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特·麦克马那斯 著 吴万伟 译

这是作者考察极权主义哲学家的著作和遗产的系列文章的第二篇。

在2019年元月末，我为期刊《柳条》（Quillette）写了第一篇文章“我们应该如何阅读极权主义哲学家？”我认为自由派无论是古典派还是平等主义者都能从后来逐渐与不自由的甚至极权主义运动联系起来的这些作家的著作中找到见解，无论这种联系是否公平。我考察的这四个作家是卢梭、马克思、尼采和海德格尔。虽然普遍的观点是，读者认可我在文章中对这些作家提出的宝贵观点的论述，但在总结各个作家的立场的时候过于仓促，结果就是文章缺乏深度，受到批评理所当然。为满足有些读者的愿望，我将对每个作家的宝贵思想做更详细和充分的描述。

在接下来几个月里，我将对每个思想家发表一篇文章，阐明他们做出的持久贡献。因为几千字的篇幅很难概括每位思想家的复杂立场的全貌，我提供的解释将受到高度的限制。每篇文章的开头都是对围绕作家的争议的简单讨论，解释为什么他的作品与极权主义运动联系起来。在分析了这些联系是否公平之后，将提出我认为自由派可能从作品中汲取的若干营养作为结论。 

围绕卢梭的争议

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这个变化到底是怎么产生的？我不知道。它的合理性何在？这是一个我认为我能回答的问题。

~让·雅各·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社会契约论》

正如我在第一篇文章中提到的那样，我们很难因为卢梭持续不断、变幻无常的立场而批评他。人们永远也不知道是遭遇苛刻的甚至清教徒式的让-雅各还是狂热的、多愁善感的卢梭；是日内瓦的启蒙捍卫者还是自由派个人主义的亲浪漫主义批评家；是主张自由和平等的革命捍卫者还是要求所有人都听从“公意”（General Will）的吓坏了的意识形态煽动者。这些困难的部分原因是卢梭在阐述其立场的时候缺乏系统性。他特别强调说，自己不是有系统思想的哲学家，他很可能嘲讽思想前后一致的人。卢梭总是决心要特立独行，有时候这似乎已经包括了他自己的著作（或者至少是对其思想的某些流行的解释。）另外一个困难与卢梭的文学功力有关，甚至恰恰是因为这个功力。与西方很多经典作家不同，卢梭是文笔了不起的大师。他那丰富的想象力和热烈的激情，恣意汪洋地倾泻在笔端，人们很容易受到他的感染，不是因为理性的对比而是因为强有力的想象和反对不公不义的艰巨斗争。这当然使得阅读卢梭一点儿都不觉得乏味无聊，但是，当我们试图进行冷静评价时可能产生问题。在此，历史是有用的指南，因为我们可以考察历史以便确定针对他的指控来自何方。

可以肯定，卢梭不是自由派启蒙运动毫不含糊的朋友。他的第一本主要政治作品，即获奖的论文“论艺术与科学”是对18世纪常见观点---更多理性将导致人类生活和道德行为的改善---的尖锐反驳。卢梭的观察后来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反文化人物，他认为自由派的文明常常是堕落的、见利忘义的，导致越来越明显的以自我为中心，人类共同体更深刻的团结和友爱遭到破坏。这个观点本身未必让他成为本质上的反自由派。从康德到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等许多自由派都逐渐接受这种担忧，他们开始寻求捍卫或者适应更丰富的、更少纯粹自我利益的自由主义来回应这种指控。当卢梭更明显地偏离自由派传统的古典形式时，后期作品中的这种修正就变得更具挑战性。

卢梭的《论不平等的起源》是《论艺术与科学》的续篇，从相对仁慈的文化批判领域转向更加激进的历史和政治经济领域。这个所谓的“第二论”有时候是滑稽的模仿，是在呼吁回归到前文明的原始时代，这与伏尔泰没有两样。不过，这种概括有失公平，因为根本不清楚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未来做矫正还是回归早已消失的过去。虽然如此，“第二论”的激进思想令人担忧。卢梭认为，人的天生善良习性因为私有财产的形成和不平等加剧而遭到破坏。我们曾经与他人和谐相处，感受到有益的、某种程度的自爱（amour soi-meme），但随着文明和不平等的加深，我们对相对贫困和低劣无用的感受也在加强。我们逐渐开始将自己和他人相比，不是依靠个人的成就而是我们在和别人相比时如何来衡量，逐渐形成了自我价值意识和自尊心（amour propre）。这破坏了我们的天生同情和为他人设身处地考虑的同感，从而更容易建立起剥削性的、不自由的政治制度，其中最腐败的人常常占据社会等级的最高位置。这显然具有革命性的隐含意义，强烈暗示如洛克等自由派捍卫的私有财产权以及伴随着这个权利的不平等或许是带来极大破坏性的祸害。

卢梭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是打破政自由派的代议制理论，主张用更加民主的政治制度来取代它。在《社会契约论》或者《政治权利原则》中，卢梭呼应了“第二论”的观点，观察到在君主制甚至拥有代议制的自由派社会中，很多个人仍然受到其他人的控制。在代议制政府体系中，公民常常被技术上的多数---甚至能够操纵投票制度的强有力的少数派---强迫接受他们并不赞同的法律。请考虑2016年美国大选的例子，民众中的少数派控制政府管理的三大分支，将其意志强加在拥有不同政治偏爱的多数人身上。在卢梭看来，这之所以错误不是因为某个群体不惜牺牲他人的利益实现了自己的愿望，而是因为人口中的庞大群体被迫认同他们没有选择或支持的法律。这实际上让他们变成了被他人意志操纵的对象。 

不幸的是，卢梭对代议制政府问题的解决办法并没有说服力，正如以赛亚·柏林指出的那样，它有时候打了亲极权主义一巴掌。因为任何民主管理体系，哪怕是直接民主也都必然涉及到一个群体---甚至超级多数---将意志强加在他人身上的情况，卢梭不得不承认，民众的真正意志甚至不是做出政治决策的所有个人意志的总合，而是仍然分散的。民众的真正意志因而是“公意”。这个公意到底是什么仍然非常神秘，但是，卢梭非常清楚地指出在某些意义上，它有超验性，比个别政治行动者的分散意志的总合更合理。遵从公意就是遵从人的真正欲望，如果理解正确，就就意味着卢梭的主张似乎没有矛盾，即让个人意志服从“公意”涉及一种更高程度的自由。通过邀请异议者遵从“公意”而“强迫”他们“自由”意味着，确保人人都真正赞同用来管理他们的法律。有趣的是，对这种公意的要求并不需要由民众或者他们的代表直接解释。如果直接民主导致混乱或者没有能力高效地执行公意，君主制或者贵族制将做这些，或许还更好些。

《社会契约论》是想象出来的作品，激励了一代又一代革命者，虽然我们不清楚卢梭对此会说些什么。在康德等评论者看来，卢梭击中了他没有能够正确表达的自由派某个重要观点。也就是说，如果这个政治体制要维持合法性，我们就必须持续不断地在管理我们的法律上有发言权。将法律强行加在不愿意的民众身上，哪怕是出于仁慈的理由，也违反自主性原则，无异于让民众变成奴隶。但是，其他人的确用更黑暗的方式解读卢梭。纳粹理论家卡尔·施密特在最著名的《宪法理论》中说，卢梭建立起代议制民主的伪装，提供了对能够通过推行社会和文化同质性而创造真正公意的强人的支持。令人好奇的有趣之处在于，虽然当今很多后现代保守派对平等充满敌意，但他们接近于求助于对卢梭的这些借喻的更黑暗解读。

结论：我们能从卢梭那里学到什么？

在《一个孤独的漫步者的遐思》中，卢梭写道：　 

从所有这些反思中我能得到的结论是，我从来没有真正适应社会生活，那里除了令人讨厌的义务和责任之外，什么都没有。我的独立个性总是让我不能屈服于这些限制，这是任何希望生活在人群中的人都必须接受的东西。只要我行动自由，我就很好，除了做好事什么也不做。但是，只要我感受到了必要性或人类社会的约束，我就变得叛逆或者桀骜不驯，我就无足轻重了。当我应该做我不想做的事，什么都不能强迫我去做，但我也不会去做我想做之事，因为我太软弱了。我搁置行动，因为我的软弱都在行动领域，我的力量都是消极性的，我的罪恶都是疏忽之罪（不做该做之事），很少是行动之罪（做了不该做的事）。我从来不相信人的自由在于做自己想做之事，而是从来不做违心之事。这才是我一直在寻求的和常常得到的自由，正是依靠这个自由，我让很多同代人出丑丢脸。

卢梭是杰出的思想家，对他辨认出的问题常常提出令人不舒服的或者怪异的解决办法。我认为，如果从整体上评价他的著作，即便考虑到有关“公意”的有影响的论证，说他是亲极权主义思想家的这种论证在很多方面并不公平。这是因为甚至这个论证里也包含我们能够辨认出来的实质性深刻见解，如果我们用不同方式来解读的话。在本文最后一节，我将提出三个要点，甚至自由派也能从他的著作中吸取营养，并在应用中取得良好效果。

首先，卢梭是第一个注意到技术和技术改善不是简单的中性的发展，能更好地让我们追求自己的目标。他在“论艺术与科学”中注意到，我们在解释这个世界和追求自己目标时使用的工具常常对我们的互动和偏爱产生改造性的影响。这常常发生在我们意识不到之时，因为我们已经参与到技术驱动下的世界的活动中，我们倾向于将其影响自然化，假定事情本该如此。在这个方面，从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到斯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等后来的很多思想家都追随他的脚步。虽然他们使用的规范性评价或许不同，或许不像卢梭那样恐惧技术，但他们都承认，他的关键见解是我们使用的工具和推理形式常常塑造我们的身份。尤其是现在，在基因工程塑造胚胎都可能的时代，对技术发展产生这样的反思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重要。　

第二，卢梭警告我们要关注代议制民主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割裂。在《社会契约论》中，他观察到，我们很多人相信我们在自由民主的社会里是充分自由的和不受胁迫的。但是，我们常常受制于仅仅得到公民中多数派支持的法律。甚至更糟糕的是，马丁·基林斯（Martin Gilens）认为，正如现代新自由主义社会常见的情况，是少数大公司的集合体。虽然他对代议制问题的解决办法是错误的，但卢梭正确地观察到这种理论和实践的割裂不可避免地导致政治紧张关系。在理论上将我们置于立法者的地位，在实践中则高度不平等和具有强制性。事实上，因为全世界那些以民粹主义者宣称真正代表人民的“公意”为先驱的不自由民主的出现，我们正在经历没有足够严肃地对待他的深刻见解的后果。忽略卢梭更仁慈的教训，我们或许不知不觉地落入暗流冲击的困境，它可能比他的著作更加黑暗。

最后，卢梭吸引人们注意到，我们的自我价值意识和身份认同是如何依靠我们与他人的比较的。这在平等光谱的两个极端都是真实的。更多经济学家如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论证，在他更庸俗的时刻是理性行动者不需要关心别人究竟怎样做。因此，在理性的经济行动者看来，猖獗的不平等是能够忍受的，只要他们个人比从前的日子更好些。理性行动者不将自己与加州高级住宅密集的区马里布（Malibu）的亿万富翁阶级相比，只要改善自己的命运即可。他的自我价值意识源自他在改善自己生活的道路上能够走多远。这样纯粹的自我利益行动者的社会是否值得向往，不是我在本文中要回答的问题。无论好坏，我认为，现在变得越来越清楚的是，卢梭的对身份认同和自我价值意识的比较理解可能更符合实际。在认识我们在做什么时，我们很多人的确不仅仅观察个人的生活，而且将个人与周围人之进行对比，或者与我们接触到的其他类型的生活方式进行对比。这产生了非常明显的后果，因为这意味着个人逐渐认为不公平或者不合理的巨大不平等将削弱我们的身份认同和自身价值。在这个光谱的对立一极，有些个人受到实现财富最大化的驱动，他们占有了对他们来说很少有实际使用价值的财富。正如伊恩·夏皮罗（Ian Shapiro）观察到的那样，上层社会的财富积累更少与人们能购买的东西的经济合理性关切有关，因为在你挣了十亿美元之后，你不能得到的东西----更多与财富积累联系起来的自尊和自我价值意识有关。这些要点证明了卢梭有关不平等的深刻见解具有持久的相关意义。

译自：Why We Should Read Rousseau by Matt McManus

https://quillette.com/2019/03/02/why-we-should-read-roussea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