思想家们，以共同的思想为纽带形成了个人关系网络，对该思想的服从度较强，一旦抛弃该思想或行为背离则会被其关系网络所排斥。而运动一般存在组织性架构，组织中个人对思想的服从度往往受制于该组织的权力结构和个人权力关系。思潮的个人关系网络主要因为思想的温和或激进分裂出不同的派别。而在社会运动中，即使秉持同一意识形态的个人，也可能因为权力争夺而相互敌视。思潮与运动往往只有一步之遥，思想家“由想而做”成为一个实践派、行动者，思潮也就开始向社会运动演变。
基于思潮与运动的区分原则，萨拉菲主义显然属于一种思潮。(14)萨拉菲人之间不存在明显的权力关系架构，而是由思想家的个人关系网络联系在一起。例如，沙特萨拉菲主义领袖、前沙特大穆夫提阿卜杜勒-阿齐兹·伊本·巴兹(Abd al-Aziz ibn Baz)虽然是全球知名的萨拉菲主义思想家纳斯尔丁·阿尔巴尼(Muhammad Nasir al-Din al-Albani，1914-1999)的引入者和庇护者，但两人之间并不存在权力上下级关系，而更像是思想上的“同路人”。萨拉菲主义思想家构建个人关系网络最主要的方式，一是通过授课、听课而形成师生关系；二是通过参加萨拉菲主义集会(如“萨拉菲学术研讨会”)与他人互动和交流。
假设萨拉菲主义是一股思潮的说法成立，那么这股思潮中是否存在激进主义流派(吉哈德萨拉菲主义)呢?尽管一些主流萨拉菲主义者极力否定这一假设，但思潮的特质在赋予萨拉菲主义极强包容性的同时，也使之思想混杂、包罗万象。萨拉菲主义的确存在过“吉哈德倡议”，但因为政治原因，“9·11事件”后萨拉菲主义者在各种场合公开与吉哈德思想“划清界限”。这与1979年11月麦加禁寺事件后主流萨拉菲学者与“政治派”划清界限是同样逻辑。(15)
首先，在伊斯兰圣战者还未曾反对美国之前，沙特萨拉菲主义者是公开支持“吉哈德”的，这与当时美国为对抗苏联而“鼓励”沙特志愿者前往阿富汗圣战的政策存在关联。1979年，巴勒斯坦逊尼派学者阿卜杜拉·优素福·阿扎姆(Abdullah Yusuf Azzam)(16)发表著名的对苏联圣战法特瓦(fatwa)——《保卫伊斯兰土地：首要的信仰责任》(Defence of the Muslim Lands，the First Obligation after Faith)，伊本·巴兹就为之作序。(17)此外，伊本·巴兹还发布了一个法特瓦授权穆斯林捐赠财产帮助阿富汗反苏圣战中的“圣战者”(Mujahideen)。(18)这意味着作为萨拉菲领袖的伊本·巴兹在20世纪80年代是持“支持吉哈德”的观点的。事实上，2001年以前的沙特萨拉菲学者圈子，并不忌讳谈论“吉哈德”，他们在公开场合是支持阿富汗人和“阿富汗阿拉伯人”的反苏圣战。但形势在“9·11事件”后发生改变。主流的萨拉菲人，包括纯洁派和大部分政治派，异口同声地指责本·拉登和“基地”组织。伊本·巴兹与本·拉登相互批评，而萨拉菲人则开始与“吉哈德”划清界限，并反对他人讨论萨拉菲与吉哈德的关联性。
其次，萨拉菲人提倡“回归纯洁的伊斯兰”，其推崇的《古兰经》和圣训中存在吉哈德思想。关于“吉哈德”的起源，欧美学者与阿拉伯学者的观点大相径庭。欧美学者力图运用文本解读的方法做无休止的历史回溯，最终从《古兰经》和圣训中寻找“吉哈德”存在的根据，以证明“伊斯兰生来便是圣战的、暴力的”。(19)而主流阿拉伯学者则坚决抵制这种假设，认为古兰经中的吉哈德观念跟现在的暴力行动完全没有关系。
从中立的视角出发，《古兰经》中确实有吉哈德思想，书中出现“吉哈德”及其派生词“贾哈达”(jāhada，吉哈德的动词)和穆贾希德(mujāhid，名词复数，意为“圣战者”)总计35次，分布在30节经文中。(20)虽然该词汇每次出现并非全都确指“为伊斯兰而战斗”的含义，但很明显其出现时的内在含义未有实质上的相互抵牾。也就是说，从语义学的角度上来看，它们都属于同一语义概念。更为重要的是，吉哈德词汇的出现是关乎上下文的，而它们大多与敌人的战斗有关。把吉哈德词汇的上下文纳入考量，则会发现古兰经中对吉哈德的阐释和延伸非常多，甚至是成体系的，其中麦地那篇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最后，确实存在萨拉菲主义者在网上或者清真寺布道时宣传“激进吉哈德思想”，还有一些萨拉菲主义者在公共场合观点温和，但在私人布道中则可能思想极端。后者更善于“隐藏”而避免政府的关注。这种情况在如沙特和法国这样对萨拉菲激进化极端警惕的国家比例更大，而在德国那样对萨拉菲主义采取放任政策的国家则相对较少。无论是否善于“隐藏”，吉哈德萨拉菲主义者在某些政治事件发生后可能迅速转向行动的圣战派，这些情况在欧洲萨拉菲人中屡见不鲜。
假设“萨拉菲主义是一种思潮且其中存在较为激进的派别(吉哈德萨拉菲主义)”的观点成立，那么吉哈德萨拉菲主义与行动的圣战派(圣战恐怖主义者)的关系就需要明确。近年来欧美学者将吉哈德萨拉菲主义与圣战恐怖主义混淆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本·拉登与萨拉菲主义的辩证关系；二是圣战运动领导人阿布·穆萨布·扎卡维(Abu Musab al-Zarqawi)(21)与激进派萨拉菲主义者阿布·穆罕默德·马克迪西(Abu Muhammad al-Maqdisi)的“师生关系”。其中后者更为重要，曾任伊拉克过渡政府财长的阿里·阿拉维(Ali A.Allawi)就认为：“扎卡维借鉴马克迪西的思想，创造了吉哈德萨拉菲主义”。(22)
从思潮与运动的视角出发，能较为清晰地理解圣战恐怖主义者与吉哈德萨拉菲主义者的微妙关系。社会运动自我发展的需要，要求组织保持意识形态上的“灵活性”，随时抛弃“有害的”意识形态，接纳“有益的”意识形态，以有利于自己的“资源动员”(招募新兵、获得物资等)。从这一点看，圣战恐怖主义组织理所当然可以“借用”萨拉菲的思想和教法基础。不仅如此，他们借用甚至创造一切“有益的”意识形态：“塔克菲尔主义”、反美圣战主义以及伊本·泰米叶的反什叶派主张等。
扎卡维与马克迪西的关系就是“社会运动借用思潮”的逻辑。扎卡维在认识马克迪西之前就是一个行动的圣战者，是约旦裔“阿富汗阿拉伯人”的头目之一，他的思想无疑是庞杂的。扎卡维后来的圣战逻辑中不仅吸纳了马克迪西的“塔克菲尔主义”，还继承了本·拉登和基地组织的反美圣战主义，因为伊拉克特殊国情和斗争的需要还新添了反什叶派圣战主义。即使在“塔克菲尔”问题上，扎卡维也与马克迪西意见相左。2004年当扎卡维在伊拉克领导反美运动时，在约旦再次入狱的马克迪西于狱中写了一封公开信，批评扎卡维对什叶派的袭击和对穆斯林平民的无差别炸弹袭击，并强调“作为一个穆斯林，使用塔克菲尔是一个严肃的事情，它不能被随意使用”。(23)而扎卡维则在回信(多个圣战网站进行了转载)对马克迪西虽不乏尊重，但却暗示“他是旧时代的遗存”，而自己则是“奥萨马·本·拉登的战士”。(24)从马克迪西对扎卡维的批评来看，他明显反对“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其想法基本反映了萨拉菲主义思想家(包括身为激进派的吉哈德萨拉菲主义者)对圣战恐怖主义的集体态度。
因此，笔者认为，吉哈德萨拉菲主义是萨拉菲思潮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其中的激进派思潮，但并不涵盖基地组织、“伊斯兰国”这样的圣战组织。吉哈德萨拉菲主义的一些思想为圣战组织所借用以进行资源动员，也是这些组织能够吸引吉哈德萨拉菲主义者转向圣战行动派的原因。思想与行动往往只有一步之遥，尤其在网络和旅行(25)流行的今日更是如此。
二、“二十年放任自流”：德国萨拉菲主义的发展及其激进化
相比于法国，德国政府对国内萨拉菲主义的发展及其激进化一直持冷眼旁观的态度。尽管联邦宪法保护办公室(Landesamt für Verfassungsschutz Bremen，LfV，简称“德国宪保办”)自2006年以来就已经开始关注德国萨拉菲主义的发展和激进化，但它的工作直到2012年索林根事件后才得到德国学界和政府的认可。2010年以前，联邦政府基本上没有一项明确的“萨拉菲政策”。而2010年左右，萨拉菲治理的倡议开始引发关注，“萨拉菲政策”这才从“对国内穆斯林整体政策”中独立出来，成为联邦政府的一个工作主题。但此时，德国萨拉菲主义已经历了近20年的自由发展，其激进化的势头已难阻挡。
德国萨拉菲主义起步于1990年代初，主要是从西亚北非移民中兴起。在早期萨拉菲主义中，存在“纯洁派”和“吉哈德萨拉菲派”的分野。纯洁派最早的代表人物是哈桑·达巴格(Hassan Dabbagh)(26)，他被视为德国萨拉菲宣教师之父，也是德国萨拉菲主义纯洁派的领袖。达巴格严格遵守沙特萨拉菲学说，自称追随圣训学家纳斯尔丁·阿尔巴尼的学说，并受教于阿尔巴尼的学生、叙利亚裔沙特学者阿德南·阿鲁鲁(Adnan Muhammad al-Arur)。(27)达巴格信奉“有效的达瓦而非吉哈德”，拒绝使用暴力和“吉哈德”；对与非穆斯林的交往，他认为“应保持礼貌但内心划清界限”。他与阿尔巴尼对“塔克菲尔主义”的态度一致，认为伊斯兰世界的领导人犯有不忠于伊斯兰的罪，但不应因此实施暴力。(28)
达巴格不仅与沙特萨拉菲主义者存在联系，还与欧洲萨拉菲主义者网络建立了联系。阿鲁鲁与阿尔巴尼的另一个学生、荷兰蒂尔堡的艾哈迈德·萨拉姆(Ahmad Salam，别名阿布·苏哈耶[Abu Suhayb])组建了欧洲的萨拉菲网络，达巴格是其德国分支的主要成员。1990年代，达巴格经常前往蒂尔堡参加“伊斯兰教育与知识传播基金会”的学术研讨会。该基金会主要得到沙特的资助，致力于打造欧洲泛伊斯兰网络，并资助非暴力的萨拉菲宣教。(29)
在德国，达巴格培育了一批宣教师，包括来自摩洛哥的莫哈迈德·本赛因(Mohamed Benhsain)和阿卜杜·阿德西姆·卡莫斯(Abdul Adhim Kamouss)、土耳其裔穆罕默德·契夫特失(Muhamed ，别名阿布·阿纳斯[Abu Anas])、来自巴勒斯坦的阿布·贾布里尼(Abu Jibril)和艾哈迈德·阿拉米(Ahmad Armih)。达巴格还曾与宣教明星皮埃尔·沃格(Pierre Vogel)共事。(30)
与宣扬非暴力的哈桑·达巴格不同，早期移民中还有一批特殊的“萨拉菲主义者”。他们本是中东北非国家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者，为躲避国内镇压而来到德国。在德国，他们宣称“退出(圣战)行动”，并以萨拉菲宣教活动来掩护自己的极端思想。这些人中较著名的包括：汉堡圣城清真寺(al-Quds-Moschee Hamburg)的约旦裔伊玛目马蒙·达卡扎尼(Mamoun Darkazanli)、新乌尔姆的阿德利·阿塔尔(Adly al-Attar)以及弗莱堡的亚黑亚·优素福(Yahia Yusuf)。在德国萨拉菲纯洁派和政治派“激进化”之前，他们是吉哈德萨拉菲派的主要成员。
汉堡清真寺是早期吉哈德萨拉菲派的关键联络点，马蒙·达卡扎尼则是关键联络人，他与基地组织首要资助者马姆杜·马哈茂德·萨利姆(Mamdouh Machmud Salim)保持联系。1990年代，马姆杜经常访问汉堡的马蒙·达卡扎尼和新乌尔姆的阿德利·阿塔尔。在“9·11事件”的19名劫机嫌疑人中，就有一个“汉堡集团”，马蒙·达卡扎尼是其中关键的中间人。(31)
亚黑亚·优素福则是弗莱堡吉哈德萨拉菲派网络的创始人。该网络是德国最早资助圣战活动的网络，亚黑亚及其学生里达·塞义姆(Reda Seyam)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以人道主义为名资助波斯尼亚圣战。(32)2000年，亚黑亚·优素福失去弗莱堡大学教职后，前往新乌尔姆定居并与阿德利·阿塔尔结识，从而使弗莱堡的吉哈德萨拉菲网络与汉堡-新乌尔姆的圣战网络对接。
马蒙·达卡扎尼、阿德利·阿塔尔和亚黑亚·优素福三人，很难明确区分究竟是萨拉菲主义者，还是吉哈德分子。波恩大学的迪尔克·贝尔在分析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后认为：“德国的萨拉菲吉哈德派和吉哈德派，是难以区分的。亚黑亚、阿德利、达卡扎尼和波恩的阿卜杜拉克赫·哈马德(Abdel-Akher Hammad)，都是圣战组织的核心成员，但他们都宣传萨拉菲思想……德国的吉哈德派和萨拉菲派，都是国际化的，而且相互吸引、难分彼此。”(33)从中揭露出德国萨拉菲主义激进化过程的一个重要问题：吉哈德分子的萨拉菲化。
但是，2000年代联邦政府对吉哈德分子萨拉菲化问题“冷眼旁观”。“9·11事件”发生后，法国学界开始热烈讨论萨拉菲主义与吉哈德主义可能存在的联系，政府则转而“压制”国内的萨拉菲主义。反观德国，“汉堡集团”的出现并没有引发社会舆论和政府的任何反应，他们还将责任推到阿拉伯国家身上。“汉堡集团”的成员全部来自阿拉伯国家，这一调查结果被延伸成“德国理所当然没有责任”的证据。(34)对“吉哈德分子萨拉菲化”问题的忽视，直到2010年代才得到纠正。2010年8月汉堡圣城清真寺被德国政府关闭，(35)是最重要的标志。
从1990年代德国萨拉菲主义的出现，到2010年代初联邦政府转向萨拉菲治理，近20年德国萨拉菲主义的自由发展，到2011年全德萨拉菲主义活跃分子已达到3800人。其中，一部分人“已经”走上了激进化之路，而另一些“即将”追随他们。自2000年代开始，德国萨拉菲的三个派别，均经历了不同程度的激进化和吉哈德化。
首先，在2000年代，由吉哈德分子萨拉菲化而来的吉哈德萨拉菲主义者“培养”出一批新的吉哈德萨拉菲主义者。自2002年开始，亚黑亚·优素福担任新乌尔姆“多元文化之家”(Multi-Kultur-Haus，1996-2005.12.28)(36)的主任。亚黑亚迅速将该中心改造成德国青年思想激进化和吉哈德化的后勤基地。表面上他并不致力于传播吉哈德思想，而是进行萨拉菲式圣训教育，但其学生“吉哈德化”倾向却十分明显。(37)他对车臣的“兴趣”，促使一批德国青年前往车臣参加“圣战”，其中至少三人死于车臣。而著名的德国圣战小组“绍尔兰团”(Sauerland-Gruppe)创始人弗里茨·戈洛威兹(Fritz Gelowicz)也是亚黑亚的学生。(38)可以说，正是亚黑亚以“多元文化之家”为媒介，吉哈德主义在萨拉菲的阴影下成长起来，并影响了一批德国穆斯林青年。
除了亚黑亚，波恩-波易尔(Beuel)穆赫西宁清真寺的阿布·乌拜达(39)和侯赛因·卡西姆(Hussein Kassim M.)(40)也是2000年代重要的吉哈德萨拉菲主义宣教师，而穆赫西宁清真寺也成为重要的吉哈德萨拉菲主义者聚集地。与此同时，与“汉堡集团”关系亲密的扎卡里·埃塞巴(Zakariya Essabar)领导一批汉堡的吉哈德分子建立了“阿布·扎卡里项目”(Abu Zakariya Projekt)。(41)贝恩哈德·福尔克(Bernhard Falk)开始致力于袭击“美国驻德国军事基地”。(42)
其次，除了萨拉菲吉哈德主义宣教师“教导出”的新吉哈德萨拉菲主义者，德国萨拉菲纯洁派中也出现了激进化趋势。除了哈桑·达巴格及其学生，德国萨拉菲纯洁派还存在另外一个基地——波恩的法赫德国王学院(Knig-Fahd-Akademie)。(43)在波恩巴特格德斯贝格区，学院促成了萨拉菲派的成长，其代表人物为阿卜杜拉克赫·哈马德(Abdel-Akher Hammad)。哈马德于2000年在波恩又建立了拉赫马清真寺(ArRahma-Moschee)，吸引了一批信众，其中包括贝卡伊·哈拉吉(Bekkay Harrach)。哈拉吉是第一个对德国发出圣战威胁的极端主义者，而且不像贝恩哈德·福尔克等人仅仅致力于袭击“美国驻德国军事基地”或“美国在德国(军事或经济)的存在”，他的目标是“德国社会本身”。(44)哈拉吉2009年的对德圣战布道及其法赫德国王学院的出身，导致联邦政府开始警惕德国国内萨拉菲主义的吉哈德倾向。时任联邦内政部长的汉斯-彼得·弗里德里希(Hans-Peter Friedrich)就将2009-2012年的施政目标部分放在“萨拉菲主义与国内安全”问题上。(45)
最后，2000年代，德国萨拉菲主义的主体——“政治派”(46)开始成型并且激进化。在2000年代，萨拉菲主流“政治派”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事件即是2005年“真正宗教网”(Die Wahre Religion，简称“真教网”)的成立。其创建者是巴勒斯坦裔德国商人易卜拉欣·阿布·纳吉(Ibrahim Abou-Nagie)(47)，创建经费主要来自纳吉所属公司的一次政府巨额退税。转信者皮埃尔·沃格的加盟是真教网成功的重要因素，其个人魅力和宣教热情使“真教网”成为德国最出色的萨拉菲网站，网站成立18个月内即已获得500万次关注。(48)“真教网”的成功使得一大批知名宣教师聚集在一起，网站也由此成为德国萨拉菲主义思想汇聚和碰撞的集散地，德国萨拉菲主义的主体“政治派”也得以成型。(49)
但在2005-2008年间，真教网的一些成员(包括创始人阿布·纳吉)的思想开始激进化。阿布·纳吉在多次视频布道中视沙特国王为“暴君”，将阿拉伯国家的统治者称为西方的代言人和“走狗”，主张暴力推翻这些统治者。据称，他的思想激进化是受到更为激进的阿布·杜贾纳和阿布·阿卜杜拉的影响。(50)“真教网”的激进化，导致皮埃尔·沃格的不满和出走。沃格转而同萨拉菲纯洁派合作，2009年一起成立了“通向至福”(Einladung Zum Paradies)宣教团体，后转信者斯文·拉乌(Sven Lau)也加入进来。尽管沃格等人一直宣称自己代表“温和的萨拉菲”，但事实上都不同程度地激进化了。斯文·拉乌2012年多次前往埃及，其中至少三次抵达叙利亚，2013年7月，他被埃及政府怀疑“支持恐怖主义”而拒绝入境，2014年2月24日，更是被德国门兴格拉德巴赫检察官以“支持恐怖主义”的名义逮捕。该事件还酿成了“拉乌诉讼风波”。(51)而皮埃尔·沃格则在本·拉登死后公开祭奠了他，引发了与契夫特失的矛盾，从而导致2011年“通向至福”团体的最终解散。(52)尽管如此，沃格和拉乌还是极力保持自己的“温和萨拉菲人”的形象。(53)
2010年后，“真教网”其他成员则在激进化之路上走得更远。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后，阿布·纳吉的思想迅速转向吉哈德主义，并开始行动。2014年时他还被认为是萨拉菲“政治派”的核心人物之一，(54)但到2016年末他已经成为行动的圣战派。2016年11月德国政府取缔“真教网”时称，截至2016年11月，已有140名真教网成员前往伊拉克和叙利亚为“伊斯兰国”组织而战，包括阿布·纳吉本人。(55)真教网还涉嫌在藉由欧洲难民危机来到德国的难民中宣传其思想并招募圣战者。(56)
“真教网”的激进化和吉哈德化，是2010年代德国萨拉菲主义政治派由激进化进而吉哈德化的一个缩影。除此之外，“达瓦FFW”组织(DawaFFW)的阿卜杜拉提夫·罗阿尼(Abdellatif Rouali)(57)和“米拉图·易卜拉欣”组织(Millatu Ibrahim)(58)的丹尼斯·库斯珀(Denis Cuspert)(59)，都经历了从激进化到吉哈德化的转向。
自2010年左右开始，德国政府对萨拉菲主义的态度开始发生转变，具体的时间节点和关键事件无法确定。2009年贝卡伊·哈拉吉发布的对德圣战、2011年10月在多个德国城市街头分发德文版《古兰经》的“阅读行动”、2012年3月的索林根冲突，都有可能是关键引子。在这一时间段，联邦政府关闭了汉堡圣城清真寺(2010年8月)和法赫德国王学院(2017年6月)、取缔了“达瓦FFW”组织(2013年)、“米拉图·易卜拉欣”组织(2012年6月)和“真教网”(2016年11月)。
但很难说德国政府态度的转变对萨拉菲主义的发展和激进化产生了多大的影响。2011年全德有约3800名萨拉菲派活跃分子，(60)2014年增加到6000人(61)，2017年底则达到1.03万人(62)。2014年萨拉菲活跃分子中吉哈德萨拉菲派约为850人，占比超过十分之一。(63)而从“真教网”等组织的大规模吉哈德化来推测，2014年后吉哈德萨拉菲主义者的比例有增无减。据世界经济与和平中心(IEP)2015年11月发布的《全球恐怖主义指数：2015》显示，2014年年中德国前往中东参加“圣战”的人数有600人，2015年10月这一数字上升到700人。(64)而据德国宪保办估计，截至2014年夏天，德国吉哈德萨拉菲人数约为850人，其中约有500人前往叙利亚参加圣战或圣战附属活动，萨拉菲圣战者占德国在中东“圣战者”总数的63％。(65)
由此可见，德国萨拉菲主义确实催生了一些“圣战者”，而根据多个案例的分析结果来看，这种吉哈德化现象主要开始于2012年下半年。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德国萨拉菲圣战者”在“发动对德国圣战”(66)问题上仍心存顾虑，这也是德国萨拉菲圣战者与法国萨拉菲圣战者最大的区别。
当然，并非德国所有的萨拉菲主义者都已经激进化或吉哈德化，纯洁派和“政治派”中仍有一大批人坚守“非暴力”思想，哈桑·达巴格和皮埃尔·沃格是其中重要的代表。2014年3月9日和23日，为在“拉乌诉讼风波”中给予斯文·拉乌以声援，德国萨拉菲人先后在柏林和曼海姆举办了两次团结大会，萨拉菲达瓦派的重要宣教师们悉数到场，展示了德国萨拉菲纯洁派和政治派的整体面貌和关系网络。(67)大会中的萨拉菲宣教师，有一半以上发表过或经常发布激进言论，但皮埃尔·沃格仍提倡“非暴力”，另有一些(如哈桑·达巴格和转信者马塞尔·克拉斯)仍在坚守“不涉政治的萨拉菲”“德国萨拉菲应仅致力于保卫德国萨拉菲社区和穆斯林权益”的保守主义观念。
此外，在2013年前后，由吉哈德分子萨拉菲化而来的吉哈德萨拉菲主义者，和因萨拉菲主义激进化而产生的吉哈德萨拉菲主义者，出现了“合流”的倾向。奥地利吉哈德分子阿布·穆罕迈德·马哈茂德为丹尼斯·库珀斯所接纳，两人合作成立“米拉图·易卜拉欣”组织；伯恩哈德·福尔克为德国主流萨拉菲政治派所接纳，受邀参加2014年声援斯文·拉乌的柏林和曼海姆大会，并上台发言，皆是“合流”迹象的典型事例。
总体来看，德国萨拉菲达瓦派经历了三个时期：1990年代-2004年左右的潜伏发展期、2004年以来的思想激进化以及2013年后的大规模吉哈德化(68)。在这个过程中，激进思想逐渐战胜温和观念，圣战主义压制了保守派主张，而“保护叙利亚的兄弟姐妹”的呼唤则取代了“保卫德国穆斯林社群”的声音。
三、从“鼓励”到“压制”：法国萨拉菲政策与萨拉菲主义的激进化
如果说萨拉菲在德国的发展和激进化是德国政府2010年以前“无为而治”的产物，那么法国萨拉菲的历史演变则受到法国政府政策的强烈干预。法国萨拉菲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受到阿尔及利亚萨拉菲主义的强烈影响。(69)
阿尔及利亚的萨拉菲主义起始于20世纪30年代，代表人物是阿卜杜勒-哈米德·本·巴迪斯(Abdelhamid Ben Badis，1889-1940年)。巴迪斯的思想深受阿富汗尼和阿卜杜的影响，认为要抵制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文化殖民主义，必须“回归纯洁的祖辈”(即“萨拉菲”)。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巴迪斯及其门徒塔伊布·奥克比(Tayeb al-Oqbi)等人于1936年成立了阿尔及利亚“乌里玛协会”(Jammat al-ulama)。乌里玛协会的萨拉菲思想融入阿尔及利亚政治伊斯兰运动的大潮，为阿尔及利亚解放阵线(du Front islamique du salut，FIS)的萨拉菲一支所继承。很多阿解放阵线的成员是巴迪斯的信徒，并且是乌里玛协会的核心成员，如思想家谢赫苏勒塔尼(cheikhs Soltani)和谢赫沙赫农(cheikhs Sahnoun)。另外一些重要成员也是萨拉菲主义者，包括阿解放阵线副主席阿卜杜勒-巴基·萨赫罗伊(Abdelbaki Sahraoui)、创始人阿里·本哈迪(Ali Benhadj)的老师阿卜杜勒-哈迪·杜迪(Abdel-Hadi Doudi)。(70)
除了继承自乌里玛协会的萨拉菲思想，阿尔及利亚在20世纪80年代也开始引入沙特萨拉菲主义。80年代初，阿尔及利亚政府与沙特政府签署了交换生协议，推动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教法学的升温。一方面，从沙特大学留学归国的学生成为阿尔及利亚伊斯兰主义浪潮的急先锋；另一方面，阿尔及利亚一批大学开始建立伊斯兰学部并引入外籍教师。(71)这些使得阿尔及利亚的萨拉菲主义者开始越来越青睐沙特的萨拉菲学说，纳斯尔丁·阿尔巴尼、萨利赫·法乌赞(Salih al-Fawzan)和拉比·马德哈利(Rabi Ibn Hadi al-Madkhali)等人的宣教视频和录像带在阿尔及利亚广泛传播。(72)除了巴迪斯主义者和沙特大学的毕业生，阿尔及利亚的萨拉菲主义还受到参加阿富汗圣战的归国老兵的影响，正是他们带回了吉哈德主义。
1991年阿尔及利亚内战爆发前后，一批阿解放阵线的思想家流亡法国，成为法国萨拉菲主义早期萌芽的催化剂。其中较为著名的宣教师包括：阿卜杜勒-巴基·萨赫罗伊(73)、阿卜杜勒-哈迪·杜迪(74)和毕业于宰敦大学的巴黎地区伊玛目巴希尔谢赫(Cheikh Bachir)。
受阿尔及利亚萨拉菲主义者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法国萨拉菲既保持着一种宗教虔诚(“回归纯洁先辈时期的伊斯兰”)，又涉足于政治，且怀有革命愿景。(75)但总体而言，90年代法国萨拉菲主义的影响力是微弱的，既无法影响法国穆斯林群体，也无法渗透到法国阿尔及利亚裔社区。
但是，法国政府对阿尔及利亚内战和伊斯兰武装组织(GIA)(76)在法恐怖袭击的过高估计，使得法国对国内伊斯兰主义的政策进行了调整。为了对抗阿尔及利亚伊斯兰主义者的影响及其“政治化倾向”，法国政府开始引入非暴力的萨拉菲纯洁派。80年代末到90年代，法国引进海湾国家力量(尤其是沙特)来培训法国本土和阿尔及利亚流亡至此的清真寺伊玛目和宣教师。(77)当时，法国穆斯林致力于提升自己的宗教知识，并有志于前往圣城的“希吉拉”；沙特政府希望扩大自己的全球宗教影响力；法国内政部则希望沙特萨拉菲纯洁派可以促使国内穆斯林“去政治化”，三方一拍即合。(78)在法国亲沙特萨拉菲政策的影响下，一批法国沙特派萨拉菲主义者开始成长起来。他们大多在麦地那伊斯兰大学或其也门分支留过学，其中最著名的要属阿卜杜勒-卡德尔·博兹亚尼(79)(Abdelkader Bouziane)和阿里·亚沙尔(Ali Yashar)(80)。除此之外，留尼旺岛(Reunion)上的两座清真寺，也由麦地那大学的毕业生控制。(81)
以这些毕业生为中介，沙特萨拉菲思想在法国大规模传播，并取代阿尔及利亚萨拉菲模式。伊本·巴兹的学生、麦地那大学的谢赫阿卜杜·萨拉姆·布尔吉(Abdel Salam al-Bourjis)和麦加大学教授穆罕默德·巴兹莫(Muhammed Bazmoul)，经常被邀请前往法国授课。在两人的努力下，2001年之前的法国萨拉菲派发展迅速。马赛、巴黎、里昂、鲁贝、瓦朗斯、伊斯尔河畔罗芒(Romas-Sur-Isère)、普罗旺斯的艾克斯、斯坦是法国萨拉菲的主要传播区。自1998年开始，法国萨拉菲人每年召开一次大会，大会倡议人是荷兰人雅各布·李伊能(Yacoub Leenen)(82)。2001年的萨拉菲大会聚集了来自法国、德国、比利时、荷兰等地的参会者，共计1000人。(83)沙特萨拉菲主义著名学者的学说在法国受到欢迎，不仅仅沙特毕业生及其门徒对之信奉不疑，早期的阿尔及利亚萨拉菲派也开始接受他们的观点，如阿卜杜勒-哈迪·杜迪的思想就越来越靠近沙特萨拉菲学说。(84)
但是，情形在2001年之后发生转变。“9·11事件”不仅冲击了美国学界和公众舆论，也深刻影响了法国。吉勒斯·凯佩尔2002年创造出“吉哈德-萨拉菲主义”一词，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法国学者对沙特模式萨拉菲主义的态度——“吉哈德主义的一个思想渊源就是沙特萨拉菲主义”，而这种态度又影响到法国媒体和社会舆论，进而干扰了政府政策。2001年之后，法国萨拉菲政策再次发生偏移，“压制”取代“鼓励”成为萨拉菲主义治理的核心原则。
自2002年开始每年一度的法国萨拉菲会议被政府限制。2002年7月计划在巴黎召开的萨拉菲会议被政府取消，来自沙特的众多萨拉菲学者和宣教师在戴高乐机场被拦截，随后被遣送回国。2004年2月，内政部长萨科齐签署了对一批萨拉菲宣教师的驱逐令或软禁令，像阿卜杜勒-卡德尔·博兹亚尼和阿里·亚沙尔这样著名的伊玛目均被遣送回原籍国。(85)
尽管法国政府力求割断法国萨拉菲与沙特的联系、压制法国萨拉菲主义的传播，但政策效果并不乐观，法国萨拉菲主义者数量继续快速增长。2004年法国约有5000人，到2011年已经发展到1.2万人。(86)在数量增长的过程中，法国萨拉菲主义者的构成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第三代萨拉菲人”成为最主要的成员。第三代萨拉菲人大多为土生土长的法国人，主要是穆斯林移民的后代，但也不乏来自基督教或新教家庭的转信者。法国萨拉菲中的转信者比例，较之德国更高，约占萨拉菲主义者总数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87)
伴随人数增长、结构变化的，是法国萨拉菲主义的激进化趋势。2002年以来，一大批法国萨拉菲主义者经历了一种思想上的激进化，其中不乏进一步“吉哈德化”的人。思想上的激进化微妙地反映在日常生活中，第三代萨拉菲更多地倾向于使用伊斯兰“文化符号”，包括所吃肉食必须依照伊斯兰宰牲法获得、穿戴伊斯兰服饰(包括女性头巾、男性阿拉伯长袍)、塑造伊斯兰形象(阿拉伯式大胡子是典型例子)、更倾向于在伊斯兰商店和书店购物等等。(88)
相对于思想激进化，“吉哈德化”更有迹可循。2002年以来法国萨拉菲主义者(尤其是第三代萨拉菲人)主要经历了两波吉哈德化进程：一次是在2004年后；另一次是在2012年下半年之后。巴黎第19区的“巴茨-肖蒙小组”(Filière des Buttes-Chaumont)是第一波吉哈德化进程的典型例子。该小组主要成员包括法里德·本耶图(Farid Benyettou)(89)、布巴克·哈基姆(Boubaker el Hakim)(90)、穆罕默德·梅拉(Mo-hammed Merah)、谢里夫·科阿失(Chérif Kouachi)和赛义德·科阿失( Kouachi)兄弟、穆罕迈德·艾优尼(Mohamed al-Ayouni)。“巴茨-肖蒙小组”基本上都是在法国出生的穆斯林，在成年后大多接触了萨拉菲主义，都曾试图前往伊拉克参加反对美军的“圣战”。2000年代，他们尽管可能反对法国社会中的某些群体(如犹太人或讽刺先知的漫画家)，但并不视法国文明和法国社会为“敌人”。
2010年末中东阿拉伯国家发生政治剧变，其中叙利亚很快陷入混战，动乱中一批法国人前往中东参加“圣战”。法国高等社会科学学院教授瓦立德·卡萨德·宰迪引用2014年12月法国内政部的报告称，2012年年中，法国前往中东参加“圣战”的人数只有30人左右，而到2014年12月，这一数字上升到1400人。(91)世界经济与和平中心(IEP)2015年11月发布的《全球恐怖主义指数：2015》则显示，2014年年中法国前往中东参加“圣战”的人数达1200人，2015年10月这一数目升至1800人。(92)从这两份报告来看，法国“圣战者”大规模进入中东参加圣战的起始点约在2012年下半年。关于这些吉哈德分子中萨拉菲圣战者的比例，笔者暂时没有发现专门的数据分析，(93)但从最近几年兴起的“对法恐怖主义”袭击中萨拉菲圣战者的数量，可以小窥萨拉菲圣战者在法国圣战者中的比例。
“对法圣战主义”自2012年开始出现，2015年后发展成为一种“现象级”的社会问题。2012年至今，法国发生了5起影响巨大的、由穆斯林制造的恐怖袭击事件，其中4起与萨拉菲主义激进化存在微妙的关系，具体情况如下。
2012年3月11-19日的图卢兹和蒙博托枪击案，造成7人死亡、5人受伤。嫌疑人穆罕默德·梅拉是阿尔及利亚裔法国人，1988年生于图卢兹，系“巴茨-肖蒙小组”成员，其家庭拥有极强的萨拉菲传统，四个兄弟姐妹中除长兄阿卜杜勒-加尼(Abdel-ghani)外均信奉萨拉菲主义。(94)
2015年1月7日的“查理周刊袭击案”，导致12人死亡，包括查理周刊的4名漫画家。嫌疑人谢里夫·科阿失和赛义德·科阿失兄弟(95)也是“巴茨-肖蒙小组”的重要成员。
2015年11月13日影响极其恶劣的巴黎暴恐袭击事件，造成130人死亡、413人受伤。其中，恐袭首犯阿卜杜勒-哈米德·阿巴奥德(Abdelhamid Abaaoud)成长于比利时极端主义萨拉菲盛行的布鲁塞尔莫伦贝克-圣约翰(Molenbeek-Saint-Jean)(96)，唯一逃亡的直接犯罪嫌疑人萨拉赫·阿卜杜斯拉姆(Salah Abdeslam)在比利时斯凯贝克(Schaerbeek)的落脚点中搜出了唯一一本不关于武器使用的书籍就是介绍萨拉菲的。(97)另外一些嫌疑人，如萨米·阿米穆尔(Samy Amimour)(98)、伊斯梅尔·奥马尔·穆斯塔法()(99)和福阿德·莫哈迈德-阿加达(Foued Mohamed-Aggad)(100)，都被证实曾受到过萨拉菲主义的影响。(101)
2016年7月14日深夜的尼斯卡车事件，造成86人死亡、458人受伤。至今未发现该案件与萨拉菲主义激进化直接相关的证据。但法国内政部长伯纳德·卡泽欧夫(Bernard Cazeneuve)总结相关证词后认为：“事件发生两周前，嫌疑人(莫哈迈德·布赫尔，Mohamed Lahouaiej-Bouhlel)经历了‘非常迅速’的激进化，他放弃了酒精、女人和萨尔萨舞，蓄起大胡子(102)并开始发表极端主义言论……而且调查档案显示，布赫尔的激进化与圣战运动(指声称负责的‘伊斯兰国’)没有任何联系。”(103)
2018年3月卡尔卡松和特雷贝斯枪击案，造成5死、15伤，嫌疑人雷多内·拉克蒂姆(Redouane Lakdim)自2014年就开始接触萨拉菲主义者的社交圈。(104)
此外，2017年6月19日在法国首都地标香榭丽舍大街发生了一起未遂袭击，嫌疑人贾兹里·阿达姆·卢特菲(Djaziri Adam Lotfi)试图效仿尼斯卡车事件但未成功。贾兹里·阿达姆·卢特菲来自阿让特伊，家庭具有浓厚的萨拉菲背景。(105)
以上6个2011年以来在法发生的、由穆斯林制造的重大恐怖袭击，(106)除尼斯卡车事件外，其余5起案件均与萨拉菲圣战者密切相关。在14名有法国公民身份的嫌疑人中，10人或多或少地接受了萨拉菲主义思想。也就是说，2011年以来在法重大圣战恐袭事件中，70％以上的案件和嫌疑人与萨拉菲主义存在关联。萨拉菲主义与法国穆斯林激进化的相关性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对法圣战主义”的愈演愈烈，背后原因耐人寻味。而且，这些圣战恐袭的嫌疑人大多是土生土长的法国人，是拥有“法国身份”和“法国记忆”的移民子女，其中不乏家境优渥、生活状况良好的人。这种情况与德国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也难怪吉勒斯·凯佩尔创造的“吉哈德萨拉菲主义”得到大众认可，而法国媒体更是普遍视萨拉菲主义为“战争和革命”的意识形态、与暴力和恐怖主义同义(107)，甚至法国当局也认为萨拉菲主义具有暴力倾向(108)。
四 德法萨拉菲主义激进化的原因探析
在对德法两国萨拉菲主义发展过程进行详细的案例分析后，笔者认为，对萨拉菲主义激进化进行“二阶段划分”确有必要。思想激进化和吉哈德化，这两个过程各有其特点，产生的原因也不尽相同，治理方式也因此迥异。萨拉菲主义者思想激进化所产生的吉哈德萨拉菲主义者，其圣战倾向仍停留在“想法”层面，而付诸行动则需要某种“契机”。吉哈德化则是萨拉菲主义激进化的第二阶段，是思想激进化的实践延伸。
对比德法具体情况，两国萨拉菲主义者的激进化存在明显的时间节点，即“2004年后”和“2012年后”。在两个时间节点上，法国萨拉菲主义者均出现了“思想激进化”和“吉哈德化”现象。而德国萨拉菲主义者虽然在两个时间节点上也都存在“思想激进化”，但其“吉哈德化”只发生在2012年后。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对法圣战主义现象的出现”，以及它与法国萨拉菲主义激进化的关联问题。2012年以来发生的多起“对法圣战主义袭击”中，绝大多数嫌疑人是土生土长的法国穆斯林移民子女，其中70％以上或多或少受到萨拉菲主义或吉哈德萨拉菲主义思想的影响，这个问题不容忽视。
在此首先考察德法萨拉菲主义者思想激进化的问题。思想激进化是萨拉菲主义者激进化的第一阶段，是吉哈德化的必要前提，可视为萨拉菲主义者吉哈德化的“内因”“个人主观原因”或“根本原因”。在思想激进化问题中，萨拉菲青年的思想激进化最需要考察，它也是欧洲穆斯林青年思想激进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鉴于萨拉菲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宗教意识形态，而德法两国萨拉菲青年思想激进化和吉哈德化的比例又明显高于普通青年，故而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宗教因素是否是欧洲穆斯林青年思想激进化的重要原因(甚至主要原因)”的疑惑。
对此，德法学者争议很大，且观点分歧严重。吉勒斯·凯佩尔2002年独创“吉哈德萨拉菲主义”一词，把吉哈德主义与作为宗教因素的萨拉菲主义绑在一起，明显倾向于肯定宗教因素对吉哈德化和思想激进化的作用。凯佩尔的这种观点，得到法国众多报纸甚至政府内部的认可。但反对他的也不乏其人，阿尔及利亚裔社会学家杜尼娅·布扎尔就认为：“萨拉菲激进主义的行为就是把青年人的不幸遭遇和委屈的情感，修改成报复、仇恨的感情”(109)，以此透露出她的观点：“萨拉菲主义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青年人所遭遇的不幸和委屈”。杜尼娅·布扎尔2014年4月领衔成立了“宗教意识偏移防治中心”(CPDSI)。该中心发布了一系列报告，意在驳斥宗教因素在青年思想激进化中的作用，其最核心的观点或者说论据就是“大多数吉哈德分子‘并无宗教行为’，既不去清真寺，也不参加宗教活动”。(110)法国高等社会科学学院的瓦立德·卡萨德·宰迪也倾向于杜尼娅·布扎尔的观点，他总结法国穆斯林青年激进化的主要原因包括：人为制造的“伊斯兰恐惧症”(Islamophobia)和种族歧视、社会排斥和不公平、高失业率等经济原因、意识形态的缺乏(而非“宗教虔诚”)。(111)其观点归根到底就是对“宗教原因”的反驳，而认同这种观点的在德法两国都不乏其人。(112)2006年开始专门追踪法国萨拉菲主义发展状况的萨米尔·阿姆盖尔，尽管也认同“吉哈德萨拉菲主义”的理念并认为“它是个问题”，但其系列研究一直试图“纠正法国媒体和政府对萨拉菲的不客观态度”，并从意识形态领域为萨拉菲主义的非暴力特性辩护。总体而言，“社会原因”是这些反对“宗教原因”的学者给出的替代解释，而其中“伊斯兰恐惧症”(113)是最核心的论据。(114)
“伊斯兰恐惧症”的核心就是对穆斯林的歧视。这种歧视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教育、就业、报纸杂志和网络舆论中……2004年法国政府颁布的“校园禁止头巾法案”和2006年开始出现的“先知讽刺漫画”，都是这种歧视现象的具体案例。而最关键的证据来自玛丽安娜·沃尔夫特(Marie-Anne Valfort)，她对巴黎暴恐事件之前法国穆斯林青年就业受歧视情况的社会调查十分具有说服力。玛丽安娜在志愿者的帮助下，于2013年9月23日至2014年9月19日共向外投送了3331份就业申请。结果显示：以穆斯林身份申请工作获得回信的比例是11.7％，低于基督徒申请身份的18.4％。当穆斯林身份的申请书中表达出“虽是穆斯林但无宗教行为”后，获得回信的比例提高到12.9％；与之相反，基督徒身份的申请书中若同样表达自己“无宗教行为”，获得回信的比例下降到16.1％；在穆斯林虔信者中男性获得回信的比例只有4.7％，而基督教虔信者男性获得回信的比例则达17.9％。(115)在找工作时，“穆斯林越虔诚，越受歧视；基督徒越虔诚，越受重视”。玛丽安娜的研究直接证明了巴黎暴恐事件之前法国穆斯林就业的受歧视现象，从而为“伊斯兰恐惧症”添加了最有力的证据。它说明在2015年“对法恐怖主义现象”出现之前，“伊斯兰恐惧症”在法国确实存在，而其对法国青年思想激进化的影响则是“不言自明的”。
但是，除非证明德国也存在“伊斯兰恐惧症”，否则便无法解释2004年之后德国萨拉菲主义者也出现大规模思想激进化的现象。那么，2004年之后至2012年之前，德国是否也存在“伊斯兰恐惧症”?
笔者对德国社会舆论进行初步调查后发现，答案是肯定的，而且证据很多。其一，“头巾法案”并不是法国独有的现象，截至2006年德国一半的州政府已经颁布了“教师不准佩戴头巾方案”(116)；其二，引发2012年索林根冲突的北威州公民运动(Bürgerbewegung pro Nordrhein-Westfalen)系2007年脱离科隆公民运动(Bürgerbewegung pro )后成立的，2008年它就自称“代表公民的声音”，主张“拒绝伊斯兰化、批评伊斯兰教、疏远穆斯林移民”；(117)其三，2004年后在德国新建清真寺也多次遭到阻挠，2007年新建科隆清真寺受阻、2005年春塞德林格清真寺(Sendlinger Mosque)重修计划引发争议、(118)2007年慕尼黑“欧洲伊斯兰研究中心”建设计划也遭遇挫折。(119)笔者的资料搜集并不全面，但从上述例子可见2004年后“伊斯兰恐惧症”在德国的蔓延情况。
由是观之，瓦立德·卡萨德·宰迪等人将“伊斯兰恐惧症”(其实就是对穆斯林的歧视)视为欧洲穆斯林青年思想激进化的重要原因，是存在合理依据的。而对“伊斯兰恐惧症”的起因，法国学者尽管观点略有分歧，但总体来看都认同它与“9·11事件”的特殊联系。而“9·11事件”又与1990年代美欧中东政策直接相关。(120)
下文分析德法两国吉哈德萨拉菲主义青年“吉哈德化”的原因。笔者研究发现，从2012年下半年到2015年末，两国穆斯林激进派青年大规模前往叙利亚参加圣战，而德法两国政府以至欧盟对这一现象看上去似乎是相当“纵容”。
吉哈德化最重要的防治方式就是“旅游监控”和“旅游限制”，它可以有效“切断”欧洲激进派青年(包括萨拉菲青年)同中东圣战组织的“物理链接”，从而限制激进派青年(包括吉哈德萨拉菲主义青年)的吉哈德化进程。但2012-2015年间，德法两国都未对本国萨拉菲激进青年前往中东进行有效的“旅游监控”和“旅游限制”。
就德国而言，2012年斯文·拉乌多次前往埃及，至少三次前往叙利亚，德国政府都未做任何应对，反而是埃及政府最终于2013年7月拒绝其入境，而门兴格拉德巴赫市直到2015年初才被剥夺了护照。(121)多次发表过激进言论的丹尼斯·库斯珀于2012年顺利前往叙利亚，当时他所在的“米拉图·易卜拉欣”组织刚刚被联邦政府取缔。法国曾在2004年后经历了一波萨拉菲吉哈德化，理应拥有治理经验，但在2011-2015年间并未观察到法国政府有明显的旅游限制举措。“有圣战记录”的“巴茨-肖蒙小组”核心成员布巴克·哈基姆2011年1月被提前释放出狱，他随即“顺利”前往突尼斯并重新开始自己的“圣战事业”，而直到2016年，法国内务安全总局才“后知后觉地”认识到他是“伊斯兰国”中“最著名的法国人”。福阿德·莫哈迈德-阿加达与其兄弟和八个伙伴于2013年12月结伴前往叙利亚参加圣战，也未受到法国政府的限制。
德法一些媒体为政府吉哈德化防治不力辩护，认为“年轻人的暴力倾向难以识别”等客观条件限制是最主要的原因。但萨拉菲主义青年的思想激进化是有迹可循的，(122)而两国政府对他们的监控都很成功。德国宪保办就是典型的例子，它早在2006年左右就开始关注德国萨拉菲的发展，自2010年开始每年发布“德国萨拉菲发展报告”。(123)在宪保办的报告中，可以精确识别出吉哈德萨拉菲派的人数和代表人物。它的监控资料还与德国萨拉菲研究专家有效共享，从而为联邦政府萨拉菲主义激进化治理提供情报支持和智库对策。2016年末，德国政府最终取缔“真教网”并断定其140多名会员涉嫌支持恐怖主义，就是德国宪保办对萨拉菲激进化监控的重要成果。
就法国而言，早在2000年代就曾多次实施旅游监控和旅游限制，如2002年在戴高乐机场拦截自沙特远道而来的萨拉菲学者，2005年在机场对试图前往大马士革的“巴茨-肖蒙小组”成员法里德·本耶图、谢里夫·科阿失进行拦截和逮捕，2008年对布巴克·哈基姆的拦截和逮捕等，都是典型的案例。可以说，2012-2015年德法两国政府对激进派青年(包括萨拉菲激进青年)前往叙利亚参加“圣战”的拦截不力，可能并非缘于客观条件(激进青年识别困难)的限制，而是出于某种主观原因。
事实上，要理解2012-2015年法德对本国穆斯林激进派青年吉哈德化的“纵容”，首先必须明白不同圣战思想的内在差异。从意识形态上看，圣战思想又可分为“塔克菲尔主义”“全球圣战主义”和“反什叶派圣战主义”。塔克菲尔主义者又被称为“库特卜主义者”，它的斗争目标是“变节的伊斯兰世界当权者”。全球圣战主义以本·拉登为代表，其目标则是“入侵伊斯兰世界的敌对势力”。反什叶派圣战主义则是扎卡维在伊拉克反美斗争的一种策略，他引用伊本·泰米叶在公元1303年的马穆鲁克-蒙古战争中发布的允许对从属于蒙古人伊尔汗国的什叶派进行圣战的法特瓦，作为自己的法理依据。(124)圣战思想的内部差异，充分体现了圣战组织作为特殊性质社会运动的特性——“借用甚至创造一切有利的意识形态”。
厘清圣战思想的差异，对理解德法的“纵容”相当关键。细致研究2012-2015年左右德法两国萨拉菲主义者前往叙利亚的动机，发现早期到叙利亚参加圣战的吉哈德分子，大多秉持“塔克菲尔主义”。瓦立德·卡萨德·宰迪就发现，中东变局早期法国吉哈德分子前往叙利亚主要是为了“保护叙利亚的兄弟姐妹”。(125)法国“宗教意识偏移防治中心”网站2014年的一份报告也显示，“圣战”吸引了很多法国少女，是因为“叙利亚人道灾难”“叙利亚政府镇压人民”等理由激发了她们的同情。(126)德国方面，易卜拉欣·阿布·纳吉、皮埃尔·沃格、斯文·拉乌等人都是“前往保护叙利亚的兄弟姐妹”行动的坚定支持者。其中，阿布·纳吉更是德国信奉“塔克菲尔主义”的代表人物，(127)其领导的“真教网”也是德国吉哈德化比例最高的萨拉菲团体。
信奉塔克菲尔主义的吉哈德分子，是叙利亚巴沙尔政权的天然反对者，而他们的理念和行动显然符合2011-2015年欧盟在叙利亚的“民主推进战略”(128)，这也许才是德法两国“纵容”本国穆斯林吉哈德化的主要原因。另外，这种观点似乎也恰好能解释德法吉哈德分子为什么选择“叙利亚”作为圣战的目的地，而不是利比亚。很明显，利比亚一旦发生圣战或者政局混乱，那么2011年北约军事介入利比亚的合法性将瞬间坍塌，“保护的责任”理念也将遭遇严重质疑。当然，德法对本国激进派穆斯林前往叙利亚参加圣战的纵容可谓“自酿苦酒”，而这又与1980年代美国“纵容和鼓励”阿拉伯人支持阿富汗反苏圣战引发的后果惊人相似。
最后再来讨论2015年后“对法圣战主义”大规模出现的原因。事实上，“对法圣战主义”是2015年后“对欧圣战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是法国受害最为严重。早在1990年代，塞缪尔·亨廷顿就提出“文明冲突”的观点，看上去似乎“完美”地预见了当下欧洲文明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碰撞。但事实上这种碰撞或者冲突，并非文明间不相容导致的，而仅仅是欧洲国家中东政策不稳健的结果。其中，法国是最典型的反面教材，在某种程度上可谓“自酿苦酒”。
2011-2014年，在法国的“引领”下，欧盟对中东变局奉行了“激进化干涉主义”政策。中东变局发生后不久，欧盟国家就开始了一系列外交和军事介入行动，2011年2月初对埃及革命的介入是开始，(129)3月对利比亚的军事干涉则是高潮，(130)8月利比亚内战接近尾声之时又试图在叙利亚复制“利比亚模式”。从2011年到2014年3月，欧盟一直高举所谓“保护的责任”的旗帜，打着“民主推进”的口号，不断介入中东变局。
但是，这种激进化介入战略并未使中东变局完全向好的方向发展。2013年年中，埃及发生“7·3事件”，随后民主选举上台的突尼斯复兴党被迫放弃执政将权力拱手让出；2014年上半年利比亚发生政治混乱并再次陷入内战；2015年也门也陷入内战，“阿拉伯之春”演变成“阿拉伯之冬”，中东变局深刻转型。其中，尤以2014年利比亚陷入二次内战对欧盟中东政策的打击最大，从根本上颠覆了2011年欧美军事介入利比亚行动的“合法性”，对欧美在中东变局中角色的质疑开始显现，其中尤以“西方阴谋论”(131)影响最为深远。
这种“西方阴谋论”认为，是欧美国家故意引发了“阿拉伯之春”，使得伊斯兰世界陷入政治混乱和内战，从而达到削弱“真主之力量”的目的。它最早出现在2012年左右，但当时尚未构成一股潮流，也并不令人信服。2014年开始，这种论调开始大规模出现，并变得“有理有据”(利比亚内战无形中成为这种阴谋论的最有力证据)，其中一些直指法国总统萨科齐和法国学者贝尔纳-亨利·雷维在利比亚的“作为”。(132)至2017年，甚至远在中国的阿拉伯留学生群体都对这种阴谋论调耳熟能详。而且，不同于1990年代沙特萨拉菲激进派反对的目标主要是美国，这次的怀疑对象直指欧洲(尤其是法国)。
由此可见，在圣战恐怖主义威胁中东稳定和欧洲安全的今天，不仅欧洲社会内部存在对伊斯兰的恐惧和对穆斯林的歧视，阿拉伯世界也存在一种仇视欧洲的心态。这种公民意识间的对立，成为圣战恐怖主义生长繁殖的有力土壤。当“西方阴谋论”在阿拉伯世界持续发酵之时，在中东的外籍吉哈德分子也开始了思想转向——“从塔克菲尔主义转向全球圣战主义”。
2014年年中以后，随着中东整体局势的深刻转变，“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利比亚的战争策略也发生微妙变化，“网络恐怖主义”开始成为“伊斯兰国”散布恐惧、威慑欧美的重要手段。2014年8月，澳大利亚籍圣战者哈立德·沙罗夫(Khaled Sharrouf)在社交媒体中上传了其7岁儿子手持叙利亚士兵头颅的照片，引爆了世界舆论。在此之后，美国记者詹姆斯·莱特·福利(James Wright Foley)和史蒂文·索特洛夫(Steven Sotloff)、英国人道主义救援者大卫·海恩斯(David Haines)和艾伦·亨宁(Alan Henning)、美国人道主义救援人员彼得·卡斯(Peter Kassig)、日本人后藤健二和汤川遥菜等相继被虐杀，他们的斩首视频则在全球网络形成一股恐惧风暴。(133)“网络恐怖主义”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伊斯兰国”圣战目标的微妙变化，也预示着外籍圣战分子的“全球圣战主义转向”，而西方国家及其公民开始成为他们的“新目标”。2015年下半年开始，一些吉哈德分子借由难民潮的掩护，开始返回欧洲，导致“对欧圣战主义”回归本土。法国因其中东政策最为激进，遭到对欧圣战主义者的攻击也最多。由是观之，称法国“自酿苦酒”的确并不过分。
综上所述，无论是德法两国萨拉菲主义的思想激进化，还是2012年以来两国吉哈德萨拉菲人的吉哈德化，抑或2015年以来“对法圣战主义”的大规模出现，都与欧盟及其成员国激进化的中东政策密切相关。
五 余论
当下中东变局继续深入发展，对欧圣战主义也远未终结，欧洲-阿拉伯关系的结构性变迁还在继续。巴黎暴恐事件后，欧盟开始联合反恐，力行“旅游监控”和“旅游限制”，从而客观上抑制了欧洲穆斯林青年和萨拉菲主义者的吉哈德化进程。与此同时，欧盟和欧盟国家的中东政策也开始重回温和化的旧模式。2015年年末，欧洲邻国政策重新确立了“稳定优先”的统一外交战略，(134)某种程度上就是欧盟中东政策重回温和化的努力，而其目标则是使欧阿关系回归原有的稳定模式。在思想激进化治理领域，目前德法都出台了一些新的举措并开始实施，而“伊斯兰恐惧症”的负面影响也得到两国学者、舆论和政府的重视。但这些努力是否会立刻取得成效，是否立刻削弱欧洲穆斯林青年和萨拉菲主义者的思想激进化和吉哈德化，答案存疑甚至是否定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努力是无用之功，毕竟曾经的伤害难以一时忘却，而政策生效也需要时间，并且需要坚定不移地推动。
此外，自2015年欧洲难民危机以来，德国吸纳了超过60万的叙利亚战争难民，(135)到2017年年底，德国阿拉伯裔穆斯林人口已达123万，(136)占穆斯林人口总数的24％。(137)阿拉伯裔人口的增加，无疑将极大增强德国萨拉菲主义的发展潜力，而如何防治他们思想激进化并走上吉哈德之路，将考验德国人的执政智慧。目前，默克尔政府似乎有意引入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的力量，来帮助德国进行萨拉菲激进化治理。(138)这种策略(139)从历史经验看是可行的，但也存在困难和风险。因为源于埃及政局的不稳定可能引发德埃关系波动，而这种波动自中东变局以来就多次出现。(140)
感谢匿名评审专家给予的多次宝贵意见和修改建议。文责自负。
注释：
①对“再伊斯兰化”，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教授萨勒娃·伊斯梅尔(Salwa Ismail)给出了简洁明了的定义：“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重新投放伊斯兰传统文化相关标志和文化符号的过程”。See Salwa Ismail,“Islamism,Re-Islamization and the Fashioning of Muslim Selves:Refiguring the Public Sphere”,Muslim World Journal of Human Rights,Vol.4,Issue 1,2007,Article 3,p.2.
②Angel Rabasa and Cheryl Benard,Eurojihad:Patterns of Islamist Radicalization and Terrorism in Europ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5,pp.23-24.
③“Salafiyyah”一词来源于“salaf”，最早出现在阿拔斯王朝，是教法(Fiqh)、教义(A`qida)上的一种主张，但其具体含义经过了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穆罕默德·扎马勒·巴鲁特认为，阿拔斯王朝时期萨拉菲的目标是“要复归到伊斯兰历第一、二、三世纪的前人之道，抛弃任何新造的宗教思潮、想法和道法，例如，古希腊哲学对穆斯林的影响”，参见[黎巴嫩]穆罕默德·扎马勒·巴鲁特：“萨拉菲对当代伊斯兰运动的思想影响”，马阿瑞夫·哈克美亚研究中心(Beirut Al-ma`ref al-hakmiyat institute)编：《萨拉菲的兴起、支柱和本质》(阿拉伯文)，贝鲁特：马阿瑞夫·哈克美亚研究中心2004年会议论文集，第107、169、171页。埃及思想家穆罕默德·欧迈剌(Muhammed Umara)也认为，“萨拉菲”一词的定义至今仍未明确，但主流的说法是“回归前三代圣门弟子”或“前三任哈里发时期”的“纯洁的伊斯兰”，参见穆罕默德·欧迈剌(Muhammed Umara)：《萨拉菲主义》，突尼斯：知识之家(Dar alma` are)，1994年，第5页。国内也有将“Salafiyyah”翻译成“赛莱菲耶”(缘于“Sailaifengye”)，参见[荷兰]罗伊·梅杰：《伊斯兰新兴宗教运动——全球赛莱菲耶》(原书名：Global Salafism：Islam’s New Religious Movement)，杨桂萍、马文、田进宝等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15年版。中东学界一般使用“萨拉菲”的称呼，本文同样采用这种译法，因为在阿文中“萨拉菲”的词根读成中文的拼音应为salafi(萨拉菲)，而非“sailaifei”(赛莱菲)。“Salafiyah”则翻译为“萨拉菲耶”或“萨拉菲主义”(即英文的“Salafism”)。此外，还有萨拉菲的敬语版——萨拉菲·萨利赫(al-salaf al-salih)，意为“纯洁的先辈”。
④已有的德法萨拉菲主义专题研究包括：Thorsten Gerald Schneiders(Hrsg.),Salafismus in Deutschland:Ursprünge und Gefahren einer islamisch-fundamentalistischen Bewegung,Bielefeld:transcript Verlag,2014; Klaus Hummel und Michail Logvinov(Hrsg.),:Salafismus und Dschihadismus in Deutschland,Stuttgart:ibidem-Verlag,2014; Rauf Ceylan und Benjamin Jokisch(Hrsg.),Salafismus in Deutschland:Entstehung,Radikalisierung und ,Frankfurt am Main:Peter Lang Edition,2014; Ahmet Toprak und Gerrit Weitzel(Hrsg.),Salafismus in Deutschland:Jugendkulturelle Aspekte, Perspektiven,Springer-Verlag,2016; Bernard Rougier ed.,Qu’est-ce que le Salafisme?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Septembre 2008; Ami-Jacques Rapin,Pour en finir avec le terrorisme:L’équivoque de la terreur,de la Révolution aux attentats jihadistes,Peter Lang(imprimé en Suisse),2014; Samir Amghar,“Le Salafisme en France:de la révolution islamique à la révolution conservatrice”,Critique internationale,No.40,2008,pp.95-113; Samir Amghar,“Le Salafisme en Europe:La mouvance polymorphe d’une radicalisation”,politique étrangère,No.1,2006,pp.65-78; Samir Amghar,“Le Salafisme en France:Acteurs,Enjeux et Discours”,Sens-Dessous,No.9,2011,pp.35-48；[法]瓦立德·卡萨德·宰迪：《伊斯兰极端主义在欧洲：法国吉哈德分子在中东》(阿拉伯文)，贝鲁特：阿拉伯研究与政策中心，2017年；Anouar Boukhars,“Islam,Jihadism,and Depoliticization in France and Germany”,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30,No.3,2009,pp.297-317。
⑤2008年，欧盟国家中穆斯林人口总数为1700万左右，占总人口5.018亿的3.4％，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其中，法国估计有穆斯林人口400-600万，德国有380-430万，英国约270万(2011年)，荷兰约94.6万(2009年)，西班牙约167万(2013年)，比利时30-45万，瑞士79.6万(2010年)，奥地利33.9万(2001年)，瑞典25-40万(2007年)，意大利则超过118万(来自阿尔巴尼亚、摩洛哥、突尼斯、埃及和孟加拉国五国穆斯林人口的总和，其他穆斯林人口未统计)。See Angel Rabasa and Cheryl Benard,Eurojihad:Patterns of Islamist Radicalization and Terrorism in Europ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5,pp.8-22.
⑥这两个假设，将在之后的分析中给出具体分析和论据。另外，为了行文方便，下文中将“萨拉菲主义催生的‘圣战者’”简称为“萨拉菲圣战者”。萨拉菲圣战者是行动派，他们已经属于“吉哈德派”，而不是“吉哈德萨拉菲主义者”，两者的区别将在下文中论述。
⑦Gilles Kepel,Jihad:The Trail of Political Islam,Translated by Anthony F.Roberts,Belknap Press,April 2002.
⑧Quintan Wiktorowicz,“Anatomy of the Salafi Movement”,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Vol.29,No.3,2006,pp.207-239.
⑨Samir Amghar,“La France face au terrorisme islamique:une typologie du salafisme jihadiste”,in Bernard Rougier ed.,Qu’est-ce que le Salafisme?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2008,pp.244-245.
⑩Dirk Baehr,[，”]Dschihadistscher Salafismus in Deutschland“,in Thorsten Gerald Schneiders(Hrsg.),Salafismus in Deutschland:Ursprünge und Gefahren einer islamisch-fundamentalistischen Bewegung,S.246-247.
(11)王涛、宁彧：“英文文献中的萨拉菲主义研究述评”，《阿拉伯世界研究》2017年第5期，第47页。
(12)同上。
(13)曾向红：“恐怖主义的整合性治理——基于社会运动理论的视角”，《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1期，第77-78页。
(14)对应的，像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则明显是存在权力框架的社会运动，圣战极端组织如基地组织、“伊斯兰国”则是更为特殊的社会运动。
(15)有关1979年11月的禁寺事件，参见[沙特]纳昔儿·胡再密：《与朱黑曼一起的日子，我曾跟随的忠诚萨拉菲人》(阿拉伯文)，贝鲁特：阿拉伯研究和出版网，2010年，第109页。麦加禁寺事件后，沙特政府意识到国内宗教势力的“政治化倾向”，从而改行严厉的压制政策。而为了在政府的压制政策中保全自己，沙特主流的萨拉菲派开始同朱黑曼·乌泰比划清界限，他们称自己为“纯洁派”，并视那些发表反对沙特王室言论甚至起而行动的人为“政治派”。
(16)阿扎姆是公认的阿富汗阿拉伯人圣战领袖和本·拉登的圣战导师，是他促成本·拉登从一个单纯的阿富汗圣战资助者和后勤管理者向真正的圣战者转型。阿扎姆与本·拉登和艾曼·扎瓦希里(Ayman al-Zawahiri)共同创建了基地组织，他于1989年遭炸弹袭击死亡后，本·拉登继任成为基地组织领袖。
(17)[美]劳伦斯·赖特：《末日巨塔：基地组织与“9·11”之路》，张鲲、蒋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19页。
(18)Christopher M.Blanchard,Saudi Arabia:Background and U.S.Relations,DIANE Publishing,2010,p.27.
(19)Khalid Yahya Blankinship,The End of the Jihad State:The Reign of Hisham Ibn’Abd al-Malik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Umayyads,SUNY Press,1994; Christopher Melchert,“Ibn al-Mubarak’s Kitab al-Jihad and early Renunciant Literature”,in Robert Gleave ed.,Violence in Islamic Thought from the Qur’an to the Mongols,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5,pp.49-68; Reuven Firestone,Jihad:The Origin of Holy War in Islam,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n Demand,1999,p.132; Robert Gleave,Violence in Islamic Thought from the Qur’an to the Mongols,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5.
(20)吴冰冰：“圣战观念与当代伊斯兰恐怖主义”，《阿拉伯世界研究》2006年第1期，第36页。
(21)扎卡维是伊拉克“统一圣战组织”的创始人，2004年10月“效忠”本·拉登后改组织名为“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2006年死于美军轰炸。他的第二任继承者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Abu Bakr al-Baghdadi)于2014年初将组织改名为“伊斯兰国”(IS)，亦称“伊拉克与沙姆伊斯兰国”(ISIS)或“伊拉克与黎凡特伊斯兰国”(ISIL)。
(22)Ali A.Allawi,The Occupation of Iraq:Winning the War,Losing the Peace,Yale University Press,2008,p.239.
(23)Ali A.Allawi,The Occupation of Iraq:Winning the War,Losing the Peace,p.240.马克迪西的“塔克菲尔主义”主要针对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而扎卡维的“塔克菲尔主义”则用在了什叶派普通民众身上，他引用伊本·泰米叶在公元1303年的马穆鲁克-蒙古战争中发布的允许对从属于蒙古人伊尔汗国的什叶派进行圣战的法特瓦，为自己的反什叶派圣战主义辩护。有关泰米叶法特瓦的问题，参见Sadakat Kadri,Heaven on Earth:A Journey Through Shari’a Law from the Deserts of Ancient Arabia to the Streets of the Modern Muslim World,Farrar,Straus and Giroux,2012,p.187。
(24)Nibras Kazimi,“A Virulent Ideology in Mutation:Zarqawi Upstages Maqdisi”,Current Trends in Islamist Ideology,No.2,2005,p.67.
(25)欧洲多年来的旅行风潮，是欧洲吉哈德萨拉菲主义者极为方便地前往叙利亚参加圣战的重要前提。据估算，一个欧洲穆斯林如果决心参加叙利亚圣战，前后只需要花费1400-1600美元的旅行费用。[法]瓦立德·卡萨德·宰迪：《伊斯兰极端主义在欧洲：法国吉哈德分子在中东》(阿拉伯文)，第122页。
(26)达巴格1972年生于叙利亚，1990年代前往莱比锡学习医药学，期间成立了一个小型宣教团体，并经常出现在莱比锡的拉赫曼清真寺(Ragman-Moschee)。21世纪初，基于一直以来的宣教努力，达巴格成为德国萨拉菲的关键人物和权威专家。2001年他与波恩的莫哈迈德·本赛因(Mohamed Benhsain)创办了德国第一个萨拉菲网站——“萨拉菲网”，2002年又建立“讨黑德网”(Al-tamhid.net)。
(27)阿鲁鲁原是叙利亚穆兄会的成员，1982年叙利亚哈马的穆兄会被镇压后，他就前往沙特定居。在沙特，阿鲁鲁逐渐靠近萨拉菲纯洁派思想，在意识形态上强烈针对叙利亚的什叶派和阿拉维派。2011年叙利亚动乱发生时，他先是号召叙利亚人不要效仿突尼斯和利比亚的革命者。但数月之后就改弦更张，号召人们支持起义并“与叙利亚在一起直至胜利”。其态度之转变，与沙特政府2011年3月-2012年1月期间对叙利亚政府态度的变化是一致的。
(28)Sina Wiedl und Carmen Becker, Prediger im deutschen SalafismusHassan Dabbagh,Pierre Vogel,Sven Lau und Ibrahim Abou Nagie“,in Thorsten Gerald Schneiders(Hrsg.),Salafismus in Deutschland:Ursprünge und Gefahren einer islamisch-fundamentalistischen Bewegung,S.189-190.
(29)Ibid.,S.188-189.
(30)Sina Wiedl und Carmen Becker, Prediger im deutschen SalafismusHassan Dabbagh,Pierre Vogel,Sven Lau und Ibrahim Abou Nagie“,S.189-190.
(31)在“9·11事件”的19名劫机者中，15名是一直追随本·拉登的沙特圣战者，而另外4人则是来自德国汉堡，分别是埃及人穆罕默德·阿塔(Mohamed Atta)、阿联酋人马尔万·谢西(Marwan al-Shehhi)、东也门人拉姆齐·本希布赫(Ramzi bin al-Shibh)和黎巴嫩人齐亚德·贾拉(Ziad Jarrah)。除贾拉外，阿塔三人都是汉堡圣城清真寺的常客，与圣城清真寺宣教师穆罕默德·法扎兹(Mohammed Fazazi)关系密切。而马蒙·达卡扎尼自20世纪90年代便担任了圣城清真寺的伊玛目，是法扎兹的直接领导。在穆罕默德·阿塔租用公寓中搜到了基地组织成员阿布·达赫达赫(Abu Dahdah)的电话。据德国联邦检察院披露，马蒙·达卡扎尼90年代就与阿布·达赫达赫存在联系，1996年还与基地组织理论家阿布·穆萨·苏里(Abu Musab al-Suri)正式会面。美国安全机构认定马蒙是全球圣战的一个重要后勤官。德国检方也认为，马蒙为基地组织的资金网络服务，但无法定罪。Dirk Baehr，Dschihadistscher Salafismus in Deutschland“，S.233.
(32)亚黑亚·优素福1988年即与家人一起来到弗莱堡生活，他曾是埃及“伊斯兰团”组织的成员，因逃避镇压而流亡。在弗莱堡，亚黑亚成为阿巴德·拉赫曼清真寺(Ibad al-Rahman Moschee)的宣教师。在他的宣教下，形成了一个吉哈德萨拉菲社交网络，成员包括埃及裔德国人里达·塞义姆、巴基斯坦裔德国人阿利姆·纳西尔(Aleem Nasir)。塞义姆据称参加了巴厘岛恐袭案，而纳西尔则在2003年和2007年为基地组织招募过新兵。
(33)Dirk Baehr,Dschihadistscher Salafismus in Deutschland“,S.247.
(34)而事实上，汉堡集团成员可能并非在母国“被发展”成吉哈德分子，而是在留学德国这一特殊的情况下吉哈德化的。他们的情况与赛义德·库特卜1950年代初的思想激进化历程十分相似。赛义德·库特卜1950年代前往美国留学，对美国“现代”社会的“混乱、放纵”深恶痛绝，一回国就加入埃及穆兄会，几年后便成为伊斯兰主义激进派。
(35),Die Welt,9 August 2010,https://www.welt.de/politik/deutschland/article8899626/Behoerden-schliessen-Hamburger-Terror-Treffpunkt.html,last accessed on 29 August 2018.
(36)Beckstein Islamisten-Treffpunkt in Neu-Ulm“,Frankfurt am Main,28 Dezember 2005,http://www.faz.net/aktuell/politik/inland/innere-sicherheit-beckstein-schliesst-islamisten-treffpunkt-in-neu-ulm-1280087.html,last accessed on 29 September 2018.
(37)阿德利·阿塔尔因为自己有诉讼在身，故委托亚黑亚于2002年起担任“多元文化之家”主任。参见Dirk Baehr,Dschihadistscher Salafismus in Deutschland“,S.234-235。
(38)弗里茨·弗里兹2006年前往巴基斯坦参加圣战，2007年回国后与其他两名德国穆斯林青年成立了一个圣战小组，并计划使用汽车炸弹袭击驻德美军基地，但在绍尔兰被捕。参见Dirk Baehr,Dschihadistscher Salafismus in Deutschland“,S.234-235。
(39)阿布·乌拜达(Abu Ubeidah)，原名穆罕默德·本·古乌米(Mohamed Ben Ghoumi)，来自突尼斯，在穆赫西宁清真寺(Muhsinin-Moschee)和网络上宣传吉哈德萨拉菲主义。他与“绍尔兰团”的弗里茨·戈洛威兹关系密切，2006-2007年曾前往巴基斯坦的圣战训练营。
(40)侯赛因·卡西姆来自索马里，据称是索马里青年党的官员，来到德国招募德国圣战者。据称他可能有十几名追随者，并自称德国青年党北威州分支。2008年，有两名德国青年党成员奥马尔·达赫里(Omar Dahir)和阿布迪拉扎克·布赫(Abdirazak Buh)试图前往索马里加入青年党，但在飞机上被联邦政府逮捕。2011年，布赫与安德里亚斯·米勒(Andreas Müller)从肯尼亚中转成功到达索马里，索马里青年党发言人公开宣布了他们的加入。Dirk Baehr，Dschihadistscher Salafismus in Deutschland“，S.236.
(41)扎卡里在“9·11事件”之后前往阿富汗，并加入基地组织发言人阿布·拉伊斯·利比(Abu Laith al-Libi)的团体，后死亡。“‘Martyrs in a Time of Alienation’-Complete Blogger’s Cut”,Internet Archive,28 December 2010,https://web.archive.org/web/20120720060802/；http://www.makingsenseofjihad.com/2010/12/martyrs-in-atime-of-alienation-complete.html，last accessed on 25August 2018.
(42)伯恩哈德·福尔克，被誉为“囚犯拯救者”，1967年出生于德国，是一名德国教师的孩子，1986年进入亚琛工业大学学习物理。1996年因参与制造炸弹袭击而在汉堡被捕。2008年获释后在多特蒙德生活，之后经常参与萨拉菲派的活动，2014年声援斯文·拉乌的活动中均到场。他致力于帮助被监禁的穆斯林，2012年再次威胁袭击拉姆施泰因的美国空军基地。2014年9月联邦法院检察长的报告中称福尔克为参与恐怖活动的穆斯林提供“囚犯援助”。“囚犯援助者”这一称号在萨拉菲圈子中也赫赫有名，他在脸书和推特上经常为“政府无理由逮捕穆斯林”叫冤。Claudia Dantschke,‘Lasst Euch nicht radikalisieren!’-Salafismus in Deutschland“,S.175.
(43)法赫德国王学院1995年由沙特政府资助成立，是一个十二年制小、中一体学校，位于波恩的巴特格德斯贝格区(Bad Godesberg)，初始招生400人，2000年又在柏林建立了分校区。2017年6月30日学年结束时，学校被联邦政府关闭。
(44)哈拉吉曾在法赫德国王学院学习，经常拜访拉赫马清真寺，并于2006年3月至2007年3月担任了清真寺协会的副董事。2007年，其思想开始激进化，因害怕逮捕而流亡埃及，并成为埃及萨拉菲光明党的激进翼成员。2009年开始，他在基地组织的网络媒体萨哈卜(As Sahab)发布了一系列针对德国的圣战布道并称是“因为德国在阿富汗与穆斯林作战”。Dirk Baehr,Dschihadistscher Salafismus in Deutschland“,S.236; Frank Vallender,Muslime nehmen Stellung zu Islamist Harrach El-Kaida-Terrorist war 2006im Vorstand einer Bonner Moschee“,General-Anzeiger(Bonn),19November 2009,http://www.general-anzeiger-bonn.de/bonn/Muslime-nehmen-Stellung-zu-Islamist-Harrach-article219264.html,last accessed on 28 August 2018.
(45) Thielmann,Schweigen?-Die deutschen islamischen und die Salafisten“,in Thorsten Gerald Schneiders(Hrsg.),Salafismus in Deutschland:Ursprünge und Gefahren einer islamisch-fundamentalistischen Bewegung,S.425.
(46)对德国萨拉菲主义者进行派别划分时，最大的问题就是“纯洁派与政治派几乎没有差别”，这同样也是欧洲萨拉菲主义派别划分的问题。欧洲萨拉菲派与沙特萨拉菲派相比有一个重要的优势，就是没有太多的政治约束。在沙特，萨拉菲派不能对抗王室的权威，否则将会被划为“政治派”并遭受各种形式的压制。在欧洲，民主制度成为萨拉菲的保护伞，思想自由则赋予萨拉菲人批评政府的权利。从沙特纯洁派和政治派的自我分割来看，纯洁派的出现和自我定性也是一种政治需要，是为了避免沙特政府的压制而采取的规避措施。但这种政治需要在欧洲萨拉菲派中并不存在，因而纯洁派与政治派的差别很小。只是因为欧洲萨拉菲主义的早期发展受到了沙特资助，故而一些与沙特政府观点保持一致的萨拉菲人被称为纯洁派。但是，沙特政府不可能对欧洲穆斯林相关问题时刻关注，故而欧洲纯洁派在很多当地社会或政治问题上观点十分自由。德国萨拉菲政治派也并不自称政治派，他们与纯洁派一起自称“纯洁派”。但德国学者和舆论总下意识地将经常发表“政治意见”的萨拉菲主义者称为政治派。若从他们的角度看，除去吉哈德萨拉菲主义者，德国其他的萨拉菲人大多可以归为政治派。从这一点看，如果说沙特萨拉菲主义纯洁派与政治派的划分是源于萨拉菲主义者内部分裂的真实结果，那么德国以至欧洲萨拉菲主义的派别划分，则更多的是“知识的惯性”和“舆论或话语权的需要”。所以，笔者认为，德国萨拉菲主义中的“政治派”，是“他称”，而非“自称”。
(47)阿布·纳吉1964年生于加沙的难民营，18岁来到德国学习电气工程(1982年)，1994年获得德国公民身份。他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并自称在生命的晚期找到了“真正的伊斯兰道路”。纳吉自认为是皮埃尔·沃格的发现者，但两人在2008年因对激进思想的不同态度而分道扬镳，2011年又因“阅读行动”重新合作。
(48)Dirk Baehr,Dschihadistscher Salafismus in Deutschland“,S.237.
(49)“真教网”的宣教师队伍庞大，其中较著名的还包括：较为激进的阿布·杜贾纳(Abu Dujana，原名易卜拉欣·伊玛拉尼[Said el-Emrani])、阿布·阿卜杜拉(Abu Abdullah，原名易卜拉欣·贝卡伊德[Ibrahim Belkaid])和转信者斯文·拉乌。Salafisten in Wiesbaden: Weltsicht,geschlossenes Weltbild“,Wiesbadener Kurier,21 2015,http://www.wiesbadener-kurier.de/lokales/wiesbaden/nachrichten-wiesbaden/salafisten-in-wiesbaden-beschraenkte-weltsicht-geschlossenes-weltbild_15120851.htm,last accessed on 28 August 2018.
(50)Sina Wiedl und Carmen Becker, Prediger im deutschen SalafismusHassan Dabbagh,Pierre Vogel,Sven Lau und Ibrahim Abou Nagie“,S.201,207.
(51)Thorsten Gerald Schneiders(Hrsg.),Salafismus in Deutschland:Ursprünge und Gefahren einer islamisch-fundamentalistischen Bewegung,S.200.
(52)Ibid.,S.182,192,194,197.
(53)自2010年开始，沃格与埃及萨拉菲派阿布·伊萨克·胡瓦尼(Abu Ishaq Al Heweny)谢赫取得了联系，并慢慢转向埃及模式的萨拉菲。2011年初沃格在胡瓦尼谢赫的帮助下前往埃及，秋天又举家迁往埃及，从而事实上离开了德国萨拉菲宣教圈。在埃及期间，沃格的宣教更加国际化，他不再宣扬“让伊斯兰成为德国最有力的宗教”，而要“将伊斯兰带进世界每个家庭”。2013年埃及“7·3事件”后，外国人在埃及的境遇恶化，沃格被迫回国，之后在国内一直秉持温和非暴力的理念。2016年11月“真教网”被德国政府取缔后，沃格并未受到德国政府的压制或逮捕，他甚至重新筹建了自己的网站“皮埃尔·沃格网”，并继续温和的宣教活动。Thorsten Gerald Schneiders(Hrsg.),Salafismus in Deutschland:Ursprünge und Gefahren einer islamisch-fundamentalistischen Bewegung,S.182,192,194,197.2014年拉乌诉讼风波最终以门兴格拉德巴赫检察官撤诉而终结，在此之后拉乌的激进化倾向似乎被扭转。但他惹风波的个性仍未改变。自2015年开始，拉乌和皮埃尔·沃格在伍珀塔尔和杜塞尔多夫号召追随穿着有“沙里亚法警察”(Scharia-Polizei)印记的背心，以“纠正”穆斯林社区的风气为己任，这是典型的伊本·泰米叶式做法。此举遭到伍珀塔尔检察院的诉讼(2015年8月末)，从而又引发“沙里亚法警察风波”，至今仍未平息。[，”]SBGH hebt Freisprüche im“Scharia-Polizei”-Prozess auf“,Spiegel Online,11 Januar 2018,http://www.spiegel.de/politik/deutschland/bundesgerichtshof-hebt-freisprueche-im-scharia-polizei-prozess-auf-a-1187355.html,last accessed on 28 August 2018.
(54)Thorsten Gerald Schneiders(Hrsg.),Salafismus in Deutschland:Ursprünge und Gefahren einer islamisch-fundamentalistischen Bewegung,S.172,S.231-250; Rauf Ceylan und Benjamin Jokisch(Hrsg.),Salafismus in Deutschland:Entstehung,Radikalisierung und ,Frankfurt am Main:Peter Lang Edition,2014,S.196-197.
(55)Melissa Eddy,“Germany Bans‘True Religion’Muslim Group and Raids Mosques”,New York Times,15November 2016,https://www.nytimes.com/2016/11/16/world/europe/germany-bans-true-religion-islamist-group-andraids-mosques.html,last accessed on 28 August 2018.
(56)Alison Smale,“Germany Cracks Down on Salafists to Shield Refugees”,The New York Times,19November 2016,https://www.nytimes.com/2016/11/20/world/europe/germany-salafists-refugees.html,last accessed on 28 August 2018.
(57)“达瓦FFW”由罗阿尼2008年创立于法兰克福，有20名左右的活动者，罗阿尼被奉为“谢赫”。罗阿尼和罗曼·仁达敬(Roman Reinders，即阿布·比拉勒[Abu Bilal])经常在网上对阿布·杜贾纳和阿布·阿卜杜拉进行思想说教。2013年，联邦内政部以其不遵守联邦法律为由宣布取缔该组织。该组织成员还包括波恩的阿奇祖丁·阿布·苏福安(Izzuddin Abu Sufjaan，原名阿祖丁·库波维奇[Izudin Jakupovic])、埃施韦勒的阿卜杜勒赫·阿布·罗曼萨·布拉图安(Abdelilah Abu Roumaisa Belatouan)。它无疑是一个吉哈德萨拉菲派组织，而且与德国萨拉菲达瓦派网络存在直接联系，2014年声援为斯文·拉乌的柏林团结大会和曼海姆团结大会上，都有“达瓦FFW”的参与。当时首领罗阿尼因联邦指控而无法到场，是年轻的苏福安和布拉图安代表他到场。Thorsten Gerald Schneiders ( Hrsg.)， Salafismus in Deutschland:Ursprünge und Gefahren einer islamisch－fundamentalistischen Bewegung， S.239， S.173．
(58)米拉图·易卜拉欣，意为“易卜拉欣的宗教”，使用“易卜拉欣”一词，有反映“真正的伊斯兰”的意思，因为在伊斯兰历史中先知易卜拉欣是比封印先知穆罕默德还早的先知。2012年6月，因为参与了索林根冲突事件，米拉图·易卜拉欣组织被联邦内政部视为“吉哈德组织”并被取缔。该组织一部分成员随后新成立了“德国讨黑德”(Tauhid-Germany)，另一部分则走上了圣战之路(如丹尼斯·库斯珀)。
(59)丹尼斯·库斯珀1975年出生于西柏林，2010年终止其作为说唱歌手的生涯并改信伊斯兰，自称“阿布·马立克”(Abou Maleeq)。2011年，他与奥地利人阿布·穆罕迈德·马哈茂德(Abu Muhammad Mahmoud)在索林根清真寺创立米拉图·易卜拉欣组织。阿布·穆罕迈德曾在奥地利因传播圣战思想而入狱四年。米拉图组织的成员分散在全德国，但在索林根和柏林最多。2012年，米拉图领导了在索林根穆斯林与北威州公民运动(Bürgerbewegung pro Nordrhein-Westfalen，简称pro NRW)的冲突。阿布·纳吉的“真教网”成员也参与其中。冲突过程中的穆斯林袭警事件，引发了德国社会的广泛争议。尽管米拉图组织自称是温和的、不威胁社会，只为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联邦政府仍认为它是激进的，并于2012年取缔了它。该年丹尼斯便借道埃及前往叙利亚，并改名阿布·哈尔塔·阿拉玛尼。2014年他宣布效忠“伊斯兰国”，2015年2月被美国国防部列入恐怖主义者名单。2018年1月，亲“伊斯兰国”的瓦法传媒(Wafa’)宣布他死于叙利亚东部的哈拉尼及(Gharanij)。丹尼斯引用“贾希利耶街道”来形容当下腐朽的德国社会生活，在年轻人中很有影响力。Dirk Baehr,Dschihadistscher Salafismus in Deutschland“,S.240-244.
(60)Christian Tretbar,Verfassungsschutzbericht 2012:Friedrich sieht Gefahr durch Salafismus“,der Tagesspiegel,13 Juni 2013,https://www.tagesspiegel.de/politik/verfassungsschutzbericht-2012-friedrich-sieht-grosse-gefahr-durch-salafismus/8331838.html,last accessed on 18 August 2018.
(61)Salafistenszene in Deutschland “,Frankfurter Rundschau,25 Oktober 2014,http://www.fr.de/politik/salafisten-salafistenszene-in-deutschland-waechst-a-536590,last accessed on 18 August 2018.
(62)Mitgliederzahlen:Islam“,Religionswissenschaftliche Medien-und Informationsdienst e.V.(Abbreviation:REMID),28 September 2016,https://www.remid.de/info_zahlen/islam/,last accessed on 18 August 2018.
(63)Thorsten Gerald Schneiders(Hrsg.),Salafismus in Deutschland:Ursprünge und Gefahren einer islamisch-fundamentalistischen Bewegung,S.180.
(64)“Global Terrorism Index:2015”,The Institute for Economics and Peace(IEP),November 2015,IEP REPORT 36,pp.46-47,http://economicsandpeace.org/wp-content/uploads/2015/11/Global-Terrorism-Index-2015.pdf,last accessed on 4 September 2018.
(65)因为经济与和平中心统计欧洲前往中东圣战者人数时，不包含已死亡、被逮捕或已回国的人。而德国宪保办的数据则包含进去，宪保办统计的500人中，包括100名已返回德国的(其中真正参加了战斗的低于20人)和约20-24人在叙死亡的。Claudia Dantschke，[，”]‘Lasst Euch nicht radikalisieren!’-Salafismus in Deutschland“，S.180.为统计方便和直观，笔者根据经济与和平中心的统计原则来计数，截至2014年夏，前往中东参加圣战的吉哈德萨拉菲人数为380人左右(不包括已回国和死亡的)，占总圣战人数(600人)的约63％。
(66)在德国萨拉菲主义催生的圣战者中，已知的“对欧圣战派”只有受波恩法赫德国王学院和拉赫马清真寺伊玛目阿卜杜拉克赫·哈马德影响的贝卡伊·哈拉吉。转信者们，如皮埃尔·沃格、斯文·拉乌、丹尼斯·库斯珀、马塞尔·克拉斯等，都对发动“对德圣战”心怀疑虑。如丹尼斯·库斯珀尽管视德国当下社会是“贾希利耶的”，也曾去中东参加圣战，但并未发表过任何对德圣战的言论。还有被视为“囚犯援助者”的伯恩哈德·福尔克，尽管不断试图在德国制造恐怖袭击，但其目标是“美国驻德国军事基地”。总的来说，在德国萨拉菲圣战者中“对欧圣战主义”信奉者的比例是极低的。
(67)到场的包括：沙特派系(哈桑·达巴格、契夫特失)、“真教网”(阿布·纳吉、阿布·杜贾纳、阿布·阿卜杜拉)、皮埃尔·沃格及其合伙人(托马斯·易卜拉欣Thomas ibrahim、波恩的皈依者马塞尔·克拉斯Marcel Krass和伍珀塔尔的杜塞尔多夫·阿布·萨金纳Dusseldorf Abu Sakinah)、“达瓦FFM”组织年轻成员(阿奇祖丁·阿布·苏福安和阿卜杜勒赫·阿布·罗曼萨·布拉图安)；“德国讨黑德”组织成员、黑默的阿布·易卜拉欣Abu Ibrahim)。另外还有柏林的阿卜杜勒·阿达西姆·卡蒙斯(Abdul Adhim Kamouss)和费里德·海德(Ferid Heider)、伍珀塔尔的阿布·基里尔(Abu Jibril，原名莫哈迈德·金塔西[Mohamad Gintasi])；多特蒙德的阿卜杜拉黑叶·法迪勒(Abdelhay Fadil)、被誉为“囚犯拯救者”的贝恩哈德·福尔克(Bernhard Falk)。Claudia Dantschke,‘Lasst Euch nicht radikalisieren!’-Salafismus in Deutschland“,in Thorsten Gerald Schneiders(Hrsg.),Salafismus in Deutschland:Ursprünge und Gefahren einer islamisch-fundamentalistischen Bewegung,S.175.
(68)上一节中将“激进化”区分为思想上的激进化和行动上的激进化(吉哈德化)。在伊拉克战争之后，德国萨拉菲主义者中也催生了一些圣战分子，但当时的吉哈德化例子较少，显然也不能称为一种现象。但在2011年阿拉伯之春后，尤其是“伊斯兰国”在伊叙攻城略地并不断在网络上进行“圣战宣传”后，德国吉哈德萨拉菲主义者开始大规模吉哈德化。德国“真教网”就是典型的例子。2005-2008年，其核心成员明显在思想上激进化了，2013年前后则开始吉哈德化。思想激进化是吉哈德化的前提，而“伊斯兰国”的“圣战号召”和旅游便利则是促成“真教网”吉哈德化的主要推动力和催化剂。
(69)在法国的穆斯林人口中，比例最高的就是阿尔及利亚裔。2009年的数据显示，在法国400-600万穆斯林人口中(法国政府人口普查时不对“宗教信仰”条目进行登记，故穆斯林总人口只能估算)，阿尔及利亚裔约为46.8万，排在它之后的是摩洛哥裔(44万)、土耳其裔(22.2万)和突尼斯裔(14.4万)。See Angel Rabasa and Cheryl Benard,Eurojihad:Patterns of Islamist Radicalization and Terrorism in Europ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5,p.9.
(70)Samir Amghar,“Le Salafisme en France:de la révolution islamique à la révolution conservatrice”,Critique internationale,No.40,juillet-septembre 2008,p.97.
(71)1982年，阿尔及尔的卡尔比拉大学成立了伊斯兰学部。1984年，君士坦丁的阿卜杜勒·卡迪尔大学也成立了伊斯兰学部。两个学部的教师大多引进在沙特的萨拉菲学者或穆兄会流亡者。1984-1985年，君士坦丁阿卜杜勒·卡迪尔大学校长即为著名的埃及-卡塔尔学者优素福·卡拉达维。1986年接替他的则是阿布·伯克尔·贾巴里·加扎利。加扎利则是乌里玛协会重要理论家塔伊布·奥克比的学生，曾在麦地那先知寺任职，在国际穆斯林群体中享有盛誉(包括在法国)。卡拉达维还于1990年回到阿尔及利亚担任阿尔及利亚伊斯兰大学和高等研究机构联合会主席，成为阿尔及利亚伊斯兰学界名誉上的领袖。Ahmed Rouadjia,Les frères et la mosquée,Paris:Karthala,1990,pp.96-99.
(72)Samir Amghar,“Le Salafisme en France:de la révolution islamique à la révolution conservatrice”,p.104.
(73)萨赫罗伊在阿内战爆发后流亡法国，成为巴黎第18区米尔哈街(Myrrha)的塔里克·伊本·齐亚德清真寺(mosquée Tariq Ibn Ziyad)的伊玛目。1995年，他被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武装组织(GIA)刺杀身亡。
(74)杜迪1980年代毕业于爱资哈尔大学，90年代初加入阿解放阵线，他不仅是阿里·本哈迪的老师，还是阿尔及利亚第一支伊斯兰游击队创始人穆斯塔法·布里亚(Mostapha Bouyali)的连襟。杜迪于1987年前往法国，主要在马赛和巴黎郊区的南泰尔(Nanterre)传播萨拉菲思想，是马赛的逊奈·科比拉清真寺(mosquée al-Sunna al -Kebira)的伊玛目。
(75)Samir Amghar,“Le Salafisme en France:de la révolution islamique à la révolution conservatrice”,p.100.
(76)20世纪90年代，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武装组织在法国发动了多次恐怖袭击，造成了法国社会舆论的强烈震动。袭击包括：1994年12月24日的法航8969号航班袭击案(7死、25人受伤)、1995年7-8月的巴黎地铁和轻轨爆炸案(总计8人死亡、140多人受伤)、1996年12月3日的巴黎地铁爆炸案(4死、170人受伤)。参见Marie-Estelle Pech,“L’attentat le plus meurtrier depuis Vitry-Le- en 1961”,Le Figaro,7 January 2015,http://www.lefigaro.fr/actualite-france/2015/01/07/01016-20150107ARTFIG00178-historique-des-attentats-en-france-depuis-1994.php,last accessed on 25 August 2018。
(77)Bernard Rougier ed.,Qu’est-ce que le Salafisme? 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Septembre 2008,p.236; Samir Amghar,“Le Salafisme en France:Acteurs,Enjeux et Discours”,Sens-Dessous,No.9,Novembre 2011,pp.39-40.
(78)Samir Amghar,“Le Salafisme en France:Acteurs,Enjeux et Discours”,p.38.
(79)博兹亚尼1952年生于阿尔及利亚，1980年去往法国。1990年代曾前往麦地那伊斯兰大学学习两年，之后回到法国开始宣传萨拉菲主义。他先后在索姆河畔(Villefranche-sur-)、里昂的杜彻里区(Duchère)、罗纳地区(-Alpes)担任伊玛目，最后任维尔西厄清真寺伊玛目。他每周五的萨拉菲宣讲，都会吸引数百人聆听。伊拉克战争爆发后，他颁布了一个“呼吁对在法美国目标进行圣战”的法特瓦，可见其思想意识中存在吉哈德主义成分。2004年2月26日，萨科齐签署的内政部法令要求将之驱逐出境，10月5日他被强制出境遣送阿尔及利亚奥兰。2006年他在比利时的露面再次引发纠纷，警察威胁逮捕拥有申根签证的他，可见他在欧洲被提防的程度。“L’imam Bouziane:Sarkozyen appelle au CFCM”,L’OBS,22 juin 2005,https://www.nouvelobs.com/societe/20050621.OBS0906/l-imam-bouziane-sarkozyen-appelle-au-cfcm.html,last accessed on 25August 2018.
(80)阿里·亚沙尔，库尔德人，1960年生于伊拉克，故又称阿里·伊拉克恩(Ali l’Irakien)，1983年来到法国定居，当时与库尔德卡普兰运动的人生活在同一公寓。2001年，他被任命为阿让特伊萨拉姆清真寺(mosquée As Salam)的伊玛目。2000年代，他被认为是法兰西岛萨拉菲主义学说的主要宣教师，且被认为是该地区萨拉菲沙特派系的领袖。2004年2月24日萨科齐签署的内政部法令要将之驱逐出境，但因伊拉克战争的问题而暂缓、只被软禁家中。2007年，阿里自愿离开法国去往伊拉克，可能是为了换取自己的妻子和四个孩子被允许继续留在法国。之后阿里一直致力于获得自由往返法国的许可。Damien Delseny,“《Ali l’Irakien 》,imam interdit de prêche”,Le Parisien,19 avril 2004,http://www.leparisien.fr/une/ali-l-irakien-imam-interdit-de-preche-19-04-2004-2004920770.php,last accessed on 25August 2018.
(81)同一时期沙特萨拉菲主义也在英国、荷兰、比利时等地发展起来。在比利时，最著名的萨拉菲人是摩洛哥裔的穆斯塔法·卡西提特(Mustapha Kastitt)，他曾在麦地那伊斯兰大学学习八年。在荷兰，雅各布·李伊能(Yacoub Leenen)比较知名。在英国，穆罕默德·苏鲁尔早在1984年就已经定居伦敦并传播萨拉菲主义，“先知道路复兴协会”(JIMAS)创始人曼瓦尔·阿里(Munawar Ali)和伯明翰的阿卜杜勒·瓦希德(Abdul al-Wahid)则是萨拉菲纯洁派的代表。另外，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大清真寺、西班牙的马德里和马拉加清真寺、丹麦的哥本哈根清真寺、瑞士的苏黎世大清真寺、法国芒特拉若利清真寺，都是沙特政府资助并控制的萨拉菲宣教阵地。Samir Amghar,“Le Salafisme en France:de la révolution islamique à la révolution conservatrice”,p.101.
(82)李伊能现居沙特，主持一个出版社，致力于将阿拉伯书籍翻译成法文。
(83)Samir Amghar,“Le Salafisme en France:de la révolution islamique à la révolution conservatrice”,p.102.
(84)Ibid.,p.104；[荷兰]罗伊·梅杰：《伊斯兰新兴宗教运动——全球赛莱菲耶》，第56页。
(85)Samir Amghar,“Le Salafisme en France:de la révolution islamique à la révolution conservatrice”,p.102.
(86)Ibid.,p.35.
(87)Samir Amghar,“Le Salafisme en France:de la révolution islamique à la révolution conservatrice”,p.39.
(88)Ibid.,p.38.
(89)本耶图是“巴茨-肖蒙小组”的核心人物，巴黎19区阿达瓦清真寺(mosquée Adda’wa)的宣教师。1981年5月10日生于巴黎，父亲是穆斯林兄弟会和法国伊斯兰组织联盟的支持者。他的姐夫优素福·泽穆里(Youcef Zemmouri)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参与在法恐怖主义活动，泽穆里在被“遣返”前被软禁家中2年，从而指导了本耶图很多伊斯兰主义思想，包括萨拉菲。阿达瓦清真寺是欧洲最大的穆斯林礼拜场所，每周五能聚集5000人。法里德被称为阿达瓦“白天的守门人、夜晚的宣教师”，他与阿尔及利亚的萨拉菲宣教与战斗组织(GSPC，2007年后改称基地组织马格里布分支)联系紧密。他的家中有1200本阿拉伯文书籍和为数众多的录像带。本耶图利用职务便利，与布巴克·哈基姆一起组建了秘密宣教团体，以巴黎东北的巴茨-肖蒙公园命名。该小组于2003年1月组建，在2005年被法国政府取缔，当时计划飞往大马士革参加伊拉克圣战的本耶图和谢里夫·科阿失分别被判6年和3年监禁。2006年，阿达瓦清真寺也被关闭。2009年本耶图被释放后，宣称“已离开原教旨主义”，并多次声称自己是个“忏悔者”。但受其萨拉菲宣教影响的成员如梅拉和科阿失兄弟，则转向了圣战恐怖主义。2017年1月，本耶图出版了自传《我的吉哈德：忏悔的旅程》(《Mon djihad：Itinéraire d’un repenti》)。Alice Maruani,“Farid Benyettou,le mentor des frères Kouachi passé pro en déradicalisation”,Franceinfo,21 octobre 2016，https://www.francetvinfo.fr/monde/terrorisme-djihadistes/farid-benyettou-le-mentor-des-freres-kouachi-passe-pro-en-deradicalisation_1881569.html，last accessed on 25 August 2018.
(90)布巴克1983年8月1日生于巴黎，2016年11月26日(或27日)死于叙利亚拉卡的一次无人机袭击。他曾是“伊斯兰国”(ISIS)在法国的最高指挥官，“巴茨-肖蒙小组”中第一个前往中东参加圣战者；2002年在大马士革的萨拉菲学校(Al Fateh al Islami et Zahra)学习，期间偷渡到伊拉克。他回到法国后，与本耶图组建了“巴茨-肖蒙小组”。他的弟弟雷多内(Redouane)也在其指引下前往伊拉克参加圣战，但在2004年7月17日死于美军轰炸。2003-2008年，布巴克多次前往伊拉克，在著名圣战者扎卡维手下效力。2008年5月14日在法国被判7年监禁，2011年1月5日提前出狱后前往突尼斯。他在突尼斯策划了两起著名的刺杀案，刺杀了突尼斯两位反对派领导人乔克里·贝拉伊德(Chokri ，2013年2月6日遇刺)和穆罕默德·布拉米(Mohamed Brahmi，2013年7月25日遇刺)，以嫁祸突尼斯复兴党(伊斯兰改良主义派)。两次刺杀将复兴党推上风口浪尖，最后被迫放弃执政权利，而后前本·阿里时期官员组建的呼声党重新掌控突尼斯政坛。布巴克是“伊斯兰国”中最著名的法国人，法国内务安全总局(DGSI)怀疑他是2016年夏天攻击欧洲和马格里布的一系列恐怖袭击的背后策划者。Soren Seelow,“Le Pentagone revendique la mort de Boubaker El Hakim,émir de l’Etat islamique”,Le Monde,8 décembre 2016，https://www.lemonde.fr/police-justice/article/2016/12/08/boubaker-el-hakim-emir-francais-del-etat-islamique-et-veteran-du-djihad-vise-par-une-frappe-de-drone_5045975_1653578.html，last accessed on 25 August 2018.
(91)[法]瓦立德·卡萨德·宰迪：《伊斯兰极端主义在欧洲：法国吉哈德分子在中东》(阿拉伯文)，第113页。
(92)“Global Terrorism Index:2015”,The Institute for Economics and Peace(IEP),November 2015,IEP REPORT 36,pp.46-47,http://economicsandpeace.org/wp-content/uploads/2015/11/Global-Terrorism-Index-2015.pdf,last accessed on 4September 2018.
(93)阿尔及利亚裔法国社会学家杜尼娅·布扎尔曾对这些吉哈德分子的家庭宗教背景进行田野调查，其关于400名法国在中东吉哈德分子的调查发现，法国圣战者的40％来自不信教家庭(代指本身为宗教背景出身，但日常生活中无宗教行为的人，即不去清真寺的穆斯林)、40％来自天主教家庭(即“转信者”)、19％来自穆斯林家庭、1％来自犹太家庭。参见瓦立德·卡萨德·宰迪：《伊斯兰极端主义在欧洲：法国吉哈德分子在中东》(阿拉伯文)，第115页。但是，家庭宗教背景不能作为圣战者思想激进化的首要因素，因为现代人的思想发展早已不囿于家庭因素。而且在网络生活方式盛行的今天，甚至清真寺都已经退居其次，网络已成为促使穆斯林个人思想激进化和吉哈德化的重要途径。
(94)在图卢兹和蒙托邦的三起枪击案中，梅拉先是袭击法国士兵，后又攻击犹太学校的老师和儿童，其种族主义行径引起法国舆论的震惊。“Souad Merah:salafiste jusqu’au bout des ongles”,Midi Libre,23 mai 2014，https://www.midilibre.fr/2014/05/23/souad-merah-salafiste-jusqu-au-bout-des-ongles，864552.php，last accessed on 25 August 2018.
(95)谢里夫·科阿失和赛义德·科阿失于1980年、1982年先后出生于巴黎，自小成长环境极其恶劣，2000年代初两人开始加入一些小的萨拉菲团体。科阿失制造了2015年1月7日的“查理周刊袭击案”，导致12人死亡，包括查理周刊的4名漫画家。这起袭击可视为2006年以来的“先知讽刺漫画”不断发酵的结果。Eric Pelletier,“Charlie Hebdo:qui sont les deux frères recherchés par la police?”,L’express,08 janvier 2015,https://www.lexpress.fr/actualite/societe/enquete/charlie-hebdo-qui-sont-les-deux-freres-recherches-par-la-police_1638537.html,last accessed on 25 August 2018.
(96)阿巴奥德1987年生于比利时安德莱赫特的一个摩洛哥裔家庭，受莫伦贝克-圣约翰的吉哈德萨拉菲主义影响而激进化，2013年前往叙利亚加入“伊斯兰国”拉卡据点。他曾吹嘘自己“很容易通过欧洲边界，尽管自己是国际逮捕令的对象”。由其例子可见移民子女出身的吉哈德萨拉菲派“自由移动的能力”及其危害。Samir Amghar,“Le Salafisme en France:de la révolution islamique à la révolution conservatrice”,p.101.
(97)Samuel Osborne,“Salah Abdeslam:World’s Most-wanted Fugitive and Last Surviving Paris Attacker Captured in Brussels by Police”,Independent,18 March 2016,https://www.independent.co.uk/news/world/europe/paris-attacks-suspect-salah-abdeslam-shot-and-wounded-in-brussels-anti-terror-raid-a6939216.html,last accessed on 3 September 2018.
(98)萨米·阿米穆尔，法国人，生于一个非常“西方化”的阿尔及利亚裔法国家庭，父母均有一定社会地位。他在2012年夏天接触萨拉菲主义，2015年还试图前往中东参加圣战。Stéphanie Marteau,“Samy Amimour,de la prière en cachette au djihad”,Le Monde,17 Novembre 2015,https://www.lemonde.fr/attaques-a-paris/article/2015/11/17/samy-amimour-de-la-priere-en-cachette-au-djihad_4811828_4809495.html,last accessed on 3 September 2018.
(99)伊斯梅尔·奥马尔·穆斯塔法，法国人，曾经常性地拜访厄尔-卢瓦尔省吕塞的一座萨拉菲翼慈善清真寺，2014年4月他被观察到在沙特尔的萨拉菲主义者团体活动中多次出现。Simon Piel,Laurent Borredon et Elise Vincent,“ Omar ,l’un des kamikazes du Bataclan”,Le Monde,15 Novembre 2015,https://www.lemonde.fr/attaques-a-paris/article/2015/11/15/ismael-omar-mostefai-l-un-des-kamikazes-francais-du-bataclan_4810208_4809495.html,last accessed on 3 September 2018.
(100)福阿德·莫哈迈德-阿加达，法国人，2012年开始接触宗教激进主义思想，2013年12月同其兄弟卡里姆和八个伙伴一同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其中两人在圣战中死亡后他们回到了法国(2014年初)。Clémentine Maligorne,“Qui est Foued Mohamed-Aggad,le troisième kamikaze du Bataclan ?”,Le Figaro,10 décembre 2015，http://www.lefigaro.fr/actualite-france/2015/12/09/01016-20151209ARTFIG00394-qui-est-foued-mohamed-aggad-le-troisieme-kamikaze-du-bataclan.php，last accessed on 3 September 2018.
(101)巴黎暴恐事件总计10名直接参与者，其中萨拉赫·阿卜杜斯拉姆在最后一刻不明原因地放弃行动而逃亡，其他9人当场死亡。除阿巴奥德、阿米穆尔、穆斯塔法、莫哈迈德-阿加达外，还包括比拉尔·哈德非(Bilal Hadifi，法国人，居住在布鲁塞尔)、沙克布·阿克若赫(Chakib Akrouh，25岁)、布哈依姆·阿卜杜斯拉姆(Brahim Abdeslam，31岁，萨拉赫·阿卜杜斯拉姆的哥哥)以及两名来自中东不明身份的叙利亚护照持有者。他们是否受萨拉菲的影响，暂没有相关公开信息。
(102)蓄起大胡子是欧洲穆斯林“再伊斯兰化”的标志，萨拉菲主义者也倾向于蓄起大胡子，但并非所有蓄起大胡子的人都信奉萨拉菲主义。所以，现在暂无任何证据证明莫哈迈德·布赫尔思想上的激进化与萨拉菲主义相关。布赫尔被认为是一个“精神错乱者”，他的前妻称其从未去过清真寺。法国一些学者秉持一种观点：“对穆斯林而言，没去过清真寺，等于没受过宗教因素的影响”。但事实上，就如德国的“真教网”一样，“达瓦”(宣教)早已不限于清真寺，网络是新兴的宗教阵地。
(103)“Attentat de Nice:les troublants indices laissés par le tueur”,LE MONDE,2 Octobre 2016,https://www.lemonde.fr/societe/article/2016/10/02/attentat-de-nice-les-troublants-indices-laisses-par-le-tueur_5006924_3224.html,last accessed on 3October 2018.
(104)Rory Mulholland,“Radouane Lakdim:Islamist Supermarket Shooter Was Petty Criminal Known to French Police”,The Telegraph,23 March 2018,last accessed on 3 September 2018.
(105)“Attentat raté sur les Champs- contre des gendarmes par un islamiste radicalisé”,La Dépêche du Midi,19 juin 2017,https://www.ladepeche.fr/article/2017/06/19/2596640-champs-elysees-une-voiture-percute-un-fourgon-de-gendarmerie.html,last accessed on 3 September 2018.
(106)该统计目标只是由穆斯林制造的“重大恐怖袭击”，不将小案件纳入分析：一是因为这些案件影响太小，故而法国媒体对嫌疑人信息挖掘不足，无法确定他们的个人情况和思想之路；二是因为对这些袭击本身是否针对法国社会的圣战袭击仍然存疑，有的普通刑事案件只因嫌疑人是穆斯林，也被纳入圣战恐袭的范畴内，这是不合理的。香榭丽舍大街袭击虽未成功，但因其攻击目标的重要性，也在法国造成了重要的社会影响。
(107)Samir Amghar,“Le Salafisme en France:Acteurs,Enjeux et Discours”,p.35.
(108)Samir Amghar,“Le Salafisme en France:de la révolution islamique à la révolution conservatrice”,p.103.萨米尔·阿姆盖尔认为，萨拉菲主义是温和的意识形态，对缓解穆斯林社群的激进化具有一定的作用。他的观点来自对萨拉菲思想意识和萨拉菲思想家言论的分析，但他也在此文中研究吉哈德萨拉菲主义，并认同吉哈德萨拉菲主义属于萨拉菲主义的一部分。
(109)[叙利亚]阿扎姆·艾敏：“法国吉哈德主义者：他们是谁?他们如何被招募的?”(阿拉伯文)，《微观叙利亚》(电子期刊)，2015年11月17日第3版第3条，https://microsyria.com/2015/11/17/page/3/，2018年10月13日访问。
(110)瓦立德·卡萨德·宰迪在《伊斯兰极端主义在欧洲：法国吉哈德分子在中东》一书(第115页)中引用了杜尼娅·布扎尔的一份著名的田野调查报告。该调查对400名法国人加入“伊斯兰国”吉哈德分子的家庭宗教背景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法国圣战者40％来自不信教家庭(代指本身为宗教背景出身，但日常生活中无宗教行为的人，即不去清真寺的穆斯林)、40％来自天主教家庭(即“转信者”)、19％来自穆斯林家庭、1％来自犹太家庭。另外，CPDSI网2014年的另外一份报告则显示，“圣战”吸引的少女中，70％来自不信教家庭，是“叙利亚人道灾难”“叙利亚镇压人民”等理由激发了她们的感情，参见“Ces se batten contre l’ de leurs enfants en Syrie,femme actuelle”,Le Centre de Prévention contre les Dérives sectaires liées à l’Islam,9 mai 2014，http://www.cpdsi.fr/actu/ces-francaises-se-battent-contre-lenrolement-de-leurs-enfants-en-syrie-femme-actuelle，last accessed on 2 October 2018。但其实，从“家庭宗教背景”来论证吉哈德化与宗教的关系，本身就存在逻辑上的漏洞，因为当下伊斯兰宣教(“达瓦”)早已不囿于清真寺，网络已成为新兴的阵地。德国“真教网”“萨拉菲网”就是典型的例子，法国的类似网站则更多。
(111)[法]瓦立德·卡萨德·宰迪：《伊斯兰极端主义在欧洲：法国吉哈德分子在中东》(阿拉伯文)，第92页。
(112)(1)[摩洛哥]优素福·诺伊瓦：“法国伊斯兰教，清真寺和伊斯兰宗教协会管理的现实和前景”(阿拉伯文)，摩洛哥社区网站，www.ccme.org.ma/ar/entretiens-ar/37787,2018年9月1日访问; (2)Manuel Valls,L’Exigence,collection documents francais,Paris:Grassel &(1)Fsquelle,2016,pp.36-42; (3)Aladin El-Salafismus als jugendkulturelle Provokation:Zwischen dem Bedürfnis nach Abgrenzung und der Suche nach habitueller “,in Thorsten Gerald Schneiders(Hrsg.),Salafismus in Deutschland:Ursprünge und Gefahren einer islamisch-fundamentalistischen Bewegung,Bielefeld:transcript Verlag,2014,S.355-362; (4) Nordbruch,Jochen Müller und Deniz ,Salafismus als Ausweg? Zur des Salafismus unter Jugendlichen“,in Thorsten Gerald Schneiders(Hrsg.),Salafismus in Deutschland:Ursprünge und Gefahren einer islamisch-fundamentalistischen Bewegung,Bielefeld:transcript Verlag,2014,S.363-370; (5)Ahmet Toprak und Gerrit Warum Salafismus den jugendkulturellen Aspekt erfüllt“,in Ahmet Toprak and Gerrit Weitzel(Hrsg.),Salafismus in Deutschland:Jugendkulturelle Aspekte, Perspektiven,Springer-Verlag,2016,S.47-60; (6)Mohammed Adraoui,“ salafiste en France”,p.241。
(113)“伊斯兰恐惧症”，英语为“Islamophobia”，法语为“Islamophobie”，德语为“Islamophobie”(另有“Islamfeindlichkeit”意为“伊斯兰敌视症”)。“伊斯兰恐惧症”在欧洲最早出现于20世纪初，1970年代被赋予当下的含义，但1980年代和1990年代并未引起欧洲社会的热议。“9·11事件”后，“伊斯兰恐惧症”开始逐渐成为欧洲社会的一种现象。很多学者对“伊斯兰恐惧症”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但大多避免不了对“伊斯兰恐惧症与‘9·11事件’关系”进行讨论。其实，“伊斯兰恐惧症”的说法本身就带有极强的主观偏见，它将“对穆斯林的歧视”与“对穆斯林(圣战)的恐惧”捆绑在一起，从而为法国社会歧视穆斯林给出了一个看似“合理的”解释——“歧视源于恐惧”。
(114)瓦立德·卡萨德·宰迪虽然也列举了“经济原因”，主要包括“高失业率”和“就业歧视”。但首先，就业歧视和失业率并非同一个概念或同一个问题，就业歧视实属社会因素(社会歧视)的范畴。其次，高失业率很难作为欧洲穆斯林思想激进化和吉哈德化的原因，德国的例子就能反证。德国穆斯林失业率近十几年都在5％左右徘徊，其他人口的失业率则是7％，但德国前往中东参加圣战的穆斯林也并不少见。2014年年中，德国到达中东参加“圣战”的吉哈德分子也达到600人，是法国的一半，但那时德国穆斯林人口中阿拉伯裔(2009年约为60万)也只有法国的一半(2009年110-120万之间)。所以，“经济因素是欧洲穆斯林思想激进化和吉哈德化的主要原因之一”的说法，很难立得住脚。德国穆斯林失业率数据参见“Integration of Muslims better in Germany than in Rest of Europe:Study”,DPA/The Local,24 August 2017,https://www.thelocal.de/20170824/integration-of-muslims-better-in-germany-than-in-rest-of-europe,last accessed on 5 October 2018。
(115)Marie-Anne Valfort,“Anti-Muslim Discrimination in France:Evidence from a Field Experiment”,Institute of Labor Economics,Discussion Paper Series No.11417,March 2018,pp.34-35.
(116)颁布反头巾法案的州包括：萨尔州、下萨克森州、不莱梅、柏林、北威州、黑森、巴登-符腾堡州和巴伐利亚州，参见“File:Kopftuch im Schuldienst Deutschland.png”,wikifreund,8September 2007,https://en.wikipedia.org/wiki/File:Kopftuch_im_Schuldienst_Deutschland.png,last accessed on 6 October 2018。
(117)Wir sind die Stimme der Bürger“,Junge Freiheit:Wochenzeitung für Debatte,19 September 2008,https://jungefreiheit.de/debatte/interview/2008/wir-sind-die-stimme-der-buerger/,last accessed on 6 October 2018.
(118)Mark Landler,“In Munich,Provocation in a Symbol of Foreign Faith”,The New York Times,8 December 2006,https://www.nytimes.com/2006/12/08/world/europe/08mosque.html,last accessed on 6 October 2018.
(119)“Proposed Bavarian Islamic Academy Highlights Challenges of Muslim Integration”,WikiLeaks,18 December 2007,https://wikileaks.org/plusd/cables/07MUNICH646_a.html,last accessed on 6 October 2018.
(120)在海湾战争时期，沙特国内产生了一股反美主义和反沙特王室“媚美政策”的思想，代表人物包括：阿布·穆罕默德·马克迪西、奥萨马·本·拉登、“萨赫瓦运动”(Sahwa movement)的领导人萨尔曼·奥达(Salman al-Ouda)和萨法尔·哈瓦利(Safar Al-Hawali)。马克迪西1990年在阿富汗的9个月期间，产生了“沙特王室为‘卡菲尔’”的概念，随后写就《沙特国王身为不信者的显然证据》(The Obvious Proofs of the Saudi State’s Disbelief)一书，正式裁定沙特王室为“卡菲尔”(不信者)，因为其“在两圣城的土地上”引进异教徒军队(美军)。“萨赫瓦运动”则是当时“反对沙特国家引入异教徒军队”的萨拉菲学者的集合体，它也因此被反对者马德哈利派(Madkhalis)归为“库特卜主义者”，遭到当局的不断镇压。关于这种“反美主义”与“9·11事件”的关系，国内外学者研究众多，在此不做赘述。需要注意的是，类似的“敌视思想”在中东变局中也曾出现，2012年以来，阿拉伯世界舆论中逐渐兴起一股将当下中东混乱归咎于欧美阴谋的“西方阴谋论”。
(121)Salafist Sven Lau darf nicht in den Dschihad“,Die Welt,30 April 2015,https://www.welt.de/politik/deutschland/article140346483/Salafist-Sven-Lau-darf-nicht-in-den-Dschihad.html,last accessed on 2 October 2018.
(122)这是因为这些青年在走向萨拉菲主义的过程中，往往有人指引，而这些指引者(萨拉菲宣教师)是否存在激进化倾向则十分容易察觉。即使这些萨拉菲宣教师热衷于网络布道，而不在清真寺宣教，但他们与“最认真的学生”往往都会存在线下联系，并且乐于将这些年轻学生拉入到自己所在的萨拉菲社交圈。
(123) Thielmann,Schweigen?-Die deutschen islamischen und die Salafisten“,in Thorsten Gerald Schneiders(Hrsg.),Salafismus in Deutschland:Ursprünge und Gefahren einer islamisch-fundamentalistischen Bewegung,S.423-424.
(124)Sadakat Kadri,Heaven on Earth:A Journey Through Shari’a Law from the Deserts of Ancient Arabia to the Streets of the Modern Muslim World,Farrar,Straus and Giroux,2012,p.187.
(125)[法]瓦立德·卡萨德·宰迪:《伊斯兰极端主义在欧洲:法国吉哈德分子在中东》(阿拉伯文),第125、136页。
(126)“Ces se batten contre de leurs enfants en Syrie,femme actuelle”,Le Centre de Prévention contre les Dérives sectaires liées à l’Islam,9 mai 2014,http://www.cpdsi.fr/actu/ces-francaises-se-battent-contre-lenrolement-de-leurs-enfants-en-syrie-femme-actuelle,last accessed on 2 October 2018.
(127)Thorsten Gerald Schneiders(Hrsg.),Salafismus in Deutschland:Ursprünge und Gefahren einer islamisch-fundamentalistischen Bewegung,S.208.
(128)“民主推进战略”是欧洲邻国政策框架下欧盟对中东变局的应对战略，2011年5月25日欧盟委员会发布的《对变局中邻国的新回应：欧洲邻国政策回顾》(A New Response to a Changing Neighbourhood：A Review of European Neighbourhood Policy，COM(2011)303final)是该战略成为欧盟“统一外交政策”的标志。但是，2013年年中之后中东局势开始逆转、逆民主化危机逐渐发酵，使得该政策难以为继。2014年3月开始就已经有放弃“民主推进战略”的迹象，而2015年11月的巴黎暴恐事件最终埋葬了它。该事件爆发五天之后，欧盟机构联合发布了《邻国政策回顾：2015》政策文件，“使邻国稳定”取代“民主推进”成为欧盟中东政策(地中海政策)的核心战略。2011-2015年间，欧盟一直基于“民主推进战略”对叙利亚变局进行多番介入，而国内学者赵晨将这一时期的欧盟叙利亚政策归因“激进化”全球主义理念，两者存在共通之处。参见赵晨：“叙利亚内战中的欧盟：实力、理念与政策工具”，《欧洲研究》2017年第2期，第105-118页。
(129)钱磊、[埃及]穆尼尔·宰亚达：“埃欧关系的历史建构与当下演变———从非对称到强相互依赖”，《欧洲研究》2017年第6期，第34页。
(130)有充足的证据显示，是法国总统萨科齐主导了对利比亚的军事介入。他的助手是被称为“法国当代知识分子之首”的贝尔纳-亨利·雷维(Bernard-Henri Lévy)。雷维2011年2月末在开罗跟进埃及革命后续事宜，在获得萨科齐的授权后越过边境前往利比亚班加西会晤了利比亚全国过渡委主席穆斯塔法·阿卜杜勒·贾利勒(3月3日)。雷维询问反对派是否愿意前去会晤总统萨科齐，贾利勒答复“十分乐意”，但前提是有法国的“正式邀请”。雷维通过卫星电话联系总统萨科齐，得到肯定的答复。3月5日，法国政府发表了一个极其低调的声明，欢迎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访问巴黎。同一天，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在班加西举行第一次全体代表大会。3月10日，萨科齐在爱丽舍宫会见了马哈茂德·吉卜利勒(Mahmoud Jibril)率领的过渡委代表团。会谈中，萨科齐确认了反对派作为“利比亚合法政府”的地位，允诺将派遣大使。萨科齐的决定震惊了欧洲和世界。之后，他又联合英国首相卡梅伦在欧盟、阿拉伯联盟力推“在利比亚建立禁飞区”。3月19日，联合国安理会“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的决议通过两天后，又是法国率先发动了对利比亚的空袭。只是在一系列权力博弈后，法国才放弃了对利比亚行动的领导权，4月1日北约接手了空袭行动的指挥权。Robert Marquand,“How a philosopher swayed France’s response on Libya”,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28 March 2011,http://www.csmonitor.com/World/Europe/2011/0328/How-a-philosopher-swayed-France-s-response-on-Libya?utm_source=feedburner&utm_medium=feed&utm_campaign=Feed％3A+feeds％2Fworld+％28Christian+Science+Monitor+％7C+World％29,last accessed on 3 September 2018; Steven Erlanger,“By His Own Reckoning,One Man Made Libya a French Cause”,The New York Times,1 April 2011,http://www.nytimes.com/2011/04/02/world/africa/02levy.html?_r=1,last accessed on 3 September 2018;“French Foreign Policy:Sarkozy’s Wars”,The Economist,12May 2011,http://www.economist.com/node/18683145,last accessed on 3 September 2018.
(131)阿拉伯网络上存在大量“阴谋论”的说法，在此简要列举如下：(1)“阿拉伯之春与阴谋论：从伊本沙巴到雷维(即法国知识分子贝尔纳-亨利·雷维Bernard-Henri Lévy)”，约旦《阿姆尼网》(Dr Maan)2012年7月31日，https://www.ammonnews.net/article/127536；(2)[黎巴嫩]吉哈德·宰因：“阿拉伯之春国家中流行西方针对阿拉伯军队的阴谋论”，黎巴嫩《日光报》(AL-Nahar)，2013年10月12日，https://newspaper.annahar.com/article/74808；(3)[埃及]阿德尔·阿梅尔：“埃及舆论中的阴谋论”，埃及《祖国报》(Duniya al-watan)，2014年2月11日，https://pulpit.alwatanvoice.com/content/print/346565.html；(4)[沙特]胡赛因·叔步克西：“时代的终结”，《中东报》，2014年10月8日，https://aawsat.com/home/article/196761；(5)[伊拉克]宰亚达·阿卜杜拉法塔赫·阿萨迪：“阿拉伯世界与阴谋论”，《文明对话》第5439期，2017年2月21日，http://www.ahewar.org/debat/show.art.asp?aid=549154。(文章均为阿拉伯文，最后访问时间均为2018年10月5日)
(132)法国一力促成的军事介入利比亚，是自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和同一时期阿尔及利亚解放战争之后，第一次由欧洲国家主导的对阿拉伯世界的“入侵”。阿拉伯网络舆论中对它的讨论非常多，可见其触动了阿拉伯人敏感的神经，引发了人们对欧洲殖民主义的历史回忆。
(133)对这些无辜者施加斩首的圣战者中，最有名的来自英国的穆罕默德·恩瓦济(Mohammed Emwazi)，他被一些媒体称为“圣战者约翰”(Jihadi John)。哈立德·沙罗夫和穆罕默德·恩瓦济对欧美记者和人道救援人员的残忍行径，是这一时期在中东的欧美圣战者转向全球圣战主义的一个缩影。
(134)欧盟这次政策调整的官方文件颁布于巴黎暴恐事件的5天之后(2015年11月18日)，参见European Commission,“Review of the European Neighbourhood Policy”,Joint Communication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the Council,the European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ttee and the Committee of the Regions,JOIN(2015)50 final,Brussels,18 November 2015,http://eeas.europa.eu/archives/docs/enp/documents/2015/151118_joint-communication_reviewof-the-enp_en.pdf,last accessed on 19 August 2018。
(135)“Regional Refugee and Migrant Response Plan for Europe(January to December 2017)”,UNHCR,December 2016,http://reporting.unhcr.org/sites/default/files/2017％20Regional％20Refugee％20&％20Migrant％20Response％20Plan％20for％20Europe％20-％20Jan-Dec％202017％20(December％202016).pdf,last accessed on 8 August 2018.
(136)Anzahl der in Deutschland nach Herkunftsland in den Jahren 2015 und 2016“,statista,2018,https://de.statista.com/statistik/daten/studie/1221/umfrage/anzahl-der-auslaender-in-deutschland-nach-herkunftsland/,last accessed on 8 August 2018。
(137)法国则相对轻松，截至2017年初法国共计只接收了1.4万名叙利亚难民。“Syria Regional Refugee Response-Europe”,UNHCR Syria Regional Refugee Response，https://data2.unhcr.org/en/situations/syria，last accessed on 3 September 2018.
(138)2017年6月3日，默克尔访问开罗时特地会晤了爱资哈尔大学大伊玛目谢赫艾哈迈德·塔伊布(Sheikh Ahmed El-Tayyeb)，讨论了爱资哈尔在反对极端主义与“伊斯兰恐惧症”方面的作用，并希望在打击恐怖主义上加深德埃合作。“Egypt and Germany ...New Phase of Partnership”,State Information Service(SIS),Foreign Information Sector of Egypt,March 23,2017，http://www.sis.gov.eg/UP/％D8％A7％D8％B5％D8％AF％D8％A7％D8％B1％D8％A7％D8％AA/english.pdf，last accessed on 16 August 2018.爱资哈尔大学是伊斯兰世界最著名的宗教学府，它本身是包罗万象的，苏菲主义、萨拉菲、什叶派、萨拉菲派在爱资哈尔都有一席之地，只要思想不极端。一直以来，爱资哈尔也是埃及政府反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重要思想阵地。穆兄会第二任训导师哈桑·胡代比1970年代引领埃及穆兄会“温和化进程”中，爱资哈尔学者们就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是胡代比领衔写就的《教士并非法官》(Preachers not Judges)一书作者群的一部分。爱资哈尔大学也有很多的萨拉菲主义者，但基本都是温和派，例如著名的萨拉菲温和派穆罕默德·哈桑(Mohammad Hassan)。Barbara H.E.Zollner,The Muslim Brotherhood:Hasan al-Hudaybi and Ideology,Routledge,2009,p.47,64,149; Masooda Bano,“Protector of the‘al-Wasatiyya’Islam:Cairo’s al-Azhar University”,In Masooda Bano and Keiko Sakurai eds.,Shaping Global Islamic Discoures:The Role of al-Azhar,al-Medina and al-Mustafa,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5,pp.79-83.
(139)引入中东国家参与国内穆斯林激进化治理是有成功经验的。德国政府一直以来借助土耳其政府对国内土耳其裔进行治理，目前来看效果良好。
(140)钱磊：“道义还是利益：中东变局以来德国埃及政策的调整及其原因”，《德国研究》2018年第1期，第18-3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