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去全球化时代，发达国家的国民反对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体制的一大原因是日渐扩大的贫富差距，并且这种差距在今后将继续扩大。但是，由于全球化使得整个人类贫富差距缩小，福利增大，所以人们应该继续努力维护自由贸易体制。中美贸易摩擦中，特朗普政权的对华强硬态度得到了美国超党派的支持。日本为了抵抗保护贸易主义，防止其向世界扩散，正在努力缔结TPP11、RCEP等。特朗普政权有可能声称明年也将退出 WTO，因此有必要为此作出准备。为了强化日本努力的效果，日本最好能与中国合作。同时，期待中国能够考虑将国家的资助对象限定在研究开发上，并通过允许外资企业参与事业来实现与发达国家同等的外资自由化。

1. 去全球化时代？

1.1 贫富差距的扩大

2016年对世界历史来说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年。英国6月的公民投票意外地通过 了“Brexit(脱欧)”。同年11月，美国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击败候选人希拉里·克 林顿，当选美国总统。

一半的美国公民都认为“全球化只会使他们的生活变坏”，特朗普看穿了这一点，以“美国的许多工作被以中国为首的外国剥夺，要将这些工作机会拿回”为口号而当选。

英国的脱欧和美国略有不同，英国以“大量的移民流入英国，增加了医疗保险制度的 负担，恶化了治安等，成为国民生活的威胁”为主要理由，提出了脱离以接受区域内难民 为义务的欧盟的方案，得到了国民的支持。考虑到“人的移动(humanmobility)” 也是全球化的表达形态之一，可以说英国的这一举动也是反全球化的运动之一。“移民是威胁我们生活的存在”的这种意识，不仅在英国，在欧盟的许多国家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

很多发达国家的国民，特别是属于中产阶级的人们，认为“全球化不会给自己带来好 处”。不能一概认为这种想法是被害妄想。

图1是纽约大学的Branko Milanovic教授于2016年发表的著名图表“象鼻”图。横轴 以百分比表示世界的收入分布，以2%为单位，从最左侧世界最贫穷层2%、4%......到最右侧的世界最富裕层2%。纵轴是各个阶层从1988年到2008年的20年间收入的增加率。

图1 全球收入分配的百分位

以这种方式绘制的图表显示，在20年内，收入分布的50%~60%(A点=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层)收入增长了80%左右，而98%~100%的收入分布(C点=发达国家中心 最富裕阶层)的收入增长超过了60%，另一方面，收入分布在80%左右(B点=发达国家 的中产阶层)的收入增长大大低于整体平均水平，几乎没有增长。

在发达国家，最富裕的阶层由于全球化而变得比以往更加富裕，而中产阶层却无法 从全球化中获利，甚至可以说，相对来说他们成为受害者。作为发达国家主要政治力量 的他们如果反对全球化，那么采用民主政治体制的发达国家的政治就很难支持全球化了。这可以说是发达国家政治反对全球化的最大原因。

现在特朗普总统推进的政策，对自由贸易体制和“美国承担世界警察角色”等第二次 世界大战后成为国际秩序的核心的美国霸权造成损害。但是，与其说“特朗普总统的政策是导致美国的霸权衰退的原因”，不如说，政治上支持自由贸易体制和美国霸权的中产阶层变得贫穷，从而对现有体制愈加不信任，这一“结果”使得提出这种主张的总统得以当选。因此，即使特朗普被夺取总统的宝座，若不能采取有效的对策来应对财富的不平等和移民等问题，恐怕会出现更加尖锐的“特朗普2号”。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如何?在中产阶层显著富裕这一点上，发展中国家可以说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但这里的贫富差距总的来说也在扩大。在中国，从基尼系数的上升来看，贫富的差距，特别是以拥有房地产为首的资产的阶层和不拥有资产的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总的来说贫富差距也在扩大。

1.2 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是什么?

不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贫富差距都在不断扩大，这是为什么呢?笔者曾认为，两大原因导致了贫富差距的扩大。

第一，在过去30年间，每当世界经济发生金融危机 时，都会以发达国家为中心进行大规模的金融缓和行为，以防止危机加重。虽然因此避免了经济危机的扩 大，但本应在危机中破产的大富翁也得到了解救。

第二，以旧英属殖民地为中心，跨国企业和发达国家的富裕阶层为回避租税而在世界范围内设立了避税港，竭力节税、逃税。

但是，笔者在阅读2013年由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所发表的引起全球反响的《21世纪资本论》一书后，又得到了两个启示。第一，从长期来看，全球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低于1%，而资产(土地、金融资产等)的收益率在任何时代都有3%~5%左右，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事实。劳动的代价，即工资只能按照经济增长率来增长，资产家的财富比劳动者的财富增加得更快，贫富的差距不断扩大，这就是经济的常态。

第二，与此相反，20世纪是贫富差距缩小的罕见时代。导致贫富差距缩小的主要原因是，两次世界大战以及 将筹措战争经费和纠正贫富差距作为两大目标的累进税制的普及。

下面的图2明确地显示了皮凯蒂著作给予的两个启示。在1913~1945年的两次世界大战所处之间，欧洲各国的富裕阶层丧失了所拥有的金融资产和房地产的大部分，从 而缩小了贫富差距。这段时期资本收益率的大幅下降表明了这一点。

另一方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个时期(1950~2012年)，显示了例外的高经济增 长率。皮凯蒂的书就其理由给出了两个提示。一是，这个时期在世界各地发生了“catchup (追赶)”。

战后在战争灾难中荒废的欧洲，特别是荒芜的日本和德国等战败国出现了“奇迹般的成长”，之后是东亚的“4条小龙”，然后则是中国的catchup。另一个提示是这个时期出现了史无前例的人口增长。众所周知，在劳动适龄期的人口出现增长且所占总人口比例提高的时期，如果能有效利用这种劳动力的话，被称为“人口红利”的经济增长促进作用就起效了。

皮凯蒂的书非常有启发性，同时也让我们展望了沉重的未来。贫富差距停止扩大的例外时代20世纪已经结束，在今后的世界中，资本收益率将超过经济增长率，因此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似乎也是无法避免的。在发达国家，即使是现在，“贫富差距”也成为问题，人们认为“全球化使生活变得艰难”，自由贸易体制也正在动摇。如果再进一步扩大差距，世界前进的方向将会越来越危险。

皮凯蒂教授提倡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累进资本课税，以此来防止贫富差距扩大。对于皮凯蒂教授是否真的认为这种税制能在世界范围内付诸实践，并且是否真的认为这种课税付诸实践后就能够阻止贫富差距的扩大，笔者是十分疑惑的。

当然，即使按照皮凯蒂教授的说法，如果21世纪的世界经济能够像20世纪那样持续高速增长的话，也许能够防止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但是，皮凯蒂教授自己似乎并 不认为这样的高速增长会持续下去。如此一来，不得不说在今后的世界里，维护自由贸易体制的路途上有更大的困难在等待着。

1.3 全球化是个错误吗?

在过去30年间，世界范围内进行的全球化是错误的吗?并非如此。由于发展中国家的许多人口摆脱了贫困，整个世界的贫富差距缩小了，福利的总和也应该有所增加。与此同时，世界经济的增长(与全球化没有进展的情况相比)也加快了，贫富差距的扩大 也应该得到了缓和。

如果全球化只是使发展中国家变得富裕，发达国家的国民就无法感受到全球化的恩惠了。但是，最近在日本，外国游客急剧增加(参照图3)，成为帮助日本经济增长的巨大 力量。其中，来自中国的游客增加尤为惊人，不仅如此，来自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的游客也在增加。这与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和人们生活变得富裕息息相关。日本过去通过经济援助和企业投资，为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作出了贡献，现在游客的增加，可以看作是日本正在接受过去贡献的分红。全球化所带来的全世界的经济成长对发达国家来说也不全是不利的结果，日本就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这一点。

图3 访日外国人旅行消费额与观光人数的推移

过去以自由贸易为基础的全球化发展给世界经济带来了许多好处。可以强有力地证明它的另一个例子是IT的发展。围绕IT问题，1996年WTO签署了IT协定，并决定了 “零关税”。在那之后的20 年 中，IT自由贸易是最普及的，因此使得IT成为全球供应链最发达的行业。

今天的智能手机比30年前的、价格上亿元的超级电子计算机性能要高。如果IT自由贸易没有取得发展，那么1000元左右就能买到智能手机的时代不会到来。随着人们得以以低价购买高性能终端，移动通信用户急剧增长，给网络产业带来了今天的繁荣。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由贸易有能力左右人类的未来。如果说全球化存在问题，那么这个 问题难道不是其变化的速度太快以至于人们无法接受这一点吗?

日本过去多次受到来自欧美的“改革迟缓，规模也太小了(too little，too small)”的批判。但是，看到今天特朗普当选总统后的美国的保护主义和欧洲激化的民粹主义兴盛，反过来让人觉得在欧美全球化发展过快，产生了反作用力，引起了社会巨大的动摇。比起既快又大胆又容易发生颠簸的改革，尽管很慢但规模也不倒退的改革则更健全，更有价值。在日本和中国，这种想法能够引起共鸣，或许是咱们都受到了儒家“中庸”精神的影响的缘故。

1.4 不要忘记80年前的教训

尽管人们感觉“全球化”是进入现代以来才第一次发生的现象，但是从19世纪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世界经历了“第一次全球化”。许多国家都采用金本位制，在自由资本移动环境齐备的基础上，电报技术普及，当日就能接收到地球背面发生的新闻。

日本金融史家板谷敏彦在著作《日俄战争：资金筹集之战》中指出，日本和俄罗斯互 相向伦敦的国际公债市场请求筹集战争经费，伦敦的市场交易记录明确体现了，双方发行的公债在二级市场上的价格根据电信所传达的日俄战争的战况而天天浮动。

但是，如此成熟的市场经济在20世纪迎来的却是大萧条。1929年遭遇大恐慌之后，美国为了保护本国产业制定了斯穆特·霍利法，采取了提高关税50%的措施。世界各国也纷纷提高关税，从1930年到1932年，世界贸易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其中也有由大恐慌导致的收入减少的影响，但贸易战争导致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增高所带来的影响超过了整体的半数之多。

这场贸易战争不久就导致了1939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是战后世界所得到的深刻的教训。为了不让这种愚蠢事件反复发生 ，战后世界设立了GATT、IMF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

从这个角度分析，美国特朗普政权通过提高关税和强制实行出口自主管制等手段来缩小世界贸易，强制且急切地想要将过去30年全球化所带来的变化恢复原状，是忘记了历史教训的愚蠢举动。

另外，从皮凯蒂的书中还有一个可以推测的是，即使“拿回被外国夺走的产业和雇佣”，贫富的差距似乎也不会缩小。即使工厂回到美国，产品价格也会大幅上涨，所以市场不会扩大。因为消费者的实质收入也没有增加，这样就不能得到接近资产收益率r的工资增长(=经济增长率g)。经济活动并非是像特朗普和纳瓦罗打的如意算盘那般运转。

现在的自由贸易体制，可以比作“健康”。人在健康的时候，往往会忘记健康的重要 性，失去健康时才会想到健康的价值和重要性，自由贸易体制也是如此。一直以来认为 理所当然的秩序被破坏之后，人们才意识到这个秩序是重要的，但是为了修复这个秩序，首先需要花费当初建立该秩序所花费的同等时间。

1.5 去全球化发展的可能性

但是，尽管如此，不得不承认在过去30年一直持续的全球化潮流最近发生了变化。似乎退潮开始取代至今为止的涨潮，在一定范围内，有可能发生与以往相反的全球化(去全球化)。

可能的原因有如下三种。一是在过去30年的全球化中，担当一方主角的中国经济 生产成本急速上升，环境基准的要求也愈发严格。因此，如今的中国已不再是世界工厂 的接收方，而是不断转向吐出方。

当然，如果像田径接力赛的接力棒一样，从中国退出的工厂接二连三地被传递给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话，全球化仍然也有持续的可能性。在服装和杂货等产业中，这种趋势似乎会持续下去，但在机械、电子、IT方面，则很难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接力棒的交接。这是因为，在中国的机械、电子、IT产业中诞生的巨大密度的工业链(产业链)很难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出现。

导致未来去全球化的第二个原因是，由于技术革新和原料成本的变化，从发达国家 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生产力可能会再次回归发达国家。机器人及 AI技术的发达和产业 的普及使发展中国家在劳动成本方面的优势变得淡薄，以天然气为原料的化学品由于美国页岩气产量的急剧增加而陆续回归美国。

第三个理由是，今后，特别在IT和数字产业领域，有可能发生从安全保障的角度来加强管制以及对以往惯例的重新审视。美国等国以安全保障风险为由，排除中国通信设备的动向越来越大，中国在ZTE事件之后，“依赖美国制造的芯片十分危险”的这种看法越来越强烈，呼吁国产开发等等就是这个例子。

由于上述原因，今后在一定程度上将会发生全球化走向去全球化的现象。但是，正如后面将要叙述的那样，这与自由贸易遭到破坏是两码事。

2. 中美贸易战争的未来

2.1 贸易战争的经济影响

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起的中美贸易战争即将达到2000亿美元的制裁规模。税率最初为10%，但根据今后的形势，还将进一步提高到25%。

中美贸易战争到底对经济会造成多大的影响?虽然有几个推测结果已经公布了，但是无论从哪个推测结果来看，推测的影响程度都惊人得小。

例如，根据国际货币基金会(IMF)的估算，即使美国向中国追加2000亿美元的制裁，向进口汽车和零部件追加25%的关税，世界GDP也只会降低0.1%。另外，从各个国家来看，日本和欧洲的经济反而会加速增长。这是因为，中美贸易战争的结果是，两国从对方进口的物品转换为从日欧进口。

不知是否因为IMF也认为仅凭这样的结果会招致误解，所以加入了“心理(confidence)冲击”会带来不良影响的可能。但是，对美国的影响也仅为-0.8%，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亚洲国家受到的影响为-0.7%。

贸易战争的坏影响如果真的只是那种程度倒也可行，但能盲信吗?用于推算这些的经 济模型是用于“FTA缔结后GDP上升百分之几”之类的用于国际贸易分析的经济模型(GTAP模型)。但是，据此可以推测的只是由于提高关税部分的价格上涨导致的需求减少、采购方转换等变化而已。上述的“心理冲击”也只不过是将“风险溢价增大，企业会相应调整设备投资”的因素加入考虑。这种程度的经济模式能很好地捕捉到贸易战争带来的不良影响吗?

近年来，由于火灾、地震、水灾导致某些原料和产品工厂停止作业后，供应链的下游 多次受到跨越国境的影响。如果上游有其他企业难以代替生产的“唯一”素材和零部件 的话，整个供应链就会像台球式撞击事故一样缩短或停止作业......上述的GTAP模型，尚未能反映出这般的现实情况。10%~25%的关税虽然没有达到“禁止”的贸易压制效 果，但对在自由贸易体制下成长的全球供应链再进一步施加压力是很危险的。

最重要的是，当今的世界经济情形本就不太乐观:1 美元的利率上升及流动性回收 导致世界经济不稳定;2 担负着世界经济增长的三分之一的中国经济有减速的危险;3 混杂着中美贸易战争;4 美国在加拿大、墨西哥、日本和韩国也在逐渐扩大贸易保护 主义的阴影......

正因如此，在像“佐罗眼”这样的坏材料齐全的情况下，如果金融市场发生异常，那么“紧急的日元升值”也会来临。在这种模式下，无法推测金融市场的异常变化(例如股票市场的暴跌和外汇市场的暴跌)及其影响，因此以这种局限的估计为基础，且只以“贸易 战争对经济的影响”来谈论乐观的预测是毫无意义的。

2.2 特朗普总统所发起的贸易战争的双重性格

特朗普政权究竟基于什么原因发动了这场贸易战争?笔者于2018年9月在华盛顿有机会与美国的有识之士交换了意见。据悉，美国的政策圈子(policycircle)以超党派支 持特朗普政权对中国进行顽强的应对。但是，这种“超党派”，与其说是特朗普执政党的 共和党和在野党的民主党一致，不如说是似是而非的“大杂烩”。

分类的话，给人以“冷战派”“自由贸易派”“反贸易派”等混杂在一起的印象。

【冷战派】

主要顾虑:挑战美国霸权的中国崛起。成员:重视保持美国霸权和安全保障的群体。

【自由贸易派】

主要顾虑:中国的贸易扭曲性行为。成员:商务界、贸易政策专家。

【反贸易派】

主要顾虑:失业、贸易赤字和全球化。成员:彼得·纳瓦罗和伯尼·桑德斯及其支持者。

冷战派和自由贸易派支持自由贸易体制，在无端指责“中国的盗取知识产权、强制技术转移、贸易扭曲性产业政策”等问题上立场相似。传统的主流应该是这两派中的任意一方占上风。

相反，反贸易派从一开始就否定了自由贸易体制。他们将双边贸易赤字看作问题，认为对美国持有巨额贸易盈余的国家正在经济上榨取美国。因此，反贸易派认为，不仅是中国，“即使是同盟国，对美有大幅度贸易盈余的国家也有同样的罪行。”因此他们急迫地要进行NAFTA 的修改，对日本也迫切要求自主管制汽车出口 。

相反，冷战派和自由贸易派都认为“应该与同盟国携手并将国际社会的压力集中到中国”，因此认为将连应该共同战斗的同盟国也视作敌人的做法是非常愚蠢的。

另外，如果站在反贸易派的立场上，企业为了逃避对中国的制裁而向第三国转移生 产的话，将其视作“迂回出口”，因此应该根据对中国的制裁规定，对来自第三国的进口也予以限制。对于认为“进口是恶”的反贸易派来说，这样做是合乎逻辑的结论，但是，如果对这一主张进行正面讨论的话，商务界就越来越无路可走了。

在美国，以上这些似是而非的想法混杂在一起，给人留下了支持特朗普对华强硬路线的印象。笔者预感今后特朗普会根据当时的局势，对各种想法“方便的”部分进行随心所欲的吞噬。

最初，特朗普政权高官很有自信地表示“美中互相进口量有很大差异(所以美国在彼此的贸易制裁竞赛上很有优势)”，因此笔者感到特朗普也许认为“这次贸易战争中美国将会轻而易举获胜”。如果他真的是这么想的话，那肯定是大错特错。

中国有“彻底抗战”的传统，认为“屈服于外国威胁的人是卖国贼”。假如中国政府对“像被特朗普政权拿枪指着脑袋”似的威胁进行妥协，那么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民众信任也容易崩溃。对于中国来说，这不是经济得失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所以不能只看经济上的得失而轻易妥协。

但是，当笔者在2018年9月前往华盛顿，向当地的有识之士们询问“特朗普政权是否认为美国很容易在贸易战中取胜”时，得到了意外的回答。这些有识之士表示，(特朗普政权)即使当初有那样的想法，最近也改变了。美国贸易代表部(USTR)代表莱特希泽 和总统助理纳瓦罗(贸易和制造业政策负责人)认为“中国不投降也没问题”，将会用制裁 措施割断(decouple)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发达起来的交易渠道(供应网)，并把制造业召回美国。

2.3 反贸易派的问题

这种反贸易派的想法存在如下重大问题。

(1)用制裁措施割断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发达起来的交易渠道(供应网)，把制造业召回美国的想法是忘记了80年前世界走上了保护主义的步伐，导致贸易缩小，最终导致第 二次世界大战惨剧的教训。

(2)实际上，对中国和美国之间发达的交易渠道(供应网)采取制裁措施，也不能将制 造业召回美国，而只会以损害美国的消费者和美国企业的利益而告终。

这种想法原本就缺乏对现代全球供应链的理解。例如，美国零售巨头沃尔玛在中国 采购的衣服和杂货，也不能“因为关税上涨”就简单地把采购目的地改为越南。近来，那 些没有完善好环境保护和劳动人权保护的认证的工厂的产品是无法被采购的。也有由于采购批次太大而无法接受、无法搬运等问题。

如果关税被提高的话，沃尔玛或会遭遇中国生产的商品一起涨价(关税提高为25%的话零售会提高10%左右?)，或会导致许多商品从货架上消失。如果制裁征税长期化，企业将生产基地转移到中国以外地区的动向将会正式化，但是在驻华美国工商会议所日前对会员企业进行的问卷调查中，希望如特朗普所要求的“将生产召回美国”的企业仅为6%。

附加价值更高的高科技产品(例如智能手机)是什么情况?在供应链中，存在无法替代的独家供应商。如果脱离在中国华南和华东地区拓展开的供应链的话，应该会导致生产困难，但是特朗普政权似乎对这种情况毫不考虑。

在“召回工厂”作战之前，美国企业的内部(总部和中国现地法人间)的交易也是攻击对象。所以即使他们反对，反贸易派也认为把工厂召回美国是没问题的。

这样的关税措施无非是对美国人民和进入中国市场的美国企业进行增税，只会损害美国消费者和美国企业的利益。

这个想法还包含另一个重大的问题。即，以破坏现在进行的经济活动为目的的行为，与挥舞制裁手段逼迫对方让步的做法完全不同，是没有交涉的余地的。也就是说，这种行为如同恐怖分子的行为，是无法解决纷争的。

笔者为反贸易派主导了特朗普政权的贸易政策而感到愕然，再次向华盛顿的有识之士询问，“如果消费品大范围涨价，引起消费者的愤怒，不会对11月的中期选举和2020年的总统选举产生影响吗?”

但是，笔者得到的回答是认为“大幅度减税和放宽管制成功，美国经济状况极好，总体上认为特朗普的经济政策有助于美国”的选民很多。今后，即使消费品涨价，特朗普也会说，“即使短期内会比较痛苦，也请把它当作是为了召回美国就业的阵痛而忍耐吧”。这种说法目前在美国十分有说服力。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忍耐等待后工作机会并没有增加，物价却在上涨，可能不久就会有选民叛乱。”关键是，这种荒谬的政策，最后的结果或是特朗普撤回该政策，或是特朗普下台，但是要达到这样的结果还需要时间。

3. 如何思考对于中国的批判

反贸易派的想法过于荒唐，相信不久之后，美国经济受到伤害的现实就会愈加清晰，从而使得他们不得不撤退。

中美贸易战争发生后，中国朋友经常跟笔者说“希望听取过去日美贸易摩擦的经验”。过去日本也实行了产业政策，他们知道日本的产业政策也曾成为与欧美贸易摩擦 的争论点。关于这个问题，笔者想重起一章来讨论一下。

3.1 日本的经验——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日本经济

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产业非常强大。钢铁、家电、汽车、半导体等相继把欧美的同行逼入绝境。当时，通产省贸易行政的最大工作是，对欧美各国的出口给予“手下留情”，即“出口自主管制(Voluntary Export Restraint)”。

当时的通产省以推进“产业政策”而闻名。特别是，谋求特定产业振兴的“targeting (目标性产业振兴)”政策非常有名，汽车和半导体都被视为其产物。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不再实施targeting政策，也不再与他国发生巨大的贸易摩擦。变化的原因之一是，日本进入泡沫经济崩溃后“失去的十年”期，国力减退了。但是更大的理由是，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实现了对欧美发达国家(至少西欧各国)的追赶。

从战争灾难中复兴、追赶欧美各国，是政府和国民共同拥有的国家的目标，也是夙愿。1968 年，日本 GNP 位居世界第二。之后过了10多年，进入了20世纪80年代，国民在生活、技术能力、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切身感受到了日本的经济增长。当然，距离美国还很遥远，但是以日本的力量来赶超美国是不可能的笑话，日本能达到不逊色于西欧各国的富裕程度时，“追赶”任务就完成了。

在catchup达成后的日本，没有出现全体国民共有的明确的“国家目标”。战后达成大目标后，国民的目标也多样化了。我认为无论是从人类心理还是国家发展的轨迹来 看，这都是自然的趋势。

3.2 中国的情况

反过来，现在的中国又如何呢?最近中国“新经济”的发展趋势显著。特别是 AI(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据产业及EV (电动汽车)等产业的发展令人瞩目。与此同时，在自命为世界第一的美国，“输给中国”的不安感和警戒感不断高涨。人们开始提起“Spunik Shock再次出现”，就暗示了这一点。

“中国制造2025”是中国版的“targeting政策”。发表该政策时，美国尚不在意这个政 策，但现在则非常警惕，特朗普政权强烈要求修改该政策。这三年来，美国可能察觉到中国技术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

这样看来，现在的中国“新经济”与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经济非常相似。特别是在国家主导的振兴政策的推动下，对于中国是否会独占未来的重要产业领域这一点，欧美感到不安和反感，这些都与30年前的日本很相似。

但是，我想30年前的日本和今后的中国的道路会从这里分岔开来。

日本在得到“追赶西欧”的感觉后，就不再拥有明确的“国家目标”，也不再实行国家主导的产业政策了。但是，预计中国今后仍将提出国家目标，也不会停止国家主导的产业政策。

中国共产党提出“2049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此作为国家目标。在笔者看来 其含意是“赶上领先的美国，中国成为世界第一”。那样的话，在达成这个目标之前中国是无法停手的，targeting政策也预计会再继续30年吧。

从这里往前的道路日本也没有走过，但是假如日本进入了20世纪90年代也没停止“targeting政策”，在“失去的十年”里国力也没有减弱而继续赢下去的话，日本可能会被世界自由贸易体制孤立，被“开除”。

今后的中国会怎么样?由于其规模和影响力之大，中国是无法被世界经济孤立的。取而代之的是自由贸易体制的终结。以麻将为例，如果总是有一个人继续赢的话，剩下的三人就讨厌和他一起玩了。以竞技运动比赛为例，如果特定的选手和国家持续获胜，规则就会被修改。自由贸易一旦退潮大家都会受到损害。即使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世界也不会允许中国继续“独占全胜”吧。这是人类社会的潜规则。

让世界感到中国会继续“独占全胜”的一个理由是，虽然在中国民营企业在经济流量 方面的表现活跃(例如，税收的占比50%，GDP的占比60%，城市雇佣的占比80%等)，但在存量的财富资源方面，政府和国企占比太多，这也影响着当前的产业政策问题。土地价值不待言，上市企业的股票价值或银行贷款资源，绝大部分都是由政府或国企持有或占有。简言之，官方拿得过多了。为什么外国总是抱怨?因为中国的官方，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能够动员的经济力量，比其他国家大太多。所以才有说法认为，中国的企业补贴、研发补助等太多、不公平。

2017年秋天，笔者在读到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共产党大会报告时产生了 疑问:中国是否希望在达到国家目标的2050年之前，现行世界贸易体制也就是说“战略机遇期”会保持现状，继续下去。

这是不可能的。中国有继续产业政策的自由，但是世界也有改变和中国的交往方式 的自由。在这种情况下，自由贸易体制将会衰退。现在看到美国对中美贸易战争的强硬态度，给人的印象是加入 WTO后中国所重视的“战略机遇期”也即将结束。中国是否认 为即使自由贸易体制消亡也没有关系?之后该怎么办?已经做好准备了吗?

4. 为保护自由贸易体制，日本和中国能够做些什么

4.1 站在十字路口的自由贸易体制

现在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体制正站在十字路口。如“1.1贫富差距的扩大”一节所述，世界经济今后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大。这将进一步威胁自由贸易体制。美国主张保护本 国贸易的特朗普总统当选是这种世界经济趋势的结果，但这可能只是自由贸易体制的终结的开端。

特朗普总统对中国进行的25%的关税上调，从 WTO规则来看是不正当的，但是如“1.3全球化是错误的吗”一节中所述，与20世纪30年代贸易战争中关税的高度、贸易限制程度的大小相比，或许还算得上是稳健的一类。

但是，令人感到害怕的是，本应成为世界模范的美国违反规则，这一情况有可能传染 并蔓延到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许多发展中国家。世界迄今一直对非关税壁垒的贸易限制感到棘手，但是，如果失去了自由贸易的规范，可以任意提高关税和贸易的数量限制的话，世界贸易将受到重大影响。

4.2 自由贸易体制开始变质

不仅仅是特朗普总统的“美国第一”式的保护主义，在美国的政策精英中，对成为“战略竞争对手”的中国的政策应该严格化的意见占了多数。欧洲对来自中国的投资的警戒感也越来越高。在今后的世界中，以“无差别”原则和市场经济原理为基调的自由贸易体制退潮，“相互主义”和“安全保障”政策所主导的趋势不断高涨。

在这一点上，美国政府于2018年4月对ZTE(中兴通讯)公司进行了严厉的制裁，这成 了一个象征性的事件。如前所述，IT 就像 “零关税”所象征的自由贸易那样是最普及 的，因此，它是全球供应链最发达的行业。

这个制裁通过中美两国政府的交涉减轻了处罚，如果按照决定实施的话，与ZTE公 司交易的美、日、韩等的无辜零部件制造商也会遭受很大的损失吧。明明没有任何责任却突然遭到不可预测的损害，这种负面影响远比特朗普政权单方面的提高关税要大得多。

此外，中国也以该事件为契机，断定“依赖美国半导体是危险的”，表明将利用自主技 术开发国产半导体。依靠进口的产品供应如果产生了断绝的不安，贸易就会缩小......日本在2010年也遭遇了稀土供应的不安，曾经有过开拓替代产出国和开发替代技术的经验 。这也是对自由贸易的另一个坏影响。这样，IT可能会不再属于“自由贸易”，成为被难以预测的“安全保障”问题所左右的“高风险行业”。

值得期待的是，特朗普政权在中国进行的贸易战争太过极端了，这将给美国经济带 来巨大的危害(而另一方面其宣扬的好处却几乎没有)，特朗普政权也有可能为了避免自己遭受政治损害而不得不撤销战争。如此一来，可以期待“保护贸易主义还是不该按照前人所教导的政策”的常识会稍微恢复一些。

4.3 为了维护自由贸易体制，日本和中国能做些什么?

4.3.1 维护自由贸易体制的努力

拥有世界最大的经济规模，贸易量也是世界最大级的美国，将会逐个歪曲与加拿大、墨西哥、欧盟、中国、日本和其他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关系。如此做法的负面效果非常显著。

众所周知，日本用日美安保体制抵押了安全保障，是很难像中国那样在贸易战争中与美国正面对抗的国家。这样的日本如今在双边谈判中被特朗普政权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处在非常严峻的立场上，但为了保护自由贸易原则日本还是会作出最大的努力。

特朗普政权的保护贸易主义还有其他问题。那就是领导人的坏榜样，这有很大的可能性会传染给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

笔者在“1.4不要忘记80年前的教训”一节中提到，斯穆特·霍里法案导致美国的关税提高并蔓延至其他国家，由此产生了报复措施的连锁，使世界贸易急速缩小，并牵涉到 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特朗普政权的保护贸易主义不久也会引发反动而使得自我产生反省，但是到那时自由贸易的纪律一旦松弛，就更难恢复原状。

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必须尽可能继续努力保持自由贸易体制，防止贸易保护主义的传播。从这个观点出发，日本政府签订TPP11(CPTTP)、日EUEPA等，致力于大范围FTA的缔结是正确的方向。RCEP是亚洲的另一个广域FTA。这个FTA也应该尽早缔结，在这一点上如果能和中国合作的话，笔者觉得会非常好。如果RCEP缔结需要时间，日中韩FTA能够提前缔结的话，将其先行进行研究也是值得探讨的。

4.3.2 “WTO163”的探讨?

笔者预计在2019年，美国特朗普政权将向WTO发起挑战。特朗普政权以“安全保障”(美国贸易法第232条款)为由，提高钢铁和铝的关税，被认为违反了WTO规则，各国已经向WTO提出了诉讼。对中国提高关税(美国贸易法第301条)也被认为违反了WTO规则。因此，明年在WTO上将美国的保护贸易主义措施作为“违反WTO规则”的裁决很有可能持续下去。

此时，特朗普总统应该会在推特发文说“那么就退出WTO”。尤其是在中国的起诉获准的情况下，特朗普可能会提出“如果WTO认可中国的做法，并认为美国的做法是违法的，那么美国就退出WTO。成员国要么选择美国，要么选择中国。”

世界应该对美国退出世界贸易组织做出准备。另外，在美国不退出的情况下，美国也有可能阻止对美国不利的WTO的活动和决定。WTO强化了解决国家和国家贸易纠纷的职能，特别是WTO的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二审制，使其得以进行公平和专业的判断，这是WTO的特征。但是，从2016年开始，美国就阻止了随着担任上诉机构成员的任期到期而进行的新选举，这样下去，2019年12月，上诉机构就无法发挥功能了。

不仅无法在WTO上诉美国并获得胜诉，甚至连WTO解决第三国和第三国的争端的机能都停止了，这是极其不合理的。世界必须做好这个异常事态成为现实后的准备。

笔者认为剩下的163个国家，在美国回归之前，可以探讨比如由PCA(海牙的常设仲裁法院)暂时代替行使上诉机构机能的协议。日中两国在这一点上也应该与欧洲各国共同合作。

4.4 结语

以上是对于自由贸易体制的动摇和全球化潮流也开始逆流的状况进行的探讨。假设这是世界经济的长期、结构性变化所带来的不可抗力的潮流，那么从20世纪开始的自 由贸易体制将逐步迎来末日，人们只能被无法阻止这种趋势的观念所束缚。

但是，笔者相信，经过正反合的辩证法，世界经济有可能再次回到自由贸易体制。即使这个流程是无法改变的，也不要放弃保全自由贸易体制的努力。

希望中国朋友们理解，“自由贸易体制”并不像“不朽之大典”那样坚固不变，实际上它是脆弱的，如果不努力保全，它就会崩坏。在此基础上，希望与有志各国共同努力保全 自由贸易体制，希望那些对维持自由贸易体制所不利的行为能够得到改善。

(上海交通大学日本研究中心行政办公室副主任刘露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