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 • 莱塞克 著 吴万伟 译

我来研究哲学，心中有话忍不住要说。在前来的路上，想法发生了改变。不是我停止说话了，或者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停止写作了，而是情绪变了，关键是音调的高度不同了。我逐渐感受到应该承担起责任。不是对自己还是我认识的其他人而是对更广泛的大众，某种开放性的，不确定的“你”。“你要对自己负责”变成了“要认识你自己。”

人们如何确认散文中的关键变化？如果哲学在一定程度上注定要让人感受到是可回答的，难道它不应该让人觉得就像在读书信吗？“亲爱的你，这是我当下的立场，你的忠诚的，我。”人们敢于思考，解释思考的内容，等待回答，只是为了再次开始：“亲爱的你，感谢你的回应。自从我收到你的信后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很少）。”

在我看来，至少哲学作品朝着书信的方向走似乎是正确的。或许仍然是个牛氓，但是也可以通过蜇人而发挥作用，这样做或许很脆弱，甚至对他人来说也是如此。但是，哲学在多大程度上有书信的感觉呢？当我们进行哲学思考的时候，我们意识到对话者的存在吗？意识到他们发觉我们的处情吗？不知来自何处的视角多多少少从认识论溜走了。我们知道我们知道具体的特定场景。但是，哲学作品跟上节奏，并开发一种在思考时需要考虑的感觉：我该怎么写？

调查一下哲学史，情节变得越来越浓厚了。哲学作品是差别很大的东西。有些作品以展示思想为优先选择，如论证说“真理”是要阐明信念和世界之间的工作机制。其他作品更喜欢发人深省的提问，正如有关友谊本质的对话在得出友谊的定义之前就结束了。如果我们想要定义，就需要提出自己的定义，或者思考缺乏这种定义意味着什么。还有一些文本提供说明问题的例子，如西蒙 • 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在《第二性》（1949）中证明自己是家长制坚持认定的理智代理人，但她不是。通过抗拒她的历史命运，她向我们显示历史命运是多么不公平，是多么错误。她向我们显示家长制一直对我们隐藏了什么东西。

体裁考虑强化了哲学作品的组织结构应该是什么样子的问题：对话、专著、格言、随笔、专业论文、专著、片段、自传。如果人们的情感更有包容性，那么，书信、宣言书、采访记等也都有可能被纳入进来。但是，任何一种体裁都不是充分确定的，因此需要考虑逻辑修辞操作：演绎推理（modus ponens）、讽刺、超验论证、寓言故事、形象、类比、例子、语录、翻译、甚至声音、特定的存在方式、或者针对读者的特定方式等。在我们回答以什么方式写作的时候，所有这些都可以考虑进去。

有关当哲学家担心读者看不懂或者想让更多读者明白其意思的时候，写作的问题就产生了。但是，我列举的可能性直接与思想本身有关。写作产生发现，体裁产生影响但并不是简单地转移思想；逻辑修辞操作也是如此。弗朗西斯 • 培根（Francis Bacon）喜欢使用格言、警句，因为它让人的观察从繁琐的经院哲学习惯中解脱出来，专业性的论文则尊从通用语（lingua franca）规范。专题论文穷尽某个话题上可能说过的所有内容，从各个方面看待这个视角---而随笔则接受其片面性，只是检验其与特定话题如友谊、女性性行为甚至对电影的强烈偏爱的影响力等。当写作成为问题时，值得考虑的就不仅仅是拓展影响力范围了。

这里就是开端。我的思想如何在这个体裁和这些逻辑修辞操作中展开？格言警句、随笔、专业论文、或者书信往来将把我们带往何处？例子、开放性的分歧、语录、辛苦的翻译、或者讽刺会如何？那是吃惊和移位等有名的隐喻。但是，当人们转向讽刺家的时候，很多讽刺至少为自我保存提供了方便。在作者的意思或清晰或隐蔽相对来说确定了的时候，如果读者遭遇某些隐含的意义，感到吃惊的是他。（因此，我纳闷：是什么让讽刺保持安全性的？）

按照依曼努尔 • 康德（Immanuel Kant）的说法，有关采取行动的可能性的问题不能依靠批判来回答，批判质疑判断和操作概念的性质，寻求可能指导其使用的法则。写作场合是证明哲学与语言的关系过于亲密难以扮演行动的驾车手这种角色的证据。写作是一场赌博，诚实看待的话，你就必须面对意料之外的后果。

坐在桌前，面对一张白纸，你可能询问：这将与听众建立什么样的关系？辩论者寻找改变信仰者而不仅仅是对话者，以牺牲发现为代价。即使避免了公然辩论，有些将对手系统化而不是公开、认真读懂他们的意思，因而向改变信仰者宣扬其观点，似乎人家是失足的人。

不愿意依据教条行动，人们可能更喜欢不惜牺牲教义而提出挑衅性问题的人，有人认为柏拉图所做的正是如此。但是，任何挑衅都有自己的承诺，从一开始就走向刺激读者的目标。苏格拉底是一种对话者，盖乌斯 • 莱利乌斯（Gaius Laelius）是另外一种。那是因为柏拉图和西塞罗以不同的方式走近教育、灵魂和他们各自的国家。挑衅和教义（形式与内容）的严格区分因而是站不住脚的。

其他操作也让听众行动参与进来。案例让读者回顾提供的是什么，如果出现意义分歧，也能做成某些事情。（当作者从来不暂停一下去想想不同意见，我感觉到幽闭恐怖症的迹象，就会打开窗户。）如果人们开始承认听众多种多样， 其他习惯就变得显著了。回顾我引用的东西，我知道我写出的东西暗示“仅限于白人”或者“未必适用于妇女”。

但是，文本和读者并不是在真空中见面的。因此，我感到纳闷：人们如何也能谈论盛行的语境力量，从民族主义到白人优越论到高等教育商业化？我们忍不住设想没有脚注的文本，似乎它们是装饰品。但是在急于回避知识的严谨性和我们对真理的感觉缺乏历史性的时代，为什么不强调一种思想受到挑战的历史，哪怕仅仅是为了坚持：思想是作品，结果很脆弱，可能存在不同意见。清晰性产生另外的问题，是对哲学的特别挑战，并不会得到实验的背书。相反，其结果是在呈现时获得或丢失的。而且，哲学结论如果脱离了导致这个结论的道路，就无法维持其哲学性了。祈祷时说“上帝存在”是一回事，在证据的结尾说“上帝存在”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常常要求专家分享他们的结果，却并不要求他们展示论证过程。但是，显示人的作品就是哲学活动。人们能这样做并影响学界之外的人吗？

任何一个读过柏拉图的读者都知道苏格拉底通过举例子塑造的哲学形象，从他向对话者提问的方式到他提醒人们意识到哲学研究需要勇气。对话本身也是如此---它给哲学一种研究模式。但是，每个文本都在宣示：这也是哲学。人的作品的整体特征因此值得仔细考察。它是慷慨陈述还是匆忙完成的？它是撕开对手的防御，寻找微妙的破绽后，赢得了“因此”还是求助于本能上看似合理的东西吗？它承认可能听众的整体范围还是仅限于狭隘的志同道合者的小圈子？它挑战最初的起点还是用学术套话和大规模的笼统阐述隐藏其投机取巧的伎俩？

请看我选自路德维希 • 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线索，我要说：在写作的时候，哲学不再知道方向了。它的确知道的是---专业论文和专著---得到一致性的背书而不是哲学反思或承诺。未必全都这样。很多通过案例引导到其他地方了。但是在总体上，在当今雄心勃勃的哲学背景下，当前的思考和作者的生活仍然是未经审视的生活。

考察体裁和逻辑修辞操作的花园，我提出了四个寻找自身定位的问题。我的思想如何沿着这些线路展开？它们与形形色色的听众建立什么联系？我的讲话能够探索我们众多生活的河流，如果用沃尔特 • 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话说“等同于时代”吗？最后，在哲学的名义下，我的文本举例证明什么？我提供了发人深省的形象吗？“亲爱的你，这是我当下的立场，你的忠诚的，我。”

作者简介：

约翰 • 莱塞克（John Lysaker），亚特兰大埃默里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最新著作《哲学、写作和思想特征》（2018），目前住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

译自：Philosophical writing should read like a letter By John Lysaker

https://aeon.co/ideas/philosophical-writing-should-read-like-a-letter-written-to-oneself